我在新著《精英的阶梯：美国教育观察》中曾介绍，美国一位成功的CEO曾经告诫说：在高层次的生意场，你最好把周围的人都看做是抱有社会理想来打义工的人，而不是要赚钱的买卖人。这样你才能够找到和生意伙伴乃至同事的共同语言，才进得了圈子。巴菲特和盖茨这次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慈善事业合资，恰恰说明了这一点。他们的伙伴关系，是建立在十几年分享共同的社会理想的基础上。盖茨这次透露，巴菲特一年半以前就谈起捐赠的事情。更有意思的事，在巴菲特宣布其捐赠的10天前，盖茨宣布将淡出微软，集中全部精力经营自己的基金会。媒体纷纷猜测，这是巴菲特把自己的钱放进来的先决条件，否则不可能有这样的巧合。总之，这一前一后的宣言，都表明了两个人坚决放弃个人财产，全身心服务于社会公益的承诺。第39节：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1)　　巴菲特的这次捐赠，活生生地体现了美国慈善事业的理性精神和道义原则：富翁并不把在法律上的正当所得看做自己的财产。这一财产是属于社会的。他们不过是这笔财产的信托人而已。所以，慈善捐赠是拿着属于社会的钱为社会的利益而投资。不为社会看管好这笔钱是渎职；拿这比钱来沽名钓誉是犯罪。　　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　　世界第二大富翁巴菲特不久前把自己财产的大部分（共310亿美元之巨）捐给了世界第一大富翁比尔·盖茨和其夫人的基金会。这不仅是人类慈善事业史的新篇章，也是市场经济中最大的赢家对造就了自己成功的制度的一次深刻的反省。目前中国正在走向市场经济，在这一市场经济中最先崛起的富人，也很快将面临如何处置自己的遗产的问题。在这个关口上，巴菲特的大手笔就更值得我们反省。　　巴菲特捐款的直接意义有两点：第一，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慈善捐赠。310亿美元的巨资，远远超过了美国最著名的慈善家卡耐基（以2006年的美元价值计共捐赠了41亿）和洛克菲勒（以2006年美元价值计捐赠了76亿）的捐助。第二，这笔钱，完全可以用来自己成立一个最大的基金会，超过现有300亿资产的盖茨基金会，或者建一个巴菲特大学，使自己名垂青史。但是，巴菲特连名字也不要，一定要把钱交给能够最有效率地服务社会的人。这个人就是在捐赠10天前宣布将淡出微软集中精力经营慈善事业的盖茨。　　不过，人们容易忽视的是一个更深刻的问题：无论巴菲特也好，还是盖茨也好，都是市场经济的最大赢家。他们一个把家产如数捐出，一个退出企业，准备专心于慈善事业，说明了他们对市场经济的局限性的认识。世界上没有比他们更懂得市场经济的魔力的人了。如果他们也看到了市场经济的问题，就更值得我们这些段位一般的普通人对市场三思。　　这里必须指出，这两位人类首富，并非对市场经济丧失了信心。相反，他们都认为市场经济是人类最有效率的制度。他们正是靠着驾驭这样的制度赢得了自己的财富。但是，他们也认识到，再伟大的制度也有局限。这种局限必须靠人的道德力量来超越。　　具体而言，市场经济效率优先，因而是一种赢家的游戏。巴菲特直言不讳地说，市场无法解决穷人的问题。要解决穷人的问题，就必须靠市场经济中的赢家的道德自觉。这一点，是巴菲特和盖茨最大的一个共同之处。15年前，盖茨在母亲的督促下见巴菲特。当时他一百个不愿意：见他有什么用？还不是谈些枯燥的金融问题。但是，大家一见如故，维持了十几年的忘年之交。其中最关键的结合点，就在于大家关心的是钱以外的事情。巴菲特给了盖茨一本世界贫困问题的报告，盖茨后来为此成立了世界最大的基金会。另外，两个人都对继承的财富异常反感。巴菲特干脆嘲笑富家子弟是“幸运的精子俱乐部”成员。如果他们这样的人不把财产捐出，而是交给自己的“幸运精子”，那么美国就会变成一个由经济贵族所统治的社会，偏离他们心中英才主义（meritocracy）和自由竞争的社会理想。　　可见，巴菲特的行为，揭示了市场经济需要道德基础。离开了这个基础，市场经济就将腐蚀其所生长的社会的基石。这与中国社会所通行的（也是为主流经济学家们所宣扬的）市场经济的理念大异其趣。　　我们所理解的市场经济，实际上是一种非道德化的中性制度：只要一个人在市场中合法赚了钱，并且依法纳税，那么就不仅增进了自己的利益，也增进了全社会的利益。他在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义务。这种市场经济的观念，来源于以法国为核心的欧洲启蒙主义的理性思潮：追求快乐和私利，是一个人最基本的本能。一个理性的制度，是要把这种对个人快乐和私利的追求，转化成自动对社会也有好处的行为。这样大家都可以放心追求快乐，用不着操心太多道德问题。比如，富人买豪宅，穷奢极欲，不仅没有什么不好，反而是造福社会。因为他们一掷千金时缴纳的税金，可以用来给穷人盖房，或发放救济。市场有其天然的合理性，一切都由“看不见的手”管着，用不着看得见的道德信条。第40节：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2)　　这套法国启蒙主义精神，自五四以来席卷中国知识界，并且在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和反传统的运动中又卷土重来。其中80年代启蒙思潮的一个最重要的主题，就是反道德主义，即认为中国文化最大的弱点，就是道德过剩，理性不足，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　　可惜，这只是对启蒙主义最狭隘的理解。那种创造一个理性的制度，使追求私利的人能够自动造福于全社会的理想，充满了天真的乌托邦情怀。这样的乌托邦主义，恰恰是20世纪专制主义的思想根源。与此相对，自由市场的正宗，是在盎格鲁撒克逊的启蒙主义传统中成长。这种启蒙主义，核心不是理性，而是道德。　　比如市场经济的祖师爷亚当·斯密就是这一传统的核心人物之一。只是他的理论频频被后人用法国启蒙主义的理性精神来解释，所以影响最大，被误解得也最多。人们想当然地认为，他的所谓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就是在“看不见的手”的控制下，尽情地为个人利益而竞争。这样，个人获得的利益越大，社会的收益也越大。市场经济的道德，是其背后那种让个人和社会共赢的理性，而不是让个人在市场上接受伦理的约束。　　这种信念，其实和我们计划经济中那种只拉车不看路的螺丝钉精神有非常大的神似：个人要在自己的岗位上闪闪发光，干好本职；掌握更宏观的目标的责任，要交给一个更高的，更“科学的”权威。其实，亚当·斯密不仅是位经济学家，更是位道德学家。除了《国富论》外，他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是《道德情操论》。他之所以鼓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一个基本的预设就是个人有强烈的道德关怀和约束，会利用自己的自由追求社会公益，所以才用不着国家来插手。他明确批评那种人人为己的自由竞争是放纵和有害的。　　美国的历史，也多少证明了斯密的判断。众所周知，美国拥有最自由放任的经济，也有着最发达的慈善事业。两者相辅相成。美国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末出现了两次创造财富的高峰，也同时出现了两次慈善事业的高峰。前一次的代表是卡耐基和洛克菲勒，后一次的代表就是巴菲特和盖茨。美国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之所以能够维持，一大原因就在于这些市场经济中最大的赢家，能够主动根据自己的道德情操重新分配财富，使政府权力的介入成为不必要的。如果这些成功的人不自行重新分配财富，而是通过财产继承创造一个世袭的经济贵族，那么老百姓就可能通过选票要求政府重新分配财富。　　主流经济学家们主张政府退出经济领域，这本身并没有错。但是，他们所不愿意面对的是另外一个问题：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需要道德的基础。财富具有责任，具有品格。中国的富人如果放弃自己的社会责任和道德承担，自由放任的经济制度就不可能在中国成功。　　房地产不是暴利产业　　以声称“房地产是暴利产业”而闻名的任志强，最近又提出一种理论：房价暴涨的一大责任，“是政府放弃了解决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责任”。“要想解决市场中的问题，就必须先剥离非市场的因素”，也就是“用社会保障性住房将中低收入家庭从市场化的商品房中剥离”。　　这样的方案，从一个赚取房地产暴利的人口中讲出来毫不奇怪。任先生大概不想继续当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所以提出国家要用“社会保障性住房”解决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以此堵住大家的嘴。将中低收入的家庭和个人从房地产市场中剥离后，像他这样的商人，就可以大大方方、专心致志地为富人盖房，赚取暴利了。　　这种左右逢源，自我服务的说法，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原则。第一，大多数中国人属于中低收入阶层。把他们的住房从市场中剥离，推入社会保障系统，等于把房地产的大部分客户推回计划经济。这是一种倒退。历史证明，计划经济在解决老百姓生计问题上，一直表现不佳。计划经济就是短缺经济。越计划越短缺。住房也不会例外。第二，房地产涉及老百姓的日用起居，本应该属于平民经济。专为富人服务的房地产业是中世纪经济，而非现代经济。稍微读读世界经济史就知道，古代和中世纪也有贸易，但大多囿于贵族经济，如丝绸之路等等，主要运送的还是上层社会的奢侈品。这种富人经济，会给投身于其中的商人带来巨大财富，但整个社会得益有限。只有到了资本主义崛起，商人把一般平民百姓当做赚钱对象时，大批量生产的工业化才把人类带入现代社会。在这个意义上，任志强提倡的是中世纪经济，不是现代的商品经济。这种经济可以使几个房地产商成为巨富，但会使社会陷于中世纪的停滞。第41节：房地产不是暴利产业　　一个经营老百姓日用起居的产品，却不懂得如何从大多数中低收入阶层手中赚钱的商人，根本没有资格在现代经济中生存。一个无法把中低收入阶层的需要纳入市场秩序的社会，也不是一个现代社会。房地产是一个大众市场，不是小众市场，更不是富人市场。老百姓应该有自由和能力在市场上购买适合自己需要的住房。　　那么，如何打造一个房地产的大众市场呢？一是要给老百姓基本的购买力；二是要限制房地产的暴利。老百姓缺乏购买力的一个原因，是没有地权。大家即使买了房子，也是有房权而无地权。房子是自己的，地是国家的。一说拆迁，只要补偿了房子，国家就能请你走人。你保不住地，补偿你的房子可以坐落在便宜得多的地上。等这块新的地价涨了，你可能又被请到更便宜的地上。许多世代居住在地价极高的棚户区的小民百姓，本来可以借经济起飞的光，靠卖了旧房子而获得房地产市场上的购买力。但他们的权利被剥夺了。他们被廉价安置，排挤出房地产市场，使拆迁征地成了暴利产业。　　要建立健康的房地产市场，就要还权于民，让老百姓分享拆迁征地的暴利。在农村，要给农民土地所有权。农民自己决定农地是卖还是不卖。城市居民一下子分得土地所有权也许不现实。但国家应该从拆迁征地的暴利中拿出钱来，以货币形式支付市民被剥夺的土地所有权。比如，一个三口之家，在第一次购房时，能够获得一次性的购房券，价值几十万金额。他们可以以此作为购房的一部分金额。房地产商可以把收到的购房券从有关部门兑换成货币。　　另一方面，房地产商不能只盯着富人。他们必须为中低收入的家庭服务。这就需要国家制定相应的政策。比如，任何房地产商，只有盖了100套平民房后，才可以盖一套豪宅。具体规格应该根据地区的不同而设计。这样，房地产商就必须热心经营平民市场，否则根本没有盖豪宅的资格。　　我一向主张政府在经济中扮演最小的角色。这种对房地产市场的管理，就是政府扮演的最小角色之一。我们要市场经济，但任何健康的市场运作，都无法离开公共权力的监督。一些涉及公众基本的日用起居的产品，就更是如此。比如城市的水电煤气的供应，几乎都是由很少几家公司提供。没有公共监督，这些公司就会想收多少钱收多少钱，公众没有讨价还价的能力。所以，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制定了一系列政策，让公共权力参与对市场的管理。比如最近油价飞涨，虽然石油公司有许多家在那里“自由竞争”，但政府还是会介入。一旦发现有谁赚了“暴利”，国会就可能开听证会。而在我们这里，竟有人公开鼓吹“暴利”。这分明是一种掠夺性的畸形市场经济。　　政府介入市场管理，需要坚持两个原则。第一，行使公共权力要对大家一视同仁，不得有歧视。比如盖100套平民房后才能盖一栋豪宅这样的规矩，必须对国营，民营，和外企同样适用。一有任何例外，就会扭曲市场上公平竞争的平台。第二，政府管理市场，不能为自己谋取财政收入。这样才能站在河边不湿鞋，不以行政权力操纵经济。　　我相信，这样的规则一旦制定，市场上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供应就会增大，抑制价格的上涨。供应大了，大家就会在质量，式样，价格等方面进行选择，房地产商也会好好经营这种便宜的房子。因为房子不管怎么便宜，100套不是个小数，谁也赔不起。房地产商们因此会对中低收入的家庭谦卑一些，倾听这些消费者的呼声，揣摩他们的需要。小老百姓的日子，也会越过越好。　　我们怎能听任任志强得势　　任志强号称是讲“真话”的人。在这个充满假话的时代，一讲“真话”，或者号称讲“真话”，就立即演成了媒体秀，各大报刊无不给足了篇幅让他说够，而且，对他的“真话”，不管中听不中听，大家也想不起反驳来了。然而，“真话”不是真理，特别是对那些污辱人的“真话”，社会和媒体都应该发出抗议。第42节：我们怎能听任任志强得势　　任志强对穷人的蔑视是有名的，而且从不屑于掩盖。讲起理由来，还义正词严。他说他到30年前插队的那个“全国最贫困的村”，拉了60个人到北京打工；人家那里年收入400元，他一个月给300元，管吃管住管工作制服，到顺义别墅区当服务员、保安，不到两个月都跑光了，“宁愿回去受穷”。所以他再不给这些人捐钱了。　　在任志强看来，放着10倍的钱不赚，就是不可理喻。这些穷人简直就是劣等人。这样的话，从一个经营国有资产一年挣几百万的高干子弟嘴里说出来，并不奇怪。我也算个走南闯北、喝过点墨水的。大概即使以任志强的标准，也不该算个劣等人吧。我不敢说理解这些穷人为什么不留在北京“赚钱”，但对他们走掉却并不会让我吃惊。换我在那个位置上，说不定也会走掉。　　在全国最穷的地方一年拿400元确实可怜，但那里毕竟是家，而且生活费用非常低。从这样的穷乡僻壤一下子到了全国最贵最大的都市，先不说实际收入的增长远不如数字显示的那么大，这种变化对一个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家的农民的心理震撼，腰缠万贯的任志强怕是无法体会的。更何况，人家在家里穷，毕竟大家都穷，相处还算平等。到了北京，在别墅区当服务员、保安，伺候最富的人。以中国富人这种任志强式的素质，每天能见什么脸可想而知。这些穷人怕是一下子就会感到自己有多贱。　　人不管多穷，都有基本的尊严。嗟来之食，食之无味。为什么就不能跑掉呢？　　我一些在城里的朋友雇保姆，常常就出现这样的问题。他们从穷地方请个人来，做几天就走了。我说你多给几个钱不行吗？对方常说：“她在家什么也挣不到，我已经给了不少了，本来是想帮帮她，可人家还不领情。”这么说的人，一不算算北京和贫困地区生活费用的差距，二不想想人家长期离家到一个举目无亲的大都市，在精神和感情上付出了什么代价。我妻子1981年从绍兴考到复旦，第一次到老师家做客，上厕所平生第一次见到抽水马桶，一时竟不知那是方便的地方还是洗脚的盆子，问也不好启齿。她还是绍兴城里人，在上海还有亲戚。稍微有点同情心的人就能想象，一个从全国最穷的地方来的年轻人，一辈子就没有见过几辆车，头几个月见到北京的酒绿花红、车水马龙，恐怕马路都不敢过。北京对你任志强是天堂，对人家说不定就是地狱。拿着你的300元担惊受怕地过日子，真有那么幸福吗？　　一个百万富翁以这种口气讲穷人，在哪个国家能找到？去年《波士顿环球报》上登了一个故事。一个百万富翁，十几年前跑到波士顿附近剑桥地区最穷的小学，对着全校孩子和家长说：你们这些孩子只要读到高中毕业，上大学的一切费用我全包了。当时家长一听，眼泪不停地流，觉得自己的孩子赶上个大好人。可十几年过后，这些孩子大都过了大学毕业的年龄，大部分放着白给的钱不要，有的生了一大堆孩子，有的进了监狱，有的失业在家，就是不要上学。这个大富翁说什么？他觉得自己对社会理解太有限，要认真研究怎么有效地扶助这些人，同时继续在别的地方进行同样的捐助，直到找到一个好办法为止。　　到了哈佛这样的名校也是如此。最近几年，哈佛等几个精英大学开出巨额奖学金，吸引贫困生来。但效果一直不太理想。校方马上意识到，钱不是唯一的因素。毕竟这种学校的大部分学生是富家子弟。试想，一个贫困生，除了学生食堂，什么都吃不起，衣服不减价清仓就不敢买，而自己的同屋动不动买奢侈品、出入一些豪华场所，长期和这些人相处，心理难免有问题，许多人想想就不敢来。于是，这些学校请在校的贫困生给高中的优秀贫困生打电话，现身说法，让他们不要恐惧，同时还开设类似心理咨询的服务，帮助他们适应新的环境。　　英国作家Charles Reade曾经说：“播种一个思想，收获一个行动；播种一个行动，收获一个习惯；播种一个习惯，收获一个品格；播种一个品格，收获一个命运。”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社会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但是，在社会主流意识中播种什么样的思想来对待穷人，决定着一个社会的命运。任志强为我们的社会播种了一个错误的思想。媒体的沉默，就是媒体的失职。要知道，这还仅仅是他公开讲的话。他关起门来和几个百万富翁的哥们儿们怎么讲穷人，只有鬼知道。我的一位朋友一次坐在一位富人的车里，那富人指着在乱糟糟的街上游荡的民工恶狠狠地说：“这些没有用的人，都该被车撞死！”然而，正是这些“该被撞死的人”，创造了中国的经济奇迹，使大大小小的任志强们积累了财富。第43节：财阀学阀，欺行霸市　　我们怎能听任任志强的思想得势。　　财阀学阀，欺行霸市　　最近关于商品房交易是否应该公布成本的问题，房产大亨任志强和北师大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董藩一唱一和，演出了一场财阀学阀连手欺行霸市的闹剧。　　任志强先发表他的高论，说商品房定价无需公众监督，无需公布成本，开发商受法律保护，没有这个义务。董藩则更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竟然声称“强制公布商品房成本是在制造国耻”，因为这是“侵犯了企业的自主定价权”，而“商品房成本也不属于消费者知情权范围”。然后他特别用黑体字强调指出：“如果一些地方政府迫于舆论压力或在地方政府换届来临之际出于讨好舆论的需要，继续公布商品房成本，不仅会被西方主流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政治家和企业界所讥笑，成为一种国耻，严重损害国家形象，同时将成为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可悲的一幕——全世界都会怀疑我们是否在诚心建设市场经济体制！”哈哈，好一个“友邦惊诧论”！　　我没有买过房，不懂房地产；不过，住在董先生所谓的“西方主流发达国家”十几年，没骑过马也算见过马跑了。他们这些业内人士说得太离谱，外行人也很容易看出破绽。比如，在他们这样吵闹时，我所住的波士顿地区的一个镇正在准备起诉一个房地产开发公司，因为该公司在承建该镇的经济适用房时，夸大了成本，少报了利润。州里的法律规定，承建经济适用房的公司利润率最高为20%左右，但该公司通过虚报成本，获得的实际利润率达50%。此案如果属实，该公司将被迫退还巨额款项。　　当然，这属于经济适用房，和一般的商品房不同。商品房要不要公布成本呢？我没有经营过房地产公司，按说无权说话。可是，这样显而易见的事情，你生活在美国，不呆不傻，凭常识也能判断。比如，主要房地产公司都是上市公司，必须定期公布其经营特别是赢利情况。安然丑闻后，华尔街在这方面特别加强管理，企业的经营账目必须总裁签字，并对之负责，弄虚作假甚至会进监狱。一个房地产公司不公布成本，人家怎么知道你是亏是赚？还怎么买你的股票？像巴菲特这样的投资大师，就是靠分析企业的投入产出和经营效率发起来的。企业不公布成本，股市还怎么运转？　　为了核实情况，我特地打电话给一位朋友。他是某名校的经济学教授，美国财经界的新星。我问美国的房地产公司是否可以不公布成本，他什么还没有说就笑起来。在他看来，这是个不折不扣的笑话。他让我看看售房广告就明白了。大部分广告，都列出该房子的估价。这个估价，是由中立的有特别证书的专业评估员作出的。人家的估价，要考虑成本和市场等多方面的因素。你到银行贷款，银行会看这个估价决定是否给你钱。如果估价是五十万，你的买价高达一百万，银行恐怕不会贷款给你。理由是房子不值那个钱。如果银行贷给你九十万，万一你破产了，银行没收你的房子拍卖，最多能拿回五十万。谁会这么傻呢？另外，拥有住房要缴房地产税。缴多少就要看这个估价。你要是成本保密，人家怎么个估法？　　西方主流发达的国家，其经济运转乃至社会制度就是建立在这种市场的高度透明性上，否则根本无法运营。任志强说中国没有相关的法律，这没有什么奇怪，因为我们市场经济刚刚开始，还没有成为发达国家。没有相关的法律可以制定。政府要求开发商公布成本，就是一个进步，何来“国耻”之说？　　不提西方发达国家也罢，既然提了，我们就不妨设想一下像任志强和董藩这种人真到了健全的市场经济中的生存状态。任志强如此无知而且牛气冲天，居然能在中国的房地产界横行，这本身就是我们制度不健全的证据。比如，美国各地的检察总长都是民选的。任志强民愤如此之大，要选检察总长，肯定要向老百姓许诺清查他。事情一上法庭，十二个陪审员最终决定他的命运。除了张维迎、董藩这号人，你找出十二个不恨他的陪审员恐怕不那么容易。所以，在真正的市场经济中，你看不到哪个大款敢像任志强这样反复公开表达对弱势阶层的蔑视。他能以“直言”著称，大演“勇气秀”，并不说明他人品的正直，而是他占了老百姓没有权利的便宜，可以天不怕地不怕。至于董藩，连自由定价权和公布成本是两回事也搞不清，而且子虚乌有地造出“发达国家”的“事实”，说出如此无知的狂言。他对房地产懂多少呢？哪个学校会雇他当教授？我敢说，这两位在发达国家很难谋生。这也是人家为什么是发达国家的原因。第44节：民不可辱　　任志强和董藩，财阀与学阀勾结，垄断了经济权、话语权。这样的人横行，就是我们社会的危机。　　民不可辱　　我批评任志强和董藩两人关于商品房成本不可公布的理论后，两人几乎同时对我进行了联手反击。对此，我逐一进行了驳斥。不过，任志强的文章中，有一些离题言论。这种离题，并不仅仅是他语文功夫不到家，更是他对穷人的偏见难以掩饰，乃至不管讲什么，都会把这种偏见流露出来。可以说，任的言论，暴露了中国某些富人集体良知的阙失，值得认真剖析。　　以下就是任志强的话：　　“薛某人还有一篇文章是说中国的保安与餐厅的服务员是伺候人，因此农民工不应干此类活……在中国不知有多少人在从事保安和服务员的工作，这在中国是一种正当的职业，许多刚毕业的大学生都加入了这一行列。薛某人将保安与服务员工作称为伺候人的说法，只能贬低薛某人自己。我正是从餐厅的炊事员和服务员做起的，并且做了几年的时间。我从没有认为这段历史有什么不光彩，并认为这比我远离家乡，从大城市到农村插队生活要幸福的多，并且是自食其力的一种被社会所尊重的劳动。”　　这是典型的大款作平民秀。可惜，他为了自己作秀，却不惜曲解我文章的原意。我那篇文章，针对的是任志强所谓“有钱也不给穷人”的理论。他为了证明穷人劣等，举出一个例子，说他曾找当年插队的穷地方的农家子弟来他北京的公司作保安。他们在家乡一年挣400，他这里一个月就给300。可是，来了以后，很快跑得一个不剩。所以他的结论是，穷人穷是活该，他们没有出息，给了机会也不要。　　我很奇怪他讲这些话是如此理直气壮。这么多人都跑了，而且是一个不剩，是大家都有负于他一个人，还是他一个人有负于大家？任先生如果没有出庭作过证，大概也看过电影吧？如果你一个人的证词和所有其他人的证词不符，你几乎是不可能说服任何人相信你的。任先生和雇员的这段纠葛，能证明什么呢？不过是证明了没有一个人喜欢他。大家宁愿回穷山沟一年靠400元过日子，也不愿意在他这里受罪。他怎么能以此证明别人是劣等，他一个人是正义呢？　　我的文章中已经讲得很清楚，算钱不能这样算。穷山沟里和北京的生活费用差距甚大，那里的农民离家万里到了陌生的大城市，举目无亲，在感情上会付出代价，会产生各种心理问题。再穷的人，大部分也是理性动物，不会有意做出违反自己利益的事情。举个例子，一个美国老板，从埃塞俄比亚招了一群民工，他敢说“你们在国内一天一美元，我这里一个小时一美元”吗？他要是一个小时一美元，人家肯定也跑光了。所以我说，我若是那些民工，说不定也会跑。为别人服务我不介意，但伺候任志强这种趾高气扬的大款却未必比受穷好。　　古人云：嗟来之食，食之无味。任老板可以以钱衡量一切，穷人却未必。这也并不说明人家比你低。孔子说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他显然并不是一个相信老百姓的政治权利的人。但是，即使是他，也以“使民如承大祭”的态度来对待百姓。而任志强对平民百姓极尽侮辱之能事，居然在我们的社会上买卖照做，钱照赚，这分明是我们这个社会的耻辱。　　我说像任志强这种人在美国无法生存，他则反驳说他在美国经营公司有二十年的历史，很是风光。傻瓜也知道，他把从中国老百姓血汗中赚来的钱投到美国去，人家当然是满心欢喜地欢迎。但是，他能够对美国的老百姓这样大放厥辞，并且生意照做吗？在美国，这种辱民的话一出口，办公室门前就挤满抗议的人群。他如果有纠纷上法庭，12个被他侮辱过的平民，可能就成为决定他是无罪还是下监狱的陪审员。他给民工300块一个月，还骂人不领情，人家选举时就可能投票逼着他提高最低工资。中国的老百姓没有这些权利，任志强才能不停地扮演“直言秀”。这些正说明我们的社会中，任志强这号人权力太大，老百姓权利太少。这才是我们社会不公平的根源。第45节：为什么商品房的成本应该公开(1)　　为什么商品房的成本应该公开？　　我就商品房成本是否应该公开的问题，和任志强、董藩等人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任志强说我冒充专家，董藩说我“无耻，无知和放肆”。对骂人者不必回了。但所谓“冒充专家”一说，却值得一驳。我自始至终表明：我是房地产的“白丁”。任先生说我冒充专家，这样的误读不过是说明他自己的心态：房地产只有他这样的专家才有发言权。所以我一说话，他就认定我一定是冒充专家，想混一个参加辩论的准入资格。　　这也正是我们之间的分歧。在我看来，住房构成了许多家庭的主要财产，界定着大部分老百姓的生活质量，是个公共政策的问题，任何人都有权利参与辩论。开发商、专家并不能靠专业知识来垄断话语。比如在美国这个高度市场化的社会，房地产商人和专家并不能一手遮天，老百姓有充分的权利和权力。比如，要不要建限制房地产商利润的经济适用房，老百姓可以投票决定。许多地方的房地产开发中经济适用房必须有一定比例，否则就会挨罚。究竟是什么比例，老百姓也有投票决定的权利。你不能仅凭人家没有专业知识就堵住人家的嘴，剥夺人家的权利。市场经济的原则和老百姓的政治权利，从来都是并行不悖的。缺少一个，社会既丧失了公正，也丧失了效率。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还远远达不到美国那样的秩序。公布商品房成本，有助于市场的透明，会给消费者更多的权利。老百姓把一生主要的积蓄都投到了房子上，难道连造价也无权过问吗？事实上，美国的大房地产公司，成本大多是公布的。即使你去看旧房，中间商也常常会告诉你房主何时购进，购价多少。甚至连该房上市的时间也很容易找到。不用说住房这样的大件，像私人车这种中等规模商品，一辆车钢花了多少钱，乃至工人的医疗保险和退休金摊在每辆车上是多少钱，也清清楚楚。这是透明有序的市场。在这样的市场中，你如果把什么都当成“商业秘密”，谁还买你的东西？政府在税收能方面还如何管理？　　任志强在为不公布成本辩护时，称中美国情不同，中国是土地国有，美国是私有。然而，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商品房成本就更应该公布。从理论上说，土地国有，就是人民所有。商品房价格中含有土地价格的比例甚高。也就是说，开发商在人民的财产上盖了房再卖给人民，商品房中含有许多人民自己的财产。难道人们连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值多少钱也无权知道吗？　　具体而言，公布商品房的成本，有诸多好处。第一个好处，就是保障老百姓的权利。众所周知，住房的发展和拆迁密切相关，开发商的许多财富是从拆迁中来的。我曾撰文指出，现在是有房产无地产。比如你拆迁闹市区的民居，算一下人家旧房的面积，就按相应的面积在郊区给人家一栋房，让人家搬出世代居住的地方。房产补偿了人家，地产则没有补偿。因为闹市区的地价比郊区昂贵得多。公布了房地产成本细目，老百姓可以把不同地价的因素考虑进来，一目了然地了解到他们应该得到什么样的补偿。　　第二，官商勾结，市场不透明，是人们对房地产业的一个主要的抱怨。公布成本，能够抑制权力带来的腐败。比如，差不多的一块地，一个公司五百万拿下来了，换一家则要一千万。这里面有什么名堂？这些细账公布出来，有利于市场公平。　　第三，公布成本，有助于帮助人们对商品房的价格建立一个理性的预期。我一直主张公布成本不应该剥夺企业自由定价的权利。但公布成本后，房地产的利润率就更加透明，有助于资本市场的发展。比如，如果房地产开发利润率达到20%，汽车制造的利润率是10%，大量资本就会流向房地产开发，资本的竞争就会把利润率降下来，最终使消费者受益。如果房地产利润率奇高，成为任志强所谓的“暴利产业”，却无其他资本涌入，“暴利”高居不下，公布成本也能更快地暴露体制中导致资本流动阻滞的问题。同时，如果房地产的利润率并不比其他产业高，消费者就不会奢望房价下落。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强制压低房价，就会使资本流出房地产业，房子就会更少，房地产涨价的压力就更大。第46节：为什么商品房的成本应该公开(2)　　具体成本如何核算，这是技术问题。但是，市场开放透明的基本原则却不容质疑。了解这一点，并不需要先成为房地产专家。我相信，大部分中国人，都是认同和相信市场秩序的。他们不满的是市场没有秩序。他们要求公布成本，也是希望建立市场秩序。遗憾的是，一些房地产商和学者一听公开成本就暴跳如雷，这反而让人们怀疑他们是否真有些拿不到桌面上来的东西。　　既得利益者的道德底线　　董藩抛出公布商品房成本是“国耻”的高论，受到了我的批驳。董先生和竭力反对公布成本的任志强，很快在自己的博客里对我进行了联手反击。不过，他开篇却不肯讲房地产，而是讲我对北大的批评。下面就是他的原话：　　“看到薛涌《名校野鸡化，北大当先锋》等尖酸恶批后，我曾特意通过网络查阅了薛涌其人。令我愕然的是，薛涌竟是早年北大的毕业生。虽然薛涌的批判不乏真知灼见，但他毕竟曾受业于北大，北大是他的母校，他曾是北大的学子。有意见和建议可以通过其他途径传递，抑或采用相对平和的语气公开表达。学历史的薛涌应该知道古罗马的塔西佗在《历史》一书中的一句名言：‘近亲之间的憎恶是最恶毒的’。如果没有看过这句话，30多岁才出国的他也该知道中国人的道德底线：虎毒不食子，子恶不弑母！”　　绕这么大一个圈子来谈房地产问题，大概也有他的难处。因为他实在很难讲出道理来。他的“国耻”论，援引“西方主流国家”的规矩，说人家不公布成本。我们一要求公布，就让人家笑掉大牙，成了“国耻”。我只是指出一个简单的事实：美国的主要房地产公司，大部分是上市公司，成本核算当然是公开的。美国还有房地产公司核算因为成本不老实而吃官司的。公布成本，何来“国耻”？　　董先生不愿意谈美国房地产公司是否公布成本的问题，除了一大堆不着边际的专业词汇外，他能谈的就是我到处批评别人，包括自己的母校。这样“六亲不认”，当然就是比“毒虎”和“恶子”更残忍的冷血动物。我成了“食子”、“弑母”的魔鬼，他自然就可以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受魔鬼攻击的体面人物了。　　可是，他这段话，乃至他整段文章中对我“忘恩负义”的指责，正好非常精炼地阐述了既得利益集团的思维逻辑。这个逻辑就是：一个北大的学子，从北大哪里得到了好处，就不应该公开地尖锐地批评北大，不管有什么“真知灼见”；如果实在有意见和建议，也要“通过其他途径传递，抑或采用相对平和的语气公开表达”。大概他为人处世，也是这样的原则吧？人家给你了好处，你就不公开批评人家。那么我不禁想问董先生：你研究房地产，不可避免要和房地产公司有密切交往。人家大概对你也不薄。你是否遵守拿了人家的好处就不批评人家的原则？中国的房地产尚无成熟的秩序，各种制度缺陷和腐败一定很多。你批评过谁？作为一个学者对现实不提出批评，是否是失职？　　董先生不去反省这些，反而指责我批评母校。甚至批评母校就成了“弑母”。这样的人在大学教书，会教育出什么样的人？这也许是更令人担心的事情。大学的一个主要使命，就是培养学生“批判性的思维”。如果连自己身处于其中的学校都缺乏批评，还谈什么“批判性思维”？最近Harry R.Lewis出版了一本书，题为《没有灵魂的优异：一个伟大的大学是怎么忘掉了教育》（Excellence without a Soul:How a Great University Forgot Education），对哈佛的教育进行了全面的抨击。所用的词汇，从“傲慢”，“不坦诚”，甚至到“仗势欺人”都有，可谓尖刻之极，而且学校的主要机构和领导，包括校长，几乎一个不漏地骂了一通。有人称此书为“对哈佛的审判”。那么这位是谁呢？他正是哈佛本科生学院的前院长，1997年他亲笔起草宣言，界定哈佛的使命。你再到亚马逊网上搜书，输入“哈佛大学”的名字，显示出来的第一本书，就是哈佛毕业生Ross Gregory Douthat所著的《特权：哈佛与统治阶层的教育》，把哈佛描绘成一个自以为是的混乱不堪的地方。按董先生的话，如此攻击自己的母校，也属于“弑母”了吧。殊不知，这些书都摆在哈佛书店最显著的位置。也正是这种无情的批判精神，以及对这种批判精神的珍视，才是哈佛成为哈佛的原因。第47节：美国的房价　　董先生所谓“中国人的道德底线”，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把给过自己恩惠的人和机构的利益置于公共利益之上，和自己圈子内的人要私下沟通，要在公共的眼睛之外“通过其他途径”来进行黑箱操作。而这种有特权的小圈子中互相保护的逻辑，正是既得利益集团得以存在的“道德底线”。用这样的“道德底线”来教育学生，当然就是既有既得利益集团培养“梯队”。董先生东一个“国耻”，西一个“无耻”，他这样的人在大学教书，宣扬这样的价值观念，才是中国的高等教育之“耻”。　　美国的房价　　最近房价飞涨，民愤汹汹。有主张“市场规律”者，认为房价上涨乃经济发展之必然；另有主张居者有其屋者，认为房价已经超出了老百姓的购买力，甚至有了抵制买房运动。中国大城市的房价到底合理不合理？简直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里，我不妨提供一个比较的国际视野。　　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劳工统计局的一个研究首次系统地把房价放入家庭收入和开支的大背景中，追踪了美国和纽约市从1901～2003年的数据，对我们很有参照意义。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单纯比较国际房价没有意义。比如，最近一个大房地产商说，他到伦敦一看，类似地段的房价，伦敦比北京高十倍。这话固然不假。但是，英国的人均GDP为三万多美元，中国才一千多美元。人家在这方面比中国高出将近30倍。这么一看，10倍的房价就不算高了。美国劳工统计局的这个研究，好处在于把住房消费在家庭消费中所占的比例作为基本的评估标准，而且追踪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为我们做横向比较提供了便利。　　这个研究的基本结论是，随着经济的发展，食物消费在家庭消费中所占比例会降低，但住房消费所占的比例会逐渐提高。大城市的住房消费上涨尤快。1901年，纽约人平均家庭收入仅为675美元（以当时的美元价格计），80%用于生活必需品的消费。其中，食物消费平均356美元，占去了44%；住房消费为191美元，占14%；另外，衣物消费为106美元以上。这样一来，一个家庭只剩下22美元的可支配性消费资金，只有通过借贷才能维持。那时纽约经济远不如现在繁荣，人均收入比全国平均水平还低，孩子出去当童工乃是惯例，并且一大半的“一家之主”（即男性成人劳动力）是移民，没有积蓄和特别技能，经济景观比当今充满民工的中国大城市还不如。不过，当时纽约的生活费用也并不太高。比如全美家庭平均的食品消费占家庭消费的43%，住房消费的比例为14%，在这两项上，纽约都仅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一个百分点。　　一百多年后今非昔比。2003年，纽约平均家庭收入为66000美元，比全国平均水平（五万美元上下）高出33%；家庭消费为50319美元，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25%。其中食品消费占家庭消费的14%，即7000美元，还是仅比全国水平（13%）高出一个百分点；但住房消费猛涨，达18919美元，占家庭消费的38%，比全国平均水平（33%）高出五个百分点。　　从历史的眼光看，经济发展自然会带来住房消费在家庭总消费中的比例的猛涨，以及食品消费比例的急剧下跌。二战以前，美国没有所谓以个人住房为主的房地产业，城市老百姓居住环境很差。战后通过了退伍军人法案，规定退伍军人享受优惠住房贷款，许多人到银行缴一美元定金就拿到了优惠的购房贷款，有所谓“一美元买栋房”之说。在五十年代艾森豪威尔任上，政府鼓励郊区和高速公路的发展，使郊外中产阶级独户住房小区蓬勃发展。结果，到1960年左右，美国家庭的住房消费在总消费中的比例超过了食品消费而成为第一大开支。同时，随着私人车的发展，交通消费也超过了衣物的消费。　　可见，住房消费的上涨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直接相关。纽约在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住房消费在家庭总消费中所占的比例，提高了14个百分点；全美在这方面也提高了10个百分点。一富就说房子贵，确实有经济规律的因素。不过话说回来，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水平，比美国1901年时高，却比当今的美国低得多，大致相当于美国战后初期到1960年时的水平吧。单从这个面向看，住房消费在家庭总消费中所占比例，要高于14%，低于38%，在20%～30%之间比较合理。当然，中国国情特殊。一是人口密度太大，一是发展太快。把这两个因素相加，住房消费在家庭消费中的比例接近当今38%的纽约水平，也不算离谱。第48节：用博客激活语文教学　　但是，要超出38%这个水平，特别是超出太多，房价就太贵了。毕竟中国还是个发展中国家，食品，衣物，交通等生活必需品在家庭消费所占的比例肯定比美国高。比如，纽约一个年收入66000美元的家庭，仅7000美元就把食品消费打发了，一个月平均才580多美元。北京、上海一个三口之家，年收入66000人民币，一个月用580块购买食品很难打得住。衣物消费所占的比例更会比美国高出许多。这样一来，留给住房消费的钱就很少了。　　如今纽约家庭平均18919的年住房消费，换算成房价究竟是什么概念呢？按最传统的预付20%本金，30年贷款的支付方式，只能购买30万美元左右的住房。即使是这样，纽约房价太高也成了媒体上吵翻了天的主题。北京、上海的家庭，如果年收入六七万，购买40万的住房已经接近其消费极限。而那些每平米一万的住房，供应的应该是年收入达到20万的家庭。目前中国大城市家庭收入离这个数字还远。40～30万元以下的住房，才适合当下中产之家的消费水平。　　网络、媒体与公共空间的建设　　用博客激活语文教学　　汉语的危机喊了多日。刘擎先生还曾经惊呼“大学语文到了紧急状态”。年轻一代不会读不会写中文，已经让许多教育界、文化界人士感到头疼。关于解决的办法，大家也没少出谋划策。但是，似乎还很少见有谁有什么神通能唤起下一代对中文的热情。然而，看看网上的博客，热得烫手。大家都在读、都在写，而且大部分是年轻的一代。这难道没有给我们的语文教育提供机会吗？　　汉语失去了年轻人，不能仅怪社会风气。我们必须反省汉语教育本身是否有问题。我看问题很大。第一，我们的语文教学，意识形态味太重。过去是政治意识形态，现在则是文化意识形态。大家把语文教学当成灌输传统文化的工具。我看一些学者的讨论，一会儿要教唐诗宋词，一会儿要教“孙子兵法”、“齐民要术”，和现实越离越远，没等你说完，学生就睡着了。第二，我们的语文教学，死守着权威式、灌输式的方法，老师讲学生听，学生表达的机会少，缺乏互动性。而语言的生命，恰恰在这种互动性上。第三，这样的权威主义教学模式，注定了我们把课文当范文，告诉学生这是经典，必须去学会如何欣赏、如何崇拜、如何模仿；而不把课文当一个问题，当一个分析批判的对象。这样教下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就逐渐丧失了。　　博客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来改变这些固疾。博客年轻人喜欢，有热情，这是学好任何东西的基础。上了博客，不管是读是写，都是一种非常好的语文训练。我最近开始上博客，发现里面有许多精采的文章，比报刊上、书本上的许多东西都更有想象力、创造力。这些为什么不能入课本呢？况且，博客和其他网络语言一样，自有一套风格和词汇。语文课不教，是语文的失职。举个例子，古文是刻写（在石头、竹简上）和书写的文字，现代的白话文，则是印刷的文字。文体跟着技术变。如今博客，是互联网的文字。我们的孩子将要生活在互联网乃至后互联网时代，博客语言怎么能不教呢？像“坐沙发”、“板凳”等等词汇，像我这样的成年人都不懂，字典上也查不到，但是在生活中无处不在。我们的语言学家不研究这些，我们的语文课不教这些，那就只好等着被时代埋葬了。　　博客还是一种互动的语言。作为一个娱乐方式，博客比电视、电子游戏健康得多。因为博客本质上是一种思想交流，你必须听别人讲，同时表达自己。博客目前在年轻人一代中这么热，恐怕也是对我们过去那种单向式满堂灌的反叛。我们怎么能报怨年轻一代不喜欢中文呢？他们不是一天到晚在博客上读中文、写中文吗？问题是，我们这些当老师、家长的，自己从活生生的中文那里逃跑了。　　更重要的是，博客是一种挑战权威的语言，颠覆了我们过去整个的文化预设。在博客里，没有什么范文，更没有什么权威，每个人都有潜在的能力规范和塑造博客的语言和讨论方式。博客需要非常强的创造力。那种拿一篇范文让学生跟着学、模仿的教学法必须改变。比如，最近韩寒写的“文坛是个屁”这篇充满脏话的文字，能否进语文教学呢？我如果是语文老师，我就会教这篇。这不是说我支持脏话，也不是说我认同他的观点。但我认为我们必须去问：这篇文章这么风行，力量在哪里？表达的是什么情绪和思想？为什么抓住了那么多人？骂人好不好？脏话满篇的文字如此流行，说明了什么？如果你不用脏话写篇文章，能否表达类似的思想？这些都是刺激学生思维的好问题。你不问，学生也会问。我会让学生每人围绕着这类问题，写一篇博客式的作文，彼此交流、辩论，然后在这种思想交锋的基础上，再写一篇回应性的东西。我相信，这样上课，学生会有兴趣，会重新激活学生对中文的热情。-第49节：馒头，屁，博客(1)　　读国内的博客，我很明显的一个感觉是，虽然有许多精彩文章，但大部分网友，语文能力不足。特别是一些回帖，大部分没有实质性的内容，只是表达一下情绪，对博主说一声支持或反对而已。诸如“顶”、“好”、“反对”、“抢沙发”这类词特别多，完整的句子都很少。有人说这是博客的固有特点。我看未必。看看美国的一些博客，长篇讨论就很多。我们的博客的风格，反映了我们的网友思维能力、写作能力的缺乏。也说明我们的语文教学不教学生如何思想、如何表达思想、如何辩论。博客热反映了年轻一代这方面的饥渴。语文教学应该在满足这种饥渴的基础上，提高学生思维、写作、辩论的能力。　　还必须指出，互联网、博客已经颠覆了我们传统的权威主义话语体系。老师说、学生听的单向传播模式已经瓦解。我们这代在单向传播模式中长大的人，不仅要教学生、孩子，还要为了自己的生存来适应这样的挑战。这次韩寒和白烨的辩论，竟使白烨无法消受，不得不关博。这对我们这一代为人师长、父母的是一个警告。单向说教的模式，连“后80年代”的一代都对付不了，马上“后2000”的一代又会长大。难道我们在和年轻一代交流时能想出来的，还是那几本古书吗？　　馒头，屁，博客　　最近互联网特别是博客上的几出戏格外好看。先是胡戈与陈凯歌因“馒头”斗法。陈凯歌自以为有王者之威，气势汹汹，却被一块馒头噎住。然后是所谓“韩白之争”。仅高中毕业的韩寒，一个“文坛是个屁”，竟令父辈的著名文学评论家、享受国家特殊津贴的权威白烨不得不关博。这些事情看似不相关，实际上却反映着一个新现实：互联网特别是博客的出现，使“公众”在中国诞生。这一“公众”，改变了传统的知识和文化的权力结构。而许多精英，还生活在消逝的世界中不自知，一味按老一套办事，结果自取其辱。　　陈凯歌收拾胡戈也许是最不可思议的。陈凯歌本应该是很新潮的人物，有国际声誉，经常出没于世界各地，算是有见识的人。但这件事情表明他似乎还生活在中世纪。他的电影被胡戈拿来剪辑搞笑，说明他的作品已经内化为胡戈们所生活的现实世界的一部分。胡戈的创作不过是对自己生存的状态的一种再认识。这本来是证明了陈凯歌的影响，是对他的抬举。怎么会闹到要起诉人家呢？　　我不妨讲一个美国的例子。2004年总统大选，克里和布什电视辩论。辩论一完，晚间笑星就拿双方开心。做法是把辩论录像剪辑放到意想不到的背景中逗乐。NBC的Jay Leno取笑克里的剪辑最为经典。不妨照录。　　克里在竞选中被攻击为风派人物，没有自己固定的立场。在辩论时，主持人也问他：为什么你的立场总是变来变去？克里辩解道：“I kept one position, one consistent position。”中文翻译，就是“我采取一个立场，一个始终如一的立场。”Jay Leno抓住英文中的position一词多义，可以解释成“立场”，也可以解释成身体的“姿势”，所以把这一段录像重新剪接，自己当主持人提问：“克里参议员，你怎么能把卧室里的活动搞得生动活泼？”于是克里在被剪接的录像中出现，一本正经地把上面的话说了一遍。在这个新背景中，同样的话就应该翻译成：“我保持一种姿势，自始至终保持一种姿势。”我当时看了，足足笑了两天。　　胡戈对陈凯歌，不过也就是干了类似的事情吧？这种事情在美国，几乎每天晚上的电视中都会出现。Jay Leno通过剪接错位嘲弄布什的东西更多，也更损。难道他能被起诉吗？恰恰相反。这些政治家在竞选时，还巴不得到Jay Leno的节目中做客，因为看这种喜剧的观众，比看电视新闻的人还多。　　为什么在人家那里所有当事人对这样的事都有幽默感，到陈凯歌这里就要打官司起诉捣蛋鬼呢？因为人家的精英，叫“公众人物”。“公众”是他们成功的基础；他们则成了一种公共产品。大家把你拆开揉碎、重新组合，你也就无权过问了。按这个道理说，你陈凯歌成功靠什么？还不是靠大家看你的电影？人家花了钱看了你的电影，你就卖给人家了。难道人家还不能按自己的兴致把买来的“食品”“消化”一遍吗？第50节：馒头，屁，博客(2)　　陈凯歌对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也不懂，是因为他成长于一个权威等级的无公众社会。觉得自己在上，别人在下，容不得胡戈这样一个小人物动了他的电影，哪怕人家花了钱也不行。在过去，他龙颜一怒，胡戈还真会倒霉。因为在过去的社会里，政治精英掌握统治权，知识精英掌握文化的解释权，上能“为王者师”，下能教化小民；没有公众，只有群众。群众总是听精英指导的。但市场经济改革后，中国渐渐向草根社会演进。一个真正的草根社会，无论是政治还是文化权力，根基都在下面而不是在上面。精英必须接受公众的界定。特别是有了互联网，有了博客，使这样的转型加速。1990年代，文化界讨论“知识分子的边缘化”，还仅仅是说说而已。其实文化精英们还没有切身体会到自己会“边缘”到什么地步。这也是陈凯歌为什么最后被胡戈馒头噎住的原因。　　互联网、博客把这种边缘化变成了真的。博客是什么？在某种意义上说，博客就是“诗经”。传说中古代的国王为了解民情，要派人下去采风，最后辗转编成“诗经”这样的经典。那时文字不甚发达，读书人也没有完全垄断文化，采来的诗就成了一种公众的声音，享受某种话语霸权。后来专制社会确立，读书人为权力所豢养，把持了文化的解释权，民间的声音就无足轻重了。士大夫文化一下子统治两千多年。　　直到互联网、博客崛起前，一般小民百姓的声音是很难进入媒体的。如今4亿多网民出来了。万众一呼，几个文人的哼哼叽叽就再也没有人要听了。“公众”正在形成。而且这个“公众”在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开始行使自己的权力。想想看，如果在10年前，哪个编辑会理胡戈？大家还不都围着陈大导演转。如今，不管胡戈怎么装小人物的可怜，连陈凯歌也终于明白：这个小人物掌握的文化权力竟大得出奇。　　这种网络和博客公众对精英话语的颠覆，更戏剧性地反映在“韩白之争”中。其实，“韩白之争”哪里是什么“争”，完全是一边倒地欺负人，白烨毫无还手之力。白烨的朋友很为他不平，说他是韩寒这代人的“文学保姆”，希望提携后80这一代进入文坛，没有想到竟会如此自取其辱。白烨的问题在于，在他的意识或潜意识层中，还有个“上文化”与“下文化”或者说“高雅”与“鄙俗”之分。而他自以为是个有权威来做这种区分，并把这些不同的文化领域统一到一个一元世界中的人。所以才有他的“文坛”以及韩寒一代尚未真正进入“文坛”之说。然而，这样精心经营出来的学说，被韩寒的“文坛是个屁”一句话就给骂垮了。这就像保姆管孩子，有时会说：“你再不听话，我就不喜欢你了。”孩子回答：“谁要你喜欢？”保姆还能怎么办呢？　　应该说，互联网和博客时代以前的文化人，都是权威主义时代的特权阶层。互联网和博客塑造了“公众”，开始了由“公众”塑造精英的时代。所以，文化精英不得不学习和公众建立一种新的关系，要学会在公众中生活，而不是在权威中生活。　　我要博客，我要革命　　我的博客，在新浪已经开通三个月了。我对这玩意儿一窍不通，全是新浪的编辑极力鼓唆。最后我只好说：我闭上眼睛，你们看着办吧。结果，我的博客一直是编辑在编，把我的旧文章贴上去而已。我自己基本不看。最近，网络似乎走得快了不少，我上博客比过去容易，自己开始看自己的博客，这两周又开始自己贴文章，点击眼看就过20万了。有一天兴奋起来，多贴了几篇文章，读者反应灵敏，一天的点击超过两万五千！　　我是个穷出来的财迷。写稿子是为了赚钱。这从当年在社科院拿200元工资养活两口之家，到在美国生了孩子，奖学金用光，三口之家全靠稿费吃饭，一直是这么过来的。日子艰难，不过靠稿费挣钱乐趣也不少。我曾和《东方早报》的编辑讨价还价，发明了“苹果理论”。我当时要高价，编辑不干，说你的稿费已经比我们这些小辈编辑高了不少呀。我回击说：不对！按人民币算我的稿费也许高，但按苹果算则不然。美国一美元买不了两个苹果，大概五六元人民币勉强买个苹果吧。把人民币折算成苹果，你们写一千字是多少苹果，我写一千字是多少苹果？算一下，你们的稿费以购买力算比我高多了。对方不说话了，但钱也不给加。目前国内还没有一家媒体肯按苹果来算我的稿费。第51节：我要博客，我要革命　　可想而知，我这么一个财迷，看到20万的点击，马上觉得谁又欠我钱了。我曾跟几大商业媒体交涉：怎么登我的东西不经过我同意、又不给稿费呢？我可要告你们呀！人家说，我们已经和登你的稿子的报纸签了约，付了钱，当然就不再给你了。这样皮球又踢给了纸媒。后来和这几个商业网站熟了，他们也告诉些内情：人家纸媒现在也对我们不满，要提高要价，有的不让转载了。于是，博客又是商业网站绕开纸媒的一大战略：人家有人免费来写，我们对纸媒的依赖大大降低了。可是，纸媒与网站打了半天，我们这些作者还是什么也没拿着。乃至有人写文章，说薛涌等人全上了新浪的当了。这确实让我有点七窍生烟了。　　穷则思变。我又有了主意：提倡博客革命，看看我这个书呆子能否做生意（其实我才不呆呢）。我希望有家网站能够领头招揽博客作者。办法是，每家博客上挂一个或若干商业广告，按点击数目支付作者广告费。老实说，靠这个作者挣不到太多钱。我这20万点击，大概也买不了几个苹果。但是，那位娇好的“老徐”博客，上了千万点，就不无小补了。　　别小看这点小油水，博客一旦商业化，会大大开发出网络媒体的效能。现在的网络媒体，表面上火，实际上创意不足，基本是在做回锅肉，把传统媒体炒过的菜再炒一遍。如果博客写手能够通过写博客挣点小费，自然有些挖空心思吸引读者的人出来逞能。甚至可能出现职业博客。　　我相信这不是一个财迷的白日梦。博客实际上是IT经济的一部分。我们只要回顾一下IT革命的过程就知道，这种革命的主要动力是个人的智能而不是资本。能够奖励、刺激人的智能的制度，往往在这个新经济中领先。这就是为什么IT产业普遍采用股票期权。所谓股票期权，就是你进了一个公司，老板除了工资外，以优惠价格给你若干公司股票，几年后可以在市场上自由兑换。手里捏着一大把公司的股票，干起活来就像是给自己干而非给老板干。因为你对公司的贡献越多，公司就越火。公司越火，你手中的股票就越值钱。许多IT精英最后的收入工资成了小头，股票期权成了大头。脑力劳动不同体力劳动，老板不好监视。因为你能够看得见别人干体力活时卖不卖力气，却无法知道人家脑子里想什么：是在想公司的事情，还是在盘算自己的小买卖？股票期权解决了这个问题。公司的买卖和自己的买卖是一个买卖！这也是管理博客的办法。我的博客，曾引起一些读者的不满，说我不在博客里写专门的东西，只是贴旧文章、自己的书摘，甚至说我在推销书。这并不是没有道理。　　看看现在写博客的人，绝大部分都有其他主业，即使愿意和读者交流，也常常忙不过来。写博客，和主持的网站都有一种互相利用的关系。如果博客不能为自己其他的事业造声势，为什么要写？如果博客有奖励机制，事情就不同了。博客可能成为不少人的一项主业。创意自然就多了。当然，我是财迷，许多人不是。相当多的博客写手，怀有非功利的目标，希望自我表现、和各路人交流，对他们我非常尊重，不希望打扰他们安静的空间。所以，博客中的广告，应该是自愿的。网站只负责在作者与广告商之间牵线，收入一定的服务费用。在自己的博客中上不上广告、上多少、上什么形式和内容的广告，必须有博客作者的授权才行。博客最大的好处，就是大家可以各走各的道。我相信，这样的制度一旦实施，中国的网络媒体会变个样。　　网络文化的反智主义精神　　“网络暴民”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的一个流行语，关键词。不久前主流经济学家还攻击网络意见是“非理性”。我则对网络文化用一个中性词来描述，那就是“反智主义”精神。　　“反智主义”一词，因美国历史学家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一书而走红。该书1962年出版，1964年获普利策奖，如今美国媒体又有一股小小的霍夫斯塔特热，可见其影响依然甚大。第52节：网络文化的反智主义精神　　霍夫斯塔特写作此书，是对1950年代艾森豪威尔时代共和党统治的一个反应。要知道，自新政到1968年尼克松上台，美国大部分时间是被民主党所主宰。唯有艾森豪威尔的八年是共和党入主白宫。艾森豪威尔政府亲大企业，嘲笑满脑子道理的读书人是“鸡蛋脑袋”，对新政后得势的知识分子是个不小的冒犯。其间更有麦卡锡主义崛起，对知识阶层进行了猛烈的攻击甚至迫害。所以，霍夫斯塔特以历史学家的眼光，对这一政治逆流进行反省，试图厘清美国文化传统中不尊重智力的反智主义的源流。　　可想而知，在这样的背景下，霍氏用的“反智主义”显然是个贬词。二十多年前这个词被介绍到中国来时，也是个贬词。余英时先生还写了篇“中国历史上的反智主义传统”，把反智主义和专制主义联系起来。　　然而，反智主义主宰社会固然不好，但一个没有反智主义的社会，也同样成问题。有人后来写文章和余先生辩论，说中国历代的专制皇权，实际上非常“主智”，并不“反智”。查诸历史，中国的一个个王朝，都是靠读书人来支持。这种权力和知识的伙伴关系，通过科举给制度化了。被统治者则缺乏基本的文化资源。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把“反智主义”变成一个中性词，并强调其正面意义的原因。因为被士大夫主宰了至少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化，太强调读书人的权力，一般老百姓没有表述自己的利益和意见的渠道。到了近代也是如此。鲁迅的《阿Ｑ正传》就是一个例子。鲁迅对中国农民并没有太多深入的了解。他年轻轻就进了洋学堂读书，甲午战争后不久留日，正好赶上战后日本狂热的战争宣传的余波。甲午一战，突然使日本人觉得经过了西化的日本比作为亚洲传统文化中心的中国要优越，于是媒体上把中国人描述成麻木、愚昧的群体。比如当时表现甲午战争的木版画，不久前在麻省理工学院网站上作为研究素材在有批判性说明的条件下展示出来，该校的中国学生还无理取闹地抗议。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们自己正是读《阿Ｑ正传》长大的一代。阿Ｑ的形象，和这些版画中一些中国人的形象并无太大区别。这种对农民的蔑视，被完全没有做农民的经验的知识分子如此强烈地表达出来，成为现代中国意识的一部分。农民的“精神麻木”和“愚昧无知”，也成了中国种种问题的根源。我们长期以来对农民的歧视，与这种知识分子的优越意识当然也有深刻的联系。　　阿Ｑ这种由知识分子创造的小民百姓的形象之所以不受挑战地主宰了中国人的现代意识这么久，一大原因就是老百姓没有任何文化资源和权力对之反击。而一个有反智主义传统的社会就完全不同了。美国便是一例。美国的建国之父，多是社会精英。但是他们继承的传统，则源于古典的希腊罗马，反智的成分很强。比如，雅典人对知识分子就强烈地不信任，认为老百姓集体的智慧高于精英的个人智慧。美国建国时代的自耕农，也可以被像鲁迅那样的人描述为不开化的蠢货。但正是杰佛逊这种古典修养最好的人，出来强调自耕农的道德优越，反对工商精英的操纵。同时，当时的宗教传统，也给小民百姓的文化自立提供了条件。大家会去教堂寻求灵魂拯救，并不要听你知识分子唠叨。每个灵魂在上帝面前平等，这样的信条强化了小民百姓的尊严。　　这些传统，我们是没有的。老百姓只能指望知识分子为他们说话；知识分子也乘机把自己打扮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先知、圣人。其实，世上并无“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的超级人类。大家是同样的俗人。知识分子声称为老百姓讲话，多少是为自己捞政治资本，夹带了不少私货。互联网的出现，则开始打破这样的格局。老百姓终于可以直接为自身的利益说话了。比如主流经济学家，过去一直还觉得自己代表着全民的利益。现在老百姓则出来说：你们不过是出卖了我们，替利益集团说话而已！知识分子表达自己的理念而不受下层社会挑战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第53节：美国人为什么比我们尊重长辈(1)　　当初我在网上开博客，是由编辑代劳。他们给我的博客起的名字，叫“新启蒙主义”。背后的基本理念，还是士大夫的传统：知识分子是来教育老百姓的。后来我坚持把名字改成“反智的书生”，承认自己是读书人，但不承认知识分子的道德优势，希望加入反智的潮流，推倒知识分子的文化垄断。　　可惜，在掌握着文字权力的阶层中，意识到这一点的并不多。反而是称网络舆论是“非理性”、“不代表民意”的大有人在。如今，“网络暴民”的语汇又出笼了。在我看来，“网络暴民”固然不是没有，但“知识暴君”却可怕得多。网络民主，开启了中国文化的新篇章。老百姓丧失了文化权利几千年，刚刚开始为自己说话当然缺乏经验。但是，随着他们越来越成熟，网络文化也将变得越来越丰富，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动力。　　美国人为什么比我们尊重长辈　　广西邕宁高中高二进行语文月考，要求学生以“倾听与人生”为题写篇文章。一位同学的作文对现行教育制度进行了激烈批评，并且用“丑陋”、“奸诈”等词语描述一些教师的行为，结尾还借用了周杰伦“四面楚歌”中的歌词：“摇屁股的狗，虽然我们不是朋友，但你们还能做我的狗。”学校将作文复印给每一位老师，该学生也被告知如果不“主动”退学，作文将会被放进档案。此事经媒体报道获得广泛关注后，校方随即又表示不会开除这名学生。　　我把这篇作文从头到尾读了两遍，对这个孩子的才华、文笔、和独立思考的能力非常惊叹。我甚至建议我的母校母系北大中文系能够考虑破格录取这位学生。这个学生短短一篇小文，颠覆了我们传统观念中成人与儿童的关系，击中了我们教育的要害，给我们这些为人父母和师表的人好好上了一课。　　在中国的传统中，成人对孩子有绝对的权威。这种权威，也贯穿在我们整个的教育中。结果形成了一个十分矛盾的现象：我们的教育和文化价值是最尊重成人的权威的。但是，在社会的实际生活里，我们的年轻一代是最不尊重上一辈的。这一点，在美国生活一段后感触尤深。　　去美国前，总听人家说美国人没大没小，儿子叫自己的父亲小名，甚至人情冷漠。来了一看，虽然没有听过哪个孩子叫自己的爸爸小名，至少表面上似乎和大家说的差不多。但时间一久，发现实际上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美国人表面上对长辈大大咧咧，心里实际上很尊重，长辈的权威也很大。有一次上日文课，一篇课文讲到现在公司里的年轻职工对老职工不像原来那样尊重了。老师让大家讨论为什么。我就用米德的代沟理论进行了一番解释：在过去的时代，社会变化节奏慢，年轻人一般只是重复上一辈的经验，凡事要向“过来人”请教，所以对长辈当然尊重。如今社会和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年轻人不可能重复上一代的经验。相反，要应付未来的挑战，年轻人往往比上一辈掌握更多的技能，如计算机等等。长辈常常还得向他们请教。所以，他们当然不会对上一代服服帖帖。　　想不到，此言一出，美国同学立即群起而攻之：你以为你仗着年轻，会玩儿什么计算机，就可以代替长辈用生命积累起来的经验吗？古代打仗，年轻人当然比老人是更有效的战士，可人家为什么尊重老人？我一下子晕头转向。倒不是想不出道理和人家辩论，我吃惊的是：这是在美国吗？怎么这些没大没小的美国毛孩子们一下子变得都像是孔家弟子？　　再仔细观察，美国文化崇拜年轻，但是年轻人非常认真地研究长辈的经验。人们常常开玩笑说，美国的孩子，在上高中和大学时把自己的父母看成天下最大的傻瓜，但大学毕业典礼时，一下子觉悟到父母是最了不起的智者，以后就开始如饥似渴地从上一代那里吸取智慧。所以，美国人的历史记忆没有断层。因为每一代人都尊重上一代的经验，并且会把上一代的经验当做最宝贵的传统珍藏起来。　　中国则相反。哪怕是最近的历史记忆也无法保留。年轻人根本不在乎上一代的经验。现在的孩子，连40年前发生的那场大灾难也不甚了了，不理解自己的父母对他们那样盲目崇拜毛泽东为什么会担心。长辈和下一代一交流，就演成“韩白之争”，小的对老的要说的无非是一句话：你算个屁。不久前大家讨论大学住校的问题，我和网友的主流看法不同，就回忆起1979～1983年上大学时在北大住校的收获。一些网友回帖说：“看看他讲的这些事情，就知道这个人有多老！还不赶紧闭嘴，谁有闲工夫听你扯淡！”代际的关系是如此，你还指望我们会有历史记忆吗？第54节：美国人为什么比我们尊重长辈(2)　　为什么我们的孩子对长辈这样不敬？说到底还是长辈自己的问题。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怎么教孩子，孩子就会怎么对你。　　我们教育孩子，大体还是用权威或者说权力来强制。最极端的例子是上中学时坐在我后面的一个同学。我常常发现他脸上青一块紫一块，问他怎么回事，回答说：“我爸打的。”后来他告诉我他常常和父亲对打。我自然匪夷所思，说这怎么可以。他回答：“你他妈懂个屁！这叫独立战争。”果然，后来他说他爸再不敢打他了。因为他爸经过几次交手，发现打不过他了。　　这当然是极端的例子。但我们的教育，实际遵循着大致的逻辑。大人有权力时，就用权力驯服下一代。下一代长大获得了权力，就会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我们教给他们的，就是这种权力利害。这样你能指望孩子们长得比你壮了以后还尊重你吗？　　2003年美国社会学家Annette Lareau出版了一本书：《不平等的童年》（Uneq? ual Childhood），讲的是类似的事情。她走访了美国不同阶层的许多家庭，呆在人家里观察父母和孩子的关系。她发现，中高产阶层和劳动阶层家庭中父母与孩子的关系明显不同。在中高产阶级的家庭中，父母和孩子非常平等，平时谈话就像是朋友交流。从三四岁开始，父母和孩子有分歧，就要讨价还价、达成妥协。孩子服从的是道理而不是权力。这看上去父母毫无权威，连买哪个玩具的权力都没有。但孩子长大后，却非常尊重、热爱父母，觉得自己的一切都是父母给的。更重要的是，这样长大的孩子有信心，养成了提问题、思考、辩论的习惯，学业出众，特别知道如何和各种社会组织（如学校、公司）打交道。所以事业非常成功。　　劳动家庭的孩子则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中长大。家长给孩子的指令很简单：不许干这个，不许干那个。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这样长大的孩子，不知道怎么和别人特别是社会组织打交道。碰到什么事情都不说话。我在耶鲁读书当助教时，教书要对付的是中高产阶层的子弟。他们常常不等你讲完就打断你，然后又提问，又讨论，从什么角度想问题的都有。后来到萨福克大学任教，学生主要是劳动阶层的子弟。他们总是你讲什么听什么，脸上一点表情没有。你问他们很简单的问题，他们甚至会说：“不知道，我脑子一片空白。”现在的研究表明，这些劳动阶层的子弟，长大失业、犯罪的比率特别高。这种家庭文化的不平等，是日后贫富差别的根源。　　广西那位高中生的作文，最有洞见的地方就在于指出了“我们不是朋友”的事实。在我们的文化中，成人不愿意和孩子平等、做朋友。因为那样就放弃了成人的特权，什么事情都要说服孩子，使自己的生活非常不方便。但是，使用权力支使孩子虽然有一时之便，等孩子长大了就会得到报应。我们的教育，不仅是传授知识，还要塑造人与人的关系。建立成人与孩子之间平等的文化，也就成为我们塑造未来的起点。　　就“抄袭”事件答王晓渔　　王晓渔先生：　　谢谢您对我“抄袭”的质疑。现在简要答复如下。　　我人在海外，写的评论是根据国内媒体的报道。写此文就是因为在网上看到了这个事件（记得最初还是在《世纪中国》上看的，后来也有其他媒体报道）。看了以后，我根据印象复述了事情经过。当时根据的本子是否是您的文章，我确实没有印象。不过，我因为不在国内，没有独立的消息来源，一般在复述时尽可能忠实消息来源的原文，免得出错误。在这大约１００来个字中，除了“四面楚歌”的歌词外，大概有70多个字和您的叙述基本一致。　　我不记得您的文章讲了什么。但是，我自己写文章时，除了引述有关报道外，全讲的是自己的思想。特别是想把“不平等的童年”这本书介绍給国内的读者。现在把文章附上，供您参考。也希望您把自己的文章全文贴出，帮助我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的文章是否特别雷同。当然，在引述您的（也可能是引述了其他引述您的文章的人的）文字时，如果几十个字雷同，我愿意为此承担责任。我想我如果在文章开始时加上“据王小渔先生报道”八个字，这样的不快就可以避免。但是我没有这样做。在此向您道歉。第55节：就“抄袭”事件答王晓渔　　我希望您把此事理解为我在引用消息来源时疏忽，而不是存心抄袭。也希望您我把各自的文章贴出来，看看是否是在抄袭。事实上，我现在也回忆不起来当时根据的文本是哪一个。不过再说一遍，不管怎么样，我愿意承担全部责任。如果您提出要求，我可以为此事公开登报向您道歉。我也愿意向您支付合理的赔偿金。　　另外，关于我在文章中自称我写的评论篇篇达到国内一流水准之事，希望没有冒犯您。从您的反应来看，大概我不仅冒犯了您，而且冒犯了国内许多同行。我说此话，有特别背景，需要交代一下。第一，有一些人看我写的文章多，就说我“灌水”，而不是提出对我文章的实质性批评。对此我有些愤激。其实，一直攻击我的方舟子，写文章指出我把Stock Option翻错了，应该翻成“股票期权”（其实我在国内发的第一篇文摘就是这么翻的，但到香港，人家又是一个译法），我还是要感谢他帮助我澄清这个问题。但国内人有些人的批评，不明不白。第二，有些大报，因为我写得多（在别的地方），就不发表我的文章。问题不是质量，而是“这个人讲话太多了”。在美国这里，专栏作家确实高产，没有人介意。因此我讲了这些事情。我讲这些话，并不是想贬低谁，而是为自己辩护，有些愤激之词，不是真和谁比高低。比如，我们这次把双方的文章都摆出来，很可能您写得比我好。而且我一直说，这些年媒体进步大，比大学进步快多了。可惜这些话常常被登我文章的媒体谦虚地删除。　　这样的解释，不知道您是否满意？一句话，如果有所谓“抄袭”行为，我希望您能理解为无意中的错误，相信我不至于有意略去那并不会伤害我文章原创性的八个字，导致“抄袭”的指责。当然，这不是为自己开脱。我愿意承担责任。不仅在这里向您道歉，而且愿意登报道歉，支付赔偿金。您如果有其他要求，我都会认真考虑。一句话，只要是我犯的错误，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我将承担全部责任。　　“日本版画事件”错在何处　　麻省理工学院网站上不久前刊出了该校道尔教授和川茂教授主办的《视觉文化》专题展览中，日本军队在甲午战争中屠杀中国军人和平民的版画，引起中国学生的抗议。后来校方和两教授都就此事对中国学生进行了道歉；中国学生也表示理解这些版画的学术意义。事情就算过去了。可是，最近林达先生出来撰文，题为《应该对道尔教授说一声感谢》，称这些版画是当时日本种族主义的罪证，“道尔教授和川茂教授把这些图画从一百多年的时间长河里打捞出来……具有警示意义……”“中国学生对道尔教授以及麻省理工的指责是没有道理的，此举对道尔教授等造成的伤害是不公正的。”　　判断这件事情的是非本是个非常微妙的工作。可惜，林达先生的文章却把事情划分为黑白两面，一口咬定中国学生是错的，道尔教授是英雄。这不仅把学术简单化了，也把美国的政治游戏规则给简单化了。　　为了直观地说明问题，我不妨举个美国的例子。十几年前，著名的橄榄球明星辛普森涉嫌杀妻和其男友而被起诉。当时的公诉人调查出辛普森虐待前妻的前科，并掌握了他的前妻被虐待后的照片。在审理的准备阶段，辛普森前妻的姐姐到公诉人办公室访问时吃惊地发现，办公室门口竟悬挂着其妹被虐待后的大幅照片。她非常受刺激，立即质问领衔的女公诉人：“为什么把我妹妹这么惨的照片挂出来？”对方回答：“我要让我们这里的人每天都看到这个照片，然后更努力地工作。”后来这位当姐姐的把事情端到了ＣＮＮ上，说公诉人实在对受害者的心情缺乏敏感。　　此一事件，和麻省理工的版画事件多少有相通之处，都涉及了一个“视觉文化”的问题。公诉人挖掘出这样的照片作为辛普森的罪证，并以之激励自己同事们的士气，要大家忘我工作，让辛普森得到应有的惩罚。这和道尔们对待那些版画的态度非常接近。但是，他们都忘了一点：自己是替别人伸张正义，本身并不是受害者。受害者对这些视觉材料的反应，会和自己不一样。一个受害者的亲属，当然不愿意看到自己妹妹被打得遍体鳞伤的照片被挂在公众场所示众。同样，反复遭受日本蹂躏过的中国人，也不愿意看到自己的祖先被屠杀的情景被这样漫画式地表现出来而不加任何说明。第56节：“日本版画事件”错在何处　　以图像资料来呈现历史固然重要，但这次的问题是图像出现在麻省理工的网站上而未加说明。林达先生说：“用不着在麻省理工那样的一流大学读书也能一眼看出来”这些照片是属于罪证性质的历史资料，好像那些抗议的中国学生根本不配在那里读书。其实是他自己的话言过其实。以在美生活的常识判断，在麻省理工这样的院校，不要说很少有人会在没有说明的情况下能够看清这些照片的实质，恐怕知道甲午战争的人也是极少数，更难想象会有许多人看了网站上的照片后会追下去寻找道尔教授的针对性分析。所以中国学生觉得这样的照片丑化了中国人，也不算太神经过敏。毕竟他们是生活在那个校园里的人。　　美国的社会和媒体，可以用“法庭文化”来概况。客观公正是正面的价值，许多人（包括道尔教授）都在追求这种价值。不过，如果仅用客观公正来衡量媒体，你最后还会失望。以我的观察，媒体更像是法庭：公诉人为受害者说话，辩护律师为被告人说话。大家必须摆事实，讲道理，但很难说是客观公正。美国的媒体和社会的一个好处是，一个白人可以写黑人的事情，并且自以为很客观公正，但黑人会起来挑战其说法。大家互相挑战，逼着对方照顾到别人的角度，这样才能达到最大限度的公正。如果一个被告没有律师，尽管法庭很公正，也很可能没有犯罪也被判了。在美国的媒体和公共话语中，对本国的事情处理得比较复杂周到，因为所涉及的对象都有“律师”等在那里。你说得不对人家就来纠正。但讲到外国的事情，简单片面的就多。这不是说人家想妖魔化谁，而是被讨论的“外国”没有“律师”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