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时间能证明一切　　在香港特区行政会议中，您是惟一的连做两届的成员。在过去8年中，您最深的感受是什么？　　过去8年最大的感受，是“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成功落实。这话如今听起来似乎是句套话，但这个过程确实给人以很多启发。　　回想1997年前许多港人对回归的疑虑甚至恐惧，比今天我们面对的问题大多了。虽然那时候中英联合声明已经明确了一系列保障，但香港人还是不放心。1988年做基本法咨询的时候，我当秘书长，到各区听大家的意见。在九龙公共屋村，有人向我提出:“梁生，不用多讲，你只回答我一个问题，1997年7月1日到楼下买早餐，用什么钱？”一些老人家对我说:“年轻人，你没见过，每次政权的转移，不管是1949年后的中国内地，还是日本统治香港之后，都要换钞票的。港币如何流通？”我说，原有的银行可以继续发钞，他们问:“原有的银行就是汇丰和渣打是不是？”我回答:“当然是了。”他们说 :“汇丰已经把注册地从香港迁到伦敦了。渣打是英国注册的银行，是谁去发钞？”我说，“中国银行不是也可以发吗？”很多人就说，“要是中国银行发钞的话，只能以一个打了折的价值在市面上流通。”当时一位西方著名的经济学者，在从广州到香港的列车上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不敢说一个国家是否可以有两种制度，但我可以肯定一个国家不可能有两种货币，1997年后港币不可能与人民币并存。而且由于港币流通量比较小，必然会被人民币取代。”这种预测当时对香港人冲击很大。不仅如此，香港的专业人士还忧虑是否能够维持原有的一套专业制度，内地的工程师、医生等会不会大批来香港执业，影响他们的饭碗？孩子在香港的大学念法律，出来后是不是能当律师？香港是不是还沿用普通法？等等。都是关乎在一个国家里，另一种制度能否保持下去，以及与资本主义有关的生活方式能否保持不变的根本问题。　　回归8年来，香港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冲击，如亚洲金融风暴，以及非典疫情带来的后遗症等，我们开行政会议做有关应对决定时，感到难度都很大，但无论如何都比不上回归过程中经历的困难大。当年大批的人不惜变卖家当移民到国外，在外面吃了很多苦头，说明当时想像的困难肯定比我们今天遇到的困难大得多。现在已经没有人再怀疑护照、钞票和学历是否被认可了，很多移民出去的人又纷纷回来了。如今经济复苏和转型的问题、失业的问题等，也都是可以解决的。社会事物往往如此，在问题出现的时候不一定会有解决办法，但只要持之以恒去做，就一定能够解决。　　您如何自我评价过去8年中作为行政会议成员的表现？　　作为一个服务社会的人，评价一是应该由别人做，二是应该在将来做。作为行政会议非官守成员，我是协助行政长官决策，在基本法中有一个特定的角色，我本人和其他行政会议的非官守成员，都是本着从香港全社会和我们国家最大的利益出发，着眼点是整体的而不是个别人的。在此前提下，尽最大能力提供最好的意见给行政长官。　　社会上的利益关系是多元化的，所以经常有一个如何平衡的问题。香港有一个说法，某一个决定如果能得到社会上一半人的支持，就已经很好了。　　您为CEPA的诞生奔走多年，该协议签署以来您又多方大力推动。在实施一年之后，您毫不客气地批评“香港政府的推动力远远不足”，内地省市部门“仍保持保护主义”。这些问题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在殖民统治期间，香港是英国专业服务的主要市场，英国人关心的只是怎样多向香港出口专业服务。那时英国当权者从来没有想过协助本港专业服务出口到其他地方。因此，我希望两地政府官员打破旧思维，在推动专业服务进入内地市场方面，“胆子大一些，步伐快一些”。　　我曾在北京看到一些情况，令人心酸。那是北京奥运投标，别国的专业团体代表，是由大使馆商务参赞带着去拜访内地有关单位的，以显示政府对专业人士的尊重和支持。但香港特区政府只会做一般的事，不会带业界人士一起出访，他们好像很忌讳这样做。在外国也经常看到，如果美国总统知道中国要购买波音飞机，他便会和有关公司高层一起推动，丝毫没有忌讳。即使是发电厂、农产品，只要有需要，他们都会帮忙推销。但特区政府没有这个传统和文化，至今也没有这个能力，这是需要加以研究和改进的地方。处理得好，对香港经济转型是一个很大的促进。　　香港还没有发展成为国际航运中心，只是世界上一个重要的货柜港而已，因为与航运有关的服务业还没有发展起来;伦敦是世界上一个重要的航运中心，可是没有码头。码头业与航运业是两码事，码头业主要是搬运，而航运业是提供服务，是不同层次的，产值也不一样。伦敦做什么呢？做所有与航运有关的服务，从船舶的买卖、租赁、融资、保险、中介及其相关的法律服务等。所有这些，香港也都很有条件做。香港教育水平较高，有很好的专业人才和制度，有基础发展与航运有关的专业服务，包括法律服务等，但遗憾的是到今天还没有做起来。香港土地少，价格高，长远来说怎样与盐田、蛇口港竞争？今天尚有的竞争优势，主要是由于内地对我们的优惠政策，包括我们的司机能够开着香港的货车到内地，但内地司机不能开着车到香港提货。所以，我们必须抓住机遇朝专业服务提升。我们搞工业，一百万的订单，七八十万要从外面进口原材料或零配件，我们能赚到的不过20万;而出口100万的专业服务，纸张、计算机等耗材加起来只几万，90多万都进了香港人的口袋。　　CEPA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遇，但并不一定水到渠成。CEPA是在两个不同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独立关税区之间实行的，两地的法治也有很大差别，政府的介入是不可避免的。现时内地不少专业事务所与政府仍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当地政府仍有一种保护思维。比如要求香港估价师须在内地注册后，具一定经验才可开设估价师事务所。但香港估价师在未注册前，根本不能在内地独自执业，也就无法积累经验，这岂非令他们完全没有机会在内地开设事务所？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需要特区政府出面协调才能解决。　　香港有人提出，香港的专业人士应该搭建起一个平台，把世界上最好的专业人才及其服务引进到中国内地，而不只是推销自己的服务。您怎样看待这个意见？　　香港服务业进入内地，并不是局限于为香港业界提供发展空间，而应站在国家的角度，建立一支以中国人为主的专业服务队伍。内地服务业比制造业、商业、金融业等开放的时间晚，其所面临的竞争并非来自香港，而是国际市场。　　为什么您说内地和香港的合作，是内地市场开放后应对外国竞争的最有效的办法，也是组建中国人自己的金融和专业力量的惟一办法？　　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内地的一些产业和企业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第一个值得注意的是金融业。内地金融业是开放得最迟的行业之一，而外国的金融企业往往是全球效率最高、管理最好、竞争力最强的企业。金融市场的功能，类似人的心脏，是把社会的余资，输送到社会经济的各个部位，一如心脏把养料和氧气输送至人体各部。动物的心脏都在体内最受保护的位置，而且最不能承受外来体。　　外国的金融市场，都是在本国的金融业有了主导性的竞争力之后才开放的，美、日的金融业都是以本国的金融机构为主。内地金融业开放后，是否仍以本身的金融机构为主？如果不是，总体竞争力会是怎样的局面？这是第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其次是专业服务。我所说的专业服务，是在香港和国际上习惯指的法律、会计、工程和金融等行业，在香港共有十几个，有专业资格的达5万多人。　　内地的专业人才，还没有形成具有规模的团队，以法律界为例，规模最大的律师事务所仅有几百人，而且有此规模的也只有几家。反观英国，规模较大的一家律师事务所，仅在伦敦一地就有1000多名律师，全球分所30多家，律师超过3000人。在这样强弱悬殊的情况下，内地市场开放之后，很容易在短时间内被外国人所垄断。　　我曾应邀到东北农业大省进行交流，省长的一番话发人深省:“国家加入WTO了，我们出口粮食，但美国人经常指责我们违反WTO，于是我们需要聘请一些懂得WTO规条的律师来处理。但是，在本地懂英文的律师就不多，懂WTO规条的更是绝无仅有。这令我们十分担忧，难道我们和美国发生贸易纠纷时，要到美国聘请美国律师来帮我们打官司吗？”　　当今世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已经不仅是综合国力的较量，而是在争取制定国际竞争规则的较量，专业力量就是制定国际竞争规则的力量。例如在国际评级方面，香港一直是俯仰由人，任何其他国家的评级机构，可以今天说一套话，三个月后又是截然不同的说法。今后评估中国的企业竞争力，必须有专业服务和金融两个关键组成部分;评估整个国家的综合竞争力，也必须有这两个部分。　　面对挑战，惟一的出路就是内地与香港专业人士携手，建立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专业团队，利用香港专业人士百多年来在市场化、社会化的环境下提供专业服务的经验，结合内地的专业技术，才有可能与外国的庞大事务所竞争。否则，我相信结果只有一个，就是在未来的五年十年间，整个内地的专业服务市场会被外国人全部垄断，到时香港专业界也只能俯仰由人。　　您曾以水库落差比喻深圳和香港两地人流、物流扭曲的现象，您可否具体谈谈您的见解？　　我觉得有必要对这个问题加以深入的、全面的研究。以往不管是政府部门还是学校以及研究机构，对这个问题的研究都不多。这也是为什么我把港深和珠三角地区的卫星图挂在办公室里的原因。　　深圳今天人口1000万，香港将近700万，距离只有一个小时车程，世界上、历史上从来没有两个这样规模的城市距离这么近。欧洲、美加边境上也有一些临近的城市，但规模都很小，同时工资、物价、房价等水平差距这么大的更是没有。这好比两个大水库，中间有一条坝，但两水库的水位落差大，香港由于交通需要在坝上开了一个又一个洞。单这个问题就值得研究。　　其次，由于我们生产、生活所需，两地之间的往返不管是手续上，还是基本建设和交通运输上，必然会越来越方便。西部通道2006年通车，九广铁路落马洲支线到深圳皇岗两年内要通车，这将对两地的经济、社会、民生带来什么影响？是好还是坏，对不同阶层和界别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个问题更需要研究。从制订政策的角度看，我们可以通过对发展过程中两地互动关系的深入了解，以及比较长远的部署，使两地共同发展的势头更好。就像一艘巨大的油轮，它的动力很大，掌舵的人怎样稍微摆一下，调正航向，是很重要的。　　由于边界管理政策的关系，两地人员、货物流通的自由度是单向的，因此出现扭曲现象。每天有大量香港居民从深圳几个口岸过关进入内地，香港货车也川流不息驶进深圳;而深圳市民则需要办通行证才能过关，广东货车仍不能进入香港。　　您怎么看待在人数、人才或技能等方面，香港人才结构与社会急速发展出现错配的现状？对输入内地专才有怎样的建议？　　从主观方面说，香港人的适应能力非常强。上个世纪90年代，有数以百万计的工人离开工厂转到服务业，一些人转业后工资低了，有些工厂的熟练工人原来每月工资过万，但到酒店打扫房间只有8000或7000块。这个转型在社会上默默地进行，没有引起社会问题。香港有这样的文化和传统，不管我们将来需要经历多少次转业，这都是我们很大的本钱。　　香港土地少，各方面的成本高，因此，不管做哪个行业，我们都必须向上爬升，侧重于那些高产值、占地面积小、成本小而且不能是劳动力密集的产业，必须朝知识型社会的方向发展。在这方面特区政府也做了不少努力，包括再培训和职业教育等，我个人是很有信心的。　　同时也要看到，香港是一个有150多年历史的移民城市，香港人有今日今时的地位，与源源不断的外来人才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假若以“保障本地劳工就业机会”为由，将外地人拒诸门外，不但贻笑国际，更是香港本身的损失。输入内地专才是适当做法，香港应发布清楚的信息，让内地人知道香港有哪些职位给他们申请，另外还要简化入境手续，以吸引内地人才。　　您在推动国民教育和把基本法纳入学校课程方面，对新任行政长官有怎样的期待？　　在美国，十四五岁学生的教科书中，已经有《美国良好公民》、《什么是外国人》等书目;反观香港，很少听到提及“国家利益”这个名词。如何增强国家观念？主观上应认识中国的历史，了解其发展过程;客观上随着国家的日益强大，青年人的民族自豪感也将油然而生。　　我赞成将基本法纳入中学课程。在宣传基本法方面，特区政府在电台拥有的时间不多，学校教基本法的时间很短，教材、师资也不足够，与英、美学生学习宪法相比有差距，这些都要加把劲。　　您在1997年第一届行政长官选举时就是热门人选，当时您表示“第Ｎ届都不会选”。现在您的态度有无变化？　　1997年的时候，我确实没有选特首的想法，现在也没有。目前最重要的，是恰如其分地做好行政会议成员的工作。　　讲到“穷人孩子早当家”，香港许多人都以您作为范例。可否介绍一下您的成功之道？　　我不能算成功，不过是由于公务的原因，抛头露脸多了，所以大家说起来都知道我。其实，我走过的路，跟我许许多多同学或同龄人一样。香港许多成功人士，有不少是白手起家的。念中学的时候，班上40多个同学，很多人都是走路回家吃中午饭，连自行车都没有，两毛钱的巴士都坐不起，5分钟10分钟把午饭解决了，就赶紧往回走，夏天一个来回都是大汗淋漓的，大家都一样。　　正好我们出来工作时，碰上香港经济起飞阶段，经济发展比较快，在我们上面有很多空间，就硬着头皮上去干。所以，年轻时候就有机会坐在比较高的位置上，一干就干到今天。　　说到成功之道，我有两个体会。一是每过一天，就要把当天的事情做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二是人生犹如站在一面镜子面前，你做什么就会在镜子里看到什么。香港这个地方机会是平等的，每一份投入都会有比较公平的回报。　　在特区行政长官人选中，梁振英的呼声一直是很高的。但在记者的追问中，他却回应了一句:“第Ｎ届都不会选。”如此斩钉截铁，让人印象深刻。　　梁振英年纪轻轻就在政治上崭露头角:34岁当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的秘书长，42岁就是香港特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45岁就当上了特区行政会议召集人。面对多年来外界持续不断的关于他将成为未来特首的传言和猜测，他以孙中山的名言“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作答，强调自己只想恰如其分地做好行政会议成员的角色。　　1993年，他创立测量师行，如今在香港、内地和台湾设有10多个办事处，是中国内地首家独资境外房地产服务公司。他担任主席的戴德梁行是三家在亚欧各占鳌头的公司的强力组合，为客户提供获得全球公认的高质素房地产咨询服务。他个人事业的成功，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过人的眼光。“因为当时工作的公司，一个英国股东对香港回归不看好，人在香港但是心不在香港，心都回到英国了。而且英国是一个很骄傲的民族，历史上英国的殖民地很多，他们放弃殖民地的时候，不回国的例子很少，对我们这些没有移民的人提供了一些发展的机会。”据2005年7月最新申报资料显示，在特区行政会议7名非官守成员中，梁振英荣膺“地王”。他目前拥有5项物业，并担任7家公司的受薪董事，27个需要申报利益的团体成员。　　他还是香港专业联盟主席，代表全香港10个专业团体5万多专业人才。为发挥香港作为中国内地之外最大专业力量集结地的优势，梁振英过去几年不断组团北上，与内地对口单位互相交流，成功推动两地有关专业的资格互认、内地开放市场与香港专业人士联营等。　　讲到“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香港许多人都以梁振英为范例。和曾荫权的出身很相似，梁振英的父亲也是警察，当年靠300元月薪负担一家人生活，日子过得十分清苦。梁振英3岁就到一个教会办的学校上学。“个个同学年纪都大过我，大哥哥、大姐姐，六七岁都有。父母不管教学是否正规，总之有人能帮助看着孩子就好。我每天背着个绿色帆布书包，里面装个面包，书包上挂着个红色的胶茶杯，在教会学校捏奶粉冲着喝，吃面包，那就是一顿午餐了。”直到读中学时，他还因为吃不起学校饭堂，午饭不得不回家吃;为了节省坐巴士的两毛钱车费，来回步行一个多小时。　　五六岁时，梁振英来到孙中山曾就读的西医学院旧址荷里活道警察子弟学校读书。后来曾任香港特区民政事务总署副署长的吕孝端，在那里教过梁振英。吕孝端回忆说:“当时的荷里活警察子弟学校，上午是中学，下午是小学，有时我放学后，会为请假的小学老师代课，于是我就有机会教过当年只八九岁的梁振英。”令他印象深刻的是，梁振英那时候已经表现得鹤立鸡群。“有一次我向他们讲一个关于岳飞打金人的故事，之后问同学谁能够站起来再讲一遍，梁振英就主动举手，聪明而有技巧地重新演绎了一遍，又能好清楚地向同学提问，反映出他当时已很有领导才能。而他和他姐姐、妹妹，也就读同一学校，成绩一样好，对师长又有礼貌。”因为一家三个学生均学业出众，吕孝端还亲作家访。“当时和另一位老师去探梁振英的父亲，梁父这位忠厚长者，特以名贵的碧螺春茶叶来招待我们。梁振英说话清楚谨慎的风格，就最像他爸爸。后来梁振英成名后，在一些公众场合碰见他，大家都会闲聊几句，他还以‘吕生’来称呼我。”　　梁振英的童年时代，正是梁羽生和金庸等武侠小说应运而生的时候，而他却一本都没有看过。“父母管教严厉，认为武侠小说属于‘闲书’之流，不准看，免得浪费时间。”梁振英的课余时间都花在了阅读上。他形容自己小时候像个“小老头”，喜欢学大人读报。“父母很大年纪才生我。出生时，父亲44岁，母亲40岁了。我记得，3岁的时候父亲抱我在怀里，教我读用一元钱买回来的《工商日报》副刊。读完后，我就拿到报摊去补5毛钱换儿童报纸，看报上的漫画。”　　父母不准看武侠小说，中国四大名著倒看了三本，除了《红楼梦》。“我嫌它太女性化，太枯涩了。”等到去英国上大学，梁振英反而将《红楼梦》带上路，陪伴他度过那段寂寞的留学生涯。随身带去的，还有一本《山东民间传奇》。“我父母都是山东人，他们在家里总说山东话。我们听得懂话中的意思，可是不知道怎样写出来。看了《山东民间传奇》以后，才恍然大悟。我每星期都写信给姐姐，告诉她我的‘新发现’，分享喜悦。”比如，“刘姥姥带外甥进大观园”，其实她带的是外孙，因为山东话里“外甥”指的是外孙。根据山东习俗，不论辈分，在外面生的全是外甥。　　梁振英学成后，放弃英国一份等待他上班的高薪位置，毅然返港。“我可能看中文书太多了，受到中国传统伦理观念的影响，觉得父母年老了，应该多陪伴他们。”　　重视中文，却不能轻视英文。梁振英在与青年学生的交流中多次强调，香港人必须在全球一体化中放眼世界，要具有国际视野。“如果英文程度高，可以涉猎的书籍种类更多，接触新鲜事物更直接，视野和选择更广阔。”　　因为业务的需要，梁振英经常要到世界不同地方工作，他发现“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同时也越来越大”:“现在不少香港的工程设计和计算，是由内地的建筑师负责，再用传真送回香港;也有印度医生，通过互联网为美国的病人在夜间作初步断症，可见世界越来越小。同样，9·11事件发生后，世界各地很快便收到消息，甚至使10多小时飞行距离之外的香港人感到不安。科技进步，交通方便，令我们可买到来自非洲的观赏鸟，吃到来自印度的螺头，我们的世界越来越大。在世界变大和变小的同时，国家之间的相互影响，出现了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局面。”　　是什么促成全球化和一体化？梁振英笑言，这与客运、物流和通讯的发达有关:“1974年我去伦敦读书时，飞机不能穿越中国和俄罗斯，还要避开越战，所以要停泰国、印度和中东，才到达伦敦，单程票也要3000多港元。我1977年回港工作，每周打一次电话给还在英国念书的女友，3分钟要100元，等于我一天的工资。今日，不少人到国外工作或进修，一年回来好几次，天天在公司打长途电话，开视像会议，所费也不多。客运和通讯的发展，加速了全球化的发展。”　　全球化带来了什么？梁振英说，“在互联网和通讯发展的影响下，促成人类对共同语言的需求更大，英语变得更为重要。我们以为通过互联网和参考书已知道世界上很多信息，其实我们只是明白更多事物的更小部分。香港的优势，就是中西文化兼备。要将这种优势发挥下去，就要站在香港，看世界不同的地方如何为香港所用。”　　在香港名目繁多的酒会、典礼等应酬中，很少看到梁振英，有人因此说他“比较高傲”。他对此的解释是，“家中有三个孩子，责任比较重。尽量在晚上陪他们做功课、聊聊天，早上只要我没有早餐会，又在香港的话，我就开车送他们去上学。中国有句话‘忠孝两难全’，我觉得亲情还是很重要的。”梁振英的太太是英国留学时的同学，他们是在校友的活动中认识的。太太念的是法律，曾是一名优秀的律师，有了第三个孩子的时候，不当律师了。“由于结婚后忙自己的事业，我们比较晚生孩子，1989年有了第一个孩子，过两年有了老二，再过两年有了老三。当爸爸的要尽责任，所以很少到外面应酬。”　　话虽如此，也有例外的时候。有一次香港山东商会晚宴的当天，正碰上太太的生日，他为了出席此次晚宴特意与太太提早庆生日，足见他对乡情的重视。晚宴上，他罕有地提及自己的“家世乡情”，说小时候就跟随父亲参加冀鲁旅港同乡会活动，当时家乡土特产山楂、红枣、海参、海蛰等，只有在同乡会中才能买得到。父母战前从山东威海移居香港，在香港认识后结婚，他们总觉得自己的家在山东，不在香港。梁振英小时候常听父亲说“回家”，但由于过去半个世纪里的各种变故，老人家至今未曾踏足过家乡。他希望自己将来能带着太太和子女回家乡走一走。仔细观察和感受梁振英的为人处事，他确有“山东人的淳朴、直率和豪爽”。　　热爱家庭的梁振英，常在假日里带家人外游。但2004年的圣诞节，他们一家却体验了一次劫后余生的经历。南亚发生海啸时，他和太太带着三个孩子在马尔代夫度假，他们身处的小岛经受四五次海啸的冲击，如果规模再大一点，整个岛就会被淹没。当时他收到香港朋友的短信，知道他们担心自己的安危，但岛上的对外通讯完全隔绝，电话无法打出，小岛外发生什么事，他完全不知。其后他知道震中在东南亚，曾一度担心香港会受波及。几日几夜，整个岛上没电没水，500多名来自不同国度的游客，同命相怜，彼此关怀、互助。“孩子也明白了大自然的威力和人类的渺小。”而在海啸的前一天，他和孩子玩浮潜时已看到“异象”——珊瑚死亡。劫后余生，梁振英觉得与家人的关系更加亲密:“对子女，这是一次难得的体验，让他们明白在灾难中要顾及他人的需要。”　　梁振英的口才在香港政界公认是一流的，而他和笔者的谈话，始终是以快速流畅、逻辑严谨的普通话进行的。问及他普通话何以讲得如此之好，他说从没有跟老师学过，从1978年开始与内地的来往中，一点一点学会的。　　访问稿整理出来后，考虑到涉及许多数字和专业问题，笔者就用电邮发给梁振英审核。没想到几个小时后，他的秘书就通过传真把他亲笔修改过的稿件退还给我，不仅修正了若干事实，连不合适的标点也一一做了更正。　　梁振英简历个人背景:1954年生于香港；1974年毕业于香港理工学院建筑测量系，1977年获英国布里斯托理工学院测量及物业管理学学士学位家庭状况:与妻子育有一子二女曾膺殊荣:1999年获香港特区金紫荆勋章任职履历:1988年起曾任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秘书长、香港特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1997年起任香港特区行政会议成员、行政会议召集人，香港特区政府策略发展委员会及长远房屋策略咨询委员会委员、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理事会主席、香港专业联盟主席2002年7月，出任香港特区行政会议非官守成员　　陈智思：香港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1)　　最年轻的立法会议员、最年轻的行政会议成员，这就是陈智思。　　董建华辞去行政长官后，陈智思在报章和其通讯刊物中撰文赞扬他对基层的关怀，对社会福利的承担，表达对董建华的感念。陈智思因此被媒体称为政坛“稀有动物”。　　专访：凡事不能看表面利益　　您从1998年33岁时当选为最年轻的立法会议员，之后连任三届，2004年10月又成为最年轻的行政会议成员，在香港可说是绝无仅有。您成功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路是人走出来的，最重要是自己要把握机会，放眼世界，终身学习，不要只顾眼前利益。　　我15岁离开香港到美国求学，毕业后在当地工作了一年，便回港任职保险公司的投资部。1998年香港特区第一届立法会选举时，保险界有一个席位。这是保险界第一次在香港的立法机关有席位，当然要有人参选。一开始报名参选的几个人是来自外国公司的，香港本地的公司就觉得我们怎么可以没有人参选？但大部分本地公司的老板年纪都较大，于是就有人找到我，结果顺利当选。当初根本没想过连任三届，那时我不要说对政治，即使对保险业也完全没有认识。我所有的选民也都知道我不是做保险的。正因为此，我惟有经常走访业界，虚心向前辈请教，边学边做，可以说天天都学新事物，才能适应自己的角色。　　我当社会服务联会主席其实也很偶然。2002年当时的立法会议员李家祥先生当了四年主席后要退下来，希望找一个合适的人选来接替他，据说找了很久找不到。他和我是老朋友，是当时立法会里的“早餐派”，他要我出来帮帮他。我说，我对社会服务不了解。他说，没有关系，一个月开一次会，一年开12次会，很简单的。我就答应了。当上主席后才知道其实根本没那么简单，不是一个月开一次会，差不多每周都要参加两三次有关社会福利的会议或活动。所以，我现在常常对李家祥开玩笑说他骗了我。不过如果当初不加入社服联会，后来也就不可能进入行政会议。所以凡事不能看表面利益，要把握每一个机会。　　我读大学时主修美术，与商界风马牛不相及，但我仍然在商界取得了成就;及至进入立法会，当年学的专业一样有发挥的机会。好多人都不知道，立法会的标志，就是众议员推举我负责处理的。因为议员中只有我比较懂得美术。　　您出任行政会议成员之初，曾表示您在其中的角色，是加强政府、商界和社会福利界的沟通与了解。您如何认识这种沟通与了解？　　我是保险业的代表，同时我家族的背景是银行业，从政府制订政策的角度，金融界的意见很重要;我虽然不是社会服务界的，但我是香港社会服务联会的主席，代表为香港提供超过9成社会服务的300多间非政府机构;在立法会我所属的“泛联盟”，即5个独立身份的议员，来自不同的专业界别和功能组别，在2004年9月选出的新一届立法会中，我们握有非常关键的5票。董建华先生选我进入行政会议，我想主要是基于我的代表性，不仅可以带入一些不同行业的声音和意见，而且能够争取立法会“泛联盟”对政府政策的支持。　　从您出任行政会议成员以来，您对自己扮演的角色、发挥的作用是否满意？　　我出任行政会议成员以来，香港发生了许多不同的事，从董建华先生退下来到曾荫权先生就任新的行政长官，等等。因此，我在参与行政会议日常事务的同时，还要面对许多不曾预料的事。可以说，整个过程充满挑战。　　您很支持曾荫权参选行政长官，认为他是行政长官的“最适合人选”; 您也在报章上发表文章，十分感念董建华。可否讲讲您对他们的认识？　　董先生是一个非常好的好人，我从来对他都是充满敬意。他对每一件事，都是从国家和香港的大局出发。香港有的批评对董先生是不公平的。港英时代不鼓励香港人参政，大家光知道做生意赚钱，所以香港政治人才很少。七八年前，包括我在内，绝大部分港人对政治可以说既不懂又无兴趣。董先生敢于出来做行政长官，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回归后，香港经历了亚洲金融风暴、非典等前所未有的冲击，在我们看来，他已经做得非常之多、非常之好了，当然还可以做得更好。一些在金融风暴、非典中受影响的人，把所有怨气都撒到董先生身上，这很不公平。我们都承认，他不是个政治家，不善于表现自己。许多人并不知道董先生在争取中央和内地支持中所做的努力，他为搞好两地关系、向中央反映香港情况，做了很多，但他很少通过传媒或其他渠道讲出来。董先生很勇敢，肯踏出第一步，几年来推行许多新政策和改革，它们都不是一时三刻见效，通常要经过若干年后才能看到好处。要配合天时、地利、人和，还要讲求包装。　　曾荫权先生在政府服务30多年，熟悉整个公务员系统的运作，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管理能力。特别是他懂得如何与传媒和市民沟通，这是作为政治人物很重要的一个本领。如果要建立一个平稳的管治班子，他毫无疑问是最适当的人选。曾先生和董先生的背景、经历、特长等完全不同，但他未来所面对的问题同董先生是一样的，可能由于手法、策略和技巧问题，他会在政策的解释和推广方面做得好一些，但困难、压力和挑战是不会少的。无论如何，我都会一如既往支持曾先生迎接这些困难和挑战。　　您当过三届立法会议员，如今又兼任行政会议成员，能否结合您的实际观察和感受，讲讲您对改善行政和立法的具体建议？　　这些问题短期内很难解决。我们现在行政会议的构成与港英时代差不多是一样的，只是增加了几位司局长，但行政和立法的关系完全不同。港英时代的立法局不是选的，是委任的，行政会议所做的决定，立法局一定会同意的;而现在的立法会是选出来的，他们要根据选票的需要来决定他们的表决意向。不单是那些永远为反对而反对的反对派，即使那些和政府关系亲近的政党，他们为了自己那部分选民的利益，在事关经济和民生等议题上，也不一定事事支持政府。比如禁烟的法例可能影响到餐饮业的生意，自由党的选民有不少在餐饮业，他们就会有保留;为防治禽流感要杀掉一些鸡，就影响到渔农界的利益，民建联也有可能有保留。　　现在酝酿政策时，行政会议非官守议员往往只能在较后阶段才能参与制订工作，因此发挥的空间不大。希望在新的行政长官任内，可以改善决策部门和行政会议以及行政和立法的关系。现在政府起草的法案，主动权在政府，行政会议在后期才参与讨论，到立法会要修改时或有争议，因此很多时候在立法会表决时票都很紧张，我所属的“泛联盟”的5票成为左右结果的关键票。曾荫权先生希望友好的政党可以始终支持他，可是并不容易，这也因不同的法案而异。为了通过一项政策，把许多工夫花在拉票上，即使通过也是微弱多数，政府显得很弱势。所以，我希望政府决定的政策在提交立法会之前各政党就能参与，以保证在行政会议和立法会里有足够的支持。但这样做的结果，政党政治有可能太过发展，容易损害基本法规定的行政主导的政治体制。因此，未来这仍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您曾经讲过，一次游行中，看到自己的照片上被打了个大叉，心里很难受，由此想到“考虑公众整体利益时，永远有一少部分人的利益受影响”。以您多年从政的经验，参与决策时如何凭良心和以公众利益为前提？　　制订各项政策、法令，如同为素未谋面的人量身裁衣，对大众的影响隐形而又可能很具体，会给一些人的一生及其家庭带来很大影响，同时又可能帮助到很多人。制订任何一项政策，首先要从整体利益来考虑，我们当然要把80％以上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但以前我可能因此不太考虑20％人的要求，现在我会在考虑整体利益时，尽可能想办法把这部分人的损失减到最小。比如，在禽流感爆发时，政府一般会关掉所有卖鸡的场所，香港差不多有8000名经营者会因此受到损失。尽管他们与全港700万人相比是少数，但也应该尽量把他们以及他们的家庭因此所受的影响减到最小。　　诸如此类，我们讨论政策和立法时，常常要面对不同利益的人，在大众和小众的利益间周旋。小众或许与整体利益对着干，但这又是否可以完全不理会他们，不从他们的角度考虑？无论何时，言行决定前，尽量避免轻率。　　以您的出身和经历，您怎么了解中下层人的生活和感受，从而把他们的意见带到决策层次？　　老实说，以前我的确没有太多机会跟我生活圈子以外的人沟通、了解，虽然我家里有工人，公司有雇员，但作为对社会的了解，这是远远不够的。比如以前常听一些人说社会福利开支是“养懒人”，其实我以前也是这样想的。我曾问过十个朋友，几乎十个都说不清楚社会福利开支是给谁用的。我当了社会服务联会主席后，先后同联会300多间机构中的200多间有了接触，有机会亲身去了解不同的社会问题，才知道领取综合社会保障援助的人士中，59％是独居老人，只有20％是失业人士。　　香港弱势社群的问题，如独居老人问题、新来港移民问题、贫困家庭子女教育和就业问题等，以前我只是听来的，或是从报纸报道中看到的。参与社服工作后，有几次我在凌晨2点钟左右走访一些仍然在街头流浪的青少年，看到一些孩子由于父母每天都在外边做工，他们缺少照顾，很小就辍学在家，没有工作，没有生活目标，有的甚至和黑社会组织混在一起。香港一些人常常批评政府放在社会服务方面的钱太多，他们不知道，社工要花很多时间，五年甚至十年，才可能改变一个人的思想状态和谋生能力，完全从做生意的角度来看其中的成本、效率是不行的。我现在是“双面身份”，一方面，我身在商界要追求商人的利益，但另一方面，对社会服务就不能功利化。有一次在跟一班智障青年见面之前，我担心应该如何跟他们沟通，他们会不会向我提出什么要求，是不是需要金钱的资助？在两个多小时的交谈之后，他们给我的只有一个明确而简单的信息:希望社会多了解他们，希望有更多人愿意听他们的心里话。实际上，真诚的沟通就是回馈社会的最好行动。　　以往许多年里，服务界和商界之间的鸿沟很深，服务界认为一些商家“为富不仁”，而商家则认为解决社会问题完全是政府的责任，甚至认为社会福利开支是“养懒人”。我以自己的“双面身份”，正好可以在趋于两极化的基层和商界之间搭起一座沟通的桥梁，让商界看见有需要帮助的大多数人，同时令社会基层看见有承担的商家。为此，2002年我们创办了“商界展关怀”活动，鼓励商界与社会服务界携手关怀弱势社群。这是香港首个以推动商界与社会服务界建立互惠和紧密伙伴合作关系的项目，得到了本地企业和跨国公司的积极回应，从开始时200多家商界的公司参加，到2005年5月已经增加到700多家。企业在参与过程中与社工开展了不同形式的合作。比如天水围的新移民难以适应香港的生活，社工与商界合作教他们学习理发、烹饪等技能，无形中扩展了新移民的社交圈子，商界也在尽一个企业公民责任的同时，获得了建立紧密劳资关系、提升公司品牌形象和市场竞争力等益处。起初政府对搭起这座桥梁并不看好，但现在也积极资助支持。　　在事关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问题上，您怎样看待香港商界的意见？　　现在所谓的商界意见，主要以财团声音为主，甚至是以地产商的声音为主，并不能代表所有商界的声音。商界其实不单只有大财团，反而不少商家的利益，未必和大财团一致，例如他们不愿看到大财团垄断。商界其实和中产比较接近，主要希望在税务负担上，不要承担不合比例的重担。　　随着香港人口老化以及市民对社会保障的日益重视，您如何看待保险业在未来香港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现在港人对市民社会保障方面的意识愈来愈重，而人口老化的问题，也令市民更重视自己的退休安排。预计在20年后，香港老年人口将占社会人口的20％以上，所以保险业未来在香港将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您担任45家公司的独立非执行董事，和17家公司的受薪董事。由于您有利益关系的公司比较广泛，因此有人认为您作为行政会议成员，很难回避所有利益冲突。您对此有何看法？　　我其实只担任5家外面上市公司的董事，其余的大部分公司都是我集团的子公司。我担任公职后，申报了所有的公司名称。实际上，除去我的子公司，我真正任职的公司并没有那么多，而且我的子公司有的只有名称而并没有实际的业务。　　按照规定，行政会议讨论的议题如与我的利益有关，就必须回避。我在行政会议上至今只碰到一次需要回避的问题，那是在讨论有关香港和泰国贸易问题时，由于我是港泰商会主席，我就回避了。仅此一例。假如我是做地产的，可能经常会有这样的麻烦。香港最敏感的问题往往跟地产有关。我是做保险的，但谈到保险的问题一般不会跟我自己的公司有关系，所以我很坦荡地面对这个问题。　　您的座右铭是“珍惜眼前一切，不要令自己后悔”。这是否是您人生经历的总结？　　回想18岁那年我不幸患上了血管收缩症，医生替我做过多次搭桥手术，过程很痛苦。现在我身上仍有5条贯穿脑部和肾脏的假血管，每天还要吃很多药。患病初期，我一度曾自暴自弃过。亲戚、朋友的关心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压力，总觉得那些叫你别多想、接受现实的话是骗人的。但日子久了，我问自己:自己的状况是否如想像中那么差呢？其实比自己病情严重、年纪比我小的病人有的是。我相信人生中总有些事情在等着自己。经过三四次手术后，我更加珍惜生命。为了保持身体健康，我现在不但滴酒不沾、不吃煎炸食物，而且坚持每天抽两个小时做运动。从好的角度来看，这个病让我变得更加成熟，如果没有这个病我未必能做到立法会议员。　　我不是一个顾家的人，正因为这样，我更加感觉自己做得不够。以前什么都想去做，什么都想去尝试，如今我觉得下一个机会应该给家庭。世上许多事情，这次没有了，还有下一次，但家庭，错失了机会就没有了。我不想将来日日后悔。在出任行政会议成员之初，我针对媒体有关下届特首人选的猜测时曾表示:4年之后我将不做下届特首、不做立法会议员，让其他有兴趣的人参与。我有两个儿子，一个5岁，一个两岁多。未来的三四年正是他们成长的重要时期，需要花更多时间，我在专心完成这届立法会议员任期后，想与太太共同承担教育他们的责任。当然，如果社会有需要，我仍然乐意担任一些公职，为市民服务。　　您出任立法会、行政会议、金融保险和社会福利等多项公职，以致在香港有“公职王”之称。您是怎样支配自己的时间的？又是如何适应不同领域的工作的？　　其实我已尽量在减少公职的数目，但不少公职都是相关的，我只好尽力而为。最初当然要花时间学习和适应这些工作，我还聘请助理帮我分担一部分工作。但最困难的工作不在公司和立法会里，而在我自己的家里。作为父亲和丈夫，我就不好假手于人，一定要亲力亲为。　　您曾经批评香港传媒很多报道“扭曲了原本故事”，呼吁市民“要以批判性对待新闻报道”，为什么？　　我差不多每天坚持阅读全港的十几份报章，但又不尽信报章的报道。我们享有新闻自由，这是我们文化和生活的重要部分，但新闻报道并不百分百准确。传媒希望得到销量和吸引听众，他们为追求趣味和卖点扭曲原本故事，对于事物的本来面目反而不注重。有一次，我就一个问题发表意见，同一句话在4份报纸上却有不同的演绎。因此，我们只有以批判的态度对待新闻报道，才可以了解不同媒体的立场，以免被误导。　　曾经在死亡边缘徘徊的陈智思，虽懂得生命可贵、享受人间喜乐，却不得不经常接近“天堂”。2005年5月，当香港一家媒体请他向读者推荐一本书时，平日很少读小说的他，一下子就想到了《在天堂遇见的五个人》。　　被誉为“公职王”的陈智思，多年来虽与书本咫尺相对，但高高堆起的文件却总让他与它们无法接近。而这本美国作家的小说竟有这份魔力，单凭它的名字就能让陈智思毫不犹豫地细读，相信也是这本百万畅销书的普遍趣味所在。而陈智思更有一番个人的体会:自己生命中的一些经历，一些感受，与这本书联系上了。　　书一开头，就倒数主人公、游乐场维修员艾迪在生命的最后一小时，为救一个小女孩而丧命。悠悠八十载，他找不到生存价值，直至上了天堂，先后遇到五位与他或擦身而过或亲密非常的人，他们告诉他如何各自与他的生命交错，他才渐觉不再孤独，放下怨恨冷漠，拾起爱和生命的意义。　　艾迪来自低下层家庭，没有机会离开小镇外闯，战争又为他带来一条瘸腿;而陈智思乃泰国盘谷银行创办者的孙子，到美国留学，后来接掌父亲经营的保险业务，如今成为香港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　　相比起来，艾迪得到的很少，陈智思被给予的很多。但是，两人曾经有着相同点——艾迪对生命的抱怨与失落，就是18岁进入手术室前的陈智思;他们都站在死亡的镜子面前，找到了生存的自己。　　陈智思在精力最充沛的年华，患上血管收缩症，先后3次接受“搭桥”手术，换了五条人造的脑部和肾脏的血管。“等待、埋怨、期望，不同阶段，我统统试过。”“手术前的深夜，才后悔没珍惜和家人一起的时间……”陈智思如今投身社会事务、热衷体育运动，在外人眼中他总是那样精力充沛、日理万机，还不时在报章和电视上发表高见，其实十多年来他的烦恼未休——2003年，医生又发现他通往肾脏的血管再次出现收缩的情况，需要做手术，每半年还要例行做身体检查。　　书中，艾迪上了天堂才顿悟一切。陈智思在多次手术，也即在死亡边缘来来回回间认识到，每个人所扮演的人生角色，未必是自己喜爱的，甚至无感觉。但就如该书主人公经历过战争、伤残等过程，被迫做自己不愿意做的工作一样，直到他到了天堂，才知道自己扮演的角色竟然帮助过很多人。　　陈智思的家族事业是由爷爷陈弼臣在泰国白手创业，凭着不眠不休的拼劲，从一个普通职员成为亚洲当时最大银行泰国盘谷银行的创办人。上个世纪60年代，陈家代理德国宝马轿车，还是香港最大的米商。父亲陈有庆是亚洲金融集团董事长，曾任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在陈智思眼中，爸爸很开明，从来不会以“指指点点”的方式教导他如何处事。“不论读书选校、选科，以至找太太，我都可以完全自决。”虽然如此，他还是深感来自家族的无形压力。“因为家族从事的是金融行业，诚信要长时间建立，而一个小错就可能使诚信尽毁。”他说，虽然有钱是一个很好的成功指标，但最重要的还是别人怎么看你，是否尊重你。　　回想当年在泰国出席爷爷的葬礼，那个场面令人感动。当时成千上万的市民在街头排队，为的是进入殡仪馆鞠躬行礼。要陈智思二选一，在爷爷与爸爸中选出一位对他影响最深的，实在有点难。尽管与爷爷相处的日子不多，但对他来说，爷爷、爸爸对他影响之深，并非他们在商业和财富上的成就，而是他们得到社会广泛认同和尊重给他带来的启示。“爷爷在商界的地位不用多说，只有小学学历却能创办出曾经是全亚洲规模最大的银行，一定要有知人善任的能力；父亲则是好好先生，永无仇人。”他从爷爷、爸爸身上学会了处事之道。“人为什么活着？是为了得到一时的利益、好处，还是要得到大众的认可？”在他看来，“口碑和受人尊敬比财富更重要。”　　正因为如此，陈智思或许在其他事情上不大计较，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却是态度鲜明和决绝的。当香港一些政治势力鼓动掀起用“公投”决定2007、2008年行政长官和立法会是否全面“普选”时，他旗帜鲜明地表示，这是一种不可为而妄想为之的做法，不但对香港百弊而乏一利，而且有违法律依据。在董建华辞去行政长官后，陈智思在报章和其通讯刊物中撰文赞扬他对基层的关怀，对社会福利的承担，表示身为社联主席非常感念董建华。对此，就连一向攻击董建华的媒体都感慨:“现在大家不‘踩’董建华两脚已算很好，陈智思还肯为他花费笔墨，真是政坛‘稀有动物’。”　　在父母眼中，陈智思是一个孝子。一次电台请陈智思父子做节目，结束时主持人请陈智思点一首歌送给父亲，他以一首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逗得老爸笑逐颜开。每年母亲节，他都要和哥哥“做东”，全家人一起，请妈妈吃饭。　　在妻子和两名幼子眼中，他又是一个可亲的丈夫和爸爸。他坦言，太太对他的支持很大。“每当面对市民的批评和不满时，都会想起太太”。无论在工作和家庭中，都会遇到很多问题，有时候未必可以跟其他人交流。但身为虔诚教徒的太太，则每每祈求神给予他一些能力和帮助，从不同角度分析问题。他得意地爆出一个秘密，他的两个“心肝宝贝”都喜欢画画给他，反而不给妈妈，“可能这是他们较少见到我的缘故”。而开始懂事的大儿子一句“为什么成日在上班”，更让他下定决心，完成四年立法会议员任期后将不再参选，做个“二十四孝爸爸”。　　陈智思简历个人背景:1965年生于香港；1988年毕业于美国加州Pomona学院，主修美术家庭状况:妻子杨碧玲,育有两子任职履历:1988年，加入证券商第一波士顿东亚组1989年，回港加入家族私人资产管理公司，任总裁1990年起加入亚洲金融集团，后历任亚洲金融集团常务董事、亚洲保险有限公司总裁、亚洲商业银行有限公司董事、泰国盘谷银行香港分行顾问1998年，当选为立法会保险界功能组别议员，2000年再次当选，2004年第三次当选2004年10月，出任香港特区行政会议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