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屋十有八九都被烧成了枯架，商店消失了，里面的陈列品已荡然无存，店主们只好用木板把它堵上，已经整整两天没水没电，没有煤气，没有粮食了……主要的大街均被街垒堵塞，老百姓的来往被隔断，并常把群众暴露在当时无法逃避的炮火之下。市长统计的伤亡人数是四万……人民的痛苦或许会因为我们的到来而有所减轻，我们会把这一切结束的。”　　 10月5日，经过两小时的胜利阅兵之后——新闻片放映了隆美尔将军恰好站在希特勒的检阅台前的情景——他又回到柏林军营那种枯燥无味的生活中。第二天希特勒又对国会发表了一通神话般的演说，这一回他正式向英国和法国提出和平建议(而这时波兰已经不存在了)。隆美尔相信不久他就能回去和露西欢聚了。“我非常高兴希特勒的演说正在巴黎和伦敦被人们公开地讨论，”8号那天他这样写道，“中立者是受宠的。昨天我参加了一个半小时希特勒主持的会议，元首兴致勃勃，而且信心十足。”也就是在那次会议上，希特勒宣告——如果他要进攻西方的话——他还要入侵比利时，以便使战争远离他那至关紧要的鲁尔工业区 [ 注：鲁尔地区现属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部。 ] 。隆美尔开始感到天气渐冷，他犹豫不决地让露西把他的冬服送到柏林，以防突然被调到什么地方去。在9日的信里他写道，“除去元首那极为有趣并总是长达两个小时的军事会议之外，我在这里无所事事。根据希特勒的演说，我们仍在等待对方做出决定。”　　希特勒与英国和法国取得和解的一切希望都落空了。当一枚定时炸弹——由一名古怪的钟表匠格奥尔格·艾尔塞安置的——于11月在离希特勒刚发表完演说几米远的地方爆炸时 [ 注：这是希特勒精心策划的一个阴谋，以便他撕下伪装，向西方发动进攻。 ] ，他谴责了英国人背信弃义的做法。“那枚慕尼黑炸弹的企图只是更加坚定了他的决心，”隆美尔给他的妻子这样写道，“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事件。”隆美尔因希特勒的保安人员不曾严密地保卫这个独裁者而吓得目瞪口呆。“在昨夜元首演说的地点覆盖着五英尺深的碎石，由此可见爆炸的情形是多么可怕。如果爆炸真的成功，后果将不堪设想。”　　 1939年11月底，总参谋部正在延宕希特勒在兵力如此悬殊的时刻进攻西方的打算。隆美尔毫不怀疑希特勒是正确的，但其他的将军缺乏这种信念。11月23日，希特勒把他的高级将领召集到总理府狠狠地臭骂了一通。他严厉地批评了将军们，并直接了当地咒骂总参谋部。隆美尔对每一字都加以欣赏玩味，后来，他把全部经过都向露西作了详尽地叙述：“昨天我亲眼目睹了元首向军事指挥官和他们的参谋长们发表重要演说的情景，元首的言词丝毫没有矫揉造作的味道，在我看来，这些话极为必要，因为我在和自己同行的将军们谈话时发现，难得有谁是忠心耿耿地支持他的。”　　在希特勒和隆美尔之间的这种相互恭维说明，隆美尔是怎样得到现在这个新职务的。他在10月间曾暗示自己想指挥一个师。总司令私人建议，鉴于隆美尔卓越的功绩，让他到因斯布鲁克或者慕尼黑指挥山地师较为合适，然而，隆美尔却请求希特勒委派他更为合适的工作。的确，有一桩很合适的差使：指挥一个真正的装甲师。总司令个人拒绝了这一要求。他指出，隆美尔仅仅是一个陆军军官，对坦克一窍不通。希特勒驳回了他的意见。1940年2月，隆美尔收到一封电报，让他四天以后到莱茵河的巴特戈德斯贝格去指挥第七装甲师。　　 2月10日清晨七点，透过列车车窗，隆美尔看到了奔流湍急的莱茵河。几小时后，他手下的军官们在他面前接受了检阅。与他们熟知的其他将军不同，隆美尔用“嗨，希特勒！”向他们致以敬礼。然而这仅仅是个开始。他宣布明天早上要视察他们的防区，丝毫不理会他们提出的第二天是星期天的异议。　　他发现这个师不象一般的师应该有两个团的编制，而是只有一个团——第二十五装甲团。使他同样感到吃惊的是这个团的二百一十八辆坦克有一半以上是轻型的并且是捷克造的。师里的士兵大部分都来自图林根，一个很少造就出有前途的军人的省份。一直要到第二年春天，隆美尔才能把他们训练得象个样子。　　 2月17日中午，隆美尔简短地向希特勒作了汇报。后来他写信给露西说：“约德尔(希特勒的主要战略顾问)对我新担任的职务感到大为吃惊。”当时，希特勒给了他一件送别礼物，一册题着“赠隆美尔将军惠存”字样的《我的奋斗》。然后他们和四位新近任命为军指挥官的将军一起共进午餐。席间，希特勒开始谈论臭名昭著的阿尔特马克号事件。在这次事件里，一组英国驱逐舰在得知一艘没有武装的德国船只将运载几百名英国俘虏的消息后，在挪威海域袭击了这只船。纳粹报纸狂叫要对这种侵犯中立水域的行动进行报复。然而在总理府里，希特勒却称赞英国人的这一勇敢行动。“历史将由一个人的成功或失败作出裁决，”他神气十足地说，“这就是它的价值，没有人会对胜利者提问，你是对还是错。”　　隆美尔在那天晚上动身返回自己新师部之前拜访了他在波茨坦的出版商，并搜集了十本《步兵攻击》给他的部下阅读。这是他在即将来临的战斗中打算使用坦克的一个暗示，象指挥一次突击行动的步兵指挥官那样，去进行大胆的冒险。多年以后，一名军司令官利尔·盖尔·冯·施维伯格回忆了他的第二个暗示——那天下午在总理府列队等待希特勒出现时，他偶然听到的一些幽默的谈话片段。隆美尔用一种舞台上的低音大声问鲁道夫·施密特——在第十三步兵团时他曾是隆美尔的指挥官——“请告诉我，将军，指挥一个坦克师的最好方法是什么？”　　施密特粗声粗气地回答说：“你将发现在你面前总会摆着两种可能的抉择，采取较为大胆的那一个——这常常是最好的方法。”第4章 魔鬼之师戴维·欧文 [英国][出自《狐狸的踪迹——隆美尔》]　　 1940年2月，一个狂风呼啸的早晨，6点钟天还漆黑一片，然而一个年近五十、体格壮实的男子的身影已经独自沿着戈德斯贝格附近一条狭窄的林间小路，有条不紊地缓步前进了。他那紧握的拳头贴近胸部，摆出了一副长跑运动员的姿势。从莱茵河上远远传来过往船只的鸣笛声。　　这就是埃尔温·隆美尔将军，第七装甲师的新任指挥官。作为希特勒的一名随从，过了六个月的悠闲生活后，他决心要恢复自己的体力。在波兰战役期间，他第一次留意到自己的心脏病，有一次曾明显地感到晕眩。除了露西之外，他谁也没有说。露西给他送去了一大包卵磷脂，然而慢跑却是他的补药。每天清晨他都照例在十分钟内跑完一英里。这对他昏昏欲睡的身躯是一种震动疗法，或者正如他自己表述的：“这是击退我内心想‘躺在床上——仅仅再躺十五分钟’那种猪猡思想的最好疗法。”　　当他慢跑着返回来经过一道道营房门的时候，时间是6点过10分。“我想不会有许多人急于仿效我的榜样，”这一天晚间他在给露西的信中这样写道，“我手下的大多数人已经过惯了养尊处优的生活，有些人甚至明显地表现出肌肉松弛的现象。”　　隆美尔的到来震动了全师。他作为指挥官的第一个行动便是让团指挥官们休假。“在我自己掌握情况之前不需要你们。”每天早上7点差5分，他的奔驰车便开出了营房，载着他来到士兵们身边。7点，他从汽车的收音机里收听德国和外国的新闻广播，12点半是他返回驻地吃午饭的时间。他感到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并且开始行使自己的权力。2月27日，一位营指挥官使他大感不悦，隆美尔解除了他的职务，并让他在九十分钟内离开营房。“这句斩钉截铁的话很快就会收到它的效果，”他写道，“其他人会打起精神来的。”　　在政治上也是如此，师里的军官至今还没有踏上起跑线。当一名高级纳粹分子被派来做他的部下时，隆美尔说：“这与我毫不相干，我没必要多管闲事。可有些人不得不警惕一点。”对这里的人来说，国家社会党仿佛依然是一个怪物。这位纳粹官员是卡尔·奥古斯特·汉克。他三十六岁，是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的高级助手之一。他被分配到隆美尔部下当一名中尉，隆美尔派他指挥一辆最先进的德国装甲部队4型坦克。还有一批纳粹分子也被派到隆美尔手下，其中包括反犹太小报《野蛮人》的主编卡尔·霍尔兹上校。这些人大都在四十岁左右，他们的到来，使整个戈德斯贝尔惊讶不已。　　他的主要突击部队是第二十五装甲团，为此，柏林把卡尔·卢森堡上校派给了他。如同隆美尔一样，这位顽强的前任警察上校亦曾在1918年作为连指挥官时荣获过功勋奖章。四十四岁时他已经是德国最优秀的坦克团指挥官之一了。他也象隆美尔一样，相信自己曾多次从死神手中脱逃，现在已经可以过一种超然的生活了。这是个无所畏惧的人，生死早已置之度外。第二年，他在俄国前线阵亡。　　在瓦恩，隆美尔日复一日地观察坦克演习，这些怪物表演的绝技使他感到惊异——这是一些真正的堡垒，它们吱吱嘎嘎地发出铿锵的声响，哪怕最陡峭的斜坡也能冲上去。西方列强在坦克和飞机的数量上明显地超过德国，然而，德国坦克在质量方面比西方列强的优越。隆美尔军中最好的坦克是德国装甲部队的3型和4型。这是些重达二十吨、高度近九英尺的庞然大物，每辆由五个人操纵，配备一台320马力的汽油发动机，最高速度每小时达二十五英里。隆美尔的坦克有一半是捷克制造的38T型坦克，这种坦克比3型和4型坦克轻九吨，与相对而言称为薄装甲的3型、4型坦克相比，这种坦克的装甲更薄一些，但速度却快得多，所配备的大炮口径也更大。　　 1940年4月，关于坦克作战的理论和实践，隆美尔已经有了很高的造诣，他甚至还发展了某些使敌人为之震惊的独特艺术。他开始把自己的部下编成各种大小队形组织，用快速的、熟练的无线电指挥和重炮轰击的形式进行越野训练。每天晚上，他都要向所有军官，包括排一级的军官在内作一些简要的指示，然后再处理文件，直到11点才休息。早上6点钟他已起床，沿着莱茵河在林间的小道上慢跑。他的精力和身体状况都是出类拔萃的。　　隆美尔的第七装甲师和第十一师属赫尔曼·霍特将军的第十五军指挥。霍特在波兰战争中曾荣获骑士勋章，隆美尔喜欢这个人。霍特指挥的那一军是汉斯·冯·克鲁格将军的第四军团先头装甲部队，只要希特勒的命令一下达，这个军将迅速向比利时推进。这样一来，英国和法国军队的主力必将被诱引前去迎击他们，而这时德军真正的大突破将立即跨过默兹，到达隆美尔的左翼。希特勒期望这至关紧要的一击能迅速把敌人包围起来。这就是潜藏在希特勒心中的西方战役的战略部署，是他个人而不是总参谋部的计划。这计划是绝密的。　　在第七装甲师驻防莱茵河的其它地区，一切通向比利时边境的道路，隆美尔都把拟定的前进路线用DG7的字样做了标记，标明这是第七装甲师的前进路线(快速道路7)。这样做无疑违反了总参谋部的规定，然而隆美尔却打算在他的竞争者之前把DG7直接推进到海峡的海滨地区。　　 5月5日，一个阴雨绵绵的星期天，隆美尔给露西和曼弗雷德写了封“绝笔书”，准备万一在即将来临的战斗中阵亡后能寄到他们手中。5月9日，隆美尔和卢森堡上校正在观察坦克及火炮在瓦恩射击范围内进行演习的时候，下午1点45分，密码电报“多特蒙特”送达隆美尔手中，这意味着西线的进攻将在第二天清晨5点35分开始。隆美尔发狂似地驱车返回戈德斯贝尔驻地，抓起一张便笺就给露西写道：“一小时半以后我们就要出发，请勿担忧，情况到现在为止一直很好，一切都会正常的。黄昏时分我们就动身——为这一时刻的到来，我们已经等待很长时间了！”　　夜幕降临时，他乘一辆装甲指挥车飞也似地来到快速道路前。道路此时已经被第二军的部队堵塞，并莫名其妙地跨过隆美尔的快速道路，部队秩序混乱不堪——就象一次糟糕的赛马起跑一样。争先恐后的人互相牵制，结果谁也无法前进。隆美尔勃然大怒，直到零点差20分，他的最后一批步兵才到达指定位置。　　空中飞满了德国飞机。曙光升起时，隆美尔看到自己的工兵已经按照计划跨过了比利时前线，周围再也听不到枪炮声，只有远处传来正在撤退的比利时军队炸毁桥梁和破坏公路的爆炸声。他的汽车后面紧跟着无线电通讯车和两名通讯兵。他们最初经过的那些村庄，人们的反应完全出乎意料：“每到一处，迎接我们的都是‘嗨，希特勒’的呼声和兴高采烈的面孔。”他在个人的战史初稿上这样写道。　　在比利时，接着在法国，他又一次获得声誉。在后来的十九天时间里。他的装甲师以非常危险的高速度，沿着快速道路7闯过了这片村庄。隆美尔的方法是，冒着暴露侧翼和后方的危险，大胆地向前推进——正如1917年在蒙特山时一样，——他已估计到对敌人精神上的打击能够大大补偿这种危险带来的损失。他的装甲师象一只长长的食指，直接插入敌人的防线，有时由于前进得太快，竟远远脱离了克鲁格的第四军团的拳头，但他们依然沿着快速道路自行其是地全速前进，仅仅与后面的后勤补给保持着一线联系。对方迅速和坚决的行动很可能切断这个指头，然而正如隆美尔估计的那样，敌军过于恐慌和混乱，不可能采取果断行动。　　隆美尔总是冲在装甲师的最前面。他的指挥车是一辆经过特殊改装的3型坦克，有时他换乘卢森堡上校的4型坦克，有时又乘坐军团的斯托奇轻型侦察机飞越战场上空，在前导坦克群中降落。两天以后，5月12日晚间，他的装甲师已抵达默兹河。第二天早上4点30分，隆美尔的突击部队用橡皮艇强行渡河，但遭到了重大伤亡。隆美尔自己在当天下午过了河。由于高声下达命令，他的嗓子已经嘶哑。他不顾小股敌军的猛烈射击，及时地恢复了自己部下丧失的士气。那天夜里，他命令临时组建成一个渡河排，把反坦克炮和坦克拖运过宽达一百二十码的河流。进攻又重新开始了。　　装甲师风驰电掣地横扫过比利时的弗拉威和菲利普维尔城，滚滚向前推进。隆美尔的新战术大有收获，他的发明创造从未遭过失败。为了给抢渡默兹河提供烟幕，他毫不迟疑地命令士兵把所有的房屋点上大火——就象他在隆格诺恩时曾经做过的那样。为了强调安全，在用无线电向坦克指挥官下达命令的时候，他发明了延伸网——一条由所有军官在自己地图上的两个预定点之间用铅笔标明的“延伸线”，沿这条线或顺着这条线往前延伸，能够测出其间任何一点的距离。为了找出哪些村庄有敌军驻守，他发明了著名的烟火开屏——整个装甲团一起开火，以此引诱敌方暴露自己的位置。如果说敌军驻守的是一片树林，那么隆美尔会干脆长驱直入，各种武器一齐射击，不分青红皂白地冲进去。　　 “事实证明，要取得胜利，最重要的是重创敌人。”他后来说。在写给希特勒副官鲁道夫·施蒙特的私人信件里，隆美尔请求再增派给他一个装甲团(“通过正常的渠道是没有指望的——因为手续实在太繁琐！”)，隆美尔阐明道：“我所命令的那种所有武器一起开火，闯入敌阵，以及不到敌人破坏我们的坦克不停火的办法是十分有效的。这样做虽然消耗了许多弹药，但却减少了坦克的损失和人员的伤亡。敌人对这种办法至今还毫无对策。当我们用这种方法突然向敌人袭击的时候，他们的精神崩溃了，甚至连许多重型坦克也纷纷投降。倘若他们知道我们的装甲和他们的相比是多么单薄的话，那情形会怎样呢？”　　当然，他这种做法也带来了灾祸。他手下一名坦克指挥官乌尔里希·施罗德在一份私人手稿中描述道：“我们在路上碰到了一队向我们驶来的卡车——他们显然把我们误认为英国人了——若无其事地向前驶来。我们的先头连让他们开近几码以后，便用机关枪向卡车驾驶员扫射。他们可怕地、有规律地一个接一个蓦然倒向驾驶室的右侧，全都丧了命。卡车翻倒在路边的沟里，一共有八至十辆，全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不幸的是，当我们从这些车辆旁驶过的时候，发现那些车辆全是救护车，于是我们的先头连奉命停止射击。”　　然而，总的来说，隆美尔这种粗率的战术同样也拯救了双方的性命。他戏剧性地突破漫长的马其诺防线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个主要地堡防线与法国前沿之间是一片森林，法国人在森林里构筑了前沿工事。隆美尔于1940年5月16日到达切丰特恩森林，他想尽快闯过这片森林，以便在天黑以前到达地堡地带。然而怎样才能不让这些地堡觉察他已经到达这里了呢？隆美尔拿起话筒低声命令坦克指挥官们穿过森林，但这次却不许放一枪。坦克的全体成员——炮手，电报员，装弹手和指挥官，一律坐在坦克外边，摇动白旗。隆美尔本人乘坐在卢森堡上校的4型坦克上。乌尔里希·施罗德后来回忆说：“事实上，敌人被这支庆祝狂欢节似的队伍弄得目瞪口呆，他们没有向我们开枪，而只是转过身来惊惶失措地看着我们。”　　现在森林已经被安全地抛在身后了，隆美尔命令最后一个营掉转车头，以防身后的敌军最后决定发起进攻时进行掩护。隆美尔的坦克在长长的树篱后编好了战斗队形，等他一发出信号，坦克便向前边的地堡群发射烟幕弹，与此同时，担任突击的工兵向前爬去，用喷火器烧毁最近的地堡。子夜时分，顺着前边被闪耀的大火照亮的道路，第七装甲师开始隆隆滚过地堡线上被炸开的突破口。前导坦克向前面的黑夜开火，其余的坦克用舷炮射击，把敌军打得不敢抬头。这是一个古怪离奇的场面。当他们加速向西行驶时，恐怖的炮击开始了。坦克咆哮着冲过一些法国村庄，熟睡的村民被这雷鸣般的巨响惊醒，哗地打开了他们的窗子，惊惶的老百姓和法国士兵在沟渠里乱作一团。装满了家什的难民马车被远逃的主人扔在一边，坦克的履带把它们压得粉碎或掀翻在一旁。　　法国人万万没有想到，地堡防线竟会如此轻易地被突破。“突然间，在地堡防线的后面，”施罗德写道，“我们碰到了惊惶失措的法国士兵队伍，有些人向内地逃去，有些人却向我们涌来。”过了一会，隆美尔从坦克顶上伸出头来。“在我们前面，”他写道，“一马平川的乡村暴露在苍白的月光下，我们突破了——突破了马其诺防线。”　　那天夜里，他和卢森堡上校推进了三十五英里，他的友军的右翼，第五装甲师——坦克装备远比隆美尔的好得多——却远远落后了大约三十英里。　　隆美尔直到抵达战略目标阿韦纳后才稍事停留。即便在这种时候，他也是穿过城镇到东面的小山上等待自己坦克师的其余部队赶上来。他急躁地派出他的助手汉克中尉乘坐一辆4型坦克，顺原路踅回，让掉队的士兵迅速跟上。“我们设了岗，焦急地等待着，”施罗德回忆说，“因为我们还想继续推行……大约一个小时以后，我们听到坦克引擎和履带从后边靠近的声音，隆美尔猜测这是师里的其余部队跟上来了，于是命令重新前进。”　　实际上，这声音来自一支法国重型坦克部队，他们从隆美尔的后方反攻，已经摧毁了好多辆德军坦克。汉克的4型坦克单独打退了这些坦克的进攻。为了奖励这一勇敢的行动，隆美尔建议授予汉克骑士勋章。　　隆美尔通过无线电向全师发出了下一步的命令，但却没有收到任何回答。于是他决定，拂晓前冲过前面十一英里处横跨兰德雷斯的桑布尔大桥。清晨5点15分，装甲团出发了，后面紧跟着隆美尔师里的摩托化营。　　这一切和1917年打败意大利人的早期胜利十分相似。没打一枪，他所碰到的法国部队便乖乖地投降了。根据隆美尔的建议，他们开始慢速向东驶进俘虏群中。显然，敌军以为自己的阵地比隆美尔的更不稳固，可事实却不是这样。根据他的装甲师的档案记载，那一天共俘获三千五百名俘虏。　　一名勇敢的法国中校企图激怒隆美尔。“他看上去象一个狂热的军官，”隆美尔在他的战役史中回忆说，“他眼睛里燃烧着仇恨的火焰和无力的狂怒……我决定把他带上。他已经向东走出了大约五十码的距离，又被重新带到卢森堡上校那里。卢森堡命令他爬进我们的指挥车。然而，由于法国军官粗暴无礼地加以拒绝——事实上他一共拒绝了三次——这样，我们除了把他枪毙之外，不可能有别的结局了。”隆美尔常常和曼弗雷德谈起这一影响情绪的插曲。对于杀人，他丝毫不感到是件乐事，可是作为军人，有时却是必要的。　　 “在马尔巴斯以东一千码的地方，”他写道，“一辆法国小汽车出现在右边的岔路上，走上了我的装甲车道。我们打旗把它挡下来，一个法国军官走出车子向我们投降。他身后跟着一列车队，扬起漫天的灰尘。我当即决定把护送车转移到阿韦纳。汉克中尉大摇大摆地爬上队前的卡车，我自己则在交岔路口上稍稍呆了一会，打着手势向他们叫道，只要他们放下武器，战争就会完全结束。有些卡车上坐着机枪手，架着机枪防备空袭。由于灰尘弥漫，我们无法看清车队到底有多长。当十辆还是十五辆卡车开过去后，我来到车队的前面，向阿韦纳驶去……我们终于抵达城西南的入口处。未作任何停留，汉克中尉迅速带领车队，跟随我们来到停车处，解除了法国人的武装。直到现在我们才明白，法国卡车的数量不少于四十辆，许多车上都拉着部队，紧紧地跟在我们后面。”　　当时当地只要有一个喜欢冒险的法国人就很可能结束隆美尔的生涯。他从不曾想隐瞒自己的军衔和外貌。他那身漂亮的军服，那顶高顶军帽，以及胸前的勋章和低沉的嗓音，都明显地标志着他的地位高于其他的坦克指挥官，然而，正如无数插曲所揭示的那样，他仍旧继续带领这支瞩目的队伍。这就是隆美尔，他曾挑战似地站立在铁路路基顶上指挥战斗，而他手下的士兵却被苏格兰狙击手一个接一个地击中，他，隆美尔登上动弹不了的坦克，在枪林弹雨中敲击炮塔，想弄明白坦克为什么不射击。他的新副官莫斯特中尉突然倒在他身边，受了致命的创伤，血从嘴里喷出，而隆美尔却依然纹丝不动地站在那里。隆美尔轻描淡写地告诉露西：斯拉普勒少校已经回来，他的继任人在离我只有一码的地方中弹身亡。”隆美尔和指挥侦察营的厄德曼少校在密集的炮火下奔向掩体，这时一颗150毫米的榴弹炮炮弹落在他们中间，厄德曼的脊背撕裂，当场死亡——隆美尔被震休克，但没有受伤。正是类似的一些事件给了这个人一种危险的信念——他是不会死的。　　汉克中尉在比利时前线的锡夫里曾救过隆美尔的性命。他们突然碰巧驶进一大群法国自行车部队中间，汉克用自己的机关枪把这些人扫倒，“这样便把我这个指挥官从一个十分复杂的境况下解救出来。”隆美尔在嘉奖汉克英勇无畏的精神时这样承认道。　　在这一次以及随后接踵而来的战役中，隆美尔的脖子总是挂着一架相机，这是戈培尔送给他的。他用这架相机拍了数不清的照片。缴获的影集现存放于伦敦一家博物馆里，这些像片正如它们的主题一样，向我们提供了许多关于隆美尔本人的情况——从隆美尔的眼里，我们目睹了战争。当我翻看这些影集时，见到这样一个戏剧性的场面，隆美尔的装甲师编成队列驰过法国战场，伴随着一队队步履艰难的俘虏——法国的黑人部队。鸭子在村庄的池塘里游来游去；剽悍的马匹带着新生的小驹跳跃嬉戏；它们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