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是希望我能有点事情做。我想让自己觉得我还有价值。”她说着，把身体靠在了沙发上，“你也知道，我过去是一名专业的舞蹈演员和按摩师，但是这种病却把我的工作夺走了。人没法在轮椅上跳舞啊。”之前在工作室的时候我就听她谈过这种感觉。今天当我再次听她讲述这个故事时，我突然明白了一些事情。我打断了她：“劳瑞，你愿不愿意听听我的看法？”我问她。这是我从我的医生那里学来的技巧，在提出建议之前先征得别人的同意。劳瑞点了点头。“我觉得你不应该再讲这个故事了。一个很有智慧的导师曾经告诉我，要十分留心那些被我们一遍又一遍重复着的故事。因为它们暗示了是哪些思维模式和想法在限制着我们。我不认为多发性硬化症夺走了你跳舞的能力。”我接着说，“你之所以会选择不再跳舞，是因为你认为自己没法跳了，也不想去跳了。其实，你可以在轮椅上跳舞的，也许不是那么专业，但是你真的还可以跳。你只不过是因为舞蹈的方式和原来不一样就不再去跳了。”劳瑞没有说话。我看着她，心想我是不是说得太过分了。我这是在向谁说教呢？劳瑞用一只眼睛直视着我，因为疾病的缘故，她很难控制眼球的运动。一开始她这种眼神交流让我很不自在，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她或许在认知方面有些问题，很难理解对话的内容。可事实上，劳瑞的思维非常敏锐，是她让我知道了一个人的身体状况对这个人的能力没有任何影响。“我太想跳舞了。”她说。“你觉得为一些身体灵活性受限制的人设计一些舞蹈动作，并且教他们跳舞怎么样？”我问。看起来劳瑞对这个主意很感兴趣。我们颇费脑筋地盘算着她如何才能开始做这样的事。我认为她可以为残疾儿童开办一个舞蹈班，教这些孩子跳舞。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曾经看到过这样的孩子。那时我要为校报拍摄一些照片，于是就以观察员的身份进入这些残疾儿童的班级，和他们相处了一周的时间。这些孩子真的很棒。那些智力上有障碍的孩子，会去帮助身体上有障碍的孩子；而拄拐杖的孩子则会去帮助坐轮椅的孩子。在那期间，孩子们正在约翰•列侬《想象》的伴奏下，学习一些常规的舞蹈动作，为不久之后的公开演出作准备。“你看，凯米，或许我可以办一个舞蹈班，”劳瑞慢慢地说，“或许我还可以向我们教堂寻求一些帮助……”“耶！这就对了！你为什么不打电话问问这附近的舞蹈教室或者上网调查一下，看看是不是已经有人开办了这样的训练班呢？”我向她提议。我还深陷在企业咨询师和创业顾问的角色当中，一时无法自拔。我尤其喜欢帮助女性创业，向她们提供创业指导。当我向劳瑞提出行动建议的时候，我才发现我是那么怀念过去工作的那些时光。我突然想起那个慈善机构打来的让人备感意外的电话。“你还有什么别的想法吗？”“嗯，我知道如何适应自己的身体障碍，如何在有缺陷的情况下让自己重新过上积极向上的生活。”劳瑞说，“我曾考虑过能不能向在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babyboomer，在1946~1964年间出生的美国人。二战之后，很多当时参战的美国人开始生儿育女，造成婴儿出生率大大提高。所以人们称这个时期为婴儿潮时期）提供一些咨询和指导，让他们能够积极快乐地生活。”“这主意真棒！”我叫着，“这个舞蹈班只是计划之一，你还可以向人们提供很多帮助。”我们又就这方面想了很多方案。很快，微笑爬上了劳瑞的脸颊，她开始为自己想出一个又一个好主意。事实上，她只需要一个人帮她把表面的这些问题点破，然后很多好主意就会接二连三地从她脑中迸发出来。听她讲述着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我想我已经把今天的礼物送出去了。我给朋友带来一大堆东西，可真正的礼物却是在她迷失方向或丧失信心的时候，帮她出些主意。我把带来的东西从袋子里拿出来，送给了劳瑞。然后开始叠她女儿的衣服，并把一些杂物收拾好。我还真有些累了，于是跟她说改天再来帮她整理橱柜。“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的衣服我都保留着呢，我现在迫切需要整理一下自己的衣柜。”她向我解释道，“我把生病以前穿的衣服都留下来了。那时生活还很美好……”我知道她为什么会对“过去”念念不忘。在得多发性硬化症之前，我的生活也很美好。可那时我却认为这种美好生活是理所当然的，不曾珍惜过它。在旧金山，我的朋友圈子很广，和我一起练瑜伽的朋友，我的心灵导师，他们对我来说都十分重要；我经常去上冥想课，认识了不少这个圈子里的人；我的工作让人兴奋，很有挑战性——每一天都会有新事物在等待着我；我喜欢参加各种盛大的晚餐派对……那些日子都一去不返，永远离开我了。但是这次，我坚持着，没有像往常一样再次陷入消极情绪当中。“劳瑞，现在我们的生活也很美好，只是我们不会欣赏美好的东西罢了。我浪费了太多的时间去关注那些错误的东西，却将正确的东西忽略了。”这也算是我的自白吧。她觉得我说得很对。我们发誓会互相帮助，努力让自己去关注那些积极的事物，朝着积极的方向思考。第4章 宽恕和感恩可以让人的心胸开阔3月22日 星期六  倾听英格丽的心事，宽慰她痛苦的心灵，是我今天送出的真正的礼物。  抱着回忆不肯放，只会让心灵负荷越来越重。学会放下，尝试原谅，是送给美好人生的最佳礼物。好心情总是持续不了多长时间。马克又去试音了。我独自待在家中，只有疼痛和抑郁陪伴着我。我觉得不满意、不快乐，甚至觉得了无生趣——昨天和劳瑞待在一起时的那些勇气和斗志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还在学习如何保存自己的能量，这也是我在“最佳生存计划”工作室里和劳瑞讨论的主要话题。职能治疗师曾告诉我们，适时调整自己的节奏是很重要的。熟悉的怨恨在我心中燃烧着，仿佛已经把我的身体烧穿了一个大洞。真烦。为什么我总是这么累？为什么我的身体不受我的控制？为什么我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幸好我还能控制自己。我昨天是怎么向劳瑞许诺的？我不是说要去关注那些正确的事，不再为错误的事浪费时间了吗？记住，生活是美好的。一切都很好。我决定待在家里，让自己休息一下，储备一些能量。我今天只有一项计划，就是和英格丽（两天前，我在戒瘾互助会上认识的那位女士）一起吃个晚饭。如果到下午三点的时候我还觉得很累，我对自己说，那就把这约会取消了吧。于是我闭上眼睛开始睡觉。一直睡到下午一点钟，才极不情愿地爬起来去了趟厕所。之后我给自己弄了杯思慕雪（果汁冰激凌），现在我也只能做点这个给自己吃了。一杯下肚，清醒了不少。我走到沙发上躺了下来，独自思考着。很快，我又开始胡思乱想了。这个星期，每当我情绪低落的时候，我都强迫自己去寻找一些可以让我感恩的东西，想要以此来证明我的生活很美好。不过很多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该感激些什么。今天，我从身边的书架上把日记本抽了出来，抓过一支笔，准备把想到的东西都罗列出来。我的思维没法再像以前一样开阔，除了眼前的事物我很难去想象其他的东西。所以就让我从眼前的这些东西开始吧。1. 我住在一幢漂亮的复式公寓里。2. 不管怎样，我在洛杉矶还有房子住，而且房子里的橱柜上还没有镶嵌那些让人讨厌的镜子。3. 之前的房客把它维护得很好，那些漂亮的细节都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4. 我还有两只可爱的小猫，它们总喜欢躺在我身边，让我抚摸它们。我放下笔，挠了挠哈比卜可爱的小肚皮，它正在我身边伸着懒腰。这时我突然想到还有件事要加到我的单子里，这可是件大事：5. 我的丈夫洗所有的盘子，负责扔垃圾，而且还要洗所有的衣服，但是他从来没有抱怨过我没有尽到一个妻子的本分。我还是很累，不过心情舒缓了许多。我伸手拿起电话，打电话给英格丽取消我们的晚餐约会。电话那头传来了她的声音，听上去她似乎很难过。我本来打算要向她诉苦的，而现在我却问：“英格丽，你在哭吗？”这真是个让人尴尬的提问。说真的，我一点也不了解这个女人。对，之前我是听她讲过她和她妈妈的感人故事，可是我们从来没有真正的“对话”。这种治疗性的互助会就是这个样子——每个人都会把自己的真心话说给大家听，你也会被这些故事感动，可是你和他们却对彼此的生活细节一无所知。而真正的友谊却正是从这些细节开始的。“我今天非常思念我的妈妈。”英格丽说。她一直都在担心，她的妈妈是否仍在“另外一个世界”里忍受着痛苦的折磨。我听着英格丽向我讲述她妈妈的悲惨命运：因为多发性硬化症的影响，这位老人生命中的最后十年都是在病床上度过的。除了英格丽会定期到英国探望她之外，她的身边只有雇来的护士和护工陪伴着她。她不能洗澡，没法自己吃饭，甚至不能自己去上厕所。在经历了无数次的肺部感染之后，她最终在六十多岁的时候死于肺炎。常年卧床让她虚弱的身体无法抵抗各种感染的侵袭，也很难将肺部的淤积物清理出来。每当听说哪个人的多发性硬化症恶化到这个地步的时候，我都很害怕。我知道，有些多发性硬化症患者到最后都还能自理；也有些患者的症状很多年都没有发作过。所以当我听到有人很快就被这种病夺去生命的时候，我学会对自己说：“那是他们的故事，不是我的。”我不断地提醒自己，要成为英格丽的朋友，要去安慰她，不要把这故事联系到自己身上。我说出了我的看法，长时间的病痛，让这些说法显得更有说服力。“英格丽，可能你的母亲在最后的十年里一直忍受着身体上的限制，十分痛苦。可是现在，她摆脱了受伤的躯壳，她的灵魂可以自由地做她想做的事了。”她叹了口气。“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会觉得好过一点。”她说。我和英格丽在电话上聊了一个多小时。她告诉我，在一个有虐待倾向、心理状况不稳定的母亲身边长大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她的母亲曾一度被送进专门机构进行治疗，医生诊断她患有这样那样的心理疾病——从狂躁抑郁症到精神分裂症。这简直和我的故事如出一辙，只不过她这个版本更为极端。这么多年来，一个又一个医生在听我讲述了自己那些奇怪、又难以解释的身体症状之后，纷纷作出结论，认定我所有的症状都来自于心理问题。“这肯定是一种心理暗示”是他们多年来惯用的解释。我23岁那年，大概有半年的时间都感到全身麻木、刺痛，那时他们还很肯定地说：“你的身体器官没有任何问题。”就这样过了大概15年的时间，医生们一直用这样的“诊断”打发着我。后来，我终于被确诊患上了多发性硬化症，真有点沉冤得雪的感觉。那天，当旧金山的神经科医生把一张我的脑部扫描片放到电脑上，把那条白色区域（缺损的疤痕组织）指给我看时，我记得我是多么的愤怒。就在那之前，因为疼痛和僵硬症状不断地发作，我曾恳求过至少三位医生，求他们给我做一个核磁共振检查，可是都被拒绝了。愤怒之余，我想到了我的婶婶，我看着她坚强地同多发性硬化症作斗争，可是还不到十年就瘫痪了。我妈妈一个很好的朋友也得了这种病，三十几岁就坐上了轮椅。那时，我只认识她们两个得了多发性硬化症的人，而且她们的病都恶化得十分迅速。我无法忘记当时自己是多么恐惧，多么害怕这种命运也会降临到自己身上。可即便是这样，我还是想给之前的那些医生打个电话，大声告诉他们：“看看，我的身体真的有问题，你这个白痴！”和对待我的方法一样，在很多年里，医生和精神科的专家们给英格丽的妈妈开了一大堆药物，用来治疗她的“心理疾病”。后来她决定停止服用这些精神类药物，转而用酒精和大麻医治自己。这种经历我也很熟悉。再后来，英格丽的妈妈离开了自己的丈夫，和另外一个男人生活在一起。在多发性硬化症没有将她的生活彻底粉碎之前，过了几年快乐、稳定的生活。“她的病发展得非常快，这让大家都很震惊。”英格丽说，“没到十年她就坐上了轮椅，接着最后十年就一直瘫痪在床上。”在这期间，英格丽开始努力修补她们两人之间的关系，定期去英国探望母亲。而就是在这段时间里，英格丽原谅了她的妈妈。“那时她躺在床上，我把葡萄喂到她嘴里——她很爱吃红红的、多汁的甜葡萄——把一颗葡萄吞下去之后，她突然变得很严肃，接着她对我说：‘我以前对你不好，真的对不起。’那时我真的感到非常意外，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感觉。虽然我曾经很希望妈妈有一天能承认自己做过伤害我的事情，并且向我道歉，可是我从来没有期望过她真的会这么做。从那一刻起，她又成了我的妈妈，而这就足够了。我尽力照顾着她，让她能过得舒服一点。”“英格丽，你妈妈非常爱你。”英格丽在电话那头低声地抽泣着。“我知道你现在很难过，可是透过你的眼泪，我能听得出你很感激和母亲共处的那段平静的时光。”一声长长的、沉重的叹息从电话那头传来，这应该是最后几行泪水吧。接着我听到她吸了吸鼻子，开始将自己的悲伤收藏起来。我静静地坐在那里，等着她平静下来。“谢谢你能听我说话。”英格丽轻轻地说。电话里传来一阵杂音，英格丽在椅子上挪动了一下，看了看手表。再说话时，她的声音听上去轻松了许多，“哦！看看都几点了！我跟你唠叨了这么久……我们一起出去吃点东西吧？我可以过来接你。”“好的！”这真让人惊讶，我现在一点也不累了。英格丽开着一辆可爱的黑色小敞篷车来到我家门前，按了几下喇叭。我慢慢地走下楼梯，朝着她的车走过去。她的小狗也在车上，是一只漂亮的金色博美犬。它晃动着玫红色的项圈，热情地跟我打招呼，项圈上的水晶一闪一闪的。英格丽把一条蓝色的头巾包裹在她齐下巴的棕色头发上。她帮我坐进车里，递给我几张黑白照片——是她妈妈的一些老照片。“我想你可能愿意看看我妈妈长什么样子。”她微笑着对我说。照片上，英格丽的妈妈和我差不多的年纪——三十四五岁——她很漂亮，有一种内敛的、英式的美。她和英格丽长得非常像。当我这样告诉英格丽时，她咯咯地笑了：“我知道，不是吗？我和她简直就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我们来到UrthCafé，这是洛杉矶一家很有名、很实惠的健康食品餐馆。我吃了一份美味的油炸玉米饼，还打包了一块无糖的巧克力蛋糕。我搭着英格丽的车回到家里，坐下来看电视。马克到家了，我决定把那块蛋糕送给他，当做今天的礼物。其实我很想把这蛋糕留给自己，但是马克非常喜欢吃甜食，我又想让他开心，所以只好忍痛割爱了。或许我可以在把蛋糕送给马克之前，从上面偷一小块尝尝，我这样想着。不过我还是没有这样做。“我从餐馆里给你带了块巧克力蛋糕。”我告诉马克，他咧着嘴傻傻地笑了。“这看上去真好吃！太谢谢你了！”说着，他便埋头吃了起来。看着他享受的样子，我突然想起，这蛋糕只是份额外的礼物。倾听英格丽的心事，并且给她一些同情和怜悯才是我今天送出的真正的礼物。“感恩可以让你的心胸开阔”，这是姆巴利对我的教诲。而今晚，我对这句话有了更深刻的体会。第5章 两个人的爱心3月23日 星期日  不到一星期的付出，让我挣脱了疑虑的束缚，我感到自己的心境更加开阔，也更加平和。  我们的人生中有很多美好的事物陪伴，只是繁忙而琐碎的生活让我们渐渐忽略了它们的存在。重新打量一下自己的人生吧，总有一些人和事会让你感动。不到一星期的付出，将之前的怀疑和顾虑完全打破了。不可否认有一些无形的东西已经在我的心中暗暗滋长。上次，我打电话给姆巴利，试着向她解释这种感觉，可是她早已经明白了。“这真不可思议。就好像不管我走到哪里，都有人在支持着我一样，”我这样告诉她，“而且我付出的东西越多，我就越容易接受别人的关爱和帮助。我不再把自己封闭起来，我的心结打开了。”姆巴利早已见识过这种效果，她对此并不感到意外。“你最终还是顺应了内心的呼唤，开始送出自己的礼物了。凯米，你做了一件非常勇敢的事情，”她说，“当我们能挣脱束缚，将自己投入到一个更大的团体当中时，这一刻的意义十分深远。”挂断电话的时候，我为自己能认识她而感到骄傲。虽然我只送出了4份礼物，可是我已经开始有点为自己感到自豪了，这是一种久违了的感觉。今天是复活节。哈比卜正喵喵叫着跟我要吃的。我跟着她来到厨房，往她的小碗里倒了些猫粮，开始思考是否还有其他人能像我一样，从这种付出的挑战中受益呢？我萌生了一个想法，并开始围绕着这个想法去思考问题：如果每个人都从现在开始，每天送出一份礼物，那会是什么样呢？这世界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我挠挠哈比卜的小脑袋。这时她的哥哥阿布，一个体形硕大，一点也不优雅的黑猫，悠闲地挤了过来，想要得到同等的待遇。我又开始抚摸他。没多久他就厌倦了，开始从他的黄色瓷碗里舔些水来喝。如果成百上千……甚至是上百万、上千万的人都参加到这种“29天送出29份礼物”的活动中来，又会发生什么呢？春分刚过，正是重生和复苏的时节。在美国的其他一些地方，番红花已经开始在渐渐融化的积雪下面发芽了，女人也把自己的白球鞋和印花衣服从衣柜里翻出来。这也是开始想象一场大规模的新兴运动将会产生何种效果的完美时刻。我决定上网做些调查，看看类似的运动是不是已经存在了。我发现了一个g的网址，立马爱上了他们发起的“微笑卡片”（SmileCard）运动。人们可以从他们那里订购一些写着“微笑，你已经被跟踪了”的小卡片。按照活动要求，你要对别人说些善意的话，或做些善意的事情，然后把微笑卡送给他们，鼓励他们把这种善举传递给其他人。这个网站把这叫做“爱心传递游戏”，并宣称已经向人们递送了45万多张微笑卡了。这真是个惊人的数字！我靠在椅背上，双手使劲向上舒展着身体。我有那么多东西要去感激，而我的丈夫则在这里面占据着首要位置。他肩负着生活的重担，一直陪伴在我身边，对我不离不弃。马克那双棕色的眼睛和爸爸很像，这也是最初他吸引我的地方之一。他散发出的能量让人很放松——每当他走进一个房间，人们总会放松地深吸一口气。他是个活跃的家伙——非常外向，一点也不像我。我在人前总是很拘谨，很难同别人交朋友。在我交往过的人中，马克是第一个愿意探究我的内在，并对我的缺点全盘接受的人。我抑郁，有不良嗜好，对亲密行为很排斥，毕竟这些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我刚刚戒毒出来，去参加一场戒瘾互助会。马克主持了那天的聚会，并和大家分享了他的故事。他的思维是那么的清晰，言语又是如此风趣。会后，我跟他打了个招呼，算是我的自我介绍。我没心思，也没精力去开始一场恋爱。我是那个互助会上的新人，马克对我十分照顾。在接下去的一个星期里，我们都坐在一起，不过是因为我们都来得很晚，房间里只剩下那两个相邻的位子了。一年过去了，我没再见过他，也没想起过他。之后的一天晚上，我去社区里的一家印度餐馆见一个朋友。我走进餐馆，而几乎就在同一时间，马克也走了进来。就这样，我们在门廊里相遇了。戏码可能有些老套，不过就在那一刻，周围的世界似乎停止了运转。我们站在那里，注视着对方，一切都是那么安静。“你看起来很眼熟。”我说。“你也是。”他回答说。但是我们一时还想不起是什么原因会让彼此都有这种感觉。最后，还是马克先想了起来。之后他叫了一些外卖，我们一起坐下来。就在他等外卖的那段时间里，我们一直聊着。“上次见到你的时候，你还是一副摇摇晃晃的样子呢。”他对我说，以此来取笑我刚刚戒毒时的不稳定状态。“是。那时我还没有彻底恢复到正常的状态。过去的一年，我经历了很多。”他那时39岁——比我大8岁，比我之前交往的那些不太成熟的“大男孩”稳重得多。他的黑色纽扣领衬衫熨烫得十分精细，领子、袖口都十分硬挺。我们聊了几分钟，他要的东西好了。于是他站起身准备离开。这时我突然感到一阵恐慌——我已经一年没见过他了，而且很明显，这次他还是不会向我要电话号码，就这么头也不回地走出餐馆的大门。“嘿!”就在他站起来的那一刹那，我叫住了他。“我把我的名片给你，这样你就能给我打电话了。”我不愿冒再也见不到他的风险了。谢天谢地，他明白了我这不太委婉的“暗示”，第二天就给我打了电话。那时我们才知道，我们俩的住处之间只隔了四条街。可怜的马克——我需要很慢很慢地发展我们俩之间的关系，因为我觉得这次恋爱和之前的那些不一样，而且我刚刚和一个我觉得“不合适的”男人分手。我知道马克也是认真的，我想要在有进一步的接触之前，两人可以花些时间去确认自己的感觉。就这样，在相处了三个星期之后的一天晚上，我在他家吃过晚饭，马克突然转过头，很礼貌地问我：“我可以吻你吗？”那时壁炉里正燃着火，灯光也很昏暗，为我们的初吻布置了完美的场景。“我还没准备好，”我紧张地回答着，“不过很高兴你能问我。”他一下子大笑了起来，好像我的回答很可笑的样子。“好，下次我还会问的。”他这么说。第二天早晨我给妈妈打电话，对妈妈说：“我想我找到可以结婚的男人了。”马克起床的声音打断了我的回忆，他正睡眼惺忪地拖着脚从卧室里走出来。他在我办公室的门前停下，很惊讶地看着正坐在电脑前的我。这也难怪，因为这几个月以来，每次他看到我的时候，我不是躺在床上休息，就是躺在沙发上看电视。“宝贝，你在做什么呢？”他一边问，一边揉了揉眼睛。“查点东西。”“嗯。这才像原来的你。我真高兴。”说完，他便转身“飘”进了卫生间。我听了一会儿金发女郎乐队（Blondie）的“TheTideIsHigh”，和着节奏在椅子上左右晃动着。之后我决定去做点早餐，准备一会儿去教堂。对了，我还没有像姆巴利说的那样，给自己一些自我肯定呢。于是，我对自己大声说：“今天，我要慷慨地付出。”吃完早餐洗过澡之后，马克帮我穿上一件橘红色的棉布连衣裙，和一双带花的平底鞋——复活节穿这些再合适不过了。我们驱车来到离家很近的北好莱坞宗教科学教堂。我们搬到洛杉矶不久，就开始到这所教堂做礼拜，因为我们想，在这种地方应该可以遇到很多善良的人。现在看来真的是这样。本来，我们并没打算要定期到这里来——我和马克一样，从十四五岁开始，就再没参加过任何教堂活动。可是，当我们第一次踏进这座圣殿的时候，都感到十分放松和宁静。这里包容一切人与神的交流方式。他们认为一切宗教都是真实而神圣的。这一点从圣殿墙壁上的艺术品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里有象头神（Ganesh）和湿婆（Shiva）的壁画，也有耶稣（Jesus）和佛陀（Buddha）的画像，甚至还挂着一张披头士同玛赫希大师（Maharishi，印度教精神领袖）的合影。还有一张后人临摹的“最后的晚餐”，只不过在这张画里，奥普拉和约翰•列侬都成了耶稣的“门徒”。马克是披头士的铁杆粉丝，所以他一看到这些之后，就知道我们来对了地方。而对于我来说，这里更注重精神修炼，而非宗教信仰本身，这让我感到很舒服。马克•维埃拉博士是这里的牧师。他今天的状态极好，几句话就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他没去当独角喜剧演员真是可惜了。不过，当他讲到有关重生和复苏的话题时，大家都变得严肃专心起来。这个主题真的很适合现在的我。之后，教堂组织了捐赠活动。当奉献盘传到我们面前时，我和马克不约而同地从钱包里拿出1美元。这段时间，我们的生活一直都很拮据，负担不起更大金额的捐赠。我把我的一美元折叠起来放在胸前心脏的位置上，为我的礼物送上祝福。这时我突然想起了早上对自己喊的口号：今天我要慷慨地付出。也回忆起姆巴利给我的建议——试着付出一些对你来说不可或缺或十分珍贵的东西。我打开钱包，把里面的一张20美元拿了出来。这钱我攒了很久，本来是想用它请马克出去吃顿好点的晚餐庆祝复活节的。马克看到我把手伸向更大面值的钞票，有那么一会儿，他的眼珠子好像都要掉出来了。最后他还是对我耸了耸肩膀，似乎在说，有什么大不了的，不就是张钱嘛。我们为这20美元送上祝福。当我把它投进奉献盘时，我们俩会心地笑了。做完礼拜之后，我已经很累了。不过当马克提议要去圣莫尼卡海滩待一会儿时，我还是答应了。一坐上车，我就把空调打开了。我们一路朝着高速公路的方向开去。不一会儿，马克伸过手来，“咔嗒”一声就把空调关上了。我呢，则毫不犹豫地把它再次打开。他看了看我，又把旋钮推到了“关”的位置上。“把空调打开！都快热死了，”我抱怨着，“你明知道我怕热的。”最近我开始对热气十分敏感。一旦气温稍高，我的全身就会又麻又痒，很不舒服，我会觉得更加虚弱无力。“冷静点，”马克反驳了我，“上了高速我就打开。空调一开车就慢吞吞的。”我往座位上一靠，把本来想说的话都咽了下去——虽然我很想再和他争辩几句。谁管你慢不慢，我只想要舒服一点。最近，连我自己都搞不清我什么时候会耐心忍受，什么时候会暴跳如雷。我知道我最不应该和马克发火，他已经那么努力地在照顾我了。可是，我还是无法控制自己，开始感到烦躁不安，也许这不仅仅是因为这个该死的空调吧。没用多久，我们就到达了目的地。今天的天气好得不得了。天空晴朗，海水像一片起伏的蓝色大草原一样在我们面前延伸着。我把手杖拿在手里，让马克搀扶着我，两人一起走到沙滩上。马克想再往前走走，离海水近一点。但是我却发现在沙滩上行走是如此的困难，有好几次都差点被绊倒。就在第四次的踉跄之后，我狠狠地把手杖摔了出去，一屁股坐在地上，像个坏脾气的孩子一样，一边哭一边喊。“我讨厌这样！”我握着拳头，使劲击打着地上的沙子，双脚愤怒地蹬着，“我只是想和我的丈夫到沙滩上开心地玩一会儿，可是为什么会这么难？”沙滩上人很多，周围的人都循声向我们这里看过来，马克尴尬的样子更是激怒了我。“你不明白！”我对他大叫着，“你就是不明白，这有多让人懊恼。我的生活不会再像以前一样了。我再也没法去做我想做的事了。我讨厌这一切！”哭喊声渐渐变成了小声的抽泣。马克静静地把毯子铺在我旁边，坐了下来：“快过来，冷静一下，凯米。大家都在看我们呢。”“哼，你最好还是早点习惯让别人看你吧！你以为你用轮椅推着我到处走的时候，别人不会看你吗？你以为我们一起在餐厅吃饭，我突然失禁拉到自己裤子上的时候，别人不会看你吗？”“你又在耸人听闻了。”“不，我没有！多发性硬化症恶化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马克，我觉得你一直不愿承认这种病有多么可怕，你一直在自欺欺人。”马克是个乐观的人，似乎什么事都影响不了他。有时我很喜欢他这种性格，可是有时这却让我发疯。这个快乐的男人是不是在用笑脸掩盖他内心的恐惧呢？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今天一早我还在为这美好的一天而开心呢。爆发之后，我突然感到十分害怕，我怕他会离开我，怕他会因为无法承受婚姻中的重压离我而去。我不知道他是怎样加班加点辛苦地照顾我，是怎样处理好家中的一切的。四年前我们开始恋爱的时候，我正处于人生的最佳状态。那时我时常练习瑜伽；因为没有车，我几乎步行走遍了旧金山每一个角落；我还练普拉提，定期跟教练学习。所以当马克向我求婚的时候，他一定以为自己会娶到一个健康而有活力的妻子。每次我说怕他会离开我时，马克都会用一种“你疯了啊？”的眼神看着我，就像这种想法从未在他的头脑中出现过一样。但我还是无法相信。他真的对我如此坚定吗？会不会他只是戴了一副“坚定”的面具呢？换作是我——虽然我不愿承认——我肯定会有逃跑的想法。他一定很辛苦吧？感谢上帝，马克如此善良。我很幸运，能遇到像他这样的男人。“凯米，我不是傻子。我明白。”他慢慢地说，“但是如果我总是去担心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那我肯定就会错过现在和你在一起的快乐时光。”眼泪顺着马克的脸庞流了下来：“我的天！亲爱的，我是这么地爱你，可是现在我真的有些承受不起了。我一直努力地想要成为你的支柱……想要陪着你……可是这段时间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和你相处了。”“对不起。”我哽咽着说，“那是因为我总是害怕……因为我担心……担心你会……你知道吗……”“我知道，”马克回答着，“我哪儿都不去。”慢慢地，我们平静了下来。像初中生一样，十指紧扣着躺在沙滩上。这是一个我可以信任的男人，我这样想，这就是我嫁给他的原因。我坐起来，看着远处的海浪，马克慵懒地打起了呼噜。我觉得有些热了，便把马克叫醒。我们回到海边的木板道上，坐到一把大伞下面乘凉。我喝了些冰镇茶，好让自己凉快一点。之后我又钻到一个户外的冷水淋浴器下面，洗了一个“冷水浴”。哈！这东西可真帮了大忙，我觉得舒服多了。我穿着我的棉布裙子，开心地淋着。那边有两个女孩在滑旱冰。小时候一到夏天，我每天都会出去滑旱冰。我从淋浴器下面走出来，向马克宣布了一个新的决定：“亲爱的，我想去滑旱冰！”这是今天我送给自己的礼物——在疾病进一步恶化之前，试着做些自己曾经喜欢做的事。“你疯了吗？一小时前你还在为不能在沙滩上走路而大发雷霆呢。”“你可以帮我呀，求你了……我就试一下，五分钟就好。”“我知道，可是你要是摔倒了，碰伤了头或者胳膊怎么办？”“求求你了——”我哄骗着他，“你可以扶着我的腰。我们只要从这儿滑到那儿就行。”我指了指25码外的一个甜品站。“你这个疯丫头，还顽固得要死。就算我不帮你，你也会去滑的。”马克无奈地摇着头，还是给我租了一双合适的旱冰鞋，帮我穿上，“我是说真的，你要是摔倒了或是弄伤了你自己……”“我不会有事的。”我抢着说。我站起来，马克站在我后面，双手扶着我的腰。我开始慢慢地向前滑。“我觉得你拉着我的手会好点。”我对马克说。他紧张地把手从我腰上挪开，抓住我的右手。我便开始歪歪斜斜地往前滑。慢慢地，我的平衡性好多了。我真的滑到了甜品站那里！我大笑着，对着马克激动地喊道：“看，我做到了！”——记得我六岁那年，爸爸在自家的车道上教我骑自行车，那时我也是这么对爸爸喊的。我真不想只滑到这里，可是如果再往前马克会很担心。所以，我慢慢停了下来，坐在水泥防洪堤上。马克揽过我的肩膀，对我说：“干得好，宝贝！”最后，我们都笑了。“对了，你觉得我们今天捐的那20块钱会被送到需要它的人那里、做点好事吗？”我问马克。“当然会。”马克回答我说，“因为那是我们两个人的爱心。”第6章 送给自己的礼物3月24日 星期一  完美主义的生活方式非但没有让我的人生更美好，却给我带来了很大的挫败感。  过度地付出不但不能丰富生活，反而会让你陷入不足之中，不要把付出看成一种责任和义务，只要你带着真诚之心去付出，你就会觉得自己获得了新生。两年前，就在我的病被确诊的一个月之后，一次深刻的经历让我坚信，“冥想”可以对一个人的健康产生直接、正面的影响。那天凌晨三点，我突然从沉睡中醒来，直直地坐在床上，大声地喊道：“那些症状是在治疗！”马克被惊醒了。于是我开始向他详细但却有些狂乱地讲解这句话的意思和我在梦中看到的景象。“你想一下这种多发性硬化症的发病过程，”我不着边际地对他说，“我的免疫细胞攻击了我的神经细胞，让神经裸露了出来。而我的身体马上就会试着通过形成疤痕组织来修复受损的区域，并且建立新的神经通道来恢复某段特定区域的功能。如果我的症状都来自于这个治疗过程，也就是说，都来自于我的神经系统试图恢复自身功能的过程，那么会是什么样呢？”……几分钟之后，马克打断了我的“讲解”，并且告诉我，应该下床去把这些都记录下来。那时我还在想，这家伙是不是想把我骗下床，然后自己安静地睡大觉呢？可是现在，我真的很感谢他让我把我的梦记录下来。因为现在，我时常会回头看看我在那天记下的东西。那天早上剩下的几小时里，我一会儿冥想，记录自己的感受；一会儿又在我的“清醒梦”状态里进进出出。很多人可能都有这种经历：你的身体已经进入睡眠状态，可是却知道自己正在做梦，并且还能够控制梦的过程。在记录的过程中，我还画了一幅图解，把我在梦里看到的“疾病进程”描述了出来。在冥想状态下，我仿佛看到了自己体内的细胞在如何工作，就像看教科书里的医学图解一样清晰。我还“看到”一个细胞突然闪了一下，去攻击另外一个细胞。每当我看到这种情形时，都会跟那些细胞说话，让它们停止对“同类”的攻击。我看到这个过程一次又一次地开始，随后就颠倒了过来。这让我明白，只要我能看到，我就能改变这种状况。对我来说，这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我只是像灵魂出窍一般，“注视”着自己的细胞。这感觉有些奇怪。那个时候，我的主要症状是记忆力很差，右眼视力模糊，背部疼痛，双手麻木，以及手指无法正常弯曲——每次的痉挛都会让我的手指佝偻着无法弯曲，就像动物的爪子一样。在冥想的过程中，有几次我睡着了。等早上我完全清醒过来时，发现右手的两根手指恢复了知觉，右眼又能看清东西了。仿佛有一个声音一直在我耳边回响，一遍又一遍地告诉我：“感受并忍耐这些症状吧，这些都是治疗过程的一部分。”那天晚上之后的几个月里，我每天都会冥想。我的症状也有了很大的改善，好得都让我觉得自己可以做些兼职工作了。于是，我开始了自己的咨询工作，同之前一样，我再次忽略了自己的身体极限。随着业务的不断扩大，我竭尽全力让自己跟上发展的步伐。这时，一大堆新的症状又向我袭来，占据了我的身体，让我越来越痛苦。很快，我便把冥想抛在脑后，转而去向医生乞求多给我一些麻醉药，当然我还要服用很多新的药物。这些药暂时缓解了我的病情。不过之后，为了给马克的配音事业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我们搬到了洛杉矶。而从那时开始，我的健康状况就急转直下了。这是我和马克的约定：马克在旧金山的工作已经步入了一个稳定的阶段。他也不愿去想20年后他会不会有一份更具创造性、更有意思的工作，不是很在意他在旧金山的工作到底能给他带来多少物质财富。我以为再过一百万年我们也不会离开旧金山（而且我们也不喜欢洛杉矶），于是，我很大度地对马克说：“如果你能和洛杉矶的哪个经纪人签约的话，我们就搬到那里去。”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三个星期之后，他就把这变成了现实。我很不愿意搬走，离开熟悉的地方让我很痛苦。可是说到就得做到，除了和他一起搬家我还有什么选择呢？搬家的时候，我在旧金山的医生帮我介绍了不少洛杉矶的内科医生，可是来了之后才发现，他们都不愿再接收新的病人。就这样，洛杉矶的急诊室成了我常去的地方——这个不要人介绍。我每次都需要先通过一个医疗设备的检查，然后才能进入急诊室。那里看上去就像是落后地区的诊所一样，一张张活动床上躺着各式各样的病人，队伍一直排到走廊的尽头。最后，我遇到了一位年轻的急诊室住院医生，她刚刚入职不久，对病人和工作的热情还没有消失殆尽。这位医生把我的情况介绍给了神经科的N医生，也正是他后来对我采取了全新的治疗方法。而与此同时，我每次离开一个急诊室，都会拿上一张新的处方，再给自己增加几种药片。没有医生愿意费力给我做彻底的检查，在那样的情况下，我的身体状况没有变得更加恶化还真是个奇迹。经过了昨天在沙滩上那戏剧性的一幕之后，我需要让事情变得简单起来。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在本周里，我每天都出去散步——虽然有些时候没走多远。但是昨天的活动真的让我筋疲力尽了。如果哪一天我运动得太多，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都会像刚跑完马拉松一样疲惫不堪。所以，现在我打算重新平衡一下我的能量。而在今天这种情况下，瑜伽应该是我最好的选择。最近，我认识了一位非常棒的瑜伽老师。他叫埃里克•斯摩，已经快80岁了，可是看上去比很多40几岁的人还要结实。只有那一头稀疏的银灰色头发才能泄露他的年龄。无论是从外表还是动作上看，你都想不到他会是个多发性硬化症患者。他练习哈达瑜伽（Hathayoga）已经有近50年的时间了，是著名的瑜伽大师艾杨格（B.K.S.Iyengar，印度著名瑜伽大师，是世界上哈达瑜伽的权威）的学生。现在，他已经是一名中高级艾杨格瑜伽教练。埃里克还创建了许多革新的项目，比如，他在艾杨格的指导下，为南加州多发性硬化症学会创办了“最佳生存计划”工作室，我也是那里的会员。虽然已经患病50多年，但是他的身体状况却一直很好，他把这一切都归功于艾杨格瑜伽（Iyengaryoga）。是他让我第一次了解了如何用深层次的休息同多发性硬化症的疲劳以及其他一些症状对抗。他还教了我很多可以在家练习的瑜伽动作，让我借助它们恢复身体的能量和内心的宁静。做过瑜伽之后，我感觉整个人都平静下来，十分地舒适。这应该是这几个月以来，我的身体第一次没有在神经系统的操纵下超速运转。我在舒适柔软的冥想椅上坐下来。这是一把夜总会风格的椅子，上面有一层很有现代感的棕蓝色相间的印染图案——这是我标志性的颜色搭配，在我们家里随处可见。我把脚放在地上，身体向后靠在椅子背上。姆巴利曾传授给我一些冥想的方法，不过我一直都不太接受。这是我搬到洛杉矶四个月以来第一次尝试这种“修炼”——估计这也是我的身体状况一直走下坡路的原因之一吧。我静静地坐着，在头脑中描绘出一个小小的金球。想象自己的身体和周围的空间里都充满了黄金的能量，在闪闪发光。我要吟诵一句简单的咒语，来作为我今天的礼物：“愿世间一切生灵，也包括我自己，都享有快乐和自由。”我把这句咒语念诵了29遍。虽然这不同于那些常规的礼物，可感觉上也像是一种力量强大的馈赠。如果这个星球上的每个人每天都能用五分钟的时间来为别人发出一些正面的意念，这个世界会不会有所改变呢？我睁开眼睛，在椅子上舒展着腰身，内心更加宁静。我爬上床，盘算着要给我的朋友杰夫打个电话，把我要将这种“29天付出”的药方发展成一场更大规模的运动的想法告诉他。不久前，我在教堂认识了杰夫，并且和他还有他的妻子凯伦成了要好的朋友。我每次住院他们都会去医院探望我；当我的病情严重得没法出去的时候，他们还会帮我把午餐送到家里。我依偎在舒适的羽绒被里，拨通了杰夫的电话号码。他接起电话，语气有些生硬。这声音从他那里传来还真让我有点不习惯。“喂？”“嗯……嗨！杰夫，我是凯米。我是不是不该在这个时候打电话？”“不，没什么。我刚刚只是有些烦躁。我今早约了一个新客户，可是他却一直没有出现。甚至都没有打电话通知我他不来了。”杰夫是一位电视剧、电影导演，一直在为那些新秀导演提供一对一的培训，教他们如何拍电影。“这真让人气愤。第一节课都是免费的，早知道他不来的话，我就约其他付费客户了。这家伙浪费了我200美元。”“真是抱歉，”我说，“我打电话来想跟你聊聊我正筹划的一个小项目。”“嗯？”“嗯，我接受了一位心灵导师的建议，一直坚持着每天送给别人一份礼物。我觉得自己从中受益不少，所以我认为如果每个人都尝试一下这件简单的事情，那么他们也会有很大的收获。你觉得发起一场付出行动的想法怎么样？或者能不能为此建一个网站呢？”“这个……我可能不是讨论这件事的最佳人选。真的很抱歉，我现在还不具备那种奉献精神。”我没有被他的反应挫败，接着游说道：“我明白。不过不管怎样，请先听听我的看法。”我把姆巴利是如何送给我这个药方，还有我接受了药方、开始每天付出之后，精神面貌和生活态度上的变化都告诉了他，“所以我在想，能不能让更多人参与到这种‘29天付出行动’中来，并且和大家分享他们的经历——告诉别人付出是如何改变他们的生活的？我想邀请你成为这场运动的第一位会员。”杰夫的沉默告诉我，他对这个概念不是很感兴趣。“这是个很有趣的想法，”他说，“是要让人只是付出吗？还是在付出之后可以期待一定的回报？或者说，前29天付出，下一个29天接受回报呢？”“嗯——前提之一就是付出和接受之间是自然地相互作用的。也就是说，如果你能全心付出，那么就会收到来自天地万物的礼物。”“哦……我会考虑一下的。真不巧我今天心情不太好。我还在为那个客户懊恼呢。”“没关系，我理解。考虑一下吧，我改天再给你打电话。”现在，我真的有些气馁了。如果连杰夫这样慷慨无私的人都不愿意参加这种“29天付出行动”的话，我又怎么去说服陌生人，让他们这样做呢？接着，我突然想到了我的姑妈吉奈尔，她现在就住在我们城中的旅馆里。她从内布拉斯加州飞过来，要帮我们家彻底打扫一下——现在，卫生状况已不是我和马克要优先考虑的事情了，尤其是卫生间，更是被我们尴尬地忽略了。一开始，对于接受姑妈的帮助我还有些负罪感。可现在，我还真有些期待那种清除沉积的壮观景象。我打电话到姑妈的旅馆，为她明天的到来作些准备。我挂断电话，又开始思考今天该送出什么礼物。怎么都觉得在冥想时念上一句咒语，散布一些正面的能量是不够的，还不能过关。这里面没有和他人的直接接触，所以这礼物似乎不能算数。可是我又想起姆巴利说的，礼物可以是很简单的东西，没必要非得做些什么大动作。“当你过度付出时，不但不能丰富你的生活，反而会让你生活在不足之中，”她这样对我说，“当你带着一颗奉献之心、真诚之心，满腔热情地去付出时，你就会觉得自己获得了新生。可是，当你把付出看做是一种责任和义务时，你的礼物不会有任何作用，什么都不会改变。你只会满心怨恨，失去活力。”后来姆巴利又问我，“你想用这种过度的付出来弥补自身的哪些不足呢？”这个问题的答案从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一直折磨着我。我的性格决定了我总是对自己不满意。长大之后，我依然努力让自己的成绩超过预期，我会不惜一切代价，什么事都要做到最好。并不是我的父母对我要求严格，他们从来没有强迫我成为完美的人，只是我在给自己施加压力。听母亲说，我在两岁的时候，想要自己系鞋带，可是最后却把鞋砸到了墙上，仅仅是因为我无法完成这个任务；四岁的时候，我把书架上“大人的书”撕下几页，因为我那时还不识字，无法知晓书中讲述的故事；六岁那年，我差点把自己的右耳朵烫掉，原因是我想用电烫棒给自己烫个卷发；还有15岁的时候，我为了在几何测验上有个好成绩，竟然会作弊——其实我已经为此准备了一整夜，就是因为非要得个A才干出这种事情。而今天，我想要忘掉这些完美主义和挫败感。我把那句简单的咒语看做是真正的礼物。今天，我不会再强迫自己做得更多，我要休息一下，享受一下自己的生活。我读了一本好书，还小睡了几次。摆脱之前那种完美主义者的生活方式，是我送给自己的礼物。第7章 最简单的礼物3月25日 星期二  其实最简单的礼物往往承载着最深刻的意义，无论何时，都请牢记：紧握的手无法接受别人的馈赠。当你开始和别人分享自己的礼物的时候，就是改变人生的新的开始。吉奈尔姑妈现在正站在我们家的餐厅里，身穿她的“清洁专用套装”——一条黑色运动裤，一件白色T恤，搭配一双白色运动鞋。她坐到我的茶色仿羊皮椅子上，准备把鞋子脱下来。“我就从卫生间开始打扫吧？”她问我。“我把我不能做又不想让马克做的事都列出来了。马克太累了，我不想再去打扰他。”说着，我把一张单子放到餐桌上面，心里既有感激，又有负罪感。我试着去想姆巴利对我说的话：付出会为接受创造空间。这张粉红色纸条上是这样写的：卫生间地面，淋浴房的瓷砖和浴缸，马桶和洗手池，厨房工作台和橱柜，厨房地面。“真不敢相信你会飞1500多英里来帮我们打扫房间。”我说着，给了姑妈一个拥抱。“家人就该这样。而且我也想躲避一下严寒，看看开放的鲜花。你知道，现在奥马哈（Omaha，内布拉斯加州东北部城市）的土地还没有解冻呢。再说，你家只有一个卫生间要打扫，我家有四个呢！光是打扫那些卫生间就得花上一整天的时间。”虽然她是我爸爸的妹妹，可是她只比我大14岁。我们一直都很亲密。在没有搬到加州之前，我还经常帮她照看她的三个女儿。吉奈尔开工了，我们偶尔会在不同的房间里大声地交谈几句，聊聊家里的其他亲戚。就在吉奈尔姑妈卖力地用牙刷清洗地板缝的时候，我回了几个电话，其中就包括在第一天的时候打电话给我，询问我是否有兴趣加入一个咨询项目的那家慈善机构。对方向我描述了这份工作，听上去这是个很大的项目，而且很可能两个月内就要开始了。还好，至少我还有些准备时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就在过去的几天里，我已经在我的网站上收到了五份咨询邀请，都是一些小企业所有者或非营利性组织来向我寻求帮助。有的需要我帮忙想一些公司名字和经典的广告语，还有的让我帮忙制作营销计划。我给其中的四个人留了言，而最后一个人居然是我的朋友艾莉——我在旧金山做市场顾问时的同事。她现在正准备重组自己的公司，需要向我询问一些关于品牌、价格之类的信息。让她成为我的第一位客户，为马上就要开始的工作作些准备，真是个完美的选择。我们约好在4月2号见面。艾莉很了解我，也知道我现在的健康状况，所以如果在谈话的过程中，我需要中途休息一下的话，就可以坦诚地向她提出要求。我可以通过这次会面检测一下自己的能力，看看这么久没有工作的我，还能不能胜任咨询的工作。这几个月，除了每月为数不多的残疾人保险金之外，我没有为家里作过任何经济上的贡献，这也是压在马克肩上的重担（我在一年半之前就不得不离开了工作岗位，靠残疾人津贴过日子）。我看着4月份的日历，在空白处仔细地计划着约见另外7个客户。假设刚刚打电话过去的四个客户都愿意和我签约，我又给五个以前的老客户留言，告诉他们我4月份会重新开始工作，不过我的时间不是很多，只剩下有限的几个预约名额了。如果所有的计划都能实现，我就会有4000美元的收入。虽然不是很多，但总可以在我们这几个月欠下的那一大笔令人担忧的欠款中减去一小部分。“卫生间打扫好了！”吉奈尔大声说。我走过去欣赏她的“作品”。有谁知道地板缝的勾缝剂原来是白色的？淋浴房、地面、马桶都在闪闪发光，甚至连台子和水池上已经变干的油漆点都被她擦干净了。我和吉奈尔决定出去吃顿午餐，然后步行去她的旅馆，这样她就能结账离开，顺便还能把她租的车也取出来。在路上，她看了我用贴纸装饰的手杖，告诉我看到我振作起来，她非常开心。“前段时间确实很难熬。”我向她坦白，“我都不相信自己现在还能走路，虽然我的平衡性差了点，不过我都已经习惯了。”“做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是很有帮助的。人们常说‘不用则废’，你应该让自己运转起来，去适应这种多发性硬化症。”吉奈尔是一名执业内科医师助理，所以她能深刻地理解这里面的含义。另外，我的婶婶玛尔戈，吉奈尔的嫂子，也患有严重的多发性硬化症，现在已经完全瘫痪了。可以说我和吉奈尔都亲眼目睹了这种病对人的摧残。我们一边吃着午饭，一边聊着过去的时光，交换一下家里的琐碎故事。之后，吉奈尔就到另外一座城市去拜访她大学时期的朋友。我们就此告别——明天她就要回奥马哈了。我最喜欢的一位精神导师，洛丽•戴马尔经常对我说：“紧握的手无法接受别人的馈赠。”看着吉奈尔姑妈驱车离开，我才明白她给我的不仅仅是打扫卫生这个礼物，接受她的帮助其实也是一种礼物。我真的是纠结了好久才让她跑这么远帮我们打扫的，但是我知道，能够帮我做点什么她也很高兴。我松开了紧握的拳头，开始接受他人的礼物，这让我感到如此的轻松。回家的路上，我在路边的一家小店门前停了下来，打算给自己买瓶果汁。不过进去之前，我先是靠在墙上休息了一下。这时，一阵夹杂着汗臭的酒精味差点把我熏倒。我忍不住转过头，就在十英尺外的一个垃圾桶旁边，坐着一个块头很大的男人，他正伸着手，无声地向路人乞讨。我本能地转移视线，躲进小店。我的钱包里只剩下5块钱了，这是我的救命钱，周五之前我都得靠它活着。我和马克本周的现金额度已经用完了，要等到星期五才能再从我们那日益减少的银行账号上取一点钱出来。我走进店里，拖着脚在货架之间穿行着，拿了瓶我最爱的樱桃蓝莓果汁。店员找给我一些零钱。这时我无法再去回避现实——有一个人正需要帮助，这也是让我付出的好机会。从店里出来，我径直走向那个男人，弯下腰把剩余的零钱放到他手里。我望着他那双棕色的眼睛，对他说：“钱不多，但是我希望它能帮到你。”72美分的硬币落到他手心里，叮当作响。他拍了拍我的手，微笑着对我说：“会的，谢谢你。”回到家里，我把下午大部分的时间都用来休息。最后还是马克叫我起来吃晚饭。之后他又带我去参加戒瘾互助会。今天的聚会上会有一组来自英国的会员和大家见面，所以我想我一定能在这次聚会上见到英格丽，而且主办方还会供应茶水和饼干，比以前的咖啡、奥利奥好多了。我先到达了聚会的地方，还给英格丽占了个座位。很明显，她又要迟到了。这个座位是我今天的第二份礼物——毕竟如果我不给她占座位的话，她就得站在后面，或者坐在拥挤的小屋子里，从电视屏幕上观看这次聚会。英格丽终于来了，她向我微笑着，聚会已经开始了。过了一会儿，她被叫上去和大家分享她的故事。我认真地听她讲述她是多么思念自己的母亲，又是多么地为母亲的不幸感到悲伤。看着她哭得那样无助，我从包里拿出一瓶水，还有几张纸巾，在她走下来的时候，把这些东西递给她。她的脸上写满了感激，哭了这么久，她终于笑了。“谢谢你，亲爱的。”说着，她打开瓶盖，喝了一大口，然后又用纸巾擦了擦脸上的泪水。我很清楚，最简单的礼物往往承载着最深刻的意义。一个关心的动作，一句善意的话语；对陌生人的微笑，对帮助你的人真诚的感激；一些多余的零钱，几张多余的纸巾，都可以成为你的礼物。你可以选择把这些传递给那些比你更需要它们的人。现在，我每天都送出一份小礼物已经有一周的时间了，不过我觉得前面的路还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