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种程度上，美国孩子的很多梦想与接受良好教育并不吻合。他们崇拜的那些体育明星，歌星和好莱坞影星，往往都是很糟糕的学生，可是却都名利双收。他们的成功之路，对很多孩子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不过，谁都知道在这条道路上走着的人少之又少，对大多数人来说，接受良好教育仍是一个获得稳定工作和收入的途径，所以读书的动力存在于广泛的人群中。事实上，美国的人均在校读书时间，要比中国人多很多。　　这样看来，美国孩子与中国孩子的差别，不在于他们可以不读书，而在于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读书。中国孩子中那种“择校”的概念，在大多数美国的孩子中间是没有的，他们的爸爸妈妈也没有。没有一个美国家庭会不顾一切、跨越好几个街区去选择一个心目中的好学校，花上一大笔钱，然后让孩子每天把好几个小时花在路上。　　这倒不是说美国的学校不分好坏。学校总有好坏优劣之分，这在任何国家都是一样。益肇在一所公立学校读初中的时候，总觉得公立学校不够好，而私立学校要好得多，那里的设施好，老师好，课程的设置也好，但读私立学校要花很多钱，一般家庭无法支付。益肇小小年纪，已经发现只有华人家庭和印度人的家庭，才会把孩子送到很远的学校去读书，而美国家庭总是让孩子就近在自己社区的学校读书。　　这个国家的特色之一，就是学校的教育水平通常与社区的档次相一致。高级住宅区里总会有好学校，而下层社区的学校通常也都质量不高。你在“购房指南”上寻找房产信息，就会发现，房主通常会把房子附近学校的优劣作为吸引买家的一个指标。所以，一所好学校能把周围的房价大幅度抬升，一片豪华住宅也能吸引优秀老师来举办一所好学校。这也说明美国的家庭不是不关心孩子的教育，只不过，他们不像中国的家庭那样为这件事情那么焦虑，那么兴奋，那么费尽心机，那么生死攸关，那么不惜一切代价。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区别，所以益肇仍然觉得有必要进行调查。这个高中学生发现，美国的高中也有指标，比如加州“教育网”上，把从小学到高中所有的升学率都统计在册，还可以查出哪个学校在哪次考试当中表现如何，可以看到高中的毕业生都进入了哪一所大学。不过，校长在表述他的成就时，不用“升学率”这个概念。他们不是说“我们毕业生中有90%考入大学”，而是说“我们这个学校90%的学生毕业后都选择去读大学。”听上去好像是，“只要你喜欢，就可以去读大学”，而不是“只要你努力，就可以去读大学。”　　益肇如此这般调查一番，到头来发现全都没有意义。因为他那个社区有四所初中，却只有一所高中，所以把500名初中毕业生合并到一个高中，就算完事大吉。没有任何升学的动员，没有任何“战前演练”，没有“第一志愿”和“第二志愿”，也没有中国学生所谓“一模”、“二模”和“三模”，更没有那“最后的一博”，这些都没有。焦虑，期待，兴奋……这些也都没有。还是这些学生，大家一起走，一起来，只不过换了一个门，他就成了高中一年级学生。　　但是益肇心里明白：“这所高中每年大概有20多个毕业生进入美国最好的大学。”这数字满足了这个华人家庭的某种心理期待。　　“几年以后，我将成为这20多人中的一个。”益肇这样想。排队的文化　　我每次去见女儿的老师，都要问：“她是第几名啊？”老师就是不告诉我。我也没有办法，因为美国的家长都是不问这些的。　　——李开复　　“我是中国教育制度中饱受摧残的一代，‘填鸭式’的教育、一级一级地考上来。”韩这样说。　　韩现在是微软公司的部门主管。也是一个中国人，他出生在北京。他说他经过了一个“没有快乐的童年”：从清华附小，到清华附中，然后是清华大学。这样一个学生，一定对“分，分，学生的命根”这句话有着刻骨铭心的体会，懂得那是他获得社会认可的唯一标准。可是，他后来进入美国芝加哥大学商学院遇到的一件事情，彻底颠覆了他的这个观念。　　那一天，学校里的一群学生发动了一场投票运动：决定是否需要向招聘者提供毕业生的成绩。结果超过三分之二的学生反对公布自己的分数。老师们为此不满，在他们眼里，这学校一直是美国最好的商学院之一，过去几十年里，出了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所以他们一直为学生的优秀而自豪，也乐意向招聘者公开学生的成绩。尽管如此，校方还是不能不尊重学生的决定，对外宣布：今后学校将有义务为学生的成绩保密，招聘者也不得过问学生的分数和名次。　　韩对这种事情闻所未闻，甚至无法想象。事实上，他在那天投了赞成票。他认为自己是个好学生，所以从不担心公开分数。恰恰相反，他担心，如果不说明分数优秀、名次靠前，将会影响自己未来就业的机会。让他惊讶的是，那时候美国大多数商学院已经采取不公开学生成绩的制度，更让他惊讶的是，他毕业之后几次应聘，人家果然不问成绩，而且这个制度丝毫没有影响他的就业。这时候他才发现，分数在一个学生未来的道路上，真的不能决定什么。这同韩在中国积累的那些教育经验，真有天壤之别。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教育文化是一种“排队的文化”，这一文化后面包含着两个东西：　　1.大家都必须遵循同一标准——分数。　　2.大家都想得到同一个东西——大学录取通知书。　　高考前的三个月里，“排队的文化”放射出最耀眼的光彩，你不仅要知道你在班里是第几名，以及在学校里是第几名，还要能够计算出，你在你居住的城市是第几名，甚至在全省是第几名。然后所有的父母都带领他们的孩子酝酿“志愿”。志愿表上有十五栏是空着的，所以在理论上你可以填写十五所大学和专业。这时候，“名次”让人兴奋也让人悲伤，而且无论多好都不能让人心安。如果那“名次”能够上一所普通大学，父母会想：为什么不是重点大学呢？如果能上一所“重点大学”，父母会想，为什么不是清华北大呢？如果能上清华、北大，家长会想，还有那几个最热门的专业呢，还有哈佛麻省呢！　　可是在美国，无论是学校、社会还是家庭，衡量一个孩子的标准都是很不同的。有些家长注重孩子的数学，有些家长注重孩子的演讲。有些学生毕业后去了哈佛麻省，大家都知道他很好。有些学生去了一般的大学，大家也不觉得他有什么不好。有些孩子不想上大学，父母不会强迫他上。美国父母看到自己的孩子有一个A就会觉得很光荣，可是中国家长要孩子全部都是A，才会说你好。那些在美国读过书的“微软小子”，有一个共同的经验：他们都不知道自己的成绩是第几名。等到他们成了父母，又从来不知道自己孩子的学习成绩是第几名。　　现在让我们重新回到朱丽叶和她14岁的儿子沃伦这里来。　　有一天，有个中国记者告诉他们，在中国，学校有时候会把学生的成绩排出名次表，张贴在墙上，这位美国母亲闻声惊讶不已：“怎么会这样呢？”　　沃伦：“不管学习好不好，每个学生都应当是平等的。”　　朱丽叶：“美国的学校鼓励你和自己竞争，比你自己更好，不是和别人比。我们在爱尔兰的时候，那里的学校就是鼓励学生超过别人，这也许有点像中国。”　　记者：“你在班上比其他学生小两岁？”　　沃伦：“对。”　　记者：“有没有人说你是神童？”　　沃伦：“没有。我也不希望别人这样说，大家都是平等的。”　　记者：“有没有人欺负你？”　　沃伦：“没有。”　　记者：“你知道你的成绩是第几名？”　　沃伦：“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记者：“老师有没有说你是大家学习的榜样？”　　沃伦：“没有。我的老师从来没有说我是榜样。”　　朱丽叶：“我也不希望他是榜样，如果他是最好的，那么就会有另外一个学生被用来做比较，这样不利于那个学生的自信。比如，你在学习画画，一个老师拿来‘蒙娜丽莎’，然后对你说，你看人家画得多好，你画得不好。这有利于学生学习吗？”　　这种想法在美国的教育中是很自然的，但是那些到美国去留学的中国学生，都会对美国学校的“不排队”感到意外。李开复在70年代初期到美国读书的时候，就发现“美国的学生没有排队的概念，他们不关心自己的分数，也不知道自己的名次。”大约十年以后，张益肇在美国读高中，也有一番感受，和李开复完全一样：　　我们这些华人的家庭，都希望孩子读好书。可是美国的学校里几乎不存在“排名”的概念，美国父母也没有“名次”的感觉。这种信息根本就不存在。美国学校一般会把学生的成绩做成一个曲线图，比如100分的有几个人、90分以上的有几个、80分以上的有几个。你看到这个曲线，就会知道自己大概的位置在哪里。每个人的分数只给个人，别人是不知道的，学校把成绩单给家长，不过家长也不知道你的位置。父母只是看到A，B，C这样的成绩。如果你都是A，那肯定是不错的，但如果你都是B，也不一定不好，因为你不知道这是在什么位置。　　我从来不知道自己是第几名。美国学校强调的是你个性的发展，你的独特的地方，而不是你的名次。当然也不是不分优劣。美国的孩子高中毕业的时候，前20%的学生可能会颁发个类似缎带的东西，表明你是比较优秀的学生，作为纪念。后80%的学生也不会给你排列出来，无论前面的还是后面的，都是不公布的，自己的位置是属于私人的东西。有些人满意，有些人不满意，都是自己的事，由他自己来决定要更加努力还是保持现状，别人都无所谓。　　又过了20年，李开复的女儿也到了上学的年龄，入学之后有一次考试，考完之后分成三个班，起的名字叫“黄班”、“蓝班”、“绿班”，不分先后，至于哪个班好哪个班差，无论孩子还是孩子的父母，都不在乎。李开复每次去见女儿的老师，总是要问：“她是第几名啊？”老师就是不肯说。他没有办法，只好打道回府，去问女儿，可是女儿也不知道。　　女儿在一所私立小学读书。学校设在山上，被郁郁葱葱的红杉环抱着，规模很小，只有大约100个学生和9个老师。副校长名叫多维特，是个身材高大的中年女人。“我们每学期都有一次考试，每个星期还有测验，但我们不公布成绩，也不分名次。”她坚决地说，“美国人不喜欢把孩子分成好的坏的。这会伤害孩子，影响孩子的成长。好还是不好，都是个人的事情，与别人无关。这是美国的文化。”　　李开复的童年在台湾度过，那里的教育和中国大陆如出一辙。他还记得，那时候他特别清楚每一门课考了几次，平均几分，期末考试又是多少分，排第几名。他说：　　说实话，这种“排队”的心态，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完全脱离，总是想让女儿也有个好名次。有一天她的成绩单来了，三门100分，三门95分，对她来说，这是很好的成绩，可能是她考得最好的一次，也许是班里第一名。我跟她开玩笑，说：“你的成绩怎么越来越退步啦？”她说：“是吗？可能是没有很努力吧。”她考了3门100分啊！可是她的脑子里完全没有这个概念。虽然她也想有个好成绩，她也知道我们在乎，想让我们高兴。她也知道考试成绩好了有奖励，可她还是不知道“3门100分”算个什么。我凭什么进入麻省理工　　中国的高考制度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一次定终身；一个是只看考试不看别的。这是最简单的办法，但是很害人。美国的顶尖大学强调你的个性，而不是你的名次。　　——张益肇　　1985年暑假，张益肇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的一年级学生。　　这一年益肇17岁，一副东方人的身架，个头儿本来不高，又很瘦，看上去比他的年龄还要小。他已经成为老师和同学心中的“天才少年”，可是妈妈总觉得他发育不良，当他离家去麻省的那一天，不免担心他是否能照顾好自己。　　其实这不是益肇第一次离家。读高中的时候，他曾去哈佛大学的数学学校读书，有好几个月在那里独自生活。那时候他只有16岁，觉得离家的日子特别长，还非常想家。但是在哈佛的日子给这个孩子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他感受到一种欲望，这欲望是那么强烈，压倒了他对母亲对家庭的依恋。　　“我将来上的大学，”他对自己说，“不是哈佛，就是麻省。”　　说老实话，在美国，“收到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至少要比在中国容易得多。一个孩子在高中毕业之后如果想上大学，总是可以如愿，不用担心考试成绩不够好。他不会因为分数不够名落孙山，也不用担心没有钱交学费，因为可以申请贷款。但是如果想去读最好的学校，就非常难。比如哈佛大学在每4个申请者中录取一个，麻省录取的学生中有一半是在高中最好的学生。好的学校不仅要求学生有非常优秀的素质，还要付很多学费。　　名牌大学的门难进，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一样，美国的不同之处在于，父母没有那种“一定要让孩子上名牌大学”的概念，孩子们也没有这样的压力。根据益肇的观察，他的同学中间，起码有50%的人没有这种愿望，他们认定“只要有个大学念就可以了”。　　尽管如此，益肇心里的那种渴望还是越来越强烈。“高中的后两年，我的脑子里面总有这个念头。”他后来说，“当然这同国内的学生不一样。这是自己给自己的压力，不是谁强加给我的。”　　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人总是向着自己内心渴望的那个方向走去。就从这时候开始，益肇的生活发生了变化。他的内心充满渴望，变得勤奋而且激昂。不仅要让自己的成绩进入学校最好的5%之中，还开始自修大学课程，数学、科学、物理、化学……总共学了7门。这孩子的确非常努力，废寝忘食，生活的节奏比一个最忙碌的成年人还要快。在旁人看来，这真是苦不堪言。可是他有自己的想法：“如果一个孩子感觉不到学习的快乐，那不是因为他过于努力过于艰辛，而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努力争取的东西，并不是他想要的东西。”那些日子，他的感觉正相反，没有一点痛苦，而且还很快乐，因为他要做的事情不是“不得不做的”，不是“应当做的”，甚至不是“义务”或者“责任”，也不是父母的“愿望”。他在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　　但是对于一所真正的好大学来说，“优秀”的标准决不仅仅意味着学习成绩好。益肇知道，像哈佛、麻省这样的学校，不会录取那些除了优异的学习成绩就没有可取之处的学生。他们不会把学习成绩作为唯一标准，还要看很多分数以外的东西，所以那些真正优秀的孩子，都把课外的东西当成必修课。益肇竭尽全力去参加那些课程之外的活动。那会占用很多时间，他把这一切都当作他的梦想之旅上的伙伴，与它们携手同行，没有怨言，竭尽全力。　　现在到了1985年，益肇高中毕业了。他向麻省理工大学递交了申请，自信万事俱备，梦想就要实现。　　很多年以后，益肇已经获得麻省理工大学的博士学位，成为微软亚洲研究院的研究员。有一天，和熟人谈起当年的求学经历，在回答“你凭什么进入麻省”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说：　　中国的高考制度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一次定终身；一个是只看考试不看别的。这是最简单的办法，但是很害人。中国的孩子也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统统被赶到“上大学”这一条路上来，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一个是把清华北大看成“绝对的第一”。标准是一律的。这也很害人。　　美国并没有绝对第一的学校，也没有绝对第一的学生。学生选择学校是多样化的，学校选择学生也是多样化的。在美国的顶尖大学强调的是你的个性、你的独特的地方，而不是你的成绩、你的名次。美国绝对不会认为像中国那样，弄出个“某某省高考状元”，然后在媒体上说他们怎么走上“成功之路”。　　所以，中国教育和美国教育区别不在于有没有选择，而是在于选择的方法的标准不同。你在中国要想上清华，就靠分数，分数是可以计算的。你在美国要进哈佛麻省，就没有固定的可以计算的东西。既靠你的整体能力，也靠你的独特性，当然也有靠运气的。比如你的数学不如另外一个孩子，但你不是一个书呆子，你对课外活动也很投入，学校可能就选择了你。说来说去，美国的教育和美国的社会一样，就是多元化。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当年这17岁的孩子手上都有些什么，让麻省理工大学无法拒绝他的申请：　　第一，有一个很好的学习成绩。这包括平时成绩和最终成绩，校内成绩和全国统一考试成绩。“我相信我的成绩是前5%，但是我无法看到具体的数据，所以到底是第几名我就不敢说了。”当面试老师询问他的成绩时，他这样回答。　　第二，是很多课外组织的成员。他是学校数学比赛代表队的队员，是中国同学会的会长，还是中学里一个荣誉团体的成员，只有那些品学兼优的学生才有机会参加这个团体。　　第三，有很多校园之外的工作经验。他在每周三下午到一所医院去做两个小时的“义务工作”，为不同科室提供服务，包括开发计算机应用程序、整理文章和做其他杂事。　　第四，有一些很独特的能力。比如在学校辩论会上的口才和机敏，还有下棋。　　第五，很强的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麻省为检验考生提出试题，性质有点类似中国的高考，但方式完全不同。它是由一系列论文组成的，题目五花八门。益肇在申请的过程中大约写了十几篇论文，有的题目只是自我介绍，还有的题目就特别随心所欲。比如：你一生当中都犯过什么错误？你学到了什么东西？你的长处在哪里？你的缺点在哪里？你为什么要来我们学校？还有一个题目是，“你跟某某共进晚餐”。所有文章都拿回家去写，整个过程持续好几个月。你可以听由己意，任意做答。答案没有标准的对与错，全看学生的见识和表达自己的能力。　　第六，老师的推荐书。　　第七，在整个申请入学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渴望。　　大多数美国的学校都相信，一个孩子内心的渴望——而不是别人的渴望，将成为他永远的向导。我不在乎总是“第二名”，但我在乎学什么专业　　一个人的内心里拥有了渴望，就会产生出一种奇异的力量。　　——马维英　　马维英上了大学以后，突然发现很不喜欢自己学的化学工程专业。他希望能给自己换一个专业，于是去找老师，说他喜欢电机系。老师说，按照校方的规定，学生换专业是可以的，但机会很少，条件苛刻。　　他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老师：“什么条件？”　　“一年内考试成绩连续保持全班第一。”　　这是在1986年，维英16岁，台北清华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和台湾海峡这边的清华大学不一样，那所清华大学并不是最好的学校，在台湾排在台湾大学之后，是“第二”。　　“我不在乎这个‘第二’”，当初他在报考这所学校时这样说，“但我在乎我学的是什么专业。”　　他的第一志愿正是电机系。　　像开复和益肇一样，维英出生在台北，只是年龄稍小，等到进入上学的年龄，已是80年代。　　台湾海峡两边都是中国人，虽然互不往来，还有成见，其实相似的地方很多，教育的制度和教育的观念，就是其中一个方面。大多数家庭都把孩子的读书看成最重要的事，从开复读小学的60年代直到维英读小学的80年代，始终没有变。维英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句古训，还知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爸爸和妈妈总是对他说：“反正不管怎么样，你读好书就对了，只要读好书，将来什么都会有。”　　人们用学习成绩来衡量一个孩子的好坏，预测他的未来。一个孩子的学习成绩好，左邻右舍都来夸奖，父母为之自豪；一个孩子的学习成绩不好，那就得不到周围的认同，自己也渐渐散漫起来，甚至成了不良少年。那时候台湾有个流行语，叫做“放牛班”，就是特指这些孩子的，意思是说：“你以后就不用读书，放牛去好了。”　　有些人家无钱无势，又不甘为人下，想要翻身，那就只有督促孩子读书。整个社会的观念都是这样。教育制度也在鼓励这种观念。就像大陆一样，台湾的教育也是一个“过坎”的制度。孩子进入高中时被淘汰一批，进入大学时又被淘汰一批。所以“明星高中”就出现了，而且很吃香。因为那里老师好，教学的质量也好，能够让学生有更多机会考入大学。　　维英的中学是台北最好的中学，叫“建国中学”，可是经过这两次过滤，还是有60%的人被淘汰掉，只能去读职业高中，学些技术，然后去做“蓝领”。台湾的孩子是看不起“蓝领”的，父母也不认为那是有出息的孩子做的事，这又和大陆如出一辙。　　正是这种流行于全社会的价值观念，给维英的少年时代留下烙印：不上大学就没有出路，而且一定要上好大学。这一点和所有的台湾孩子都一样。维英的与众不同之处是：“不仅要好好读书，而且一定要读最喜欢的书。我觉得学一些自己不喜欢的东西，是一种痛苦。”　　他从小就是那种会读书的孩子，成绩不错。他的最大问题是，永远都是班上的第二名，小学毕业的时候，他是第二名；中学毕业的时候，又是第二名。他无数次地期望自己能拿到第一名，总也不能如愿。他把这叫做“功败垂成”，常常觉得失望，可是却又很容易地为自己找个台阶下。　　“从心理的感觉上，第一和第二当然是有区别的。”他说，“可是如果我总是第一名，那么就很容易自视过高，以后遇到一个暂时的失败，就会无法承受。‘第二’也有好处，就是总能提醒自己不够好，遇到一些挫折，我都可以接受，无论成败，都可以看开些，都有退路。”　　父亲一直希望儿子去学医。台湾的老一代人大都崇拜医生，父亲也是其中一个。他总是对儿子说：“良相医国，良医医人。”他的看法是，一个男人要么做良相，那是救国，要么做良医，那是救人。对于这个没有什么权力背景的家庭来说，当医生是最好的选择：既能安身立命，又能救死扶伤。　　可是儿子不喜欢做医生，他喜欢电机。他对父亲说，在所有的理工科里面，电机系一直是最棒的，最优秀的孩子都在那里面。那时候计算机科学刚刚兴起，第一台个人电脑诞生还没有几年，他对这个领域还一无所知，可是他的选择却成了他进入计算机科学领域的第一步。　　在父与子的相持中，母亲的态度起了关键作用。她是一个处世随意的女人，不太在意什么事业不事业，也从不强迫儿子做他不喜欢的事情。她只希望儿子快乐。　　到了报考大学的时候，维英又遇到了第一还是第二的问题。台湾最好的电机系在台湾大学，而清华大学的电机系只能排第二。他反复掂量自己的实力，宁可去读清华大学那个“第二”。　　他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把握的事情，不料大学联考（类似大陆的高考）那天心情紧张，居然考砸了。考完以后填报志愿，他还是执拗地在“第一志愿”那一栏里填上自己的渴望。可惜台湾大学的录取是按照分数排队，而不是按照兴趣排队。老师从最高的人开始选，依次往下排，第一志愿挑完了就挑第二志愿。如果你的分数很低，所有大学名额都没有了，那么你就落榜了。维英的分数差了不少，无法让他满足愿望，一下子就被分到化学工程系。　　现在，他是台湾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的一年级学生了。让他开心的是，他已经和老师达成默契。他决心满足老师提出的转系条件，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对这个孩子来说，这件事情有着特殊的含义：他要打破12年读书只有“第二”的纪录。　　说来真是奇怪，一个人的内心里拥有了渴望，就会产生出一种奇异的力量。几乎就从这一天开始，维英的生活发生了变化。他全力以赴，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第一名，然后“转系”。　　第一个学期结束的时候，他打破了自己的纪录，成为全班第一名。第二个学期结束了，还是第一名。　　过去从来没有做到的事情，现在做到了。很多人遇到这类情形，都会以为，这是因为事情更容易做了，其实这是因为你的潜力被更多地激发出来了。激发潜力的最重要的力量，不是来自别人的强迫，而是来自你内心的渴望。　　大学二年级开始的时候，维英成了电机系的一个学生。过坎的制度　　他们的问题不是不够优秀。他们的问题是，从小到大按部就班地走过来，从来没有想一想，什么东西是自己真正想要的？　　——张宏江　　张宏江在郑州大学毕业之后，又去丹麦留学，在那里领教了西方社会的文明。他后来说，他可以肯定“西方的教育能让孩子更快乐，并且逐渐发现自己的潜力”，而且还惊讶地发现，他可以用非所学，所以他才“决定改行”。这想法一定有他的“郑州经验”和“丹麦经验”做基础。事实上，这位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副院长、计算机视频检索领域的开拓者，如今所做的工作的确与他在学校里学的东西相去甚远。　　2003年春季一个气爽心怡的中午，他坐在上海西郊宾馆一个安静的角落，回顾自己从70年代到90年代的求学经历——叶县中学、郑州大学、丹麦科技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不禁连声慨叹：　　最近这些年我总是到一些大学去演讲，很多学生问我：“微软亚洲研究院的淘汰率是不是很高？”　　我说：“是的，大约有30%的人最后是要离开的。”　　他们于是问：“被淘汰的人是不是表现不好？”这是他们经常要问的问题。于是我就回答：“其实，有些人离开研究院不是坏事。他们的问题不是不够优秀，他们的问题是，从小到大按部就班地走过来，从来没有想一想，什么东西是自己真正想要的？什么东西是真正适合自己的？”　　他们都瞪大了眼睛，好像不明白，于是我就慢慢解释：　　我们的教育制度是一种“过坎的制度”。一个孩子从小到大，他的目的不是发现自己的潜力，甚至也不是学到一些东西，当然更不是享受生活。他的目的只是考上一个好大学，只要翻过一个一个坎就行了。一切都是顺理成章，不用怀疑。我自己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我后来的那些人也是这样走过来的。比如一个人如果在小学是第一名的话，很自然地就要考上本地最好的初中。如果初中又是第一名，那么就会去考最好的高中。然后高中还是第一名，那么必定去考一流的大学。如果他在大学又很优秀，于是就去读硕士，读博士。就这么一路走过来，到什么时候就干什么，从来没有想过“我为什么要去读大学，为什么要去读博士”。最后他可能会发现，他一直在努力争取的东西根本不是他想要的，或者不是适合他的，他的兴趣原来不在这里，但是他过去从来没有想过。所以，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过不去的人觉得自己是“失败者”，过去了的人也不一定就万事大吉。他也许根本就不该过那个独木桥，不该读博士。他如果把读博士的4年时间拿去学习别的东西，可能要好得多。“中国黑客”(1)　　有的人把人家的网站都弄垮，叫黑客。有的人技术很好，也叫黑客。黑客的意思太多了。如果你认为“黑客”也是好人，那我就是“黑客”。　　——蝶雨　　“我们发现了一个黑客，在中国。”　　2003年1月的一个早上，张亚勤来到办公室，打开电子邮箱，这一行字立即弹出来。　　邮件来自微软公司总部的安全小组。这小组的职责之一是监视因特网浏览器在全球的运行情况，专门寻找“臭虫”，然后弥补，同时还要监视网络上面神出鬼没的“黑客”行踪。　　对于微软公司来说，网上“黑客”的性质是不同的。有些“黑客”的确对微软抱着敌意，专门寻找微软软件产品中的“臭虫”，利用软件本身存在的漏洞，去攻击那些软件使用者。这种攻击带有极大的破坏性，还让微软公司难堪。另外一些“黑客”则纯粹属于“技术狂”，对技术的热爱导致他们去寻找大公司产品的毛病。他们决不出手攻击网站，因为他们知道那是违法的，还会给别人带来损失。但是他们通常把自己的发现在网络上公布，还详细说明，怎样才能通过他们的“发现”，抓住软件上的“臭虫”大做文章。　　根据微软总部安全小组的判断，新出现的中国黑客属于后一种情况。他不是恶意的攻击者，但他技术高超，眼光独到。他的矛头直指“微软因特网浏览器”，还把他发现的至少4个“臭虫”公布在网上。　　“他的发现真是让人难以置信。他比我们迄今为止见过的最棒的黑客还要棒。”安全小组在电子邮件中这样说，“他知道这些‘臭虫’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能猜出程序员在写程序的时候大概犯了什么错误，还告诉别人怎么攻击。每当他公布一个‘臭虫’，就会有一大堆恶意攻击者尾随而来，攻击所有那些使用微软产品的人。”　　微软的安全人员防不胜防，因为这个“中国黑客”差不多每个月都能在“浏览器”上抓到一个“臭虫”，而且他也不像别的黑客那样隐名埋姓。他把自己的来路全部公布在网络上。　　严格说来，他的行为并不违法，因为他并没有利用微软的“臭虫”去攻击他人，也没有给他人造成损害。但这样的“黑客”让微软感到头疼，微软安全小组的工程师们非常希望找到他，于是向张亚勤寻求帮助。　　“可以肯定他是一个中国的学生，”他们告诉张亚勤，“在湘潭大学读书，名叫刘蝶雨。”　　中国，湖南，湘潭大学。　　蝶雨坐在他的拥挤不堪的房间里，盯着电脑屏幕，目不转睛，已经好几个小时一动不动。那上面是微软公司最得意的产品之一“因特网浏览器”。他知道他想找的东西就在那里面，他已经清晰地感觉到它的存在，可它为什么还不出来呢？　　“这个系统的安全措施是不准使用字符‘a’，”他自言自语地重复：“不准使用‘a’。”　　一个念头在他脑子电闪雷鸣般地滑过去：“微软的检查人员一定会检测‘a’，那么我就使用‘A’好了。”　　他一边想，一边用手指敲击键盘。就在那一瞬间，“因特网浏览器”出了麻烦。　　他裂开一嘴大板牙，嘿嘿笑了：“我破坏了它的规则？是不是？”　　他找到了想要找的东西，原来那就是一个大写字母“A”。这已经是他在“因特网浏览器”上找到的第五个“臭虫”了。像往常一样，他把它公布在因特网上，留下了自己的姓名和地址。　　他站起身来，不禁有些得意：微软公司那样的庞然大物，好几千人做出一个“浏览器”，你不能不说它是全世界最棒的软件，有多少人把它恨得咬牙切齿，又奈何它不得，可是我有办法找到它的毛病。　　他身边有不少恨微软的人，看了他做的事情，不免大快人心。开心完了，又在猜测微软那边的动向。“真奇怪，”有个同学对他说，“微软还没有对你采取行动啊？”　　“采取行动？”他将信将疑。一种不安全感也越来越浓地聚集胸中，又想到“这座城市里面经常发生刑事案件”，不禁紧张起来。　　“我经常做梦，”他对朋友说，“梦见微软来了，像一个魔鬼，来抓我。我缩在墙角……然后就惊醒了。”　　朋友大笑道：“听说补上一个‘臭虫’要花10万美元，他们会不会要你赔？”　　正说着笑着，电话铃声响了。他拿起来，就听那边有个声音说：“我是微软的。”　　蝶雨当即目瞪口呆。　　电话这边真是微软的，叫林斌，是微软亚洲研究院新技术开发部的经理。他接到张亚勤转发的邮件，按图索骥，很容易地找到了蝶雨。　　可是对面的人不说话，只有喘息声。　　“我们找你，没有什么特别的。”林斌感觉到对方的紧张，希望缓解气氛。　　对方“啊”了一声，还是不说话。　　林斌似乎想起了什么，赶忙自我介绍。说自己在北京，在微软亚洲研究院负责一个工程师小组。　　“啊。啊。”　　“我只是微软的一个技术人员。”　　“啊，啊。”　　“我们的院长是张亚勤。他是世界一流的计算机科学家。”　　“啊。啊。”　　“我曾经参加了视窗2000的制作。”　　“那很酷。”对方终于说话了。“中国黑客”(2)　　“我们对你的工作非常感兴趣。”　　“啊。”蝶雨又不说话了。　　“我们很想请你到北京来看看。也许你愿意和我们合作。”　　“啊……”　　“你寒假如果没有事的话就来吧。坐飞机做火车都行。我们负责你的旅行费。”　　“我很愿意。”蝶雨说，“也许吧。”　　蝶雨放下电话，心里还在咚咚跳。他的第一个念头是：“这年头骗子太多啦。他们是微软的吗？”接着又一个念头：“就算他们是真的，到底为什么找我呢？该不是要把我关起来吧？”　　蝶雨这样想着，第一次感觉到“黑客帝国”的惊险离奇。　　实际上他不喜欢别人叫他“黑客”。“我没见过黑客。”有一次他这样说，“有的人把人家的网站都弄垮，叫黑客。有的人技术很好，也叫黑客。黑客的意思太多了。如果你认为黑客也是好人，那我就是黑客。”　　说老实话，他完全是在一种不经意的心理状态下走上这条路的，只是带着几分好奇，几分兴趣，还有几分想要证明自己能力的欲望。　　他还清晰地记得，事情是从2002年6月30日开始的。那一天，他偶然看到一篇文章，是一个外国人写的，告诉你怎样发现一个程序中的错误，还举了不少例子来说明。很多在蝶雨看来非常困难的事情，顿时变得简单了，就像文章作者说的，“并不需要你有多么高深的知识和多高明的技巧，你只要从特殊的角度去看它。”　　“我也一定能做到。”蝶雨这样想。　　那个晚上他没有睡觉。想了一夜，绞尽脑汁。第二天就到微软的“因特网浏览器”上去检验自己的想法，一举成功。他找到了第一个“臭虫”，那是在2002年7月1日。　　对于蝶雨来说，这一天有着特殊意义。这倒不是因为他从此开始了与微软的纠缠，而是他重新认识了自己：“最主要的问题是，你是不是真的想得到它。你如果真的想得到，就会拼命去做，就能用你的知识去实现你的想法，就能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我发现只要简单的一步，就突破了某些限制。这里面没有什么复杂。所有的知识都是一样的，他们都知道。”他说的“他们”，是指微软公司那些既聪明又有经验的程序工程师。他们在美国微软总部连连感叹这个中国学生的神奇，因为他总是在一些很奇怪的地方动手。可是蝶雨说：“‘a’和‘A’的区别，谁不知道呢？他们只是没有想到这里的区别。”　　“我知道那些编程的人只是在完成别人交给的任务，然后让另外的人去测试。他们最想要什么？想要通过测试。”蝶雨把手狠狠地挥了一下，接着说：“但是一个‘臭虫’显现出来，一定有很多弱点，他补了一个，还有很多，他可能就不管了，所以你很容易抓住他的弱点，然后扩大化。那弱点通常就在他的‘补丁’旁边。”　　他的思路屡试不爽，他在微软的“浏览器”上到处找，不停地找到“臭虫”，但是微软也在找他。现在，微软终于找到他了。　　林斌放下电话，就去找研究院人力资源部的经理王谨，请她安排蝶雨在寒假期间到微软亚洲研究院来实习。　　于是微软的电话再次进入湘潭大学。　　可是这一回蝶雨连电话也不接。他去找父亲。父亲听罢事情经过，大起疑心。他用一种过来人的口吻告诉儿子，一定要核实清楚他们是不是微软的。　　蝶雨核实情况的方法简单而又实用，他把电话打到北京114查号台，询问微软中国公司的电话号码，循号打来，接电话的人正是王谨。　　“你们是不是微软的？”他在那边满怀疑虑地问。　　“是啊。我给你打过电话，你为什么不接？”　　蝶雨还是不信：“我不接，因为我不相信你。”　　“我把我的电话给你，把我们公司的网页给你。我把你到北京来的飞机票寄给你，这是不是可以呢？”　　“这些都可以是假的。我只认电子邮件。”　　王谨觉得自己似乎不能说服蝶雨，只好转回头来找林斌：“这个孩子怎么这么有意思啊？他问你是不是微软的？”　　林斌的电话再次来到湘潭：“你相信电子邮件，那很好，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有‘微软’字样，这不会有假吧？”　　春节过后，蝶雨终于来到希格玛大厦。　　林斌致电微软总部，说他们要找到的“黑客”现在就在他身边。　　“太棒了。”对方兴奋地说，“我们在一起开个会吧。”　　蝶雨闻声大惊：“我要见敌人了！”　　“你怎么会想到这个？”林斌很奇怪。　　“我是在找他们的麻烦啊。他们不是敌人吗？我是在和敌人的头子说话啊。”　　林斌说：“我们不是敌人，我们只是想把软件做得更好。”　　“你们想要我做什么？”　　林斌对他说：“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如果想继续在‘浏览器’上找‘臭虫’。我们总部的产品组可以和你合作。你找到漏洞，他们马上弥补，打包，然后再给你。你能得到最新的程序，还没有公布的。”　　两个人正在说着，蝶雨的手机响了。那是他父亲从湘潭打来的。　　“没问题，我很安全。”蝶雨对着听筒说，又抬起头看着林斌：“我觉得你们微软和外面说的不大一样。”“中国黑客”(3)　　蝶雨开始工作了。连续7天，他在“因特网浏览器”上找到7个“臭虫”，一天一个，而且都是很难找到的。他自己很兴奋，微软总部的人更兴奋，惊叹“这个人怎么这么厉害。”　　“他的工作简直太好了。”林斌说。　　第八天，林斌给了蝶雨一本书。是专门讲怎样编写安全代码的。作者是微软公司产品部门的一个经理，在书中列举了程序员常犯的错误，极为精致周到，所以这本书成为微软程序员的必读书。　　林斌说：“读读这本书，你能更好地发现程序员的弱点在哪里。”　　蝶雨大喜，拿回去看了第一章，脑子里面马上有了新主意。他试图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直接深入到书作者领导的那个小组中去。　　林斌听了他的想法，觉得不会有结果：“书是他自己写的，他不会在他领导的小组里犯错误。”　　但是蝶雨更相信自己的直觉。　　接下来的事情，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蝶雨在“浏览器”的地址栏里发起了他的“战役”。就规模来说，这的确是一次“战役”，而非小打小闹。当他使用一种方式来表达一个字母的时候，“浏览器”没有任何问题。他继续扩张到第二种方式，仍然没有问题。这都是意料中的，他并不在意，一口气做下去，不断扩张出新的表达方式，字符串也迅速延伸，一直延伸到第81次，系统的毛病显示出来，他笑了，再接再厉，扩张出至少两百种变化，字符串形成前所未有的长度。结果发现，从第81种变化开始，一直到第100种，系统都会出现问题，最后他莫名其妙地进入一个银行的网页。　　“真是太绝了。”林斌说，“别人的测试，只变化十几次、二十次，已经不得了。实际上他的变化是从0到200多次。就是在中间一个短暂的阶段，他发现了问题。问题报告总部，那边的人佩服得一塌糊涂。”　　“这种测试，我们根本想象不到。”微软总部的安全小组回电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