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筑了阵地，从这里可以封锁城里通向外边的公路和铁路。在随后的两个小时里，这支小小的部队解除了八百名跑进他们埋伏圈的意大利士兵的武装。　　夜幕降临时，隆美尔涉水过了河，身后跟着五个连的士兵，他带着一小部分人开始向隆格诺恩前进，不料误入意大利机枪手防守的街垒，隆美尔下令暂时撤退。意大利士兵开始穷追不舍。当时的局面十分紧迫。隆格诺恩镇里有一万名意大利士兵，隆美尔在兵力上与敌方悬殊太大，事实上，包括他本人在内，他们一共只有二十五人。当意大利军官看清隆美尔的兵力是多么微不足道时，他们大胆地命令士兵开火。隆美尔手下的人全部受伤或被俘，只有他一个人逃离险境，消失在黑暗里。　　黑夜里，在隆格诺恩南边，他与自己的先遣队重新会合。意大利士兵六次试图追上他，但六次都被隆美尔的机枪手打得仓皇地逃回城去。为了防止敌人趁黑夜进行侧翼包围，隆美尔放火烧了沿路的房屋，把整个战场照得通明。深夜，斯普诺塞少校和奥地利师的援军赶到了。　　隆美尔决定拂晓时重新发起进攻。关于他的官方报道在结尾时这样说：“再也无仗可打了，在里维尔他南端，隆美尔的先遣队遇到朝他们走来的舒菲尔中尉，他是在昨夜的小规模战斗中被俘的，他身后跟着几百名意大利士兵，手里摇着各式各样的旗子。舒菲尔中尉带来了由意大利司令部签署的隆格诺恩周围的敌军全部投降的喜讯。敌军整整一个师都当了俘虏！……精疲力尽，全身透湿……这些勇士们倒在军营宿舍该自己享受的床上，象死人一样沉入了梦乡。”　　在隆美尔后来发表的有关隆格诺恩战役的描述里，却把它说得浪漫化了。他在文章里描写了自己如何率领先遣队渡过冰封的皮尔弗河。尽管1917年打败意大利人显得十分容易，但他在战场上的英勇无畏仍是无可怀疑的。在最终以意大利人在隆格诺恩可耻失败而告结束的十天的战斗里，斯普诺塞全营只损失了十三名士兵和一名军官(他是从山上掉下去摔死的)。在隆格诺恩，隆美尔一天就俘虏了八千名意大利士兵，直到二十五年后，隆美尔才真正遇到了自己的对手。　　一个月以后，德皇授予了他所渴望的礼物——至高无上的功勋奖章。嘉奖令说：这枚勋章是对他突破科罗弗拉防线，攻克蒙特山，占领隆格诺恩的奖赏。然而隆美尔更愿把这一奖赏看作是在蒙特山战斗中获得的——倘若有一名意大利人能在场听他发表意见的话。后来他带着羞怯的喜悦把这枚勋章说成是在隆格诺恩战役中获得的。在外交方面，隆美尔从来就是个外行。　　自此以后，他总是用一根绶带把这枚与众不同的十字勋章挂在自己的脖子上，他知道自己的同行军官对此深感嫉妒。许多年后，他对自己学生时代的老朋友汉斯·赛兹说：“你简直想象不到军官们对我的功勋奖章是何等嫉妒，在这一点上根本谈不上什么战友之情。”　　有资格佩戴这种勋章的人并不太多——这是一种镶金的灰蓝色珐琅质十字勋章，它闪着耀眼夺目的光彩，系在一根银黑色的绶带上。佩戴这种勋章的大多数人，诸如空军英雄恩斯特·乌德特，威尔那·莫尔德斯和曼弗雷德·冯·里希特霍芬，这些人在有生之年就已成了传奇式的人物。　　隆美尔的勋章现在在哪里呢？在斯瓦比亚一个小村庄的乡公所里，放着一个粗糙的金属柜，它的装饰就跟隆美尔档案馆本身一样。档案馆每年只在10月14日这一天开放，我是在10月16日去参观的，他们还是破例向我开放了，并向我公开了档案馆的全部内容，同时嘱咐我在离开之前把门锁上。我找到了几封信，几本相册，另外还有一本大事记。　　在柜子的底层有一个满是灰尘的纸板盒，里边放的正是功勋奖章，珐琅磁上有一个小小的缺口，那是一次碰在沥青路上留下的。盒里还有一顶尖顶帽，一副发黄的有机玻璃风镜和三个装有不同颜色沙子的玻璃瓶；一块土黄色的臂章，上面饰有棕榈树图案和“非洲”二字。第2章 教官戴维·欧文 [英国][出自《狐狸的踪迹——隆美尔》]　　 1916年底，埃尔温·隆美尔临时动身到但泽去，在那里和露西结婚。她二十二岁，黑眼睛，小巧玲珑；隆美尔刚过二十五岁，笔挺的身材，一头金发，好冲动。他返回战场后，他们之间的通信又恢复了——事实上，他们自结婚以来，只要一分开，每天都有书信往还。他对她的感情十分执著，并渴望和她一块过家庭生活。　　隆美尔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回来时，露西已不再是一个少女，而是一个仪态大方，相貌端庄，性格刚毅的成年女子了。但泽舞厅里那种娇娜的青春时代已一去不复返。虽然她依旧爱笑，笑声依旧又响又长，然而却丝毫也没有放荡不羁的意味了。她有支配隆美尔的绝对权力，但也崇拜他。“看着隆美尔那样大惊小怪地围着她转，实在使人觉得有趣，”露西的一位女友回忆说，“他的口头禅似乎总是‘你有什么就说吧，露西！’到头来露西的性情竟变得有点象泼妇了。倘若她驱逐了某个朋友，她的其他朋友也必须把那个女人排斥在自己的团体之外。”隆美尔把她宠坏了，然而1944年，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当露西和隆美尔的参谋长的妻子大吵大闹的时候，那结局对他来说却是最出乎意料的。 [ 注：1944年，隆美尔就任B集团军指挥官时，他的参谋长高斯及妻子借住隆美尔家，露西和他们发生了口角，事后隆美尔解除了高斯参谋长的职务。 ]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隆美尔二十七岁，升任上尉。1918年初，他被派往一个军团参谋部，这段文牍工作的简短经历，使他打消了做一名参谋官的念头。严峻的战争生活已把他造就成一个刚强、坚毅的人，隆美尔不再是一个体弱的年轻人，而是一个壮实的成年汉子了。他用阅兵场上那种刺耳的咆哮和粗暴的举止，以弥补自己性格上的不足，只有在朋友当中，他才用斯瓦比亚那种咬舌的方言谈话。　　 1918年的德国，在经历了一切崩溃之后，正处于政治、社会和经济动乱的重要关头，街头巷尾到处是共产主义者和革命党。停战后的军队遵循着停战的严格秩序返回德国。为了恢复稳定，新的共和国[ 注：魏玛共和国。 ] 转向了陆军军官们。1919年3月，隆美尔被派往康士坦士湖的弗朗德理查斯芬指挥内务安全连——一伙共产主义者。他们嘲笑隆美尔的勋章、拒绝进行操练，然而不久，他便让他们服服帖帖了。有关他的文件表明，1920年春天，他同样卷入了“镇压蒙斯特兰和威斯伐尼亚起义的行动”。他的副官恩斯特·施特莱彻在一段插曲中曾描写道：隆美尔把消防水龙当作机关炮使用，阻住了革命党人冲击格姆德市议会的行动，挫伤了他们狂热的激情。　　事实上，他能够呆在军队里是很幸运的，许多军官都被淘汰了。对隆美尔来说，做一名老百姓实在是无法想象的，军队就是他的生命。他的几帖现存的穿便服的照片看上去就象一个笨拙、呆滞，不能适应环境的人，会使人联想起那种劣等阿飞的形象。去掉军服、头盔，首先是那枚蓝色珐琅勋章，他只有十分之一的地方象个人样。　　在希特勒时代到来的最后几年里，德国军队处于一种沮丧、窘迫的境地，然而隆美尔却十分繁忙。1920年10月1日，他到斯登卡德去指挥一个步兵团的步枪连——这支有限军队的一部分是根据凡尔赛条约允许德国建立的。他在斯登卡德作为一名连队指挥官达九年，在此期间，他丰富了自己有关战争艺术的知识。他研究过重机枪，并成了一名熟练的射手和装弹手；学会了有关内燃机的一切原理，他抽时间向士兵讲解社会风习，甚至组织他们跳舞，他养了一条狗，开始集邮，并重新开始了他学习小提琴的痛苦尝试，以及把摩托车拆了又装，装了又拆；他教士兵们如何在山上建滑雪小屋，如何制造折叠船。隆美尔十分强调运动的重要性。　　露西也被迫和他一道加入这些艰苦的尝试。她一瘸一拐地抗议说：“我游泳活象一只铅鸭。”当她把船弄翻时，隆美尔几乎失去了她。一次在假期里，他带露西去滑雪，她执拗地坐在雪地里抱怨天气太冷。隆美尔转过身来叫她：“你最好还是站起来，我可没建议你来冻死。”但她仍旧坐着不动，隆美尔只好屈服，让她骑马下山去了。　　婚后的最初几年，以及隆美尔早期的生涯就这样在平淡的二十年代流逝了。1927年，他让露西坐在摩托车后座上，带她到意大利去游览他当年立下战功的地方。然而德国军官在那里是不受欢迎的，他的照相机在隆格诺恩引起了人们的敌意并禁止他们在那里逗留。自那次旅行后，露西被允许得到暂时的喘息，因为她正怀孕。1928年，婴儿诞生了，是个男孩。隆美尔给儿子取名为曼弗雷德，并对他抱有极大的希望。　　在隆美尔的人事机密文件里，有许多出自上司手笔的详尽冗长的日耳曼式年度评语。看来，隆美尔这段时期的个性与他后期的性格大不相同。1929年9月，隆美尔的营指挥官描述道，“他性格文静，纯洁，举止有条不紊，谦虚庄重。”他不断赞扬隆美尔有“十分了不起的军事才能”，尤其对地形具有极其正确的判断力。“他已经在战斗中表明自己是个模范的战斗指挥官，并在培训和操练他的连队方面取得了十分良好的效果，——这位军官身上的素质比表面所能看到的要多得多。”这位军官建议，隆美尔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军事教官。这一劝告得到了重视。1929年10月1日，隆美尔被派往德累斯顿 [ 注：德累斯顿，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南部的重要城市。 ] 步兵学校。　　作为一名地位较低的教官，他倾注了自己的全部精力，去培训那些将成为合格的连队指挥官的中尉们。“我要教给他们的，首先是如何拯救人的生命。”他这样说。隆美尔从战争中吸取的一个教训是：他所需要的指挥官，与那些把优秀的士兵毫无同情心地送上屠场的人截然不同。“应该流汗——而不应该流血。”这是他的一条格言。他要求中尉们充分认识到适当挖壕固守的价值。　　在德累斯顿，隆美尔碰到了他在意大利战役中的老对手费丁南德·舒尔纳，正是他在攻克1114高地时获得功勋奖章一事激怒了隆美尔。舒尔纳现在也是一名教官，他是军校校长的宠儿，和舒尔纳一样，校长也是巴伐尼亚人。舒尔纳老是在隆美尔身上恶作剧，而后者常常不知道该怎样回报。舒尔纳惯常的恶作剧之一，就是把食堂里的银餐具放进参加正规宴会的客人的衣袋里，然后自己在一旁观望那些勺勺叉叉从客人口袋里掉出时脸上所表现出的那副窘相。当这样的事情发生在隆美尔身上时，他感到十分不快。他们之间的敌对情绪一直延续到死。但一般说来，他们还是很友好的。当舒尔纳1944年在克里米亚以近乎残暴而出名时，一次，隆美尔恳切地把他叫到一边，诚挚地劝告他最好采用另一种方法。1945年，舒尔纳曾为希特勒的侵苏战争赢得过最后一次重要的胜利，从而为他死后取得了不寻常的“荣誉”。1947年，当他作为一名陆军元帅去世的时候，西德ZF向所有办公室秘密宣布，禁止表示任何悼念。我们将会看到，这种情况与隆美尔的相比是何等的不同。　　在德累斯顿，隆美尔是最受欢迎的教官之一。作为崎岖地形小规模战斗的一名艺术家，他把自己在阿贡尼森林打地堡战的方法，以及在罗马尼亚和意大利山地战斗中灵活使用机枪的绝招用做教学材料。他讲课往往是不到十分钟就要画一些例图，并把这些例图投射在屏幕上给军官候补生们直观学习。然而当别的教官也试图使用这种方法时，候补生们都在暗中打瞌睡。有一位教官时常抱怨，认为分配给他的星期一早上的课程实在太艰难了，于是隆美尔自愿承担这一任务，“我敢保证，上我的课他们决不会睡觉！”　　他最受欢迎的课程是关于蒙特山的情况，这是一场与他整个青年时期生活有关的战斗。许多年后，另一位教官写道：“只要你重视隆美尔攻克蒙特山的战斗，你就会了解他。他基本上一直就是那个中尉，仓卒地作出决定，不假思索地行动。”在1931年9月的一份机密报告里，关于隆美尔，军校校长曾这样写道：“他根据自己的战斗经验所讲述的战术课，不仅给学生提供了战术知识，而且也给他们的思想提供了精神粮食，学生们总是很乐意听他讲课。”一年后，一位高级教官补充说，“即使在精心挑选的军官群中，他的人品也是出类拔萃的……他是一个天生的领袖，能够激励和唤起别人高昂的自信心，他是第一流的步兵和战术教官，他不仅能经常提出建议，更重要的是能使每一个学生都有自己的性格……他受到同行的尊敬和学生的崇拜。”　　 1933年10月，隆美尔被提升为德国中部哈兹山区戈斯拉一个营的指挥官。第十七步兵团第三营的字意是“猎人”。但事实上，这仅仅是一个以绿色代替白色为特点的营队。不过，隆美尔主张全体军官都必须学会打猎和射击，直到追踪和厮杀成为他们的第二天性。在这里，整天在森林里骑着马带着枪，他度过了自从战争开始以来最幸福的两年。从一开始，他就使自己的部下在坚韧不拔方面超人一等。在他担任新职的那一天，他手下的军官们企图以邀请他爬上当地的一座高山，然后再滑雪而下的难题，给他一个下马威。隆美尔欣然同意，而且一连往返了三次。当他邀请那些军官第四次爬山时，他们全都面容惨淡地连声谢绝。“全营上下都佩服得五体投地。”这是1934年团指挥官赞赏隆美尔的话。一年后，他的继任在描述这时已是中校军衔的隆美尔时写道：“他的猎人营事实上成了‘隆美尔营’，他是卓越的合格的地区指挥官或高级教官。”　　 1934年，在戈斯拉，隆美尔第一次和决定他命运的人物阿道夫·希特勒偶然相遇了。由于失业人数的增长和好战的不安情绪，纳粹分子在1933年春天攫取了政权。一年之内，通过根本的变革和采取革命的经济措施，希特勒解决了大多数经济困难并恢复了国家失去了的民族自豪感。他私下向将军们保证，德国军队著名的武功一定要恢复。在他作好充分准备后，将发动征服西方的大规模战役。于是希特勒赢得了将军们的支持。他又是怎样抓住较低一级军官们的心的？隆美尔的事例就是一个典范。　　事实上，隆美尔是个不问政治的人。如果说他有什么政治观点的话，他倒更倾向于社会主义者。这是一个把战场的恐怖归罪于冷漠的上层阶级的士兵所能做出的典型反映(一次，在家里，他的儿子曼弗雷德问战争象什么样？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隆美尔熟练地画了一幅超现实主义的场景，图上画着被毁坏的房屋，残倒的树木，污泥和屠杀)。同样，作为一个爱国者，纳粹对他的吸引力也是很强的，但他们的大多数基本口号却没有对他产生影响。一次，当曼弗雷德指着戈斯拉营部一位军医赛奇林大夫的鼻子，天真无邪地问：“爸爸，他是个犹太人吗？”时，隆美尔感到极大的愤慨。象他的大多数同行军官一样，他憎恶恩斯特·罗姆手下那些冲锋队暴徒。冲锋队——这支拥有二百万人的私人军队，由于在纳粹的崛起和掌权上充当了警察的角色而飞扬跋扈，残害异己。仅仅有十万职业军人的正规军，当然是害怕希特勒当权下的冲锋队的。1934年初，到处都有迹象表明罗姆正酝酿*****。在戈斯拉，隆美尔亲眼目睹了冲锋队所进行的准备工作。然而1934年6月，在那个声名狼藉的长刀之夜，希特勒采取了行动，对恩斯特·罗姆和那些他认为讨厌的老朋友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整个军队都以欣慰的心情为希特勒的行动欢呼。隆美尔也同样感到宽慰，尽管他私下向副官表示了自己对大屠杀的批评意见：“元首根本没必要那么做，”他说，“他没意识到自己拥有的强大权力，否则，他可以用一种更为宽容和合法的办法来行使自己的权力。”　　此外，据曼弗雷德说，他父亲对纳粹采取的宽容态度——不夸张地说——可以追溯到那一时期。当时曼弗雷德仅有六岁，但他父亲在后来的几年里却十分坦率地和他讨论过这一问题。露西的信件表明她对希特勒的钦佩几乎到了近似信仰宗教的虔诚地步。而隆美尔初期所写的散文式信札至多透露了他对希特勒掌握军权怀有尊敬的感激之情，接着是对他那大刀阔斧的领导才干——正如在对付冲锋时表现的那样——以及他的军事“天才”表示钦佩。　　我苦苦地试图确定希特勒和隆美尔第一次见面的日期。台斯蒙德·杨格准将在隆美尔的早期传记里认为，那一日期是1935年9月。然而所有的资料，包括杨格的在内，都同意那一重大的时刻是希特勒在一年一度丰收节之前到戈斯拉接见农民代表的时候。当时来自全国各地的一百万农场工人举行了一次规模庞大的露天集会。我的研究表明，事实上他们这次会面是在1934年9月30日。从马丁·鲍曼的日记里我们知道，别的日期都不足以为凭。当希特勒访问戈斯拉时，隆美尔还在指挥着猎人营。在第二次访问曼弗雷德的时候，我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曼弗雷德说：“我想这个问题马上就可以解决。”他上楼去了，回来时带着用镜框装着的一张那次会面的照片，上面留有铅笔的题记：“1934”。它证明希特勒在喀塞普林尔斯堡视察营仪仗队时，旁边跟着有点感到惊讶的小个子隆美尔。他戴着一顶看上去尖得象煤斗似的钢盔，穿着一双擦得锃亮的马靴。他们的会见实际上仅仅是一种形式而己。我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说明隆美尔对那一天曾有过什么印象。　　一年以后，1935年隆美尔被派往波茨坦——普鲁士军国主义的摇篮。“这标志着我已经成了新的波茨坦陆军学校一名成熟的教官。”他兴奋地在给露西的信中这样写道，“这是绝密！到波茨坦来吧！不要告诉外人。”活跃的军校，充满了生机。1935年3月，希特勒挑战式的宣布：要扩大德国军队和征兵数额。成千上万名新军官正在接受训练，每批二百五十名。学员们步入军事学院的陆军元帅大厅，出神地聆听着隆美尔讲课。悬挂在墙上的四十名德国和普鲁士陆军元帅的油画肖像也用赞许的目光俯视着他。　　隆美尔特别强调身体素质的重要性。1937年，当他问学员赫尔穆·弗雷叶对这种训练有什么意见时，弗雷叶满怀敬意地回答说：“清晨两个小时的体育训练太多了，我们太累，不能很好地听课。”隆美尔咆哮着把他骂走了。大多数学员都具有他的风格和个性，他们很高兴隆美尔对穿红裤子的总参谋部官员不表示尊敬的态度。 [ 注：德国总参谋部的成员都穿红色军裤。 ] “那些人和大理石一样，”他对教授普鲁士历史的古尔特·海斯说，“他们圆滑、冷漠、心肠狠毒。”当学员在隆美尔面前引证克劳塞维茨的讲话时——克劳塞维茨的话是参谋部军官们的军事信条——他会怒气冲冲地回敬道：“别理会克劳塞维茨怎么想。你自己的看法是什么？”事实上，他心中的偶像是拿破仑，一个同样富于行动的人。当他还是一名年轻中尉的时候，他就买了一幅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凝视着大海的雕刻画，并把它挂在墙上。这使得露西把德国军队的英雄腓特烈大帝 [ 注：腓特烈大帝(1712-1786)，普鲁士国王，在位期是1740-1786年。 ] 的肖像搬进了他们新婚的洞房。　　隆美尔和露西在波茨坦军事学院附近过着十分安静的生活，他们和柏林社交界的名流没有丝毫纠葛。与别的战斗英雄不一样，隆美尔很少出入诸如镶着皮面的霍其尔一类的饭馆。他锻炼身体，骑马，沉醉在自己的爱好中。他熟记对数表，几乎和著名的数学家不相上下，他能够惊人地心算出任何随意抽出的十七位根数，他还试图让曼弗雷德对数学产生兴趣。确实，他把自己生命中最后的日子都徒劳地花费在试图向他那位固执得无法理解的儿子解释运算微积分的方法上了。“我父亲，”曼弗雷德说，“对我有三点希望，他要求我做一名优秀的运动员，一个伟大的英雄和一名出色的数学家。可他的三个希望都落空了。”　　隆美尔自然要把他自己的那些信条强加在曼弗雷德身上。“要勇敢并不难，”这便是那些信条之一，“你只要克服第一次的恐惧就行了。”当曼弗雷德回忆起他父亲在他八岁时怎样试图把这种想法强加在他身上时，仍旧感到有些颤栗。“我发现自己象玩游戏似地跟着他走到了波茨坦的游泳池边，”曼弗雷德说，“我抓着他的手，另一只胳膊下夹着一个很大的橡皮游泳圈。他让我爬上跳板的顶端并让我往下跳。这时我发现，理论与实际之间的差异实在太大。我父亲把所有的学员都召集起来看着我。我说：‘我不想跳。’他问我为什么？我朝着他大声嚷道：‘因为我珍惜自己的生命。我不会游泳。’我父亲提醒我说，我带着游泳圈呢。‘如果游泳圈炸了怎么办？’我这样问道。我父亲涨红了脸大声向我吼道，万一那样，他会跳下来救我的。我指着他的靴子说：‘你穿着马靴。’他回答说，如果有必要，他会把靴子脱掉的。我悻悻地说：‘你现在就把它脱掉。’父亲环视了一下他的学员，拒绝了。于是我从跳台梯子上走了下来。”　　人们或许会说，曼弗雷德在他父亲第一次把间接推进的战术出色地运用到自己的战役里之前，就已经继承和运用了这一方法。　　曼弗雷德七岁时，他父亲把他带到军事学院，第一次让他骑马。这事是悄悄干的，因为露西认为孩子太小，不能骑马。他的双脚被塞进马蹬皮带里，因为他的腿太短，还够不着马蹬。那马挣脱了缰绳，拖着一条腿挂在马蹬皮带里的曼弗雷德跑了足足一百码。曼弗雷德的头划破了一个口子。隆美尔吓得面如土色，他在孩子手里放了一枚硬币说：“回家时，如果你告诉母亲这是从楼上摔下来的，你就能得到这枚硬币！”回到家里，隆美尔用碘酒给他洗了伤口，曼弗雷德疼得放声大哭。隆美尔大发雷霆，叫他把钱还回来。然而曼弗雷德是个优秀的斯瓦比亚人，他早就把钱藏起来了。从那以后，隆美尔中校再也不让他骑马了。　　在我最初的研究里，我翻阅了隆美尔和露西在一起生活的那段时期互相来往的上千封信件。这些信是1945年美国人从他们家里取走的，不过最终还是完整无缺地归还了他们——只有1943年初写的几封信例外，在这几封信里，隆美尔对某些美国将军的能力过早地表示了自己的怀疑。我获悉这些信件目前放在德国的一家档案馆里——然而要到下一个世纪才能开放。后来我发现美国人曾把它们拍摄成微型胶卷，存放在华盛顿国家档案馆里，但这些复制品也同样是被锁藏着的，任何人都不允许查阅。我向露西发出呼吁，她给了我一封她的亲笔信，最后，华盛顿官员们从保险箱里拿出了胶卷。　　隆美尔的信件显示了今天那种广泛流行的书法。他每天仓促地写一封信，有时两封，所用的信笺是他办公室或战斗指挥部里随手拈来的纸张。露西的信写得很细致，字迹清秀工整。她后期的信是用打字机打的，她从前的男仆鲁道夫·卢斯托告诉我：“她是一个真正夜莺型的女人，我常听到她清晨两、三点还在用打字机给隆美尔写信。”她的信件展示了一个军人妻子的那种异乎寻常的机敏和深刻的洞察力。尽管早期她比她丈夫更加是一个阿道夫·希特勒的不加批判的崇拜者，不过，在她1939年后的一些信里却表露出她对德国朱来的忧虑。　　隆美尔的信件有时令人失望，信中的语言往往枯燥乏味，语法也离奇古怪，总是重复老话，甚至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