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1.序近年来，关于华尔街的神话流传甚广，那些银行家和投资者引起了太多人的崇拜。这本由曼哈顿学院的金融学教授查尔斯·Ｒ.盖斯特写的书，无疑给我们讲述了更多的故事——神话背后的故事。从历史的角度看，资本市场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而不断发展成长起来的。封建时代的农业经济与资本主义工业相比，是那样的微不足道，即使封建领主拥有大片土地，也无法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去经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资本的巨量需求，如铁路的兴建，钢铁、造船业的发展，大公司的组建，都需要大量资本，它已不再是几个家族可以承受的了。于是，股份公司式的生产经营模式出现了，并成为近200年来的标准企业模式之一。股份制的最大特点是要通过向公众出售股份的形式，筹集公司运营所需的资本金，从而使股份持有人成为股东。向公众公开出售股份及股东想卖掉自己的股份都需要一个市场，因而，股票市场出现了，它成了大规模开发与大规模生产的资本集结地。同时，在股票市场上代理公司发行股票和代理客户进行股票交易的公司也出现了。这种公司就是证券公司。在美国，证券交易商们在纽约华尔街这个舞台尽情地表演，舞台的灯光与观众的目光从不间断地聚焦在他们身上，比起好莱坞的演员们，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角色里面有好人，有坏人；有奸诈和投机，也有精明和奋斗；有爱国热情，也有与政府讨价还价，锱铢必较。这就是故事的来源。证券公司不但为股份公司发行股票，他们也为企业与政府发行各种债券。在美国的历史上，南北战争、两次世界大战的军费筹措，没有证券商们的贡献，没有他们努力为政府推销公债，恐怕美国的历史就不是现在这样。因此，战争期间，一些券商也往往被捧为"英雄"。当然，商人就是商人，他们要为利润而奋斗。为政府发债既是赚钱之道，也是同政府密切关系的重要途径，这种关系使券商的社会地位不断提高，为进一步赚钱打好基础。奇怪的是，在这个最具资本主义特征的市场里，证券公司不断地帮客户把股票卖给公众，使股份公司成为大公司的标准模式。但是，这些券商本身，却长期地保持了合伙制（甚至家族制）的公司模式。这种模式保持了１００多年，直到近年来，随着业务竞争与管理规则的变化，他们才逐渐将合伙制转变成了股份制，成为上市的公众公司。合伙制公司是公司的发起人邀请有限的合伙人出资或以其他形式参股所形成的公司。一般有三种形式成为合伙人：一是家族成员入伙，在合伙公司成立之初，往往将家族成员列为合伙人；其次是带资金入伙，合伙公司在公司创立或公司扩大业务需要资金时，邀约合伙人入股；第三种是合伙制公司发展过程中，根据公司的章程规定，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逐渐晋升为合伙人。这种合伙人并不需要投入资金，但可能是因为业务开拓得好，或因为他们的加入带来了大量业务的缘故。合伙制公司可以不像上市公司那样需要接受证券管理部门和公众的监督，也没有其他股份公司那样多的股东，这样可以减少意见的分歧与高利润的流失。这也正是证券行业高知识型管理对高利润率的自我分享模式。但是，在现代经济的激烈竞争下，资本的大小也常常成为中介机构业务规模、业务标准、服务质量和风险承受能力的衡量标准之一，扩张资本的压力终于使美国证券业的合伙制坍塌了。大证券公司纷纷改制成为公众公司，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美国证券公司资本雄厚、咄咄逼人的形象。这本由查尔斯教授写的书，并不是一本教科书。但你完全可以把它看成一本美国证券史，一本华尔街发展史。那些早已耳熟能详的证券公司，如摩根士丹利、美林、高盛、雷曼兄弟、所罗门兄弟公司等等，究竟是怎样由小商号变成大公司，又怎样由合伙制公司转变为股份公司。也有一些我们不太熟悉的，但曾经也在华尔街荣耀一时的公司，是如何盛极而衰，被淘汰出局的。他们的故事，对我们既有启发，也有警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资本市场仅仅经历了十多年的时间，但演绎的故事，其惊心动魄之处也不亚于华尔街，公众对券商们的评价，与华尔街如出一辙。当然，华尔街的老板们，有不少挥金如土的，也有慷慨捐款、热心慈善的。中国的券商还没有那样的奢侈，但也没有那么慈善。我们必须认识到，资本市场有其固有的特征：那就是其风险性和投机性。没有无风险的资本市场，也没有无投机的资本市场。无论在哪里，无论在哪个社会，如果你要建立资本市场，想让它为这个社会服务，你就得承担由于风险和投机带来的社会成本。有人想等社会成熟以后，没有或只有很少投机的条件下建立资本市场，那只是一厢情愿。也有人认为中国的资本市场太多投机，是一个赌场，要推倒重来。我们也可以预见，重新建立的资本市场也同样免不了投机与风险，因为这是它与生俱来的特性。当然，我们应当在资本市场上建立更为严格的监管制度，减少市场操纵、伪造公司报表等行为对市场的破坏，以减少成本。但是我们也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即使像有些人推崇备至的完善的美国股票市场，近年来也出现一些大公司造假的事情。其实，在美国２００年的资本市场发展历史中，此类事情并不是个案。认识这一点，对于认识中国资本市场及其发展非常重要。市场的建立是一个过程，市场的完善更是一个过程，我们都在这个过程中进步，而不存在所谓的"最终"。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在中国的经济改革过程中，股份制改造对于一些公司来说是最佳的，但并不是说只有改制成股份公司才是现代企业。比如说家族式公司和合伙制公司，在一定经济发展时期，是最适合一些公司的组织模式。实际上，即使现在，发达国家中仍有不少家族式公司，或由家族控制的企业集团。而在国际著名的中介公司中，仍有相当比例的公司采用合伙制，他们仍然运行得很成功。因此，在中国的经济改革中，不要一窝蜂地追求单一模式。据说，在一所名校的ＥＭＢＡ班上，老总们向老师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是给他们讲讲美国的老板们是如何掘到"第一桶金"的。如果此事当真，我倒是想向老总们推荐这本书。华尔街的老板们倒还真有不少"掘金"经历和经验——尽管本书的目的并不是要向大家讲这些故事。这本书里的专业名词比较多（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金融是一个很复杂、运作技巧很高的行业），但是本书的故事性和文笔都是不错的，读起来不会感到枯燥无味。应编辑之邀写成此文，是以为序。唐旭第一部分 2.华尔街投资银行史大事记1818年约翰A.布朗商号成立1832年维米利商号成立1836年S.M.艾伦商号(成立于1808年)倒闭1836年阿诺奇·克拉克创建克拉克-道奇商号1837年奥古斯特·贝尔蒙特商号成立(该商号于1924年解体)1838年德雷克赛商号成立1848年雷达飞瑞商号诞生(至今尚存)1858年雷曼兄弟商号诞生1861年杰伊·库克离开克拉克-道奇商号，创立杰伊·库克商号1864年J.W.塞里格曼商号成立1864年乔治·皮伯第商号改名为J.S.摩根商号1868年科恩-娄布商号成立1869年高盛成立1871年德雷克赛商号和J.S.摩根合并成为德雷克赛-摩根商号1873年杰伊·库克商号倒闭1873年杰伊·库克的女婿重振岳父的事业，建立查尔斯·D.巴尔尼商号1894年J.S.摩根商号改名为J.P.摩根商号1903年E.F.哈顿商号成立1905年维米利商号改名为威廉-瑞德商号1910年所罗门兄弟商号诞生1914年美林成立1920年威廉-瑞德商号改名为狄龙-瑞德1930年布朗兄弟商号与哈里曼家族兼并成为布朗兄弟-哈里曼商号(延续至今)1934年德雷克赛-摩根商号改回原来的名字——德雷克赛商号1934年从J.P.摩根中分离出摩根士丹利(J.P.摩根营运至今)1937年查尔斯·D.巴尔尼收购了爱德华·B.史密斯商号，成立史密斯-巴尔尼商号1966年德雷克赛商号收购了哈里曼-里普利商号，成为德雷克赛-哈里曼-里普利商号1970年德雷克赛-哈里曼-里普利改名为德雷克赛-凡世通1971年德雷克赛-凡世通商号与本海姆商号合并为德雷克赛-本海姆商号1974年基德·皮伯第商号收购克拉克-道奇商号1976年德雷克赛-本海姆商号与威廉·D.威特合并，并且采用了威特商号中一个主要投资人的名字，更名为德雷克赛-本海姆-兰伯特商号1981年所罗门兄弟商号与菲布罗商号合并为菲布罗-所罗门(1985年又恢复为所罗门兄弟)1984年谢尔逊美国运通收购雷曼兄弟1987年E.F.哈顿被谢尔逊收购1990年德雷克赛-本海姆-兰伯特申请破产1994年谢尔逊美国运通放弃雷曼兄弟商号，雷曼兄弟得以延续至今1997年史密斯-巴尔尼与所罗门兄弟商号合并为所罗门兄弟-巴尔尼商号，该商号成为今日花旗集团的一部分1997年信孚银行集团收购阿力克斯-布朗1997年狄龙-瑞德被瑞士银行集团收购1997年摩根士丹利与丁-威特合并为摩根士丹利添惠1997年阿力克斯-布朗被信孚银行集团收购后成为今天德意志银行的一部分1997年高盛首次公开发售股票，成为公共持股公司第一部分 3.引言（1）在长达15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的名字曾经被作为华尔街的同义词。他们之中最成功的那些，早已成为街谈巷议的对象，成为嫉妒的标靶，成为政治中伤的目标，成为财富与权力臭名昭著的象征。即使是那些今日已不再家喻户晓的名字，在19世纪时也都曾经被写在酒吧小调中，被人们口口相传。远在体育明星和流行乐手还没有占据新闻版面之前，他们是这个国度里真正的社会名流。他们就是隐藏在伟大的华尔街合伙制企业背后的名字——那些了不起的名字。他们之中有的极其著名，可谓家喻户晓；有的却宁愿隐身幕后，专心打理生意而不愿太惹人注目。他们的全盛时期从1812年的美英战争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末结束，在那段时期，华尔街上绝大多数证券商号都还是以合伙制为组织形式的。如果把他们的名字一一列出的话，听起来就像纽约的社会名人录，而纽约正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谋求生计的地方。如果没有他们在事业上的巨大成功，这个国家的文明进程恐怕不会像现在这样引人注目。多年以来，大都会歌剧院、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以及其他许许多多重要的文艺机构和教育组织都从他们的慷慨捐赠之中获益良多。许多大学校园里的建筑物都以捐赠人的名字命名，那些名字听起来活像是一本美国银行界名人录，尤其以二战以前就名扬天下的银行家居多。华尔街银行王朝的崛起，印证了19世纪白手起家、一夜暴富的故事。一个年轻小伙子从北欧移民到了美国，建立起自己微不足道的小生意，通常是在南部或者中西部挨家挨户地推销、贩卖各种小杂货。几年以后，他成功地"升级换代"，成为纺织品商人，并且在进军纽约之前已迅速在别的州开设了若干店铺。又过了若干年，他和他家族中的成员进入银行业、票据交换业，并且开始从事股票和债券的交易。二三十年后，他的商号成了华尔街上的中坚力量。在这一代人中，他的家族成员皆名列社会名人录，属于纽约的精英俱乐部成员，是慷慨的艺术品捐赠者。他们向渴求资本的国家提供资金，并且对同样急需资金的非营利性机构提供数以百万计的美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这个明星式的阶层大大地模糊了华尔街的商行在美国社会中扮演的角色。银行王朝并不仅仅是民间传说的对象，它们往往也是民间故事的源泉。19世纪以来，美国银行业伴随着美利坚合众国一起成长，美国银行业的中心人物自然也成了美国的英雄。当时的父母都很喜欢给自己新生的儿子取名为杰伊，因为杰伊·库克(JayCooke)成功地售出了联邦战争债券，为南北战争筹集军费，确保了北方的胜利。如此多的人投资于联邦政府的战争债券，以至于库克的名字家喻户晓，一夜之间成为了美国最著名的银行家。要不是塞里格曼们的慷慨资助，玛丽·托德·林肯恐怕难以在她丈夫遇刺后，在流亡地——德国过上体面的生活。当时，国会在为总统的遗孀提供养老金方面表现迟钝，是这帮银行家们慷慨解囊，为她提供了一笔钱。克拉伦斯·狄龙(ClarenceDillon)是如此有名，以至于他的绰号之一——华尔街之狼(WolfofWallStreet)——成为了20世纪20年代末期一部影片的片名。直到今天，一个法国葡萄种植园还沿用着他的名字。像这样的故事并不只是如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Alger,美国儿童文学作家——译注)在作品中所描述的那些靠艰苦奋斗发家致富的系列传奇，对于华尔街上的许多最知名的投资银行而言，这些故事都是事实。实际上，阿尔杰本人在南北战争后曾经担任过约瑟夫·塞里格曼(JosephSeligman)的孩子们的家庭教师，从20世纪纽约最受人尊敬的银行商号——J.W.塞里格曼的族长那里，他获取了部分关于合伙制企业的成长历程的第一手资料。阿尔杰能够写出那些白手起家、勤劳致富的故事，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在塞里格曼家中担任家庭教师的那段经历。在那里，他聆听着家族的发家史——两兄弟如何来到美洲，如何开始他们的事业。不过，塞里格曼兄弟的例子并不罕见。阿尔杰本可以轻而易举地拿布朗兄弟-哈里曼商号(BrownBrothersHarriman)的创始人亚历山大·布朗(AlexanderBrown)、高盛(GoldmanSachs)的创始人马可斯·戈德曼(MarcusGoldman)或者雷曼兄弟商行的创始人亨利·雷曼(HenryLehman)的故事作为蓝本。本书前面若干章节中描述的商号，都有着极其相似的开端。这么多商号怎么会有相同的起源呢?事实就是如此。这些相似的起点的确为我们揭示了在19世纪美国银行业获得成功所必备的一些基本要素。他们的故事流传得如此之广，以至于到了20世纪，还有大量移民千里迢迢地来到美国寻找自己的成功之梦。有时，华尔街上的合伙人们甚至对经济增长也具有很强的影响力。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经济学家索尔斯坦·维布伦(ThorsteinVeblen)在他广为流传的作品——1899年写成的《有闲阶级论》(TheoryoftheLeisureClass)一书中创造了这样一个短语——"炫耀性消费"(conspicuousconsumption，意即为了炫耀财富进行的消费——译注)。他就是利用奥古斯特·贝尔蒙特父子(AugustBelmontSr.andJr.)作为原型的——因为这父子俩都是出了名的奢侈汉。华尔街上的合伙人们不仅帮助创造了美国的现代经济，而且作为个体——消费者，也是经济增长的强有力的引擎，他们的需求推动这个国家进入了20世纪。在20世纪90年代的牛市之中，华尔街上的人们以挥金如土而闻名于世。不止一种大众杂志专门介绍、谈论他们独特的"炫耀性消费"。一个世纪以前，这种杂志最忠实的读者之中毫无疑问会有贝尔蒙特——南北战争以前，此公每年花在葡萄酒上的钱就不止2万美元。尽管他事业有成，但是，到小奥古斯特去世之时，他不得不出售自己的产业以偿付债务。更为重要的是，华尔街的合伙企业是这个国家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布朗兄弟为第一艘横渡大西洋、联结美国和英国的轮船提供融资。当它的旗舰之一——北冰洋号(Arctic)沉没时，这一悲剧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海难事件，直到60年后泰坦尼克号沉入海底。布朗家族在北冰洋号海难事件中也有数名家族成员不幸丧生。华尔街的合伙人们帮助这个国家参与的每一次战争筹措资金。要不是杰伊·库克凭借他的通天本领成功地兜售出数额庞大的内战债券，合众国的命运可能就大不相同了。这一壮举开创了美国金融界的一个新景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盟军严重依赖华尔街的融资能力以筹措军费。但是，由J.P.摩根商号(J.P.Morgan&Co.)一手导演的战后赔款数额如此巨大，以至于大大削弱了德国的政治经济基础。这些教训是深刻的，人们都牢记在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和他的财政部长一直与华尔街保持着距离，不让它染指战争经费的筹措问题。合伙人常常被阴谋包围。奥古斯特·贝尔蒙特——这位移民银行家后来成为了罗斯柴尔德(Rothschilds)在纽约的代理人——曾经遭遇多起意外事故，他的事业也因此被罩上了一道长长的阴影，尤其是在他从外国投资人那里取钱的时候，更是多次遭袭，他们当中有几位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钞票。早在国会成立联储之前，纽约许多著名的海外出生的银行家就曾经秘密集会，讨论创建一个新的中央银行的利弊。人们从未忘记联储起源于这些在佐治亚州杰克里岛召开的秘密会议，阴谋论者们也常常把这段历史扯出来以证明联储理应进行改革或者干脆被废除，抑或消除它的这些"见不得光"的因素。即使在他们的重要性已经被严重削弱之后很久，华尔街上的显要们仍然是大众在讨论经济政策时的话题。一部合伙人的历史既有助于洗清他们之中一些人的名誉——这早已成为人们街谈巷议的话题，同时也有助于纠正过去一些关于他们的历史影响和历史地位的错误描述。这里谈论的合伙人之中差不多有一半都是犹太人。J.&W.塞里格曼、高盛、雷曼兄弟、奥古斯特·贝尔蒙特、科恩-娄布、雷达飞瑞(LazardFreres)、所罗门兄弟，甚至狄龙·瑞德(DillonRead)都有着犹太血统，他们像同时代的美国银行家们一样施展着他们的成功所造成的影响。第一部分 4.引言（2）不幸的是，一直以来，他们都是阴谋论者攻击的目标，从对联储的"见不得光"的控制，到许多政治特权背后看不见的力量。对他们的历史进行一次清醒的研究，我们不难发现，这些所谓"阴谋论"中有许多确实是来自第一手资料而非道听途说的——尤其是在贝尔蒙特的故事之中更是如此。但是，他们太过丰富的幻想反倒掩盖了事实的真相。19世纪，所有的银行家们都行使着与当时社会不相适宜的权力。但是，犹太裔的银行家们并没有行使任何不正常的权力。事实上，与那些和他们过往甚密的美国本土银行家们——例如布朗兄弟、J.P.摩根、基德·皮伯第(KidderPeabody)和克拉克·道奇(ClarkDodge)——相比，他们所行使的特权要更少一些。阴谋论的攻击对象并不止于犹太裔银行，而是将攻击对象扩展到了所有美国佬银行家中最著名的J.P.摩根身上。在美国金融界，他所扮演的角色是独一无二的。正是他对美国银行体系拥有的真实而巨大的影响力，才使得20世纪30年代绝大多数的证券立法和银行业立法得以通过。但是，摩根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他的重要性常常被严肃认真的学习历史的学生所误解，就像试图从每一块石头下面都找出一个阴谋集团的阴谋论者常常做的那样。摩根不仅是美国金融界的一位重要人物，更是那一代人的杰出代表，而他的儿子杰克也像父亲一样，是接下来那代人中的杰出代表。要不是有他们的银行，在美国历史上几个至关重要的时刻，华盛顿的日子将会非常难过。至少在其中一次危机中将无力偿还债务。当国会于1933年通过《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Act)以削弱、限制投资银行的力量时，国会重点考虑的目标就是摩根。即使在19世纪美国银行业那样一个没有约束与管制的世界里，也很少会有银行家想要拥有这样的权力。摩根合伙制企业的历史在两个层面上都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华尔街的发展而言，它是重要的；作为反映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美国银行体系薄弱之处的一面镜子，它的意义也是同样重要的。合伙制企业的存在进一步强化了所谓"美国式的资本主义"的特殊本质。在1812年战争(即美英战争)之前，亚历山大·布朗在巴尔的摩创办了他的商号。从那时起，美国的所有战争融资以及公共事业的融资都约定俗成地成为几十家私有商行的分内之事。多年以来，他们基于各种原因募集了数以兆计的美元。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墨西哥战争、南北战争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恐怕都会以失败告终。因为当时不存在正式的政府机构进行募集资金方面的运作，而19世纪的混乱局面使得许多合伙制企业大赚了一笔，足以使他们在该行业中立足。他们在1915年为战争进行的协同努力成为了30年后一项针对反托拉斯同谋(antitrustcollusion)的政府诉讼的基础。在所有这些融资案例中，华尔街的商行都被指控为牺牲政府利益牟取私利，而事实上，这种指控并不完全正确。华尔街合伙制企业历来存在着一些严重的弊病，这些弊病也正是多年来证券业的显著特征。绝大多数合伙制企业，尤其是那些从19世纪开始就在华尔街摸爬滚打的合伙企业，都没有正规的管理体制，他们许多获取生意并保持业务的程序，充其量不过是心血来潮的权宜之计。企业的部门划分也很简单，各位合伙人分别照管自己最了解、最在行的那部分业务。伴随着这些合伙人在个人事业上的成功，整个企业也将受益并发展。当合伙人去世或者离开原来的商行时，通常也没有什么正式的机制以保持业务的发展。多年来，最成功的合伙制企业是那些由某个家族进行控制或者由熟知家族获取商业成功秘方的雇员继承其衣钵的商行。否则的话，在华尔街许多最著名商行里积累、记录下来的成功管理经验就不会特别多了。但是，在形形色色的合伙制企业的历史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却是资本问题。当一家券商承销了一笔新发行的股票或者债券时，他就承担了这笔承销的风险，直到这批股票或者债券全部售出为止。这笔交易所需要的现金实际上是从某家银行获得的，但是，即便是要获取一笔短期融资，该券商都必须在自己的账面上保持相当数量的自有资本。这些自有资本要么来自于合伙人的出资，要么来自于后来股份制券商中股东的权益。自有资本金的基数越小，券商就越难以承销近年来规模越来越巨大的新发行项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新的发行项目变得越来越庞大，那些没有跟随客户以及整体经济的成长而扩大规模的券商开始落后了。最终，就连那些传统的、富有的证券商行都感到了公开募股的必要性。这段历史中值得一提的是，的确有一些券商在现代化的压力面前支撑了很久，最终才迫不得已向这些压力屈服。尽管美利坚合众国已经成为了一个经济上的超级强国，但是，一个多世纪以来，合伙制仍然是在美国占据主导地位的企业组织形式。只要日常经济生活的进程仍然保持着缓慢而且适度的发展速度，合伙制企业就仍然能够维持。当新的承销项目变得更大，要求合伙制企业的账面有更大数额的资金时，许多合伙制企业都无力应对，它们要么垮台，要么被规模更大的券商所兼并。20世纪70年代，华尔街上的许多商行开始公开募股，出售股票以筹集规模扩张所必需的新增资本。许多更加古老守旧的合伙制企业拒绝这种改变，他们认为这种做法令人厌恶。多年以来，他们固执而坚决地保持着权益上的独立，使公开募股的想法看上去不可想像。但是，到20世纪90年代，几乎所有的合伙制证券商号都成为公众持股的公司，他们的脚步终于跟上了历史的步伐。纵贯整个华尔街的历史，资本问题一直是令华尔街券商们头痛的问题。正如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的那样，资本成为华尔街证券商行发展的最大困扰——因为，这种资本只是暂时的，而非长久可用的。它代表的是合伙人的出资，当合伙制企业中年迈的合伙人去世或者退休时，就有可能被抽走。而一旦发生这种情况，许多合伙制企业都会发现自己处于困境中。这个问题并不仅仅限于规模较小的商号。1940年，J.P.摩根发现自己面临着资本金短缺的困扰而不得不向公众募股，最终向这个资本密集型的世界所施加的压力低下了自己顽强的头颅。通过对合伙制企业的分析，华尔街与华盛顿的关系一目了然。几乎从工业革命爆发开始，华盛顿就一直依赖华尔街，而华尔街对华盛顿的依赖就不那么明显。不过，前者是一种制度性、组织性的关系，而后者则更加个体化、私人化。塞里格曼家族就严重依赖他们与尤利西斯·S.格兰特总统的关系以获取生意。这种关系形成于南北战争以前。杰伊·库克与财政部长塞门·柴斯(SalmonChase)的私人关系使得他能够赢得在战争期间承销数额庞大的财政部债券的委任状。在1908年到1912年间，从科恩·娄布到雷曼兄弟，各位银行家为建设联储进行了大量的宣传、辅助工作。与之相反，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却有几十位投资银行家参与为政府代理融资的工作。战后，有几位银行家还担任过财政部长，包括狄龙-瑞德商号的道格拉斯·狄龙(DouglasDillon)和尼古拉斯·布莱弟(NicholasBrady)、所罗门兄弟商行的威廉·西蒙(WilliamSimon)以及高盛商行的罗伯特·鲁宾(RobertRubin)。在加入雷曼兄弟商行之前，彼得·皮特森(PetePeterson)曾经担任过商务部长，更近的例子则是雷达飞瑞的菲力克斯·洛哈汀(FelixRohatyn)，他曾担任美国驻法国大使。但对于华盛顿来说，它与华尔街之间的体制性联系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政府债务中的相当部分都是依赖华尔街筹措的。围绕在华尔街银行家们周围的谄媚没有熬过1929年大崩盘和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的双重打击。在1929年股灾之后，杂耍喜剧演员、过去的投资人艾迪·坎特(EddieCantor)嘲讽道："3795位妇女购买了某种投资信托股票，因为那些股票赢得了高盛的赞赏。"不过，一旦他们的投资灰飞烟灭之后，这些股票就几乎不再值得吹嘘了。这些著名家族的名字本身以及它们广受赞誉的声望所具有的诱惑力被1929年的股灾摧残得所剩无几，它们之中有许多再也没能从30年代的动荡萧条中挺过来。20世纪20年代的过度铺张不仅拖垮了奥古斯特-贝尔蒙特商号，也拖垮了19世纪波士顿最知名的、私有化程度也是最高的投资银行李·海琴森商号(LeeHigginson)。塞里格曼成功地放弃了投资银行业务，集中精力从事基金管理。J.P.摩根拥有的庞大金融帝国也被国会卓有成效地拆分为几个小块，再也没有人在公开场合提到他的名字。同样，高盛和科恩·娄布在30年代早期的一连串事件中也历尽磨难、饱受折磨。20世纪50年代，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风暴洗礼中脱颖而出的合伙企业，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开始的牛市之中重新获得了华尔街的领导权。但是，一个日益扩张的消费者社会所造成的压力却证明它们的企业结构大大地落后于时代了，它们之中的绝大多数最终选择了公开募股或者被华尔街的后起之秀所收购——那些实力雄厚、资金庞大的电报行或者零售经纪人正逐渐向兼并、收购以及投资银行等等更加传统的领域转移。这些证券商行几乎没有一家是从纯粹的股票中发家的，大都利用营销作为它们成功的关键——而这些正是过去的投资银行所不屑的。尽管华尔街在本质上发生了这样或那样的变化，尽管这些更为年轻的、提供全面服务的金融商号在华尔街占据了统治地位，但是，这些久负盛誉的合伙制企业的名字仍然享有极高的威望。在这个巨型金融机构纷纷选择那些听起来过于平民化以致令人不适的名字的年代，传统的投资银行王朝仍然保持着它们头上神圣的光环——甚至在一个竞争已经战胜传统的崭新的金融环境中，亦是如此。第二部分 1.克拉克-道奇和杰伊-库克证券业起源于19世纪早期，出身卑微。投资银行业中有些响当当的名字在开始都是走街串巷做小生意的——在东部和南部贩卖着各种各样的货品。其他的投资银行家们最早也不过是在边境做些贸易，兜售些商品罢了。尽管早期美国银行家中有许多都梦想着成为美国的罗斯柴尔德或者巴林(Baring)，但是，他们之中很少有人能够拥有这种资源或者说家族渊源——能够跟着欧洲人的脚步前进。最能反映巴林的重要性的，恐怕还是瑞切留公爵(DukeofRichelieu)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所说的那番话。当时，他说欧洲有6股伟大的力量——英国、法国、俄罗斯、奥地利、普鲁士、巴林兄弟(BaringBrothers)。另一方面，美国人很乐于抓住任何一个显而易见的盈利机会，并且将其经营成一个利润丰厚的产业。在英美战争和南北战争之间，机会不断，不过早期的合伙制企业主们不得不努力工作，并且要兼具长远的眼光。如果对未来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的话，许多合伙制企业就压根没法在美利坚日新月异、变化多端的商业环境中生存下来。在美国历史上，上述两次战争之间的那段岁月是一个分水岭。这个国家正在从一种重商主义的、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向着工业化转变——它将迅速实现大规模的工业化，其规模是人们所难以想像的。就在宪法签署后不久，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弥尔顿(AlexanderHamilton)认识到了从农业经济向有助于新国家变得更加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转变的必要性。由于欧洲人设置的障碍，美国无法同欧洲的许多国家进行自由贸易，而双边贸易的缺乏正在严重阻碍着这个国家前进的势头。在《关于制造业的报告》(TheReportonManufactures，1791年)中，汉弥尔顿写道："曾经困扰我们对外贸易发展的难题迫使我们认真思考扩大国内商业范围的必要性。"解决这种困境的药方就是鼓励制造业的发展，并由此促使美利坚减少对欧洲贸易的依赖。但是，汉弥尔顿所谓的"制造业"仅仅包括船舶制造、军备以及其他形式的简单商品，而没有预见到蒸汽机车、铁路、大轮船等19世纪早期的工业发明和创新。汉弥尔顿最初所考虑的只是制造产品有助于扩大美国的出口，而当时美国出口的主要还是农产品。轧棉机的发明者艾利·怀特尼(EliWhitney)正是汉弥尔顿理想的化身。他在18世纪90年代改进的轧棉机使美国对欧洲的棉花出口量增加近乎50倍。当他遇到财务困难的时候，他将自己的产业扩展到了来复枪的制造上，帮助改进了兵器工业的生产流程。就像绰号为"船长"的科尼留斯·范德比尔特(CorneliusVanderbilt)那样，怀特尼能够敏锐地把握风向的变化，"见风使舵"，而不是仅仅提供某种简单的商品或者服务。但是，纵观他的职业生涯，我们发现，他总是难于为自己的活动筹措到足够的资金。这是因为美国人不缺乏聪明智慧，却缺少将这些理想变为现实所必需的资本。和欧洲的情况不同，美国人不能指望从那些历史悠久的银行那里获取充足的资金，也没有办法从富有的国内投资者那里通过发行股票或者债券募集资金。基于同样的理由，政府也无力提供资金援助，因为从国民那里无法获得足够的资金。早期美国银行的资金不是来自政府，而是来自海外，这些外来资本将迅速地为任何一个好主意提供资金支持，并且从中大发一笔。在共和国的早期，联邦政府并不是一支重要的金融力量，汉弥尔顿的那个政府可以弥补任何私人投资不足的设想是毫无意义的。在早期的银行能够为新兴企业提供资金之前，它们本来应当首先进化到这样一个阶段——人们可以将自己的钱委托给它们进行管理，亦即建立一种信托关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早期的美国银行通过帮助联邦政府以及州政府筹集资金而发展、建立起自己的声誉，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却常常出乎汉弥尔顿的意料，远远没有兑现汉弥尔顿设想的公共政策的效果。当时的美国并不是一个富裕的国家，当联邦政府需要资金的时候，它就会出售债券。联邦政府其他的资金来源非常有限。税收没有被系统地利用，所得税更是不存在。但是，有一种筹集资金的方法却是极度盛行。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广泛采用六合彩作为筹措资金的灵丹妙药。在认识到这一点之后，来自纽约州北部的两兄弟迅速投身到出售六合彩的事业中去了。很快，他们就成了南北战争前夕，美利坚本土制造的第一批商人银行家（merchantbankers）。第二部分 2.财富之轮（1）1808年，所罗门·艾伦(SolomonAllen)和摩西斯·艾伦(MosesAllen)在纽约的阿尔巴尼成立了S.&M.艾伦商号(S.&M.Allen&Co.)。这两兄弟出身卑微，父亲是一位四处游荡的牧师，为了寻觅皈依者，他流浪到了纽约。1812年的美英战争是他们事业的一个分水岭，对于那个时代的许多充满希望的银行家们来说亦是如此。战争的结果是美利坚的银根紧缩，出售六合彩变成了一项筹集资金的好方法。人们很快就迷上了买彩票，地方政府和私人机构也纷纷加入到这股狂流中来。1810年，仅在纽约州辛尼塔迪的联盟学院(UnionCollege)，也就是艾伦家的后院，售出的彩票金额就高达10万美元。艾伦的商行地理位置极佳，他们沿着东海岸一溜儿开了20家办事处，向南直到阿拉巴马。不过，出售彩票也有其不利的一面，因为获利的潜力有限。为了商行的生存与发展，有必要采取另一项活动。在艾伦兄弟出售六合彩票的事业达到顶峰之时，纽约股票交易所在曼哈顿正式成立了。艾伦兄弟，也就是后来举世闻名的所罗门兄弟，敏锐地意识到出售金融资产比做六合彩售票商更加有利可图。他们迅速将生意转向证券业，到19世纪20年代中期时，他们已经将生意彻底地从先前的行当中抽离了出来。他们所拥有的分布广泛的分支机构体系后来被证明是一笔价值无法估量的资产，因为沿着整个东海岸，而不仅仅是纽约地区，到处都可以发现证券的购买者。不过，与这个布满陷阱的新市场比较起来，六合彩的生意倒是显得平静多了。S.&M.艾伦商行成了这个新成立的股票市场中的第一批成员之一。纽约股票交易所从原来传统的华尔街上的露天交易发展到室内交易，在规模以及地位上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是，艾伦兄弟很快便发现这个市场充满着风险。投资于证券市场的公众比购买六合彩彩票的人更加反复无常。他们往往会对消极的财经消息采取负面行动，迅速将资金从市场中抽离出来。艾伦兄弟广泛分布的网络在销售六合彩的时候做得很不错，但是，转行改做证券之后，这种网点上的优势倒不是绝对的有利可图。他们很快就发现，对于投资者而言，在这个国家的不同地区存在着不同的风险。20世纪证券商行纷纷引以为傲、大肆宣传的广泛分散性，在19世纪的时候并不是什么优势。富有讽刺意味的是，艾伦兄弟的商行在这个方面过于超越、领先自己的时代了。国内银行体系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甚至影响到了六合彩代理商们。1832年美国银行(BankoftheUnitedStates)的倒闭，是19世纪30年代华尔街遭遇的重大挫折之一。安德鲁·杰克逊(AndrewJackson)对这家遍布全国的联邦特许银行及其总裁尼古拉斯·比德尔(NicholasBiddle)的反对最终使得这家银行关门大吉。事情发生后，美国银行业的地方主义色彩变得愈发浓厚了。那些外国投资者，尤其是英国人，曾经是美国人赖以依靠的投资来源，现在，他们也开始担心了。纽约股票市场应声而落，损失惨重，一场经济危机由此展开，最后导致了整个东海岸一系列的银行倒闭事件。危机迅速蔓延，吞噬了股票市场，艾伦兄弟也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到1836年，艾伦兄弟商号被迫关张，成为这次全国范围的经济危机最初的牺牲者之一。不过，他们的教训并没有完全被后人遗忘，因为其中的一位合伙人迅速成立了自己的新商号，以探索新的商业领域，意图吸取教训，不再犯同样的错误。那一年注定将成为华尔街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但是，还要再经过几十年，才能够由岁月揭示其理由。随后到来的市场崩盘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1837年大恐慌"(Panicof1837)。许多银行倒闭，还有数十家经纪金融公司也关门大吉。在这些不幸的"遇难者"中，最著名的要数J.L.&S.约瑟夫商行(J.L.&S.Josephs)。这是一家犹太裔的银行兼经纪行，由于它与罗斯柴尔德的联合，曾经盛极一时。约瑟夫家族原本居住在里士满，后来，家族北上创业，于19世纪30年代早期凭借2万美元资本金建立了证券商号。他们很快就变得非常富有，并且将罗斯柴尔德的资金引导到各种各样的企业中去。他们的生意如此红火，事业如此成功，以至于他们开始着手在曼哈顿的最南端——华尔街与汉诺威大街(HanoverStreets)的拐角处盖一座巨大的花岗岩建筑作为自己的总部。不幸的是，就在这个时候，房顶塌下来了——这样说一点也不夸张。对于股票市场而言，这座伟大的崭新建筑无疑充满着深刻的意义，预示着市场的命运。1837年3月，就在它即将完工之际，由于建筑商偷工减料，这座大厦竟然不堪重负整个坍塌了。3天之后，股票市场也紧随其后崩溃了。19世纪30年代，人们拿借来的钱进行投机的疯狂行为突然终止了。在1837年路易斯安那州棉花产业崩溃之后，约瑟夫商行也不得不关门大吉。他们所拥有的，只剩下那堆数以百万计的废纸。他们的房子——曾经耗资500万美元兴建的豪宅，现在变成了一片废墟。在全国600多家银行和经纪商号之中，有一半的商号都在恐慌刚开始时就倒闭了，这种情况更加加剧了事态的恶化，导致了美利坚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可以说，许多家族与艾伦家族一道，分享了这份不幸。艾伦兄弟有一位远房亲戚，名叫依诺奇·克拉克(EnochClark)，直到商号倒闭为止，一直是S.&M.艾伦商号的合伙人之一。在姐夫爱德华·道奇(EdwardDodge)的帮助下，克拉克迅速在费城建立了自己的商行。虽然，这家新成立的商行在发展中遭遇了种种挫折，但是它命中注定将会成为华尔街最长命的合伙制企业之一。与此同时，在与约瑟夫家族的交易中受挫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也从德国派来了一位新的代表。他们不再将他们的代理业务完全托付到美国人之手。新派来的特使名叫奥古斯塔斯·肖恩伯格(AugustusSchonberg)。当他来到纽约之后，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奥古斯特·贝尔蒙特(AugustBelmont)，以便自己的名字听起来更加能够迎合他的美国新客户以及生意伙伴。第二部分 3.财富之轮（2）克拉克和道奇在费城建立了他们的新商行，资本金为1.5万美元。他们最初的目的是做"股票和交易"。克拉克出生于1802年，住在马萨诸塞州的东汉普顿，直到十几岁时才离开。后来，他加入到艾伦兄弟在费城的办事处。几年之后，当他在法律上有能力代表艾伦兄弟时，艾伦商行将他派往罗德岛的普罗维登斯开办一家分行。在那个年头，20岁出头的小伙子在银行业和证券业中相当常见。在帮助艾伦兄弟成功的过程中，他开始为自己的账户进行投机——在波士顿股票市场中，他赔掉了自己全部的积蓄。在艾伦商行倒闭后，他回到费城，开办了自己的商行。谁知道，这一下就使他的名字在金融界传颂了几百年。老早以前，克拉克就学会了一件事——为别人提供实际、可靠的生意比在市场上进行投机更加稳妥可行，也更能为自己带来长久的利益。同样创建于19世纪20年代的合伙制商号还有纽约的普莱姆-瓦德-金(Prime，Ward&King)、波士顿的塔尔商行(Thayer&Co.)——也就是后来的基德-皮伯第商号(KidderPeabody&Co.)，以及巴尔的摩的阿力克斯-布朗商号(AlexBrown&Co.)。在交易股票、债券、商业票据和商品之外，早期的证券自营商，如E.W.克拉克-道奇(E.W.ClarkDodge)，开始涉足资本运作，为商人们提供营运资金及投资。它们最赚钱的业务是经营银行券和黄金交易。交易、处理银行券是一项对客户极具价值的服务，因为美国的纸币种类实在是太多了。辨别各种不同银行券的价值是这家新商号的专长，克拉克在为艾伦兄弟工作的时候掌握了这门技术。这种才干融合了信用分析、伪币识别以及商业常识，这项业务是相当有利可图的。他们的一位年轻雇员杰伊·库克写道：我们的事务所里总是挤满了顾客，我们的业务多得不得了。我们买卖银行券的佣金是1/8到1/4，每天的生意就按5万美元来算吧，你可以看出这种生意有多么赚钱。绝大多数信誉卓著的私人银行都集钞票、本票的处理业务和黄金交易于一身。那些声誉良好的银行，它们的本票被人们作为通货使用，因此，它们必须保留一定数量的黄金以便为银行券提供信用支持。因此，对于它们来说，黄金交易变得和证券交易同样重要。生意很快便兴旺发达起来，克拉克和道奇开始向其他需要这种技术的城市扩张。尤其是美国银行在美国金融界的巨大影响消失之后，留下了相当庞大的市场以及更多的机遇，克拉克和道奇生逢其时。两年内，他们的分支机构就延伸到了圣路易斯、新奥尔良、纽约、波士顿、伊利诺伊斯州的斯普林菲尔德以及依阿华州的贝林顿。在中西部，他们是如此成功，以至于他们的分支机构发行的票据成为了当地的主要通货之一。1837年大恐慌之后，投资者和生意人都钟情于有硬通货(金或银)作为保证的银行券。克拉克和道奇向公众承诺，如有必要，他们的银行券将会采用完全保证(意即银行每发行一美元的银行券，就必须持有价值一美元的黄金或者白银，也可以用国债)。就这样，他们在一个极短的时间之内便成为了金融市场上的主要力量。他们很快就赢得了公众的信任，公众也越来越需要他们的服务。他们在华尔街开设了办事处，以便和这个金融王国的中心更加接近一些。接连不断的成功要求他们重新安排他们的总部。8月11日，他们在纽约的报纸上发布了一则公告，宣布波士顿的办事处和费城的办事处合并为新的纽约商行，将会成为未来岁月中的合格责任人。在1845年搬入新建的办公大楼之前，他们在华尔街上租了半座楼，邻居是安泰保险公司(AetnaInsuranceCompany)。新公司的资本金为5万美元，即使按当时的标准来看，也不算高。纽约主要的商业银行主导着市场，它们之中大约24家拥有的资本金就高达2000万美元左右。虽然这些资金规模庞大的商业银行令克拉克-道奇这样的私人银行相形见绌，但是，他们却不像这些小个头的对手那样富有冒险精神。不过，事实证明分支行制度是这家新兴私人银行得以生存发展的武器之一。大恐慌过去之后，经济开始复苏，人们的信心也逐渐恢复，并且再度达到了高潮。地平线上惟一一朵乌云就是美国兼并得克萨斯。恐慌情绪在人们中间蔓延，人们担心与墨西哥的战争一触即发。一旦战争爆发，克拉克-道奇将会义无反顾地站到融资的前线。在此以前，金融家们早就通过18世纪90年代为美利坚筹措资金以及1812年美英战争期间为政府融资筹资而威名远扬了。同样，墨西哥的战争将会帮助克拉克-道奇巩固它作为美利坚首屈一指的私人银行的地位。尽管这家年轻的银行在早先的和平时期就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真正让它功成名就的，还是那场墨西哥战争。战争持续时间不到两年，但财政部却仍然需要从私人部门筹措资金。华盛顿特区的一家著名银行科克兰-里格斯(Corcoran&Riggs)和E.W.克拉克-道奇一道为政府提供融资。政府以6%的年利率向公众发行债券，筹集到了6000多万美元。这笔巨大的融资项目大部分交给科克兰-里格斯负责销售，克拉克-道奇则负责包销余下的部分。克拉克和道奇从流动于他们的分支机构之间的资金上赚到的钱，甚至超过了他们为出售债券所收取的佣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们都受到公众的批评：不该从压力重重、捉襟见肘的财政部身上揩油水。克拉克和道奇是非常慷慨的雇主。他们经常在周末的时候为年轻雇员举办派对，带他们去费城的戏院看表演，并且每逢节日还要举办盛大豪华的晚会。这些年轻雇员之一——杰伊·库克，充满深情地回忆道：他们是非常慷慨大方而且高贵的人，我很自豪，他们的爱心和自信在我们的商业接触中、在他们的整个有生之年一直熏陶、感染着我，令我受益匪浅。当克拉克-道奇商行于1845年正式在华尔街上开设自己的新总部时，克拉克和道奇是最初的两位合伙人。在那时，年轻一些的合伙人有机会成为规模小一些的银行的合伙人，那里的成功前景以及地位升迁的优势更加明显。1848年，克拉克-道奇接纳托马斯·亨廷顿(ThomasHuntington)作为新的合伙人。1849年，又吸收了两名新成员——约瑟夫·W.克拉克(JosephW.Clark)和路德·克拉克(LutherClark)。1849年晚些时候，杰伊·库克也成为了商号的合伙人。第二部分 4.财富之轮（3）根据在艾伦兄弟商号工作的经验，伊诺奇·克拉克认识到，一个由分支机构组建的网络有着自己的优势，尤其是在处理和清算资金的时候。分支机构间的资金流为商行赢得了非常急需的资金，但是，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操作。按照法律规定，财政部必须将发行债券所筹集的资金存放在分布于全国各地的地方国库。地方国库是在美国银行退出舞台之后创建起来的，以便国库的现金不会集中在一个地方——因为安德鲁·杰克逊曾经提醒大家注意，不要让国库的资金被少数精英银行家们构成的小集团所控制。克拉克在圣路易斯的分行接受了财政部的存款，然后将钱汇往商行在纽约的总部，在整个缓慢的邮程中产生的利息，全都落进了克拉克-道奇的腰包。当资金从纽约返回圣路易斯的时候，由于圣路易斯没有财政部的分支机构，所以，克拉克-道奇为财政部发行了一纸债券，以公司的全部诚信和信用作为担保，而这种安排正是财政部求之不得、愿意接受的。当这笔交易最终完成的时候，克拉克-道奇从中赚到的钱已经是亲自出售原始国债所获收益的两倍了。收益翻番的奥妙在于他们巧妙地利用了所谓的"在途"资金——从资金的流动中获取的时间价值。这一切都是合法的商业行为，是当时美国财政部本身不甚理想的状况造成的。杰伊·库克在这项运作中扮演着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在回忆录中，他写道：我们商号在圣路易斯有一家分支机构，可是我们着手在费城和纽约以相当高的溢价出售汇票，比方说2.5%~3%的升水……交易中，资金的在途邮程有时长达10~15天，再加上利率上的优势，我们从汇票业务的升水中赚取的利润相当可观，甚至超过了我们从贷款上赚到的钱。尽管对于财政部而言，这并非理想的安排，但是，它显然比以前那种出售债券的方式更为有利。在原来的方式下，人们常常发现少数的几家作为承销商的私人银行坐地收银，为自己那点微不足道的工作收取高达10%的费用，有时候甚至搞得财政部根本无法足额获得急需的资金。克拉克和道奇认识到，与政府保持良好的关系对于他们未来的事业至关重要。在当时，这也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商业规则。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欧洲就一直是这么做的。这家著名的德国犹太裔银行通过与欧洲各国政府建立强大的联盟而声名远扬、威望日盛。美利坚的许多新兴银行也渴望在美国如法炮制，以取得成功。但是，它们打造这种同盟关系所采用的方式不同于欧洲的前辈，这种差异决定了美国的许多银行与政府之间只能形成短暂的联系而不可能长久。罗斯柴尔德家族通过私人的渠道与欧洲各国的总理、财政大臣以及王室建立起长久而稳定的联系。而美国人所面对的，是华盛顿的监管，它对权力的掌控比欧洲要严格得多。安德鲁·杰克逊与虚伪的第二美国银行(ThesecondBankofUnitedStates)总裁尼古拉斯·比德尔(NicholasBiddle)之间的决裂，充分表明政府决心保持相对于私人部门和银行家们的独立性。杰克逊总统和他的下一任马丁·冯布伦(MartinVanBuren)都屡次拒绝了华尔街银行提出的取消"仅用金币(支付)"(即以黄金支付)的请求。华尔街银行家们提出的这些请求，主要是为了仅用纸币来清算它们的权益，而不必依赖以黄金为后备保证的货币。华尔街银行宣称，正是杰克逊最初的命令才在第二美国银行的执照未能展期之后引发了1837年的大恐慌。仅以金币支付的命令带有剥夺私人企业营运所需现金的倾向，在这个过程中引发了现金和信用的危机。华尔街的银行与美国政府的关系远不如欧洲政府首脑及其钟爱的银行之间的关系紧密，这也使得南北战争以前的欧洲比美国拥有更高程度上的金融稳定性。如果没有一个合法的中央银行，美国人民将不可能拥有一种标准的通货或者一种维持、保证纸币价值的手段。与英国、法国或者德国比起来，美国经济的确是非常古板守旧，在没有中央银行的情况下，美国只能依赖小型私人银行机构为经济指引方向。艾伦兄弟和克拉克-道奇这样的美国银行同欧洲同行的另一个重要区别在于他们的狭隘与孤立。艾伦兄弟和克拉克-道奇都在国内开展自己的业务，在这片土地上，他们可以找到足够的业务。他们并不和欧洲的投资者们打交道，而欧洲人，主要是英国人、荷兰人以及某些德国犹太人，他们构成了美国资金的主要供给者。他们在向美国投资时，通常都会通过自己的某家分支机构或者代理人。伦敦的巴林银行(Barings)在美国设有一个规模相当可观的投资代表处，罗斯柴尔德家族也是如此。不过，两家都缺少一个美国分行。19世纪30年代早期，罗斯柴尔德取代巴林银行，成为美国财政部在伦敦的主要代表，并且通过自己的美国代理人将投资输入美国。许多美国代理人都依靠罗氏过上了体面的好生活，就像当年约瑟夫兄弟商行倒闭前那样。但是，美国本土的商行没有同欧洲的银行家们打交道的必要渠道，因此，他们在国内尽可能地建立起庞大的商业联络网。如果新兴的美国私人银行希望模仿欧洲前辈的做法来成功地取悦财政部的话，他们就不得不提供代价高昂的服务。在战争期间筹集资金当然是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因此，除为现存的许多种银行券提供建议并且买卖证券之外，克拉克和道奇还涉足了财政部的融资活动。不过，其他的活动也引起了克拉克和道奇的注意，其中之一就是铁路融资。19世纪40年代的这项新技术发明将会引发旅游业和金融业的革命。像任何一项崭新的事业一样，铁路建设的回报率是相当高的，但是，风险也是极其巨大的——因为它要求的资本数量极多，是一种资本密集型的产业，而在当时的美国，资本是一种供应短缺的紧俏物。克拉克-道奇帮助绝大部分早期的铁路公司发行债券，包括洛克岛铁路线(RockIslandLine)、宾夕法尼亚铁路、北部中央铁路、费城铁路和伊利铁路(Erie)。19世纪50年代，铁路建设开始以几何级数发展。1856年修建的铁路里程几乎超过了这个国家10年前全国的铁路总里程。铁路股票和铁路债券变成了投资者的最爱，证券行一哄而上，尽可能多地争取早期的承销业务。但是，地平线上很快又出现了乌云，昭示着美国银行体系将再度面临困境。东部以及其他地区的银行之间的支付系统运行得不太理想，银行家们开始感到不安，认为许多银行的可靠性值得担忧。在欧洲养老的伊诺奇·克拉克，早在1854年，就曾写信给杰伊·库克，信中提到了他对即将到来的金融问题的预见——我知道你现在日子过得很艰难。我并不感到失望，也不指望眼下你就能得到多少安慰和救济。我希望你按照安全性原则行事，保持清醒，不要试图去做什么大生意。1856年夏天，伊诺奇·克拉克在灾难爆发之前离开了人世。就在铁路繁荣继续蔓延之时，一场新的恐慌也开始发展起来，这场恐慌比20年前的那场大恐慌更加严重。1857年的恐慌引起了金融体系的浩劫，迫使许多华尔街银行关门歇业。克拉克-道奇这次也大伤元气。第二部分 5.财富之轮（4）从表面上看，1857年的恐慌与20年前的大恐慌非常相似，土地、证券和黄金投机再度猖獗。8月，俄亥俄人寿保险和信托公司(OhioLifeInsurance&TrustCo.)破产倒闭所引起的混乱蔓延甚广。俄亥俄人寿保险和信托公司同时也是一家银行，因此，它的倒闭引发许多商人以及其他银行倒闭。它的股票曾经被炒到每股100美元，并且支付10%的红利，因此，它的倒闭对于储户和投资者而言都是沉重的打击。市场又一次缺少足够的黄金为银行的债务提供支持。人们一度指望从加利福尼亚运送黄金至东海岸，以解黄金短缺的燃眉之急。结果，雪上加霜的事情发生了——一艘名为"中美洲"(CentralAmerica)的轮船在从加州驶往东海岸的途中沉没了，当时船上装载着价值超过200万美元的黄金。结果，绝大多数银行都暂停了黄金支付，接下来更是银行倒闭成风。1857年的股市崩盘是历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传媒纷纷报导那些曾经富有的投资者们驱赶着一群群的马匹在百老汇街上来回奔跑，马匹上都标着"贱卖"的标记，他们企图通过出售马匹来筹措现金。最奇怪的还要数萨缪尔·汤普森(SamuelThompson)的故事。汤普森从伊诺奇·克拉克的书中抽出了一页，将内容扩充了一下，出版了一本期刊，叫做《银行券检测家》(TheBankNoteDetector)。读者们不仅可以从中了解什么银行的银行券信用好，还可以学会如何鉴别伪造的银行券。在当时，假币是一个常见的问题。汤普森在大恐慌期间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人们到处都找不到他。最后，按照《纽约先驱报》的报道，一位银行家在一座距离华尔街很近的阴暗且近乎坍塌的破旧建筑物中发现了他。汤普森穿着工作服，坐在阁楼里造蜡烛。他涉嫌利用他的出版物行骗，从他的订户手中诈骗钱财，然后操纵市场。汤普森很快就身败名裂。公众惊恐不已，数以万计的商人和普通市民开始在曼哈顿南部的银行之间跑来跑去，努力搜寻着愿意以黄金兑换银行券的银行。事情逐渐明朗了，流通中的纸币数量大大超过了能够提供信用支持的黄金的数量。而一旦银行券不能被银行以黄金赎回的话，银行券立马就会变得一文不值。1857年10月13日，当股灾的硝烟散去之时，已经有18家银行倒闭了。虽然像纽约银行(BankofNewYork)这样主要的商业银行幸免于难，但是，仍然有几家商业银行倒下了，主要是那些从事黄金买卖的自营商们。当除了汉华银行(ChemicalBank，又称"化学银行"——译注)以外几乎所有的银行都暂停支付黄金的时候，纸币就变成了人们接受的一般标准。结果，股票市场大幅下挫，直到第二年仍然死气沉沉，未能恢复元气。到1858年夏天，恐慌开始退潮，经济形势慢慢地恢复到正常的状态。但是，这场恐慌给华尔街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E.W.克拉克-道奇被迫关闭了自己在纽约、波士顿、圣路易斯、贝林顿以及斯普林菲尔德的办事处之后，费城的商号才得以维持营业。当黄金支付再次开始时，克拉克商号于1858年2月重新开张，并且更名为克拉克-道奇商行(ClarkDodge&Co.)，将"E.W."从它的正式名字中去掉了。在克拉克-道奇商行2月18日公布的新的合伙人协议书中，新的克拉克-道奇列出了6位合伙人。但显而易见，名单中缺了一位重要的人物——库克。由于个人原因，杰伊·库克退出了这个他曾经与之荣辱与共长达20多年的商行。尽管克拉克-道奇商行在19世纪经历了各种磨砺，在市场上也曾饱经沧桑，但是，库克的退出无疑是克拉克-道奇经历过的最大的损失。库克的退休生涯维持了4年，直到南北战争爆发。他后来写道：我常常反省，正是因为我这段时间从所有的商业事务中脱身出来，享受平常生活的乐趣，才使我恢复了充足的精力和热情，为后来愉快地承担起那个任何人都无法轻易承受的重担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他是对的，南北战争的财务负担是墨西哥战争的50倍。刚开战的时候，每天都要耗费财政部100万美元以上的资金。克拉克-道奇以及杰伊·库克的新商行将在南北战争经费的筹措中扮演一个核心的角色。库克为他的新商号找到了一位合伙人——威廉·E.C.摩尔希德(WilliamE.C.Moorhead)。库克拥有合伙企业2/3的权益，摩尔希德拥有剩下的1/3份额。多年以来，他们的关系都不甚融洽，摩尔希德和库克常常发现自己对于商行的政策相互冲突，尤其是在南北战争期间。在两个人之中，库克始终掌控着决策者的地位，赋予商行一种强有力但却具有独裁性的氛围。在战争期间，这种特立独行的态度可以行得通，但是，在战后的环境下，就不那么成功了。他的兄弟亨利和皮特也加入了这家商行。虽然库克更加看重他的两位兄弟的意见，而不是摩尔希德的建议，但是，他自己仍然牢牢地把持着绝大多数政策的决定权。H.C.法尼斯托克(H.C.Fahnestock)加入商行在华盛顿的分部后，成为该商行的合伙人。他成了多年以来最受库克看重的副手。另一位合伙人爱德华·道奇(EdwardDodge)是纽约股票交易所的会员。1870年之后，他掌控着杰伊·库克商号在交易所的席位。第二部分 6.挽救合众国（1）杰伊·库克的生活以及他的职业生涯也许是19世纪关于银行业以及爱国主义的最好榜样。是的，"银行业"和"爱国主义"，这是两个在华尔街上通常不会出现在同一个句子之中的词语。这种爱国主义是要付出代价的，因为为南北战争融资的任务是19世纪最令人畏惧的难题之一。库克于1821年8月10日出生于俄亥俄州的圣都斯基，父亲名叫伊路瑟罗斯·库克(EleutherosCooke)，母亲名叫玛莎·卡斯威尔(MarthaCarswell)。1638年，库克家族从英国移民来到美国，定居在马萨诸塞州。库克后来回忆道，他的父亲之所以用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约翰·杰伊(JohnJay)的名字为儿子取名，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原因。伊路瑟罗斯坚信，正是他那个过于冗长的名字，才使得他在竞选俄亥俄立法院的时候遭遇挫折——因为选民们都不知道如何在选票上正确拼写他的名字。为了不让同样的"厄运"在他的后代身上重演，伊路瑟罗斯为他的孩子们全都取了短小精悍的名字，而且有时甚至是历史名人的名字，以便于读写。杰伊的哥哥取名叫彼特，他的弟弟取名叫亨利。另外两个孩子夭折了，他们的名字是小伊路瑟罗斯(EleutherosJr.)和凯瑟琳(Catherine)。刚开始的时候，做父亲的打算给亨利取名叫"福克斯"，以纪念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CharlesJamesFox)——当时英国的一位颇受欢迎的政治家。但是，他的妻子对于丈夫给孩子取一个英国政客的名字十分恼火，伊路瑟罗斯最后不得不向太太"屈服"，从而给孩子取名"亨利"，以便彰显家族一贯强烈拥护美利坚独立的传统。在美国独立战争以及后来的美英战争之中，库克家族都有过长期的服役史，这是家族的荣耀。卡斯威尔家族也有着相似的历史，在美英战争中，玛莎·卡斯威尔的父亲曾被英军俘虏，关进了加拿大的监狱，从而使她对自己原来的祖国的好感和热情大打折扣。伊路瑟罗斯·库克继续努力，成为了俄亥俄立法院中的一员，并且最终进入了众议院。当杰克逊总统实际上将第二美国银行"取消"掉的时候，伊路瑟罗斯正担任着众议院的议员。1839年，杰伊·库克加入了克拉克-道奇，他是应一位朋友之邀前来为这家商号工作的。一年不到，他便功成名就，成为了一位深受重用的雇员，被人们戏称为"辨假专家"。像克拉克一样，他也成为了一个鉴别真假银行券的专家。几乎从一开始，他那敏锐的眼光就使他在克拉克-道奇身价百倍，被奉为无价之宝。他还担任了一份兼职，从事新闻工作。《每日记事》(DailyChronicle)是费城的一家报纸，报社的一位编辑邀请杰伊为报纸撰写关于货币市场的每日专栏。杰伊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这份兼职，而且干得很愉快。他写的主要是东海岸债券市场及外汇市场上的情况。尽管这家报社为克拉克-道奇好好地在市场上做了一番宣传报道，但一年之后，库克还是放弃了这份兼职，因为它太浪费时间了。不过，这段经历却令他小有名气，成为具有新闻写作天赋的一流金融从业者之一。要知道，在南北战争结束之后，文学之风盛行，人们都争相利用业余时间培养这方面的天赋，因此，库克的这种天分着实令当时的人们羡慕和佩服。在伊诺奇·克拉克去世之后，杰伊·库克离开了克拉克-道奇。在他退出的初期，库克一边忙着为铁路进行融资，一边忙着照料自己的私人事务。他在原来的商号里保留了一张办公桌，以便使自己不至于完全与银行业务脱离关系。19世纪50年代是铁路扩张的最后时期，因为南北战争随后爆发，很快就使铁路建设陷入停滞，绝大多数项目都被无限期地搁置起来。南卡罗来纳州脱离了美利坚合众国，这时，库克立刻下定决心要成立自己的商号，并且重新投身于他最熟悉、最了解的事业——为政府组织发行债券募集资金。他成立了杰伊·库克商号，时年仅39岁。尽管库克为后来在华尔街享有盛誉的克拉克-道奇工作多年，但是，库克终其一生，始终是一位费城的银行家。他的金融才干以及他强烈的爱国主义倾向使得他在资金越来越短缺、越来越难以寻觅的时候反而本能地站出来为国家筹集资金。战争把许多原来的外国投资者都吓跑了，库克认识到，要想筹到足够的资金，主要还得从国内投资者身上想办法。在战争爆发伊始，宾夕法尼亚急需资金，机会来了。然而，对于库克或者其他任何人而言，这都绝非易事。宾夕法尼亚像其他许多州一样，在第二美国银行倒闭引发市场混乱、导致市政债券危机的时候出现过债务违约的劣迹，正是这一系列事件导致了1837年的大恐慌。此后，宾夕法尼亚州政府的信用与声誉没有得到丝毫改善。南北战争爆发前，一位不列颠作家挖苦道："我们都知道美国人会打仗，没有人怀疑他们的勇气。现在，我凭借心灵的天眼就可以看到，在宾夕法尼亚的平原上，一整支军队排成了战斗时的队列，由不可战胜的步兵组成了巨大的团队，债务人组成的重骑兵团规模庞大，批评者的阵营空前壮大，破产旅的旗帜上写着斗大的法语——Vivresanspayeroumourir。显然，美利坚合众国的战争费用休想从英国人那里获得。有的英国报纸甚至认为，南部邦联拥有与多年前的13个原始殖民地一样的权利，有权要求退出合众国。但是，杰伊·库克的融资天赋取得了成功。他的杰出才干也赋予了"美国佬银行家"(Yankeebanker)这一术语一层全新的含义与色彩。第二部分 7.挽救合众国（2）宾夕法尼亚州政府委托杰伊发行价值300万美元的债券——对于一个已经负债超过4000万美元的州政府而言，这绝对不是一件轻松的使命。宾夕法尼亚州急需资金以防御来自南部边界的袭击。宾州政府任命德雷克赛商号——一家运作良好、信誉颇佳的费城银行——和杰伊·库克共同负责此次债券发行(在接下来的100多年里，德雷克赛将会成为投资银行业中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尤其是当年轻的J.P.摩根在南北战争结束，加入到这家商行之后)。库克被州政府挑选来担任联合代理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不太被人们理解，因为他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在银行界还是一个新人，尽管他在克拉克-道奇的声誉早已尽人皆知。他组织了一场规模浩大的销售活动，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批债券被人们超额认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带着点自我宣传的意思，熟悉广告宣传之道的杰伊·库克转身把申购者的名单发送给了全国各大主要报纸。他甚至给里士满的杰弗逊·戴维斯(JeffersonDavis)邮寄了一份名单，以便说明北方的民众全力支持这项事业。申购名单中的个人和银行包括了宾夕法尼亚的主要银行、德雷克赛商号和杰伊·库克商号自己，以及众议院议长之子——小F.A.穆伦伯格(F.A.MuhlenbergJr.)。库克发现，在宾夕法尼亚，爱国主义很有市场。宾州的成功为下一轮在华盛顿的融资活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萨尔门·柴斯(SalmonChase)在林肯政府中担任财政部长，负责为战争筹措经费。库克来到华盛顿，希望为战争融资略尽绵力。他的兄弟亨利早先是哥伦布(Columbas，俄亥俄州首府——译注)《俄亥俄州报》(OhioStateJournal)的编辑。亨利自告奋勇，提出要将杰伊介绍给柴斯。库克抓住这次机会结识了这位财政部长。1861年，他参加了一次财政部债券的发行工作，那次发行并不顺利，但销售情况却很成功。现在，进一步参与国债发行的道路已经铺好了，但是，道路当然不会自动在你脚下展开，于是库克毛遂自荐，为财政部债券争取订单，然后将订单交给萨尔门·柴斯。经过这一切，柴斯怎能不深刻地认同这位轻松搞掂一切的费城银行家在发行债券方面的出色才干呢?当然，库克会抓住每一个机会告诉柴斯他这样做绝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对于后来杰伊帮助出售给公众的那些财政部债券的发行人来说，杰伊的话有点言过其实了。柴斯对于库克向公众兜售债券的能力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并将他列入了未来债券发行参与人的名单。随着战争的拖延，财政部债券的发行规模越来越庞大。柴斯为库克在财政部谋取了一个副部长的职位，但是，库克经过深思熟悉之后拒绝了柴斯的好意。显然，库克认为自己服务祖国的最好方式就是卖出尽可能多的国库券，而不是成为一个附属于华盛顿的小官僚。库克仍然继续搜罗着国库券的订单。在布尔朗战役(BattleofBullRun)之后，财政部地位的削弱和库克日益显著的重要性已经相当明显了。战斗的巨大声响，在华盛顿都可以清楚地听到。但是，出人意料的消息还是把人们吓了一跳——合众国的军队已经被击溃了，市民们陷入了混乱。由于害怕南部邦联在不久的将来占领华盛顿，库克变得更加尽职尽守，为政府尽可能多地筹措对抗叛乱所急需的资金。一听到战败的消息，库克就在华盛顿开设了一个办事处，开始在华盛顿的各家银行之间游说，努力劝服更多的潜在认购者。他认为自己有义务保护合众国，他的坚强意志和决心与这种爱国主义一道表现出来，当然，还有金融方面的才干。这些融资成果之中必然有一部分成为资金筹募者自己孜孜不倦辛勤劳动的回报。库克在南北战争经费筹措中扮演的角色成为了未来银行家们的楷模，他们甚至取得了更大的成功。J.皮尔朋特·摩根(J.PierpontMorgan)便是其中之一，他会注意到库克因为他本人与萨尔门·柴斯的密切关系而获取的种种褒扬与奉承，他也会注意到库克为在全国范围内兜售国库券而付出的不懈努力。事实上，1865年后，摩根便试图从库克的商号手中抢夺财政部债券市场的控制权。但是，要想接近柴斯，成为他的心腹——换言之，也就是接触财政部的钱包——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柴斯是一个保守的人，支持使用铸币，不到万不得已，他不会轻易改变。布尔朗战役成为了林肯政府变革的避雷针，同时也成为了库克自己个人财富的避雷针。柴斯打起行李来到纽约，主持一笔新的价值5000万美元的债券发行。这次发行的债券被称为"5-20s"(一种早期的可赎回债券)。他要库克陪他一块儿去，以便在他向纽约的银行要求这样一大笔数目的时候有人为他鼓励加油。库克真的陪他去了。经过一番较量之后，他们如愿以偿地筹到了这笔巨款。参加这次债券发行的有克拉克-道奇、费斯克-哈齐(Fisk&Hatch)、利福摩尔-克鲁斯商行(Livermore，Clews&Co.)和狄龙·瑞德(DillonRead)的前身维米利商号(Vermiley&Co.)。库克和柴斯已经打通了关节，形成了一个债券销售联合体，这将使未来的融资活动变得容易许多。第二部分 8.挽救合众国（3）当库克向公众出售5-20s的时候，他要求人们支付金币或者有担保品的银行券。但是，当时的黄金极为短缺，于是，财政部暂停了黄金的支付，改为发行绿背纸钞(greenbacks)，这是战争融资中最遭人议论的对象之一。这种绿色的纸币没有任何支持与保证，后来成为了铸币鼓吹者们猛烈抨击的对象。萨尔门·柴斯本人也不喜欢这种纸币形式，但是，他清楚地认识到，如果不采取措施造出钱来的话，这场战争就输定了。到1862年，美国财政部已经差不多被掏空了。因此，反对发行绿背纸币的主张看来太不切实际、太学究气了。绿背发行以后，信用状况又恢复了正常，公众和企业都接受了这种全新的货币，没有人表现出明显的怀疑。绿背纸钞的一个有用的附带作用就是有助于剪除老克拉克-道奇在国债发行议价中存在的陋习——他们惯于在出售国债之前压价，将政府债券打上一个相当大的折扣，再以面值出售给公众，却将较少的款项给政府，从而为承销债券发行的银行家们带来丰厚的利润。绿背纸币为公众接受之后，货币的供应不再那么紧缺了，因此，财政部在发行新的、大型的政府债券的时候没必要再折价发行了。这种新型通货产生了一种意料不到的、有益的附带作用。虽然没有了巨大的折扣差价可赚，库克仍然能够在新形势下赚取丰厚的利润。即便新发行的债券在出售给销售代理人时只有2%的折扣，一笔巨额发行仍然能够为代销机构提供丰厚的报酬。此后不久，当库克被指派为新的财政部债券发行的全权代理人时，所有的佣金全部落入了他的腰包。库克发现自己陷入了华盛顿的政治罗网，难以脱身。在战争初期，库克和他的兄弟亨利在华盛顿帮助成立了美国第一家有轨电车公司——华盛顿-乔治敦有轨电车公司，参与过战争融资的主要银行也都参股了这家公司。公司办得非常成功，人们都为之喝彩。但是，萨尔门·柴斯提出了相反意见，认为在合众国军队中服役的有色人种也应当有权利使用这种服务——当时，这种服务仅向白人开放。柴斯给公司董事会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恳求公司允许黑人能够使用这项服务，但是遭到了董事会的拒绝。于是，库克银行立刻卖掉了它所持有的该公司的股票，回到债券销售的老本行，将棘手的有轨电车问题以及种族歧视问题留给了其他人。1862年，北方联盟的战事吃紧，形势甚为不利，库克也感到了战火的热力。财政部对库克的银行进行了审查，因为它们在分发处置已经筹集到的资金时行动太过迟缓，财政部认为在墨西哥战争融资期间曾经出现过的挤占在途资金的问题再度发生了。库克提出了抗议，但是，他设法使自己忙于处理其他事情，主要是参与铁路融资——早在战争开始以前的若干年里，他便已经参与其中了。这些铁路交易运作起来有些困难，因为政府频频监控电报信息。库克的银行设计了一种复杂的密码系统，以便能够在它的分支机构之间传递消息而不必担心被政府窃取。这套系统用普通的银行术语以及其他银行家的名字来代替政治术语和军事用语，从表面上看，他们传递的都是标准的银行信息，而实际上在他的分支机构之间传递的却是政府审查员不允许传播的军事消息。与华盛顿做生意并不意味着政府要在其另外的私人事务上发号施令。第二部分 9.金融界的拿破仑（1）在1862年，杰伊·库克有点走霉运了，不过，那一年的下半年还是给他带来了财富与荣耀。尽管人们对未来的预期较为乐观，但是，战争却丝毫没有终止的迹象，而布尔朗的第二场战役又将战争的威胁大摇大摆地放在了华盛顿的门前。为了武装军队，需要更多的资金，柴斯再一次把库克召唤到合众国政府的身边，帮助政府为战争融资。在资金分配方面发生的短暂争执只是库克融资过程中的一个小小插曲。柴斯再度急需他的帮助，不久，一笔新的债券发行就紧锣密鼓地安排上日程了。对库克的批评，从他策划发行的所谓5-20s贷款或者说5-20s债券开始，一直追溯到他的财富的源头。5-20s债券是到目前为止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债券发行。为了这次债券发行取得成功，库克动用了他全部的资源。实际上，所谓5-20s债券是年利率6%的20年期债券，但是，在发行满5年后可以由政府提前赎回。库克被指定为这次发行项目的全权代理——有一段时间，这笔债券的销售很糟糕。但是，当库克加入到这个项目之后，整个局势立即改观。他运用了各种各样的销售技巧，从利用四通八达的关系网，雇用流动代理人，到聘请记者撰写文章鼓励人们投资于政府债券。这些文章果然非常管用，它们不仅唤起了普通市民的爱国主义热情，而且还起到了教育启迪的作用，指出了"为共同利益而拿出钱来"的意义，强调政府庞大的战争机器急需资金支持，只有值得信赖的公民才能为政府提供帮助。这些销售技巧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来自全国各地的申购单如雪片般飞来。库克投入了1500名代理人，任何人只要愿意掏出10美元，这些代理人就会把5-20s债券及时出售给他。与以前发行的财政部债券不同，这次发行的债券面额很小，以便让普通百姓也有能力认购。记者们更是使出浑身解数，源源不断地炮制着各色宣传文章，内容涉及极广，从技术性文章到种种花絮。1863年4月《费城问询者》(PhiladelphiaInquirer)上的一篇文章是以下面这段话作为开头的：当人们亲眼目睹这个城市中的(库克)国债代理机构的日常运作时，每一个热爱祖国的人都会感到发自内心地欢欣鼓舞。人们在那里将自己的储蓄和资金投资于5-20s债券，通过这种方式来支援我们的政府，减轻政府的压力。南北战争之后，任何一位试图销售证券的人都不得不注意到库克在5-20s债券的营销中为后人树立的光辉榜样。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为库克是一位无私的合众国救世主。作为成功销售5-20s的回报，他得到了大约1%的佣金——尽管比过去的收益率低，但是考虑到整个发行的巨大规模，库克赚取的利润仍然相当可观。刚开始的时候，5-20s债券每天都可以销售出大约200万美元，到销售期结束的时候，一共卖出了价值5亿多美元的5-20s，也就是说，包含成本在内的佣金收入应该有350万美元。库克自称，他从5-20s债券的销售中只净赚了20万美元，但是，这些数字很值得怀疑。1863年，《纽约世界纽约报》(NewYorkWorld)以毫不避讳的语言责备库克道：不过，如果杰伊·库克及其商号从政府那里为他们所筹得的所有款项收取5‰的手续费的话，我们都不难看出，对于这个商号而言，有多么强有力的动力激励他们尽一切努力把尽可能多的钱转化成债券。这家报纸并没有为它的读者们做算术，但是，数字的确相当可观。最后，5亿美元的5‰本应当为库克赚250万美元。不管成本有多高，可以想见，公众的抗议应该是非常尖锐的。但是，《纽约世界报》同样指出，我们的人民看上去似乎乐于被欺骗和蒙蔽。他们一言不发地接受了关于我军获胜的错误报道，平静地接受了财政部拒付债务的行为以及狡猾的债务创新，却没认识到，被欺诈的感觉无异于无罪而入狱，被战争浪费生命或者被税收剥削而赤贫。参议院也有人对库克发起了进攻，指责他从财政部那里捞了成百上千万美元的油水。萨尔门·柴斯是一个头脑高度清醒的人，他对这些攻击感到不安。但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又设法使自己相信库克的行为主要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因此，他挺身而出为他的代理人辩护，从而使5-20s债券的种种议论告一段落。库克是一位民族英雄，与此同时，他也积累了一小笔财富。讽刺家们后来说，战争结束之日也就是库克开始建造他梦寐以求的宫殿般的豪宅之时，那座豪宅将会耗资超过100万美元。但是，融资活动尚未结束，更多的债券发行就紧锣密鼓地展开了。库克接下来主持的国债发行项目是7-30s(3年期债券，利率为7.30%)。那时候，柴斯已经离开了财政部，库克不得不与当时新上任的财政部长——威廉·皮特·费森登(WilliamPittFessenden)打交道。费森登很快就认可了库克过去的成绩和贡献，并且让库克参与新债券的发行工作。但是，费森登作为财政部长，缺乏柴斯那样的才干，因此，新债券的发行工作在他的管理下进行得并不理想。除了库克承担的那一部分，其余的债券卖得很不好，许多都没有售出。费森登把困难告诉了库克，并且请库克为他指点迷津。库克后来披露了这段对话："你想要什么价钱?"库克毫不犹豫地问道。第二部分 10.金融界的拿破仑（2）"我希望以平价(即面值)售出这些债券，您所得到的好处将是累计的利息，"财政部长回答道。"我本人将买下这些债券，"这位银行家以他独有的方式说道，"我将一次性认购300万美元的国债，而您可以给我一个对于余下的1000万美元国债的选择权。在访问完纽约之后，我将会做出最后的决定。在这次碰面之后，库克迅速成为费森登的高参，费森登对他言听计从。对此，这位财政部长以下面的一番评语作答："我以前一直认为柴斯先生是你的保护人，但是，现在我明白了，你是他的保护人。"库克成为了7-30s债券的独家代理人，他对7-30s表现出了与5-20s债券一样巨大的热情。但是，这一次的任务更加艰巨。这次新发行的债券最后为财政部募集到的资金总额超过了8.3亿美元，直到现在，这次发行的债券所募资金在美国历史上仍位居榜首。历史证明，这次规模空前的债券营销活动实际上就是针对南部邦联的一次破坏活动，是对南方的一次沉重打击。有趣的是，这些债券也变成了对杰伊·库克自己的一次间接打击与伤害。处理巨额资金常常需要在极短的时间内筹集巨款，库克与费森登的愉快合作给他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他的生意将永远这么成功，这么顺利。然而，一旦战争结束，这样的巨额发行就不再正常了，生活开始重新回到正常的轨道。不过，在那个时候，7-30s和5-20s的规模都如此庞大，加在一起就更加惊人了，以至杰伊·库克能够自豪地说自己是第一位成功融资10亿美元以上的金融家，这可是金融字典里找不到的一种全新的衡量尺度。只要战争持续下去，库克就是华盛顿的总管。但是，大灰狼已经在敲门了。战争期间发生的几次黄金恐慌事件对财政部的偿债能力提出了严峻的考验。批评家们纷纷把恐慌归罪于华尔街上的犹太裔利益团体，将矛头隐晦地指向杰伊·古尔德(JayGould)。但是，有的人这么做仅仅是因为既能够投机发财而又不承担法律后果。1863年，年轻的J.皮尔朋特·摩根在纽约市场上对黄金进行"逼空"(Corner)操作，迫使黄金价格上涨从而导致国债价格下跌，结果使得5-20s和后来的7-30s国债的销售变得非常困难。进行逼空操作的原因是难以确定的。然而对黄金进行投机是华尔街上很盛行的一种游戏。许多功成名就的商号都设有专门的黄金交易室，在那里，它们为客户以及其他类似的商行确定黄金价格。但是在那个时候，对已售出的战争国库券进行投机看起来似乎是一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因为这样会破坏融资活动，并对黄金的价值产生怀疑，最终驱走投资者。这至少是对杰伊·库克商号的声誉的败坏。库克意识到了这种情况，于是每当有大笔销售的时候，他就经常到纽约出差。因为在华尔街上，既驻守着债券的潜在买主，又驻守着他的生意对手。困难的筹资活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即使是在雷奇蒙顿被包围期间，或者在林肯被暗杀之后，都不例外。库克和新任的财政部部长——胡·麦克卡勒(HughMcCulloch,费森登的继任)——在7-30s国债上不停地就佣金讨价还价，最终，库克得到了7.5‰的佣金，他坚持认为只有这个数字才能支付相关的成本。从那时起，7-30s债券比起以前的债券要成功得多。由于7-30s债券的成功，库克成为这个国家最知名的金融家，从此他享有很高的声望。当战争融资日渐平静时，其他的商号就开始招揽生意。私营公司又成为大家争相投资的对象。在美国内战之后，大量投资涌向铁路建设。西部在召唤，然而对库克来说，这种召唤将是他破产的哀歌。在战争结束时，库克的商号依旧保持着老样子，就像库克与萨尔门·柴斯搭上关系以前的情形一样。它还是出售证券、处理汇票业务和黄金业务，而且还吸收存款。事实上，存款业务将会给商号致命的一击，这也是19世纪许多商人银行的沉痛教训。因为商号吸收存款并经营证券业务，会使存款人感到很紧张。如果存款客户决定抽回资金，银行会资金缺乏，以至于无法继续维持经营，最后不得不关门。这是一个古老的难题，但老天注定它会一次又一次地重演。第二部分 11."一次盛大的承销活动"（1）在战争结束时，库克计划在费城修建一个宫殿般富丽堂皇的新家，新的豪宅以一位印第安领袖——奥冈兹(Ogontz)的名字命名，并且果真耗资100万美元。他的批评者们可算找到了攻击他的武器，他们常常用这件事情来嘲笑他的过度奢侈。终其一生，库克一直以豪爽著称，他经常举行盛大豪华的餐会，并且给他的客人们以皇室般的礼遇。南北战争以后，他接待过的最著名的客人是尤利西斯·S.格兰特，他曾经无数次地前来奥冈兹做客。但是，库克无法彻底地从财政部融资所带来的激动中摆脱出来。他迅速参与了一项新的铁路项目，这条铁路将联通中西部和太平洋西北部，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北太平洋铁路"。这项铁路项目是对原来的一条未能成功的铁路的复建。库克下定决心要使这项新的建设项目成功，但他的合作伙伴们却远远没有他那样热情，只对这个项目说了些场面上的应酬话。库克真是不走运，他的合伙人之一——威廉·摩尔希德参与了对海外投资者的谈判，但他却不愿全力支持这项铁路重建计划。库克认识到要想使他的想法成为现实，就必需借助海外投资的支持。他派遣摩尔希德前往伦敦，与罗斯柴尔德家族进行沟通，他们将为这个项目提供即时的信用支持。库克希望罗斯柴尔德家族买下一笔数额相当巨大的铁路建设债券，这条铁路的建设将会运用相当高的财务杠杆。然而罗斯柴尔德在美国的一切事务均交由奥古斯特·贝尔蒙特代理。贝尔蒙特早在30年前就已经开办了他自己的商号，仅仅在罗斯柴尔德家族提出要求的时候才会代表他们的利益行事。尽管摩尔希德费尽了唇舌，这个传奇式的银行家族却丝毫不为所动。那个时候的欧洲汇集着来自各地的企业家，他们都在努力寻求着欧洲的资金支持，其中有许多来自欧洲其他国家以及中东国家的铁路融资项目。因此，兴建一条新的美国铁路这样一个主意听起来并不新颖，没有多大吸引力。除此以外，稍有记性的伦敦金融家们都不会忘掉19世纪40年代美国的市政债券给他们带来的巨大损失——那次的债券拒付事件，连本带息一共使欧洲(主要是英国)投资者损失了数百万美元。虽然有像库克这样一位闻名遐迩的大师支持，整个环境仍然不利于这一项铁路债券的发行。虽然罗斯柴尔德家族对库克的计划有些感兴趣，但最终还是拒绝了他的要求。在美国，修建一条铁路的成本差别很大，而库克的新干线据估计是最为昂贵的。经验早已证明，成本越高，举债必然越多，风险还表现为发行过多的股票，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股票掺水"。那是一个很大打击，因为在他迫切需要资金支持的时候，却被拒绝了。而且，这件事情也让他意识到必须亲自出马来为这个项目融资，并且也只能依赖国内的支持。最后，库克向一位真正的政界名人出售了他企业的股票，这位政界名人不仅在华盛顿，而且在他的故乡俄亥俄都很知名。他对这项事业极负责任感，就像自己是救世主一般。这个项目要求新铁路干线从五大湖区铺设到太平洋西北部，围绕着普吉特海湾(PugetSound)。他对这个地区极为迷恋，称它为美国最美丽的地方。在给朋友的一封信里，他表达了自己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希望大家都去"伟大的西北部，在那里没有燃烧的十字架，没有3K党，也没有投机家"——这里与正在展开重建的美国南部形成鲜明的参照。在华盛顿紧锣密鼓地进行了大量游说工作之后，库克和他的支持者设法说服了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批准北太平洋铁路穿越大西北。该法案为这条将要贯穿边界的铁路提供了一大片政府授予的土地，其面积竟然超过了几个州加在一起的总面积。但是，库克一直寄以厚望的政府资金支持却并没有随之而来，他不得不启动另一套计划。这条铁路的建设成本非常高昂，资金供应很紧张，库克决定再次向欧洲寻求资金支持。1870年，他把目光转向了德国，虽然德国人的资金不像罗斯柴尔德商号及其亲朋们那样充裕，但是，他们对于美国铁路建设的态度却通常较为友好。他们已经做好了安排，以美元为面值向德国投资者发行债券，就在这时，一件出乎人们意料的事情发生了：普法战争爆发，融资计划只得推迟。在此期间，铁路的建设仍在继续，成本仍然在继续攀升。尽管库克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北太平洋铁路的融资活动中，但是，当又一期财政部债券发行的时候，他仍然抽出时间进行了安排。现在，5-20s可以依法进行赎回了，因此，财政部要求库克安排以年利率1%发行一期新国债，以取代原来年利率6%的5-20s。早先售出的5-20s国债中有许多已经流入了欧洲——它们原来的美国主人倒手将它们卖给了欧洲的投资者。结果，库克不得不联合一个欧洲银行集团，以安排债券的转换事宜。另外，库克又组织了一个美国银行集团，安排美国这边的债券转换事宜。他没有足够的资源来安排整个交易，因为北太平洋铁路项目占用了他太多的资金。为了安排发新债换旧债的再融资事宜，也有必要邀请其他银行参与其中，以便库克不至于一人独断新项目的条款和内容，由此诞生了一个崭新的术语——"辛迪加"(syndicate，源自法语syndicat——原注)。这个词语用来描述在一个体系中，其他银行家能够认购相应的债券，并且在该产品的设计方面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美国的报纸很快抓住了这个崭新的术语，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拿库克开玩笑。第二部分 12."一次盛大的承销活动"（2）即使有其他银行参与到新债券的发行之中，仍然有人怀疑库克按照自己的利益制定了整笔交易，或者说，他试图再次利用相关的条款使自己受益。于是，库克以一种时髦的方式，公布了在美国以及欧洲参与此次债券转换事宜的银行的名单，在金融界，这种做法可谓前无古人。除了杰伊·库克商号以外，参与美国这边发行业务的银行还有维米利商号、亨利·克鲁斯商号(HenryClews&Co.)、克拉克-道奇以及纽约第一国民银行(theFirstNationalBankofNewYork)。尽管大西洋两岸的财团各自都只为整个债券转换安排2500万美元的交易，但是，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以这样一种方式公布承销商的名单。很快，更大金额的发行项目接踵而来，辛迪加成为了一种标准的证券发行分销模式。当一笔发行项目涉及金额过大，仅凭单家银行的实力难以完全应付的时候，通常都会沿用这种辛迪加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