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的不安全感还有其他表现。最显著的一个表现是他与乘火车旅行有关的恐惧。为了确保不误车，他不得不在火车出发前一个小时到达车站。如果人们按惯例分析这种症状，就一定会理解它的象征意义。旅行常常象征着离开母亲和家庭的保护，无依无靠，断绝了根基。因此，对强烈依恋母亲的人来说，旅行经常是危险的体验，是一种冒险，必须特别小心。出于同样的原因，弗洛伊德也避免自己单独旅行。暑假期间的长途旅行总要有他能够依赖的人陪同，通常是他的一个学生，有时是他妻子的妹妹。弗洛伊德从他结婚初期一直到他被迫迁出奥地利为止，始终住在伯加瑟（Berggasse）的一所公寓里，这也是因为害怕断绝他的根基。我们在后边将看到，弗洛伊德对母亲的依附还明显地表现在他与妻子的关系上，明显地表现在他与男人、与长者、与同代人的弟子的关系上。弗洛伊德需要母亲无条件的爱抚、肯定、赞许和保护，他把这种需要转移到上述那些人身上。弗洛伊德和妻子的关系也表现出他对母亲形象的依赖，这一点不会叫人感到奇怪。弗洛伊德与妻子关系的最突出特点，是他在婚前和婚后的态度相去甚远。在他订婚后的几年中，弗洛伊德是一个狂热、多情并且非常嫉妒的情人。下面这段给他给玛塔（Martha）信中（1884年6月2日）摘录的话，很有特色地表达了他那种炽热的爱。“我的公主，我的到来就是你的不幸。我将吻得你满脸通红，把你喂得丰满起来。你到那时就会看到谁是强者，是不吃饱饭的温顺的小姑娘，还是躯体中含有可卡因的高大疯狂的男人”。（琼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生活和事业》，第一卷，第84页。）“谁是强者”的玩笑含有非常严肃的暗示。订婚之后，弗洛伊德有着强烈的愿望，一心想完全控制玛塔。自然，这种愿望，也包含着强烈的嫉妒，除了自己之外，他对玛塔可能感兴趣和有感情的任何人都心怀怨恨。例如玛塔的一个表兄，麦克斯。梅叶尔（Max Mayer），曾经是她第一个偏爱的人。“有一段时间，弗洛伊德不准玛塔称呼他为麦克斯，只能叫他梅叶尔先生”前引书，第110页。弗洛伊德还谈及另一个曾和玛塔恋爱过的年轻人，他写道：“当我回想起你给弗利泽的信和我们在卡伦堡（Kahlenberg）的日子，我就完全无法控制自己，如果我有力量摧毁整个世界，包括你我在内，让一切重新开始——即便是冒不再产生玛塔和我自己的危险——我也将毫不犹豫地这样做。”（同上，第114~115页。）但是，弗洛伊德的嫉妒决不仅限于其他青年男子；它同样施用于玛塔对她家庭的深厚感情。他要求玛塔，“她不应该只是简单地对她母亲和她哥哥作客观的批评，抛弃对他们的一切‘愚蠢的迷信’，而且她还必须收回对他们的一切感情——这是因为他们是他的敌人，她应该和他一起憎恨他们”。（前引书，第123页。）在弗洛伊德对玛塔的哥哥埃利（Eli）的态度中可以发现同样的情绪。玛塔曾把一笔钱委托给埃利保管，她和未婚夫要用它购买家具安置在他们的公寓里。埃利似乎用这笔钱做了投资，他因此没有爽快地立刻全数归还，而是建议他们用分期付款的办法购置家具。弗洛伊德对此的反应是向玛塔提出最后通牒，首先让她必须给埃利写封信，以示愤怒，还要把他叫做“恶棍”。甚至在埃利还了钱之后，弗洛伊德还要求玛塔“答应断绝了和埃利的一切关系之后再给他（弗洛伊德）写信”。（同上，第137页。）男子有控制妻子生活的自然权利这一假设是弗洛伊德男子优势理论的部分观点。这种看法的典型例子是他对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批评。弗洛伊德赞扬穆勒，说他“也许是本世纪最善于使自己摆脱习惯偏见之束缚的人。另一方面，他在许多问题上缺乏荒谬感”。（同上，第176页。）那么，穆勒思想中有什么“荒谬”之处呢？按照弗洛伊德的看法，那就是他关于“妇女解放以及……全部妇女问题的观点”。穆勒认为已婚妇女能够挣得和丈夫一样多的钱，弗洛伊德因此说：穆勒的这个观点简直没有人性……让妇女完全像男人一样为生存而斗争确实是个流产的思想。譬如，如果我把我的温柔可爱的姑娘想像为一个竞争者，结果只能像我17个月前所做的那样，告诉她我爱她，恳求她离开竞争，回到家庭的平静、无争的活动中。……我相信，法律和教育的一切改革都会在这个事实面前败北，即远在一个男人达到赢得一定社会地位的年龄之前，女人天生俱有的漂亮、魅力和温柔就已决定了她的命运。法律和习俗确有许多东西要灌输给不懂得它们的女人，但是，女人的地位确实将是如此：年轻时是个受人敬慕的心上人，成年后是个受人挚爱的妻子。（致玛塔的信（1883年11月5日），琼斯引录，见上书，第1卷，第177页。）六、补充和阐释对弗洛伊德本人的精神分析（3）弗洛伊德关于妇女解放的观点，与欧洲上世纪80年代普通人的观点确实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弗洛伊德不是一个普通人，他因而反对他那个时代一些根深蒂固的偏见，然而在这个方面，他却因袭关于妇女问题的最合传统的看法，把穆勒斥责为“荒谬”、“没有人性”，而穆勒的观点不过50年就为人们普遍接受了。弗洛伊德的态度确实表明他力图把妇女置于低劣地位的要求是何等强烈，何等逼人。他的理论观点对这种态度的反映是十分明显的。把妇女看作是被阉割的男人，认为她们自己没有真正的性行为，总是嫉妒男人，她们没能充分地发展，十分讲求虚荣，不可信赖，所有这些只不过是他那个时代父权制的偏见在理论上的翻版。像弗洛伊德这样一个有能力洞察和批判传统偏见的人，必定受他内在的强大力量所支配，才会视之不见这些所谓科学的陈述的文饰特征。（前引书，第二卷，第42l页。）50年后，弗洛伊德仍旧坚持同样的见解。当他批评美国文化具有“母权制”特征时，来看望他的学生沃思（Worthis）博士问他：“难道你不认为双方平等是最好的吗？”弗洛伊德答道：“这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必定存在着不平等，两害相权，还是男人优越些好。”J.沃西：（J.Worthis）：《与弗洛伊德进行精神分析的片断》（“Fragment of Analysis with Freud”），纽约，1954年，第98页（着重号是引用者加的）。如果说，弗洛伊德订婚后结婚前的日子里充满了热烈的追求和强烈的嫉妒，那么他的婚后生活似乎非常缺乏主动的爱和热情。像许多传统的婚姻一样，征服女人是令人激动的，但一旦征服了她，热烈的爱情也就丧失了丰富的来源。男子的自豪在于求婚；结婚之后，自豪感也就得不到进一步的满足了。处于这种婚姻的妻子只有一个职能：母亲的职能。她必须无条件地献身于丈夫，关心他的物质财富，永远服从他的需要和愿望，她自己永远是一个一无所求的女人，一个伺奉别人的女人——也即是说，必须是母亲。婚前，弗洛伊德陷入热烈的爱情——因为他必须征服他所选择的姑娘，以证明自己的男子气概。征服一旦由结婚所证实，“可爱的心上人”就变成强烈地爱着的母亲，尽可以依赖她的照顾和爱，对她则无须给予主动的、热烈的爱。弗洛伊德对妻子的爱只是接受性的，并且缺乏性的激情，关于这一点有许多重要的详细材料可以给予充分的证明。其中最令人难忘的是他给弗利斯的信。在信中，除了以纯粹的习惯套话中之外，几乎没有提到他的妻子。考虑到弗洛伊德极其详尽地描述了他的思想、他的病人、他的职业成就和挫折，这本身就颇有回味之处；但更重要的是，弗洛伊德经常以抑郁的情绪叙说他生活的空虚，只有在他工作顺利的时候，他才感到充实和满足。他从来没有把他与妻子的关系说成是幸福的重要源泉。如果考虑到弗洛伊德在家中或度假时打发时间的方式，也会得到相同的印象。在工作日里，弗洛伊德每天从8点到下午1点看病人，然后用午餐，独自散步，下午3点至9点或10点在会诊室工作，然后和妻子、妻妹或女儿散步，然后开始处理信件和写作，直到午夜1点钟，除非晚上有客人来访。弗洛伊德吃饭似乎特别不愿许多人在一起。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是弗洛伊德习惯于“把他新近购买的古玩，通常是一座小雕像，带到饭桌上，摆在他的面前，陪伴他吃饭。饭后再把它放回书桌，然后再带到饭桌上，放上一两天”。（琼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生活和事业》，第二卷，第393页。）星期日上午，弗洛伊德看望他的母亲，下午与精神分析学界的朋友和同事在一起，与母亲和妹妹用完晚餐之后，开始写作（前引书，第384页。）。弗洛伊德的妻子经常在下午接待朋友的来访，如果来访者中有“弗洛伊德感兴趣的人，他会到会客室待上几分钟，”琼斯的这段报道非常充分地说明了弗洛伊德对妻子的生活有多少主动的兴趣。（同上（着重号是引用者加的）。）弗洛伊德的夏季旅游要用大量的时间。这个假期是很好的机会，可以补偿一年其他时间的艰苦、连续的工作。弗洛伊德喜欢旅游，但他不愿意单独旅游。但是，他的假期时间只有很少一部分用来弥补他平常在家极少陪伴妻子的过失。正像前边所说，他出国旅游常和精神分析学派朋友，甚至和妻子的妹妹一路，但是不和妻子同行。对此，有几种不同的解释。他自己有一种解释，琼斯又持另一种解释。琼斯写道：“他的妻子忙于其他职责，几乎不可能脱身去旅游，而且她也经不起弗洛伊德马不停蹄的速度，或没有他那种四处观光的热情。……但是在旅游中，弗洛伊德几乎每天发电报或寄明信片给她，每隔几天都有一封长信”。（前引书，第15页。）非常奇怪，只要对象是他心目中的英雄，琼斯的思想就变得如此因循守旧，毫无分析了。任何一个乐意与妻子一起欢度余暇的人，都会控制观光的热情，好让妻子参加进来。弗洛伊德提出了不同的理由，解释他为什么不与妻子一道旅游，因而上述解释的文饰性质就更加清楚了。他在巴勒莫（Palermo）（他和费伦齐（Ferenczi）一起到那里）寄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我非常遗憾，没有让你们都看到这里美丽的景致。要是能有七个人或九个人，哪怕只是三个人一起享受这种景致，我恐怕就不再是一个精神病学家，也很难说是开辟心理学新方向的创始人，而会成为一个生产像卫生纸、火柴或靴扣这些实用物品的制造商。现在知道这些已经太晚了，所以我只能继续自私地自我享受，却又深感遗憾。1910年9月15日的信，琼斯引，同上书，第394页。不用说，弗洛伊德显然是在文饰，实际上，这些解释和那些更喜欢和男性朋友，而不愿意和妻子度假的丈夫们的解释没有什么区别。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弗洛伊德作过自我分析，但是他对自己的婚姻问题却是多么盲目；他在文饰，但他却根本没有意识到他在做什么。本来完全是携妻子出游的事情，总共才两个人，但他却说他该和九个或七个，哪怕只是三个人一道旅游；而后，他又摆出一副贫穷但又十分重要的科学家，而不是一个生产卫生纸的富商的模样——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解释他为什么不愿带妻子一起出国。弗洛伊德爱情中疑点的性质，也许最清楚地表现在一个梦中，《释梦》见此书英文本第169页。谈到了这个梦。它是这样的：“我写了一部论述某种植物的专著。书放在我的面前，我正在翻看一页折褶起来的彩色插页。每一幅照片上都装订着一只干瘪的植物标本，仿佛是从植物标本集取来的。”。从弗洛伊德的联想中，我可以对此做以下描述：“那天早晨，我在书店的橱窗里看到一本新书，题目是《仙客来》——显然是关于这种植物的一本专著。我想起，仙客来是我妻子特别喜爱的花，我责备自己很少记得带给她一些她所喜爱的花”。另一串梦的联想把弗洛伊德从花带到完全不同的主题，即他的抱负。“一次，我回想起我确实曾经写过专论植物的东西，即关于西柯植物的论文，它引起卡尔。科勒（Karl Loller）对可卡因麻醉性质的注意”。接着弗洛伊德想起一篇纪念科勒的“Festechrift”（纪念文章），前一天晚上他刚会见过这篇文章的编辑。可卡因的联想与弗洛伊德的抱负有关。他在其他一些地方曾表示，非常遗憾没能继续探索古柯问题；由于中断了探索，他丧失了做出巨大发现的机会。这个问题的提出涉及到这样一个事实：为了结婚，他必须放弃纯理论研究。梦的意思非常清楚（虽然弗洛伊德在自己的解释中没有看到它）。干瘪的植物标本是中心问题，它表现了弗洛伊德内心的冲突。花是爱和幸福的象征，特别是因为这种花深受妻子的喜爱，但他却很少记得送给她。古柯植物代表他的科学兴趣和抱负。对于花，对于爱，他做了点什么呢？他压瘪它们，把它们放进标本集。也就是说，他让爱情干枯，使它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这正是弗洛伊德的所作所为。他把爱作为科学的对象，但是他生活中的爱却始终是干枯的、不结果实的。他的科学—理智的兴趣比他的爱欲更强烈；科学—理智的兴趣窒息了爱，同时也成了弗洛伊德爱情体验的替代品。梦中表现的爱情枯萎也非常清楚地涉及到弗洛伊德的性爱以及他的性欲和能力。尽管有些矛盾。弗洛伊德的确相对来说对女人兴趣不大，也很少有性冲动。确实像琼斯指出的那样：“他的妻子无疑是他爱情生活中唯一的女人”，而且，“她在弗洛伊德心目中总是居首位”琼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生活和事业》，第二卷，第386页……但是琼斯也指出：“和其他男人相比，生活中较有激情的方面在弗洛伊德身上可能平息得早一些”同上……一些事实证明了这种说法的真实性。弗洛伊德41岁时写信给弗利斯，诉说自己的心境，然后还附上一笔说：“性的刺激对我这样的人来说也没有更多的用处”《精神分析的起源》，第227页……很清楚，在这个年纪，性生活对于他来说大约已经结束了。另一件事也说明同一个事实。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提到，他40多岁时，有一次在肉体上觉得被一个青年女子所吸引，自觉不自觉地和她稍有肉体接触。他评论说，他感到非常惊讶，在他身上居然“仍旧”可以发现被这种东西吸引的可能性。他56岁时写信给L.宾斯旺格（Binswanger）：“今天，老人的里比多自然随着财富的分配而消耗殆尽”。即使在他这个岁数，也只是对性生活没有强烈要求的人才承认他的里比多已经放弃了性目标。如果这个想法合理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弗洛伊德的一些理论也证明了他的性欲受到压抑。弗洛伊德反复强调，性交只能使文明人得到有限的满足，“文明人的性生活严格说来是残缺不全的”，“性欲作为快感的源泉，即作为达到生活目的的工具，其重要性已经明显地减小了。做出这样的推测很可能是正确的”弗洛伊德：《文明及其不满》（“Civilizaion and Its Discontents”），英译本，伦敦，1953年，第76页……弗洛伊德用假设说明这个事实，他认为，只有当前生殖器、嗅觉器官以及其他“倒错的”欲念没有受到压抑时，充分的满足才有可能；他甚至还考虑到这种可能性，“不仅是文化的压抑，而且〔性〕机能本身的一些性质都会使他们得不到充分的满足，迫使我们走向其他方向。”前引书，第76~77页。六、补充和阐释对弗洛伊德本人的精神分析（4）弗洛伊德还认为，“结婚三四年或五年之后婚姻生活就不再像它许诺过的那样满足性需求了，因为迄今为止的一切避孕措施都会削弱性的快乐，影响双方的敏感，甚至成为疾病的直接原因。”“文明化的性道德和现代神经质”，载《文选》，第二卷（“Ci vilizde Sexual Morality and Modern Nervousness”）。根据弗洛伊德对他性生活的评述，可以推测，弗洛伊德有关性的这些观点是他自己受抑制的性欲的文饰表现。毫无疑问，许多和他处于同一社会阶层、年龄和一般文化修养的人，在40多岁时并不觉得从性关系中获取快乐的时期已经终结，他们也不像他那样，认为结婚几年之后性快乐就不复存在了，即使是非得使用避孕措施不可。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推测，弗洛伊德的另一个理论也有文饰的作用，即他的这一命题：文明和文化是本能受到压抑的结果。直截了当地说，这个理论是指：因为我非常关切思维和真理，所以我必然对性不感兴趣。弗洛伊德在这里和通常一样，把个人的经验普遍化了。他恰好是由于其他原因大受性压抑之苦，而不是因为他深深地关切创造性思维。弗洛伊德的性压抑听起来似乎与他把性冲动置于理论的中心地位这一事实相矛盾。但是这个矛盾更多的是表面化的，而不是实际上的。许多思想家都大书特书他们缺乏的东西以及他们尽力为自己——或为他人争取的东西。此外，弗洛伊德是一个持有清教徒式生活态度的人，如果他不能保证在这方面的“德性”，他几乎不可能这样赤裸裸地描写性。弗洛伊德对女人缺乏亲密感情的另一个表现是他很少理解女人。他那些关于女人的理论是男子，特别是为了遮掩对女人的恐惧而需要统治地位的男子的偏见天真素朴的理论化产物而已。但是，弗洛伊德对女人缺乏理解无须仅从其理论推断，他自己曾经非常坦率地提到这一点。他在一次谈话中说：“30年来我一直研究女人的心灵，但我一直未能回答这个从未有过答案的重要问题：女人想要什么？〔Was will das Weib？〕”“和M.Bonaparte的谈话”，根据琼斯的记载，见琼斯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生活和事业》，第二卷，第421页。但是，我们在谈论弗洛伊德爱的能力时，一定不能把自己限制在性爱问题上。即使是不牵涉性爱因素时，弗洛伊德对一般人也很少有爱。第一次征服的炽热感情燃烧殆尽之后，弗洛伊德对妻子的关系很明显是一个忠诚但有点疏远的丈夫的关系。他与男性朋友，布洛伊尔、弗利期、荣格以及他那些忠实的学生的关系也是疏远的。不管琼斯和萨克斯（Sachs）怎样过分崇拜地描述弗洛伊德，人们一定会通过他给弗利斯的信，通过他反对荣格，最后终于反对费伦齐而认识到，弗洛伊德并没有爱的强烈体验。他自己的理论观点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关于对邻人爱的可能性，弗洛伊德说：我们可以从文明社会的一个所谓理想标准中发现这种提示。它说：“你应该像爱你自己一样爱你的邻人。”它是举世闻名的，无疑比把它标榜为最得意的宗教箴言的基督教更古老，不过它确实不十分古老；过去，人们对它一无所知。我们将采取质朴的态度，就像第一次知道它一样。于是，我们发现自己按捺不住惊讶的情绪。好像遇到了某种不合情理的事情。我们为什么应该这样做？这对我们有什么好处？首先，我们如何做这种事？做这种事可能吗？我的爱对我来说是极其宝贵的，我没有权力轻率地抛弃它。而上述标准却把义务强加于我，迫使我做出牺牲去承担它。如果我爱某个人，他必须在某个方面值得我爱。（我现在不考虑他可能对我有用，也不考虑他对我的性目标有什么可能意义；我们之间没有这两层关系，爱我邻人的律令就会发生问题。）如果他在许多重大方面非常像我，我可以通过他爱我自己，那他就值得爱；如果他比我更完美，我可以通过他爱理想中的我，那他就值得爱；如果他是我朋友的儿子，那我必须爱他，因为我朋友如果遇到什么不幸的事情感到非常痛苦，那也是我的痛苦——我应该分担痛苦。但是，如果他是个陌生人，不能以他本身具有的价值，或他在我的情感生活中可能已经占据的重要地位来吸引我，那就很难让我爱他。甚至可以说，如果我爱他，我就做错了，因为我的爱被属于我的一切珍视为一种特权；要是我把陌生人置于和它们同样的水平，这对它们是不公平的。如果我爱他（以一种普遍的爱）仅仅是因为他也是地球上的居民，像一只昆虫、一条蚯蚓或一条青草蛇一样，恐怕一丁点儿的爱是他命中注定的，而且，根据理性原则，我有权为自己保留爱，因而我不可能赋予他更多的爱。假如理性不让我们赞同这条律令，那么，何必庄重地颁布出这样一条律令呢？弗洛伊德：《文明及其不满》，第81~82页。高谈阔论“性”的弗洛伊德完全是一个典型的清教徒。对他来说，文明人的生活目的就是压抑自己的情感和性的冲动，以此为代价，过一种文明的生活。只有未开化的芸芸众生才不能做出这种牺牲。有理智的天才人物与芸芸众生相反，他们不能满足自己的冲动，因此能够为了更高的目的升华这些冲动。整个文明就是这种本能冲动得不到满足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不年轻的弗洛伊德还没有涉及历史和升华问题时，他的后期理论中所阐述的思想已经活跃在他脑海中了。他在给未婚妻的信中就描述了一连串观看歌剧《卡门》演出时涌上心头的想法。他写道：芸芸众生发泄他们的冲动（sich ausleben）（纵欲），我们则剥夺了自己。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保持自己的完整。我们节省自己的体力、精力、享乐的能力和力量：我们是为了某种东西养精蓄锐，但是自己却不知道为了什么。持久压抑自然本能的习惯使我们养成文雅的性情。我们也有更深切的感受，因此不敢对自己要求得更多。我们为什么不酗酒？因为醉醒〔Katzenjammer〕后的不适和羞愧给我们带来更大的“不快”，它超过酩酊大醉的欢乐。我们为什么不和每一个人交友？因为失去他或者他遇到的任何不幸都会痛苦地折磨我们。所以，我们的努力是更多地考虑怎样避免痛苦，而不是怎样产生快乐。如果这种努力获得成功，剥夺自己的那些人就会像我们一样，为了生死而限制自己，忍耐着贫困和相互之间的想念，以保持自己的忠诚，决不向命运的残酷打击屈服，任其从他们手里夺去最亲爱的人：喜欢阿斯霍（Asra）的人只有一次爱。我们整个生命行为都以此为前提条件：我们能够隐藏起来，逃避最可怕的贫困，我们总可以逐步地摆脱我们社会结构带来的不幸。贫穷的人，普通人，如果没有粗厚的皮肉和懒散随便的生活方式就不可能生存。既然自然和社会所包含的一切灾难直接破坏他们所爱的东西，他们为什么要强烈地感受自己的欲念呢？既然没有其他什么东西等待着他们，他们为什么要蔑视瞬息间的快乐呢？贫穷的人太没有力量，毫无遮掩，因此他们不能像我们那样去做。每当我看到人们尽情欢乐，置一切严肃而不顾，我就会想到，这是对他们的一种补偿，以弥补他们在一切捐税、瘟疫、疾病以及我们社会组织的罪恶环境面前的那种无能为力。我不再进一步发挥这些思想了，但是可以表明，民众〔das Volk〕的判断、信念、希求和工作与我们完全不同。有一种普通人的心理学，它和我们的心理学多少有点不同。这种人对“团体”也比我们有更多的感受：只有他们才对一个生命繁衍出下一个生命的方式十分敏感，而对我们每个人来说，世界随着他的死亡而消失。“1883年8月29日致未婚妻的信”，见琼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生活和事业》，第一卷，第190~192页（着重号是引者加的）。27岁的青年弗洛伊德写的这封信，在许多方面都饶有趣味。弗洛伊德在信中预示了他的后期理论，表现出我们刚才讨论的贵族式的清教徒倾向：剥夺自己、节省自己享乐的能力是升华的条件，杰出人物在这个基础上产生。除此之外，弗洛伊德在这里还提出一个观点，它成为许多年之后得以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理论的基础。他述说他害怕在感情中受到伤害。我们不爱每一个人，因为分离会异常痛苦；我们不能和每一个人都交朋友，因为朋友的丧失会引起我们的悲伤。生活的趋向是避免悲伤和痛苦，而不是体验快乐。正像弗洛伊德自己非常清楚地指出的那样：“所以，我们的努力是更多地考虑怎样避免痛苦，而不是怎样产生快乐。”在这里，我们发现了弗洛伊德后来称之为“快乐原则”的阐述：快乐实际上就是免除不快乐，就是解除痛苦的压力，而不是积极享乐。在后期，弗洛伊德把它作为普遍有效，事实上也就是最一般、最根本的人类动机原则。然而，我们在这里看到，在进行理论思考多年之前，弗洛伊德就已经持有这种思想了，他把它看作自己维多利亚式个性的结果，害怕丧失他的占有物（在这里害怕丧失爱的对象和爱的感受）——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害怕丧失生命。这种态度是19世纪中产阶级的特征，它更多地考虑“有”，而不是“在”。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深深地渗透这种“有”的倾向，因此对他来说，最可怕的就是丧失“具有”的东西，不管这件东西是爱的对象，还是情感或生殖器官。（在这方面，他并不赞同我们在诸如哥德哲学中发现的对中产阶级的占有欲的强烈反对。）这封信中还有另外一段需要特别强调。弗洛伊德谈及普通人时说他们比“我们”对团体有更多的感受。“只有他们才对一个生命繁衍出下一个生命的方式十分敏感，而对我们每个人来说，世界随着他的死亡而消失。”弗洛伊德十分正确地看到，资产阶级较之于工人阶级缺乏共同一致的感受，但是不要忘记，在中层和上层阶级中，有许多个人对于人类的共同一致性有深刻的感受，他们或者是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或者是真正笃信宗教的人们。弗洛伊德很少或根本没有这种感受。他完全是按照中产阶级特有的方式考虑他自己这个人，他的家庭，他的思想。17年之后，1900年新年之际，他又完全以同样的口吻写信给他的朋友弗利斯：“新世纪——我敢说，我们最感兴趣的事情是它包含着我们死亡的日期——除了给我带来愚蠢的回顾以外，什么也不会给我。”《精神分析的起源》，第307页（着重号是引用者加的）。这里，我们再次发现同样的自我中心的考虑，只关注自己的死，对于普遍性和共同性毫无兴趣，也把它们的感受仅仅归于了下层阶级。六、补充和阐释译后记译后记1900年10月14日，弗洛伊德写信给他的好友弗莱斯，信中提到他得到了一个值得记载的病例。“这些日子过得很愉快，我有一位新病人，她是个18岁的女孩儿。这个病例为我开启了无数智能之门。”1901年1月25日，弗洛伊德给弗莱斯的另一封信，提到上述病历已完成。他说道，完成了这次治疗并整理完这一病历之后，他已经筋疲力尽，“我终于感到自己需要吃点药。”这是一个极其典型的病例，它吸引了弗洛伊德的全部注意力。为了治疗和研究这个病例，在3个月的时间里，他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工作。这一病例的主人公就是一个被称为“杜拉”的女歇斯底里患者。弗洛伊德1905年将这个病例公之于世，这就是《Fragments of an Analysis of A Case of Hysteria（Dora）》（《一个歇斯底里个案分析的片断（杜拉）》）。我所查到的此书中文译本最早见于中国台湾，1970年精神科医师文荣光先生所译，志文出版社出版，至今已经超过30年了。文先生的译作在台湾曾引发极大的争议，目前所查到的大陆方面的译本均采用的是文先生的。且不论文先生的译作质量，对于21世纪的读者来说，繁体中文的简单翻版已有许多地方不宜阅读，故我萌生了重译的念头，此次译文将书名改为《少女杜拉的故事》，译文中的病理学名词依然参照了文先生的译文，在此也向引领我们认识“杜拉”的先驱者文荣光先生表示衷心地感谢！名家名著一向是最难译得圆满的，一直认为作为一个“译者”，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语言转换器。任何一个翻译者（加上译注中的诠释企图），都是穿梭于两种文化之间的文字操弄者。在翻译《少女杜拉的故事》的过程中，我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这一点，100多年来，众多人对弗洛伊德有着众多不同的解读，批判也好，颂扬也罢，不可否认的是，弗氏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我们一向默视的世界，他为我们开启了一扇窗，让我们向内窥探到了一个另类的成长心灵史。我相信，掩卷而思之时，杜拉带给我们的绝非阅读后的轻松，而更加是一种沉重。我只有一个希望，通过我这支拙劣的笔，人们可以管窥弗洛伊德学说的秘密，进而窥视到人性心理的秘密。从1905到1910年，是弗洛伊德从被孤立走向被国际公认的过渡时期。毋庸置疑，《少女杜拉的故事》是这一时期极其重要的作品之一，是弗洛伊德学说从假说走向科学的代表作，这部作品不仅是一份严谨的科学报告，还是一个充满悬念、文笔优美和引人入胜的文学故事。弗洛伊德在今天所取得的令人睹目的成绩，不是别人对其“恩施”的产物，而是弗洛伊德本人努力奋斗的结果。钱华梁2004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