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大概也就下午6点钟。那条路上居然一个餐馆都没有，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大排档，问还有没有吃的，餐馆的人说有饺子，但不够你们两个人吃。我们说那就再给下点面条。就这样我们坐在大排档里面吃饺子。王功权说，咱们是不是太寒碜了点？我说有醋有辣椒，有什么寒碜的。　　我们吃了饺子，垫了点面，就到长途汽车站去。我们问几点开车，司机说8点开，我上了车，边等车边看资料——那时候特别敬业。到了8点，王功权说怎么还不开，什么时候开。司机说马上开。每次问都说马上开。到晚上11点半了车还没有开，因为人没有拉满，跑着就亏。王功权就骂骂咧咧地嚷嚷半天，然后突然间就冒火了。他说：老潘，你先把东西看好，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都不要下去。我说发生什么事情了。他说别管了，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就待着。等他下去，我回头一看，他跟司机打起来了。原来他一下去就给了汽车司机一拳，结果好几个司机都围过来打他。打了一通架，最后为了避免再出事，我们半夜坐出租车回去了。　　他的这种性格，其实也挺可爱。当时我们之间意见也不同，也有矛盾，经常争论、吵架。冯仑爱讲荤段子，有一次冯仑和王功权和我坐一个车，冯仑坐在前面，讲了一个玩笑话，好像是说雷锋比较喜欢老太太，说你看他帮助这个老太太买票，扶那个老太太过马路，他的故事里面都是老太太，他喜欢老太太，不喜欢小姑娘。我估计王功权当时心情不是特别好，下车吃完饭以后，他说这个冯仑道德败坏，我不跟他坐一个车了。他气呼呼的样子让人忍俊不禁。　　冯仑的伦　　我觉得冯仑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我们六个人中他是反应最快、最机智的，他愿意追求创新，说话语不惊人死不休。跟冯仑在一起的时候，他会照顾每一个人的情绪，谁都不冷落。如果坐在一起说话，绝不会有冷场的时候，如果停几秒钟，他都觉得尴尬，所以就不断说。他这个人学习能力很强，善于接触外面的新事物。　　90年代初，我们刚来到北京，那时候没有互联网，只有各式各样、乱七八糟的小报。到北京后我们买了第一部汽车，是一辆奥迪，冯仑坐在车上，说幸福生活的感觉终于找到了。那时候有很多流行歌曲，像邓丽君的、叶倩文的、孟庭苇的，等等。孟庭苇的歌冯仑基本上都会唱，连歌词都记得清清楚楚的，他天天买卡带听歌，他说自己的生活就是看小报、听小曲、开小车，生活太美好了。那时候没有互联网，所以小报是主要信息来源。　　在创业初期的时候，我们就确定下来六个人的权利和股份都是一样的、均等的。实际上这里面冯仑是个老大哥，他是六个人里面的召集人。我们六个在海南岛赚第一笔钱的时候，在滨海新村买了两套房子。之前他们几个人都是租的农村房子，门口是猪圈，上下水这些东西都没有，条件特别差。那时候王功权的女儿已经四五岁了，王功权和冯仑一家老小都挤在这种地方。我住的条件好些，在原来单位租了一套房子，上下水、厨房、卫生间配套设施比较好，跟农村凑合盖的房子不太一样。买了两套房子后，按照道理来说应该是冯仑一套房，王功权一套房，结果不知道冯仑和王功权怎么商量的，他们觉得在这两套房子里面给我一个人一套房子，让王启富、刘军两个人住一套房子。我说冯仑别这样，我还有房子住，以后赚了钱了再买房子，你们两家有家有口的，从猪圈旁边的房子搬过来吧。结果冯仑说，别，你们去住吧。　　所以从一开始，冯仑和王功权在我们六个人中间领导地位的确定就是靠大公无私，在物质上没有太多的计较。如果这个时候一计较，说分房子，我抢着先分一个，这样的话六个人的凝聚力很快就没有了。冯仑也好，王功权也好，他们的表率作用还是很明显的。当然，他们确实在物质上面也没有特别强烈的需求，一直到现在，两个人对这些都没什么概念。他们都是有自己理想和追求的人。　　有一次，我们在北京赚了好多钱，冯仑的野心就出来了，一会儿说要收购北京电影制片厂，一会儿说要收购哈尔滨的地下商城，最后王功权说，地下的事情没有意思，我们最好组建一个航空公司，天上有几家万通的飞机飞着，再收购一个上市公司，收购信托公司……这些基本上都是我们天天谈的事情。其中有一个朋友说，只要和冯仑走到大楼里面他就问这楼多少钱，想把它收了——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开玩笑，反正是这样的状态。　　有时候我们边吃边谈，冯仑爱吃大白菜，王功权爱吃炒土豆丝——这是他一个特别重要的情结。那时基本上就冯仑、王功权和我三个人在北京，我们经常去保利大厦旁边的小摊上吃饭（现在环境不错，那时只有些摆小摊的），点上土豆丝等三个菜，边吃边谈。有意思的是，吃饭时谈到几千万甚至几个亿的收购项目，眼都不带眨的，吃完以后，两三块钱的土豆丝反倒觉得贵了，真是矫情。我这才明白过来，大家原来都是穷学生，突然有了钱以后，就没有钱的概念了，收购项目的花费还不如贵了几毛钱的土豆丝给我们的感觉更直接。　　再聚首　　1995年的4月份，万通集团的六个合伙人发生了一次裂变，这次裂变像宇宙大爆炸一样，让我们越变越小，最后终于裂成了碎片，变成了一个个独立的整体。这一个个的独立体又不断地在裂变，裂变到最后就有了从万通分离出来的30多个做房地产的董事长和总经理，“万通”也被称为是房地产界的“黄埔军校”。　　十年之后的今天，冯仑邀请这六个“万通”的创始人再一次聚会，地点选在了长安街旁君悦酒店长安一号餐厅。　　在这十年中，我们有的人一次都没有见过面，不能想象他们变成了什么样子。但见面后大家感觉都很亲切，而且大家都很健康，没有想象中臃肿的体形，穿得也都很干净、体面，没有了我们当年在一起尚未成家时的那种对一切都满不在乎、不修边幅的生活方式和感觉。　　在这种环境和氛围下，冯仑又回到了原来的领袖地位，总是关照着每一个人的话题，每一个人的心情，让每一个人在这一次难得的聚会中都能够心情舒畅。大家一边在怀旧，一边展望着未来，也总想听听冯仑对未来宏观趋势的高见。冯仑首先说了，中国未来发展很可能是走新加坡模式：在政治上，是民主法制下的长期一党执政；在经济方面，是国有企业主导的自由市场经济；在文化方面，是新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思想多元化体制。他一说完，马上遭到王功权、易小迪的反对，他们反驳说，中国与新加坡是根本不同的。这种气氛让我感觉像回到了90年代“万通”开董事会的场景，各有各的观点，各有各的意见，所有的观点没有一个是大家都一致同意的。　　冯仑谈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状态，他用了四句话来总结：一是资本家的工作岗位，没有办法，不小心成了资本家，只能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二是流氓无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西装革履，正襟危坐，像老派资本家那样的生活对他来说是种受罪，他还是比较喜欢那种随意的、轻松的生活方式。他一总结就成了流氓无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三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理想，不像老派资本家那样把钱看得特别重。这点我与冯仑一起工作多年，深有体会。我想起了他长期穿着的那件红西服，那是我们在香港时一起买的，他穿了许多年。我问起那件红西服，他说还在，就是破了，不穿了。四是自由文化人的精神向往。　　谈完大事情，开始谈微观的，冯仑一般喜欢谈宏观的事情，说最近跟美国人做业务，见的律师比较多。他说见到的律师有三种。第一种是相当于做构架的律师，每小时要收八百美金，不做具体的事情，就是和你侃，搭架子，人脉关系很熟。第二种律师每小时收费四百美元，相当于建筑师，各个专业的事情都要知道一点，才能把构架律师的完美想法完成。第三种律师每小时两百美金，是做具体文字工作的，文字非常严谨。我们都一致认为，冯仑现在已经成了法学博士，最适合做的是构架律师，下面两种律师他都不擅长。所以谈到具体的业务，冯仑都是按构架律师的思想去谈的。他最欣赏两句名言，其一是“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这好像是中央电视台的广告。另一句是“思想有多远，你就能走多远”。所以他在与美国人做一件惊天地的大生意。因为商业上的原因，现在还不能对外公布，以免透露了冯仑的商业机密。　　谈到了律师，还谈到了知名度，易小迪插话说最好的律师和最能治病的医生一样，是不显山、不露水的。并说，中国古代名医扁鹊，是能包治百病的医生，当有人夸奖他时，扁鹊说，我不行，其实医术水平最高的是我的父亲。我们家人还没有得病症状的时候，父亲就能发现蛛丝马迹，及时地给我们调理好，所以他的医术再高明，也显现不出来。他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只能在我们家族。而哥哥的医术水平要比父亲差一些，他能够发现小病并把小病治好，使其变成健康的人，所以他的影响力就要比父亲大，是在整个乡。而自己（扁鹊）把已经得了大病的人再治好，从本质的效果来看，远没有父亲和哥哥的医术好，因为，并没有及时地发现病人身体的不协调，或者病人还处在小病状态时，就把病治好，病人已经经受了许多的痛苦，但因为把大病治好了，自己就名满全国了。易小迪说，真正的高手、律师并不是名气大的，名气有的时候和他的能力不一定成正比。　　易小迪接着谈了许多思想的重要性，说什么东西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思想，最宝贵的也是思想。王功权很不服气地说，我在投资基金干了这么多年，有几条原则，如果符合这几条原则，符合这几个结论的就投，不符合这几个结论的就不投，像你这种闭着眼睛斗法的做法，国外的投资者是不能接受的。易小迪反驳说，逻辑的思维是对的，但只能在一定范围之内，超出这个范围就不管用了。大家天南地北地谈，我在旁边没怎么说话，但仔细想，好在是大家都分家了，要再合在一起开董事会的话，恐怕永远形不成结论，不知道要耽误多少事。王功权接着说上海下一步发展会如何有前途。易小迪说，发展最有前途的地区是有思想、有创意的地区，没思想、没创意的城市只会沦为一个加工的基地，“以正和，以奇胜”，一定要有想法才行。　　谈到很晚，大家也吵得精疲力尽了，易小迪给大家埋了单，冯仑给每人送了一件礼物——BOSS牌的大衣，大家就各自回家，洗洗睡了。　　大艺术家任志强　　有天晚上，宁瀛、查建英、刘索拉、罗大佑等几位朋友在我们家吃饭，张欣和我都在场。吃完饭后，刘索拉斜躺在我们家的沙发上阔谈艺术。她说英国有个著名的大诗人兼画家威廉姆·布莱克说，“艺术就是在天使和魔鬼之间”。他著名的一首诗就叫《天堂与地狱的婚姻》。他还是20世纪一大思想者，有很多关于上帝和魔鬼创造艺术的论述。只是说好话、拍马屁、让人舒服的“艺术作品”不叫艺术，那叫宣传片，叫广告。在场的几位都是艺术家，有搞音乐的，有搞电影的，有搞文学的，我想今晚他们是凑齐了。他们热闹地谈着艺术，我早早地先去睡觉了。据说他们聊到了凌晨三点半才散伙。艺术家的生活是和普通人有点不一样的，普通人睡觉时他们在工作，他们在睡觉时普通人在工作。这让我想起了我们房地产界的任志强，他是什么话不该说他就说什么，什么话难听他就说什么。真的是应了刘索拉的那句话：在天使和魔鬼之间。其实任志强这个人，从他本质上来说，是个正派的人，这可能是我跟他成为朋友的基本点。　　另外从他的性格来说，在中国这个社会中还是很难得的。像他这种经历的人，一般来说，别人说好就是好，这种僵化一方面是受政治的影响，例如领导上面讲完了话，下面每一个人发言都说这个话讲得如何好，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这就是一个习惯，因为我每年都开人大，每一个人发言的时候，有时候我觉得着急，前面十个人说了，你能不能不说这个话，不行，必须说市长书记的报告如何如何好，这是政治纪律，这已经形成了一个习惯，这是第一个对我们真正纯净人心灵的干扰。　　第二个就是中国的传统，不愿意惹别人。传统就是你好我好，像任志强这样老挑别人毛病的人是少数，不是特别多。一个60多岁的人，还是“愤青”，不过在西方，80多岁的人都是这样的思路。但是我们因为受政治方式的影响，所有人变得只能服从、只能说好，背后可以骂，但是在桌面上和领导坐在一起的时候，只能说好。所以我跟任志强开了几次会后觉得这个人挺可爱的，有时会开得死气沉沉，大家说的都是车轱辘话，困得都睡着了，突然任志强一冒泡，所有人都惊了，不知道他的话是冲着你来的，还是讽刺你，他一说话，整个会场的气氛都变了。　　最有意思的一次是，政府的几个部门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开会，邀请我和任志强参加。那次会议参会人员很多，有人民银行总行的，有建设部的，有财政部的等等，谁知任志强给我打电话，说你今天下午必须看一下项目。我说任总，北京东边到西边很远，又堵车，这个会议都是国务院组成部门级别的，人家把我们俩请过去也是看得起我们，这迟到了不好。任志强自信心强到天方夜谭的程度，他说我们俩去开会是没有意义的，你别着急，先跟我去看项目。我说不行，你可以迟到，我不能迟到，领导的红头文件来了。　　会上，先是人民银行做了一个金融形势分析报告，然后谁分析谁分析，分析完了以后，我开会开得马上就睡着了，任志强风风火火地赶来了，迟到了一个小时。　　任志强进来看见一个女的在那里发言，就瞪着眼睛看着，像老虎看着猎物似的。那位女士发完言以后，任志强站起来把她批评了一顿，语言犀利无比，那位女士哇地就哭了，号啕大哭。你说普通情况下把一位女士惹得这样哭也不好，而且都是各个部门的领导在场，她一哭，任志强也有点不好意思了，好在这时一个人民银行的人出来圆场了。下来以后我跟任总说，你何必呢，你来了把人家弄哭了干吗？任总说她的观点就是错的，哭不哭她的观点都是错的。说完以后他就走了，我和另外几个住建部的领导说，这会开的，房地产行业有一个任志强把整个房地产行业的名声都搞坏了，人民银行能够对房地产行业有好印象吗？研究政策的时候能偏向房地产行业吗？　　记得那年8月31号，SOHO尚都的方案通过了政府的审批，我们在“长城脚下的公社”举办了一个朋友聚会，庆祝这个新的项目——SOHO尚都的诞生，我请来了任志强。当时，正是上海出了周正毅事件的时候，当着所有媒体记者的面，任志强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北京的周正毅就是潘石屹。”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我也没有搭茬，下面有好几位记者问我为什么不反驳，我说没必要。　　5月份，在政府要求对房地产进行宏观调控的紧要关头，我突然接到通知说建设部部长要见我们。我想在这种关键时刻，部长的召见一定不是给糖吃的，肯定是打屁股，所以一定要小心。早上起来，我穿好衣服，选择了与开会的会场气氛和领导心情适合的衬衣、领带，配了一件黑色的西服，然后先到办公室上班。　　快到中午时，任志强打电话给我说：“下午部长要召见，你知道不知道？”我说：“知道了。”他说：“你过来，我请你吃饭，吃完饭我们一起去。”我答应了，中午就与任志强一起吃的饭。我发现他穿着一条米黄色的登山裤，就对他说：“下午要见部长，还有时间，你是不是换条裤子？”他很倔强地说：“不换了。”我想艺术家都是如此，穿衣、发型都要与众不同，光头和长头发的男人八成是艺术家；穿破衣服的一半是民工，一半是艺术家。想到这里，突然觉得自己穿西服打领带的，显得假惺惺的，装腔作势，没有任总洒脱。　　在下午的会上，部长问：“社会主义发展商的社会责任是什么？”我说了一大堆话，诸如遵守法律，遵守政策，按章纳税，把建的房子卖出去，不要空置，赚了钱后多做慈善事业和公益事业等等。从部长的表情看，他对我的发言很不满意。几个月后我才想清楚了标准答案，应该是：“要主动地服从宏观调控的政策。”而会上，任总的态度与标准答案是相反的。　　有本叫《大道》的杂志要给任志强和美女李冰冰拍照片，借用我们SOHO尚都的样板间。照片拍出来后登在杂志的封面上。任志强见到我时说：“到你们SOHO尚都拍照片，尽给你打广告了。”我说：“我看到的只有你和美女，看不清楚是在我们SOHO尚都拍的，我一定要写一篇博客，说明你和美女是在我们SOHO尚都拍的，我自己给自己打广告。”看了他的封面照片，我想，任总朝艺术家发展的道路上又迈了一大步。　　革命家王石　　王石这样有个性的企业家，可写的东西太多了，我这里只写几件小故事。第一件事是在深圳桑拿房里发生的一件小事，可以从这件小事上折射出王石的性格。　　一天，在深圳的某桑拿房里，王石和陈劲松一边蒸桑拿一边聊天。突然开门进来一小伙子，一声不吭拿起一大桶水全都浇到了桑拿房里烧红的石头上，桑拿房中的温度骤然升高，一阵阵热浪扑面而来，逼得人喘不过气来。陈劲松大叫了一声，马上推开桑拿房门跑出去了。留下了王石和深圳男青年还在里面坚持着，虽然炽热难熬，王石在心里面始终和这位男青年较着劲，看谁能坚持到最后，谁的意志会先垮下来。终于，这位男青年坚持不住了，开门跑了出去，王石坚持到了最后，王石胜利了！　　桑拿房的温度降下来了，陈劲松走进来对王石说：“王总，你真行！把这小青年给熬跑了。”王石说：“这人就是房地产界的孙宏斌，跑进来就是搅局来的，所以一定要坚持住，不能输给他。”可以想象，王石的毅力是经常攀登珠穆朗玛峰锻炼出来的，小青年哪是他的对手。陈劲松一次在饭桌上给我们讲了这个真实的故事，我们大家都哈哈一笑。　　第二件事是10年前的事。有一次王石登山回来，穿着登山服，要跟我见面，我们在国贸吃着日餐，边吃边聊。当时他要成立一个中城联盟——像王石这种有革命理想主义的，万科并不能承载他全部的理想——他想把房地产行业全部融合起来，组织400多家房地产公司成立一个联盟，他是发起人。他的设想是可以联合采购，保证产品质量，可以互相之间进行资源合作，比如你有钱，他有地，就可以一起做。这是他的设想，他让下面好几个人跟我联络，说一定要让我加入到这个联盟里面去。我没有加入，因为我认为这种大的组织，跟我当初的价值观是背离的，当时我的价值观认为，只要这个行业里面有一个巨无霸，这个行业里面的质量就提不起，服务也不会好，价格也不会便宜。只有很多很小的个体经过激烈的竞争，这个行业的价格和服务才会提高。在他看来，只有联合才能够把市场提高，我们两个的价值观是完全相反的，所以就没有加入他的组织。　　这次吃饭聊的就是这事。他说你得加入，前景很好。我说我没有看出好处，我就把我的价值观说了一下。虽然最终我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但在10多年前，就以王石的姿态，能够请我吃顿饭，还邀请我加入他的组织，我觉得他还是很有胸怀的一个人。　　第三件事，确切地说，不是具体的事，但给我的印象最深。在中国，房地产这个行业跟政府之间的关系是千丝万缕的，基本上没有一个行业像房地产行业这样跟政府签合同，土地是从政府那儿取得的，规划得得到政府批准，接水、路、园林、消防，政府各个部门都可以卡住你，你可能就要给一点好处，你不给好处就不放你过去，这就是这个行业的特点。所以我想这个行业可能比一般的行业更容易腐败。但就在这样一个行业，在中国这样的情况下，王石很多年前就提出来不行贿受贿一分钱，这实际上是需要勇气的，这样大的公司，能说出这样的话，不私下交易，不官商勾结，就给这个行业树立了正气，树立了榜样。在中国，你真正喊出去，别人就不敢为难你。像我们SOHO中国，当初就说不送礼，逢年过节不送礼，过八月十五给政府部门连月饼都不送，就绝到这一步，也没有人卡你，因为他们知道敲你竹杠也没用，你敲了微博上给你晒出去。所以我看好王石，这一点是他对房地产行业一个特别大的贡献。如果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代企业家的角度看王石，把王石这个个体的企业家放在他所处的群体中去，也许更能看到他们这一代企业家在中国经济成长和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价值和作用。这一代企业家代表人物有王石、柳传志、张瑞敏，任志强也算一个，但任总能量大从第一代蹦到第二代了，他既有第一代企业家的特征，也具有第二代企业家的特征。他们这一代企业家共同的特点是，从骨子里相信市场经济，相信只有市场经济才能让中国和中国的人民富强起来，摆脱吃不上、穿不上和住不上的窘迫困境。但在他们创办公司时，中国连公司法都没有，也没有别的适用法律来保障他们作为企业家应得的权利和利益，很多事情处于法律的真空地带，企业家在利益面前没有明晰的法律标准，自身的约束力往往决定了他们的命运。所以这一代企业家能活下来的无一例外都是不太注重钱的，同时对自己有着很强的约束力，有无私奉献的雷锋精神，他们自己在企业没有股份，也没有过高的收入。那个时代也有的人认为自己创造了财富，就应该得到自己的那部分财富，这部分人都成了中国市场化、走向富强道路上的牺牲品，牺牲的太多，存活下来的太少。存活下来的这几位都有其独特的性格和奉献精神，都是可敬的。无论是死去的还是存活着的第一代企业家，他们都为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了经验，为未来市场经济的推进铺平了道路，成了案例，成为了建立法律和制度的案例。存活下来的更伟大，对今天更有意义。　　今天中国经济奇迹般地成长了，全世界第一大银行是中国的，中国工商银行；全世界第一大房地产公司是中国的万科，万科一家公司一年开发房子的套数比全香港一年开发的套数还多。　　但中国公司在成长的过程中都是十分艰难的。万科当初走背字时，曾请求一家公司成为万科的大股东。那家公司提出的条件是让王石配合他们打压万科股票，他们进入，再给王石一些黑钱。王石扬长而去，临走时说，你不仅看不起我们万科，你还看不起我的人格。　　我们这些人应该属于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代企业家，是承上启下的一代。再看看比我们年轻的企业家，他们比我们更优秀、更有创造力、更有见识，三五年一代企业家，人才辈出。相信五年、十年后的中国比今天更强大，更富裕。市场经济会为中国创造巨大财富。希望大家记住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这段历史，除了伟人们指点江山，还有一代企业家的努力和寻找。不要忘记那些牺牲者、失败者，更不要忘记像王石、柳传志、张瑞敏这样的成功者、幸存者。他们是中国市场经济的拓荒者。　　李敖和陈文茜　　2008年8月份在北京举办奥运会期间，我再次到了台湾。原以为两岸直航就可以方便一些了，但我们作为专业人士被邀请访台仍要绕道香港，仍需要起早贪黑，花费一整天时间在路上。上次去台湾走马观花，在台北仅住了一天，没有来得及仔细观察台北，甚至连台北的“故宫博物院”也没有去。据说北京故宫里很多值钱的文物，都让蒋介石运到台北了，一共有60多万件。到了台北后，先见到两位老朋友李敖大师和陈文茜，他俩与我是分别单独见面的。他俩都是极有意思的人，跟他们在一起时常能听到他们妙语连珠，笑声不断。他们喜欢互相贬损对方。陈文茜养了一只小狗，给这只小狗取名叫“李敖”，并说这只狗和李敖一样胆小。李敖的胆小是有名的，担心坐飞机不安全，在台湾住了快60年了，只在香港和大陆待了12天，其余时间都在台湾。也许是年轻时坐牢，把胆子坐小了。但说话胆子比任何人都大，谁都敢骂。当时台湾人都在谈论陈水扁“洗钱”的事，比谈论北京奥运会的人还多。我问陈文茜，李敖为什么不出来评论呢？陈文茜说，李敖只会把钱藏在书架的书里，还常常被他老婆发现，他哪里懂得什么是“洗钱”，什么是“私人银行”呢？陈文茜说，李敖是活在历史中的人物，活在“五四时期”的人物，对历史包括一些细节都很熟悉，但对当下和未来的生活不了解。的确，在我的书中他发现的错误都是历史年代的错误，如我误把道光年间写成了光绪年间，爱因斯坦发表E=MC2公式的时间误写成了1946年，等等。　　李敖和我见面时也不忘贬损陈文茜，说女人太厉害没有好下场，陈文茜则说，是没有好下场，但比嫁不出去更坏的下场是嫁给李敖。李敖在与我对谈时，劝我改行，我说我除了盖房子，也不会干别的。他说，本·拉登赚够了钱都改行去炸美国的世贸大厦了。我说，我怕爆炸声，小时候过年我连鞭炮都不放，就是因为怕这声音。我给李大师建议，住在北京，与凤凰卫视签约，就会有一个更大的空间，在台湾太小了，限制了他的发展。他说，他要和新加坡的“黄河”卫视签约了，并让我转告凤凰卫视的王纪言台长，凤凰再不与他签约，他就往“黄河”里跳了。　　CHAPTER FOUR 要幸福　　我跟张欣称得上“闪婚”，当时外人看来完全不搭调的两个人，从一开始就不被看好。好在我们之间还有爱，虽然初期因为价值观的冲突一度令婚姻陷入绝境，但她的忍让帮我们挺了过来。经历了许多事情后，现在，我们的价值观越来越趋向一致。　　闪婚　　我和张欣两个人从过去的经历，受教育的背景，包括从出生地、成长环境来看，其实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我是从中国的农村一步步走出来的，是一个典型的草根阶层。她是在北京出生的，整个经历都是比较国际化的，而且她整个受教育、工作的背景应该是这个社会中比较高端、精英层的——剑桥大学读研究生，毕业出来以后在华尔街工作……这么两个在外人看来完全不搭调的人，认识不久就决定结婚，外人看来几乎形同儿戏。所以当我们俩宣布要结婚的时候，张欣那边的朋友非常不看好我们的结合。她们说两个人要在一起生活，文化背景、价值观这些东西是特别重要的，而一个人价值观跟他的家庭、教育环境和他走过的道路有很大的关系。她有几个朋友说，你们的婚姻最多维持半年的时间，因为在一起生活基本上是不能够避免有各种各样的矛盾，而这种矛盾冲突最厉害的就是对每件事情的看法不一样。　　不可否认的是，当时我们之间确实存在这种分歧。我觉得对的事情她则觉得是不能够容忍的，我认为干净的事情她则觉得非常脏。我们的婚姻在一开始的时候确实面临着一个特别大的考验。　　我们刚刚认识的时候，是20世纪90年代初，要结婚了，我们商量着说买点家具吧。那时候家具市场很小，我们去的是在军事博物馆举办的家具展。逛家具展的时候，我觉得家具花花绿绿的很时尚。她看完以后说不行。我说你看结婚的时候买个大红大绿的多喜庆，她说这个家具不好。我当时在万通工作，特别忙，能抽出时间买家具都很不容易，但转了一上午却没买到我们都满意的家具。按照我的审美观，我无法理解这些家具为什么张欣接受不了，我说我这乡下人在北京城里面买到家具不是挺好的吗？她却断然说不行。　　没买到合适的家具，我们就准备离开军事博物馆，那个年代也没有什么饮料卖，在军事博物馆门口有个推着板车卖葡萄的老大爷，我们都渴了，我建议买些葡萄解渴，那葡萄摊上苍蝇特别多，我都没有注意到，我们走近苍蝇“嗡”地飞走了。结果张欣说葡萄也不买了，我说这不是挺好的葡萄吗？我说你看要买结婚家具，家具没买成；渴了说买葡萄，葡萄也没买成。这时她一下子就哭了。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只能赶紧安慰她。她哭着说，就是因为嫁给你，才要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但是我真觉得不是什么问题，北京城里面苍蝇多，乡下县城里面苍蝇更多，在我看来都是习以为常的事情。婚后的很长时间里我们一直没有买家具，只有一张桌子和一面很古旧的穿衣镜，还是她从香港家里托运过来的。我们就买了个床垫放着，一直没有自己的床。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她只从香港买了几盏灯，而床、柜子这些东西全都没有买。我记得最有意思的是洗热水澡，原来我们住的房子没有24小时热水，都是用煤气罐烧热水，煤气灶经常熄火，我觉得在北京生活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她却觉得在北京这样的生活如同炼狱。因为她原来一直在香港，包括在英国读书，在这些地方生活得都比北京好，到北京来了以后，还一直咳嗽。基本上从我跟她认识，一直咳嗽到2011年。她一直不太适应北京的生活。2012年夏天我们到美国去，让美国医生做了全面化验，化验之后说是过敏，是胃里面的某种气体刺激嗓子造成的过敏，尤其是吃薄荷之类的东西特别容易产生这种气体。我这才恍然大悟。我们天天怕外面污染，就在自己家里面用花盆种薄荷，我们吃新鲜的薄荷，用新鲜的薄荷沏茶喝，所以一吃薄荷类的东西就咳嗽。我问医生怎么治疗，他们说这个很简单，只要吃一点药，不要让这种气向上刺激嗓子就不咳嗽，终于在十年后治愈了咳嗽的问题。由于我们两个人在方方面面的差异，导致了很多矛盾和冲突，甚至是疾病。　　冲突至绝望　　我们俩从刚认识开始，反差就非常大，矛盾也很突出。大概在我们结婚三年的时候，基本上就处在了几乎分手的状态，她因此远走他乡，去了英国。原因有很多方面，比如关于公司治理。我认为我治理公司的方式是对的，我原来的公司办得挺好，因为当时其他合伙人从来不参与管理，就我一个人说了算。我管理公司就是我自己把问题想清楚，给每一个人布置的事情都很具体，然后你去把这个事情做完就完事，别问为什么，去执行即可。我觉得这样比较简单，而且每一个人任务特别明确，时间也很明确。　　跟张欣一起办公司后，感觉事情变得特别复杂。当时公司连10个人都不到，她强调让公司这些人都坐下来，每个人都得说，你说你的，他说他的，西方的管理思维里特别强调要说不一样的观点。她觉得如果像国内开会那样，上面领导讲一句话，下面所有人都说好，是完全没有价值的。所以这些人坐在一起，天天不干活，就在一起讨论，任何事情都得反复地讨论，讨论得我非常焦虑。我跟她说，这不是办公司的样子，办公司是一个人想清楚了，说给别人去执行就可以了。办公司跟治理国家完全是两回事，治理国家要民主，办公司就得独裁。她始终特别反对这一点，认为任何事情都在一起探讨，就是美国式的民主。我说公司里面这样探讨下去肯定会出问题。　　最后我们两个人基本上谈任何事情都谈不到一起去，做事情的方式不一样，对质量的标准也不一样。最终导致双方的崩溃，我们两个人就分开了。她只身一人去了英国，在熟悉的环境里，她觉得很舒适，有几个朋友带她到苏格兰去打了一个多月猎。我那个时候觉得心里面要寻找一个精神寄托，陷入了对自己内心世界的反思。其实我对主流的思想并不顺从，那个时候觉得共产主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些离我们非常远，想让这些思想打动我们的心，成为我们的精神支柱非常困难。可是又没有别的思想来支撑自己的精神世界，这个时候我就又翻开佛经看。在佛经里面也寻找不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最后看到了禅宗。禅宗里面没有多少经文，都是故事，现在回过头来看，每个故事都是反逻辑的。佛教的一些大师对禅宗存有偏见，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小儿科的东西。然而恰恰是这些小儿科的东西对于我来说比较受用，随后，我就到了日本的京都待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在那里度过了一段有价值的时光。京都这个城市有点像中国的西安，是一个古老的城市。那里的人非常谦和礼貌，一路陪同我们的是一位快80岁的老人，做事情非常认真，包括吃的食物。　　京都有个二条城，对日本人来说，那就是他们的故宫。我在二条城看到，人们脱了鞋，安安静静坐着，没有烧香，没有拜祭，就那么静静地坐着，一坐两个小时。前面是特别著名的一个园子，墙很低，破破烂烂的。后面的院子里面有泉水，人们都安安静静地在从那里取水喝。从二条城出来以后，我明白了所有的东西都应是简简单单的，如果掺杂进太多外在的东西，比如烧香、献花，反而把你心里面的这种美好、这种爱、这种感动都冲淡了。　　在京都待了一段时间后回到北京，我们俩的关系仍没什么改善，我对婚姻基本上都绝望了。有一天她从英国打电话过来，她说她读书、工作都在英国的环境中，那里确实是她比较熟悉的环境，如果不是因为我，她就不可能到中国来，就跟中国没有任何的牵挂，言语之中透露出她还是想回到中国的意思。我们在电话里面谈了半个多小时，我说你还是回来吧，然后她就回来了。回来后她说再不跟你闹矛盾了，公司的事情你管吧，我就负责管理家里的事。这一次危机就这样过去了。　　张欣打开了我的视野　　婚姻危机过去了，我们俩办的SOHO中国公司的业务仍没有什么起色，她退出后，我就开始了新一轮的合作伙伴寻找工作，慢慢地，公司的业绩有了明显的进步，真正要建房子的时候，我一个人已经不能承受那么大的工作量了。所以等到张欣生完第一个孩子之后，我们俩又开始在一起共事。第一个项目做的就是现代城。　　现代城这个项目是按照张欣的价值观做的第一个住宅，上市以后，行业和市场上的争议非常大。多种批评涌向我们，有人说你们选的门的把手都是直的，跟工业化的东西一样。把手都有曲线，你们选的把手怎么这么难看。张欣说建房子的时候，一般中国常用的落地式的玻璃，不要窗台，有些人也接受不了，有个老太太上来收房的时候，往下一看，吓了一跳，这样高的楼，前面一米她不敢去。老太太拽着我，说她害怕，吵着要退钱。　　我们现代城的房子没有用花岗岩、大理石、亮面不锈钢等光洁度较亮的材料，而是用的青石板和一些亚光不锈钢等产品。有一个小伙子责问我，说你不选高级材料，选青石板做材料，你见没见过真正的豪宅，去没去过香港啊？批评铺天盖地而来。那时候我和任志强还不认识，他批评得最厉害。他通过媒体、写信批评我们。最长的一封信是一万两千字。但是我们坚持一步步做，一直做到现在，任志强也不再批评我们了。　　在我们夫妻俩的合作中，张欣充当的角色是一个新概念引进者，第一步她把国外新东西带进来，第二步她把全世界最优秀的建筑师带到中国来、带到北京来。　　在最初的时候，我也觉得张欣设计、建造的东西跟我的价值观并不完全一致。后来我们不断地出国学习，每年基本上都出国两次，第一次是夏天，第二次就是圣诞节前后。我们不断研究国际的建筑，研究别人的产品是什么样的。这对我来说，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所以，我觉得跟张欣的结合，无论是组建一个家庭还是创办一个公司，最重要的就是她打开了我的国际化视野，就像打开一扇门一样。　　我现在想，如果没有我跟张欣的结合，我可能也会到国外去参观，但很难深入到西方社会的主流人群里面去，或许只是以一个游客的方式去看一看名胜，去参观参观，见一见人，可是对西方人真正的价值观，他们所崇尚的东西，包括我们常说的普世价值的标准，是很难有深入理解的。就这样在慢慢的相处中，我们的价值观逐渐趋于一致。　　有一段时间，张欣参加了很多国际组织，她成为了美国国务院的一个国际顾问，还成了美国外交协会的理事。美国的外交协会对美国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它跟中国的外交协会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外交协会是一战时期成立的。一战的时候还没有美国的国务卿，组织机构设置也没有国务院，所以对外政策都是由美国外交协会制定的，它的理事都是退下来的国务卿、退下来的财政部部长等这样一批人。2012年她还成为哈佛顾问委员会成员，这对我们的家庭、对我、对我们公司的国际化都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2007年对SOHO中国来说是特别重要的里程碑的一年，这一年我们成为了上市公司。上市的意义并不仅仅是融到一笔钱，其真正的价值就是让我们公司变成了一家开放的公司，我们上市IPO的时候融了19亿美金，在最近一段时间，又取得了境外利率较低的25亿美金债券，这样强大的资金后盾，为SOHO中国的发展奠定了一个特别好的基础。而且，我们也实现了跟世界上各类资源的整合，比如工厂、设计师等国际一流资源。　　教育的烦恼　　我们两人之间的分歧，在孩子上学的时候又开始显现出来。实际上，张欣常常跟我讨论这个事情，在这样一个大的环境背景下，我们的孩子到底走一条什么样的路，是要上中国的学校、参加中国的高考、受中国的教育，还是让我们的孩子更国际化一些，上国际学校、出国留学，这是两种路子。实际上无论是从经济条件来说，还是从其他方面的条件来说，这两种路子的条件我们都具备。在这两种道路的选择中，我的观点是未来的世界是人类一体的世界，无国界的世界，不要太区分中国和外国，甚至不要太区分东方还是西方。从这个世界的本质来看，并无大的差异，所以我认为孩子受国际化的教育是最佳选择。张欣的观点和我的观点有一定的偏离，我觉得可能是人们缺什么就想什么，因为我从小受中国传统教育，所以特别向往西方的教育。而张欣从小受西方教育，反而向往中国的本土教育。我想得最多的是我们的孩子大了以后，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社会飞速发展，尤其是互联网对人们之间的交往的促进，不同民族、不同肤色之间组建家庭、通婚再生孩子，国界、洲界很快就会消弭。张欣一开始不同意我的观点，坚持让孩子上国内学校。我也没跟她争，只是甩手让她去办孩子上学的事。其实这并不代表我认同了她的观点。对于国内学校，我比她熟悉，办起事来会顺利很多，但我让她自己去办，让她感受一下国内学校的氛围。结果她一连去了几个国内学校，回来很失望。学校都是强调钱，却鲜有谈怎么教育孩子的问题。最后，孩子还是被送到国际学校去了。我们周围很多家长都选择先把孩子送到中国学校学习，一段时间后再申请美国学校，结果各种问题层出不穷，而且会遭遇文化冲突的困扰，接受新文化的难度远远大于一开始就读国际学校的孩子。我们的小孩在升学过程中就特别容易，面试也好、考试也好都很顺利。朋友的孩子读的都是中国最好的学校，还有一个朋友因为是法国国籍上了法国的学校，法国学校跟英文世界也不接轨，现在小孩也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语言和文化融合与接轨的压力。　　我觉得未来是人类一体的社会，英语还会像今天一样是国际主流沟通语言，整个的知识体系也基本上建立在英文这个知识体系上，因此，我们不要让小孩走过多的弯路。　　此外，在对孩子的教育上，我贯彻了自己的思想进去，美德教育是最重要的，而诚实是美德的基础。现在孩子们在这点上做得不错。比如有时候晚上上网睡觉比较晚了，他都不会撒谎说提前睡。孩子小的时候，处于青春期时不懂事，叛逆，会比较难管理些，平时要多跟他们沟通，鼓励他们说真话。只要说真话、诚实，他们犯的所有错误都是可以纠正、可以弥补的。必须要让诚实在他们的心中扎根。　　要有光　　没有怎么给张欣买过礼物。我买的话，她不一定喜欢，她喜欢的就会自己去买。我买东西基本上是在西方国家过完圣诞节之后，所有衣服的价格、东西的价格打五折。圣诞节之前，按照西方的习惯买个小礼物，互相之间送一送。国外的圣诞节的礼物，你就买一个小小的香皂，不见得多贵，主要是心意，礼物贵还是便宜并不重要。　　我不是个浪漫的人，没有送礼物的习惯，不像西方人那样喜欢送礼物、写卡片给爱人，表达爱意。这可能和我生活的背景有关。我觉得送花、送礼物，这都是年轻人的事情——任志强却比较注重花和礼物，尤其是在他生日的时候，你要送他礼物他会非常开心。我则无所谓，并不在意谁送东西、谁不送东西，也没有刻意给张欣制造浪漫。　　但还是有许多事能把我和张欣吸引在一起，比如我和她常常探讨比较一致的话题。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两人看法完全一致的事，就是美国的大选。其实这跟我们的生活并无太大关联，我们一起讨论美国的两党竞选，非常有兴致。中国开会大都是死气沉沉的，永远提不起兴趣。美国大选有激烈的辩论，也有激昂的演讲。前两天，她在饭桌上讲对奥巴马的就职演说的感触，我抽空看了看他的演讲视频，就理解了为什么奥巴马的讲话能让张欣感动，那里面有我们关注的平等，成为一个干干净净的国家，国家有尊严，国家的人要有尊严，不能有歧视，这是我们共同的价值观。　　最近五六年的时间里，每年我们都会抽出时间到最偏僻的农村，去给幼儿园的小孩和三年级以下孩子普及美德教育。并不是我们出钱给别人去做，而是我们要亲自到中国最偏远的地方去，那些村子开汽车走四五个小时才能到县城。我觉得我们帮这些留守儿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也是我们双方共同的东西。张欣是公益组织Teach For China的现任董事会主席，她这个项目是把两个美国的大学生和两个中国的大学生送到中国最偏僻的学校里面做两年老师，然后再回到他们出发的地方。通过这些事情，我发现了张欣身上很多可爱的地方，看到了她的爱心，觉得她真是为这个社会做了一些有价值的事情。我心中常常想，如果对方是一个特别爱占便宜、自私、贪得无厌的人，你永远不会爱起来，而你要看到她身上发光的东西、美好的东西才能够被吸引。这或许也是我幸福的光。　　在我的经历中，能够吸引我的女性大多是快乐的人，或者是能够帮助别人的人。在我小时候，村子里有一些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能让死气沉沉的山村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有些知识青年很调皮，有的偷鸡摸狗，有的打架斗殴，只有其中一个女孩子给我留下了特别美好的记忆，她整天都很开心，从来也不嫌农村脏，毫无条件地帮助每一个人，总是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令人难忘。所以人和人之间的情感，还是跟他身上的性格、品德有很大的关系。　　CHAPTER FIVE 要有梦　　你幸福吗？这是2012年的一个年度热点话题。受访者的回答五花八门，每人都有一个评判标准。我认为，人真正的快乐与幸福来自于你内心，来自于为社会服务后的充实感、满足感。如果问到我，我会自豪地说：“我很幸福。”　　你幸福吗？这不太好回答　　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被问到如何处理诺贝尔文学奖奖金，他说：“我准备在北京买套房子，大房子，后来有人提醒我说也买不了多大的房子，5万多元1平方米，750万元也就是120平方米。”莫言的回答里，透露着些许无奈。当央视记者问他“你幸福吗”时，莫言干脆地回答：“我不知道。”　　无论莫言老师“奖金买房子”是调侃还是真有需求，都折射出了人们与居住的关系。可能与幸福无关，但肯定与内心相连。　　居住能改变人的生活，但最重要的还是人。居住条件、生活条件都是我们的思想和智慧进步后的副产品。　　今天，“居住”的概念大大地扩展了，它与其他的空间概念的界限也模糊了，这是互联网给我们带来的变化，这种变化将非常深刻地影响我们每个人的生活观念、工作观念，也影响着我们的思想和价值观。　　有一部分人是典型的欧美人的思想，认为公寓不适合人居住，人居住的环境应该是别墅。那是在欧美，在亚洲国家好的公寓也是适合人居住的，而且也更适合发展公寓，尤其中国人多地少，为了防止城市化抢了农民的地，我们是有一个十八亿亩红线的。因此，大家都想住别墅不太现实。　　人真正的快乐与幸福来自于你的内心。　　圣雄甘地说：“地球上的资源可以满足人们的需要，但满足不了人们的贪婪。”因此，我们不能悲观地认为“居者有其屋”是个梦想，它一定是可以实现的。前提是我们要学会审视自己的内心需求：究竟是为了居住，还是为了享受？　　其实，人的快乐与幸福与有没有固定的场所和怎么样的固定场所没有关系，真正的快乐来自于你内心，来自于为社会服务后的充实感、满足感。生活每天都应该是快乐的，做家务为柴米油盐精打细算也是快乐的，我在外面出差吃的饭，肉多、油大，特别想回到家里吃饭，尤其是吃自己做的饭。这是一种享受。　　对所有的人来说，他的自我实现、他的人生价值、他的社会地位不在于他有没有固定住所，不在于他从事什么样的职业，也不在于他拥有多少物质财富，更不在于他做多大官，而在于他的服务，其他的都是服务之外的副产品。想想这些，再问自己一遍：“你幸福吗？”　　消除自我，实现理想　　从和年轻网友的交流中，发现有不少人比较迷茫，在物质快速发展的社会环境中，他们失去了前进的方向和判断的准则。　　现在这个时代确实是一个特别好的时代，也是一个特别糟糕的时代，好就好在物质的发展真是特别快，要从物质上看的话，目前收入不高的一般人享受到的物质，比50后、60后这一辈三四十岁的时候还要好很多倍。从这个方面看，中国社会30多年时间进步是非常快的，创造了好多物质财富。但另一方面特别糟糕的是，中国这个社会精神的发展远远不如五六十年代，那时人们有一个理想，有一个精神追求，哪怕提个雷锋精神、共产主义，人们一提就觉得激动，现在已经没有这种精神追求了。　　对年轻人来说，不要埋怨环境，先把人生的目标确定下来，人生的目标就是让自己成长，就是让自己进步。当然，每个阶段具体的想法不同，梦想和目标不一样，如我曾经想过做厨师、做医生、做电工等。但人生一定要有一个长远目标，不管做什么具体的事，都不要偏离了长远目标。　　一个人的人生目标是什么，是为社会服务，是帮助别人，是为社会创造价值，在这个过程中，让自己成长和进步。医生的价值体现在解除病人的苦痛，教师的价值体现在为别人教授知识，工程师的价值在于开发新技术造福人类。金钱不是衡量一个人价值的主要标准，即使作为商人和企业家，他们的目的也应该是为社会贡献、为社会服务，赚钱是在为社会贡献和服务的过程中派生出来的附加回报，只盯着钱的商人不是好商人，只盯着钱的商人也一定赚不到钱。在这个长远目标中，重要的是让自己的精神，让自己的责任心、团结心和爱心都要提高。第一要让自己进步；第二在自己进步的过程中，推动周围社会的进步，在你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去抵制社会上的坏风气。换言之，就是让自己和社会同时进步。　　长远目标是我们在工作和生活的过程中的原动力，如果没有原动力你很快就觉得做这些事没有意义，就像赚钱一样。对于我来说，这个原动力就是永远让自己进步，自己进步还要跟社会一起进步，如果只是你一个人进步就没有意义。　　另外，我们要学会把自己的位置放低。有一个大学生拿一本书请我给他写这样一句题词“提高自我，实现理想”，我就给改成了“消除自我，实现理想”。这个问题其实特别深刻，一个人稍微取得一点成绩就容易骄傲，觉得别人不如我，不能客观地看待问题，这就是太自我。所以要消除自我，变成虚心的竹子。在一个人成长的过程中，要消除自我，培养牺牲精神，培养友爱和团结的精神，这是一切叫人积极向上的哲学、各种学问和信仰所共存的，它们的区别只是一些操作方法上的不同而已。如果我们把个人的意义再放大一些，就是国家和民族。同理，国家和民族的富强和繁荣，也一定要消除自我，这时的自我就是极端的民族主义和极端的国家主义。要有广阔的胸怀，包容各种不同的文化、观点和思想，把自己的姿态放低。这样，才会有更多、更强大的有形、无形的力量来帮助我们。当我们看到一个民族和国家穷兵黩武、横行霸道时，这个国家和民族就一定开始走下坡路了，就是衰败的开始。　　先知与逻辑　　当今时代的一些智者，都在预言着一个新世界即将到来，如房龙在他的《人类的故事》最后一章，格林斯潘在他的《我们的新世界》中，还有中国改革开放的设计师，信息时代的预言家们、网络英雄等，都在他们的著作中描述出一些即将出现的新世界特征。如和平，而不是争斗、战争；团结，人类一家，全球化，“同一世界，同一梦想”，而不是分裂和歧视；物质和精神同步发展，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而不是物质过度发展，而忽视精神进步；新世界是文明、智力世界，而不是野蛮、无知世界……尤其是房龙在《人类的故事》一书的最后，借用法国大革命爆发时期最高尚的人物之一孔多塞侯爵被打死前讲的一段话，描述我们人类面对新世界的趋势和特征，“大自然给了我们无尽的希望。人类挣脱了锁链，以坚实的步伐在真理、美德和幸福的大道上阔步前进的景象，为哲学家显示了一个人间奇迹，使他从至今仍沾污和折磨人世间的错误、犯罪以及不公正中得到安慰”。　　去年，我曾去聆听一位著名人类学教授的讲座。她用图表说明，人类历史的发展常常会经历一个很长的平台期，这个平台期有时甚至是长达几十万年的漫长历史时期，在这个平台期中人类的智力几乎没有变化。然后，会突然出现一个爆发性的增长。这常常是由于基因的突变引起的。人类的历史就是平台期和爆发性增长期交替轮回，一个个台阶积累发展起来的。经济的增长和人类的成长，我想有相同的道理。中国的经济在过去几十年时间出现的持续快速增长，正是过去上百年基本没有发展的平台期之后的爆发性增长。如果你留意，在大街小巷都会看到“抓住机遇”的标语口号。中国的哲学思想，尤其是禅宗中最重要的一个字是“机”，这一点是东西方思维的重要差别，西方的观点是唯条件的，条件是可以用因果关系推导出来的。而“机”则是飞跃的，超因果的，是“鲤鱼跳龙门”式的，是富有创造性的，也是无法用回归曲线来预测的。现在，我们大家从中国的每个人、每个公司、每个行业中，都能看到这种思想带来的活力与进取心。“机”的思想是中国人几千年来生活经验的总结，在宗教、音乐、文学及民间俗语中无处不在，“机”的突变现象背后的道理是什么，没有人能说得清楚，这种中国式的“机”常常被某些经济学家指责为“没有逻辑”，历史一次次地证明，这种“没有逻辑”却常常与大道相合，也许只有上苍才知道这其中的奥秘。　　中国的文化人总要对禅宗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如胡适、南怀瑾、季羡林、胡兰成等等，这就造成了禅宗在中国的影响深远而且广泛。前几年，在美国人拍摄的电影《黑客帝国》中虽然没有提到禅宗的哲学思想，但电影中按照《圣经》描述的“重临”人间的“先知”是位家庭主妇，她相信未来世界是随机的、处处存在爱的、奇迹随时可能发生的。而她的对手——黑客帝国之父坚持认为未来的世界是逻辑的、程序的、数字化的，黑客帝国的主人公——尼奥，只是数学模型中没有被整除的余数。这位重临人间的“先知”的思想与中国禅宗的思想正好相吻合。大家从古到今都在用各种方法探索正确的道路，按我今天的认识程度，我更相信禅宗的、黑客帝国中“先知”的思想；而认为世界是逻辑的、程序化的只是一个特例。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探索真理，需要这两个工具。　　谈这些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更准确地把握中国的经济，更清晰地看到财务数字背后中国文化和公司中人的思想。这是支持中国经济发展的长久动力和源泉所在，也是我们判断未来市场的一种方法。　　现在，国际上进步的、发达的团体和个人都非常重视并且希望了解中国文化、中国经济和中国公司的成长。中国公司也向往融入外面的世界，渴望让自己成为更国际化的公司。中西合璧、大同世界是世界的未来，也是我们公司的未来。东西方双向的吸引加快了这一未来状态的实现。只有多文化的融合，才能使公司有更多的创造力和智慧。　　不饿时不要进食　　最近媒体上总能看到跳楼、自杀、枪击、爆炸、矿难、腐败等各种各样的坏消息。有人看到这些消息后，开始对前景担忧，甚至怀疑2012年地球是否真的要毁灭。　　先圣们多次告诉我们，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新周期的开端，未来会有一个无比美好的前景。在这个大周期刚开始的小周期里，人类已经走过了英雄时代。在英雄时代，人人的血液里和内心深处充满了对英雄的崇拜和追求，回头看一看那个时代的文学作品，无不带有英雄主义的痕迹。而现在人类正从英雄时代步入一个“形成时代”、“建设时代”，英雄时代主要是对旧社会、旧秩序和旧观念的破坏，而“形成时代”就如同一个大建设工地，不仅是建设物质世界，更是建设我们的精神世界。精神是人类真正的生命，物质世界仅是精神世界的训练场，通过发生在物质世界中的无数困难和考验来提高我们的品质。每一项困难和不幸的事件背后都隐藏着智慧和奥秘，有些是培养我们诚实、正直、团结、友爱、快乐和责任感的精神品质，有些则是培养我们超脱、忍耐的品质。老师是知道考试题的答案的，但他不会在考试前告诉我们，而是通过考试发现我们的不足和训练我们思维的逻辑，再不断提高克服困难、解决问题的能力，让我们的智力和品质都得到发展和进步。人类的进步以及我们每个人的进步又何尝不是如此？　　有位朋友说人分两类：一类是干净的人；一类是不干净的人。他同时把这句话发在微博上与大家分享。这种干净是由内至外的干净，一个人如果内心肮脏，一定会从他的眼神、面部或肢体语言上表现出来。而我们说的这种干净是可以经过学习和经历困难考验的洗礼得到的。同时很多细节，包括语言礼貌，不讲脏话，不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等，同样可以影响到自己的精神品质，使自己成为干净的人。　　“不饿时不要进食。”这是我曾发给朋友们的一句圣言。当你按此去做时，会发现其中的智慧。勿以善小而不为，智慧蕴含在我们的一举一动中。技术的进步正在默默改变世界，让这个世界更公平、更透明，让每个人的机会更加平等。新技术往往在出现初期并不被人觉察，甚至受到一些人的嘲笑，但一旦时机成熟，它将席卷全世界。现在，走到中国任何地方，无论多偏僻、多荒凉，都能看到无线通信的信号塔。近三年来手机在中国以惊人的速度在普及。这些都为网络时代的到来准备好了物质基础和学习培训的条件。我们已经“从各个角度目睹了表明世界正在经历分娩之阵痛的种种令人心悸的迹象”。当我们看到过多社会阴暗面，对前景失去信心时，把头转过来，看一看科学技术的力量，就会重新拥有信心和勇气。我们要有洞察力，要看到这些力量对世界的改变，前景一定是美好的新世界。眼前的种种丑恶都是过程中的问题，是不成熟时犯下的错误。　　今天我们看到一些风光的人，一些风光的行业，如果他们不能为社会做出创造性贡献，几年后将如同过去的BP机行业一样，被淘汰出局。我们目前要做的，可能更重要的是调整好我们的价值观，让自己拥有长远的洞察力，做真正有价值的事，做真正有价值的人。　　新民主　　北京市人大组织我们这些人大代表集中学习，请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研究员房宁、中国政法大学宪法研究所所长焦洪昌、全国人大办公厅研究室主任尹中卿等一些老师来讲课。他们讲得很好，无论是讲《宪法》，还是讲民主政治都通俗易懂，让我受益匪浅。这次学习对我来说是普及教育，对过去一些仅停留在字面上的词语和概念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　　比如一位专家讲到民主政治，他说民主政治分为三种：竞选民主、协商民主和自治民主。西方国家实行的民主绝大部分是竞选民主，从议员选举到国家总统的选择，都是通过竞选来实现政治的民主。而我国的竞选民主是通过“人大”体现的，协商民主是通过“政协”体现的。这几位老师共同的特点是先把我国《宪法》中的《序》重复讲一遍，从1840年一直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作为他们的开场白，但每人讲得都很生动。“对民主政治的理解不能认为只有竞选民主一种，协商也是实行民主政治的方式之一。”“在宪法中已经赋予了民主政治权利，在实际执行中如何不打折扣去实施。”……这些都是他们的观点。学习中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撇开自治民主这种方式不谈（老师也没有多讲），竞选和协商这两种民主方式是不是要截然分开？如果在协商的基础上再加上选举是不是更能体现民主？在未来的新世界里，哪种民主的形式更适合我们？协商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和用词是“磋商”。我们面向着新世界，新世界的特征是什么？一定是团结的、合作的。离开了团结、合作，我们将一事无成。作为个人，离开了团结与合作，在现代社会就会变得生活不能自理，甚至到无吃、无喝、无穿的悲惨境地。要团结合作，唯有发扬磋商的精神，要在更大范围、更深的领域去磋商，在全球范围内磋商。而以磋商作为前提，在磋商精神的指引下，在磋商这独特的文化氛围下进行选举，这种“磋商+选举”的民主方式可能更完善，更适合新世界。西方竞选民主，给了每个人以自由，是对皇权的反抗。但我们看到西方竞选也在制造矛盾、对抗，甚至仇恨。竞选的基本规则是多数压过少数，强者压过弱者，声音大的压过声音小的。这也有不合理的地方。　　摆在我们面前的路可能有两条：一条是学习和重复西方民主道路，把人的解放和自由放在第一位；另一条就是面向新世界，在磋商基础之上选举，通过磋商去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正确的道路也不可能一开始就选择正确，要不断地依靠磋商去反省、去修正。　　实际上，在今天东方、西方都不得不面向新世界，技术进步、人类的成熟都是新世界的标志。我们应该在广泛磋商的基础上，在磋商的气氛下进行选举，确定社团和国家以及全人类面对的大事情。“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些都是中共十七大提出的论述。我想，适合未来新世界的政治体制也许就会在磋商中产生了。　　为建立新秩序而努力　　2009年经济危机的时候，有位好朋友发给我一条短信：“1949年是社会主义救中国，2009年是中国救资本主义”。我想许多朋友也许都收到了这条短信。这让我想起了邓小平他老人家当年南方讲话中说的那句著名的话“不要争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直到今天才看出了这句话背后的智慧，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谁也救不了谁，就干脆不要争论了。　　社会主义提倡全社会财富增长，再平均后分配给大家，可过度平均主义到头来，只会让大家越来越穷。资本主义鼓励个人财富的增长，最后达到全社会富裕，但也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弊端。无论是个人致富还是社会平均，无论是哪种分配方式，都是在物质层面打转转。而邓小平指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要共同发展。”忽略了精神文明的发展，就像车子两个轮子少了一个一样，就无法前进了。　　今天精神和物质的不平衡就到了无法解决的地步。越是在物质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如华尔街、好莱坞，人们越发现物质财富的增加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西方国家的领导人为了对付金融危机，出台了一个又一个方案，花了一笔又一笔的钱，但没有找到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现在面临的根本问题就是，过去看到的坚不可摧的金融体制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了，信心和人心无法挽回，需要重建新的秩序。而出面解决问题的具体操刀手保尔森正是过去华尔街旧制度的代表——高盛公司的前主席，“自己永远看不清自己真正的眼睛”，旧的思维无法解决新的问题，更不会建立新的世界秩序。　　新的秩序是什么样的？只有在建立和磋商的过程中才能完善，今天谁的头脑中都没有这张蓝图，除非上帝。但有一些原则是明显的，如精神文明要和物质文明一起发展，一个轮子玩不转了。　　未来的秩序是更公平、更正义的世界秩序，不能是美国华尔街就高人一等，赚的钱应该比别人多；冰岛人就只能捕鱼，想按旧秩序做投资银行业务，结果亏本了，就有人说，你们祖祖辈辈捕鱼的能做得了华尔街的投行吗？这种说法的背后是偏见和不公正。种粮、捕鱼的不能永远不如做银行的、做金融衍生产品的，他们的劳动理应得到公正的待遇，而不是他们的劳动解决了人们基本的吃饭需求，却不值钱，价值被轻视甚至否定。　　新的秩序是以诚实为基础的，我们已经看到每个人、每个行业都在反思。微软多年来放任，甚至纵容盗版和小偷，张亚勤任总裁后开始黑屏计划了。微软在中国的软件可以低价，可以赠予，但不能看管不好自己的东西，任别人来偷，并把小偷培养成了惯偷，中国软件业的盗版与微软的纵容有很大关系。报纸、杂志历来都是社会公正的监督者和标志，在他们打假、揭露别人时，自己报给广告商的发行量却全是假的，潜规则是公开报出的发行量是实际的印数乘以4或5，甚至更高。《京华时报》的前总编朱德付先生就曾揭自己行业的黑幕，揭露报纸行业如同奶粉中的三聚氰胺一样地潜规则了……在谈这些问题时，我们并不是指责，其实发现问题，才是进步的前提。　　不要在旧秩序瓦解的动荡中失去方向和目标，新秩序正在社会和我们心中成长着。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新的世界秩序更美好，是从人的心中建立起来的。　　CHAPTER SIX 要自省　　屋内焚了一炉香，香的烟线一直戳到顶棚上，屋内很安静，人的心很平静，一步步进入一种美好的状态，把内心的智慧和力量、快乐调动起来，学习、思考、领悟那难以言表的灵性所在。　　朝鲜行漫记　　2012年五一期间，我去了一趟朝鲜，短短几天的接触，感触颇多。决定去朝鲜是因为一直以来觉得那里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现在，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全世界好多地方都开放了，人们都能够在第一时间知道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而在朝鲜信息是封闭的，他们国内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朝鲜的绝大多数人也不知道。另外，我们常常在电视上面看到，说他们缺吃的，经济不发达。我想一定要去看一看这世界上非常独特的一个地方，看看在这样一个信息不够畅通、信息被封闭的地方，人们的精神状态、真正的社会的发展水平、经济的发展水平是什么样的。我想就是不带有任何偏见的，靠自己的眼睛、靠自己的耳朵去感受一个真正的朝鲜。　　飞机在平壤一落地，我透过窗户看外面的朝鲜人，觉得他们很整洁，无论男女，都穿着整整齐齐的制服，不知道是武警还是人民军。　　朝鲜的普通民众比较流行穿军装，基本上都穿着黑颜色的皮鞋，皮鞋都擦得干干净净的，比我的皮鞋都干净。我觉得他们很注重自身形象，不会邋里邋遢地去见人。我还发现他们每一个人都戴着纪念章，纪念章上有的是一个头像，有的是两个头像。也有人带着手机，我看手机的牌子是他们自己的品牌，手机网络是埃及给他们提供的。比较令人震撼的是它的地铁，是全世界最深的地铁。平壤周围有好多煤矿，空气比北京的空气好。作为一个国家的首都，平壤的商业化程度很低。在国内，北京、上海这些城市都已经是极度的商业化，商店、餐馆、酒店、商场等各种设施一应俱全，给人们带来了很多便捷。可是在朝鲜基本上没有商店，餐馆也很少。飞机场没有餐馆，全国只有一个咖啡厅、一个比萨店，所以要买东西、吃饭，或有其他消费需求的话，是非常困难的。没有市场，就没有任何的广告，所以朝鲜路边都是干干净净的，不像北京、上海这些城市路边充斥着大量的广告牌。人们没有炫耀和攀比心理，从内到外透露着一种质朴的美，跟三四十年前中国人特有的社会主义的美相似，让我感觉仿佛穿越到三十年前的中国。坦白地说，这样很质朴的美很能打动我的心。朝鲜的夜景特别黑，除了两个广场亮一点以外，其他地方都很暗。电力供应明显不足。食品供应上，导游说我们游客吃的饭是以前他们国王吃的饭。打开一看，一碗豆芽菜，一碗豆腐，一碗朝鲜泡菜，还有绿颜色的菜，全是素的，油还是有一点，没有一丁点肉。小孩看到没有肉说什么也不吃。　　从平壤到三八线的路上，我看到山坡上许多老人和小孩在挖野菜，这场景我太熟悉了，小时候这时正是闹春荒的季节，就是靠野菜充饥。我的一位朋友看到了UN送粮食的汽车。回到平壤，看到野餐的人们吃得非常好，她们都热情地给我敬酒，可惜我不能喝酒，又无法说，感觉自己非常不礼貌。这是我与普通朝鲜人接触最深入的一次。　　几天的参观过程中，我们真正接触到的朝鲜普通老百姓很少。朝鲜政府对所有去朝鲜的外国人，包括中国人，管理得都很严格。我们都被带到一个叫羊角岛的小岛上住着，岛上有个饭店。出去旅行的路线都是他们指定的路线，跟朝鲜当地老百姓接触的机会非常少，只是在地铁里面、在马路上看到过，打过招呼，但语言不通，没有更深入的交流。但从他们的眼神来看，还是非常羡慕外面的世界。我们这个团里面共有17个人，有5个人是黄皮肤的亚洲人，另外12个人都是欧美人。我们这一行人走在路上，很能吸引朝鲜人的注意。他们看西方人的眼神，让我想起来中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们的眼神，充满了好奇。我们团有一个欧洲的小伙子，非常豪爽，他手上长着特别长的毛，漂亮的女导游看见了非常好奇，就摸了他一下，把这个小伙子高兴了四五天。不过也只能好奇，在朝鲜，满足人们对外界好奇心的渠道很少。所有人的信息来源主要是看报纸，他们的电视没几个台，而且效果不好，都是雪花，电视节目大部分是唱红歌，歌的调子都比较高，跟我们“文革”期间唱的歌差不多。作为一个现代的人，我对知识和信息的渴求比对服装、对食物的渴求还要大。在国内的时候，虽然更多时间是在办公室里工作，但每天接触的信息很多，处理邮件、开会、打电话、发E-mail，都跟信息有关。而且我有三个随身携带的宝贝，手机、iPad和电脑。这三个和它们背后非常强大的互联网保证了我每天对公司、社会和世界各地信息的摄取。　　可是到了朝鲜，三件宝贝都不能用了，我就像被强制戒烟的烟民一样，非常别扭，又像突然失明的人，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系，不知所措。这是我在朝鲜最大的不适应，对我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之前在国内天天上网，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到了朝鲜我才体会到，我对互联网的依赖性已经非常强了。比如在国内，我要见个人，先到百度上查一下这个人的背景，或上微博了解下他的近况；遇到不懂的词，直接百度一下就知道什么意思。在朝鲜，我记得去三八线的时候，突然想确切地了解三八线是怎么形成的，三八线有多宽、有多长，我头脑中第一个反应就是上百度查一下，可是这个时候没有网络！我感觉自己像与世隔绝一般，完全不知道这个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万一家里和公司发生什么事情，或者国家发生了什么事情，根本无法及时知道。　　我曾经怀疑过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去了朝鲜之后，我对于改革的信心反倒坚定。虽然朝鲜人质朴的美很打动我，但向往的同时我又对他们充满同情。我觉得，无论是国家还是民族必须要与时俱进，而要发展和进步，最关键的是要跟这个世界融为一体，如果将自己与外界隔绝，全都自主了，实际上是发展不了的，这是我最深的体会。其实朝鲜人在智力等各个方面绝不比其他国家的人差，但他们目前的生活状态、经济发展的状态与世界大多数国家相差甚远。而且朝鲜也非常注重教育，有好多的学校，可是我觉得这样的教育还远远不够，还一定要跟外面的文化和知识进行交流。社会的进步一定得给所有的人自由，一定得开放，如果不开放的话，获得知识、信息的途径会非常少，与外界文化和经济等各方面的交流就少，各种思想不发生碰撞的话，各行各业很难有本质上的提高。　　自我是魔鬼　　一位好朋友身患癌症多年，但总是很乐观向上。每次见到他，我们都说他有九条命，他的乐观给我们这些健康的人带来力量。不久前，他去世了。知道这个消息后，大家都很难过，有些朋友哭了。其中，有位叫麦克的美籍华人，他正在组织安排甘肃天水的一些教师来北京培训学习。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参加学习班的教师。有位教师为此写了一段文字（或许是一首诗），麦克自己也写了一首诗，与这位从大山深处来的教师相比，麦克发现了差距，发现了自己在文字中的“自我”，而这位教师的文字纯洁、真挚，没有任何的“自我”。麦克很受感动，他对我说，今年要带上自己的未婚妻去天水大山深处找那位教师。　　听了麦克给我讲的这个故事后，我想到了我马上要出版的书稿《我用一生去寻找》，书中有没有最不好的“自我”在作怪？再次翻开这书稿，的确发现了许多自以为是的东西。　　这本书稿是过去几年时间积累下来的，如果再修改，几乎要推倒重来。这本书记录了我认识与成长的过程，其中有许多不成熟和自我的想法及文字。希望朋友们看到这本书时，以批评的态度去看、去读。　　《我用一生去寻找》试读本出来后，我寄了一些给朋友和同学们。一位同学告诉我，她一口气看完了这本书，也许是因为有相同的年龄和经历，有许多思想上的共鸣。她还告诉我，她把这本书推荐给了她去英国上学的女儿。我最担心的是，千万不要因为书中的“自我”而影响了下一代。　　“自我”（ego）是什么？是自以为是，是骄傲，是看不起别人，是魔鬼，是毒素。这种魔鬼常常寄生在那些有权、有钱、有学识、有美貌的人身上。有句话说：“富人开悟如同大象穿针眼。”得了“自我”这种病，就会远离真理，不管过去多么强大都会变得脆弱和不堪一击。　　有时，这种病也会寄生在弱势的人身上，表现为紧紧地保护着自己，唯恐自己的自尊心受到伤害，十分敏感地注意别人的一句话、一个眼神，这是“自我”的另外一种表现，也是病态。　　这些都是“自我”病的表现，如何才能医治呢？　　我粗浅的体会是放下架子，为他人服务。这一步实际上包含了心理过程和行动两方面。可能跟我思想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我认为人不是一个单独的人，一定要和社会发生关系，和社会发生关系就要服务社会、服务他人，这样的话价值才能体现出来，才能把“自我”消除。　　从心理的修炼来说，就是把自己放低、放空，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尔。表现在行动上就是在跟人打交道、不断碰到困难、不断克服困难的过程中，你自己的境界才能够提起来。　　因此，必须要和人打交道，让你融入到社会里面去，因为人类社会是一个整体，不可能把你一个人放在山洞里面你就能成仙——这段路我在20多岁的时候走过一段时间，闭关，不跟人接触、少吃少喝，结果并没有什么收获。　　从宗教方面来看，像佛教的出家：第一不能结婚；第二不能种庄稼，只能化缘要饭去。这也是寻找真理的一个办法，这是因为当时劳动效率比较低，人大量的时间都要下地劳动干活，思想精神上的东西可能就没有这样多的时间去想，所以把一部分人、一部分想探求真理的人单独出来，然后成为和尚，这些人要做出自我牺牲，不能够成家，不能够有后代，不能够种地，靠别人养活，过着清贫的生活。　　这和道教的老道出家到山洞里面可能还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也跟这个社会脱离了，我觉得今天这个社会中，你的修行就得不断地跟社会接触，只有这样，你才能把内心的魔鬼修炼掉。　　杂碎和牛排　　在古希腊，出现了一名伟大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从而有了逻辑，有了分类，有了形而上学的学问，也从此影响了西方人的思维。尽管后人发现了许多亚里士多德的错误，比如他认为重力加速度与物体的重量成正比，他不承认真空的存在等等。形而上学是物理学之上的学问，后来的人也认为形而上学太教条，把世界分得太支离破碎，而用辩证法和系统论来修正它，但西方的知识和思维最终没有跳出亚里士多德分类、逻辑的轨迹。　　在中国古代出现了老子，在西出函谷关时，他被边防人员拦住写下了《道德经》后才被放行了。孔子尊称老子为老师，拜见老子时送了一对鸭子作为礼物。老子《道德经》的思想，影响了中国几千年，道、儒，西域来的佛、禅，在中国都受到老子很深的影响，可以说老子的学说影响了整个中国的传统文化。老子的思想是自然、平衡、融合、天人合一、万物相通。老子写的《道德经》很抽象，没有多少人能真正读懂他的意思。不像亚里士多德的文章，很具体，所以，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受到了后来的许多人的批判和挑战。而老子的话，似乎是永远正确，如，“道可道，非常道”“天法道，道法自然”。亚里士多德的学问是可以学习的，是有规律可以遵循的。但老子的学问是要靠悟，没有悟性，即使再刻苦也是没有办法学习的，悟的结果是境界的提高。演变到了今天，大多数的西方人，包括受西方教育的东方人，总认为中国的老子的这一套是瞎掰，是故弄玄虚，没有什么可以用的东西。　　张艺谋导演的电影《英雄》，很能体现中国天人合一、万物相通的东方思想。电影开始，长空打败了秦国的一队武士。无名出现了，叫住了长空。无名让盲人琴师再弹一曲。在弹琴的过程中，无名和长空在雨中用意念互相较量。张艺谋告诉观众，舞剑和弹琴的道理是相通的，“大声希言”，这种思想，我想也只有在受老子影响的中国文化中才可能出现，在受亚里士多德影响的西方文化中是不可能出现的。张艺谋进一步表达了这种思想，舞剑和赵国的书法是相通的。在电影《卧虎藏龙》中也有这种说法。刘伯温的《推背图》把这种联系发展到极致。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人，很容易接受这种观念，但对大多数的西方人和受西方教育的人来说，这是天上地下，丈二和尚摸不着头。东方人反逻辑是有历史的根源的，从老子就开始了。这种区别在东西方之间随处可以看到。在医药方面，西药总是很简单、很单一，有具体的化学名称，有具体的计量，什么地方有病，就治什么地方。而中药就复杂多了，一服中药少则十几味药，多则几十味，什么地方有病，不能治什么地方，否则，就是犯了“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错误。在饮食方面，东方人会用各种材料来煲粥煲汤，有八宝粥，还有佛跳墙，有饺子，有杂碎汤，各种炒菜中都可以配上肉。西餐用的材料就单一得多，烤牛肉、烤羊肉，肉是肉，菜是菜。在城市的规划和建设上，西方有《雅典宪章》，城市被分成功能区去规划和建设，生活在城市中的人，每天奔波在几个功能区之间，造成了今天绝大多数城市的交通拥挤和堵车。现代的城市是西方现代化的产物，中国的传统文化还没有涉及。世界的本来面目是什么样的？我想不应该是一分为二，非黑即白的。“不是反恐的国家，就是恐怖主义的国家”就是这种思维的明显的例子。世界的本质一定是丰富多彩的，有白，有黑，也有灰。应该是自然的，平衡的，融合的。但每当谈到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的理解，谈到它的优势时，人们总会轻易地反驳，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给中国带来的是贫困、落后，而西方文化带来的是文艺复兴，是工业革命，是富裕和现代化。　　我们未来的出路是什么？20世纪90年代有个美国人写了一篇文章叫《文明的冲突》，以后又发生了“9·11”、美军攻打伊拉克，还发生了遍布世界的恐怖活动和反恐战争，似乎不同文明之间还都停留在过去的冷战时期，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我想这不应该是世界的本质，也不是我们解决文化差异的思路，未来的出路应该是东西方文化的融合，而不是一味的对立。　　本世纪初，我们邀请日本建筑师偎言吾在长城脚下的公社设计了一座竹房子，房子建成后，他写的一篇文章里谈道，“过去中国的长城是分割了农业文明和牧业文明两种文明的象征，而今天的竹子墙却是联结东西方两种文化的符号”。我觉得他说得特别好，所有参观过这间竹屋的人都感到这里很有东方文化的意境，因为竹子在中国是一种避世、超然物外的知识分子精神的象征，比如竹林七贤；而房间里采用的大面积玻璃窗、地板采暖、卫生间设施又都是最先进的西方科技成果，如果只强调其中一种因素，就不会像竹房子这样给人带来丰富的感受。我们的世界也应该是丰富的，融合的。　　唯有爱用不尽　　各位先知们教育人类几乎是一样的，就是要有爱。这让我想到了一位宗教人士的一段话：“宗教是一个强大的堡垒，但宗教必须产生爱，而不是恶意与仇恨。要是宗教导致恶意怨恨和仇恨，那就完全没有价值。因为宗教是药方，要是药方引起疾病，那么，就抛弃它。”的确，爱是最基本的品质和教诲，就如同有老师教我们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一样简单的道理，却也常常容易被人忽视。在人类所有情感中，最为重要的是爱，爱是一种实实在在且无处不在的存在。只有人具有了爱的情感，才会产生信念，才会有幸福和快乐，才会有诚实、正义、责任感等一系列的美德，才会有纯洁的动机，言行才能有感染力。我们身上的潜能也只有通过爱才能真正地被释放出来。有爱才会产生磋商的基本条件，有了磋商才可能建立起和谐进步的社会。　　这也让我想起了教育，几乎在任何一个社会发展的模型中，教育都是最重要的环节。但如果没有爱的教育，没有情感的教育，只让他死学一些知识和技能，是不会真正转化成为社会做贡献，真正推动社会进步的能力的。我身边就有好几个这样的例子，报考的大学志愿并不是本人喜欢的，而是父母指定的，一个很优秀的学生变得平庸，以后大学的学习和生活，以及刚毕业后分配的工作，对他来说都是一种痛苦。　　人类爱的情感是随着自己的成长而不断成长的。童年时期，他能感受和理解到的爱是家庭的爱，是父母的爱。随着自己的成长，慢慢会理解对自己所处的社会（集体）、团体、国家和民族的爱。爱的范围越大，他所释放的潜能就越大。一个随着年龄成长，走不出家门的人，也一定不会有大的能力和出息。再随着自己成长，这种爱会在更大范围之内发挥作用，爱全人类、爱世界、爱大自然。这样，人的心胸就会开阔，有些人是很难走到这一步的，极端民族主义者也有他们的爱，但这种爱是狭隘的。　　因为儿子的比赛，我们一家来到了威尔士小镇Aberystwyth。这个小镇有12000人，当地的Aberystwyth大学有8000名学生，参加这次威尔士国际杯比赛的足球队有150个，来自世界各地，我儿子潘少这个年龄段的足球队有40多个。比赛组委会把我们安排住在Aberystwyth大学的学生宿舍里，这段时期正值大学生们放假。住的条件不是很好，床的钢丝很松，一上床就陷了下去。这里气温很低，一般在12℃15℃之间，几乎每天都在下雨，下一会儿雨之后，阳光就出来了。晚上睡觉时冷得缩成一团，做的梦都是小时候乡下冬天里的梦。没有暖气，但宿舍里的热水很热，取暖的办法就是跑步和洗热水澡。　　住惯了饭店，刚住了几天学生宿舍，从心里有些抱怨。其实想一想我上学时的情景，比这里的条件差多了。这宿舍有电，有Internet，有热水。每个宿舍的墙上贴满各种纸张。记得我上小学时没有纸做作业，老师布置完作业后，有时就把大家带到操场，给每人划一块地，在地上做，笔是竹棍或木头棍。老师批改作业也不用笔，就用自己的鞋尖批改。但我的家庭给了我无尽的爱，妈妈是个内心很细腻的人，她教会了我如何去爱人，如何去体贴别人；爸爸教会了我要有更大的爱，如何宽容别人，理解别人。小时候最愉快的时光就是黎明起床后与爸爸一起下地干活，他总会给我讲许多大山外面的故事，城市里的故事。他培养了我对生活的热爱，对知识的热爱。现在想来，那时候爸爸比现在的我还要年轻十几岁，而妈妈比爸爸年龄更小，只比我大二十岁。这些联想让我清楚地意识到，教育自己的孩子，要多一些爱，培养他们爱的能力，能爱自己的家人、同学、同事，还要有更大的爱，爱人类。在爱别人的过程中，让自己成长，让自己的潜能发挥。今年高考之后，听闻一些学生，把中学课本烧了庆祝他们的中学毕业。我很吃惊，这就走向了教育的反面，教育最重要的是要培养大家热爱知识，而不是厌恶知识。一个孩子教育是否成功，就是要看他有没有爱心，有没有能力去爱别人，我想这一定是一个重要的指标。　　爱是的的确确真实存在着的，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大堆爱的故事和经历，想起来也许会快乐，也许会落泪，但谁也不可能否认它的存在。相反，是我们一向认为真实的物质世界给了我们一些虚幻的假象，这些物质世界的假象常常让我们忽视了爱这种真实的存在。“爱是由不可知本质释放出来的。”这是《道德教育》一书中的一个重要观点。那不可知的本质就是创造主，就是人们背后那奥秘而强大的创造力。而我们人作为创造物是永远无法理解创造主的智慧的。但祂释放的能量——爱却是我们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的。　　在Aberystwyth小镇上，遇到的每个人都会向你微笑，向你打招呼，千方百计为我这个陌生人提供一些善意和帮助。明天我就会离开这里，也许再也不会回到这个仅有SOHO现代城人口二分之一的小镇，但爱就是这样不计回报，最无私、最纯洁的奉献。　　性空缘起　　《新周刊》的社长孙冕准备和王石他们一行人花20天的时间去南极和北极。朋友们安排了在北京的一家日本餐馆为老孙送行。艾敬给我发了一个手机短信说有许多才子佳人已经到了，让我赶快赶过去。　　我到了这家餐馆后，发现除了艾敬和她妹妹之外，全是一帮年龄在40岁以上的老男人。我坐在一位身穿绿色服装、脖子上戴着佛珠、目光炯炯的僧人旁边。互相介绍，知道了他就是赵青，是在云南大理的洱海小岛上住的一位艺术家。多年前我们全家去云南旅行的时候，朋友安排的行程中，有在赵青家去住一晚的安排，但我们的小孩太小，从大理直接坐飞机了，把去赵青家的行程取消了。以后的许多场合中，朋友们在聊天的时候，提起过这位艺术家赵青。赵青对我说：“我曾有几次在南师那里听到有人提起你。”我问他：“谁是南师？”他说：“南怀瑾老师，别人都称他为老师，我称他为师傅。”我说：“我也看了许多南怀瑾的书，但一次面都没有见过，我想如果是见了南怀瑾的话，我有一个问题很想问他，这个问题是你如何看奥修。”赵青说：“我在几年前，也曾向他提过这个问题。”南老师回答说：“奥修的只是外道。”几年后，他理解了南老师讲这话的道理，意思是讲道理是容易的，是外道，是外面的力量。例如，你可以对我说，你要快乐，快乐有很多好处。你讲这个道理，但是我就是快乐不起来。讲话、讲道理是容易的，要做到的话一定需要一些能量，要修炼，才能达到这种状态。只有达到这种状态的人，才能够真正体会到什么是快乐，才能够真正明白。没有进入这种状态的人，是谈不到点子上去的。他的这番话，犹如禅宗的棒喝之效，让我明白了许多，解除了我多年的困惑。几年来，我也很喜欢看一些形而上方面的书，但是都太注重道理，注重逻辑了，而忽略了要用一定的能量才可以达到这种状态，这些可能就是佛教说的修炼吧。　　释迦牟尼在开悟之前悟到了一句话，他就开悟了。这句话是：“性空缘起。”我想讲的也是这个道理，把所有的想法全都放下，缘分就来了。　　接下来，赵青给我看了一本规划方案。他笑着说：“这是为了迎合某些人的审美情趣而制作的。”我也笑了。我想到伟大的美国建筑师路易·康，死在一个火车站里，三天都无人领取尸体，临死前还欠着别人的50万美金。这位可以与大自然沟通，追求更高精神境界的建筑师，在他活着的时候，别人认为他是疯子。但历史和时间最终发现了他的价值，发现了他的伟大思想和作品。今天我们太多的妥协、迎合，使我们自己的生命也活在平庸之中。　　你的浪漫可能是我的噩梦　　有天夜里，一场噩梦把我惊醒了，醒来后浑身是汗，再也睡不着了。在梦中，家里的乡亲们给我在老家娶了一个媳妇，一定让我回老家去生活。我反复跟他们讲，北京城里现在大家看的都是液晶电视了，咱们这里还没有通电，我不能回去。乡亲们执意让我回老家，说，她家的口粮多，娶到她是你的福气！梦里不断重复着类似的对话。醒来后，我为自己在梦中的恐惧感到不解。最近连续回了两次甘肃天水老家，在白天我的思维中回老家是愉快的，心里也时刻思念着故乡，希望能为家乡做点什么，可是在梦中为什么回老家变成了可怕的噩梦呢？“做梦娶媳妇”在俗语中是一桩美事，谁梦想着什么好事发生在自己身上，就会用“做梦娶媳妇”来形容。在我的梦中却恰恰相反，梦里娶媳妇变成一件可怕的事，这可能是我内心深处自己都无法察觉的恐惧之处，恐惧生活再回到封闭和落后中去。这种恐惧在梦中释放出来了。　　与一个朋友吃饭，得知我是从黄土高坡上出来的，他对我说，他认为最浪漫的事是身穿羊皮袄，头扎着羊肚子白毛巾，背上背着装水的葫芦，赶着羊群，在黄土高坡的对面有姑娘穿着红色的衣服与他对歌。我说，我昨天刚做了一个“娶媳妇”的噩梦，你的浪漫正是我的噩梦。我的说法很扫他的兴，他再也没有把他的浪漫讲下去。在沉默的时候，我想，他的浪漫是张艺谋电影画面中的浪漫，与现实生活相隔很远。　　过去两天了，我还一直在想我做的这个噩梦，我很少看电视，为什么在梦中要向乡亲们大声说“北京城里都用液晶电视了”呢？我想我还是怕落后，怕思想的落后。　　看到陕西省的作家路遥临去世前给贾平凹写的一封信，信中说，“现在我们在西安城里好好写小说赚钱，赚够了钱，我在黄土高坡上打一孔窑洞，一边放羊，一边养病，养身体。”但是，写完这封信不久，路遥就去世了，路遥的梦想也只能在另一个世界中实现了。说实话，我看到路遥在信中这样说的时候，也觉得很浪漫，可是在我的梦里，这一切为什么又是如此可怕呢？　　因为心重，才要超脱　　一天晚上与一好朋友约好吃饭。见面时，他说有另外一个朋友想见我，都跟他说了一年多了。我说：你讲话总是夸张，那就请过来一起吃饭吧。老朋友见面，难免聊到两人共同熟悉的朋友的情况，很快又聊到了共同思考和关心的话题——宗教信仰。聊这样的话题与年龄、经历、心境有关，更与谈话对象是不是知心的、互相了解的朋友有关。你不会与一个不了解的人谈论这样的问题，张不开口，也不知从何谈起，谈了之后对方也不一定能理解。这样的话题只能在知心朋友之间进行。　　我们俩畅谈正欢时，那位新认识的朋友拿着自己的iPhone——可能是下载了一套百科全书、电子词典类的东西，每当我们谈到一个概念或词语时，他就会在他的iPhone上查到这个词，再给我们读一遍词典的解释。我们俩谁也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到iPhone电子词典的解释上去，继续我们的谈话。不一会儿，他又给我们读另一名词解释。　　我忍不住劝阻他，给他讲了一个慧能的故事。慧能用手指头指着月亮，让弟子看，目标是月亮，但拘泥于具体词语和动作的弟子看到的只是慧能的手指头。慧能说我们要看的是月亮，手指就如文字。我说，你刚才读的都对，词典的解释都是正确的，但我们讲的是另一个世界的事情，不好套用这个世界的语言和名词解释。我真是无法表达清楚我想要说什么，一时语无伦次，有点失礼。这让我想起阮籍在苏门山见到孙登大师的故事，阮籍用了无数语言倾诉自己的疑惑，孙登一直闭目不答。当阮籍停止询问发出“啸”声时，孙登睁开眼睛笑着对他说：再“啸”一次。“啸”完之后孙登又入定了。阮籍下山时，他听到了孙登用更雄伟、更动人的“啸”来回应他，为他送行。在天籁般的啸声里，一切都明白了，一切都有了答案，一次美妙的交流完成了。语言没有建立起阮籍和孙登的对话和沟通，倒是在山上山下的“啸”声建立起心灵的沟通，达成一种特殊存在的共识。　　竹林七贤里的另一位名士嵇康在临刑前，没有去写遗嘱，而是让他的哥哥嵇喜拿来了琴，在断头台上，他弹完了《广陵散》这首古曲。唯有音乐才能让他做临终前最完美的表达和人生的总结，这些都是用词语和语言无法表达的。研修禅宗的每一位智者都反复告诫人们，在修行过程中不要拘泥于文字和语言，有许多存在其实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语言表达出来的已经不是我们所要理解的存在了。这种对话更多的是建立在自己的心里。　　朱自清在“心颇不平静”的日子里，在荷塘边上散步，他的思想从荷塘、荷塘边上的煤屑路、荷塘里的荷花与荷叶那里飞了出去，“超出了平常的我，到了另一个世界”。与古人同游、与圣贤对话，他的心灵和荷花一样经历了一次像牛乳洗了一番的洗礼和陶冶。“猛一抬头”，他回到了现实，“妻已经熟睡了”。我们每人都可以进入这样与古人同游、与圣贤对话的境界。这样，朱自清的《荷塘月色》才能引起共鸣，打动人心。　　具有“超脱”的心态，就容易进入这超凡脱俗的美好状态，让自己获得力量、智慧。在友爱、快乐、幸福宁静的心情下容易获得这种状态，相反，仇恨、嫉妒就会把人的注意力集中在对尘世俗物的关注，就会远离这种美好的状态。梁实秋也写过这种状态。梁实秋在屋内焚了一炉香，屋内很安静，香的烟线一直戳到顶棚上，他的心很平静，他一步步进入这种美好的状态，他怀念这种状态，不愿意从这种状态出来。但一只苍蝇碰到玻璃上，或“催租吏”“石壕吏”之类的事情发生，一下子就把这种美好状态破坏了，他被拉回到现实中来。　　现代很多写出感人文学作品的作家，他们的创作条件在外人看来都是惊人的简陋、孤独。一旦他们成名，无数的应酬，世俗的干扰便会使他们再也无法进入那美好的状态，文学作品也就越来越平庸了。　　这种美好的状态会在梦里找到，会在音乐里找到，会在自己内心里找到，更多的是在祈祷时找到这份甜美的状态，但在电子词典和百科全书的词条解释中是很难找到的。这些无以言表的存在是上天的馈赠，需要我们用超脱的心去领受。　　孤独就是力量　　台湾现在有一类人叫作“茶人”，他们是专门研究茶艺的。一天，陈文茜请我去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茶室喝茶，我心想，博物馆的茶室一定很讲究。果然，在这茶室中有五个不同的室内设计师设计的空间，风格迥异。我们在其中一个茶室坐下，一位很专业的茶人为我们沏茶。他们用的壶，是日本同治时期生铁铸成的茶壶，旁边是生铁铸的火炉在现场烧泡茶用的水。桌子也很古老。茶人的动作很慢，给我们沏完一杯茶后就闭上眼睛，也不跟我们说话、聊天。我跟陈文茜坐在这样的茶室，也不敢说话。陈文茜是一位喜欢热闹的人，在这里也分外安静。看着这位茶人每次给我们倒完茶后都在闭目养神，我就很好奇地问他：你的职业是什么？这位茶人说，他的职业是外科医生，做茶人只是他的业余爱好。说完这句话后又慢慢闭上眼睛。茶室内很安静，我想这位茶人也像张颐武说的是喜欢孤独的吧。　　在一次佛教论坛上，认识了一位章嘉活佛，据说是很有影响力的四大活佛之一。他告诉我，他第一次闭关时要闭关100天，在这100天内不能出门，不能见人，也不能看书，别人给他做好饭就放在门口。他一个人住在一个小木屋内，房子后面有个厕所，闭关到七八天的时候，就像疯了一样，每一个小时都很难受，但他不敢出去，因为他是活佛，活佛居然坐不住，要出去的话就太丢人了。后来他就坚持在这个小屋子里，一个月后，心情安静下来，两个月后他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喜悦，觉得一切都可以没有，有自己就足够了。他告诉我，不能让外面的东西影响内心智慧的发挥，只有在安静时才能够把内心的智慧力量、快乐调动起来。　　CHAPTER SEVEN 要慈善　　教育与公益是我近几年一直关注的领域，我将这作为自己的一项生命的事业来做，因为它影响的不仅仅是我们和下一代的生存环境和思想，更关乎子孙后代的未来。社会的腾飞需要每个人来织就，无论力量大小，只要有心、切实去做，就能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洪流……　　义务教育之惑　　在我看来，教育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一个读过书的人跟一个没读过书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多少幼儿园的同学、小学同学，读了书的跟没有读书的，同样是一个人，但是价值观、待人接物、对人的礼貌程度、对这个世界的理解、看问题的全面性是完全不一样的。具体一点，受过教育的人，无论是教师、科学家，还是医生，掌握的技能明显会更高。对于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可能从单纯的身体来看跟我们都差不多，可是教育还是把人区分开来。我觉得我们强调的人人平等指的是在精神上面，就是他的位置、综合方面。可是人和人之间，从他的能力、从受教育程度、从建树来说是不可能平等的，而且这个差距是巨大的。比如眼前同样的事情，受过教育的人就看明白了，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根本就看不到，所以有些地方把没受过教育的人称作睁眼瞎。　　可是我们这个教育不光是学校的教育，任何一个人一辈子要不断地学习，学历教育只是很小很小一部分。而且到现在为止，中国的学校教育还是非常落后的。我记得我到一个省去见到省长、省委书记，临上飞机的时候，是教育厅的厅长送我们上飞机，我说你不用送了，他就跟我聊，我说义务教育法是一部法律，如果说没有完成这个义务教育，一旦违法可能是家长违法，也可能是学校违法，也可能是社会违法，这个东西都应该受到法律制裁。我问义务教育法实施这么多年了，这个省有没有达到义务教育法的要求，就是任何一个小孩都能够初中毕业。他说差得多呢，如果我们要达到的话，一年我们这个省的费用要23亿人民币，再拨给我们23亿人民币，我们才能够达到义务教育。中国所有的孩子都必须上到初中毕业，尽管这是国家法律的规定，但实际上，义务教育法是没有得到贯彻的。我原来的几个同学现在级别都比较高了，来跟我聊天，我说你们来北京开会，义务教育法这个事情怎么看，他们说哪有钱啊。没有钱？他们来了以后大吃大喝，给领导送礼的钱有，带着土特产开个车浩浩荡荡来了，可是给小孩的教育钱没有，还说缺经费。这是中国的落后。如果小孩没有受过义务教育，到社会上后可能是社会的负担。前段时间真正砸车的受的教育水平就非常低，做出这些野蛮行为的都是受的教育非常低的，一个受教育非常高的人怎么可能拿着板砖把人家头给拍烂了？所以义务教育的落后是中国落后的一个方面，因为整个教育方式是非常落后的，都说教育改革难，但是也是最简单的东西。政治改革，牵扯到权力的问题；经济改革，牵扯到国有企业、央企利益的问题，但是教育改革，把周围的孩子教育好了，孩子都是很有礼貌、很有知识的，不是很好的事情吗？怎么就搞不起来？我到国外去，美国、英国有不少中国的留学生，有次到墨西哥边界上去，还碰到几百人的中国留学生。留学生去读个研究生、大学本科还行，可是小学、初中、高中全部都有。这些小留学生，一方面花父母的钱，另一方面，这么小的孩子，十几岁的孩子送过去，缺少了家庭的关怀和温暖，家里面的父母亲也很操心。既然这样，为什么中国不放开，让国外的学校到中国来办学？这样就不用出去了，在自己的家门口就能受一样的教育。另外，外国的学校进来了，能不能让已经到中国的这些国际学校招中国身份的学生？这个可以办到吧？但到21世纪了，中国小孩还不能上国际学校。　　全世界的教育方式都落后了　　义务教育没有落实好，教育方式上也没有改善，还是死记硬背，不能够启发人的智慧。其实这个问题，解决起来很简单，就是放开，教材可以自己去选，现在全世界的教材分类好几十种，每个教育体系都不一样，选最好的，教育部的大纲算是其中一种，不一定非得选你的。这点我们也做不到。这是教材上的落后。　　这个东西一定要呼吁，一定要传播出去，让大家意识到这个问题。其实改的话不费事，也不碍别人的事，你们争你们的权、夺你们的利，小孩教育跟这些东西没有多大的关系。怕外面的教材进来会让孩子变质，那么，把孩子送出去就不怕变质了？有多少领导的孩子没有去国外上过学，你怕别人的孩子变质，不怕自己的孩子变质吗？　　在教育方式方面，不是说城市里面的教育先进乡下的教育落后，而是全世界的教育都落后。现在他们学的这些东西，跟我们这个互联网时代所需要掌握的知识、知识结构是不一样的，你看我们现在学数学的时候要学一大堆的代数、指数这些东西，国外也有这些东西。国外数学教育和国内数学教育唯一的区别是，中国的学生不能拿着计算器，国外的学生可以拿计算器。三位数除三位数要用手算，需要多久？但是拿计算器，或者手机就可以了，一按键结果就出来了。我举的是非常简单的例子，实际上整个社会的知识结构、信息模式都发生了特别大的变化，教育也应该跟着做些调整。　　为什么说全世界的教育都落后，这不是信口雌黄？2012年夏天，我去英国参加小孩的毕业典礼，了解了下英国的教育状况。从传统上来说，全世界的教育中英国的教育是最好的，尤其是技术教育，因为它有一个殖民地的文化背景，英国有很多家长到殖民地去了，就把小孩放在寄宿学校里面，所以寄宿学校有几百年的传统，有如何管理小孩的经验。现在，互联网对教育造成了特别大的影响，就是整个的知识结构、取得知识、组织知识、人和人之间交往的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像互联网对新闻媒体产生的影响、对商业产生的影响很大，很多人都到淘宝、到京东商城上买东西，我觉得变化是特别大的。　　与此同时，整个教育体系趋势却是僵化的，它衡量一个人的标准就是考试分数，考没考上大学，对别的能力就不管，所以我们全世界的教育体系都是一个分离的体系，都还是在工业革命时期遗留下来的知识结构、遗留下来的规则，都还是读小学、读高中、读大学，大学上面是研究生这样的制度。具体到学校教育的方式就是多少人坐在一起，一个老师在讲台上面不断地讲。他们讲的东西，如果手里面有一个手机，马上就可以查到。而大家坐在一起互相交流、互相启发这个过程是没有的。所以教育从全世界来看，都应该是各个方面去参与、去呼吁，能够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当然这也是非常难的，因为一些研究教育的比较先锋的人物提出了这些东西，一般最大的阻力还不是这些教育机构，最大的阻力是来自于家长。家长会觉得，我这个小孩读书要考大学了，你搞这个体系，我的孩子岂不要废了，孩子的前途耽误得起吗？所以布莱尔当时做英国首相的时候他就提出来，说教育必须改，对我们英国来说教育不改不行，他提出来我们必须实行IB这个系统，所有人动手不断地做，学习的知识，再不是物理化学这些东西，而是综合来学习各种知识，比如今天我们专门学水，水的中文怎么说、英文怎么说，它的物理性质、化学性质，水可以干什么，水可以培育人的品质，只有一杯水，我可以让给你喝。这套东西已经建立起来了，结果首先反映的是英国的家长，说这个东西没有办法考试了，首相刚刚提出来，所有的家长说不能实施。最近十年之间人们知识量增长的变化超过了过去500年的，在这个剧烈变化面前，有很多旧的东西不能适应新的东西，更重要的教育是精神方面的教育、灵性方面的教育、人文方面的教育，而历史、地理等实际上是工具方面的东西，最关键的是如何给大家建立一个很好的思维和价值观。　　美德教育之必须　　最近十年间人们知识量增长的变化超过了过去500年的变化，在这个巨变面前，有很多旧的东西不能适应，所以更重要的教育是精神方面的教育和灵性方面的教育，目的是帮孩子建立一个很好的思维和价值观。　　其实在我看来，教育就是简单的三点：第一是最基本的，先让人识字，义务教育得搞好，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第二就是整个教育体制要适应社会的变化；第三就是注重精神方面、灵性方面的教育。我们推广美德教育就是基于这几点考虑的。　　我们成立的SOHO中国基金，在过去六年中一直聚焦在儿童美德工程上，投入了几千万元的资金，基金会每位成员都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令人欣慰的是，我们得到的比付出的更多、更珍贵。我们得到了比时间和金钱更珍贵的精神品质的提升，得到了任何珍贵的物质财富都无法取代的爱和快乐。我记得我们做美德教育的时候，提倡的第一个美德就是每个人都要整洁。这看起来很简单，可是你要让乡下的孩子能够融入到社会里面去，整洁就变得有些困难，我们应该让孩子们明白你身上有没有味道、刷牙不刷牙、理发不理发、刮不刮胡子、衣服要不要洗，并不是你私人的事情。乡下几百年的习惯就是不要天天洗澡，甚至牙都不会刷、上厕所都不会，这就跟野蛮人一样，要让这个人融入到社会里面去的话，很难。所以我们第一节课学的就是整洁，当然我们不讲什么是整洁，而是用唱歌教给孩子们实际怎么做。比如学完整洁就知道刷牙怎么刷，一天刷几次，一次刷几分钟。　　另一方面，孩子们去的厕所要整洁。政府把学校建起来了，厕所却没有建，随便拿墙围着，非常危险——墙下面又是水又是尿，非常容易塌，一塌就会伤害到小孩。每年伤害这些孩子最大的原因就是厕所的墙塌了。于是我们就建了厕所。一开始建的是冲水厕所，很多地方没有水，于是我们从瑞士引进旱厕，然后一步步推广。结果把旱厕做完以后，又碰到问题——乡下都是留守儿童和老人，年轻人都跑到城里面打工去了，你用了旱厕以后，这样多的学生集中在一起，没有人清理粪尿。我们有一个志愿者叫陈向阳，他从深圳过去，说可以把人粪尿经过发酵以后变成肥料，然后给苹果树施肥，长出的苹果跟用化肥种出来的苹果不一样。一般上化肥的苹果都很大，他的苹果很小，但是非常甜。他实施了三四年的时间，每年赚一百多万。上次见我的时候，拿着一个大书包，打开以后全是钱，我说你怎么有这么多的钱，他说把苹果弄到北京来卖，收了一天的钱。　　牛津大学有一个学生看到关于陈向阳的报道之后，特地来考察。原来，全世界建这种生态厕所、旱厕的都是没有效率的，无论是比尔·盖茨基金会也好，国际组织也好，都往里面投钱，但都不像我们这个地方，现在不仅不投钱了，还赚钱。牛津大学的学生的导师就倡导一种生态的、能够循环的、不浪费的模式，所以就到我们那里考察。这样一件小事，成了一个影响全世界的事情。孩子们还会学习到诚实的美德。这里还有一个很感人的故事。我们在学习美德的时候，有一个小孩坐公共汽车回家，发现座位旁边有一个包，人都走了没有人要，他就把包带回家去，发现包里面有17万人民币——在天水，17万是一个天文数字。小孩的爸爸妈妈说花了得了，不要送回去了，小孩不同意，跟父母亲讨论，没有定下来。小孩晚上睡觉的时候，就紧紧抱着这个钱，怕父母亲拿走。第二天和父母亲说通以后，按照包里面的身份证和名片给失主打了一个电话。失主说我都不想活了，跟老婆商量把车卖掉拿钱买房，结果下车时钱忘了拿。我就问这个小孩为什么这么做，这个小孩说因为他们学习了诚实是美德，诚实是一切美德的基础，这是最关键的，他不能够做一个不诚实的人。我们这个社会中有许多腐败现象，级别很高的领导都在贪污，可是甘肃天水的一个家庭并不富裕的小孩，十二三岁的年纪就能够做到诚实不贪这一点，如果是全社会的人，都通过美德教育能够提高一点，贪污、抢钱、欺骗等行为就会大大减少。　　目前我们的美德教育还仅局限于小学三年级之前，这段时期是孩子的生活习惯和思想的奠基期，美德教育会在他们的心灵中扎根。但在此后的成长中，尤其是走上社会之后，要面对的诱惑将非常多，他们的道德体系很可能会被摧毁重建。因此，要巩固或深入美德教育，需要全社会形成加强美德教育的共识。实际上，学数理化、政治、地理、历史这些东西，多一点、少一点不会给这个社会带来太大灾难性的东西，这个社会最灾难性的东西，我认为，在未来是来自于极端的民族主义和极端的国家主义。就像今天中东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两种极端主义导致的杀人、汽车炸弹等屡屡发生。其实中国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一点就着，是一个炸药桶，伤害是巨大的。前一段时间的钓鱼岛问题就是表现。极端的民族主义、极端的国家主义，日本比较激烈，中国尽管改革开放这么长时间，还是有这些问题。日本的极端民族主义和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碰到一起，一定是你死我活，这些都是十分落后的东西。美国也是一样的。我觉得这是未来社会最大的危险所在。所以我们应该让孩子从小就懂得，全世界的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我们应该尊重每一个人，人类实际上是一个大家庭，这个家庭就是地球。这个时代我们最需要的是每一个人的团结，尊重各个不一样的民族、不同肤色的人。如果我们不给小孩灌输这样的东西，等到他们上街拿着刀杀人的时候再去阻止就晚了。这个教育是全世界都需要的。　　人类皆因慈而善　　我小的时候，家里非常拮据，那个时候农村是合作医疗，就是任何病只交5分钱就行，但我们就没有这5分钱。那时钱对我们来说确实太重要了。我上了高中的时候，我们学校的菜票分两种，一种是5分钱的白颜色的，一种是1毛钱的红颜色的。好几次做梦的时候梦见捡了一大张红颜色的菜票。那时候对钱非常地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