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与欧美资本主义相比较，与纯粹的资本主义，即小政府和民间企业几乎相反。所有者支配、阶级区别、贫富差距很小，与欧美相比是社会主义。日本即是资本主义又是社会主义，却又都不象，有种说法叫“会社主义”或“企业主义”。（见《现代日本经济史》[新版]2002）日本就是这么一个党政不分，政企不分，产权不明，以计划经济为主导的僵化保守的政治经济体制。就是这种体制推动日本迅速现代化。首先对国内市场进行严密保护，强制进口替代，限制外资。60年代前期，日本的国产品依然是粗恶品的代名词，但消费者没有选择，洋货的价格极贵。这种极端保护措施进入90年代后，日本被迫签订了一系列开放市场协议才放松。到今天，日本依然是非常封闭的市场。缩小贫富和地域差距，使多数国民都能享受到工业化的成果，市场基盘扩大，反过来推动生产发展。1955年的日本技术是落后的，战时中的技术空白面很多，但潜在的工业技术水准和劳动力素质其实与欧美没有很大差距，拥有吸收消化外国新技术的能力。技术导入，并不是简单的模仿和使用，而是消化吸收提高。技术的引进和提高注重各产业间的关联，逐步把大多数产业卷入技术进步。钢铁业的技术进步，提供优质价廉的素材，促进造船业和汽车业发展。石油化学的出现，促进了合成纤维、合成橡胶、塑料的成长。自动机械的出现使制造工程合理化。这些新技术的相互配合，产生了大量的新制品。国内市场扩大，使得量产和削减成本成为可能。各产业关联的紧密化，产生了相乘的效果。随着技术引进革新，生产扩大，消费一直受到压制，消费带着产业链逐步成熟。日本进入大消费时代已经到了60年代末。日本的大规模城市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则到了70年代的田中角荣的日本列岛改造计划，在这之前，日本在外观上还像第三世界国家。日本的战后追求平等和限制竞争，可能损害了效率，但实际上没有产生大的社会摩擦，构筑了安定的社会，有利于人才和技术的蓄积，实际上达成了非常高的效率。日本的经济基盘是重化学工业，无论战前还是战后都优先发展，成长迅速。由于采用的是僵化保守的计划运营体制，经济效益极其低下，政府背负了巨额国债，重工业银行的不良债权堆积如山。就是这么一个从诞生起就不断赔钱的怪物，却是日本富裕的源泉和动力。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还停留在小农经济时代研究自由市场价值规律等价交换，研究种苹果卖苹果，永远也搞不清其中的奥妙。第九节 万吨巨轮的诞生中国长期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出卖资源和劳动力创造的“价值”，要么奢侈消费掉了，要么作为赔款、外资利润流失，要么被通货膨胀吞噬，要么变成金银外汇被席卷一空。生产设备或毁于战火，或被拆迁。几乎一无所有。作为民族安身立命之本的知识和技术，一片空白。国民绝大多数是文盲，知识分子对现代工业社会一无所知，满口仁义道德，之乎者也。发展民族的知识和技术是发展民族经济的重中之重，中国必须走“租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造船” 知识和技术蓄积之路。在一片空白的基础上建造万吨巨轮。首先要有各种钢材，需要一炉炉炼，一炉炉试验，一炉炉失败。有了钢材还不行，还需要锻造成大型锻件，需要研制万吨水压机。有了锻件，还需要用车磨铣刨等机床精加工。万吨轮还需要油漆、各种非金属材料，需要建立化学工业。万吨轮的控制调度通信，则需要电力电子和信息电子技术……第一艘万吨巨轮的诞生是那么艰难，充满了坎坷和失败，就像煤的诞生，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只是一小块。需要钢铁、机械、化学、电子等基干产业从无到有建立和协调配合，没有任何经济效益和比较优势，但它积累了民族的知识和技术，培养了大量的各门类专业人才和技术工人。随着钢铁、机械、化学、电子等基干产业逐步成型完善，汽车、火车、飞机、建筑、桥梁、家电，及形形色色的新制品都会从这根干上长出枝条，开花结果。新中国并不是传说中那样闭门造车，而是积极谋求从国外导入技术。由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债务，不依法依契约办事，被民主国家强力封锁。50年代中期，系统地从苏联导入156项重点基干工程，中国开始了发展自主技术力的历程。但是，苏联要把中国纳入以苏联为核心的经济分工体系，1960年中苏经济断交，撤走专家和图纸。中国走上了以自力更生的道路。民族知识和技术的积累之路是那么艰辛坎坷。日本赶上了殖民时代的末班车，可以对外征战掠夺。中国只能依靠全民族的节衣缩食，默默奉献，构筑民族奋飞的翅膀。1964年原子弹实验成功，67年氢弹实验成功，标志着中国迈进技术先进国家的行列。1970年，第一颗人造卫星，71年核潜艇下水和导弹驱逐舰实战配备，中国成为世界大三角的一极。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国成功突破了国际封锁。1963-65年（契约年），中国绕过美国的阻拦，从西方国家（含日本）导入31个基础项目，主要是石油化学、制刚设备、化纤、船舶等。1972-1974年（契约年），基干项目从日本导入79、美国28、英国41、西德4、法国8、荷兰瑞士意大利各1，共170项。从卫星通信设备、电子设备到化学工业、石油化学工业，门类广泛。这次技术引进的水准、门类广泛程度远超过前两次技术引进。中国的技术积累走的是一学、二用、三赶、四超的自力更生之路，自我技术力迅速提高。学习MIG21，仿制改进成了自己的J7系列，并大量出口，还派生出了J8。学习B707，研制了自己的大型客机Y10。各种工业生产设备也很快从引进到仿制，再到改进提高。中国的第一几乎都诞生在这个年代。从6、70年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曲线，可以清晰体会到基干产业逐步成型磨合跳动的脉搏，如图7。图7 6、70年代实质成长率和投资率中国经济是年轻的经济，与衰老期的经济不同，回复力非常快。经济停滞是由于政治斗争，而不是经济构造上引起的。67、68年激烈武斗，使这两年连续减少，后续两年迅速回复，76年打倒四人帮时也是同样。这种后退与美国的大恐慌和中国大跃进时期不同，不是由于经济构造引起的后退，中国的基干产业正迅速成长。66年到78年，实质成长率6.6%。按照一般的分类基准，0-3%低成长，3-6%正常成长，6-9%高成长，9%以上超高度成长。文革期平均6.6%，属于高度成长。并没有经济大混乱，濒临崩溃。一般很难实现GNP中超过30%的蓄积率。日本经济60年代固定资本形成率超过30%，实现了高度成长。中国65年前虽然有超过30%蓄积率的年份，但没有持续，70年到80年连续11年强蓄积体制。这种强蓄积构造是80年代超高度成长的基础。这种构造被注入大量外资，达成了改革开放年率10%以上的成长。到70年代末，中国已经建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可以独立设计生产现代工业的几乎所有门类的产品。天上有卫星、大型喷气客机，地上有汽车火车，海里有万吨轮核潜艇，此外计算机、微电子、家电……，应有尽有。中国在短短20余年的时间里，从只能仿制汉阳造，一跃成为科技先进国家，走完了日本近百年的知识和技术积累之路，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扫除了文盲。在民族即将奋飞的前夜，1975年周恩来总理在全国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提出了到本世纪末，实现农业、工业、国防、科技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70年代末的中国就像欲展翅高飞的雄鹰，但是……第十节 雄鹰折翼——蓄积构造的大转换1945年日本战败，国民经济崩溃，提出的口号是“国も企業も家計も赤字”，号召国民团结起来，节衣缩食，为民族的未来去拼搏奋斗。而中国，据说文革期的国民经济处于濒临崩溃的边缘，提出的却是“先富论”。民族的知识和技术蓄积的道路是艰辛漫长的，人民节衣缩食，承受了巨大的牺牲。改革开放使这种蓄积构造迅速向消费构造转换，使生活短时间得到了极大改善。1979年开始，连年大幅度提高农作物的收购价格。以粮食为例，1978年的粮食收购价格以100为基准，85年的粮食收购价格为202，而同期的物价指数为128。财政倾斜，化肥大规模使用，再加上包产到户使积极性提高，使粮食大幅度增产。在城市，工资分配率急剧上升，工资分配率是工资占附加值（工资总额、利润、税金）的比重，如图8。图8 工资分配率的变化毛泽东时代由于蓄积构造，工资分配率约21%。80年代有三次大幅度提高，一次是80、81年增加到25%，二次是86、87年达到30%，89年以后增加到40-48%，如果算上福利开支，会超过50%。作为对比，日本高度成长期的工资分配率稳定在35-40%之间。中国89年后远高于日本。80年代，急速由蓄积构造向消费构造转换，无论农村还是城市，收入急剧增加，各种耐久消费品的需求急增，中国一夜之间向大消费社会突进，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改革开放能够极大改善生活，发展经济，成为共识。但是，皆大欢喜的背后却是另一番景象。生产力并没有得到实质增长，由于不顾一切向消费倾斜，政府财政出现巨额赤字，不能负担基础技术的开发和研究，已经起步的项目能砍则砍。国防科研一停就近20年，大型喷气客机、微电子……，凡是不能立即产生效益的项目纷纷下马。天真地想象“市场换技术”，能够和西方建立“和平典范”，重走“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清末民国的发展道路。政府财政枯竭，对国营企业实行拨改贷，自负盈亏，作为“企业国家”的政府职能瘫痪。再加上工资分配率急升，企业没有能力进行技术改造和升级，“搞技改找死，不搞技改等死”。89年开始效益急剧下降，随着改革推进，效益越来越低下，如图9。图9 国营企业的资金利税率的变化作为政府主要财源的国营企业效益急剧低下，政府没有财力承担教育、医疗、养老、住宅等福利，使毛泽东时代的“准中产阶级”的社会构造崩溃，贫富和地区差距急剧扩大。准中产阶级社会构造的崩溃使购买力急剧弱化，进一步使企业效益下降。国内蓄积构造的瓦解，只能依靠外资，于是积极引进外资，外资在固定资产中的比重急速上升，如图10。图10 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粗固定资本中外资比例作为对比，台湾经济是由于美国援助和60年代中期以后外国资本的直接投资推动发展的，63年进入高度成长期，到74年约13年间，66年除外，粗固定投资8%至11.5%外资依存。大陆86年外资4.4%以上，96年到达12%。如果不算外资，蓄积率93年以后不足25%。现在形成了恶性循环，引进外资，使更多的企业破产，更多的人失业，政府更加没钱，需要引进更多的外资。在农村，由于人民公社解体，使水利、植树、造地等公益事业停顿，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陷于停滞。农村的中小学校建设和教育费，合作医疗费等都陷于停顿，农村的蓄积构造瓦解。人民公社制度抑制农民的消费，从而抑制都市劳动者工资的蓄积成长经济，由于农村自然发生的市场经济使政府的压制消费策略崩溃，向城市波及，再加上企业内部分配构造改变，演变成了依靠外资才能实现高度成长的经济。支持中国经济的有三大支柱：自我技术力、市场、大量廉价高素质的劳动力。中国向消费社会突入时没有像日本一样，用消费对外敲诈技术，消费带着产业链成熟，迫不及待地大量引入外国制品，使自己的产业链崩溃，自我技术趋于消亡。到今天，天上飞的是外国飞机，地上跑的是洋车，地铁是国外的，高速铁道也准备引进外国的新干线，重新提出“国船国造”的口号。自鸣得意的家电、手机业，里面的芯片及关键部件是进口的。钢铁、机械、化学、电子等基干产业技术力停滞不前，生产设备和基干部品依靠进口。自我技术力趋向消亡。准中产阶级社会瓦解，贫富和地区差距急剧扩大，市场结构成金字塔形。高端有高级消费志向，倾向消费外国制品。底边低收入者由于失去教育、医疗、住宅等保障，购买力急降。国内市场低迷，外贸依存。劳动力无限供应，工资提高缓慢。中国的工资并不低，还有更低的国家和地区，只是中国劳动力素质高，普遍受过初中等教育。改革使中国劳动力的积极性高涨，在流水线上象机器一样每天干十多个小时，即没有岗位培训，也没有闲暇时光，微薄的收入也不能负担子女教育。高素质劳动力也趋向枯竭。中国现在的GDP增长，只有数字意义。作为资源贫乏的国家，大量的资源却被加工后出口，国民并没有实际消费，且利润大多属于外资。换来的花花绿绿的纸片，或压箱底或奢侈消费，丝毫没有想到提高和改善民族的知识和技术。因为根据经济学理论，消费才是“价值”，才有效益，知识和技术的积累纯粹是浪费，效益低下。名义工资上升，但被各种必须的开支盘剥走，也没有落实到实物。这一切都算成GDP增长。随着GDP迅速增长，人民却不能求学、求医、求职，养老金也不知在何处。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向底层急落，出卖资源和劳动力,民族在流血。作为对比，日本从55年开始约20年间超过9%的增长，技术立国，人均GDP赶上发达国家。而中国自1978年开始约20年间超过9%的增长，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人均GDP不足1000US$，翻两翻。日本1980年的人均GDP不足1万US$，经过约20年2-3%的低速增长，2000年时人均GDP超过3万US$，也翻了两翻。1997年，中国之所以能够避免亚洲金融危机，主要靠政府强大的控制力和公信力。但现在，政府的财力进一步弱体化，控制力低下，污职和贫富分化使政府公信力下降。如果再爆发类似的危机……第十一节 民族责任和牛顿三定理这个系列可以称得上天下文章一大抄，有大段篇幅是抄的。由于翻译水平有限再加上不知道一些专业名词在国内是如何翻译的，也就直接用了，读起来有些不够通顺和难懂。不过，文章的立论和论述是自己的，与《刷盘子读书》一样，知识和技术才是宝贵的财富，民族富强的根，安身立命之本。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走的是知识和技术蓄积的道路，人民的生活其实比较贫困。45年战败，国民经济崩溃，但日本人节衣缩食支持民族知识和技术的再造。55年消费生活恢复到战前水平（当然是低水平的），但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和技术，国民也受到普遍教育，经过20年高速发展，以技术立国，人均收入赶上了发达国家。中国则不同，从洋务运动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比较优势，经济发展非常迅速，上海非常繁华，但抗战时却是汉阳造对日本的大和零战，底层的民众异常贫困，绝大多数是文盲，民族处于亡国灭种的危机。49年以后，走的是民族知识和技术蓄积的发展道路，到70年代末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和技术，扫除了文盲，建立了准中产阶级的社会结构，整备了支持中国腾飞的三大支柱：技术、市场和劳动力，与55年的日本非常相似，在短短20余年的时间里走完了日本近百年的知识和技术蓄积之路。但其后的发展却脱离了民族的知识和技术建设，雄鹰折翼，经过20年的GDP高速增长，依然是落后国家。研读日本经济史，发觉历史上日本完全不按经济规律办事，尽干赔本的事。而现在的日本学者对当时先人的业绩仰慕不已，丝毫没有谴责浪费国家和人民财富之意。关于此事询问过一个老学究，得到的答复是：这是民族的责任，当时的中国向殖民地滑落，日本绝不能做殖民地。“民族责任”是日本人深入骨髓的意识。可能是日本国土狭小，火山地震频发，无依无靠，钱财只是身外之物，只能通过“群”去拼。没有比较优势，只有靠自己“物作り”的“技”。中国却是个人主义，可能地大物博，还有一些比较优势。研读中国经济史，却是另外一副光景。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什么挣钱做什么。在国难日渐深重的2、30年代，依然莺歌燕舞，以经济效益为中心，没有想到去建立民族的知识和技术。在不断捡芝蔴过程中，却丢了西瓜，最后芝蔴也被抢干净。历史虽然已经走到了21世纪，但是中国和日本学者其实生活在不同的时代。日本学者生活在现代工业社会，做的学问自然是工业社会的学问。“社会”就是人群，对人群研究需要有大量的统计图表。“工业”其实是机器，而对机器进行研究，则需要有现代工业各门类的专业知识和统计图表，这些门类之间是如何协调配合。从大量的统计图表去认识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它的历史、现状及发展趋势，从而制订相应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不断比对期望与实际的差异，出现问题能及时纠正。日本学者对中国的研究，数据主要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关于中国的数据我在这里出口转内销了。中国人喜欢根据主观好恶修改数字是有名的，为了克服这个问题，需要进行大量的相关数据的比对，以得到比较客观的认识。日本学者是冷酷无情的，要么是“中国威胁论”，要么是“中国崩溃论”，却没有沁人心脾的“双赢论”，有个代替的词叫“共荣圈”，这可能是日本“武士”的传统。中国学者却生活在小农时代，或在农贸市场卖茶叶蛋，著述中很少看到统计图表，而是引经据典，《中国统计年鉴》好像与他们没有关系。坐而论道：1个苹果卖1元，赚5毛，有利可图吸引更多的人种苹果，价格下降，供需平衡。市场经济能够自动实现公平公正，自动实现资源配给最优化，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但问题是自由市场真的这么神奇，还要经济学家做什么，不知道是会卖苹果还是种苹果。还有些人附庸风雅，邯郸学步，弄一些莫名其妙的数学公式和逻辑，一通所谓的严密推导之后，证明了XX理论。实践中出了问题是实践错了，理论是不会错的，因为有严格的数学推导，不需要实践检验。如果数学逻辑真的很正确，经济学根本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因为根据分球理论，资源是无穷的。中国学者其实是中国传统的“文人”出身，不知道现代工业社会是何物，民族责任是什么，满口仁义道德，搞“双赢”，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把西方理论的精髓——“可重复，可检验”的科学精神给阉割了。没有科学精神的指导，中国的运动符合牛顿三大定理：需要很大的力量才能推动中国，符合第一定理；运动起来后就不会停止，符合第二定理；碰到头破血流才会转变方向，符合第三定理，从一个极端向另一个极端。中国就像一辆飞驰的夜行列车，即看不见前方的陷阱,也意识不到自身的危险，乘客进入了梦乡，憧憬着美好未来……第四章 从文化革命到工业革命第一节 前言并非所有的人都认为物质财富是文明的基础，虔诚的宗教信徒或极端一点的环境保护主义者可能会认为物质是身外之物，精神上的安宁和快乐才是真正的财富。这话当然不错，但他们起码要先穿衣吃饭，享用了物质产品之后才有机会做这种思考。而谈到现代工业社会时，会有更多的人习惯性的从环境保护、自然主义、传统文化等角度进行抵制。但无论如何，现代工业（包括已经工业化的农牧业、服务业）创造的财富满足了绝大多数人的需求，并且已经改变了我们的社会、道德、伦理，与我们的文明密不可分。譬如，崇尚绝对绿色食品的人应当知道，只有在化肥、农药、现代水利工程的支持下，目前的粮食单产才能超过前工业化时代数倍，即使有农民愿意放弃使用化肥和农药，如果不使用制种企业提供的优选种子，除了养活自己和家人，他很难有多少粮食可供他人食用。认为现代生活方式带来了癌症与爱滋病的人有必要去了解一下前工业时代的婴儿死亡率和平均预期寿命。不喜欢现代工业品的单调，偏爱手工制品的质朴的朋友，恐怕在批判工业化摧残传统文化之余，已经忘记了正是工业化带来的闲暇才第一次允许多数平民有意识的用艺术来装饰生活，而现代的手工艺品也多半使用了钢制工具、油漆等工业产品来保证工艺品的质量和制造速度。换个角度说：如果没有现代工业，大部分人类必须从事农牧业，才能保证食物的充足供应，若是没有了现代化的医疗体系，只有靠高达30%的婴儿死亡率，我们才能抵御遗传病的威力，而手工业固然质朴无污染，但随之而来的就是匮乏与单调（超出任何工业产品的单调）.......这里不需要再继续列举前工业化社会的弊端，光是上面这几桩前工业化社会的普遍特征，想必就足以让大多数工业化的批评者重新考虑他们的意见了。事实上，由于人类已经习惯了工业化社会的生活，大部分人都把现代工业的许多成就当成了自然的恩赐，因此，工业化的批评者往往忽视了工业化的力量和必要性，仅仅把目光集中在工业化的弊端上，得出工业化弊大于利的错误结论。而他们的批判的错误之处又恰好从反面证明了工业化与人类文明结合的紧密程度。无论如何，这个星球的绝大部分人口已经生活在一个被工业化改造过的世界里。即便是纯粹的农业国家，如果它不能从外界输入化肥、农药、种子、农膜、农机等工业产品，也将会陷入饥荒与战乱之中。那么，什么是工业社会，它与前工业社会有什么区别？第二节 现代工业的基本结构前工业化社会的经济以一家一户的自给自足小生产为特征，个人是生产的主体，使用简单生产工具进行重复性劳动。而现代工业经济以普遍使用先进机械，整个社会互相配合、不断发展变化的大生产为特征。在工业社会中，生产是由人和机器组合而成的工业体系来完成的，机器有远远超过人的体力和精力，能够达到人力远远不及的生产效率。人在生产中只是设计和操作机器。整个现代工业社会其实就像一台机器，具有高度组织化社会结构的，需要各部门协调配合方能运转，图1是现代工业生产的基本结构示意图。图1 现代工业的基本结构（箭头代表物质产品的主要流动方向）现代工业生产的各种最终产品，如汽车（日文为自动车）、电器电子用品等，需要用各种基本配件（日文为部品）进行组装。生产各种基本配件所需要的原材料，则依赖以材料科学、化学为中心的现代冶金工业和现代化学工业，还要有物理学知识做整个产业的基础。进一步，为冶金工业和化学工业提供原料的上游产业是矿业。矿物的探查、采掘，需要利用高技术和高技术机器设备，所以需要高技术的机械工业提供产业机器。高技术机械工业还为基本配件制造业和组装业提供各种产业机械、工作机械和模具（日文为金型）。在这个现代工业化社会中，最终产品是由整个工业体系提供的，各个部门、工序缺一不可，从表面上看，似乎所有的工作和所有的部门之间是平等的，不存在重要性或地位上的差别。但其实这种情况只存在于市场经济原教旨崇拜者的幻想中，考虑问题必须基于现实的社会、自然、历史条件。简单的说，由于人类之间的相似性和全球化产生的文化交流，人们对无数种最终工业产品有着类似的要求，如：更快、更精确、更清洁等等，这样，生产最终商品的企业就对工业母机的生产企业提出了趋于一致的加工要求，能够满足这些主要要求的部门和企业由此占据了相对重要的地位。同时、因为人类社会发展不平衡、技术集中于少数人口、人口流动受国界限制、技术进步速度超出市场调节速度等原因，各个部门之间的收益也非常不平等。工业中的分层现象非常复杂，涉及到历史学、社会学、组织学等许多学科的问题，详细的推理和分析需要另文陈述。可以把现代工业想象成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由钢铁（冶金）、化学、机械、电子（机器的自动化和智能化）等部门组成的基干产业是现代工业这棵大树的根干。与之对应，由科学人才、技术人才、管理人才和用于人才再生产的教育人才组成的生产知识体系则是现代工业国家的脊梁。由于基干产业提供的技术和工业母机满足了绝大部分最终产品生产部门的基本需求，其他工业部门只有依附于基干产业，才可能用工业化的效率产出大多数人愿意接受的最终产品（少数特殊产品除外，如艺术品、特别的文化产品等等），所以相对于基干产业，其他工业部门只是根干上长出的枝条而已。站在基干产业的角度观察，各种纷繁的最终工业产品没有本质区别，只是表现形式不同。比如汽车和坦克就没有本质区别，选择合适的钢材，更换模具，调整机器设备，组装汽车的生产线可以生产出坦克的车体和动力部分，至于电子设备部分，元件与结构的通用化比机械部分更甚。反过来，一个能制造坦克的重工业系统也可以生产出汽车。汽车和飞机也没有本质区别，战后日本被禁止生产飞机，造飞机的转行造汽车，现在日本资本逐步挣脱限制，本田的飞机又造出来了。基干产业不仅体现为民用科技力量，也是国防工业的基础，对于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而言，基干产业的水平反映在任何一件最终产品上，无论是汽车还是钢笔，还是步枪或导弹。反过来说，观察单个综合性工业产品的技术水准，就可以反推出这个国家基干产业的技术力，它是先进的工业国家还是落后的农业国家，它的技术力是突飞猛进，还是停滞不前。30年代日本可以造大和战舰，零式战斗机，中国却只能仿制汉阳造步枪，说明了两国当时巨大的工业差距，解释了中国的一溃千里。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当今的中国，很不幸，中国的神舟五号载人宇宙飞船还是70年代的技术，中国70年代末可以独立生产大型喷气客机，现在却不能，大量的武器装备依靠进口。诚然，中国的家电、手机等许多轻工业等得到了大发展，但制造他们的工厂使用的是外国的材料、基本配件、机械设备，我们的高速公路修的纵横交错，却不得不应用进口机械修筑，就连设计路面路基所需要的基本技术指标，也必须从国外引进，这种“繁荣”反映的是外国基干产业的技术实力，反映的是中国自主基干产业的堕落与崩溃。基干产业的技术力，必须结合成完整的体系才有意义，现代化产品是各门类技术协调配合的结果，而不是单项技术的指标竞赛。比如40年前日本的新干线开通，被命名为“光”，一般的理解是因速度快而得名。其实不是，而是新干线的诞生地，国立铁道研究所的所在地——光町。到日本光町国立铁道研究所去见学，参观初代新干线，不禁感慨万千。因为即使以当时的标准，单项技术竟是如此粗糙，但钢铁、机械、电子、化学、空气动力等各门类专业人才合力攻关，互相协调，终于化腐朽为神奇，创造了一个新时代，并为继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同样，苏联的米格-25曾是划时代的战斗机，一度被西方看做苏联工业的奇迹，但直到苏联飞行员叛逃日本，整个世界才发现米格25并没有应用任何最前沿的技术，只是通过精密的配合，把已经成熟的的各项技术都发挥到了极限。结果在保证米格25的速度，操控性等指标超出同时代西方战斗机的同时，还做到了降低成本，提高可靠性。日本和苏联能在二战的废墟中崛起，正是靠的这种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与之对比，今天中国的体制改革，给企业松绑放权，逼迫科研机构自负盈亏，对于同属国有的企业还要求产权清晰，分家分个明白彻底。这些措施或许极大调动了个人牟利的积极性，提高了少数优质资产的收益率，但10000条舢板并不等与航空母舰，基干产业的组织性协调性土崩瓦解了，个人的积极性再高，整个国家也不再具有开发高速列车、大型客机的能力，不能为繁荣的轻工业提供成套设备，曾经独立建造大型客机的工厂满足于为美国的波音制造飞机零件，曾经独立开发机车，铁路信号系统的铁路部门则准备引进日本的新干线。到株洲、长春等中国铁路工业的摇篮去见学，大部分的技术突破都诞生在20年前，基干产业已经堕落如此，不全盘引进外国技术又有什么办法？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中国的基干产业已经不得不被彻底放弃了。基干产业的技术力发展必须循序渐进。新技术是源于旧技术的积累，必须基于现有的产业和技术去创造发明更高性能的新机器、新技术。光靠积极性、激励机制，没有独立的基干产业和技术开发体系，任何先进技术也不会凭空产生。譬如现在使用的P4源于最初的4004芯片，而4004又源于最初的集成电路和晶体管。现代的波音飞机源于最初的707，而707又源于波音为军方生产的战略轰炸机，日本理光公司是半导体产业关键设备步进曝光机的领导企业，它的技术蓄积源于其前身，1917年设立的为海军制造光学瞄准镜的日本光学。理光的竞争者佳能公司，它的前身是1933年设立的从日本光学转移技术的精机光学研究所。这两家公司战败后从事民用照相机生产，也是照相机的领导厂家。独立技术水平是一步一个脚印的积累起来的,其中绝对没有任何取巧的可能，一个把为外国的基干产业做配套加工的国家，一个放弃了独立的基干产业的国家，即使有再大的雄心壮志，给技术人员再高的悬赏，也不可能发明出任何能真正为中国造福的技术。东京旧称江户，江户博物馆是东京历史的见证，其实也是日本历史的缩影。在博物馆的现代部分，展示的是日本第一辆自行车、第一辆黄包车、第一辆摩托、第一辆汽车、第一台电视、第一台洗衣机……。这些粗糙幼稚的展品，记载了日本迈入先进国家的历史，我们的国家曾经在20余年时间内，从手工敲打机器零件，肩拉人扛修建大坝发展到能独立开发数控机床、自主建造大型水利枢纽，这段辉煌的历史还有人记得吗？当然，必须承认，我们那时的工业技术依然很落后，但我们拥有独立的基干产业和研发体系，能够不断攀爬技术的高峰，这是国家的希望所在。1952年中国制造第一台完全国产的蒸汽机车，西方国家和日本大致在同一时间废弃了所有的燃煤机车，我们整整落后了一个时代，但这种“落后”的技术成果，对于整个国家的未来比引进10条高速铁路更有价值。因为开发这种“落后”技术的过程培养了中国第一代工程师和产业工人，给了第一代自主培养的大学生锻炼能力的机会，造就了工业的脊梁。而今，昨日的辉煌被看成愚昧，曾经的自豪变成自卑，在中国不断用外国的机车、外国的钢材、外国的芯片装备自己的工业系统时，我们不禁要问自己，前途何在？现代工业生产的主体是大工业体系，其生产力几乎没有上限，只受制于能够获得的资源和市场。即使农业，也是现代工业的结果，没有现代工业提供的化肥、农药、农机、种子等工业产品，农业的单产会大大降低，不能养活现在这么多人口。下表是日本米生产的能源收支。年分总投入劳动力机械肥料农药燃料灌溉其它产出收支19509,1501,1201,3702,40060801,5502,57011,6002,450197447,07044015,9509,8201,9501,8702,72014,32017,700-29,370表1 日本米生产的能源收支（1950、74年）（此表由宇田川武俊推计，根据槌田敦的《石油文明の次は何か》P29。统计每公顷的能源投入产出，单位是千卡）。1974年的米生产出现了明显的能源投入产出赤字，劳动力的投入则微不足道。从世界范围看，世界的谷物生产，1950年每吨谷物生产消费的能源，用石油折算是0.44桶，1985年增加到1.14桶（《データ世界经济》P56）。中国的农业问题，实质是源于“世界工厂”导致的资源大量流出。上表说明，即使在最古老的行业——农业中，零散的个人积极性在工业体系这个钢铁怪物面前也是渺小的，至于其他产业，统一的工业体系的效率更是远远超过零散的人力。早期的机器缺乏灵活性，只适合进行规格化大规模生产，但随着计算机控制技术的进展，机器的柔性逐步增强，不断取代人在生产中的位置。目前，由于机器技术的发展，在整个工业生产链中，人工已经被大量取代，只是在最后的组装环节，由于品种多，单次装配批量小，不可能为每种装配单独设计自动生产线，还需要大量的人工。工业社会中的人要么提高知识和技术水准，从事机器不能涉足的智能领域，或者提高积极性，从事简单机械的装配业，与机器的效率竞争，用血肉之躯对抗钢铁。否则就只能被工业时代无情的甩掉，与哀鸿遍野的非洲、硝烟弥漫的中东、遍布游击队的拉丁美洲相比，我们确实有自豪之处，因为我们用廉价的，曾经在完整的工业-义务教育体系中受过训练的劳动力为本钱，挤上了全球工业体系（其实是西方的工业体系）的最后一节车厢，而他们已经被碾到了车轮下面，但随着工业技术的不断进步，其他国家的人口受到简单训练，这个位置也是岌岌可危的。被甩到车轮下面的民族大多转向简单农业养活人口，或是向西方乞求援助，并用宗教麻醉自己，维系生存。在农业社会，人是生产的主体，于是依照价值规律，等价交换，货币是一般等价物，由贵金属体现。而现代工业社会，工业体系是生产的主体。货币脱离了贵金属成为符号，只是物资分配的一种手段，是巨大社会工业机器的润滑剂，与价值规律并不相干。工业时代的经济，归根到底是有没有能力获得资源，有没有能力把资源加工成各种产品，这种能力就是技术力。热战时生产线上开出的是坦克，直接掠夺资源。冷战时生产线上开出的是汽车，“等价”交换大量的资源，在这样一个体系中，中国为所谓自由市场的假象所迷惑，看不到西方世界财阀横行的本质，逐步的走向歧途。为了更好的分析现实，我们先看看历史。现代工业社会是如何建立的呢？第三节 文化革命和工业革命简要的说，工业革命在欧洲最先发端，先是圈地运动，羊吃人，大量的剩余人口流向新发现的美洲。随着羊毛产量的大量增加，出现了新式纺织机械。生产能力不断扩大，人力不能够承担，蒸汽机应运而生，工业革命从此发端。工业革命18世纪下半叶首先在英国开始，19世纪到西欧和北美，然后扩展到苏联、日本。但是，在日本之后，虽然技术不断进步，世界贸易指数化扩展，却没有国家完成工业革命，成为现代工业社会。工业革命引发了巨大的社会经济变革，一个根本的原因是“劳动者与生产手段分离”。工业革命出现的使用大型机器的工厂和铁路等生产工具，工人所有则价格太高，家族运营又过于复杂。因此，生产手段由特定的资本家所有，不久则归股份公司、国家和自治体等法人占有。作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者，则成为贩卖劳动力的“自由劳动者”。工业革命使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自由劳动者”的土地与人身分离，住在能提供职业的都市。而家族的生产机能迅速丧失，最终分解成核心家庭。一般教育和职业训练社会化。经济货币化，竞争激化。在政治上，国家作为大企业利益的集中体现形式，从皇帝和王室分离，法人化，管理能力和权限大大增强。工业革命改变了农业社会的体制、组织和价值观等各方面，使整个社会组织化，协调化。反过来说，如果没有社会全面的变革，也就不能彻底实现工业革命，不能构筑现代工业社会。欧美在工业化过程中，不断对外争战殖民，军事机器的组织性协调性与商业结合，催生了工业革命。在这之前，中国人和阿拉伯人早已经开始了世界贸易，虽然买卖自由，实行自由市场经济。但由于没有军事机器的组织性协调性的配合，没有上层社会介入提供组织资源，工商业社会依然是一盘散沙，不能组织起来压倒农业社会，没有导致工业革命。即使如此，在鸦片战争的前期，由于拥有庞大而勤勉的人口，中国的商业力量依然压倒早已开始工业革命的欧美，它们只能通过鸦片平衡贸易。日本与其它亚洲国家不同，有与欧洲相似的封建社会，由封建领主（大名）和武士统治，能够顺利接受西方的组织性协调性。日本自明治维新开始，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等人到欧美视察，很多学者也随行，考察欧美先进国的各个方面，特别对科学技术、经济等非常关心。视察后，提出了“殖产兴业”的路线，富国强兵，一扫旧有的体制、组织和价值观，以旁观者的身份看清了西方国家的社会本质，先建立了适合现代工业发展的社会结构。作为社会变革的结果，当然也要考虑到日本与西方相距遥远，资源贫乏，受到干涉较少的现实条件，日本在19世纪末实现了工业革命（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为了在远东对抗俄国，压制中国的兴起可能性而扶植日本，也是日本工业化的重要因素）。工业的特点的是规格化大量生产。但建立现代工业的体系非常困难。首先要有巨额的资金，除了大工厂的建设费用以外，相配套的道路、港口、劳动者的住宅和城市设施等基础建设。为了资金蓄积，国民需要勤勉和清贫的精神。同时还需要建立可以信赖的金融制度，能够正确运用资金的组织和知识。其次，对现代工业进行操作和管理，需要大量的中层管理人员和优秀的工程师者。需要大量建立商业学校和工业学校。企业内部也需要进行职业培训。再次，要为大量规格生产的工业品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船舶和铁道等商品运输设施需要整备。统一度量衡和规格，如交流电的频率，铁道的轨距，道路的构造，建筑的基准等。相应的人才教育也采用整齐画一，抹杀个性的学校教育。而这一切，在工业体系完备以前，是不会有任何回报的。明治以来的日本，对资金自给、技术独立和开发国内市场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对国民进行勤勉和艰苦立国的教育。建立了现代银行，邮政储蓄和人身保险等现代制度。动员了全部的教育、税制和金融财政政策等手段。在“殖产兴业”过程中，当然需要从国外引进资金和技术，但日本政府宁可高利率从国外借款，聘请外国人技师，坚决贯彻排除外国直接投资、事业经营的方针，对于历史遗留的外国商会直接投资合资经营的事业，则采用赎买方式利权回收。这与当时大清国完全相反的国策相比，给予多高的评价都不过分。日本和苏联的工业化道路完全不同于欧美。欧美是先从农业开始进行协调组织，然后轻工业，重工业，逐步的产生对上游产业的需求，最后由工业革命催生整个社会全面变革的文化革命，进而巩固和完成工业革命。日本正好反过来，先进行文化革命，使整个社会组织化协调化，然后“殖产兴业”，市场和资源与西方一样靠军事机器去争夺。军事机器的组织性协调性促进了社会的文化革命，文化革命又促进了重工业飞速发展，强化了军事机器，进一步扩大对殖民地的占领和控制，夺取更多的资源和市场。工业革命产生了强大的机器，机器的巨大力量又使整个世界变得狭小，资源是有限的，在私有制下，市场也很难无限拓展，因此只有少数国家能够完成工业革命，多数国家和地区被迫沦为资源和劳动力的供应地。先进的工业国家获得资源和劳动力的方法，或是通过军事机器的暴力，或是通过垄断技术的“等价交换”。19世纪和20世纪的国际关系由图2表示。图2 19世纪和20世纪的国际关系19世纪是殖民地时代，宗主国对殖民地占领并进行行政管理，直接掠夺资源和粮食，也通过投资获得利润。20世纪，殖民地相继独立，先进工业国用工业品交换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和特产。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激增，传统农业已经不能养活这么多人口，还要从工业国家输入粮食。为了填补贸易赤字，工业国家对农业国家进行贷款和无偿资金援助等形式的“经济协力”。工业国家之间则通过残酷野蛮的战争最终达到妥协平衡，在大致相同的技术水平上进行技术合作，产业分工，相互出口工业品和投资，最终达到利益一致，资本一体。工业国家提供工业品，农业国家提供资源，这种分工关系维持了很长时间，其间人口虽然急剧增长，但工业人口的比率始终维持在1/8左右。后进国家已经没有可能通过自由市场经济迈入先进国家，因为根据比较效益，建立自己的生产知识体系和基干产业，需要大量的人材培训，需要漫长的时间和资金，而且开始时做出的工业品质次价高，还不如把资源和粮食运到工业化国家，然后用空船把外国的汽车运回来。落后国家的资本习惯于做买办获利，虽然从长期来看，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但工业体系必须完整才有效益，建立完整工业体系并磨合良好需要太长的时间，甚至超出了资本和投资者的理性预期（在投资回报时间超出人的平均生命长度以后，投资者的理性假设必须加以修正才能符合现实），因此落后国家的买办资本始终不能发挥出与发达国家的资本类似的作用，乐于通过依附外国来得到稳定分配的残羹冷炙。进入20世纪80年代，情况似乎发生了变化……第四节 水际制造业的兴起进入20世纪80年代，先是亚洲四小龙NIES诸国，然后是ASEAN诸国，进入90年代，中国和越南等也相继开始了工业化。但这种工业化的与欧美日的工业化是完全不同的。从表面上看，东亚一片繁荣，似乎要出现新的发达国家了。但情况并非如此。70年代石油危机，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国产生巨额贸易赤字，世界中流通的美元迅速膨胀。80年代，英国和美国的金融管制取消，使得资金跨国境移动迅速扩大。日元升值，压制了日本的直接出口，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产业大规模转移，亚洲诸国大力引进外资，从中获得“工业化”的资金。由于计算机技术的进步，这些落后国家可以直接从日本等先进工业国购买计算机控制的生产设备。以前需要长时间培训和经验的精密工作和经理事务，现在只需要短时间的计算机操作训练就能胜任。不需要培训中间管理职和中坚技能者，就能够制造高品质的产品。大力发展以组装工业为主体的来料加工业。因此一时间，整个世界的轻工业都向东南亚转移。这些国家不需要开拓国内市场，生产的制品一律出口，主要目标是北美。这种制造业依赖于外国资金、外国技术、面向外国市场，为了方便外资进出，主要集中在沿海，所以又叫“水际制造业”，是亚洲诸国工业化的模式。中国进入8、90年代，抛弃了原来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设立经济特区，追随亚洲诸国采用“水际制造业”（日本名词），或曰“新型工业化”的发展模式。“水际制造业”使新加坡、香港这样的国家和地区达到很高的经济水准，但这仅仅是因为这两个城市的文化背景接近西方，适合作为外资和物资的集散中心，并不代表“水际制造业”真能带来繁荣和富强，正如上海的繁华与苏州累死的民工没有关系一样。对于巨大的中国，出口主导的“水际制造业”并没有使社会工业化，反而走上了“去工业化”的道路，原来的民族企业、自主开发能力和国内市场逐步丧失。而通过“水际制造业”创造亚洲经济奇迹的亚洲诸国，在经过短时间繁荣后，遇到了挫折，依然被阻在工业化的另一端。“水际制造业”的实质，是工业国家把处于产业链最底端的劳动密集型的组装业转移。原来只掠夺后进国家的资源，现在还掠夺劳动力。21世纪的国际关系由图3表示。图3 21世纪的国际关系先进国家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优质工业材料（不是矿产资源，而是先进的重化工产业的产品）、基本配件和机器设备。发展中国家利用自己丰富的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为先进国家提供廉价的工业品（日文为安价品）。如果说在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里，先进工业国家还有与机器赛跑的产业工人，接受残酷的剥削压迫。那么到今天，现代工业则把第三世界的劳动力转化成了不知疲倦的人肉机器。先进发达国家的普通劳动者中产阶级化，安稳富裕，乐于支持现有秩序，而后进国家则绝对贫困。第五节 “水际制造业”的虚弱体质亚洲诸国采用的是“水际制造业”出口导向型工业化的发展模式。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亚洲诸国还维持经常项目下的黑字（出超），然后转换为赤字，并显著扩大。（经常项目收支除了贸易收支外，还包括1运费、保险、旅游等服务业收支；2直接投资和证劵投资的收益、雇佣所得等的收益；3无偿资金援助等。其中前两者占大多数。）贸易赤字的最大原因，是作为亚洲诸国发展战略基础的外资依存型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亚洲诸国积极吸引外资，利用廉价的劳动力，大力发展组装加工业为主体的出口产业。但是基本配件、素材和机械设备等基干产业并没有得到相应发展。结果，所有的国家都演变成了出口增加，进口也伴随着增加的贸易结构。此外，各国竞相发展对基本配件等进口依存度极高的电子产业；并在国内购买力稍有提高后，建设面向国内市场的汽车和家电等工业生产增加；为了维系这种“工业化”进程，还需要对基础设施进行投资；为外资做配套项目。由于这些国家本国没有基础产业，大部分建设物资都需要进口，这些因素导致基本配件、素材和机械设备等进口急剧增长，贸易收支的赤字大幅扩大。最后外资企业的生产逐步走上正轨后，开始向海外汇出利润，最终导致了经常项目下收支恶化。亚洲诸国有很高的储蓄投资率。96年平均约36%，远远超过其它地区。世界平均的储蓄投资率（95年）为21-23%。与亚洲诸国同样是发展中国家的拉美诸国约为20%，印度为中心的南亚诸国也在20%上下。进入90年代，泰国和马来西亚的投资率大约一直在40%以上。印尼96年达到了38%，韩国95年是37%，中国93年后达到40%左右。作为对比，高度成长期的日本，60年代平均32%，70年代平均33%。对比可见，亚洲诸国的投资率非常高，对于基础设施匮乏的亚洲诸国，高水准的投资是维持持续经济增长的不可欠的条件。但亚洲诸国面临两个问题：第一是投资方向，大量的资金涌向不动产，使不动产泡沫化。重复投资，使生产能力严重过剩，投资效率低下。第二是投资资金的构成，国内储蓄不足的部分外资依存，尤其是对短期资金的依存度过高。根本的原因是缺乏技术蓄积，使得投资只能流向泡沫领域或重复建设。换句话说，本国的资金积累在国内不能买到投资所需要的物资，只能投机或搞房地产，要投资工业就必须用外汇向拥有基干产业的国家购买物资和技术。伴随着经济增长，这些国家的外资流入一度急增。外资流入急增的原因是： 1)庞大的投资需要；2)外汇管制放松和外资出资比率上升，及各种吸引外资政策的实施；3)本币与美元挂钩，降低了汇率风险，同时本币提供高利率。外资大量涌入，使本币面临升值的压力，为了维持出口的竞争力和防止外资套现获利，不得不大量增发货币，而新增货币又大量流向奢侈消费及房地产等产业，经济进一步泡沫化，经常项目收支更加恶化。必须靠大量外资的流入或直接贷款来掩盖经常赤字的本质，泰国90-96年间累计的经常赤字636亿美元，资本流入为944亿美元。韩国累计经常赤字488亿美元，资本流入为716亿美元。其它经常赤字国印尼和马来西亚也与之类似。由于外资大量流入，没有必要采取内需抑制等政策改善经常收支，经济空前繁荣。外汇储备急增，剩余的资金又购买美国的国债，成为资金的供给者，“实力”急剧增长。但是，西方资本不是慈善家，外资总是要还的，随着外资流入的减缓及外资企业利润的汇出，经常项目下的赤字往往在瞬间表现出来。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减缓（“水际制造业”的门槛低，其他国家迅速加入竞争）和出口增长率低下（西方对低技术产品的需求有限，本国消费者又不能支付外汇），外资流入会发生逆转，国内资本为了规避风险，也一并出逃，经济的崩溃就如雪崩一般，所有的投资者不约而同的挤兑外汇，撤出投资，几十年积累的“财富”一瞬蒸发干净。事实上，本来就没有什么财富，所谓的高技术工厂只是发达国家不屑于搞的组装车间，一度兴旺发达的大学教育不过是为组装工厂配套的技术学校，而帐面上虚涨的财富仅仅体现了外来资本对低技术品出口高增长的一种预期。一旦这种预期撞上了狭小的世界市场的边界（第三世界即使“工业化”，大部分人依然穷困，世界市场始终依赖于西方国家的购买力），泡沫自然会随风而去。海外投资占国内投资总额的比例，96年时的数据是：韩国11%，泰国18%，马来西亚23%，印尼16%，菲律宾50%，中国14%。这种靠海外资本流入支撑的经济，如果面对资本流入减缓和资本流出的增加，就不得不采取抑制投资、削减进口、财政均衡化等措施改善经常项目下的收支。亚洲诸国采用出口导向型工业化的发展模式，成功地提高了产品加工能力。但这种发展方式使各国产业构造趋同，各国的竞争关系非常强。亚洲及世界市场的轻工业品供给过剩，价格下落。而90年代前期的高度成长使电力、道路等基础设施不足，劳动力价格上升，投资的比较优势丧失，一增一减之间，危机只是迟早的事情。第六节 水际制造业的通货危机支付能力危机并不是在直接投资停滞后立刻到来的，直接投资开始减少以后，证券和外债形式的外资还在大量流入，经济依然保持繁荣。中国以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为标志，全面进入“水际制造业”。94年初人民币并轨贬值33%，出口竞争力增加，廉价的工业品出口增强，导致亚洲诸国的出口急剧下降，经常赤字大幅扩大。于是外国资本对亚洲诸国债务返还能力产生疑问，外资的流入一夜间逆转，汇率急剧下落，金融危机爆发。1997年金融危机从泰国发端，然后迅速波及亚洲诸国，全部资本外逃，“东亚模式”的神话到此破灭。一旦危机开始，国家的具体情况如下：首先汇率大幅下落，进口物价急剧上升，产生剧烈通货膨胀，实际工资水平急降，个人消费能力基本消失。企业在内需不振，汇率高涨，外资债务上升的情况下，被迫削减设备投资和投机性投资，泰国、印尼、马来西亚等国为了减少经常赤字，许多工程中止或延期，建设投资低落，大批的房地产成为烂尾楼，连同被裹胁进投机行动的民众存款一同化为垃圾场。工业企业和投机企业的破产致使这些国家的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增加，信用等级下降，储蓄流出和外国银行贷款回收压力增加，资金不足现象频发，反过来又影响了残存的工业企业的运转。此外，在泰国、韩国和印尼等国，为了重建金融系统，对经营恶化的民间银行进行清算和营业停止，短期内又增加了对整个金融系统的不安。就这样，亚洲诸国的经济，随着汇率下跌，内需低迷、企业业绩恶化、金融系统混乱，这些因素又促使汇率进一步下落，形成恶性循环。资本外逃，外汇储备枯竭，公私的外货债务不能返还。实际代表外国债权人的IMF往往在这时伸出“援助”之手，首先不能返还的私人债务要转化成国家债务。然后是强求财政收支/经常收支均衡，金融市场/股票市场自由化，以方便海外投资的进出，增强海外投资者的信心。最后，国民经济进一步依附化殖民化，外资以低价收购了比原来更多的企业，甚至可以取得一贯受国家保护的少数民族产业的优质资产。整个危机结束后，外国投资者取得了更大的控制权，工资水平下跌到工业化以前的水平甚至更低，整个国家数年的动荡只是为西方国家提供了更廉价的劳动力，但是否投资利用这些劳动力，给他们被剥削的权利，还要看是否有其他国家提供更便宜的劳动力。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工业化”国家只能守着空空的厂房，追忆以往的繁华。经济学中素有雁行战略的说法。亚洲是以日本为头雁提供基本配件、素材和设备，然后按照NIES、ASEAN、中国越南的次序，逐次建立“水际制造业”，雁行发展。亚洲飞雁其实不过是80年代拉美山鹰的翻版。80年代拉美国家由于累计债务问题引发严重经济危机。债务国在IMF主导下构造改革，彻底依附化。94年墨西哥再次爆发金融危机，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又传播到拉美。2001年阿根廷又爆发金融危机。这一系列的事实的具体过程正好印证了上面所说的发展过程。在第三世界的雁行发展队列中，拉美诸国最先发展，得益于当时中国和印度不开放，其它第三世界国家又处在动荡之中。拉美诸国相对稳定，接近西方文化，容易吸引西方投资，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后来东南亚的国家开始稳定开放，人民比拉美诸国更勤勉，愿意接受更低工资，于是拉美诸国的投资比较优势消失，遭遇债务危机，发展中心转向亚洲诸国，创造了亚洲经济奇迹。再后来，中国印度也加入了雁行队列，海量的劳动力且能够接受更低的工资，亚洲诸国的投资优势很快消失，爆发金融危机。从增长率来看，中国目前依然在繁荣之中，这只最大的飞雁的结果会如何呢？第七节 基干产业是怎样炼成的现代工业社会，生产的主体是工业体系，工业体系的核心就是钢铁、机械、电子和化学等产业组成的基干产业。有了基干产业才是工业国家，才有机器般的经济效率，而不是依靠调动人的积极性与机器赛跑。日本比西方晚了近百年才开始工业革命，已经没有可能通过自由市场经济建立自己的基干产业。日本先发展纺织业，出口换取外汇。然后用外汇购买欧洲的机械和金属，用这些机械和金属发展自己的基干产业和重工业。用重工业强化军事机器，占领和支配殖民地，掠夺资源。这些资源又用于发展重工业，强化军事机器，进一步扩大对殖民地的占领和支配，掠夺更多的资源。太平洋战争爆发，纺织业的出口断绝，于是轻工业被强制转产，成为军工厂的配件车间。1945年，日本战败，军事机器瓦解，资源输入断绝，基干产业也受到了很大破坏。战后被迫采取倾斜生产的发展方式，煤炭钢铁先行。先挖煤，再炼钢，钢材又用于挖煤，循环扩大。然后用钢生产工作母机，再用工作母机生产各种产业机械。最后逐步扩大到用于民生的轻工业。在基干产业恢复过程中，国民的消费被尽量压缩，消费品配给，粮食强制收购，取缔自由市场。经过十余年的艰苦奋斗，日本又作为工业国家在废墟中重新站立起来。日本从领主封建社会开始现代化变革，由于原有的上层阶级力量弱小，文化不够强大，所以变革力量能先从文化入手，改造社会，迅速工业化。中国却拥有前工业化时代最优秀的官僚体系，是以没有人身依附关系的自耕农为主体的小生产社会，农业社会能调动强大的资源，工商业社会只能在夹缝中发展，缺乏组织性协调性，是一盘散沙。中国自秦朝以来，人身依附式的封建社会已经瓦解了两千年，也最早开始世界贸易，还在公元1000年后的世界贸易体系中积聚了大量的财富但始终没有发生工业革命，这也许是偶然。但中国在走向近代的过程中，不断向西方学习的，从洋务运动，到百日维新，到辛亥革命，始终一无所成，只能解释为思路不对，看不到现代工业经济的本质。始终是用传统的小农思路，经济效益为中心来解释理解西方的思想，学习和使用西方的科学技术。结果非但没有完成整个社会的组织化和协调化，反而使国家趋向瓦解，人民成为一盘散沙，任人宰割。思路不对，是文化问题，没有文化革命，中国没有建立起基干产业的可能，不能实现工业革命。没有基干产业，国防就不能自立，经济也不能自立。经济不能自立，政治自立自然是空话。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实际统治者是英美日的商会同盟，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各路实权人物，其实只是外国商业利益的傀儡，或许他们个人不愿意做傀儡，但国内没有基干产业，为了维系政权，必须从外国得到现代化工业资源、管理资源,换取这些资源的代价就是对外国资本言听计从。2、30年代的黄金十年，所谓的工业发展，只是以外国投资为主导，使用外国设备和技术的轻纺业，是殖民地经济。作为黄金十年的结果，中国工业只能仿制简单枪械，抗战时不能为前线提供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门重炮，买来的德械师一溃千里。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1949年，中国开始了文化革命，社会组织化协调化。以1956年引进苏联156项重点工程为标志，从钢铁业开始，比日本晚了约百年才开始了工业革命。但中国工业革命已经没有当时日本的优越环境，日本赶上了列强争霸大殖民时代的末班车，可以游走于列强的缝隙之间，还可以争夺殖民地，释放下层人口，掠夺发展资源。中国只能采用比日本更加极端的倾斜生产方式，建立自己的基干产业和生产知识体系，完成工业革命。基干产业不是提供最终产品，而是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装备、素材和技术等中间生产物，与市场需求没有太多关联。基干产业追求的是更高、更快、更强，它遵循技术自身的循序渐进的发展规律。对于追赶型的国家来说，有前人的经验做参照，不需要市场的指导，也能够把握工业技术的发展方向。在农业国家，最初只能靠手工造扳手、改锥，然后这些东西加熟练工人就可以造简单的钳工机械和水准尺。有了钳工机械、水准尺才能造车床、游标卡尺等等。然后从车床，精密点的测量仪器再加初等电子控制就能造出更高水平的机床。用机器制造更高水平的机器，不断循环，其间各门类专业人才和技术工人不断培养升级。机器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添加逻辑电路、单片机……，最后数控机床诞生。有了高水平工作母机后和技术人员后，就可以为各行各业设计生产量产型的产业机器，整个国家迈入工业时代，并拥有了不断增长提高，跟上甚至领导世界工业技术的步伐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一步把持不住，试图为外国打工，换取技术和物资，就容易被拉入外国的工业体系，从工业基本标准到核心技术研发都走上殖民化道路，为外国打工的工业部门也因为能够从外国更强的基干产业获得资源和利润，形成相对庞大的利益集团，最终主导国家的发展方向，数十年的辛苦会在数年内付之东流。下面引自《中国苏联的工业技术》（牧野升编著、讲谈社），可以看到70年代基干产业的发展概况。“………根据1971年秋第30回广州交易会的记录：在“机械馆”，展示了北京第一机床厂制的NC（数字控制）工作机械（猜测是计算机控制的CNC工作机械）。NC工作机械是现在汽车基本配件制造不可欠的设备。在“电机动力馆”，展示了陕西省西北机器厂制的大型单晶硅的制造装置。用于半导体器件的硅，需要高纯度的单结晶。在“电子机器馆”，展示了多种用于电子工业的制造机器。在“化学工业馆”展示了多种类的塑料制品......特别是，NC工作机械、单晶硅的制造装置等电子工业用制造机械的出现，说明作为现代工业根干的电子及关联的新素材产业，已不是单纯组装技术水平。当时已经向中间生产物的生产阶段浸透、深化。也就是说，NC工作机械是电子控制驱动的中间生产物（机械），单晶硅的制造装置等电子工业用制造机械则是电子设备制造的中间生产物......电子产业的组装阶段及一定程度的基本配件制造，与包含机械的中间生产物的制造阶段有着本质的区别。后者表示了没有他国企业合作，自我技术力到达的高度。这些生产设备的出现，说明当时中国的生产知识体系及社会的生产系统已经到达了相当的高度，非常值得注意.......中国代表的电子工厂“北京电子管厂”，1956年由苏联的技术援助建立制造电子管，1962年后开始生产晶体管和二极管。北京以外，上海沈阳也开始了半导体生产。1970年，虽然文革的进展（猜测那个时候文革的恶劣影响没有波及到），辽宁省的电子工厂达到了320个，生产量是66年的7倍，哈尔滨市电子工业产量，比65年增加了15倍。后来，随着文革的继续深入，以钢为纲，使半导体产业受到极大冲击，即使如此，就连完全没有电子产业的青海、宁夏、西藏等边远地区，也出现了大量的半导体关联工厂.......表征电子工业技术水准的计算机产业，1959年在苏联援助下制造第一台计算机。1967年制造了最初的晶体管大型计算机。与计算机关系很深的IC，与苏联同年，1968年开始生产。最迟到1971年，一定程度电子工业用制造机器出现后开始量产。LSI也开始进入试制阶段。从各方面考察，中国在70年代末，已经整备了高技术的基盘。……”由于中国觉醒较晚， 1949年方才有崭新的政治力量消灭买办资本家的傀儡政府，这时的西方国家已经拥有控制世界的工业能力，只有战后残破的苏联尚在试图打破这个格局。中国既不能走向外扩张获取资源的路子，也无法在帝国主义的冲突中寻求机会，时间异常紧迫。因此中国工业革命与日本还有些不同。日本的工业革命过程中，每一代工作母机出现，都能够拿出一部分来进行消费品生产，安抚国民，回收利润，让国民感受到工业化的进展。中国则几乎把工作母机全部投入下一代工作母机的开发生产，或用于技术人员技术工人的培训，几乎完全是基干产业内部循环。这种工业革命的方式要求国民更加勤勉清贫，乐于奉献。这样的工业技术高积累，使中国在短短的20年时间里跑完了日本和西方近百年工业化的历程，构筑了中国的生产知识体系。中国从只能仿制汉阳造，一跃成为科技先进国家，能够设计生产几乎所有种类的现代工业产品，成为世界大三角的一极。在中国技术力迅速增长的期间，中国的国民也在进行文化革命。扫除文盲，普及教育，打破原有的社会组织结构，建立新的社区。分工协作，集体劳动，准备迎接社会化机器大生产。建设横贯东西南北的铁路桥梁，统一度量衡，统一语言文字，整备了全国大市场，到了70年代中期，中国具备了全国工业化的物质条件。但是，二三十年年时间或许足够一个国家整备自己的独立工业体系，但对于文化革命来说还是太短了，中国人没有完成文化革命，没有从心底认识和掌握现代工业社会。高积累政策使国民，尤其是农民长时间得不到消费品，不能改善生活，无法认识到社会已经翻天覆地，不能认识到整个国家在奋力追赶，已经极大缩小了与先进工业国家的差距。于是整个文化再次回归小农经济自由市场的传统，走上了去工业化的道路。第八节 文化革命失败到去工业化日本的工业革命过程中，完成了文化革命，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彻底工业化了，“物作り”深深刻入日本人的骨髓。1945年日本战败，国民经济崩溃，工业基础瓦解。农地改革，平分地主土地。劳动改革，劳动组合（工会）势力强大。财阀解体，财阀家族被强制排除出企业管理，财产税及通货膨胀等使大部分股份集中在政府手里，从业员参加企业管理。日本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战前积累的知识、技术和组织管理在燃烧的废墟中完整地保留下来。为了从崩溃的深渊中脱离出来，提出了“国も企業も家計も赤字”的口号，号召国民齐心协力共度难关。自由经济派的吉田茂首相推行的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派的经济学家有泽广巳的倾斜生产政策，煤炭和钢铁先行，基干产业先行恢复，生活必需品的生产被尽量压缩。科学技术人员被编成新的民用科研机构，重建了生产知识体系，大型企业集团得到了恢复。国民默默忍受1人1天火柴4只，肥皂1人1年1块的配给，耐心等待现代工业国家基盘的再造。十余年后，日本又作为先进工业国家在废墟中重新站立起来。中国的工业革命过程中，没有完成文化革命，仍然是传统的小农思维方式，内心深处还是“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以经济效益为中心。70年代末打开国门，看到国外的高楼大厦，光怪陆离的消费品，顿时自惭形秽，却没有看到消费品背后的深层工业实质，没有看到中国在这方面的进展。于是彻底否定自己的工业革命和文化革命，重新拥抱传统，采取清末民国的发展策略，走上了去工业化的道路。这条路虽然不通向希望，但却是最容易走的一条路，加上30年高积累的底子，中国得到了暂时的繁荣。去工业化先从农村开始，分工协作的人民公社解体，包产到户，调动积极性，重新回到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农村的组织资源被浪费了。然后是城市改革，减政放权，自负盈亏，产业结构间的协调配合瓦解，个人发财的积极性得到极大提高，技术水平却停滞不前，中国的工业革命就此夭折。去工业化极大破坏了中国的生产力发展，但是，政府把所有能调动的资源向消费倾斜，如军转民，砍掉大部分科技发展计划，大举内外债引进国外的消费品或消费品生产线，一味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和增加工资。工业生产急剧向消费品生产倾斜，国民生活在短时间内得到了极大改善。短期的生活改善掩盖了技术力停滞不前，迷惑了中国人对事物本来面目的认识。中国日本在工业化过程中，都有相似的消费品匮乏的历史，但对这段历史的认识是完全不同的。日本经济企画厅1996年编的《战后日本经济的轨迹》——经济企画厅50年史，这么写到：经过50年的岁月，我们对先人肃然起敬。日本的电视专栏里，那是个清贫，但却又是拼搏奋进的火红年代。询问普通的日本人，为什么倾斜生产，而不是改善生活，回答那是国家的根基。中国则完全相反，正式文件中指责先人犯了错误，走了弯路。学者们不断论证当年如何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如果当时消费多些，现在的收入会增加几何。普通人则觉得少吃了几口饭，少穿了几件衣，不堪回首。对“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看法，普通日本人会异口同声回答：不行；而中国人则认为符合经济发展规律。造船很长时间不能改善生活怎么办？日本人的回答是：忍耐；中国人则是控诉。这反映了中国日本的文化差异，日本完成了文化革命，而中国却没有，特别是中国的上层阶级没有具备工业化思想。经济结构的不断细分化、原子化，导致了研发能力枯竭，高消费又使政府不能投资于国民的义务教育，也不能投资于民族的新技术新产业。于是大规模成系统的引进外资，利用外资促进中国的改革。一代名相朱熔基主张：应该帮助外资打垮国企，无论国资外资，在自由市场上获胜的就是好资！把邓小平理论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由不问姓“社”姓“资”到不问国籍，外资象潮水一样涌入中国，接管和改造中国的工业体系。中国累计利用外资过6800亿美元，其中直接投资过5000亿美元。表2，体现了中国去工业化的进展。表2：90年代中国工业增加值的组成及工业化程度（％）年份外资企业比重A采掘及原材料工业比重B 本国正规制造业比重C非正规制造业比重D工业化程度E19925.526.942.125.518.419948.526.640.824.120.419969.821.530.738.017.4199812.220.125.941.816.2200015.422.326.535.818.5数据来源：本表所使用的工业增加值取自“中国统计年鉴”上国民生产总值构成表。1998年以前外资企业和本国采掘及原材料工业的增加值取自各年“中国统计年鉴”上的“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主要指标”表，1998年以后取自“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主要指标”表。计算说明：本国正规制造业增加值＝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或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增加值－外资企业增加值－本国采掘及原材料工业增加值。非正规制造业增加值＝工业增加值－本国正规制造业增加值－外资企业增加值－本国采掘及原材料工业增加值。A、B、C、D各栏百分比分别由外资企业增加值、本国采掘及原材料工业增加值、本国正规制造业增加值和非正规制造业增加值除以工业增加值而得，这四栏的百分比相加为100％。E栏数据由本国正规制造业增加值与外资企业增加值之和除以国内生产总值（GDP）而得。从表2可以看出，90年代中国的工业结构经历了巨大的变化：首先，外资企业比重明显上升；其次，非正规制造业（如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的血汗工厂）的比重迅速提高，但此类小型简单的工业生产活动不能运用多少现代工业技术，也体现不了现代工业的发展；再次，本国正规制造业（譬如已经破产的沈阳第一机床厂）的比重大幅度下降，从42.1％跌落到26.5％，这说明本国的正规制造业处于明显的相对萎缩之中。大规模引进外资发生了外资替代本国正规制造业的结果。1992年本国正规制造业与外资企业增加值的比例是9比1；而到了2000年本国正规制造业与外资企业增加值的比例变成了6比4。考虑到外资和本国正规制造业合计在工业的比重从1992年的47.6％下降到2000年的41.9％，引进外资并未有效地促进中国的工业化。工业增长中出现了本国的正规制造业被技术简单、规模很小的非正规工业生产活动所替代的“弱质替代强质”现象。工业化过程中，非正规工业生产活动都会呈现蓬勃活跃的局面，但正常情况下这些非正规工业生产活动主要是正规制造业的补充和配角，它不可能独立支撑经济现代化。正规制造业的相对萎缩意味着对制造业各部门熟练技工，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的需求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趋于下降，城市失业率急剧上升，而他们却曾经是城市中等收入阶层的主体。其次，外资企业的大部份所从事的是技术简单、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导向型生产。即使从事高技术产品生产，虽然进口的产品零部件之技术含量高，但在中国的加工装配工艺的技术含量却并不高。因此外资企业需要的劳动力大部份是低工资的非熟练工。由于把物质刺激作为经济发展的法宝，调动个人积极性成为企业管理的唯一目标，中国的劳动力正转化成与钢铁机器竞争效率的人肉机器。与钢铁机器竞争效率的结果，90年代初以来，广东的打工工资只增长了68元，如果扣除通货膨胀、教育、医疗、住房等，实际所得大大下降。农产品的市场开放，中国农民也以血肉之躯与外国的农业机器竞争。近年来大学毕业生的真正就业率已经跌落到50%，且常常只能就职于秘书等技能简单的白领职位，文科理科学生基本失业，只有工科学生因为可以在流水线上当技术员而谋得一份工作，但工资也与从事简单劳动的日益接近。中等收入阶层整体上趋于被消灭，少数高层人物却能够从外国投资者手中分得丰厚的利润。社会收入两极分化，社会结构与拉美及东亚诸国接近，穷人买不起，富人买够了不想买，消费需求持续萎缩，价格年年走低，越来越依赖外国市场。随着正规制造业萎缩，消费低迷。政府的财政收入日见紧张，需要引进更多的外资弥补，导致更多的正规制造业萎缩，形成恶性循环。为了刺激疲弱的经济，中央政府大量举债，大量投资土木工程项目，以营造需求。地方政府为了筹措资金，也大力推动房地产，大兴土木。大规模的土木工程建设改善了城市的外观，在外资的推动下沿海若干大都市和郊区也形成了局部“繁荣”。掩盖了中国经济实体的虚弱。可是倚重土木工程投资来支撑的增长对整体经济的推动力是偏倚而虚软的。这样的投资主要产生的是对原材料能源的需求，而对制造业的刺激相对微弱，无法带动工业化。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投资结构不但不能改善产业结构的现状，反而强化了目前的结构性弊病，在增加城市就业和提高多数人收入等方面几乎无能为力。这种靠透支政府信用的刺激经济增长孕育着巨大的金融风险。经过2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到今天，以钢铁、机械、电子和化学为中心的基干产业全线崩溃，钢铁业只能做粗钢，化学也只能生产初级原料，半导体产业早已消失，机械行业行将就木。中国几乎不能够独立设计生产现代化的工业产品，武器装备依赖进口，国民经济所需的各种装备也依赖进口，中国作为工业国家的基础已经瓦解了。没有基干产业的支持，所有的产业要么依附于外国，要么变成炒作者的泡沫。中国经过了百年轮回又走上了清末民国“水际制造业”的发展道路。使用外国资金，外国技术，依赖外国市场的发展模式，使中国的研发能力急速瓦解，贫富差距急剧扩大——“水际制造业”只需要高层管理者、高级官僚，和底层从事简单机械劳动的人肉机器，不需要多少有知识有技术的中间管理者和工程师。人口的再生产也适应这种需求，教育产业化，使人肉机器的下一代还是人肉机器。即使大学毕业，也不能接受独立产业培训，还是人肉机器的候补。而高层官僚子弟和买办资本家的后代留洋镀金，从思想上与西方接轨，自然受外国资本赏识，回国继续作威作福作买办，为外国组织廉价劳动力生产。一个日益两极分化的社会在中国不仅有其政治氛围，而且在整个产业结构方面也已基本成型，因此很难逆转。中国的经济改革路径解决了精英阶层的经济需要，但却未能解决产业发展问题，也就无法改善大多数国民今后的生活状态。靠人肉机器驱动的中国经济，由于暂且拥有无穷无尽的廉价劳动力，可以不用考虑其它国家的人力竞争，当然印度是个问题，不过看来现在还不是中国的对手。中国的未来会如何？第九节 行将到来的危机大清曾富甲天下，通过自由贸易集中了世界上大部分白银，但雪花银最终没有抵挡住坚船利炮，贸易的收益还是被抢了回去。民国采取依赖外国资本、外国技术、外国市场的“水际制造业”发展模式，创造了黄金十年的辉煌，却迎来了几乎亡国灭种的战争。采取同样发展模式的拉美国家和东亚诸国，虽然没有战争，却遭遇金融风暴，国家混乱不堪。百年轮回，重新回到“水际制造业”，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中国，又会是什么样的命运？随着外资大量流入，中国的经常项目收支变化曲线，与东亚诸国非常接近。外贸以外资系企业为主导，约占进出口总额的60%。出口增加，伴随着进口急剧增加，贸易顺差急剧减少，向赤字方向转换。图4是近20年来中国贸易收支、经常收支的变化曲线。图4 中国的贸易收支、经常收支的变化94年后，贸易出现大幅顺差，97年到达最高点，然后顺差逐年减少。2004年1-6月中国进出口总值为5229.7亿美元，其中：出口2580.8亿美元，进口2649.0亿美元，进出口逆差68.2亿美元，实现了贸易赤字。由于外资利润汇出，经常收支顺差在贸易收支顺差的下方，1991年－2002年中国累计货物贸易顺差2863亿美元，累计收益逆差1248亿美元，货物顺差的43.59％用于弥补收益逆差。经常收支呈现加速下滑趋势，由于受世界市场容量限制，中国每年吸收的直接投资增长已经逐渐减速，如果现有曲线继续延伸，到2009年左右，利润汇出会超过直接投资。直接投资趋向停滞还不代表危机立刻开始，由于RMB与美元挂钩，实际上固定汇率，RMB的利率又高于美元，风险小，收益高，于是吸引大量游资涌入，RMB受到升值的压力，外汇储备急剧增长。2004年6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已达4706亿美元，外汇储备增加673亿美元，而公布的1-2月实际使用外资金额才83.19亿美元，也就是说，1-6月有约500亿美元的游资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中国。中国央行平均每天要用投放30多亿人民币来买进超过4亿的美元。RMB升值的压力，掩盖了经常收支的顺差收窄，甚至赤字的实态。这些新增货币并不满足于在银行里吃利息，又大量流向易于收益的行业，如房地产、各种基建项目、形象工程，及2008年奥运特需。房地产异常火暴，吸引各种民间资本向房地产流动，包括所谓的高新技术企业也积极向房地产投资，因为房地产的风险和收益远比发展高科技优越。房地产又带动其它相关产业，如钢铁、水泥等，又使汽车等高级消费猛升，中国经济欣欣向荣。这一切与危机爆发前的东亚诸国非常相似。房地产的价格已经严重偏离了普通人的购买力，空前的繁荣是靠银行贷款支撑的。截至2004年4月，全国房地产开发已投资约8800亿，其中银行贷款占了7200亿，投资规模上升势头凶猛，不良贷款率日益上升，在广东、上海等省市，住宅空置率达45%到60%，广东省住宅空置面积达4000万平方米，积压资金1000亿以上，前几年通过四大金融管理公司把不良资产、呆坏帐剥离后，现在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坏债率又恢复至30%以上。金融不安显现，宏观调控，收紧信贷。但是，却调控不了外资银行，外资乘机填补真空。外资银行不需要担心金融风险，即使泡沫破裂，可以靠IMF出面追回债权。中国有异常高的储蓄率，达40%以上，即使银行的不良债权比例很高，存款仍然快速增长，使银行能够承受超常的不良债权。这是政府信用和普通民众缺乏社会保险的结果。但现在银行股份制改造，私有化，推向市场，政府滥用信用，在教育产业化、下岗等运动中贪小利，付出的代价是整个国家的信用……，表面上繁荣昌盛的社会，基础已经被侵蚀的差不多了中国经济积蓄了大量的泡沫，只欠导致泡沫破裂的直接诱因。亚洲金融危机的直接诱因是中国加入“水际制造业”的竞争和日元贬值。中国的人肉机器虽然没有国外强有力的竞争，印度虽是候补的竞争者，但劳动力素质低，约一半是文盲。看起来情况不错，但中国自身的劳动力供应却趋向枯竭了，见图5。图5 2010年中国人口构造由于推行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男女比例失调。而且新生的独生子女一度被称为“小皇帝”，娇生惯养，没有上代人勤勉。到2010年前后，第一批独生子女步入30岁，成为劳动力的主体时，由于廉价而又勤劳的青壮年劳动力减少，中国的国力可能急速衰竭。现在民工荒已经显现，社会保险基金入不敷出，政府被迫酝酿延长退休年龄。“水际制造业”虽然使中国从整体上已经脱离了工业化的轨道，大部分人口被排除于工业化进程之外，没有消费能力，但占人口百分之几的精英，却享受着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但中国有13亿人口，就是这百分之几的人口，绝对数字非常庞大，打破了长期以来的世界工业人口的比例，资源紧张问题越来越突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美国日本加紧压迫RMB自由浮动，资本项目下自由流动。中国的上层社会也需要把资产向更安全，更有效率的地方转移，金融自由化是大势所趋。1997年，中国凭借中央政府强大的控制力和公信力避免了危机。但现在，中央政府的控制力严重削弱，信用远不如昔。各地方已逐渐与国外资本形成各自独立的经济圈，与中央博弈，地域之间是相互竞争而非合作关系。没有基干产业，犹如无根草木的中国经济在即将来临的金融风暴下，前途会怎样？第十节 历史轮回，建立新型共荣圈“日本提供大型高级技术和资本，韩国提供中型技术和资本，中国提供劳动力，俄罗斯提供资源”，建立垂直分业优势互补的环日本海经济圈，然后在此基础上推行日本工业标准，最终东亚“共荣”。这是日本的发展战略，符合“先富论”，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这也是中国现在正在执行的发展战略，发挥劳动力价格低廉，无尽藏的比较优势，融入世界经济，参与世界大循环。图6 2002年中日两国的贸易构造图6是2002年中日两国的贸易构造。日本对中国出口5万亿日元，进口7.7万亿日元，贸易赤字2.7万亿日元。如果包含香港的转口贸易，贸易大体平衡。日本输出的品目，电气机器（26.8%）、一般机械（20.9%）、化学制品（12.5%）、金属及制品（10.5%），合计占全体的7成。电气机器的约4成是半导体，金属及制品、化学制品等占了很大比重，是中国不能或很难生产的基本配件和材料。机械类的输出比重高，是由于直接投资上升的结果。另一方面，日本的输入产品：机械机器（33.5%）、纤维制品（25.6%）、其它（17.6%）、食品（9.5%），合计86.5%。机械机器的内容是办公机械、音响、电视等，大多是基本配件输出，运到中国组装后重新输入日本的。其它类是家具、旅行用品、手提包等，与纤维制品一样，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同时也是资源密集型产品。中日贸易关系，除了传统的劳动密集和资源密集产品继续增大输入外，机器设备、基本配件和材料等出口，在中国加工成制品，再逆输入。中日贸易是“双赢”的互补关系。即使是食品输入，也是日本提供技术的开发型逆输入。由于这种逆输入，使中日贸易实际上是日本企业间的“日-日”贸易，占全体贸易的约60%。“日-日”贸易也引发了贸易摩擦，2001年中国输入农产品争端，及随后的纺织品争端。都是在中国投资的日本企业与留在日本的本土企业间的问题，最后是依靠协商，自主规制解决，民族主义者不断拿这些贸易纠纷大作文章，却不知道这些争端根本和中国没有关系。日本提供资金技术，中国提供资源和劳动力，在工业层次上垂直分工，相互间互利互惠，讲求双赢的贸易关系。并不是新生事物，而是30年代大东亚共荣圈的翻版。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出现了以电气、化学等为中心的重要发明，资本主义经济世界的大幅扩张。1914年，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军工产业极大推动了技术进步。从科学技术，举国经济总体战等角度，第一次世界大战应该被称为最初的现代战争。坦克和飞机在这场战争中崭露头角，参战各国则努力对它们进行技术改良和性能提升。这些技术，战后被应用于汽车产业和车辆产业等一般产业，成为资本主义经济成长的要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与战前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科学技术有了长足进步，美国、日本的生产力显著增强。战后工业国家的原有工业生产能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复兴，表面上看当然是大好事，但由于国界的分割和消费能力受限于私有制，从全球来看，生产力扩张酿成了世界性的生产过剩。1929年，纽约的股票市场暴落，大恐慌及30年代的持续的不景气，它的规模和持续时间是从来未有的。以前的经济危机都能通过看不见的手，很快自动的达到供需平衡，自动恢复景气。但这次却不同，西方资本主义已经把世界瓜分的一干二净，世界上已经没有可以释放危机的外部空间。为了从危机中解脱出来，欧洲诸国与各自的殖民地结成区域经济体。自国商品优先销售，殖民地的天然资源和劳动力由宗主国垄断利用，名义上却是共存共容，互利互惠。美国与自己的殖民地和拉美加拿大等结成事实上的区域经济体。德国、意大利等没有殖民地或很少的国家，不能结成有效的区域经济体，而日本虽然拥有朝鲜半岛、台湾、撒哈林南部及南洋诸岛等殖民地，但天然资源不多。于是德意日要结成轴心国重新划分殖民地，德国是“生存空间”，日本是“大东亚共荣圈”，在日本海的对岸，建设事实上的殖民地满州国。当时日本由于劳动保护立法，劳动时间缩短和工资上升，纺织业向工资低廉的中国转移，在中华纺织急速发展，1918年24万锭，1919年33万，1920年达到87万。在中国现地进行棉丝生产的三井物产，一战前就开始了。在华纺大量向美国出口，换取外汇发展重工业，再进一步强化军事机器。英美也向中国大量投资。这些外资与中国的中央和地方政权相结合，划分势力范围，获取垄断利润。2、30年代的中国是英美日三国同盟的共同殖民地，为它们提供丰富的资源和低廉的劳动力，经济非常繁荣，是黄金十年。随着日本的势力增强，想夺取更多的份额，引发了太平洋战争。三个新兴工业国的扩张最终导致了血流漂杵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但无论战争结果如何，第三世界还是第三世界，究竟是旧殖民老爷取胜还是新兴的军阀得志，都不能改变被剥削的事实，只是在剥削方式和程度上有微小的调整。要想打破这个规则，指望别人是没有用的——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才能建设繁荣富强的国家。中国独立、工业化、去工业化，几十年的历史画了个圈，又回到了提供资源和劳动力的被支配地位。这次与上次不同，上次是被武力胁迫，这次却是心甘情愿。中国人为什么勤劳而不富有？根本原因是中国人正像机器一样把自己的资源加工后送往日本及国外。换回来花花绿绿的印刷品叫做外资，换回来的奢侈消费品供少数人享用。对于全体国民来说，可消费的资源事实上减少了，所以读不起书，看不起病，也住不起房子，没有养老和各种保障。国民的普遍教育没有了，岗位培训没有了，生产知识体系瓦解了，剩下的只是积极性高涨的人肉机器，以血肉之躯对抗钢铁，憧憬着民族的伟大复兴。第十一节 问世间钱是何物?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这一点无庸置疑。从南方的广州深圳到长江三角洲的苏州无锡，再到苏北、山东沿海，渤海湾沿岸，处处都在大兴土木，修公路，建厂房，成百平方公里的土地被划为开发区，以异常便宜的价格提供给外来投资者。无数的劳动力从西部和中部涌向这些迅速建立的开发区，再分头流向各个流水线旁的工作岗位。石油、钢材、有色金属的消耗量也越来越高，虽然公路越来越多，但超载现象还是压垮了路基和桥梁......这一切都证明，中国的工厂正在制造越来越多的产品。不过，从另一方面看，我们又很难把许多社会现象同“增长”联系起来，工资确实在缓慢增加，却始终跟不上物价和房屋价格的上涨，大学生们从学校里走出来，却很少有人能找到合适的工作，越来越多的人被医院的高收费剥夺了基本的医疗保障，整个国家不断在外交上让步......增长为什么没有带来幸福？繁荣为何不带来富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外汇储备超过4700亿美元，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年均增长8%，在世界经济一片低迷中，一枝独秀……。发展是硬道理的内容最后变成了挣钱是硬道理，一切用钱衡量，挣到钱的就是好猫，没有利润的事情就是无谓的浪费。既然挣钱成了唯一的经济指标，我们倒要问问世间钱是何物？是金银财宝吗，那么当年的大清帝国忠实地履行了发展是硬道理，凭借自己无以伦比的商业力量挣到了世界上大多数白银，GDP占到世界总GDP的30%，富甲天下，最后在阵阵炮声中交出了数百年的积蓄。民国战乱不止，出口低技术产品的能力比清朝差了许多，却也是挣钱能手，创造了黄金十年，建设了东方巴黎的上海，当时的钱已经不是足赤真金，金本位银本位，但好歹还有固定含金量。虽然挣了很多钱，民国和清朝的下场差不多，经济成就被现代工业创造的战争机器摧毁。今天，钱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美元英镑都与黄金脱钩，纯粹是西方政府凭信用发行的符号，RMB从来就与金银无关。各国政府发行的货币总量远远超过实体经济的规模。货币的变化反映了工业社会的实态，机器是生产的主体，强大的工业体系可以创造无穷的生产力，只受限于可以得到的天然资源。至于货币，既然只是产品分配及调整机器运行的手段，自然退化为符号，与财富无关。国家的财富是自然资源和能够创造和使用机器的有知识、有技术有组织的国民。历史轮回，中国又走上了以挣钱为硬道理的发展道路。人均GDP在增长，但国民的生活却每况愈下，三农问题，下岗，教育医疗产业化，环境污染……。改革开放极大调动了积极性，一天干十余小时司空见惯，为什么干的越多得到的越少？原因是把自国的资源和人力往国外运，多运多得，极大调动了积极性，而中国却是人均资源匮乏的国家。GDP的增长对工业国家和落后国家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在工业国家反映的是资源流入，落后国家反映的则是资源流出，人均资源占有量的下降。换来的高级产品，只用来奢侈消费，并没有用来改善民族的知识和技术，反而还破坏了民族的独立性，学生在教育产业化中失学，熟练工人在下岗运动中死于贫病，基干产业彻底瓦解。挣来的钱是自己的吗？如果辛苦挣来的钱必须去购买西方以垄断价格出售的工业物资，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这种钱只是在我们的手中打个转而已，不是自己的财富。如果挣了钱，买房子置了家当却没有力量捍卫，也不是自己的，这个世界远没有大同。历史上的大清和民国不用说了。现在，虽然武力热战的可能性小了很多（台湾是个问题），但斗争却一刻不停，方式更加邪门离谱，轻轻一点鼠标，几十年积攒的货币，可能瞬间灰飞烟灭，还欠上还不清的债。依附型的中国经济，有捍卫国家的力量吗？百余年前，中国日本走上了不同的发展轨道，一个成为殖民地，另一个成为世界强国。现在，日本中国的发展战略又是不同的。《日本制造业复活战略》中这么写到：日本要维持与中国20余倍的收入差距，日本的年青人需要具备创造20余倍附加值的学识和技能。中国的改革方向是教育产业化，改制下岗，进一步调动个人积极性。百年前，义和团的血肉之躯没能够打败钢铁，今天……第五章 从日本的现状看发达工业国家的政治与经济第一节 序言一个平等的世界一直是许多人的梦想，但这个梦想并不符合现实。在这个狭小的星球上，少数几个发达工业国家事实上主导着全球经济体系，并在文化体系中占据了制高点。中国是落后国家，又确定了融入全球化，利用比较优势，在市场经济中争取复兴的基本国策，自然会把这些发达国家作为我们的样板。不过，作为世界的核心地区，这些发达国家乐于看到资本在全球的自由流动并积极的在中国投资，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却不允许同属经济要素的劳动力向它们的国土自由流动。因此，大部分中国人对这些“样板国家”并没有直观印象，只能由少数率先与发达国家“接轨”，接受西式教育的精英转述对这些国家的认识和见闻。就目前而言，发达工业国家基本上被描绘为沐浴在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场经济下的天堂，西方议会民主保证了人民的权利，自由市场则刺激了经济的发展。两者结合则创造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美好生活。本文将试图用事实和数字来分析事实的另一面。本文选择日本作为主要分析对象，是考虑到日本在现存发达国家中最后建立现代工业经济体系和政治结构，明治维新采取了全盘西化的方针，战后又由美国亲自主导民主改革，是一个彻底西化国家。由于走向现代化的历史很短，历史的遗迹非常多，易于把握真实的运行规律及发展脉络。第二节 日本的经济体制二战后，日本一片废墟，殖民地纷纷独立，原有的财阀体系被盟国解散，剩余的军舰飞机等军用物资也被收缴一空，几十年的工业积累毁于一旦。整个日本的经济体系必须在这个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从头开始，然而，20余年后，日本一跃而成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分析这段奇迹般的发展过程，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日本的经济现状。战后的日本，百业凋敝，极端缺乏资本，但日本并没有开放市场，吸引投资，指望外国投资者解决问题，而是于1946年成立了经济安定本部。也就是后来的经济企画厅（相当于中国的计委）。关于这个机构的性质，从经济安定本部1947年的《经济实相报告》可以看出个大概：“基于收集的资料和统计数字，把我国的经济现状向国民传达，想要国民一起考虑和解决问题。每个国民需要像考虑自己的家计一样考虑国家经济”，提出了“国も企業も家計も赤字”著名的口号，意思是无论国家、企业还是家庭开支都出现了赤字，以此号召全体国民团结起来共度难关，争取国民理解和协助。经济安定本部迅速宣布了一系列硬性的经济管制措施，主要有四项：1．基于“临时物资需给调整法”的物资管制；2．基于“物价统制令”的物价管制；3．基于“金融机关资金融通准则”的资金管制；4．基于“贸易等临时措置法”的贸易管制。四项管制，管死了企业的方方面面。而严格的金融管制和币制改革则抹杀了一切贫富区别，无论是皇族、华族、财阀家族，还是平民，在剧烈的通货膨胀中，每人每月只能从银行提取500圆的存款（当时的工资约500圆），所有的存款、国债、社债、股份都在猛烈的通货膨胀中化为废纸。日本的上层能够在经济崩溃时与人民同甘共苦，而不是先富，这是我们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主持复兴计划的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派的经济学家有泽广巳，提倡“倾斜生产方式”。所谓倾斜生产方式，就是抛弃利润，产权等如今最热门的概念，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在煤炭，钢铁两个行业，生产焦碳是为了炼钢，炼出的钢材又优先供给与煤矿生产相关的工厂，煤铁两部门循环扩大，最终恢复基干产业，为下一步发展做准备。在这个循环过程中，资金全部来自复兴金融金库（政府全额出资的国营银行，任务就是向煤炭、钢铁、电力、肥料四部门重点融资）的贷款，由于工业部门没有生产任何最终产品，也就无所谓利润，帐面亏空由国家银行印钞票弥补，因此引发高通货膨胀在所不惜。尽管这个煤铁复合体在狭小的国土上滥采自然资源，不关心任何利润，但经过数年艰苦的努力，日本再次在缺乏外汇的情况下重建了独立自主的核心产业，最终能够做到出口成套设备，进口原材料，在获取长期利润的同时保护了国家的资源。（日本的煤铁复合体不是特例，欧洲战后也有类似的煤钢同盟。）在重工业优先的国策下，整个日本的资源都被集中，服务于体内循环的重工业，消费品工业（轻工业）无法从重工业取得物资，被迫停产。日本人的生活水平被压到最低，只能靠本土残存的农业生存。农地改革，使农民获得土地，使他们能够承受低的粮食收购价格和高的税收。粮食和极少量生活必需品均采取统购统销，按人头配给，自由市场则被取缔，每个日本人每天只有四支火柴的定额，一年才能得到一块肥皂（《日本经济白皮书》：“配给的实绩，比如火柴1人1天只有4支，肥皂1人1年1个”），只有少量来自美军基地的物资及一些隐匿物资能够在黑市上缓解这种极度匮乏。这种匮乏不仅仅限于日本平民，而是基本平均的施加到整个社会，举个例子，1947年10月，东京地方裁判所就有一名34岁的法官，由于遵纪守法，拒绝食用黑市的粮食，营养失调死亡。严重的普遍贫困，并不能阻止日本人继续实施经济管制和政企不分的国策，1946年8月，经济界成立了经济团体联合会（经团连），它是战前的日本经济联盟会及战中的重要产业协议会的延续，这个团体包括了所有的大型工业企业、金融企业和高技术工业。1948年2月，在已经存在的行业协会、地区企业协会基础上，进一步成立了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日经连），绝大多数的中小企业也被联合。日本的企业从此要受到统一的指导，至于这种联合体更重要的作用，后面谈日本政治结构的时候将会详细论述。2002年5月，大企业团体经团连与中小企业团体日经连合并，组建了新的经团连。会员总数1，623社、团体。其中，日本的主要企业1，306社、行业协会（如日本钢铁联盟，日本自动车会等）性质的全国团体129个，地方性质的经济团体47个。会长是丰田自动车的会长奥田硕，副会长则是新日铁、三菱重工、住友商事、东芝、SONY等日本大公司的会长。以上介绍的是日本战后的应对措施，但在战争带来的冲击过去以后，这些政策并没有作为临时措施受到取缔。而是成为了日本的一贯国策。主要的表现就是日本财阀集团的重建。日本战前，几个财阀家族拥有大部分工业资产，垄断了大部分行业，战后，财阀家族不再拥有股权，也被强制排除在管理阶层之外，并禁止出任公职。但这种变革并不导向一个产权清晰，自由竞争的市场化经济体系，相反，产权集中程度比战前更甚，财阀垄断转向了政府垄断。改革手段也不是采取宏观调控政策，基本以直接行政干预为主。1946年日本政府强行从资本家手中征收了相当于GNP10%的财产税，并通过金融紧急措施、农地改革等，在战后猛烈的通货膨胀中用纸币赎买各种资产，到1947年，日本的财阀及非财阀系的主要企业，大部分股份被集中到持株会社整理委员会、闭锁机关整理委员会、大藏大臣等政府机关的手中。等到重组结束，日本的大企业有国家股，个人股，各企业间也相互高比例持股，纠缠不清，同集团的经营者结成社长会，如金耀会（三菱）、五日会（三井）、白水会（住友），进行情报交换和协调行动，统一及调整集团意志，占有全部的经营权力。在这种体制下，根本不能指望个人通过买卖股权或参与股东会议来影响企业的经营活动。拥有大部分工业资产的财阀家族被赶走了，但由于这些家族下属的企业之间分工配合紧密，股权又多半被收归政府，在短时间内，与原来的财阀企业相对应的大企业集团又纷纷出现，日本的经济又重新被大企业集团所控制，与战前相比，垄断程度变本加厉，而企业股权又多集中在政府或由企业相互持有，经济体系距离理想的自由市场经济越来越远。50年代中期出现了三菱、三井、住友等企业集团，60年代初又形成了富士、第一和三和，共6大集团。日本的大银行也归属各个企业集团，并且一一对应——三菱银行、三井银行、住友银行、富士银行、第一银行和三和银行。近年由于银行不良债权问题进行了合并重组，剩下4大银行，分别是三菱银行、住友三井银行、瑞惠（富士、第一）银行和UFJ（三和）银行。这些大型集团的成立，并非各个组成企业各自的独立选择，而是日本经济部门统一的规划所致。大企业集团本身掌握了日本的核心资产，还能够干预大量集团外企业的活动，进而掌握了整个日本经济的脉搏。它们的主要控制方式有两种：1．利用金融进行投资控制和利用技术优势进行控制。金融控制是指大企业集团所控制的银行为外部企业提供资金,战前各个财阀银行主要给本集团的企业融资，如今各个大集团银行大约只有20%的贷款是提供给下属企业的（伞下企业），这使大量的中小企业听命于大集团，增强了大集团的控制能力。在高度成长期，日本企业的平均自我资本只有17%，据1993年的统计，企业的总资本中，私人股份仅占23%，个人大股东已经消失，剩下的主要集中在以金融机关为中心的法人手中。政府对金融机关实行“护送船团”的保护，并进行“窗口规制”和“窗口指导”，以统一计划引导贷款的投向。近年由于银行大量的呆坏帐，政府大量购买银行股份或向银行大量注入公的资金，事实上国有化。大企业的会长和社长，基本不拥有股份，而是由从业员逐步提拔上来的管理者，所有权和经营权彻底分离。2．技术优势控制是指以大企业为核心，控制大量的配件工厂、合作工厂等中小企业群。大企业不断挑选中小企业进行间接控制，通过持股、金融援助、人员派遣等进行经营指导，特别进行质量管理等技术指导，还把它们编入自己的经营计划。特别培养，比较典型的有日产的宝会，丰田的协丰会，三菱和川崎重工的下请协同组合等。当然，鉴于金融资本与工业资本结合之紧密，两种控制方式并没有被严格区分，例如大集团的下属银行采取一种被称为“系列One set支配”的独特投资政策，对新兴产业进行成龙配套的投资，便于系统地利用外国技术，中小企业只是在名义上才享有经营上的独立性。除了内部的垄断（或寡头）经营外，日本对外贸的严格管制一直持续到今天，尤其以技术引进为甚。日本企业引进技术是需要个别申请，由外资审议会后才能获得外汇和引进许可的。主要不是为了节约外汇，而是着眼长远，防止成套技术引进打击国内的自主研发能力，日本制定了如下的审查基准。1．只能促进不能损伤自主技术的发展；2．技术导入不能使即存的产业秩序发生混乱；3．技术导入不能使中小企业陷入困境；4．技术导入的企业有其它相关技术和资金配套，能够灵活使用导入的技术。这些判断基准是暧昧的，可以有多种解释，具体负责的官员有否决权。在大企业集团的垄断经营下，日本的工商业和交通运输业基本为少数联系紧密的集团企业垄断，剩下的只有农业。但农业也不是市场经济的天堂，战后日本确实进行了农地改革，土地被无偿平均分配，产生了大量的自耕农，但农民并非单独面对市场，而是加入农业协同组合等组织，农资的购入和农产品卖出主要通过农业协同组合进行。根据2000年的统计：农产品贩卖类农业协同组合在农业相关产品贸易中占的比例为谷物96%、牛奶95%、肉类85%、蔬菜水果92%。农资购入类农业协同组合占的比例为饲料67%、肥料83%、农机具71%。这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完全相反。不过日本的农业并不是赚钱的产业，主要还是作为日本这个岛国的一种储备资源，保证在国际市场动荡，粮食进口困难的时候日本人不至于没有东西可吃，这里就不做过多比较了。第三节 日本的政治体制高度成长期的日本被称为“企业国家”，即国家整个是一个企业，日本人戏称自己的国家“日本株式会社”。这个企业有以下三个特征：（1）通过财政投融资等方式，国家机器将巨大的货币集中，是转化为生产资本的中介者和组织者。（2）国家机器自身拥有巨大财富，是高度集中的生产经营主体，形成作为大机能资本家出现的国家垄断。（3）国家装置对生产、流通、信用、土地、资源利用，贸易、资本输出等诸分野进行规制，也就是国民经济的“组织化”和“计划化”的展开。日本这个“企业国家”的权利核心是政官财复合体。国会只是装饰品，实际的权利掌握于企业界的联合组织经团连，经团连才是日本真正的政府。经团连对此也不讳言：“我们是政府”，与官僚相对应，经团连工作人员被称为“民僚”。官僚和民僚的人员互通，官僚退了出任经团连的民僚，民僚退了出任官僚。经团连直接干涉政府的日常工作。首先，政府的各项政策由经团连提出方案（意见书），为了制定政策，经团连内设置了各种委员会，与政府的各省、厅、部、局、会对应。其次，经团连向政府的各审议会、调查会、恳谈会派遣委员。对于全体产业经济的审议会，关系省厅必须邀请经团连的委员成为通例。第三，各省厅的担当局与经团连的事务局保持日常接触，进行政策调整。制定新政策法律的省厅，担当官需要事前与经团连的事务局会晤，询问财界的意向，然后做成政策的方案。日本政府毕竟在名义上是议会民主的产物，因此经团连需要控制议会。具体控制过程如下，这一过程充分表现了日本议会民主的本质。在日本，政治家和政党接受经济组织的政治捐款（献金）并不是需要避讳的事情，只要遵守一些很松散的规则即可，如：政治团体的代表或领导人，只有在被证明对该团体财务负责人的选任和监督两个方面都出现失察和失责的情况下才要负刑事责任，相关省厅的大臣或政务官不能接受相应的政治献金等等，这些规则一般都非常容易规避。事实上，如果没有政治献金，日本的绝大部分政治团体都无法生存。唯一拒绝接受政治献金的议会党派就是日本共产党（依靠发行党刊和开办医院等党营事业支付办公经费）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长期以来经团连倡导的“政治献金是自由世界的守护神”没有依托，再加上一系列政治献金的丑闻，1993年开始经团连被迫停止有组织的现金。1993年自民党丢失政权，1955年体制崩溃。政治献金断绝后，经团连与自民党的关系意外的紧密化了。自民党丢失政权对经团连是不小的打击。经团连的平岩会长辞职，丰田的丰田章一郎出任会长。丰田最大的使命是修复与自民党的关系。为了推动自民党重新上台，由于不能以献金形式提供资助，而是通过银行贷款，1993年夏的总选举给自民党本部贷款100亿JPY。1996年住宅金融专门会社（住专）不良债权处理法案，由于被国会中的新进党议员阻止，不能通过。连立与党请求经团连，要民间银行能够多承担负担。自民党山崎拓政调会长等连立与党政策责任者到经团连的会馆访问，向银行界的代表末松谦一（樱花银行会长）副会长请求协力。这个事件是自民党与经团连相互新的依存关系形成的起爆剂。作为回报，自民党的紧急金融系统安定化对策本部给经团连提供30兆JPY公的资金。两者的提携，最近涉及养老金制度改革、司法制度改革等广范围分野。经团连经历了政权交代，开始进行政党的全方位外交。不仅仅与自民党接触，还与民主党和自由党提携（现在自由党已经并入民主党）。这样与野党逆转的可能性基本是零。如果只是企业对政界献金，看起来并不太出奇，因为大大小小的党派和政治团体总不能全靠成员交党费运转，政治派别接受社会政治捐款，各国大抵如此。但国内很少提到的一个事实是：日本大部分政治捐款来自经团连，而经团连根据一个早就拟订好的打分制度对各个党派分发捐款，这个过程充分说明了日本政治的本质。（前面曾经谈到日本的大小企业分别结合成经团连和日经联，并在2002年合并成新的经团连。就是这个经团连代表日本的企业界出面给议会各个政党打分。）下面这张表格是2003年10月，日本众议院选举前，经团连给各政党打分的简表。表1 经团连的评分表从表中可以看到，打分有很严密的评价体系。国家政策的主要方面都单独立项，每一次立法投票都对各个党派的投票倾向按A-E五等打分，每等中还用+-分出三个档次。汇总后经团连就按这个打分表给各个党派发钱。资金来源是经团连下属企业的捐款，经团连根据纯资产把伞下企业分成25个层次，纯资产100亿以下最低要出50-200万，100-150亿的下限是100-300万，3000亿以上起码1000万以上，此外还根据经营规模和营业额等综合测定，协议出资额，2004年计划分发40多亿日圆的政治献金。（数字引自京都新闻2003.11.19）。在与每一次投票挂钩的高额奖金刺激下，各派政治势力无不对精心揣摩经团连的意图，言听计从，经团连的意见书百分之百的变成了具体的法律规章。关于降低法人税，要从现在的实质税率约40%，降到20%台的水平。同时消费税从目前的5%逐步提高到18%。此外还削减养老金和提高养老保险费。经团连的意见书：「産業力強化の課題と展望―2010年におけるわが国産業社会―」（2003年4月22日）「『近い将来の税制改革』についての意見－政府税制調査会中期答申取りまとめに向けて－」（2003年5月29日）「今次年金制度改革についての意見」（2003年9月10日）这些意见书已经演变成正式法案。经团连关于反对修改独占禁止法的意见书：「『独占禁止法改正(案)の概要』に対する日本経団連意見」（2004年4月15日）「『独占禁止法改正（案）の概要』に対するコメント」（2004年6月25日）日本刚通过可以出口武器的法案，对应的经团连的意见书是：「今後の防衛力整備のあり方について― 防衛生産?技術基盤の強化に向けて―」2004年7月20日关于修改宪法第九条，2004年5月27日经团连设立了「国の基本問題検討委員会」想必将制订出意见书，然后交国会变成法律。经如此介绍，读者当可看出，日本议员其实只是大财团的投票机器、政治宠物，各个党派争吵不休，不过是揣摩大企业官僚的心意，吃醋争宠罢了，所谓的议会民主，一张幌子而已。议会虽然已是经团连的驯服工具，但大企业的官僚们并不希望这个工具索要太高的价码，经团连通过巧妙分配政治献金，始终让议会中的大党之间保持平衡，不使一党独大，防止一党主导议会投票后和经团连讨价还价。如果已经形成了独大的政党，就一定要在党中搞分化，促成各种派别，这也就是日本自民党等大党党内外斗争和不断出现的各种派系的原因。（也是西方民主国家所有议会斗争的本质）举个例子,根据2004年《一次政策评价的发表》， (经团连网页 http://www.keidanren.or.jp/japanese/policy/2004/012.html)，自民党得分85点，民主党得分50点以下，自民党明显比民主党更贴近经团连的主张。2004年，经过11年，经团连的有组织政治献金再开，约40亿日元，如果经团连下属企业自主决定政治献金方式，那么40亿日元基本会给自民党。经团连统一献金，则自民党63%（85/135），民主党37%（50/135），这样就保证了自民党不至于独自控制议会，拥有与经团连博弈的能力。如果一定说日本是个自由市场国家的话，恐怕议会是唯一体现这种竞争原则的地方。关于国会，这里还要说一下，虽然立法活动和内阁决策已经基本为财团掌握，但议员能带来的巨大利益和象征意义还是让各派势力趋之若骛。特别是官僚集团和一些特殊利益集团，更是希望直接掌握投票权而不是通过收买这种间接方式插手政治。这就构成了日本政治中特殊的“族议员”现象。所谓族议员，倒不一定是家族政治（虽然日本议员有相当比例的父子相承，甚至祖孙相承），但肯定是稳定的某一利益集团的代表，如运输族代表汽车修理业的部分小业主和运输省部分官僚反对取消车检，厚生族直接代表医生协会捍卫医师优惠税制等等。这些族议员在服从大财团之余，还利用自己的合法权力及社会地位，千方百计直接为所属的“族集团”牟取利益。这给日本议会政治带来一些争吵和不确定因素，但无论如何，没有任何议员代表所谓的“人民”，他们只是各个大小财团、利益集团的投票机器而已。很显然，日本的政治制度是赤裸裸的垄断企业专政，经团连自己对此也并不讳言，而且公开的摆出一副“事实政府”的样子。下面是摘自经团连网站的一幅图表。图1 21世纪日本应该成为的国家这个图表简要说明了经团连对日本未来的规划——日本作为东亚核心国家，提供资本和技术，其他东亚国家提供人力和资源，一起作为一个整体面对世界竞争。这个规划是否会成为现实暂且不论，但制订这个图表的行为本身足以反映经团连对自身的定位。第四节 经团连与日本平民生活少数财团和官僚控制了日本的政治和运转，日本平民对此却并没有什么抗议，至少是熟视无睹，只有共产党等少数政治团体不断呼吁取缔政治献金，只是无权无势，在媒体靠金钱运转的今天，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不过，这不意味着日本平民已经被资本专政外面的民主包装所蒙蔽，普通日本人对社会现实还是有充分认识的。譬如，日本的议员被民间称为“三ばん（bang）”议员，（ “看板”、“皮包”、“基盘”，这三个词汇的最后一个字的日语发音都是ばんbang）。看板就是广告牌，有能力把自己的画像贴到大街小巷。皮包里装的是钱，有钱方能当选，有钱才会投票。基盘则是老子遗留的势力和人脉。日本的议员普遍世袭，老子英雄儿好汉，比如小泉是三世议员，自民党干事长安倍的老子是原首相，田中真纪子的父亲是原首相田中角荣。由秘书承接老议员衣钵的也大有人在。议员既然如此，日本平民自然对政治没有兴趣，车站门口时常有些议员或准议员抱着扩音器演说，但很少有人驻足围观。平时一般人都要工作，没时间搭理，而即使在节假日，也基本没什么人看。除非党魁或派系领袖出场，才能热闹一些，但也不排除事先安排人手做秀的可能。而日本的投票率也逐年下降。如下图。图2 投票率的变化投票率走低的原因不仅仅因为是日本整体国民参政热情的下降，更重要的原因是年青一代平民对政治了无兴趣。青年人生于这种政治决策于己无关的社会，比父母一代更不愿意投票。30岁以下的人，投票率不足40%。倒是女性的投票率稍高，但在女子普遍以家务为重的日本社会，这多半只是反应了女性的闲暇较多而已。可以预见，未来日本社会的投票率会越来越低。经团连控制下的政府名义上奉行自由主义，不便干涉日本的一般生活秩序，但作为日本的事实主宰，必要时介入平民生活是必要的。事实上，日本还有另外一个地下政府——暴力团。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可怕，却不是整天杀人越货，谋财害命的组织，暴力只是他们经营事业的保障，主要作为一种威慑，平时还是避免使用。暴力团的财产基本上来自色情、赌博和高利贷等行业的利润或保护费（变相的税收），这些行业或为日本法律所禁止，或者打擦边球，总之是一些边缘行业。新宿的歌舞妓町就是暴力团的财源之一，日本最大的高利贷会社、东证上市企业，武富士也有很深刻的暴力团背景（在日本经营高利贷并不违法，但若无暴力团通过武力威慑确保欠款人还钱，就难以规避伴随高回报带来的高风险）或许是日本主流社会压力太大的缘故，这些行业很是兴旺，暴力团也获益非浅。以日本财团力量之盛，政府议会尚且是经团连的附属品，暴力团也不例外，前面说过的武富士高利贷公司就是经团连的成员。事实上，在经团连面前，暴力团和政府不过是左右手的区别，都是财团控制社会的工具。暴力团虽名为黑社会，和政府间基本上处于一种暧昧的合作关系，在许多政府利用合法手段介入成本太高的社会领域承担了管理职能。举几个例子，东京都政府在新宿，新宿的区政府在歌舞妓町，暴力团的最大财源之一——歌舞妓町就在政府的眼皮底下大搞非法色情事业，却一直无人过问。而新闻里时有暴力团枪战的报道，枪战过后，警方马上就可以报道说暴力团成员某某死伤。说明警察深知暴力团内情，但从不干涉其运行。政府兴建一些公共工程，需要征用土地。日本的土地名义上私有，受法律保护。政府一家一家的去谈价钱，免不了有满天喊价的钉子户，这个时候往往由暴力团出面摆平。政府与暴力团之间的关系是谁也说不清的。第五节 日本与其他发达国家的比较前面几节是对当代日本政治经济的一些介绍，与目前国内对日本的一般认识多有冲突之处。但冲突的根源并非在于信息来源，事实上，上述信息都来自公开的媒体或者调查机构，有关经团连依照打分表发放政治献金、控制立法机构的图表和文字部分来自经团连自身的官方网站。之所以国内大部分人依然认为日本是一个经济自由、政治民主的国家，恐怕是因为自由主义思想已经占据了思想界的主流地位。即默认只有自由市场和民主政治能够带来富裕安宁的生活，既然日本是第二大经济大国，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创造了“日本奇迹”，那么，奉自由主义思想为真理的思想界自然倾向于用自由市场的经济理论和分权民主的政治理论去解释这一现象，无视基本事实地把日本名义上的政治民主、经济自由看做是真实规律的体现，甚至动辄以日本作为市场经济、议会民主的成功典范也就不足为奇了。日本是一个把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当装饰品的发达国家。但它并非是发达国家中的特例。在日本这个典型样本的参照下，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其他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事件，详细分析具体的运行过程而不是满足于对表面分析，可以得出许多有意义的结论。当然，正如序言所说“……日本在现存发达国家中最后建立现代工业经济体系和政治结构，明治维新采取了全盘西化的方针，战后又由美国亲自主导民主改革，是一个彻底西化国家。由于走向现代化的历史很短，历史的遗迹非常多，易于把握真实的运行规律及发展脉络。”西欧和北美工业的国家早在１９世纪就占据了对全球的优势地位，并一直保持到今天，能够轻松的向外界轻易转嫁矛盾，它们现存的基本社会结构已经建立了１个多世纪，磨合良好。表面上的经济自由，政治民主和实质上的资本专政。象日本这种由经团连向议会打分发钱的赤裸裸手段，一般不会在英美等国出现。因此观察这些国家的运行规律需要更多的资料和更多的分析。英美等国自立宪以来，选举中基本是两党竞技，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竞争党（无论是哪个党）的纲领越来越接近，甚至随着竞选形势的变化而交换立场。自由主义当然可以把这解释为保持竞争的需要。但两党都没有坚实的基层组织，党的唯一作用就是竞选本身。一定要用社会力量的博弈和竞争来解释党派斗争是很难自圆其说的。事实上，通过与日本的议会选举做对比，我们会发现，两个纲领相近的党派是大财团收买成本最低的政治结构。既不会出现单个党派控制议会（或直选），不听指挥或漫天要价的行为，也没有政治派别太多，乱中出错，交易成本太高的弊端。还能自然的作出激烈的竞争姿态（如前所述，争风吃醋）。从这个角度看去，激烈但基本没有根本性分歧的政治斗争就很好解释了。当然，在总统制国家，行政权相对强大，总统一经当选，任期固定，总统在地位暂时无忧的时候有可能做出与大资本大财团利益相悖的举动。大资本即使控制议会也不能随时倒阁阻止其行为。这时就需要一些非常手段来保证财团利益。譬如刺杀（肯尼迪）、适当的造出一些丑闻（水门事件）并在达到效果以后在适当的时刻让丑闻消失（克林顿）。这些事件看似偶然，且都有正常的解释方式。但如果你把这些偶发事件及最终结果与同时期发生的政治经济变动放在一起观察，就可以发现惊人的相关性，这是不能用“偶然”来解释的。日本有暴力团为大资本利益做一些政府机关不便出手的工作，在其他发达国家也有类似的组织。如意大利的黑手党。但意大利的大财团比较弱小，对其他发达国家的依附性比较强，因此倾向性和与政府的默契程度不如日本暴力团。至于为美国英国政府在世界各地充当打手的私人军事公司，早就走上了前台。从经济角度看，目前还没有任何一个发达工业国是在开放市场，允许外国资本和商品自由进入的政策下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如今的各国政府对本国的大企业一向是不遗余力的扶持，从政策上进行保护，必要的时候则直接进行行政干预，譬如众所周知的美国政府为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做贷款担保。另外、西方国家对农业多有高额补贴，这似乎也不能用自由贸易理论来解释。当然，大部分发达国家还是在自己的企业占有优势的行业会很高兴提倡自由贸易，但这显然不能为贸易自由做榜样……….限于篇幅和资料搜集能力，本文对其他国家不再进行系统分析。仅举几个例子供读者参考。但总体上，我们可以发现，目前地球上所有的发达国家与自由主义所描述的理想国家都偏差甚远，甚至完全背道而驰。但正是这样的国家占据了世界的中心地位，向国民提供了更富裕的生活和更好的公共服务。在这种事实下，我们有必要重新考察历史的演变，以便更好的解释现实世界。第六节 历史的沿革日本及西方社会是工业革命后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个人只是在庞大的大工业生产体系中的一员。组织中的个人觉得压抑，于是高喊民主自由，市场经济。其实整个社会与民主自由市场经济不沾边，至少与中国人理解的民主自由市场经济不沾边。这种体制继承于中世纪时日本和西方的封建制度。而中国自秦统一以来就结束了封建制度，建立了中央集权，官僚体系靠现代文官制度的前身——科举制度产生，经济上以自耕农+全国大市场的自由经济为主。这种差异最终影响了工业革命的结果。用梅棹忠夫的《文明の生态史观》中欧亚大陆示意图可以说明一些问题，如下图。图3 欧亚大陆的示意图旧世界的主要文明发展可以分为第一和第二地域。旧世界是欧亚大陆及周边地区，可以简化成椭圆形。椭圆的东西两端的日本和西欧是第一地域，进入近代由于工业革命产生了高度发达的现代资本主义。第二地域是椭圆的其它部分，进入近代时没有发生工业革命，逐渐成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第二地域的中心位置，是从东北到西南的广范围干燥地带，古代的高度文明处于干燥地带的边缘，如中国。干燥地带是游牧民族的居住地，对文明有极大的破坏力。为了抵御外族入侵和统一治水，采用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第一地域很少受干燥地域的暴力影响。这个地域的西欧和日本，进入中世纪时产生了权利分散型的封建制度。西欧以种植小麦为主，小麦的产量比水稻低，再加上喂养家畜，经常为争夺粮食发生流血冲突，中世纪的欧洲私斗横行。为了保护自己，需要倚赖有力量的封建领主。封建领主间的互相争斗，需要国王拥有权利进行全国平衡协调，形成了国王支配领主，领主再支配农民的封建制度。为了形象直观，以中世纪的日本为例来说明封建制度，如图3。图4 封建制度的构造中世纪的日本是幕藩体制，天皇是名义中的最高首脑，幕府将军才拥有权利。幕府下面是大大小小半独立的藩，也就是封建领地。藩主对领地内的人进行各种身份限制，谁该种米，谁该种菜，谁做手工，谁做生意等等。藩的内部不存在自由市场，由藩主统一经营管理，如何投资如何修工程水利等。为了保卫或扩展疆土，养了一帮职业武士，武士世袭领奉禄，由于社会运行主要靠经济以外的力量维持，所以统治阶级异常庞大，中国则主要靠自由市场维持，所以统治的文官很少，不足1%，是小政府。藩是命运共同体，藩中的领民对藩主有极强的人身依附关系，不能自由移动，如果脱藩也不可能进入别的藩，成为衣食无着的浪人。（封建制度的基础是人身依附关系）藩之间互相自由交易，存在自由市场经济。但藩与中国传统的大商人不同，中国传统的商人思维是利益优先，要挣钱。藩除了是经济组织外，还是政治和军事组织。交易时不是从纯粹的经济角度考虑问题，还要结合政治及军事问题作出决策，后来的垄断资本就是这种文化沿袭。藩有军队，是仗剑经商。如果赚了，尊重市场规律，如果赔了，剑就出鞘了。比如明朝时的倭寇，就是仗剑经商。藩在必要的时候甚至会与幕府对抗。清朝与西方进行自由贸易，挣到了大部分白银，但英国用坚船利炮抢夺，也是封建的仗剑经商的传统。2、30年代，日本在中国投资，也是这种政军经三位一体，什么手段合适用什么。这种政军经三位一体的传统是封建时代的遗留，看现在的美日英非常明显。当然，日本和西方在理论上探讨政经分离，经济脱离政治完全自由化，但这只是一种理论探讨，绝非西方世界的现实。中国由于过早结束封建制度，政经分离得非常彻底，政府只收税，乐于做裁判员，对发展和保护自己的产业漠不关心，心安理得的看到自己的产业基盘被肢解。幕府虽然是最高权利者，但其实不过是一个相对强大的藩，并没有绝对优势。幕府将军为了维持自己的权威，想办法削弱其它藩的实力，主要办法是改易，减封藩的土地。此外还修建一些工程，大兴土木，费用和人力当然也转嫁到藩上。还要藩定期参勤交替，也是很大的负担。幕府时代的经济可以称为转嫁经济，幕府把负担转嫁到藩上，藩又把负担往下转嫁，如克扣武士的俸禄，要领民分担。随着农业社会缓慢发展，在总体上向中国模式过渡。不过，工业化打断了这个趋势。1853年美国佩里的黑船来航，日本被迫打开国门，被强行纳入世界资本主义的自由贸易体制。在强大的外部压力下，日本开始明治维新，废藩置县，建立中央集权。原来的藩有高度的组织，维新后在此基础上整个国家高度组织化。原来的封建身份制转变成契约制，各种封建规制转化为法规。原来“士农工商”等级序列，变成四民平等，从业自由。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法制市场经济都能在封建制度里找到对应物和沿革。但中国2000年前就已经结束了封建制度，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法制市场经济等概念传到中国时，引不起共鸣，因为中国早已经是自由平等的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社会了。由于农业的发达和社会的稳定，中国过早进入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工业革命后的大工业所需要的组织资源必须重新建立。这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由于地球的狭小，西方帝国主义的扩张已经不允许中国从头建设大工业体系了。反观日本，农业社会的落后反成了优势，封建社会的组织资源能够直接转入大工业时代。譬如：当年藩之间和藩内的交易是通过特权商人进行的，随着时间推移这些特权商人积累了很大势力，能够和特定藩的财政相互结合，谋取更大的利益。当时的特权大商人三井就拥有为幕府发行纸币的特权。幕末的经济政治动荡，三井又为幕府提供资金，如1864-1866年镇压长州藩反叛的战争。由于长州战争失败，三井又暗中支持长州倒幕，萨长土肥四藩联合倒幕时，以三井为中心的三都特权商人提供了超过70%的经费。伏见鸟羽之战倒幕势力获胜，三井旗帜鲜明地支持维新政府，维新后转身成为新政府的特权商人，为新政府提供资金和发行纸币。现在经团连操纵政党，在历史中能找到影子。再以三菱为例子，土佐藩1870年（明治3年），以3艘汽船创办名叫“九十九”的海运会社，岩崎弥太郎被任命为经营、监督者，这是三菱的起点。不久“九十九”更名为“三川”，1873年（明治6年）岩崎弥太郎成为社长，更名为“三菱”。1877年（明治10年）日本的最后一场内战西南战争爆发，三菱负责给政府军运送军火和补给，得到了大发展，占据了大财阀的位置。三井三菱等大财阀是亦官亦民，被称为“政商”。他们直接干预、支持政府的运行，并从政府得到特权。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三井等幕府时代的旧商人，产权是不清晰的，是受限的股份所有制，出资人只能把自己的股份传继，不能分割转让，也不能拿取本金，只能根据规定领取经营的利益，投资优先。经营者则由招聘而来，或长期培养选拔，出资人不能随意干预经营。这种受限所有制被称为财阀“总有制”。这种“总有制”演变成今天日本的经营者支配体制，所有权和经营权彻底分离，股东的牟利趋向对企业经营的刺激微乎其微。中世纪的日本与中国一样，以农为本，也引进中国的“士农工商”等级序列。当然“士”不相同。中世纪的中国是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是靠科举产生的文官支配的社会，统治中国的是“文士”。日本相对落后是封建社会，统治社会的是“武士”，武士们信奉暴力，还没有把自身的统治意识形态化，集中化。日本虽然也从中国引进了儒教，但儒教对武士阶级没有行为规范，日本实际不是儒教国家。中日两国的中坚阶层“士”的差异，导致了中国日本被西方列强打开国门后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中国文士和日本武士从各自的文化传统，去理解和学习西方。百年前，各自引导中国日本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日本成为世界强国，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现在中国的文士又指导中国的改革开放，准备全盘引进西方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但是，精英阶层对西方的经济社会制度的现状和变迁完全没有了解。完全凭中国传统的小农-手工业自由市场思想去理解现代工业经济，凭中国传统儒家的仁义道德去接受西方作为装饰品的民主自由。结果改革到现在，南辕北辙，离西方的经济政治体制越来越远，越来越回归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和社会结构，基层组织瓦解，重新走上了依附型的发展道路。第六章 站在历史歧路的文士和武士第一节 序言：19世纪中期，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列强向全世界发起了又一次有力的扩张。在以往的文明冲突中，从来没有哪个文明能够建立全球军事霸权。亚历山大东征一度占领半个旧大陆，马其顿帝国却在他死后立刻解体，蒙古人的铁蹄曾经踏遍欧亚大陆，霸权也不过维系了数十年，17-18世纪的欧洲凭借航海技术优势已经建立了全球商业网络，当面对旧大陆的发达农业文明时也只能满足于建立小小的贸易站，进行公平贸易………但工业革命改变了这一切。工业革命将前所未有的力量赋予欧洲文明，第一次使军事-经济力量的扩张能够超出各个文明的地理界限，深入影响其他文明的历史进程，因此，这一次扩张不同以往。扩张者不仅能够获得短暂军事胜利，还能够彻底征服最强大的帝国，并在经济上彻底控制对手。在这样的历史大势中，曾经被地理障碍和众多的人口所保护的中国和日本——远东最强大的两个国家，不得不面对军事和经济的双重威胁。中日几乎同时感受到了西方的强大威胁，但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两国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中国不断的挨打、内战，到了21世纪依然身处第三世界；日本虽是小国，却能积极对外扩张，对内提高经济水平，虽然一度在原子弹的威力下战败，到如今却依然是发达国家、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两国的差异如何解释？如果归于偶然或是某个领导人的个人影响，恐怕是太粗疏了。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本文回溯历史，分析中日两国历史、社会、经济等方面的事实与数据，寻找两国的根本性差异，试图解释为什么两国在大致相同的时间受到同样的外来刺激，却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希望能得到读者认同。当然，读者多是中国人，肯定对中国历史更熟悉一些，本文侧重分析日本的近代历史。第二节 日本封建社会的结构一般说来，日本的封建社会以1192年镰仓幕府的建立为标志，自此日本的政权完全从松散的中央公卿政府转入地方军事贵族手中。到1584年，太阁秀吉（丰臣秀吉）一统日本，实行太阁检地，进一步固化了封建制度，日本进入近代封建社会，这个体制随后被德川家康继承。日本近代封建社会的社会结构是以德川幕府为中心，诸大名（封建领主）在名义上从属的幕藩体制。大名拥有受封的土地及土地上的人民，对领国有独立的支配权。幕府将军名义上统治全国，但其实不过是相对强大的一个大名，只能直接控制1/4的土地，此外还有全国主要都市（三都：江户、大阪、京都）的税收以及部分的矿山作为财源，货币铸造权也归属幕府财政。除此之外，幕府对其它大名可以少量征税，用来支付水利、救灾等临时支出，并要求大名为驿站付出劳役。在政治上，幕府用参勤交替、武家诸法度等制度对其它大名进行统御，对违反制度的大名进行除封、减封和转封等处分。幕府不断试图插手地方政治，但大名们依然是独立的，在自己的土地上有独立的行政、军事、司法权，还可以独立发行纸币。任何试图在政治上统一日本的尝试都会被地方贵族联合反对。从镰仓幕府—足利幕府—德川幕府，确实存在中央集权化的长期趋势，但总的来说，如果农业社会的基本经济结构不变，封建贵族割据的局面还将在日本持续很长时间。为了管理自己的领地，大名拥有家臣（武士）。武士有大名分配的土地—知行地，作为低层贵族，武士不象大名那样具有独立性，他们集中居住在城市，并不实际占有土地，而是领取由领地面积折算的实物俸禄，通常是米。他们更类似于今天的军官和管理人员。大名的领地细分为封建村落，由农民中选拔的村役人和领主派出人员共同管理。城市里也和乡村一样，划分为小单位管理。具体到基层，村落和都市均设立了五人组制度，组之间相互检查扶助，负连带责任。大名通过检地，详细掌握了各部分领地的面积、出产量等数据，并为每一块土地指定了耕作者。然后以检地帐作为征收租贡的基准，全部占有农民除劳动力再生产以外的剩余。领主依靠庞大的武士军队，通过武力收夺农业剩余。为了防止农民造反，军事贵族建立了严格的领主—武士—农民身份制度，贵族处于绝对统治地位。在生产者中，农民的地位最高，依次是工、商等。阶级身份与职业完全对应，任何人都不能改变职业。除此之外，被统治阶级还受到许多其他管制。如农民拥有武器、离开土地、买卖土地都是被禁止的，具体如何耕种、种什么农作物都必须服从规划，衣食住行等方面也有严格的礼制，不可逾越。工商业者同样受严格管制，如不得住在农村，在农村的商业活动方式必须符合规定等。至于对外贸易则实行一贯的锁国政策，只有幕府有权利进行小规模的垄断经营。宗教信仰作为文化力量自然是受严格管制的范畴，只允许神道教和佛教存在，基督教徒遭到逮捕和屠杀。不过，必须指出，虽然幕府把儒教朱子学作为治国的意识形态，虚设的天皇朝廷也是仿照中国模式建立的，但儒教朱子学对占统治地位的武士没有行为规范，所以日本并非儒教国家。农业时代的农民拥有小块耕地、农具，自己经营，交纳领主的租贡。由于生产力低下，单个农民力量弱小，需要组织起来，对公共所有的水利设施、山林、原野进行开发利用和管理，方能维系生产。山林、原野等地区无法划分给个人使用，于是，耕地具体划分到每个农户，但山林、原野等辅助部分则作为公地使用。这种结构与作为欧洲中世纪封建制基础的格鲁曼共同体非常相似。共同体不仅是生产组织，还是共同防卫的自治组织和互助组织。由于战乱不止，天灾不断，村落这种小组织无法自立，民兵也无法与专业武士相对抗，所以小型村落只有合并成更大的组织才能支付专业军队的费用，并在灾害到来时自救，而专业军队又逐步具备了对外和对内的两种职能，最终取得了统治地位，封建制度就此产生。封建时代的农民土地所有权是不完整的，领主对土地有领有权，对农民的耕种经营有很多限制。土地的生产物大部分属于领主，是收益权限制。农民不能自由买卖和继承土地，是处分权限制。农民可以耕作什么不能耕作什么也有限制，即使用权限制。此外，土地的耕作受共同体的约束也很强，如耕作方式，何时播种，何时收获，需要共同体共同行动。由于土地不能自由买卖，农民为了防止土地越分越小，采用长子相继制，即长子继承全部土地，次子被迫自立。封建制度下的手工业和农业紧密结合，没有分化，主要以农户的自给自足的形式存在。但因为领主和武士集中居住在城市，为了满足贵族需要，城市集中了少数专职的工商业者，受领主的保护和统治。与农业类似，虽然德川时代允许手工业者自由营业，但考虑到生产力的水平和经营风险，手工业者同样难以自立，且农民的购买力很低，消费对象仅集中于少数贵族，手工业者结成组织进行稳定生产比较有效率。手工业者组织的结构与农民基层组织类似，同时也是领主管理和支配职人的机构，最终剩余利润也为领主所夺。当时日本农村基本不存在商业。体现为地租的剩余物资由领主和武士消费，在消费过程中，领主间相互交换，互通有无。各大名在江户、大阪等地设置“藏屋敷”，储藏贡租米和从领地内强制收购的特产品等，委托商人经营。随着时代发展，藏屋敷也经营普通百姓的物资。特权商人为了规避风险和对抗幕藩的绝对权利，也结成组织，如大阪的二十四组问屋，进行垄断经营。幕府握有货币的铸造权，各藩也发行本藩通用的纸币—藩札。总而言之，贵族武士和少数特权商人严密控制着生产和交换的所有环节，基本上实行了与近代的计划经济相似的制度。封建制度的基础是简单农业-手工业经济，对于农民而言，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成为典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少数剩余物资为贵族征收，由于物资数量和种类都很少，统一管制比较符合效率，也符合贵族的利益。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剩余物资大量增加，商业开始繁荣，一方面农民可以通过市场进行协作，另一方面，都市人口和商人逐渐脱离封建制度控制，日本封建制度开始解体。第三节 封建社会的解体封建时代生产力低下，农村的剩余基本被领主占有，不存在商品经济。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如水利灌溉技术，肥料，及各种作物的改良和移植，产量日趋上升，但租贡却常年维持在固定的水平，于是除租贡外的农业剩余逐步增加。随着剩余增加，商人在农村也开始活跃，农民卷入了市场经济。此外，领主为了增加租贡收入，鼓励开垦新田，对新田施行租贡减免。这样，封建制度的基础开始动摇。农民以独立的个体进入市场，自然不敌大商人和经商的贵族，在脱离封建制度的同时，逐步被商人和高利贷者所统治。虽然土地不可以自由买卖，但农民可以出让实际控制权，江户幕府末期，大量的土地集中于地主，很多农民丧失土地成为小作农，租种地主的土地交纳地租，同时向原来领主的交纳租贡，形成了“寄生地主制”。到了幕府末年，农民已经分化，自营农（拥有自己的土地）占36.3%，自小作农（拥有一部分自己土地，另一部分租种）19.5%，小作农（完全租种土地）44.2%。小作农的总收获量中，租贡占37%，地主的地租占28%，自己仅得35%。随着农民的分化和市场的发达，缺乏共同利益的村落共同体也逐步瓦解，商人的势力和地位得到很大提高。不过由于封建领主的强大，大商人多与幕府和各藩的封建统治者相结合，产生了寄生于领主的巨商，三井、住友等，它们在明治后发展成大财阀。寄生地主制和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导致多数的农民贫困化，还间接使幕府和诸侯的财政收入减少。在繁荣的市场面前，高级贵族追逐奢侈消费，也使开支不断增加。为了摆脱财政困难，领主加强了对农村的统治，增加租贡，由常年不变制的租贡改为按年征收，使农民更加贫困。为了填补赤字，领主还向商人借入高利贷，被迫给商人更多特权。为了独占利润，幕府和诸藩还设立了特权工厂，后期还设立洋式工厂，如造船、兵器、纺织等，推进物品的国（藩）产化，减少对外藩及三都的依赖，（国）藩产物专卖强化，实现经济自立。在财政紧张的情况下，领主克扣武士的俸禄，使武士的生活水平下降，原本不被允许务农经商的武士被迫需要从事商业、手工业等副业维持生活，武士也开始卷入市场经济，与商人结合，如联姻，参加商业机构等。农村的贫困迫使大量的农民抛弃土地，流入三都和其他的都市。都市的人口增长，使都市基础设施的压力增大，物价上扬，贵族的财政状况更加恶化。灾年时，米价高涨，都市的下层居民骚乱，成为比农民动乱更可怕的不稳定因素，需要存储大量救济米钱，进一步加重了幕藩的财政负担。同时，农村的人口减少，土地荒芜，但以村为单位的租贡没有减少（并纳），使更多的人口向都市转移，形成恶性循环。幕藩采用各种措施使都市下层住民减少，发出归农令，回乡务农，都没有显著效果。如1790年，幕府给愿意归农者提供约3两的奖励金，只有4人愿意归乡。随着商品经济深入和农民贫困化，幕府和藩财政日渐困难，逐步腐败。幕府和诸侯随意发行货币，减少货币中的含金量，幕藩政府中贿赂和无尽（老鼠会）盛行。到了幕府末年，逐渐演变成逐层转嫁经济压力的结构，幕府把财政负担转嫁给藩，藩又转嫁给武士，最后全部压到农民身上。生产力提高了，但利益为少数商人和贵族所得，高级贵族消费了更多的奢侈品，农民的生活水平反而下降，农民暴动急剧增加，农民暴动不仅指向藩当局，也袭击身边的村役人、商人、高利贷者。作为领主统治农民的基层单位的村落共同体，也逐步演变成对抗领主的组织。可以推测，如果没有外来压力和工业革命，日本会演变成与中国古代类似的农业资本主义制度——无用、腐败的贵族阶级在动荡中被消灭，取而代之的是不直接干涉经济运行的小型统一政府，社会阶层不断流动变换，农民工商业者自主经营，通过市场交换物资。第四节 中日近代历史比较我们经常说中国有数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但如果仔细观察秦始皇一统天下以后的中国，我们会发现此后的历史缺乏封建社会的最根本特征——人身依附和严格的等级制度。当然，封建制有不同的定义，但如果用西欧、日本、西亚等地的贵族割据封建制来定义封建制的基本特征，再用这个词汇来描述同期中国社会显然不太合适，因此本文认为中国自秦朝统一以后的社会为一种早期农业资本主义社会，只是因为农业生产力在15世纪以前无法突破自然上限，导致社会结构固化，无法持续扩张。自秦朝统一以来，中国的封建制度基本解体。秦汉两代还保留了一些封建制遗迹，以至于在两晋南北朝期间会有士族这种封建阶层的出现，但在随后的漫长岁月中，封建的遗迹基本消失了。首先身份制度被打破，虽然有“士农工商”的价值取向，但职业间可以自由流动，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除了作为统治象征的皇帝以外，其他人在人格上是平等的。贵族也被消灭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科举进入统治阶层，科举制度成了现代公务员制度的前身。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要靠经济-文化力量而不是靠武力维系，所以军队地位低下，数量少，统治权掌握在由科举产生的文官手中，整个统治机构占人口的比例很低。以晚清为例，按官制，全国的官僚大约只有两万名文官和七千名武官。举人共有一万八千名左右，进士二千五百名左右，北京翰林院的翰林六百五十名左右。所有举人以上的官员和知识分子合计不足5万，即使计算上20倍也就是100万的胥吏和100万左右的乡绅秀才，总数不过200万，而当时的总人口约4亿，是名副其实的小政府大社会。另外，乡绅阶层事实上只是一个过渡的阶层，只拥有豁免了劳役等小小的特权，实际上并未侧身于官吏的行列之中。作为对比，明治初年的日本，总人口约3310万人，国家机器其他的部分不算，光作为统治者的武士就有189万之众，这反映了日本的社会主要是靠经济以外的力量维持的，属于大政府小社会（具体到每个地区而言）。按照不同的统计口径，武士的数量是不同的。日本的统治阶层是武士—乡士—村役人。武士一般指居住在都市的，不事农业生产的“城下士”。乡士则介于农民与武士之间的阶层，虽承担兵役，但也从事农业生产，有时也把乡士算作武士。村役人虽然属于农民，苗字（姓）带刀的也不少见，虽然农民被禁止带刀。武士的等级分为一门、家老、中老、番头、物头、徒士头、马廻、平士、徒士、足轻、中间、小者。秩禄处分的时候，从一门到平士算作武士，称士族，共有150余万。以下到足轻被称为卒，后来卒被取消，基本原则是世袭的并入士族，一代的归入平民，这样的士族又有30余万。合起来享受秩禄处分的士族189万。由于武士的俸禄是以家为单位发放的，人数包含家属。幕藩的统治机构中还有大量非世袭临时聘用的奉公人，他们不在秩禄处分的对象之列。豪农商人也可以用钱购买中间、小者等轻辈的地位。幕藩时代的日本，人格是不平等的。上级武士对下级武士，武士对农民、町人有“切捨て御免（斩免责）”的特权，即下级对上级有无礼行为，上级可以斩杀而不承担责任。什么是无礼行为，由武士各自把握，鞠躬不到位都可能被认为无礼。即使没有任何理由斩杀，武士也只承担形式上的处罚。中国传统社会其实更接近于自由资本主义，与现代工商业资本主义社会不同，它是基于农业的资本主义，可以称为农业资本主义。由于贸易发达、社会稳定，小农户既不需要封建军队保护，也不需要大型组织提供物资和管理，长期的稳定使各层组织提供的服务功能基本转由市场提供，于是中层组织逐渐消亡，中国成为高效率的一盘散沙。在这种结构中地主就是资本家，地主与农民之间是自由契约的经济关系，双方都是自由民，人格平等，土地买卖租借自由。而不是封建领主与农民之间是靠身份等级和军队暴力维持经济来往，禁止土地自由买卖。之所以地主不像资本家，对雇工采取集体劳动、分工协作，定期支付工资的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是由于对于传统农业，集体劳动、分工协作并不能有效提高效率，还要付出管理成本和承担风险，收取地租的方法是效率最高管理方式。这种管理方式其实还保留在现在的资本主义中，如出租车行业。传统中国的货币权、土地权和政权相辅相成，而不是封建时代的对立。地主、商人、高利贷是中国古代资本主义社会三大主要榨取集团，官僚是他们的政治代理人。早在唐代，中国最后的封建制度——世袭制和门阀制已经解体，社会各阶层可以自由流动。概括的说，主要有四个流动路径：商人—高利贷—地主，文人—官僚—地主，官僚—地主—商人，地主-文人-官僚。这种社会流动，可以往复循环，没有限制。即使最贫困农民，也有可能通过劳动积累资金，购买土地成为地主。商人、高利贷可以购买土地成为地主，通过科举和献纳制度可以成为官僚，官僚也可以转化为地主并兼营商业。除了科举合格成为官僚的“正途”外，还有“献纳”的“异途”，通过献纳金钱、米等制度成为官僚，如乾隆时代的献纳额：道员16400两，知府13200两，知县4620两，明码标价，童叟无欺。献纳制度打开了地主、商人从政的近道。由于四个流动路径存在，形成了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官僚的“四位一体”的统治阶层，保卫中国古代资本主义是他们共同的利益。而日本是严格的阶级制度，有严格的“士农工商”等级区分，武士是封建的支配阶层，本身还分了20多种等级。各等级是世袭的，不能流动。富农、商人、高利贷即使买入土地，在法律上也不承认。即使拥有土地，也不能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从而进入统治阶层。下级武士也不能获得高的官位。日本的封建社会，货币权和土地权对立，被支配阶级和支配阶级的下层，向上流动的道路是闭锁的，是非常严格的等级制社会。中国早已具备了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本质特征，各阶层可以自由流动，可以自由从事各种职业，人格是平等的，人与人之间主要靠自由契约的经济联系，但却没有产生工业革命。这主要是因为三个原因。其一，整个旧大陆的技术水平还不足以引发技术突破。其二、经济长期稳定导致人口过剩，没有提高机械效率的动机。其三，社会缺乏中层组织，不适合大工业时代的复杂管理。事实上，由于中国长期稳定，在社会结构上“早熟“，封建时代的组织资源过早消亡，在大工业－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到来之际，竟手足无措。反观日本，虽然也引进了中国的儒教，但大量武士却一直直接管理经济，虽然这种制度在１６世纪后阻碍了自由经济的扩张，却与大工业时代，军事－经济－政治一体化，大批管理人员层次化的特征非常符合，最终在19世纪支持了日本的腾飞。第五节 开国与维新1840年鸦片战争失利，中国被打开国门。1853年，美国佩里的黑船攻击日本，日本国门也被打开。《南京条约》的内容无庸赘述，下面着重讲述日本的经历。佩里对日本有三个要求，第一是保护在日本沿海遭难避风的美国船只的乘员生命财产安全；第二是为船只提供补给；第三是促进日美两国贸易。随着美国工业革命的进展，纺织业飞跃发展，需要开拓亚洲市场，日本是绝好的中继站，有丰富的煤炭资源，便于船只的补给。1858年签订的不平等的《日美修好通商条约》，规定了诸如治外法权、不得自订关税、割租界、给予片面最惠国待遇等。但日本的不平等条约和清朝与各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相比，稍有些有利内容，如禁止鸦片输入、外商不得在特许地以外贸易等。虽然日本中国签订的条约多少有些差异，但都在战争失利后被强制纳入西方的单方面自由贸易体制。1859年，根据《日美修好通商条约》，横滨、长崎、箱馆开港，世界霸主英帝国迅速成为日本的最大贸易伙伴。横滨从一个小渔村成长为新兴国际大都市，进出口额急剧上升。1865-1868年间，横滨的出口占总出口的8、9成，进口占7、8成。主要的出口货物为生丝、蚕种、茶、海产物等第一产业的生产物，进口是毛织物、棉织物、金属、武器、舰船等工业制品。这体现了显著的内外经济落差。外国商人凭借雄厚的资本、不平等条约的特权以及背后经工业革命改造的生产体系，掌握了贸易的主导权。开港使横滨及关东地区的经济空前繁荣，大量的农田变桑田、茶园。但是，由于生丝大量输出，价格急剧上涨，以生丝为主要原料的绢织物生产地带——关西地区受到了很大的打击。日棉纺物的大量输入，又使棉纺地带受到了很大打击。日本固然从贸易中得到一些利润，但对于前工业化国家而言，没有贸易利润转移支付给受打击的产业与人口的能力。于是富人奢侈消费，物价飞涨，靠固定俸禄生活的下级武士生活更加困难。地域和阶层差距急剧扩大，不满在酝酿。同一时期，中国的上海也由小渔村迅速成长为新兴国际大都市，非常繁荣。但与日本不同的是，中国地大物博，单方面自由贸易的恶果一时并不显著。日本的武士阶层规模巨大，靠出口资源无法维持全体统治阶级的生活。中国则不同，文士－官僚阶层的相对数目很小，无须独立自主，当买办，依靠出口原料和人口的利润就可以活的很好。于是，中日两国的“士”对开国带来的刺激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反应。日本武士以攘夷为动力，推动建立中央集权，团结一致对抗外压。外压使日本松散的封建制度走向现代化的中央集权。中国文士则没有捍卫国家的动力，主动融入国际社会，参加国际大循环，彻底放弃了工业化的道路，只是依靠各国殖民者的妥协才能维系名义上的统一政权，从八国联军到九国公约，莫不如此。日本开国使少数高级贵族和商人得益，物价上涨，大部分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特别是使拿固定俸禄的下级武士，部分手工业主、商人受到很大打击。一些下级武士在豪农豪商的支持下开始了攘夷运动。1863年的萨英战争和1864年的长州攘夷战争，均告失败，英美等国仅以不到１０艘军舰进行炮击，就轻松摧垮了攘夷派的军队，攘夷志士们意识到军事实力的巨大差距，直接攘夷不能成功，从而转向了倒幕，因为幕府是日本的买办势力，代表少数从贸易中受益的高层贵族，要建立统一的日本，用全国的资源来进行贸易。在这种气氛下，萨长土肥四藩联合倒幕，同时打出“尊王”的旗帜，使倒幕派有“大义名分”，于伏见鸟羽一战大败幕府军队，1868建立了新的明治政府。明治维新的核心人物，前期是明治三杰，西乡隆盛（萨摩人），大久保利通（萨摩人），木户孝允（长州人）。后期是伊藤博文（长州人），山县有朋（长州人）。这些维新志士都是下级武士出身。维新首先是废藩置县，藩主的领地被剥夺，打破封建割据，建立中央集权。然后是“士农工商”四民平等，允许自由通婚，自由择业，土地自由买卖。武士的俸禄被剥夺，不再垄断军政职位，平民也可以从政从军。由于政府可以对藩主和上级武士进行赎买，他们能够成为新的特权阶级，如成为商人、地主、资本家等，组成了新的组织结构，但在大工业体系建立之前，下级武士只有破产一途。于是部分武士又造反反对新政府，1877年，西南士族拥戴西乡隆盛反乱，爆发了西南战争。这是日本历史上最后一场内战。维新同志间刀枪相见，最后西乡隆盛兵败自杀，同年木户孝允病死，而获胜的大久保利通在1878年被武士暗杀。值得一提的是，西南战争中，特权商人三井给政府提供物资，三菱为政府军运送军火和给养，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奠定了明治后财阀的基础。后来，西乡隆盛被平反，并于1891年在东京上野公园为他立了个铜像，牵着一条狗，西乡隆盛是日本武士的象征。1871年，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伊藤博文等到美欧视察，细致考察了美欧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回国后写下了《米欧回览实记》，其中美英各20卷，最为详细，德国10卷。回国后，大久保利通以英国为蓝本，开始改革，殖产兴业，富国强兵。1850年代，幕藩为了增强军事实力，从外国购买了先进的生产设备和技术，聘请外国技工，创办了一些的枪炮、火药、造船、制铁等现代工业，一部分藩为了增强经济实力，还引进了纺织等轻工业。维新后，这些现代工厂被明治政府接收和重组，设立了东京炮兵工厂、大阪炮兵工厂、海军造兵厂、横须贺海军工厂等，由陆海军省直接经营。1870年，日本设立工部省，致力于铁道建设、矿山的开发、机械制造业等重工业基础，从英国引进高炉技术，设立釜石制铁所，确立了采矿—制铁—机械制造的近代重工业。在政府向重工业投资的同时，华族（原来的公卿、藩主等封建贵族）大量投资现代工业，是日本最初的民营企业。后来政府为了减少财政负担，把大量的官营事业免费或极低的价格交给三井、三菱等特权商人经营，并提供大量的经营补助金。三井、三菱等特权商人反过来为政府提供资金，左右政府的运行。这些亦官亦商的财阀，被称为“政商”。 大久保利通视察美欧回国后设立了内务省，自任省长，致力创建纺织、食品等轻工业。内务省以官业为中心，对民间近代产业进行严格的规划指导。日本在维新以后的殖产兴业，坚决限制外国资本的直接投资和合资，对历史遗留的外国控制事业，不惜高价赎买回收利权。如1872年，高桥—横滨间的日本第一条铁路，是举外债，聘请英国的技术人员自主修建，自主经营，坚决贯彻排除外国的直接投资和直接经营，与同期清国坚持单方面开国的政策成了鲜明对照。1892年，日本的工业企业共2746家，总投资6901.6万元，水陆交通业319家，总投资9474.5万元。两者合计总投资额1亿6376.1万元。作为对比，中国的洋务运动由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1860年代才开始发展，比日本的起步时间稍晚，且产业投资的规模和系统性完整性远不能与日本相提并论。根据1894年的统计，洋务派设立的工矿业企业数15个，总投资额1545.7万元，交通运输类企业数7个，总投资额1250.9万元。两者合计总投资额2796.6万元。1880年代开始，中国地主、商人也开始投资近代工业，到1894年，设立了160个制造企业，途中破产的很少，总投资额约461.5万元，主要是纺织等轻工业。采掘类企业20个，总投资额约261万元。也出现了小型汽船制造和经营，但投资的规模很小。民间的投资总额约722.5万元。洋务派和民间资本家两者合计，总投资额仅3519.1万元。远远小于日本对近代工业的投资。中日两国走向近代化的时候，指导思想没有多少不同，中国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日本是“和魂西体”，积极导入西方的近代工业，为何差距如此巨大呢？日本原来是封建制度，废藩置县，取消武士俸禄，使原来藩主、高级武士等占有的资源让了出来。明治初年，用于安置藩主、武士的经费只占政府总支出的1/3（秩禄处分）。这样政府就有财力对工业投资。至于农民，租贡负担并没有减少，明治政府早期岁入依然要靠土地税，占总岁入的约85%。农民的生活困苦，各种暴动维新后依然不断。不过，允许农民自由择业，自由经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矛盾。武士阶层虽然被取消，但武士的文化知识、管理经验和组织纪律性，为推行义务教育提供了基础，为早期产业工人队伍提供人力资源。幕藩时代，各藩为了经济自立，推进国（藩）产化，一直由政府派武士创办和经营产业，积累了经营和管理现代企业的经验。封建时代亦官亦商的“政商”，与幕藩财政共生，明治后继承了这一传统，各项事业在民营和国营之间来回转换，并没有什么阻力。中国则不同，因为早已经是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找不到改革的对象。没有封建贵族可供革命，没有剩余的财源可剥夺，这是中国走向近代化时落后于日本的根本原因。此外，由于割地赔款导致政府的财政非常困难。也不能通过“解放农民”使农民承担更多的租贡，因为中国农民早已自由择业，自由经营，理论上也可以通过勤奋劳动或刻苦读书而进入上层社会，简单的说自由民权没有意义。另外中国传统上政经分离，中央小政府，很少干涉经济，对如何经营管理企业缺乏经验。各商人、地主在人格上是平等的，政府很难采取象日本那样的针对性的扶持和资助特权商人。也没有足够的有组织纪律性的武士可以作为现代工业的产业工人、技术人员、管理者的后备军，缺乏人才现代工业的储备。武士长期要用真刀真枪说话，没有什么明确的意识形态禁区，对新技术新思想来者不拒。中国的文士却已在成熟的管理思想上固化，很难接受新科学思想，不愿意深入实际去查找和解决问题。上面的这些因素，使中国的近代化步履维艰。第六节 甲午战争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很快就遇到原料和市场问题。1892年，日本对清朝输出1965万元，占日本总输出额的21.5%，比1884年增长了3倍。但是，对中国贸易由清朝的贸易商人支配。从中国的棉花输入，从1887年82万元增长到600万元，急剧增长了7.5倍。为了节约棉花的输入费，1887年，第一银行的涉泽荣一，计划在上海设立加工厂，但被清朝官员拒绝。后来三井物产只能与英美系商会合资在上海设厂，没有支配权。与英美随意立约设厂相比，日本深刻认识到没有军事胜利做后盾的资本是无本之木。从1887年开始的5年间日本的纺织业，生产规模增长5倍，生产量提高9倍，成本大幅下降，比印度棉丝有价格的竞争力。但是，由于西方与中国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如固定关税等，日本棉丝在上海市场上反而处于不利的地位。日本纺织业的发展并没有提高纺织工人的生活水平，他们的工作时间往往长达12-16小时，大多采用寄宿制，通常第一年没有工资，有些工厂甚至头5年没有工资，低廉的工资仅够购买粗粮维持生活。为了维持低工资，保持竞争力，需要低价粮食供应，从国外获得低价米是日本政府的重要课题。为了获得廉价的米，同时通过殖民的方式释放被大工业淘汰的过剩人口，还需要占领弱国殖民地。最近的弱国显然就是朝鲜，但朝鲜是清的属国，侵略朝鲜必需击败中国。日本虽然已经开始了工业化，但与清国这个近在咫尺的庞然大物开战依然需要冒极大的风险。不过，虽然当时的运输、通信等手段不发达，西方列强暂时不能够对远东进行有效的干涉，但英国、俄国、美国都在拼命向远东发展。如果等准备好了再开战，西方列强也在远东有了一定实力，日本必然无法独占征服中国朝鲜的利益，这促使日本确定了铤而走险，冒死与中国开战、争取生存空间的基本国策。1876年，日本强迫朝鲜签定不平等条约缔结，占有在朝鲜的一系列特权，能够在朝鲜销售工业品和获得原料，使得朝鲜的经济结构受到破坏性影响。1882年，朝鲜的民众和士兵发起反日暴动，杀死日本军事教官、商人，袭击日本公使馆，史称壬午军乱。日本政府作出了强硬反应，立刻派军队干涉。为了应对日本对朝鲜的军事行动，大清国急派三艘军舰和3000陆军入朝。在清国的介入下，日朝缔结了济物浦条约，日本以保护公使馆为名，赢得在朝鲜驻军的权利，在军事上迈出了走向大陆的第一步。而一贯作为政府反对派核心的自由党，比政府更加激进。自由党反对西方列强对日本的不平等条约，要求关税自主和废止领事裁判权，却支持对朝鲜的不平等条约。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代表人物福泽谕吉（现在日本1万元纸币上的人物）赞扬日本外交官的机敏不低于世界文明诸国。这次事件也使中国稍有警觉，强化了清朝朝鲜的宗属关系，派出比日本更多的军队常驻朝鲜，并为朝鲜军队提供武器。壬午军乱使日本认识到要支配朝鲜，必须击败清朝。军乱直后的8月15日，陆军长老山县有朋提出意见书，以清朝作为军事计划的假想敌，把作战目标从陆军保卫本土安全改变为赢得大陆上的运动战。（注：山县有朋是甲午战争准备和战斗期间的关键人物，曾经1889和1898年两次组阁，此人喜欢拉帮结派，构筑了“山县阀”，长期霸占日本政坛。此人还贪污成性，曾经贪污和挪用公款达日本岁入的1/10，是日本政坛权钱勾结的鼻祖，伊藤博文死后，作为长老的第一人握有选择首相的决定权。）右大臣岩仓具视痛感日本海军舰艇不足，要求海军当局将3艘/年的造舰计划翻一番，所需要费用由增税解决。岩仓认为非常的增税虽然使人民抱怨，但一时的抱怨不足虑，占领大陆才是长远之计。在军备完成前相对弱小的日本采取了对清朝妥协的外交政策，主政的伊藤博文采取维持现状的策略，反对派自由党则批判政府软弱，比政府更加露骨的主张侵略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