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他们还奴役着成千上万的白人奴隶。美国总统华盛顿在指挥独立战争的同时，就曾经四处张贴布告，通缉他的逃亡白奴。他还写过文章，介绍给印第安人剥制头皮的方法和经验。美国政府曾经大张旗鼓地鼓励美国市场上的印第安人头皮交易，以便鼓动全社会剥印第安人头皮的商业热情。这些充满爱心的基督徒奴隶主，为了不让奴隶的生育影响到劳动效率，甚至剥夺奴隶的性权利，禁止他们发生性关系。独立战争之前，英国殖民者在跟印第安人首领谈判的时候，这些伟大的清教徒将天花病毒患者用过的毛毯，伴着充满爱心的天使的微笑，送给印第安人，让他们因此大片大片死亡。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用生物武器消灭自己的敌人（实际上是恩人）。基督徒不但是第一个使用生物武器的人，而且是唯一一个使用过核武器的人。基督徒的爱心每时每刻都在创造着其他人种所不敢想象的奇迹。许多人为基督徒殖民者辩护，认为这些罪恶发生在殖民时代，好像那就应该是一个野蛮时代，所有的罪行都可以一笔抹杀。可是，他们在殖民过程中，恰好是把其他人种命名为野蛮人并肆意屠杀，他们自己则以最高文明自居。再说，他们制造第二次翁迪特尼大屠杀时，已经是1973年。如果我们说美国在1973年还处于野蛮状态，那么他们什么时候才能文明起来呢？还有，他们对于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措施，那种隐性的大屠杀，至今没有停止过，每时每刻都在进行，都在发生。在五花八门的屠杀方式中，其中有一种就是将他们的孩子集中在学校里，一边灌输上帝的福音，一边将他们虐待致死。在北美土地上，无论是美国境内还是加拿大境内，一直在上演着这种爱心故事。2006年底，加拿大联合天主教会神父加文·安妮特制作的纪录片《史无前例：加拿大的种族清洗》，在纽约独立电影节中夺得最佳导演奖。通过这出影片，加文神父揭露了加拿大天主教会与联邦政府一起对北美原住民进行的“有组织的系统性灭绝”的历史事实。加文作为卑诗省的联合教会神父，因为发现并公开了教会在印第安人寄宿学校里进行谋杀的证据而被解雇。他个人的经历，与幸存者的回忆相交错，向人们讲述了加拿大一段种族灭绝的历史。为了帮助印第安人摆脱受凌辱的悲惨生活，由基督教机构跟政府一起，对印第安人进行“有组织的系统性灭绝”，这种爱心是多么周全和高贵！一位作者结合这部纪录片介绍了这种“有组织的系统性灭绝”行为的若干具体细节。自19世纪末起，加拿大政府通过了“在数代人之内，使印第安原住民彻底融入主流社会”的政策。约1929年，加拿大全国各地成立了为数众多的天主教会寄宿学校。所有印第安原住民达到入学年龄的孩子均被强行送入这些学校中。进入学校后，天主教会便对这些孩子拥有完全的监护权，直至中学毕业。其生父母，只能有每年一次的探望。如此，寄宿学校对这些孩子犯下的种种罪行，而不为人所知。这些罪行包括：殴打，电击，强行绝育，医学试验，饥饿，强奸和其他行虐待，以及谋杀。影片中幸存者，面带痛苦的表情，诉说他们的恐怖经历，教会学校中发生的黑暗历史逐渐浮现。少女被强奸而怀孕，修女们因性虐待少男而怀孕。孩子们被迫挖掘坟墓，埋葬那些刚出生就要被遗弃的婴儿。根据估算，100，000读过寄宿学校的学生，最少50，000人悲惨地死去。他们的尸体就埋葬在学校附近的荒地里。对他们的家人来说，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二十七、中国人天生就是奴性十足吗？国家是一种恒久的、制度化的暴力，所有那些弱势部落，除了按照强势部落以国家的名义勒索的数字上贡纳税以外，还能有多少其他的选择？这种别无选择的屈从，被后人命名为奴性。天长日久，怯懦、恐惧、忍辱、顺从以及忠诚等等性格特征，就出现在那些弱小部落身上。还在掠夺文明刚刚诞生的时候，这些奴性特征就已经在酝酿之中。到了奴隶文明繁荣灿烂的时代，这些奴性特征迅速发展起来。既然奴性是身处恶劣生存环境的一种适应能力，可以肯定，世界上每一个人类群体，都具有不同程度的、不同表现形式的奴性，因为每一个人类群体，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遭遇过绝对险恶的生存环境。在有史可考的几千年文明史上，一个民族征服另一些民族，几成常态，谁都曾经遭遇过他者的侵占，谁都曾经遭遇过屠刀的威逼和凌辱，谁都曾经遭遇过异族的统治。弱势族群不是没有反抗过，但是反抗失败以后还得在奴隶的境遇中继续生存下去。既然谁都曾经被征服，谁都曾经在屈辱的境遇中卑屈地残喘，那么为什么人们偏偏强调中国的屈辱历史，偏偏突显中国人的奴性呢？我们不加分析地接受这种错误判断，乃是因为我们在一百多年来的连续失败中，滋长起了一种失败主义的悲情，在这种悲情的包围中，我们暂时失去了自信心，因而失去了应有的判断力。就拿中西哲人都爱拿来说事的元清两代统治而言，在蒙古人和满族人征服中国的过程中，事实上中国人的反抗是极为英勇、极为惨烈的，所付出的生命代价不计其数。在暴力面前的失败并不是一个民族的过错，就像雅典等等城邦国家向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投降不是过错一样。在反抗失败以后，偌大的汉族及其命运相连的其他少数民族，能拒绝生存吗？那显然是不现实的，我们的祖先只能在新的权力格局中寻找生存空间，这是极为合理的选择。如果一定要将这种选择命名为苟延残喘，将这种顽强生存看作奴性，那未免过于苛责自己的民族、自己的祖先。须知人类历史上所有被征服的民族，都不得不这样勉力生存。如果说这就是奴性，那也绝不是中国所独有，而是全人类共有的命运和心理特征。近代欧洲人一直把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认作他们的文化正统，灿烂的希腊罗马文化成为他们永恒的骄傲。可是古希腊古罗马就没有失败和屈从吗？肯定不是。雅典等等城邦共和国，天天都在研究如何保证贵族与公民的权利，以便更好地统治众多奴隶和众多殖民地。那些奴隶和那些殖民地居民，也是希腊文化圈中人，他们在“城邦国家”的强权之下，不是也不得不屈从吗？为什么不将他们的屈从看作希腊国民性的一部分？在马其顿王权强大起来之后，希腊所有城邦共和国都在强大的亚历山大的刀剑下兵败投降，从此屈从于刀剑的统治，为什么不将古希腊人的投降和屈从纳入到古希腊文化传统之中，并将这种传统文化命名为奴性文化？这种政权走马灯，表明在人类历史上征服与被征服是历史的常态。所有这些被征服者都不得不从血泊中爬起来，继续种族的繁衍，并在繁衍中相互影响与融合。有一些民族日后终于东山再起，重振雄风，赶跑了征服者，并进而征服了其他种族。有一些民族就在被征服的过程中融合到其他民族之中，作为一个种族也就永远消失了。每一次所谓征服，都是某一个种族逼迫其他一些种族就范，其中包含着长期的制度化的掠夺、压制、凌辱、屠杀。我们今天所知近代以来的殖民统治是十分残酷、十分血腥的。我们其实可以用这种殖民模式解释整个人类的历史。历史上所有政权的建立、所有统治集团的更替，都可以用殖民模式予以解释。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殖民史。可是所有那些惨遭屠戮和殖民的民族都不得不从血泊中爬起来，在屈辱的殖民模式中继续繁衍生息。如果我们将所有在征服者的统治下继续繁衍生息，都看作逆来顺受的奴性，那么，世界上所有的种族都是很奴性的，因为所有的种族都曾经遭遇过这种逆境。至于罗马，最早建立罗马城的罗慕路斯部落，所拥有的不过是地中海北岸的一个小小的村庄，他们经过了无数次征战屠杀才建立了罗马城。罗马城建立以后，他们更是四面出击，攻城略地无数。在残酷的屠杀与征服中，意大利半岛终于融合为一体。日后的屠杀与掠夺更加规模宏大，终于征服了大半个欧洲和西亚、北非。大罗马帝国的统治者只是那么一个小小的群体，所有其他组织到罗马帝国之中的人群，无论是欧洲人还是亚洲人、非洲人，都是被征服者、被统治者，也就是屈从者。就人口比例来说，作为征服者的罗慕路斯部落的后代，在今天的欧洲寥寥无几，欧洲绝大多数人都是当初被罗慕路斯部落所征服的人群的后代。欧洲殖民者为什么不将自己祖先曾经失？和屈从的历史及文化，纳入到古罗马文化传统之中，并据此好好诊断自己的奴性和国民劣根性？难道中国人失败之后的屈从就是奴隶的性格，欧洲人失败之后的屈从就是大丈夫性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