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到附近的指挥所去拜访施特莱彻将军，尽管那天是施特莱彻的五十岁生日。于是施特莱彻猜想，自己在这里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　　 “隆美尔中将阁下对我们营遭到的伤亡表示遗憾，”一位机枪营的军官向施特莱彻报告说，“他告诉我们：‘你们不应该被这点伤亡搞得一蹶不振。这是士兵的天职，作出牺牲是必要的。’”隆美尔指责营的指挥错误在于，首先没有在防御线上撕开更大的突破口。“他用标着短短铅笔记号的地图向我们解释，当普拉尔中尉指出我们恰好因为没有把突破口扩大的工具时，他回答说：‘那你们师应该对此负责。’”　　隆美尔已经在准备新的进攻了。两天后，当两名空军的高级将领，空军副总参谋长霍夫曼·冯·瓦尔道将军和赫尔曼·戈林的代理人陆军元帅米尔契飞抵非洲军驻地时，隆美尔又开始流露出新的乐观态度。当瓦尔道在一座辛酸的帐篷里发抖的时候，米尔契和隆美尔正在共同分享他的活动住房。米尔契随后写了这样一篇报道——这份材料保存在他的私人文件里。　　 “我和他一起度过的时间虽然短暂，但却十分愉快，因为我们彼此都有了深切的了解。对于增加作战飞机力量一事，他感到很高兴，”——第二十七战斗机联队的分队刚好抵达附近的加扎拉——“因为他是一位比较具有空军头脑的将军。他对于自己的前程非常乐观，他弯着腰紧紧挨近地图——他相当近视——大声叫道：‘看，米尔契，这就是托布鲁克，我要攻下它，就是哈勒德亚帕斯，我也要攻下它。这是开罗，我同样要攻克它，还有那里，那是苏伊士运河，我也要把它占领。’”米尔契写道，“除了说‘我就在这里，把我也带上吧’之外，别的我还能说什么呢？”　　活动房里传来阵阵笑声。然而，另一些和他志趣很不相同的来访者已经走在自柏林到隆美尔驻地的途中了。4月23日，哈尔德将军在他的日记里再次记录了尖锐的言词：“这些天来，隆美尔一直没有给我们送过一份明确的报告，我感到事情有些蹊跷。来自他那个战区的军官们的报告，也可以说是私人信件都表明，隆美尔的所作所为和他的任务毫不相干。他整天奔忙在广为分散的部队之间，策划侦察和突然袭击，消耗士兵的精力。”　　于是，正当冯·施维林伯爵平卧在沙漠上，用*****望远镜观察托布鲁克防线，而敌军的炮火和机枪子弹则在他头顶闪烁的空气中呼啸而过的时候，他感到自己的袖口被人扯了一下，他转过身来，发现是哈尔德的代表保罗斯正趴在他的身边，保罗斯从柏林乘飞机出发，接着驱车到达这里，最后爬到这个战场上准备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保罗斯和隆美尔当年是同时被提升为陆军上尉的，1927-29年在斯图加特曾在同一个团任连指挥官)。哈尔德认为：“他或许是唯一对那个疯狂至极的军人比较有个人影响的人，只有保罗斯能改变他的念头。”保罗斯到达托布鲁克亲自了解局势的日期是4月27日，这时隆美尔的神经已经崩溃，可怕的酷热和来自各方面的中伤无法避免。就在上个星期，他曾两次仅差几英尺就险些丧命：一次是正当他停下来与向阿德姆西面推进的士兵和军官谈话时，敌人的一枚炮弹正好落在他们中间，一名中尉当场死亡，另外几个人失去了胳膊；另一次是4月20日，当他从巴迪亚访问归来的途中，飓风式战斗机突然从夕阳中猛扑出来，从超低空用机枪向他的指挥车扫射，在他关上钢甲门之前，他的司机被子弹击中，一名卡车驾驶员和助手被当场击毙，电台车也被摧毁。隆美尔用绷带缠好司机受重伤的头，然后爬到指挥车的驾驶员座上。　　现在，隆美尔只剩下了一支微不足道的部队用以守卫巴迪亚和埃及边境了，他们在英军的坦克、炸弹，以及战舰的炮火下退缩。4月24日，隆美尔再次向柏林请求援助：“由于英军兵力在不断增加，巴迪亚和托布鲁克的局势一天比一天严重。”他请求空运第十五装甲师，同时尽快将第五轻装甲师扩充为一个编制完整的师；此外，还要求派出强大的空军增援部队并使潜艇沿海岸采取行动。他简单地补充了一句：“意大利军队不可靠。”第二天，当希特勒听说隆美尔处于困境时，他的一位参谋在私人日记里草草写道：“元首骂了些十分难听的话。”两天以后，第十五装甲师的先头部队开始空运到班加西。　　希特勒骂参谋部的那些话较之隆美尔手下的军官们此时的诅咒要温和得多，因为他们等了很久之后，终于从意大利最高统帅部那里收到了有关托布鲁克的详细防御计划。现在他们终于明白自己面临的是什么了。原来，意大利士兵在撤退之前，曾沿着这条三十英里长的环形防线设计和修建了一百三十八个互相连接的战术据点。就象防御据点的坦克壕一样，所有通道全用木头覆盖，上面铺一层薄沙作为掩盖，内部还修筑了反坦克炮掩体和机枪壕，并在完工时使这些据点与地面成一水平，以便进攻者一直要到脚踏在上面时方能发现，除此而外，防线周围都布有密密麻麻的带刺铁丝网。如此看来，隆美尔进攻托布鲁克遭到如此惨重失败便毫不奇怪了。此外，正如保罗斯私下和施特莱彻说的：“在历史上你是否可以给我这样一个例子，渗入敌军战线的行动在夜间开始，而第二天清晨是否就能取得胜利？”一如施特莱彻曾经指出的那样，夜间行动的本身就事先给了敌人一个警告，当总攻击开始的时候，他们必然会提高警惕。　　几乎就在这时，隆美尔把意大利的指挥官和施特莱彻叫到一起，召开了有关他的新进攻计划的联席会议。施特莱彻插话说：“几天前，我的一些军官以及我本人视察过托布鲁克东南方向的地形，那里地势很平，这给我们部队在夜间直接运动到他们的防御阵地提给了一个良好的条件，我们的士兵不会被发现，从而可以在拂晓前发动进攻。”隆美尔轻蔑地申斥道：“我不想从你那儿听到任何别的打算，我只想知道你准备怎样把我的计划付诸于行动。”(当所有的尝试都归于失败，他后来正是采取了施特莱彻的计划才取得胜利的——而那时施特莱彻将军已经离开非洲了。)　　隆美尔依然不可思议地显得十分乐观。4月25日，他私下向露西承认：“在过去的几天里，我很少象那样在军事上感到焦虑不安。然而局势或许会很快发生变化，估计希腊的战斗即将结束，这样我就能得到更多的援助。”几天以后，他又重复了这一希望。看来十分清楚，甚至他的老伙伴保罗斯将军也没有向他泄露希特勒的“巴巴罗沙行动计划”。这一行动计划将用二百个师在6月间向俄国发动猛烈进攻。　　保罗斯和隆美尔之间的关系现在变得十分尴尬了。他俩都是中将，只是保罗斯先几个月得到提升，由于他是哈尔德的代表，他可以摆出双重军衔并能支配隆美尔。隆美尔别无选择，只好执行命令。他怀疑这位将军的突然光临是总参谋部的一个阴谋。在这一点上他或许是对的，他让保罗斯绕着包围圈的环形防卫线跑了一圈，并告诉保罗斯，他正计划于4月的最后一天，在托布鲁克的西南防御区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进攻，保罗斯对此持怀疑态度。　　由于对施特莱彻极为不满，隆美尔把指挥权交给海因里希·寇彻海姆将军。寇彻海姆是作战部的热带作战专家，当时他碰巧在利比亚(这一任命在后来的1944年10月对隆美尔将起命运攸关的决定性作用) [注：由于密谋刺杀希特勒的阴谋失败，隆美尔受到牵连。1944年10月，陆军荣誉法庭开庭审理这一案件，寇彻海姆是五名法官之一，他极力为隆美尔的参谋长斯佩达尔开脱罪责，而最终宣布隆美尔有罪，致使希特勒决定令隆美尔*****。 ] 。进攻将在夜间开始，第一个目标是浅滩209高地，业已长期消失的阿拉伯土著把它称之为摩德尔角。从209高地可以看到敌军正在骚扰隆美尔后方的运输线。在这里，他又一次有了远大前程。“我们大有希望，”他在那天早晨写给露西的信中这样说，“敌军的炮火已经变得十分稀疏，我们正在让他们尝点苦头。”多亏得隆美尔计划周密的欺骗战术，突然袭击总算得以完成，不过进攻还是再一次地失败了。原因仍然是德军忽视了托布鲁克的防御工事。　　隆美尔驱车来到第一条战线，从他的指挥车里观察战斗。他曾一度爬过最后几百码，到达寇彻海姆的突击部队被一个地堡牵制的附近。上午九点钟，一个机枪营从后方攻占了209高地，由东北方向向托布鲁克出击的主要行动开始了。然而由于纵深面太窄，当大部队前进时，遭到了更多隐蔽得很巧妙的战术据点的阻击。5月1日，接替普里特维茨第十五装甲师指挥权的汉斯·格尔特·冯·埃斯贝克男爵通知隆美尔：“我们的士兵，尤其是军官，在无数未被发现的地堡的步兵和反坦克火力以及占压倒优势的炮火面前，遭到重大伤亡，大多数部队伤亡百分之五十，有些则更为惨重。然而士气仍旧十分高昂，突击部队按照计划进攻敌人的目标，步兵连紧跟在他们后面向东推进，与地堡里的敌人展开近距离拼搏，在猛烈的炮火下毫不退却。”　　一阵猛烈的沙漠风暴席卷而来，窒息了整个战场。隆美尔牢牢地控制着209高地，控制着那几百名俘虏——包括澳大利亚士兵，其中有些是他从未见过的特别高大强壮的澳大利亚人。保罗斯果然地命令他放弃其他方面的进攻。隆美尔的士兵遭到了更为惨重的伤亡——有一千二百名士兵死伤和失踪。更为严重的是，为了防止英军反攻，他的弹药库也消耗了大量储备，以致隆美尔发现自己第一次真正面临了给养危机。　　 5月9日，隆美尔在写回家的第一封信中第一次暗示了这些“给养困难”。保罗斯已触及这一要害：实事求是地说，隆美尔是位卓越的军人，然而一意孤行地向托布鲁克的推进非但没有给他带来决定性的胜利，反而使他原来就已经够长的给养线又重新伸延了七百英里。由澳大利亚人坚守的托布鲁克港在他面前是一道屏障。班加西比的黎波里的距离近，可意大利人却拒绝向那里派出给养船只。对下述理由，保罗斯完全赞成：首先，港口的吞吐量有限，其次，水路越长，来自英军干扰的危险也就越大。被派去为隆美尔组织给养的德国海军军官返回意大利时却无法和他通话。“隆美尔将军和他的参谋长一同飞往前线去了，他与作战部失去联系已有二十四小时。”这样一来，就只留下一条从的黎波里到托布鲁克的漫长道路。这条路全长一千一百英里——等于汉堡到罗马的距离，同时还带来了另一个严重的困难，这就是必须由卡车来担任运输任务。　　隆美尔现在面临的局势已经很清楚。仅仅为了生存，非洲军每月就需要三万四千吨给养；作为以后进攻用的储备物资每月又需要二万吨，空军的给养要九千吨，再加上意大利军队和驻在利比亚的意大利居民所需要的六万三千吨给养，每月的数字惊人地达到十一万六千吨之多。然而的黎波里的设施每月仅能容纳四万五千吨物资。面对这些严峻的事实，尽管德国驻罗马的代表们想尽一切办法，也不能每月向隆美尔提供多于二万吨的物资——少于维持基本生活的数字。　　这是隆美尔自己造成的问题，而认识到这一点只会使他更加恼怒。他3月间用来反驳哈尔德的那句话“那是你自己的事”，说得过于轻松了！随着后勤危机的加剧，他转而恶毒地诅咒意大利人，他们承担着给养船只跨越地中海的责任，他甚至建议意大利军队撤出非洲，把作战任务留给非洲军，因为意大利人都是些吃粮“不管事的闲人”。　　他这样不公正地对待意大利人，原因在于自己遭到了仅能勉强维持生存的挫折。　　由于对附近英军控制的马耳他岛以及驻在该地的海军和空军基地没有进行有效的封锁，从而出现了海运上的暂时危机。然而在整个非洲战争期间，意大利海军出色地履行了护航的职责。有数字表明，平均每艘运输船就有一艘以上海军舰只护航，——盟军从未达到这样高的比例。向非洲运送的兵员总共有二十万六千四百零二人，安全到达的有十八万九千一百六十二名(占百分之九十一强)；运送燃料五十九万九千三百三十吨，安全到达四十七万六千七百零三吨(占百分之八十)；车辆和坦克二十七万五千三百一十吨，安全到达二十四万三千六百三十三吨(占百分之八十五)，各种装备和弹药十七万一千零六十吨，安全到达十四万九千四百六十二吨。仅仅就德国军队而言，隆美尔就得到百分之八十二的燃料和百分之八十六的其他给养物资，这就很难说明他用来夸大后勤危机剧增从而指责“意大利人背信弃义”是公正的了。　　由于隆美尔的军队包围了托布鲁克，一场陷入僵局的拉锯战开始了。在他的参谋人员用铅笔潦草记下的有关他与其他指挥官忧心忡忡的谈话记录里，多次出现与凡尔登的明显对比。然而与那次战役相似的战壕在哪里？这里有的只是污垢和坚硬的岩石，酷热的太阳和数不清的苍蝇。他的士兵生病而且过度疲劳，就连最起码的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挖个洞都不可能。在驼峰荆棘丛中留下的轻微伤痕，甚至几个月都无法痊愈，而手上和腿上的疼痛又不断地折磨着他们。他们的鼻子脱了皮，嘴唇干裂，起了水泡。驻守在埃及边境萨卢姆前线的顽强指挥官马克西米利安·冯·赫尔弗上校，是一个荒唐而又装模作样、但同时又很勇敢的人。他在写给柏林的一封信中说：“胃肠系统紊乱——一种寒颤病——在这里流行，它差不多一月出现一次，使你长时间地感到十分虚弱，最近，我得了这种病三天后，全身感到非常难受，一天竟昏迷了三次。我恢复以后，并未报告自己生病。无论如何，我们所有的非洲勇士，军官和士兵都将高兴地看到离开这里的那一天，我们会说，永远也不再到非洲来了！”几星期后，赫尔弗拿到了返回柏林的许可证，当上了希姆莱党卫队的人事部长。而埃尔温·隆美尔还得在非洲再忍受两年。　　甚至只有他一半年纪的人都感到局势已难以应付。食物单调，淡而无味，士兵们只能靠饼干、橄榄油(因为黄油比较容易变质)、罐头沙丁鱼、罐头咖啡、罐头果酱还有用“牙膏”软管装的软乳酪和印着难以辨认的意大利ZFAM字样的罐头肉生活，——士兵们怀疑这两个字的意思是“老人”，鸡蛋、火腿和牛奶自然不会有，更不用说新鲜水果和蔬菜了。尤其使人恼火的是英国人的情况使人望了眼馋。“与英国人相比，我们的装备在各方面都是那么可怜，”赫尔弗写道，“只消看一看他们的给养——矿泉水、罐头蜜饯和水果，还有我们奇缺的东西，就使人丧气了。随着气候一天热胜一天，给养的缺乏对年轻士兵健康的损害明显地在日益加剧。甚至二十五岁的年轻人已开始掉牙，他们的齿龈一直流血不止。夏天可不是轻易就可以熬过去的。”　　这时的气候是如此酷热，甚至隆美尔也只能穿着短衣短裤驱车外出了，如此拘谨、古板的将军也只好做出一次真正的让步。每天早上6点，他便开始用一种新奇的步兵战术在所有的士兵中进行严格的操练，这些战术对他们消灭托布鲁克地堡连地堡的防线来说是极其必要的。关于他失败的消息以及付出的如此高昂的代价使他感到压抑，他心里明白保罗斯向柏林汇报的调子。每到一处他都能觉察出批评和埋怨的喃喃声在日益增高。甚至连赫尔弗也写信给柏林诉说他的团队在这场战争中所遭受的重大损失：“在西线，我们已经损失了一千多人，接着一艘运输船的沉没又使我付出二百多人和一个炮连的代价。而仅仅在托布鲁克，我就损失了将近四百五十人。在这里，谁也无法理解对托布鲁克所发动的这些进攻：尽管对要塞的实力和驻军的情况根本没有了解清楚，可是每新到一个营都被派去参加进攻，而且照例是无法获得满意的结果。到头来在托布鲁克的每一支部队没有不遭受伤亡的……非洲军发布的许多十分轻举妄动的命令搞得我们这些高级军官莫名其妙。”赫尔弗生动的信件存放在隆美尔的人事档案里，犹如一个永远也抹不掉的污点。　　在维亚巴尔比亚公路旁，靠近托布鲁克处有一个德军公墓，隆美尔曾多次停留在那里，出声地念着新增添的坟墓上的名字。　　 “我记得，”一位指派给他的随军记者说，“有一天，我看见隆美尔将军站在那里，站在托布鲁克外面三十一公里的地方——这最后的一公里竟丧失了如此众多的勇敢士兵的生命——我看到他在那里沉思。在1941年那个漫长的夏季，这里的战地公墓竟变得如此庞大。沙漠风暴怪异的暮色以它整个残忍的荒凉景象仿佛在向我们证实，这是一种人类的转瞬即逝的征象。我们伫立在一位军官的坟墓前，隆美尔久久地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然后转过身离去了。然而在他的眼睛里，我相信，我看到了那种使他激动的东西——那里面有着深沉的悲哀，这是一种向自己的老朋友和战友诀别的悲哀。”　　非洲夏季最难挨的时刻到来了。坦克停放在露天里——在沙漠里，坦克是无处隐藏的——温度上升到华氏160度，烫得简直不敢摸一下。隆美尔命令他的电影摄影师们拍下在坦克上煎鸡蛋的照片，借以引起德国公众的注意。鸡蛋无法煎熟，于是隆美尔燃着乙炔灯使金属板上出现了火焰。他仍然没有丢掉自己过去的那种天才。第8章 指挥官们的反抗戴维·欧文 [英国][出自《狐狸的踪迹——隆美尔》]　　这段时期，隆美尔经常取道巴尔波元帅修筑的公路，从托布鲁克往东沿维亚巴尔比亚到达另一个大城镇巴迪亚。这需要一个小时的快速行驶，公路左边不远的地方就是大海，右侧则是高高的悬崖。过了巴迪亚，要爬十英里的坡路，直到与特里卡普诺接界为止，这是一条跨越这片高原的骆驼古道。意大利人曾在这里修建过一座石头要塞雷道塔卡普诺，用以守卫两英里外与埃及接壤的边界。原先修筑这座要塞的目的是为防止反叛的撒纽西士兵逃出利比亚，它一直伸进沙漠，肉眼也能看到。　　在边界几百码外，一进入埃及，道路就开始变成一条陡峭曲折的通往萨卢姆的悬崖坡道。深蓝色的地中海衬托出它那布局松散的码头轮廓。海滨公路的左边，跳入眼帘的是令人眼花缭乱的白沙和海洋，右边是再次突起的悬崖，陡峭而不规则，高达六百余英尺。这条路一直通往开罗。然而过了萨卢姆几英里，另一条道路岔向右边，把悬崖分割成夹发针形弯道——德国人把它们称为S形曲线。这就是哈勒法亚隘口，由冯·赫尔弗上校指挥的隆美尔的部队于1941年4月底攻占。只有在萨卢姆和哈勒法亚，坦克才能轻易地爬过悬崖进入沙漠高原，夺取进入利比亚的通道。萨卢姆前线的重要意义就在此。如果这里失守，隆美尔就很容易遭到来自埃及的英军进攻，从而迫使他放弃包围托布鲁克，退到埃尔卡热拉一线或向更西的方向撤退。按照保罗斯的命令，早在5月他就制定了萨卢姆前线防御的行动计划——根据几天前在炮火中观察到的托布鲁克地堡的式样，隆美尔自己绘制了防御工事的草图。　　 5月22日，隆美尔乘指挥车取道这条路去看望赫尔弗和他的部下。他的副官赫尔曼·阿尔丁杰当天记下了一幅非洲军生活的生动图画：　　经过萨卢姆(卡普诺)几天的激烈战斗之后，将军今天亲临这一防区巡视并看望他的部下。我们在拂晓时离开他的指挥所，跨过砾石和驼刺灌木丛，走了四十五英里无道可循的沙漠路。指挥车颠颠簸簸地向前行驶，我们就象站在海洋的波峰浪谷上面，不管我们抓得多紧，仍然在车厢里被颠得东倒西歪。将军和我爬上车子的顶篷——上面有三个天窗出口——从那里可以观察外面的一切情况，因为敌人的飞机是个很大的威胁。裹在尘雾中的运输车到处可见，无论白天黑夜，驾驶员们都得从事他们那艰苦而又危险的职业，因为前线还尚未封锁，敌军的装甲车和骚扰部队经常在周围活动。　　士兵们立正敬礼，当将军跟他们讲话时，他们都非常高兴。我们到了维亚巴尔比亚，还得再向东走几英里。道路十分糟糕，路面上的坑洼大得足以吞下半辆汽车。我们到达萨卢姆前线不久，便召开了一连串的会议。随后，将军急于要见那些曾和敌人面对面经过实战的士兵，他必须跟他们谈话，必须直接爬进他们的散兵壕与他们聊天。当这些普通的士兵被允许面对面地和自己的将军谈话，并能向他讲述几天来所经历的浴血奋战时，可以看到他们脸上浮现着一种真正的快乐。地面是一些坚硬的岩石，无法挖掘，掩体只能用岩石垒成，一块粗帆布伸向掩体外，以便在灼热的太阳下可以有一块遮荫的地方。这也就是士兵们为什么都穿得很少的缘故——通常只穿一点短衣裤。小伙子们被晒得跟黑人一般。就这样，我们从一个阵地走到另一个阵地，看望步兵、炮兵、坦克兵和观察兵等等。几天来我们所取得的胜利以及防御上的成功，给全体士兵带来了极大的希望。　　 5月22日，就在隆美尔观察这一前沿时，冯·赫尔弗上校刚好给了英军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当隆美尔来访问我们时，他告诉我，”赫尔弗写道，“他为我们捏着一把汗，因为他无法给我们什么帮助。”)一个月前，隆美尔曾命令赫尔弗采取一种进攻性的流动防御，把突袭特遣队派往敌军战线的后方。这位上校显示了极大的创造性，他在第一次刮沙漠风暴时向英军发起进攻，偷走了他们的卡车，他挖筑阵地，训练了六千名德意混合部队。他对意大利人有过极高的赞扬：“他们有耐心并充满活力，”几星期后他记录道，“我成功地在他们中间培养了一些杰出和勇敢的士兵，他们与敌人战斗到最后一刻，并知道如何大无畏地献出自己的生命。”　　这一胜利的取得正逢其时，因为英国人已决定在隆美尔的新坦克师——第十五装甲师到达之前，投入第七装甲师和第二十二警卫旅的五十五辆坦克向该地发起进攻。战斗在5月15日拂晓时打响。英军的坦克里至少有十辆是可怕的马蒂尔塔坦克，德军反坦克炮对它们毫无办法。隆美尔从情报部门侦听到的消息得知，这显然是从敌人后方援救托布鲁克的一次主要行动。几天后他承认：“那真是千钧一发的时刻。”　　然而，赫尔弗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在英军发起最初攻击的时候出发——尽管这样做意味着放弃阵地——接着在天黑之后避开敌人，第二天早上再出其不意地向敌人侧翼发起进攻。赫尔弗接着叙述道：“中午时(5月15日)我已经把一切安排就绪。那天夜里，我把所有的部队撤出阵地，16日一大早，我让八辆坦克返回去冲入敌军侧翼。黄昏时，除了哈勒法亚隘口外，我又重新占领了全部丢失的阵地。”　　萨卢姆的第一战对隆美尔来说是一场难以应付的战斗。随着战局的危急和好转，他在两三小时内向柏林发了一连串令人心惊肉跳的电报，一会哄骗，一会哀求；一会让人放心，一会儿又在告急；刚刚还在如泣如诉，请求支援，但随着赫尔弗在第八装甲师一个营的援助下恢复了有利的战局，隆美尔又在报道胜利了。隆美尔的神经质几乎使他的非洲生涯猝然告终。他已经被一片阴云笼罩。因为有关托布鲁克伤亡情况的截然不同的信件纷纷到达柏林。冯·勃劳希契元帅5月25日亲自给他发了一份六页纸的电报，要求这位将军今后的报告“慎重一些”，要有“一定的连续性”，当敌人发动突然袭击的时候，不要喋喋不休。“在突然事件的影响下，你应该避免让自己的报告时而沾沾自喜，时而悲观失望。”勃劳希契这样指示道。隆美尔恼怒地认为总司令的电报是“一种难堪的指责，这种现象完全与我无关”。　　对于隆美尔的声望来说，十分幸运的是，在萨卢姆前线他属下的指挥官此时发起了反攻，并给了敌人一个沉重的打击。英军把第二十二警卫旅留下驻守哈勒法亚隘口。5月26日晚间，在第八装甲师的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