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最好的自己:成长比成功更重要-7

看上去,黄崇德是一个很乐意理解女儿的父亲,还常常为了自己对孩子的宽松感到欣慰。但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女儿竟也有一肚子烦恼”。  父亲一定是被触动了,所以把“女儿的烦恼”送到了报社。  编者读罢来信,不禁感叹:“我们许多做家长、做老师的,常常为孩子想得很多,却并不真正了解孩子需要什么。”  女儿的烦恼是用一连串“我”写出来的,字里行间压抑着不可遏止的激情和渴望:  我,是学生。我,是儿童。我,是个喜欢看书、画画、玩电脑的女孩。我,是……  我,只想说:“我要玩,我要看,我要画!”我,不想整天在家。我,不想你们帮我辅导。我,不想做那没有“长处”的孩子,不想……  我,并没有感到学习压力大,但我感到:我不想做那长不大的孩子,不想一到外婆家就给我糖吃。  我,想有点自由,只要一点儿。我想用一点儿自由看书、看电视、玩电脑、画画、去公园玩……不想作业一做完,只能看半小时电视、只能读英语、只能做数学练习题。我只想能看我喜欢的动画片,不用等到每晚六点,只想在童话里遨游,只想玩够电脑游戏,只想做我喜欢的事。  我,不是机器人,一切按你们设计的“程序”做。我,想双休日没事就出去玩,不想在家里读我已背得“滚瓜烂熟”的英语,我只想在家里看那“囫囵吞枣”的图书。  我,要出去玩,哪怕我胆子太大闯了祸,也由我承担。  我,要大声叫喊:“让你们解放我的眼睛,解放我的嘴巴,解放我的双手,解放我的双脚,解放我的空间,解放……”  我,面对大山喊:“哎——真苦!”只听:“哎——真苦!哎——真苦!……”与一个美国父亲的对话  我每天和女儿在一起呆5个小时,早上一个小时,晚上4个小时。  ——凯文·斯考费尔德  凯文·斯考费尔德在微软公司主管三个部门,他在大学期间学习的专业是计算机和教育,与此同时,对专业之外的很多问题也抱有强烈兴趣。然而凯文给予我们的最强烈的感觉,是他作为父亲的形象——他有一对双胞胎女儿。他甚至纠正了我们的一个看法:过去我们想到美国男人的时候,脑子里面总会冒出一个不负家庭责任的形象,可是凯文对女儿的责任感超过了我们熟悉的任何一个中国父亲。他每天花5个小时和女儿们呆在一起,而且,他的对女儿的那种关注之情,和我们所能想象的中国父亲不大一样。  问:我听说你对美国的教育制度持很强烈的批评态度?  答:不完全是批评,美国教育制度有不好的地方,也有好的地方。人类社会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培养下一代。可是我们教给下一代什么呢?这不仅仅是学校的问题,也是我们每天都应该问的问题,比如我有两个女儿,我就要问,学校要教给女孩子什么东西?  问:你对女儿的未来有自己的设计和期望吗?  答:我没有具体的目标和计划,我不能决定女儿应该做什么。我的女儿非常聪明,我只是希望她们将来的工作会更多地使用大脑。她们如果不能做很智慧的工作,就会不开心,觉得无聊。我不会强迫女儿去做什么,但我鼓励女儿在学校去学习难度更大的课程。我认为,女儿在学校学习知识很重要,但最重要的是学习“怎样学习”。如果不知道怎样很快地学习新东西,她们在信息社会中将很难生存。  问:能告诉我你的女儿多大了吗?  答:12岁(从口袋里掏出皮夹,拿出6张女儿的照片)。你看,这是她们的照片……  问:双胞胎?  答:是啊,是啊(笑)。你看,这是伊丽莎白,这是亚历山大。这是她们一岁照的(笑),这是5岁照的(笑),这是最近照的(笑)。  问:你每天要花多少时间和她们在一起?  答:差不多5个小时。早上一个小时,晚上四个小时。我每天早上给她们做早餐,和她们一起吃早饭。晚上从学校接她们回家,给她们做晚饭,和她们一起度过整个晚上,直到她们睡觉。我认为花些时间和女儿在一起是非常重要的。很多研究都证明,家庭成员坐在一起的时间多一些,能使家庭更快乐更幸福。  问:在美国西部,这是一种很普遍的家庭生活方式吗?  答:我不能确定,因为我没有看到统计数字,也许这要看不同的地区。  问:你是一个很辛苦也很幸福的父亲。  答:做一个好父亲是非常辛苦的事情。我非常努力。我不知道怎么做一个好父亲,但我要努力去做一个不坏的父亲。做父亲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比如说,你小时候不喜欢父母做的事情,现在你做了父亲,就会下决心不对你的孩子做同样的事。有时候你发现,你小时候不喜欢父母做的事情,现在你却不得不对你的孩子做,所以你能更加理解你的父母。你父母的一些错误,你可以避免,但是你可能又会犯一些新的错误。  问:在美国,甚至在全世界,人们都在谈论美国梦。大家都相信,一个人不怕出身低微,只要努力,就能改变自己,升到这个社会的顶上。你认为这个梦是真的吗?  答:所谓教育,就是把造就社会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人身上。但是到下一代,也还是有人在底层,有人在上层,和现在是同样的分布。所以,总是有些人能实现这个梦想,有很多人不能实现。在美国,人们告诉你,人人都可以实现“美国梦”,如果你没有实现,那是你自己的问题。在英国,人们会告诉你,每个人出生在不同的阶层上,如果你在低层,你就应该很高兴,为什么要到高层去呢?比如说你生活在低层,每天在工厂里工作8小时,其他时间都是你自己的。可是如果你在高层,就不是这种情况,你要经常加班,老板要求你做很多额外的事情,否则你就不能发展。所以低阶层的人也有好处,因为你不需要考虑很多事情。  问:有钱的人没有时间,有时间的人没有钱?  答:(笑)这是很有趣的现象。在美国和在英国,人们说的事情不一样,但你会发现结果是一样的。阶层总是会有,人们总是在做不同的工作。对中国来说,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总要有一些人在上面,而另外一些人在下面。  问:那么什么人该在上面?什么人该在下面?  答:(笑)让我们回到问题的本质,教育所能做的,就是把社会的本身复制给下一代。在美国,有一句老话:权力是会消失的,绝对的权力会绝对地消失。即使你把最优秀的人放在上面,也会有腐败的事情发生。所以社会总是在变化,你没有办法永远赢。做孩子喜欢的事情,不是让孩子做你喜欢的事  父亲领着我走在那条街上,走过去再走回来,不停地找啊找,为的只是要满足我心中的一个愿望。  ——周明  父母一生为孩子做的事情不计其数,可是能够在孩子心里留下烙印、永难磨灭的,通常只有很少的几件。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就会发现,所有那些在孩子心中具有永恒意义的瞬间,都是孩子们真正喜欢的,而不是父母自己喜欢的。  就像我们在前边叙述的,周明的父母对儿子有着无限的期待,但是周明并没有感觉到自己是在这种期待中长大的。父亲从来不会把自己的要求对儿子说出来,相反,他希望自己能满足儿子的要求。  虽然生活在城里,但周家境况一直艰难。父亲每月70多块钱的工资要支付全家的生活,要供养住在农村的爷爷和奶奶,还要供三个儿子读书。所以,当周明有一天说“想买一本英语教材”的时候,父亲的第一个反应是:“那本书要多少钱呢?”  “我也不知道要多少钱。”儿子小心翼翼地说。  拿现在的眼光来看待父亲的“第一反应”和儿子的“小心翼翼”,是怎么也不能理解的。但是在20多年前,几乎家家都是如此。  中国孩子们学习英语的兴趣,是从1972年美国总统访华之后开始的,但在以后的几年里发展得相当缓慢。等到70年代中期,“文革”结束,广播电台里面开办了“广播英语”,大城市里终于出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轮“英语热”。周明那时候刚刚进入初中,又是住在承德这座偏僻的小城,学习英语并不成风,可是这孩子对语言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天赋和热情。  父亲不是先知,不会预测儿子的未来之路,那时候他也不会像今天的父母一样,知道一口娴熟的英语是孩子必需的技能。他只不过是一个父亲,觉得儿子的愿望就在那本英语教材里,所以下定决心为儿子买来。  父亲重新计算了家庭的收支,腾出一笔钱来,然后问儿子那书是什么名字,可是儿子也说不出来。  “没关系,”父亲笑道,“我们挨家去找。”  父子两人走出家门,走到大街上。这座城市并不大,当时市民说它是“一条大街一个楼,一个警察一个猴。”两个人舍不得花钱坐车,徒步走进城,用了半个小时才走到最繁华的那条街上,从这头走到那头,每见到一家书店,走进去,周明就会听到父亲拉着售货员说:  “我的儿子想要一本书,是学英语用的。”  父子俩走过去,又走过来。父亲把同样的话重复了三遍,周明每一次都满怀希望,却每一次都失望。  接着,他们看到了第四个书店,也是这座城市的最后一家书店,父亲拉住售货员,第四遍说:  “我的儿子想要一本书,是学英语用的。”  就在这时,周明一声欢呼。他看见那书赫然放在书架上。  父亲也是一声欢呼。  “咱们家还没有《英汉辞典》啊。”周明还不满足。  但是爸爸没钱了。  看见儿子的眼里仍然满含期待。父亲又说:“这只是本小字典,我领你去看大的。”  父亲领着儿子到了勘探队,拿出公家用的大字典,摊在儿子面前。  “你要想看,就坐在这里翻吧。”父亲说,“下个月……下个月一定给你买。”  儿子笑了。  很多年以后,周明成为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博士,把我们国家的计算机英汉翻译技术推向一个新阶段,这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得益于他在计算机领域的天赋,而是他在语言方面的热情。到了21世纪开始的时候,同行们都知道他是我们国家最杰出的自然语言处理专家,但是,在1977年冬季的这条大街上,似乎只有父亲一个人知道,应当满足这孩子对语言的愿望。  “那一天是我第一次看到《英汉字典》。”周明说。信任的力量  那个晚上,妈妈给了我最好的礼物,让我一辈子都受用不尽。  ——童欣  童欣9岁那年的一个晚上,一切都是那么出乎意料。在这之前整整24小时,这个男孩子沉浸在一种莫名的恐惧和焦虑中,不能自拔,上课总是分神,下课不说不笑,回到家里饭也不  想吃,但是就在那一瞬间,他的心情转阴为晴,体会到一种真正的喜悦。  童欣现在已经32岁,还对那个瞬间念念不忘:“这件事可能妈妈已经忘掉了。可它给我的印象很深。”  那时候他在读小学三年级,是个性格温顺、学习优秀的孩子。老师把他挑出来做班干部,以为他能成为全班同学的模范,一点也没有想到他也是个孩子,偶尔也会淘气。  这一天老师正在讲课,童欣和同桌同学为了一点小事争执起来,愈演愈烈,最后当堂打了一架。  可以想见老师对他的失望。“身为班干部,竟犯这种错误,”老师指着他怒吼,“很严重。很严重。”  “严重”这个词,突然之间成了一个巨大的黑洞,在这孩子眼前张开。最要命的是,老师命令他回家去,请母亲到学校来。  那时候80年代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潮流在中国已经深入人心,不过,整个社会环境还是不喜欢淘气的孩子。老师总是要学生遵守纪律,服从集体,尊重老师,不能表达自己的意见。“文革”的阴云已经散去,童欣不用去参加“大批判”,也不用“天天读”了,但是每年3月都要和同学们去学习雷锋做好事,这是全国统一的“文明礼貌月”。  如果你考试成绩不好,老师会说“你这个学生怎么这么不争气”;如果你考了个100分,老师就会说:“你这个学生怎么这么容易就骄傲了”。所以,就像所有的孩子一样,童欣在那时候得到的教训是,不管怎么样,都要做到喜怒不形于色。“教育就是把你变成一个螺丝钉,拧到哪里就在哪里发光发热,就是这样的感觉。你就做到夹着尾巴做人就最好。”  学校里面不断颁发“小红花”,提拔“小队长”,让那些听话的孩子受到鼓舞,也让其他孩子有了学习的榜样。对于那些过于淘气不服管教的孩子,老师用召见家长的办法予以惩戒,是永远不变的教育方法,几乎所有稍微淘气一些的孩子都遇到过这样的事情。  可是老师们永远不会想到,召见家长予以严责,对孩子心理上的伤害有多么大。它在孩子的心理上留下阴影,在孩子和老师之间造成敌意,也在孩子和家长之间造就不信任。因为家长在这种情形中通常会认为自己的孩子不诚实,至少在隐瞒缺点,令自己在老师面前丢脸。孩子则会痛恨老师,也会抱怨家长只信老师一面之词。  这一天童欣走进家门的时候,感觉到全身心都处在这样一种重压之下。自从懂事以来,这是他遭遇到的第二次危机。第一次在他5岁那年发生的。  那一天幼儿园的老师拿出一块香皂放到柜子里,香皂的表面有一层很漂亮的包装纸。一个小时以后,包装纸不见了。老师认定是童欣拿走了,童欣说没有拿,但是老师不信,不许他吃饭。幼小的童欣感到极大的委屈,回到家里却又不敢对妈妈倾诉。好多天以后,妈妈忽然对他谈起这件事,像是在叙述一件与己无关的往事:“你的老师叫我去了幼儿园,说你拿了别人的东西,还说谎。我对老师说,这孩子可能会犯别的错误,但是绝对不会撒谎,他说不是他拿的,那就肯定不是他拿的。”  那是他第一次感受到母亲对他有一种特别的信任,不禁如释重负。可那一次他毕竟是被冤枉的。这一次不同了,他的确犯了错误,妈妈还会信任他吗?  他在忐忑不安中把事情告诉了妈妈,说老师要她到学校去。看着妈妈满脸惊讶地走出门去。他的心里特别害怕,怕老师夸大他的错误,怕同学不再信任他这个“干部”,但他最害怕的是妈妈的责骂。迄今为止,他的大部分时间和妈妈在一起,从来都是妈妈心目中的好孩子,要么讨好妈妈,要么顶撞妈妈,让妈妈高兴,也让妈妈生气,但他觉得从来没有哪一次事情像这次这么严重。他知道妈妈对孩子的品格有着极为严格的要求,担心妈妈从此不再把他当成一个好孩子。  但是他担心的事情没有发生,那个晚上,妈妈把他拉过来,对他说,“我已经和老师谈过了,我知道了事情的经过。”  妈妈甚至没有一句责备。“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她看着儿子惊恐的眼睛,语气温和:“你过去是一个好孩子,以后还会是一个好孩子。”  就在这一瞬间,童欣在妈妈的眼睛里面看到了他所期待的东西。  这个夜晚过去18年之后,童欣获得清华大学的博士学位,加入微软亚洲研究院。此后四年,他一直在希格玛大厦第五层的大方格子间里占有一个小小的角落,第五年,他搬到第三层,还拥有一个单间的办公室,这表明他的表现杰出,已经升迁。他在微软公司年轻一代的研究员中代表着杰出,也代表着责任。父亲到北京来看他的时候,带给他一个玩具,那是由几千枚大头针组成的,可以随着你的想象变换各种形状。童欣把它放在办公室的书架上,每天端详。看来,即使是在格外成功的时候,他还在精神上保持着和家庭的联系。  “工作几年之后,反过来回想起童年,想法特别多。”他说,“我觉得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对我的影响各占一半。学校对我的智力发展有很大影响。父母更重要的还是培养了我的性格和品质,比如怎么做人。言传也好,身教也好,父母总是在影响你。”  妈妈已经退休,人也老了,从张家口搬到北京来和他同住。现在轮到他来照顾妈妈了,但是他仍然能从妈妈身上感受到力量。  “那个晚上,妈妈给了我最好的礼物,那就是宽容和信任。”他这样说,“让我一辈子都受用不尽。”“鸿沟”  不管怎么说他还是我爸。当他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我的时候,我还是很……很喜欢……很爱他的。  ——王益进  1984年夏天,王益进还是个5岁的小男孩儿,就迷上了爸爸的卡车。  爸爸是个司机,总要把他放在副驾驶的座位上,高叫一声“儿子,坐稳了”,一踩油门呼啸而去。这时候益进的感觉真是棒极了,还觉得爸爸是全世界最了不起的人。  有一天爸爸把车停下,走到路边小店去买东西。益进爬到爸爸的位置上,三弄两弄,觉得自己也是个司机了,不禁得意。可就在这时,卡车忽然动起来,向前驶去,越来越快。  男孩儿吓坏了,大叫:“爸爸,快来救我。”  爸爸冲出来,高喊着“刹车,刹车”,不顾一切地抓住车门跳上来。但就在这是,卡车居然被这孩子弄得停住了。  儿子惊恐万状,与其说他是怕汽车,倒不如说是怕爸爸骂。爸爸吓得脸色惨白,可是居然没有生气,还笑了:“我这儿子真是了不起,小小年纪就能把车开走,不教就会。”  那一瞬间,他觉得爸爸真是天底下最好的爸爸。不是因为爸爸救了他,而是因为爸爸没有骂他,还夸他。他想对爸爸说“我爱你”,可是动了动嘴巴,竟没有说出口。  “等以后吧,”儿子心里想,“以后我一定要让爸爸知道,我爱他。”  可是说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益进觉得,他和爸爸之间好像有了一道鸿沟。父子二人,距离越来越大,还总是吵架。  爸爸出生在50年代初期。那个年龄的人差不多都是一样的经历,初中毕业之后就下乡了,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没有文化素养,说话情绪激烈,没有条理,衣着过时,皱皱巴巴,还总是双手污垢,每天不是挣钱就是吃饭,除了看报纸之外,什么书也不看。  益进一家住在沈阳,那是中国北方最重要的工业城市。小时候,益进总是听说“工人阶级”都是最了不起的人,知道爸爸属于他们中间的一个,为此充满了自豪感。但是后来,他知道外面的世界已经变了,知道了所谓“蓝领阶层”和“下岗工人”,知道“工人阶级”成了带贬义的概念。爸爸也老了,白发早生,眼角处的皱纹连成一片。爸爸经历过通货膨胀,经历过工厂的不景气,经历过下岗,经历过严重的糖尿病之苦,后来只不过是因为工厂无法支付他的医药费,他就把自己大半生省吃俭用积攒下的钱全都用来治病了。  爸爸本性暴躁,脾气本来就坏,现在更坏了。衣着总是很乱,还不干净。他从来没有问过儿子的学习成绩,没有逼过儿子上大学,没有给儿子讲过什么人生大道理,也没有和儿子谈过未来。放学之后父子携手走回家的情形,从来没有在益进身上发生过。儿子和别的孩子打架的时候占上风,他会拉住儿子,但心里却很高兴。如果儿子在外面被人欺负了,他就怒不可遏,痛骂儿子没有本事。儿子身体瘦弱,却有一副倔强脾气,总是挨打还总是不知道如何躲避。每逢这时候,父亲就会冲着儿子怒吼:“你个笨蛋。”  自从儿子5岁时把汽车开走那件事情以后,他就从来没有对儿子说过他以儿子为荣。他在心里特别明白自己一生多灾多难,但嘴上从来不肯承认,甚至不会对儿子说:“希望改变自己命运的人才会发狠读书,读书是可以让你出人头地的一个机会。”  这话是益进长大以后自己悟出来的。外面的生活多姿多彩,变化万千,他特别希望找到属于自己的世界,但是他知道,爸爸绝对不是能够带领他走进那个世界的人。上中学的时候,他听到很多同学说自己的父亲开了个公司,要不然就是个干部,而自己的爸爸只不过是一个卡车司机。  儿子年龄越大、个子越高,也就越多地惹爸爸生气。爸爸倔强,儿子继承了爸爸的倔强,父子两人一言不合就要吵架,谁也不让谁,声音高得把屋顶都要抬起来。这时候,儿子就会想到离开爸爸,离开这个家。很明显,爸爸没有什么智慧,也没有远见,因为他无法摆脱他的平凡的生活。  1998年儿子进入清华大学,真的离开了父亲,离开了沈阳那种平凡的生活。他从前无数次地设想过,这一天到来的时候他会有什么感觉:“我以为会感觉很爽,但是很奇怪,我开始想念父亲,而且越来越想。”父亲以往的形象一个个地在他脑子里面转。他花了好多时间来理解那个男人的价值,时间越是久远,那个男人给予他的一切也就越是清晰。  爸爸有一个聪明的大脑,而且还有满腔热血。他年轻的时候工作起来不要命,他在工厂拥有“技术能手”的称号。那时候他买不起电视机,但是他有一双灵巧的手。儿子还记得连续几个夜晚爸爸都没有睡觉,在灯下摆弄一大堆零件。然后,他和妈妈就有了一个电视机,虽然不大,只有黑白两色,而且总是坏,但是它让这个家庭充满了笑声。  爸爸最讨厌那些说话不算数的人。他言出必行,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一定给别人做好,从不违背承诺。他为别人做了事情从不在意回报。他的自尊心很强,无论自己多么艰难,也不肯低头求人。  爸爸对儿子特别宽松,甚至对儿子的嗜好有些纵容。益进小时候兴趣很广,除了迷恋电脑,还爱下象棋,爱开车,爱骑马,爱唱卡拉OK。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都是自己说了算。当他把所有的热情和时间都花在电脑上,连学校的功课都顾不上的时候,爸爸也不干涉。儿子至今记得,爸爸说过一句让他惊心动魄的话:“学那些课本有什么用!”他相信全世界只有他的爸爸才说得出这样的话来。  这么多年以后,益进回头看看自己当初那么狂热地摆弄的计算机,觉得“选这条路还是挺对的”。一想到自己走过的路和别人家的孩子那么不一样,他就会说“我很幸运”,因为他有一个不干涉他的爸爸,让他有足够的机会去做他喜欢的事情。现在他渐渐明白了,一个孩子要走自己的路,自己要承担很大压力,父母要承担更大的压力。很多孩子都羡慕他,希望像他一样,但是做不到,就是因为他们的爸爸不允许啊。  当然爸爸的生命中还有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他对儿子的爱。他是那种不善于表达爱的男人,从来没有对儿子说过“我爱你”,但是儿子现在明白了,爸爸的爱是无条件的,是天下最彻底最纯净的爱。尽管他自己的命运多难,但是他不会强迫儿子去改变命运;尽管他自己是一个平凡的人,但是他不会强迫儿子去摆脱平凡。他不是那种在“爱”上附加“期望”的爸爸。真正的父爱是没有条件的,不会因为儿子有没有出息而改变,不会因为儿子是不是符合自己的心愿而改变。儿子的学习成绩好,他爱他;儿子的学习成绩不好,他也爱他;儿子是一个杰出的孩子,他爱他;儿子是一个平凡的孩子,他也爱他。他爱儿子,仅仅是因为,那是他的儿子。  爸爸默默地教会儿子这一切,可是儿子在爸爸身边的那些年居然没有意识到。现在儿子见到爸爸的次数越来越少,却越来越多地回想小时和爸爸在一起的情形,想起有一次他吃多了玉米,撑得喘不过气来,爸爸抱起他就往医院跑。又想起有一次爸爸把一把斧子当作玩具给他玩,他却挥起斧子砍在爸爸的手上,弄得到处都是血,也许爸爸手上那道伤疤现在还在。这些往事会让他心中涌出强烈的情感,让他激动得说不出话来,鼻子发酸。  “不管怎么说他还是我爸。”益进有一次这样说,“当他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我的时候,我还是很……很喜欢……很爱我爸的。他真的特别好。”  进入大学那一年,益进忽然有个强烈的愿望,想要和爸爸沟通一下。他特别希望爸爸能来看看他的学校。清华学生的父母全都充满了自豪感,但是对益进的爸爸来说,清华并不代表什么。他从不到北京来看自己的儿子,不知道他是不肯离开他那个破旧的家?是不喜欢这座繁华的都市?还是无法和这个和他一样脾气暴躁的儿子相处?  益进带着自己获得的计算机竞赛金牌奖金和家里的全部积蓄,到清华来读书。但是这些钱在大学的第一年就全用光了。他知道爸爸手里没有钱,于是告诉爸爸,他不需要家里的钱了。他开始出去打工,为自己挣学费和生活费,又省吃俭用,把多余下来的钱寄给父亲。他知道父亲还拖着一身病,等着钱去看医生。  2002年益进从清华大学毕业,成为微软亚洲研究院的一个工程师。儿子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而爸爸却老得做不了任何事情了。不过,他的身体好多了,“可能是我不在他身边,没有人和他吵架,也没有人气他了。”益进有时候这样想。又想到,假如时间倒转,让他和父亲重新过一回,他会怎么和父亲相处呢?  这一年夏天,他回家去看父亲。父亲瘦得不成样子了,一米七八的个头儿只有90斤重。儿子心里发酸,特别想要为父亲做一件事。他把微软发给他的前六个月的工资全都给了爸爸,自己一分也没有留。这是他平生以来得到的最大一笔收入,他知道,无论多少钱,都不能代表他对爸爸的爱。但是直到今天,他还是没有对爸爸说过“我爱你”就像爸爸从来没有对他说过“我爱你”一样。  儿子仍然认为爸爸是一个平凡的人,正是这一点让他悟出了一个道理:  “就做一个平凡的人,挺好的。”旧式父母和新式父母  旧式父母新式父母  使孩子感到被关心使孩子感到被尊重  希望孩子更优秀希望孩子更快乐  关心孩子的分数关心孩子的能力  让孩子做父母喜欢的事让孩子做自己喜欢的事  严格宽松  严肃幽默  不放心信任  焦虑随意  替孩子做决定让孩子自己做决定  替孩子做所有的事让孩子自己动手  关注孩子的一举一动让孩子自己管自己刘策学画  现在回想起来,我的初中真的是填鸭式教育,并不是启发式的。学校衡量自己好坏的标准,就是看每年有多少个学生能考到最好的高中去。  ——刘策  2003年夏天,刘策接到四份录取通知书和四份博士学位的全额奖学金。它们来自美国的三所著名大学,麻省理工大学计算机系、卡耐基梅隆大学自动化学习中心、卡耐基梅隆大学机器人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计算机系。刘策选择了麻省理工大学计算机系,这时候他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已经工作了19个月。  “他是我迄今为止见到的最棒的学生。”在写给美国几位著名教授的推荐信里,沈向洋如此这般介绍刘策。  有个中国记者听说了这件事,就问沈向洋是不是在夸张。  “不,一点也没有。以他现在的成就,不要说去读博士学位,就是申请美国大学的教授,都没有问题。”沈向洋说:“这个人将来一定是大师级的人物。”  沈向洋这样说,无论是出于老师对于学生的偏爱,还是老板对雇员赞许,都不是偶然的。事实上,刘策在中学和大学期间都是他的老师的骄傲,也是很多学生的偶像。  不过,刘策对自己迄今为止的受教育历程,另有看法。  “从小到大,给我影响最大的,不是课程本身的东西。”他这样说,“当然课程也是需要的,可它缺少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启发式的东西。”  作为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助理研究员,刘策的研究领域是“图像的认知”。每天沉浸在数字的世界里,工作之余闲下来的时候,他喜欢静静地欣赏自己的画作,那都是国画,而且很大。有一幅长四尺,画面上浩浩苍山,气势磅礴;有一幅长六尺,画面上潺潺江水,苍凉沉静。这些画是他在中学时代画的,现在全都装在电脑里,成为他的精神世界的一部分。他说他将把它们带到大洋彼岸去,可以经常看看。他喜欢绘画,在国画的技巧方面有很深造诣。你看他的画,很难想象那是出自一个孩子、一个业余画手。但是对于刘策来说,作画不仅仅满足了他的兴趣、不仅仅是一种技能,甚至也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它还有着更多的东西。  那是他从小学画、渐渐悟出的东西。  刘策进入上中学的年龄时,我们国家恢复高考制度已有12年。在他出生之前彻底摧毁了的那些东西——漫长的学制、灌输、背诵、重复、考试、竞赛、分数、名次、升学率,现在伴随着他的成长全都恢复了,而且还变本加厉。不论这教育制度有何长处和短处,父亲和母亲都把自己当初“破碎的梦想”寄托在儿子身上,也把自己当初“砸烂的枷锁”加在儿子身上,而他是他们唯一的孩子。  父亲在四川大学做教授,母亲在一个企业当会计。父母之间最大的区别是出生在截然不同的时代里。父亲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早期。那个年代的孩子,只要家里有钱就有机会完成大学学业。而母亲的命运大不一样,这一代人在自己最需要接受教育的年龄里砸烂了学校,赶走了老师。对于那些往事,凌小宁至今记忆犹新:“那时候毛泽东说‘教育要革命’。很多人已经认识到教育有问题,希望有所改变。最后失败了,是因为‘教育的革命’被劫持到另一条路上去了。”在微软,凌小宁是属于“老一代”的,他与刘策的母亲同年出生。这一代人的脑子里面有些东西是永远不会磨灭的。“其实,现在教育制度中很多让人深恶痛绝的东西,”凌小宁说,“都是那时候我们反对的。”  刘策出生在大学校园里,从小生活在学生、老师和老师的孩子中间。在这样一种气氛中成长起来的孩子,几乎没有不专心读书的。沈向洋的那个切肤感受,“人是很难不受环境影响的”,在刘策身上再次得到验证。  “我不断地念书,我想生活环境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刘策说,“如果当初不是生活在大学校园里,现在也可能会走另一条路,不会选择做学问。”  刘策从小就知道自己不喜欢什么,特别讨厌一些课程,比如语文和政治,这一点和大多数孩子都一样。他还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把很多精力用在喜欢的事情上,这一点在孩子们中间已属少见,但也不算希奇。刘策身上的最奇特之处,是他同时喜欢两样东西:数学和绘画。他在这两个领域里投入了无限的热情,而它们的技巧却是风马牛不相及,思维方式则又属于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  学校对他来说是个“数学的世界”,他在那里参加各种数学比赛,成绩优异。他觉得世界的奥秘有很多是在数字里。但是在学校之外,在家里,情况就完全不同,那是一个“绘画的世界”。他的绘画训练在整个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始终持续着,有十几年,其严格系统的程度,较之今天美术学院里的任何一个高才生都不逊色。他有专门课程,有教材,有名家指点,每天投入很多时间,还有一个固定的学画地点。当然他也利用家里狭小的空间,把纸铺在地上作画。  90年代初期,城市里的家庭已经时兴对孩子进行多种技能的训练,绘画也是其中之一。不过,无论是老师、教育专家,还是每一个家庭的父母,都倾向于把美术作为一种“课外的教育”,或者叫做“素质教育”。这个词语背后的含义是:“有用的但并不是必须的。”  可是,刘策对于绘画的执著不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那时候他想的是:“将来我要么当数学家,要么当画家。”  父亲不画画,但在绘画方面并非完全外行,他的专业有时候需要制图,所以也经常使用线条、颜色一类的技巧。他特别喜欢看到儿子画画时的专注神情,觉得那才像是自己的儿子。母亲也喜欢儿子画画,不过她更信奉“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两相比较,还是  觉得儿子对数学的喜爱更符合自己的想法。她的办法是每天交给儿子5道数学题,要求儿子在开始画画之前先把这些习题作完。  “先做完你必须做的事情,再做你想做的事情。”她总是对儿子这样说。  尽管家里并不富裕,但爸爸和妈妈还是愿意拿出很多钱来供儿子学画。纸张、毛笔、颜料,还有各种教材,在儿子的眼里都很贵,要花好多钱。等到长大以后回忆起那些往事,他还明白了,爸爸妈妈支出的不仅是钱,更有时间和精力。儿子年幼的时候,他们把他放在自行车的横梁上,骑上车走好远的路,把他送到少年宫,又等在外面,直到他完成当日全部的绘画课程,再把他放在自行车上带回家。等到儿子稍微大些了,就每天到公共汽车站上送他和接他。那时候还没有实行“双休日”,周末只有一天,爸爸妈妈有很多家务事要做,但是每个周末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带着儿子出去写生,或者去看画展。  他是从7岁开始学画的。很多孩子都是在那个年龄里对画画发生兴趣,甚至更早些,但是他们很快就觉得有更重要的事要做,所以不再画画。刘策的幸运在于,他的学画从未间断。“大多数孩子的兴趣都不是从课堂上来的。”他这样说,“初中那几年我的这个感觉特别明显,因为一到初中,无论老师还是家长都在强调升学率。”似乎只有他是个例外,画画占了很多时间,也占据了他的精神世界。  有时候你会发现,看父母是不是无条件地支持孩子的兴趣,只要知道在学校考试之前他们说什么就可以了。刘策从来没有听爸爸妈妈说“画画是好事,但不是最重要”,或者“都什么时候了,还在画画”之类的话。  不过,母亲也曾对他说:“要想进入重点大学就必须先进入重点中学;要想进入重点中学就不能偏科。”就像所有的母亲一样,她也希望儿子能在关键时刻多花一点时间在学校的课程上,只不过忍住不说。敏感的儿子还是意识到妈妈也有某种期待,但他的脑子里面全是他的数字和他的画,所以照例我行我素,即使在初中毕业面临中考的那一年,他仍然要把很多时间用在画画上。  他开始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这一年,他没有考上重点中学,事实上他后来读的那所学校非常普通,既非“市重点”,也非“区重点”。这让全家人感到失望:他把太多的热情倾注在画画和数学上,其余课程大都学得很糟糕。最糟的是,他的脑子里面只有他喜欢的东西,完全不能了解考试分数和重点中学都是关系未来命运的大事。  大多数中国家庭都认定,孩子成长的道路上有几个关口最重要,中考是第一关。现在,在妈妈看来,儿子这“第一关”就没过去。  那些日子,家里充满了沮丧的气氛。无论这个家庭多么脱俗多么标新立异,也不能不感到社会的压力。父母对儿子的期望和别的家庭是一样的,没有本质的不同。母亲知道公认的教育标准是什么,信奉“要上大学,就一定要选择清华”的风尚,而且相信,画画的天赋无论如何也不能引导儿子走上名牌大学的道路。  刘策仍然徜徉在自己的世界里。初中毕业那一年,他在成都举办了个人画展,是这座城市里小有名气的“少年画家”了。他自己也觉得拥有绘画的天赋。在这个孩子的心里,绘画已经不仅是一种爱好。“这就是我一生要去追求的东西。”他看着自己的画展,在心里想。一想到能做个画家,就无比快乐。只不过,这一切看上去和他的升学毫无关系。  可是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那之后,妈妈和儿子都没有想到,神秘的绘画能力要求一个人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使用大脑。而刘策这种在数学世界和绘画世界之间来回跳跃的学习方式,竟会让他以难以置信的方式成长起来,让他的大脑变得如此与众不同。  在我们继续叙述“刘策学画”的故事之前,先回过头来,看一看人的大脑究竟是怎么回事。“神经树”  人的大脑隐藏着无限的可能性。  ——张亚勤  1968年,凌小宁16岁,徐迎庆9岁,张宏江8岁,李开复7岁,王坚6岁,郭百宁5岁,朱文武3岁,张亚勤和沈向洋只有两岁,李世鹏一岁,张益肇和马维英刚刚出生,而刘策还要等到9年以后才会出生。正是这一年,生理学的领域里发生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罗杰·斯贝瑞公布了他对人类大脑功能的研究结果,并且因此获得诺贝尔奖。  在此之前,科学家对人类大脑的理解一直是“重左轻右”的。他们认定,人的语言能力、逻辑能力,以及与此相关的其他种种能力,都是由左脑来实现的。人的大脑就这样被区分成“聪明”部分和“笨蛋”部分——“聪明的”、“主要的”、居于“支配”地位的左脑,以及“沉默的”、“次要”的、居于“服从”地位的右脑。这种说法在过去200年里一直占据着脑科学领域的主要地位,直到最近还在盛行,最后的结果,就是整个社会都在歧视右脑。教育系统和科学系统似乎全盘忽视了右脑的智慧,有个科学家甚至把右脑当作一个“退化的器官”。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父母拼命纠正孩子的使用左手的习惯,老师也绝对不允许学生用左手来写字。而所有人都知道,左手是由右脑来支配的。  现在,罗杰·斯贝瑞令人惊讶地证明了,人的两个大脑拥有同样复杂的智力机能,而且同样聪明。人类使用大脑也有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模式,一种是语言的、逻辑的、分析的和连续的,拥有判断是非和辩明利害的能力;而另外一种是非语言的、直觉的、形象的、刺激性的和突发的,是一种不分是非、不管利害的想入非非。每个人都可以从一种思维方式转换到另一种思维方式,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  “尽管我们总觉得我们是一个人,一个独立的个体,但我们有两个大脑,”贝蒂·艾德华这样解释罗杰·斯贝瑞的理论,“每半边大脑都有自己认知和感知外在真实事物的方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两种智力,两个意识,通过两个脑半球连接着的神经纤维不断融合。”  这样,人的大脑在处理外来信息的时候便有了两种模式:左脑模式和右脑模式。左脑让我们分析、提炼、计算、描述、计划,以及根据逻辑做出的理性陈述和判断;右脑使我们具有想象力、创造力,理解事物的象征性,看到梦幻中的图像,以及只有精神的海洋里才存在的一切。正因此,贝蒂·艾德华和所有那些相信“斯贝瑞理论”的人都认定:“了解你的两边大脑是释放你创造性潜力的重要步骤。”  如果这一理论不错,那么人的两个大脑,一个是数学家,语言学家,科学家;一个是梦想家、发明家和艺术家。很明显,在我们的学校教育中,数学家、语言学家和科学家受到特别的青睐,而梦想家、发明家和艺术家在很大程度上被压抑,被改造,被埋没。我们的课程设置——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外语、生物、历史、地理、政治,几乎全都建立在训练左脑的基础上,我们的考试制度——无论是“3+2”还是“3+X”,只不过是在选拔那些左脑发达的学生。  然而事情还远不止如此。  我们的大脑表层被至少140亿个脑细胞覆盖着,数量巨大。这些脑细胞中真正与智能相关的,只有大约5亿个。在普通人那里,它们被叫做“智力”;在生理学家那里,它们被叫做“神经细胞”,也叫“神经元”。  无论黄种人、黑种人还是白种人,无论高考状元还是落榜者,无论博士还是文盲,无论天才还是普通人,只要经过健康的发育过程,他们大脑里的“神经元”数量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既然决定人的智能的“神经元”并无明显差别,人类又怎么会有聪明和不聪明之分?  按照张正友的解释,“人的聪明不是靠神经元,是靠神经元之间的连接。”张是毕业于巴黎第十一大学的博士,现在是微软研究院的研究员,他的业余嗜好之一是了解人脑的生理结构:“中国人有句俗话,三岁看老。这是因为,人脑的神经元在三岁之前就开始连接。你的神经元之间能不能很快地形成一条宽敞的通路,与你受的教育、接触的东西有关。有些通路,你不断地使用它,它就加强了,有些通路,你不使用它,它就萎缩了。”张根据自己的经验,认定“一个人到了15岁,神经元的连接就定型了。”生理学家的研究结果,似乎证明他说的不错。大脑并不是由互不相关的单个“神经元”堆积在一起的。事实上,“神经元”纠缠在一起,互相伸展,构成复杂的回路,它的形状犹如一棵棵枝杈繁茂的树,所以生理学家把它叫做“神经树”。人的智力的差距,与“神经元”互相纠缠伸展的速度和复杂性有关,而“神经元”的生长和连接,需要外部因素去激活。  然而我们大脑中的“神经元”还有另外一个特征,无论你是否激活它,是否发展它,它都会新陈代谢,都会死亡或者新生。实际上,我们每天睡觉的功夫,就会有至少10万个脑神经细胞死去,可我们还从来没有使用过它们呢。  这个事实令人沮丧:大多数人一生中只使用了自己大脑中10%-15%的神经元。  当然这一事实也令人激动。因为,你只要把沉睡着的“神经元”唤醒1%,就能让自己的智力出现飞跃。如果你能把“神经元”的使用率提高一倍,比如说达到30%,那就变成牛顿、伽利略、爱因斯坦那样的大天才。  有个叫做稻田太作的日本心理学家,以这些理论为基础展开了他的教育训练,其教育过程中包含了无数鼓舞人心的格言:  “自己不行,是因为自己让自己变得不行。”  “大脑只要能够合理使用,就能发达。”  “人有时会遭遇失败,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没有把自己的大脑更充分地使用起来。”  此人写了一本让人激动的书,叫做《头脑,原比天空更辽阔》。他在书里把人的种种智力因素汇集起来,叫做“头脑指数”,这有点像我们通常说的“智商”。  张亚勤是研究电脑的,不是研究人脑的,但是他显然非常了解人脑。  “人的大脑隐藏着无限的可能性,同时它又有自己的结构。我可以把大脑结构图给你画一下。”有一天他和一个朋友谈到记忆的问题,一边用手在桌子上面画,一边说道:“你记住了这个就要把那个忘了,这是记忆选择。好的教育方式是让你记住最重要的东西,不好的教育方式就是让你记住很多不重要的东西。比如做很多习题,做好几遍甚至几十遍,这就是让大脑僵化的过程,到最后连自己也糊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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