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多么巨大的谎言！被怀疑者的多数都是遭到诬告的人，有什么“坦白”可言呢！对这些依仗宗教权势的、压迫民众的狂妄的当权者，我心中涌起无比的愤慨。宗教审判也有杀一儆百的因素。审判时，除审判官之外，该地区的要人也全部出席。塞巴乔斯指出：“绅士、淑女也有义务盛装出席，这是当时对教会及政治忠诚的证明。据说，那些盛装的有权势者要拉着“罪人”，由中央广场沿大街游行。然后“罪人”们被绑在十字架上处刑。被告人变成一种示众、儆戒的工具。也常成为人们寻开心的街谈巷议的话柄。尽管被称为“罪人”，他们也是痛苦的、将死的人，在这些人身上寻开心，决不是正常人的心理状态。宗教审判的牺牲者仅在秘鲁就有五十万之多，全世界该有多少人死于这种非命呢！其中肯定也有人格高尚者，还会有许多才华出众的人，正义的人。这样一些人却被强行推入可怕的死亡深渊。真是一部令人战栗的历史。早在秘鲁等拉丁美洲各国实行宗教审判之前，欧洲各国自中世纪开始，都进行过这种审判。总的来说，中世纪的欧洲是国王的“王权”与教会的“教权”并存时期。社会机构与教会互成表里，结为一体。在宗教审判过程中，王权与教权的利害相互纠合，加上人的永无止境的欲望作祟，便造成阴森可怖的屠杀历史。教会不顾平民痛苦，一心要满足自己追求财富、权威、以及权力的丑恶欲望。基督教本来是个劝说人们尊重良心，倡导博爱、宽容的教会。然而正是这个教会却使数百万的平民无辜流血牺牲。这是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他们镇压的对象不只是异教徒，一些地道的基督教徒，一旦批评自己教会的教义也会遭到不幸。动辄被处以烤刑，或绞刑。这段历史的教训极为深刻。当然它已成为过去，现代的教会也已完全不同，不过，在回忆这段基督教漫长的黑暗历史时，我们仍然不能不想起汤因比博士对它的狭隘性作出的严厉批判。自古至今，有多少种宗教都曾仰仗自己巨大的权势，压迫蹂躏过百姓。本来理应为民众而存在的宗教，却反过来成了迫害民众的机构。这种可怕的历史场面永远不应忘记。譬如日本江户时期，也有过宗教压迫。那时许多佛教界信徒由于强烈的信仰支配，常常自发地出去布教，因而遭到逮捕。本来寺院有责任保护信徒，保卫信仰的纯洁性。但是他们害怕牵连，便申明这些“是教徒自己的布教活动，与寺院无关”。传布佛法原是宗教者的使命，然而在遇到迫害之时，他们却毫不顾忌地竟把责任全都推到普通信徒身上。这太卑鄙！任何时代遭到牺牲的总是平民百姓。今后必须改变这悲惨的历史。为此，我认为最需要的是个人的坚决、勇敢行动和觉悟起来、团结起来的民众力量，以此抨击那些将会导致集体性的疯狂行为的心理因素。总之，只有觉醒了的民众，才是创造历史的主人。我们应当看到时代已经步入了这个“阶段”。10)民众才是佛法存在的土壤——关于印度佛教衰亡的原因世上最宝贵的是民众，任何东西离开民众的土壤都无法继续繁荣发展。关于印度佛教衰亡的原因，曾有种种评述。大体来看，在外因方面有两种分析，一是由于“伊斯兰教的侵入”；一是由于“与印度教的妥协”。但是多数学者一致认为最主要的是内因作用。即“脱离民众”。佛教本来是为民众兴起而又流传于民众之中的宗教。释尊深刻体会到平民的哀乐，在同人生痛苦的斗争中，才留下珠玉般的教诲。据某佛教研究专家说，现在甚至有这样一种偏激看法，说“释尊不曾宣传过佛教。”释尊宣传佛教自然是不言而喻的。这一乍看上去极为奇怪的说法，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富于含蓄意义的语言。当听说释尊曾宣讲过“八万法藏”这一庞大佛理时，便会使人联想到体系精密、详尽的教理，觉得释尊似乎也是按照这一课程体系宣传佛法的。然而释尊的说教是对苟延于贫苦中的黎民众生进行的激励，是对呻吟于病苦之中的老媪抱着无限同情的言词，是对陷入精神苦恼深渊的青年们亲切的鼓励。在他结束传教生涯之后，他站在苦于等级差别和身份制度的大众一边，所发出的火一般热烈的字字句句，便形成“八万法藏”留传下来。经文始终都用问答形式叙述，就充分证明上述说法的准确性。释尊说教的佛法是在同民众对话和行动中迸发出来，而后归纳成经典的。一提起佛教，人们往往以为它存在于深山老林，是一种静寂无声的东西。但实际佛教的正统从一出现时起，就是深入生活实践，在群众当中得到生动的宣传继承的。这点值得注目。但释尊圆寂后，佛教远离了普救众生的精神。其原因何在呢？其一，是“解释学的先行”。释尊曾使用比喻等方法，巧妙、通俗地讲述了自己的悟彻之理。并使用其卓越的、慈悲的人格教化民众。因此使那些不能理解高深佛理的人，通过释尊的因时、因人、因地的“自在的说服力”和“伟大的人性”的影响，而依归了佛教。但是，释尊圆寂之后，佛教教团就佛说含义及教理展开了烦琐的研讨。由于见解不同，又分裂出多种派别，出现所谓“部派佛教”时代。因此他们背离了释尊作为实践者“深入民众之中”、“普救民众苦难”的真意。后来由于反省到这一倾向，兴起了大乘佛教。但是依旧没能改变印度佛教脱离民众的趋势。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应当救活一个个具体的人。忘记民众，脱离现实，一味玩弄空洞的理论，便完全失去佛法的根本精神。不论他们怎样炫耀“难解”的“论理”，怎样用深奥晦涩的言词来装饰自己，这种人都是不可信的。不论多么伟大的哲学，如果群众不懂，也就没有价值。所谓深奥的道理，不能算是优秀的东西。也称不上宝贵。相反，能用通俗的言词解释最深远的哲理的人，才是真正的佛学家。与此有关的另一个说明印度佛教脱离民众的例子是使用梵文编集佛典问题。释尊在世时要求其弟子用俗语讲经，即用社会上通用的日常语言宣讲佛法。这一点从目前各地发现的佛典手抄本使用的语言也可得到证明。自古普塔王朝开始，国家提倡使用梵文，因此佛典也用了梵文。这是佛教衰落的开始。梵文不是群众的日常用语，曾作为神圣的语言用于婆罗门教的圣典吠陀等处。可以说是一种特权阶级的语言。一种观点认为，编集民众无法看懂的佛典正是佛教失去在民众之中活跃地位的证据。我也是持这种观点的一个。日莲大圣人也曾使用平假名（日文字母）写过信，那是因为对方不认识汉字，这里正体现了佛教本来的精神，体现了他指导与弘教的方法。印度佛教脱离群众的另一原因是它的支持者只限于城市居民。城市里有王公贵族、商人。佛教团体自然一直依靠这些人的捐赠。其结果却无法在地方上，特别是在农民之中生根开花。由于“依赖城市市民捐赠”而出现另一个重大的变化。这就是“寺院中心主义”造成的僧众的堕落。以前是一个个僧人分别去化缘乞讨，来解决供养问题。后来僧院增多，供养问题统一由寺院来解决。手捧钵盂一家一户去乞讨化缘的修行，原是基于一种严格的规矩进行的。随着寺院的增多，这种每天必不可少的艰苦修行竟逐渐被遗忘了。即使不进行修行，那些有权有势者照旧捐来财物。而且供奉额逐步增加，因此寺院积蓄起巨大财产。最后甚至接受土地的捐赠，寺院简直变成一种依靠收取土地租金过活的“世俗领主”。这样，随着寺院财富增多，生活具有保障，比丘（僧）们便失去与民众的接触机会，脱离人民，堕落下去。甚至出现为了吃饭而出家的僧人，以及犯罪分子为了安全逃进寺院出家的情况。形成教团组织的比丘们，本应是求道的“修行者”，同时也是“弘教者”，是民众的好“导师”。但是佛教变成寺院中心主义之后，寺院成为僧人们的专有财物。其结果，严格的“修行”、慈爱的“弘教”、以及为民众的幸福而献身的作为“领导者”的使命等统统撇在一边。印度佛教的“脱离民众”情况，从以上各方面看，都极为明显。印度佛教失去了佛教原有的基于坚定“信仰”的生命力走向唯心主义，最后只能走向衰败。不论是个人还是一个组织都是同样道理。由此可知，当伊斯兰教侵入之后，印度佛教立即彻底消亡也是有其内在原因的。此外，还有一点须指出的是，印度教兴起之后，印度佛教受到排挤、感到压力，便主动吸收印度土著的民间信仰，发展成密教。从而失去原来的精神，同所谓“活死尸”相信，只是苟延残喘而已。因此，可以说来自伊斯兰教的打击，只不过是促使其内部早已腐朽的印度佛教这棵大树倒下去的最后一击。与此相反，实际上深深扎根于民众的却是印度教。抛开教养的高低、深浅不谈，就数量而言，目前在佛教发祥地的印度，佛教徒仅不足百分之一，而印度教徒却占百分之八十。这是必须正视的现实。有人研究说，纵观印度佛教的历史，佛教从未像印度教那样得到民众支持过。即便在被认为是佛教最为昌盛的阿育王朝、迦腻色迦王朝统治时期，民众中占有最强势力的，依旧是印度教。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印度佛教对印度教逐渐妥协，这从某种意义看是同群众的接近。但是佛教已失去至关重要的释尊的根本出发点以及独立性，受到同化。因而必然消声匿迹。最重要的是在坚持本来精神的同时，做到设法与“民众”共同生存，不断启发“民众”的觉悟。“民众”是一切事物的基础，脱离民众的结果造成印度佛教的衰亡。如果重犯这种错误，将是最愚蠢的人。以上便是我的结论。第二节　开化的家庭与教育1)志同道合的美满夫妻——廖承志夫妇的恩爱锁链一九七九年五月，我在东京会见了率领“中日友好之船”来到日本的、中日友好协会的已故会长廖承志先生及夫人。廖先生是我五年前初次访华时，第一个在北京迎接我的中国朋友。那次是深夜到达北京机场，我刚从飞机舷梯上走下来。带着温和微笑的廖先生，就率先走上来与我握手。那时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这次在日本我们是久别重逢。会见这天，廖先生先到会场。在和我欢谈之时，他满面笑容十分愉快，还不时喷吐出香烟的烟雾。正在此时夫人经普椿女士走来，不声不响地把丈夫手中香烟拿去，在烟缸上捻灭。廖先生耸了耸高大的肩膀，顽皮地笑了。原来夫人这是对他进行健康管制。大家都知道廖先生心赃不佳。不光如此，他年事已高，身材又过于高大，甚至有“大象”之雅号。所以周恩来总理生前对他的健康十分关心，曾“严令”经夫人对廖先生施行健康管制。经夫人是个稳重、谨慎的人，感情从不外露。这一点与开朗的、用清晰的日语谈笑风生的廖先生形成鲜明对比。这个廖先生此时却象做了什么顽皮的事，受到母亲的管束一样，令人笑逐颜开。夫人自然是希望他健康长寿，多为人民作些贡献。这是个极自然、平常的场面，我却觉得由此窥视到一对同志式夫妇的深厚情谊。经夫人当时身处中日友好协会理事要职；廖先生是活跃在中国革命第一线上的人物。廖先生的父亲在革命中被杀，他本人也参加过艰苦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廖氏夫妇是在相互理解和爱情中建立起共同信念和目的的夫妇，由此我深深感到经历过苦难的夫妇间的恩爱锁链是多么坚固。经夫人对丈夫的健康管理十分严厉，但另一方面她心地却十分善良。一九七八年秋，我第四次访华结束时，在北海公园内举行答谢中日友协各位的宴会。席上，我们的一个年轻团员用中文唱了一首“怀念周总理”的歌。唱完之后，我看到与我同桌的、一向冷静的经夫人眼中闪着泪水。她并且哽咽着对周围的人说：“我想起了已故的周总理，周总理真是为人民贡献一生的人，他是非常好的人。”此情此景鲜明地印在我的脑中。可以说给我最深印象的是：与丈夫志同道合的妻子最为刚强，也最美丽。日莲大圣人曾在书中写道：“大凡女人必是跟从别人，又使别人跟从自己之人。”跟随丈夫的同时，妻子还必须有明确的方针——使丈夫带领自己朝着好的方向、幸福的方向走去。妇女应是家庭安定与社会团结的积极骨干。我认为丈夫与妻子不应只是互相关联、互相依存的关系，而更应是朝着人生大目标前进的、同一主体，是共同的建设者。也许夫妇这一深奥的内在含义就往于此吧。夫妻的这种恩爱锁链和他们共同的汗水与辛劳创造出的成果，必将筑起雄伟的、坚实的人生高塔。2)体谅、关怀之心——夏目漱石的《路边草》每当思考家庭问题时，我常想到一句名言：“不论是王公还是庶民，在自己的家中看到和平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家庭的基础首先在于夫妇的关系。不管是小家庭，还是大家庭都是一样。在我国，孩子生下之后，家庭的重心便移向孩子。丈夫改称为“爸爸”、“父亲”，妻子也改称为“妈妈”、“母亲”。尽管如此，夫妇关系的好坏仍是家庭的基础。提起夏目漱石，人所共知，他是登上日本近代文学最高峰的文豪。因此他能和当时的高官——贵族院书记官的长女结婚。不过，他的婚后生活似乎并不幸福。据说他晚年的小说《路边草》是自传性质的作品，在那里可以看到他那不幸的婚后生活的影子。漱石化身的小说主人公健三是个三十多岁的大学教师。妻子名叫阿住，是位高官的女儿。他们的婚姻当然是受到人们祝福的结合。但是两人之间很难相互理解，内心总是产生各种误解与分歧。《路边草》正是漱石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创作的作品，是一部描写夫妻间纠葛的名著。小说中，有个令人难忘的场面：健三为了补充家庭开支，用现在的话说，业余干了点兼职工作。他一心希望妻子能过上更加宽裕一些的日子。但是当他把挣来的钱交给妻子时，“当时妻子并未显出高兴的神色”。漱石这样描写了当时两人的心情：阿住想：“如果丈夫给我钱时说上几句温情的话，我一定会高高兴兴地接过来。”而健三却想：“如果妻子能高高兴兴地接过钱去，我肯定会说出温情的话来。”这真是把人物心理描写得惟妙惟肖。不愧为文豪的生花妙笔，令人佩服。凡事都是如此，彼此之间，只要求对方，指责对方，而不反省自己，体谅别人，这只能日益加深彼此间的沟坎吧。不只夫妻关系如此，家庭成员间、亲戚朋友交往之中，都须牢记这点，至关重要。还有这么一个场面：一个星期天，阿住外出回来迟了，健三一个人吃了饭，躲进屋里。阿住回到家，只说了一声“我回来了”，并没有对自己回来晚了表示一点歉意。这种傲慢态度使健三很不高兴。所以他只回头望了一下，什么也没说。也许健三产生这种心情是有道理的。只要说一声“我回来晚了”，丈夫的心情就会舒服一点。然而不知是自命清高，还是由于与健三的关系冷淡使她的心也变冷了的缘故，阿住口中竟没有说出这么简单的一句话来。健三却无论如何也咽不下这口气，竟然一句话也没答理。接着他又描写道：“这样一来，这件事又在妻子的心头投下了暗影，妻子也一声不吭地径直走向客厅。于是在二人之间，便失去了说话的机会。”丈夫的不开口又使妻子心中不快，两人关系变得愈发冷淡。说起来事情的发生只是由于妻子没有诚恳地说出一句普通的实话来。要说是小事，可能确实是小事。但是有时小事就能成为左右现实的“大事”。一天的喜怒感情也常常为这些小事情所支配。人的心是极纤细的物质，如同几个传送装置接在一起，互相牵动旋转一样，微妙细小的心理活动，总是一瞬一瞬地相互重叠活动的。决不可忽视这种心理上的精细、敏捷状况。越是出色的领导人越懂得这种人心的特点。我见到过许多世界性的领导人物，在政治家当中，中国的周恩来总理称得起是这种类型的领导人。同时我又感到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语言”是极重要的工具。人的一句话，既可以引起争斗，也可以促成和好。一句话可以造成终生伤痛，也可以变成难忘的人生转机。一句话具有一颗心。因此我认为重视语言，就是重视人的心。我希望自己永远是语言美的人。因为充满真挚的美丽语言虽然平凡，却能抓住人的心，使人紧紧团结起来。健三夫妇由于内心的点滴误解，竟导致两人关系的破裂。漱石写道：“两人都感到已成为再不能互相彻底交谈的男女。因此两人都未想到应当改变现在的自己。”的确，通过这个作品使人看到了人们普遍存在的不能正视自己的倾向。这种弱点将影响一生。可以说，不能变革自己的人，结果一生都要受到命运的摆布。人考虑问题时，总是以自己为中心，经过相当的修炼之后才能站在对方立场多方考虑。如同世界是以自己为中心旋转一样，如果在考虑人际关系时，也用这种“天动说”，那就太幼稚了。在认识人、认识社会的过程中，能控制自己的感情，能够站在对方立场上考虑问题，这是人类成长方面的重要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懂得人心”决不是多多留意就可以做得到的。这是一个人完全成熟的证明。说明他成为脱离自我世界、胸怀更大世界的巨大生命力量。3)成熟的家庭——揭示家庭之含义的《娜拉》任何人不可能自己诞生，也不可能只靠自己长大成人，必然是在家庭中诞生，在家庭中成长。可以说夫妇、父子、母子、兄弟之间都是由一种无形的锁链联结着。这正是“不断创造人类”的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土壤吧。我对于最近几年人们呼吁的“家庭崩溃”现象深感忧虑。因为我认为这种现象与“人类崩溃”是互为表里的。著名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娜拉》（矢崎源九郎译，新潮文库版）是一部描写主人公娜拉为谋求“自身的独立”而离家出走的剧本，这早已驰名世界。《娜拉》的最后一幕最为精彩。在这一幕，娜拉对丈夫的虚伪和自己过去的空虚生活痛感绝望，毅然宣布分手。她的告别也是宣布立志“要作真正的人”的开始。她的丈夫赫尔梅想使她回心转意，对她说：“难道我在你的心中永远不能成为超过别人的人啦？”对此，娜拉只回答了一句：“那必须是出现奇迹中的奇迹。”赫尔梅：“什么是奇迹中的奇迹呢？”娜拉：“那是在你和我都发生了变化之后——不，我已经不相信会有那种奇迹了。”赫尔梅：“可是，我相信。你快说，我们俩都发生变化之后呢？”娜拉：“那时我们俩的共同生活，就会象真正的夫妻生活了吧。啊，再见吧。”（走出门去）于是，赫尔梅叹息着，呼喊着娜拉的名字，“啊，这奇迹中的奇迹！？”他这样发出最后的带有一线希望的呼喊之后，幕落。易卜生在这里所要表达的主题，并不是要对当时的社会进行改革。他在一封信中曾写过：“真正需要的是人的精神上的革命。”（《易卜生》，原千代海著，玉川大学出版社版）这句话正是他的思想核心，是贯穿全作品的“意愿”。易卜生找到了能够创造新时代的家庭的钥匙。它不是存在于环境的变化之中，而是在人的自身变革之中。本来组合成家庭的锁链应当是爱情，是纯洁的心。但是，一旦这锁链是由阻挡彼此成长的依赖性、惰性和表面形式结合而成时，它就成为一条沉重的束缚人的铁链。我想，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人总是要生活在某种联结彼此的锁链之中、联系之中。只有在坚实的锁链之中，才能找到真正的、具有深刻意义的生之喜悦吧。娜拉的出走正是要寻找一条更为坚固、更为紧密的锁链。这恐怕是她人生旅途中的一个里程碑吧。我想易卜生想要说明的是不论男人还是女人，能否进行这种人生旅行，完全取决于自身成长的程度。在第二代会长户田组织的青年聚会上，曾把《娜拉》作为教材进行过讨论。我记得那时户田先生在做总结时说过：“这个《娜拉》的续篇该怎么写，是个大问题。今后你们要个人写个人的啦。”这句话至今深深印在我的脑中。“家庭的作用”到底是什么？我认为越是处在激烈的变化时代，越应回到最初的起点去认识家庭的永恒使命。一句话，家庭是“创造人格的场所”。也就是每日每时加深着心灵之美，通过彼此间的帮助不断修练每个成员的人格，由不成熟到成熟，日益丰富起来。我认为这才是永远不变的家庭存在的意义。家庭中的各个成员不断与社会进行交流，然后又回到家庭。在这样每日每时的反复过程中，加深和扩大与左邻右舍、周围人员的交流。他们把在各自不同社会、地区中得到的体验带回来，形成家庭内的空气，并影响着家庭的成长。我想，这样不断成长起来的家庭或叫“自我变革”，或叫“自我进步”，总而言之是充满向上发展活力的家庭。我把今后的这种家庭形象，暂时称为“成长家族”。当然，“成长家族”也没有什么固定的模式，家庭是不断创造的。没有人能提供给现成的完美家庭。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过：“家庭就是通过爱的不倦的努力创造出来的。”（《作家的日记（1）》，川端香男里译，收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17》，新潮社版）一千个家庭就有一千个样式。这就很好。用不着去和别人攀比。另外，并不是不具备一切条件就不幸福。比如我们用电子计算机找到一个条件最优越的人，他举行过最豪华的婚礼，一开始就住进自己购买的新居。但是如果没有爱的不倦的努力，他的家庭很可能只是外表物质华丽，内部十分空虚，最后有堕入《玩偶之家》的危险。如果只靠“自家住宅主义”，乍看上去十分幸福，实际会有意想不到的薄弱之处。如果不能朝着人生的更高层次，为了彼此的成长而不断努力，也不会刻写出人生的幸福和胜利的历史。只存在人们相互慈爱、相互体谅、共同攀登高坡之时，也就是这个“成长家族”或者叫“真的家庭”建成之时，才能促成一个人类易于生存的社会的出现，幸福之风才会吹到人间。4)抱着正确目的走向社会——一个劳动妇女的严肃态度昭和六十年（一九八五年）的十月，我访问了秋高气爽的广岛。为纪念广岛被炸四十年及联合国“国际青年年”，世界各国青年男女聚集到这里，举行第六届世界青年和平文化节。我是应邀来出席这个大会的。在会议期间，我打听到一个妇女的下落。三年前她的丈夫死于癌症，后来我曾一直关心着她的情况。听说在她丈夫留下三个爱子突然离开人世之时，她曾茫然不知所措，沉重的打击使她悲痛欲绝。然而，最后她还是站起来了。这动力便是对三个孩子的爱。她下决心“不叫孩子们失去希望”。虽然经济上不一定困难，她仍然到建筑公司去工作，同时照看孩子，每天从事的是自己生疏的工作。她要通过自己的表现，向孩子向社会表明，“我们的家庭丝毫没有后退。”这种心情是对丈夫的忠诚，也是对自己的鼓励。这位妇女曾说过：“我觉得丈夫和孩子们都在看着我工作的情况，所以一点也不能偷懒。”她的话是平凡的，也是感人的。对她来说，工作岗位就是磨炼自己，使自己成长的最好的修行道场。她要成为好妻子、好母亲的决心完全化作对工作的尽心和不断进取的力量。现在，从事各种工作的职业妇女已达一千五百万人以上，超过了家庭妇女的数量。由于工作岗位的扩大和管理职位的出现，妇女参加劳动已成为不可改变的时代潮流。听说最近不光单身青年妇女大量参加工作，那些从事计时工作的母亲们也在明显增加。她们出来工作的原因：一是家庭电器和速成食品增加，家庭琐事变得简单了；二是生活费用、房费不断上涨，需要增加收入。不只如此，在人的寿命已达到八十岁的今天，孩子长大之后的漫长岁月应当如何过得更有意义，也是人们考虑的问题。不用说，他们的情况千差万别，目的很多。我历来就主张妇女把视野扩大到社会，充分施展自己的才智，因此出现这种“女性时代”的现象，我是双手赞成和支持的。我认为她们心中立志把握自己平凡的人生，使其更加坚实，更加适于自己发展的愿望是非常可贵的。当然，每人参加劳动的动机肯定不同。但是，不管最初是以怎样的心情开始的，工作总归是工作，工作就要负起责任。那些把工作岗位当成磨炼自己人格、施展才能、完美自我的场所的人，工作就会成为她们的食粮。此外，在我和许多劳动妇女交谈过程中，深感最重要之点是要把家庭和工作岗位区分开来，尽量有个思维方法与情绪上的变换。比如：来到眼前的工作要尽量当场解决；工作中要有具体目标；不把自己的人生经验强加于同事或晚辈，而应当善于诱导别人介绍经验。自然，生活不可能都按道理去进行，为了使“劳动母亲”的自行车能在家庭与工作岗位之间保持平衡，越过有形无形的障碍，工作的目的就如同一个车把，必须牢牢把握。平衡只能靠自己的身体去掌握。有时也许会倒向一方，甚至摔倒也在所难免。关键是要坚持下去，战斗下去。成长起来的人没有牢骚，他是谦虚的。每天勤勤恳恳踏着人生的车蹬前进下去，周围人们看待你的目光肯定会变得温和起来。对劳动妇女来说，最大的苦闷是孩子的教育问题。但是，只要看看对孩子们进行的调查就可知道，和母亲相处时间的减少，似乎并不一定会成为孩子们沉重的精神负担。反倒有很多例子表明：由于母亲既能工作又能管好家庭，母亲的奋斗精神反使他们更早地认清社会，懂得了正确的人生态度。对孩子的教育不能只靠漫长的接触或语言的交流。父母的表现就是最好的教育环境。这种精神自然也适用于专职家庭妇女的情况。这里无须赘述。我想，家务与育儿也应算作创造性的“工作”。为了丈夫，为了孩子，又为了自己的人格，不管什么事都能认真努力完成，这就是最重要之处。孩子们会在母亲身上学到这种精神，从而成长起来。今后，女性将会更加深入、广泛地进入社会，这是时代的趋势。女性的特点是耐心、细致、善于体察关心别人。有强的审美观点。如能重视她们这些特点，使其发展，必将有利于社会。不只限于某种职业，在社会的各部门内，以及和平运动之中，女性都能发挥巨大作用。正是女性那脚踏实地的扎根于大地的实践经验与生活体会，可以使容易走向空洞化的各种运动得到充实。现实生活才是一切人共同依据的基础。“母亲如果变化，世界也会大变”——妇女的呼声、妇女的主张一旦运用到社会各个角落，必将给陷入困境的现代社会带来极大光明。5)结婚是有崇高意义的创作——评山本周五郎的《桃井》常听人说现在离婚率增高了。也许还有一些夫妇即使未构成离婚，也只是维持着淡漠的感情而已。夫妇是这个世界上有缘相逢的一对，他们曾立誓要一生比翼相随，现在却因某种原因各奔东西，其中定有第三者难以推测的不得已的情况。这种迫不得已的最终选择令人同情。属于这种情况者可能是多数。姑且不谈这些，现在应当考虑的是在面临困难和绝望之时，以及日常点点滴滴的生活中，夫妇间到底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山本周五郎的作品中有个小品《桃井》（《山本周五郎小说全集1》，新潮社版）。故事的主人公是个武士的女儿。她相貌不甚美丽，所以自幼就喜欢读书，从中寻找乐趣。逐渐地对和歌产生浓厚兴趣。立志写作和歌度过一生。在拒绝多次提亲之后，竟错过婚期，无人问津了。后来她得到了转机，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位老妇人，在和老妇人接触过程中，她那关闭着的心被打开了。老妇人劝她道：“不能把和歌之道与结婚对立起来。如果一生要独身到底，事事争强好胜，就不会作出打动人心的美丽和歌来。”不久又有人来提亲，说的是做一门武士的填房。那武士死了妻子，留下两个男孩。她一时茫然不知所措。她不忍舍弃和歌。但是又想，也许会像老妇人说的那样，反而能写出打动人心的和歌来吧。于是下了决心。这时老妇人又告诉她：女人对结婚寄与的希望与理想并不是一结婚就能实现，而是靠今后自己的努力去逐步筑造。“并不是理想的境界里存在着结婚，而是结婚之后才开始实现理想，而且这理想几乎全要靠妻子的努力……。”在抚养两个继子的共同生活中，她经受了考验，逐渐成熟，从中更加体会到老妇人教诲的重要。回顾一年的结婚生活，她对自己说道：“家庭如同妻子的镜子，夸张一点说，自己心中起伏的每个不同情绪，似乎都会马上反映到家庭中来。……治家持家不是一件事务，而是同写和歌一样的创作。……而且，如果和歌写坏了，只要撕碎扔掉就可以了，但是生活却不能再度重复。人度过的每一天，都如实地刻写在时间的碑石上。尽管眼睛无法看到，也不会留下痕迹，但父母传子，子又传孙，就这样血缘相联，心心相系，永无止境。如果说是创作，再不会有其它创作能具有如此伟大的意义了吧。”的确，夫妻、家庭走过的一生道路，犹如一篇文学创作。而且在这创作的过程中，女性力量所发挥的作用尤为重大。正如日莲大圣人在佛书中所写：“箭之行在于弓之力，男人的行动来自女人的力量”，“夫如箭，妻如弓”。如果弓坏了，箭就无法飞出。如果女子贤慧、聪明，就可以发挥出男子的最大力量。相反，如果女子愚蠢，缺点很多，也会大大减弱男子的力量。我想，女子智慧的大小，仍然取决于她与丈夫分担重任的决心吧。虽说是夫妇，本来是都不成熟的，存在缺点的两个人，难道不正是因为这点才有“创作”的苦辛，正因如此，可以说才有“创作”的喜悦吗？而且，如果两人能相互补充不足之处不是大好的事吗？因此就需要两个人之间有共同的理想、目标——志向。这可以称为创作中的共同“主题”。即使偶尔有厌烦对方之处，即使发生争吵，也能重新回到夫妻原来的起点，“再次继续前进”。这个起点正是共同的目标。每对夫妻的志向会有所不同：这应当由两个人共同商定。而且在两人一起朝着这一目标努力的时候，要进一步不断相互切磋琢磨，加深夫妻间的相互理解。这个共同志向，就是夫妇间的锁链，不久也将成为父母与孩子间的锁链。日莲大圣人在书中又写道：“父母志，子述说”就是说，父母的理想、信念由儿子继承，儿子将按自己的理解去执行。我在这里要寻求的不是地位、财产的继承，而是“父母传给儿子”的最珍贵的源流。不管怎么说，结婚，从一个侧面来看是无法后退的起跑线。因此可以说在夫妻的锁链上布下了背水之阵，只许前进，不能后退。而且必须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到那时，希望你能重新咀嚼一下《桃井》主人公的独白：“如果说是创作，再不会有其它创作能具有如此伟大的意义了。”6)父母就是最好的榜样——“坚强的母亲”居里夫人我经常向女青年们谈起居里夫人的事迹。我认为作为一个女性，一个妻子，一个母亲，她所走过的道路，具有极大教育意义。由巴黎坐二十分钟电车便到达索站。这是一个与繁华城市截然不同的幽静住宅区。在索市有个法国日莲正宗的巴黎会馆，所以我每次去巴黎必到那里。走在那附近的石板路上和七叶树成行的林荫道上，仿佛又听到历史的脚步声。我和妻子常在这里散步。这一带有玛丽·居里的包围在绿树丛中的故居，还有玛丽·居里与其丈夫皮埃尔。居里的墓地。玛丽的二女儿艾薇·居里的名著《居里夫人传》（川口笃他译，白水社版）曾使年轻时代的我十分着迷。因此每到这里便产生一种与昔日知己相逢的亲切之感。众所周知，由于居里夫妇共同发现了铀元素，于一九○三年获诺贝尔物理奖。一九一一年玛丽·居里又单独获诺贝尔化学奖。能够两次得到这种奖金的人，在科学界只有她一个。我所关注的不是她的这些业绩，而是她作为伟大的科学家，同时又是一个战胜悲痛，把两个女儿培育成人的坚强母亲的生涯。艾薇在《居里夫人传》中，这样描写过：“玛丽心中从未考虑过在家庭生活与科学家之间进行选择的问题。她一直把妻子的爱，母亲的责任和科学研究摆在同等的位置上。她决不放弃其中的任何一个。而且她以极大的热情和意志获得了成功。”玛丽对女儿的教育，主要靠的是自己的表率行动。她具有坚定的人生信念，并为此信念奋斗不息。她的坚定信念就是“科学的力量才会给人类带来进步”。尽管今天科学上也出现了核武器时代，人们不再对一切科学都寄与美好期望。然而她是生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那是科学的“激动人心”的时代。玛丽与丈夫皮埃尔是研究事业上的最好合作者，同时又是和睦的人生伴侣。在玛丽一生中遇到许多不幸：他最热爱的父亲去世；姐姐的孩子生病；第二个孩子流产；丈夫体弱多病。在那困难接踵而来的时期，她曾与丈夫有过一段这样的对话：玛丽说：“如果我们中的一个死去了，留下的那一个也不会活着吧。”皮埃尔却答道：“不，你说错了，不管发生什么事，即使失魂落魄，痛不欲生，也要继续从事研究。”命运是残酷的，他们谈过的那种结局，终于出现了。四年后，她的丈夫在不幸的马车事故中丧失，那时她才三十八岁。尽管她抱着无限悲痛，却仍然按照皮埃尔的嘱咐，一面继续研究，一面抚育女儿。为此，开始了艰苦的历程。她接替丈夫的讲座，站在巴黎大学索尔朋努学校的讲坛上，成了空前的第一个女教授。以后的日日夜夜，她全力以赴地投入战斗，作为学者从事研究，作为主妇安排生活，尤其要作为母亲教育孩子。她对两个孩子的教育充满细致的母爱与周到的关怀。有几次机会可以给孩子留下大批财产，但是她都放弃了。她一直和贫困搏斗，抱着必须依靠自己力量建立生活的信念，对于这种不为儿孙留“美田”的作法，我深表赞同。二女儿艾薇追述说：“玛丽的催人泪下的努力，她的意志，（中略）独立自主精神给我们两个人树立起坚定的信心，我们相信不管在什么样的境遇下，都能够不靠旁人，自己闯过难关。”与此同时，她严厉的背后又充满了母亲的慈爱。她曾在信中这样写道：“你们爱我，给我愉快；有时又让我担心。你们真是我的好宝贝。”在母亲的抚育下，长女依丽诺继承母亲事业成了科学家。玛丽死后，她也和丈夫一起得到诺贝尔奖。二女儿艾薇和姐姐不同，活跃在另一领域。她从各方面做母亲的助手，帮助母亲去了美国，在母亲不大擅长的社交方面做好各种安排。她的丈夫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秘书长，如果是现在，这个组织也是可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机构了。我愿意说，玛丽建起的这个家庭是奏出光辉凯歌的一家。我在玛丽·居里的道路上看到了一个永不屈服的坚韧的人之中核。我想正是这个中核完成了对女儿的家庭教育吧。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就是父母通过自己的生活态度使孩子认识这种人之中核，并使其贯穿于生活之中，不断培育下去。应该看到居里夫人完成这样好的家庭教育使命，不是靠她高深的学识，而是靠了她作为母亲的“灵魂”。我在一般百姓之中，也见到过许多家庭的妻子或母亲能够克服悲伤与痛苦，把孩子教育成出色的人才。总之，最重要的是父母要有正确的生活态度。不是牢骚满腹，而是生活在乐观开朗之中。常言道：“孩子看着父母的脊背长大”。要使孩子看到脊背，自己就必须背过脸去朝前走。父母应当一天比一天更加充实地朝着更高的目标前进。在这个过程中，孩子的生命中便自然产生出充满信心生活下去的原动力量。“家庭教育”是各种教育中最完善的“育人教育”、“灵魂教育”。对孩子们来说，最好的教育环境是在父母的心中。解决一切教育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父母自身的不断成长与成熟。7)父亲以父子对话形式参与教育——原英国驻日大使弗·吾纳的家庭教育原英国驻日大使弗雷德·吾纳氏的一段谈话，曾在家庭教育方面给我不少启示与帮助。有一年的岁末，我招待大使夫妇共进晚餐。席上大使谈道：“我总是把孩子当成大人一样来接近。”“即不管孩子懂或不懂，我常给他讲些复杂的国际问题。”我可以想象出这位剑桥大学出身的英俊的外交官和孩子认真高谈时的情景。这是令人愉快的。曾听到许多母亲和学者说过，孩子们可以理解许多复杂事物，甚至使大人们感到吃惊。不管多么小的孩子都需要受到重视和尊重。孩子们总有一种希望别人承认自己存在的心理。在父亲参与家庭教育方面，大使的谈话很有启发性。说起家庭教育，一般人都是全部交给母亲去管。现在已有不少人醒悟到这点，主张父亲也应关心教育。父亲每天在严酷的现实中到处闯荡，知识比较丰富。如果通过父子对话方式把这些介绍到家中，我觉得很有益处。孩子进入中学后，就会有相当的理解能力，他们可以通过许多具体问题，学习父亲的思想。看起来，那位大使对孩子的要求相当严格。据说他曾对大使馆工作人员讲过：“如果我的孩子做了错事，希望你们严厉地批评他。不要客气。”如果孩子对仆人等直呼姓名，大使夫妇就会暴跳发火。我觉得像这样在家庭中教育孩子明白好坏的界线是很对的。善恶分明在培养今后的社会人方面，愈来愈占有重要位置。如果父亲和母亲同样对孩子要求过严，孩子会产生反抗，变得内向。父亲如果像个朋友或说话不多，对孩子们来说反而具有威信，他若能时而向孩子们指出善恶的界线，效果就会更好。同时，父亲对孩子的信赖在孩子人格的形成上，比起母亲的爱还要产生更大的影响。诚山三郎在一篇随笔《父亲的耐性》中描写了一个获得芥川奖的作家的父亲。这个青年作家在高中时期，由于偶然原因加入了小流氓组织，受到警察的管教，后来离家出走到东京。父亲给儿子寄去明信片，信中没有一点指责，只是若无其事地介绍家中情况。儿子从来不写一封回信，父亲在七年之中却寄去两千多张明信片。对这个给自己脸上抹黑的儿子，在渺无音信的情况下，连续七年坚持无偿的努力。这父亲的深厚信赖，耐心和慈爱，在儿子的人生道路上会带来无法估量的支持和鼓励。父亲与儿子，尽管经历有多有少，同样都是在人生的风浪中颠簸。父母之爱越深，惦念和操心也就越多，永远不会休止。这就是父母之心吧。人们常说：“孩子是父母行为的镜子”。相信孩子的人，就会教育出相信父母的孩子。相信父母的孩子必然会成为有出息的人。8)心的交流使他的才能无限伸展——歌德所受的幼儿教育幼儿身上也俨然存在着一个内心世界，这内心世界，如同一个小宇宙，它不能过早受到污染，也不应被黑暗笼罩，更不应为烟尘覆盖而失去光明。我认为应当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中，造成一个悬挂七色彩虹天空一样的广阔世界。并且应当设法给他们灌输丰富的浪漫主义的色彩。为了使他们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永远能够既顽强又纯洁，既善良又勇敢地生活、前进，母亲们不应忘记，必须在他们心中播下各色各样的幸福种子。那是因为对于幼儿的最大的教育场所是在母亲的心中。在一个微风送爽的初夏，我访问了德国的法兰克福鲁德地区。尽管日程十分紧张，我仍然有幸抽空参观了大文豪歌德的故居。而且在那里听到一段他少年时代的故事。歌德在一生八十二年的岁月中创作了许多不朽的名作。他的丰富的创造力的源泉究竟在何处？——这段故事告诉我们，歌德的源泉就是和母亲之间进行的心之交流。这交流曾是那样充满温馨，充满幽默。关于歌德少年时代的情况，我们可以从皮特曼所编的《歌德对话录》（大野俊一译，白水社版）及《歌德的故事》（菊池荣一著，讲谈社学术文库版）中了解不少材料。歌德的母亲艾丽沙白特是个能干的、开朗的妇女。只要她一出现，周围的人会立即感受到温暖的气氛。她最善于讲述有关星星的故事，她能把水、土、空气等等人格化，运用丰富的想象力编成各种童话。自然界的各种现象都能成为她有趣的故事题材。歌德从母亲的这些故事中感到一切生物都在跳动，养成了对生命的敬畏与慈善心肠。歌德总是闪动着眼睛，入神地倾听母亲的讲述，甚至忘记时间的流驶。有时，故事中他所喜爱的人物遇到不幸，他的脸土会立即现出愤怒，眼睛里闪出泪花。母亲非常了解歌德的心情，当天总是不让故事结束，最后只说一句：“好吧，明天接着讲。”这样使他期待明天的结局。于是歌德自己就去想象情节应该如何发展。而且他把想象的内容只悄悄告诉祖母。可是，到了第二天晚上，母亲故事的发展大多与歌德的想象完全一致。实际上，这是母亲悄悄从祖母那里打听到歌德想象的内容，自己又照它编出来的。歌德在自己的想象与母亲的讲述一致时，显得非常高兴，激动得小心脏不住地跳动。母亲艾丽沙白特在回忆这种心的交流时写道：“我们彼此都进行着秘密的外交工作，谁也不向对方透露情况。我以按照听众的喜悦、惊奇情况讲述自己的故事为乐趣；窝尔夫干（歌德名字——引用者）也不表明自己就是这些奇特故事的作者。只在看到自己奇特的构想得以实现时，眼睛闪出光辉，拍手称快。（《歌德对话录》，前已出）幼年的歌德，这样在母亲讲述的有趣故事中，逐渐伸展开想象的翅膀。多么聪明的母亲啊！她在这生动有趣的母子交流之中，诱导出歌德的想象力，不断培育这英才的幼芽茁壮成长。幼年时期思想是否开阔非常重要，因为幼年时代养成的丰富想象力会成为一生的思维与情趣的基础，可以决定作为人的“充实、丰富之心”的广阔天地。不过，“培育孩子”也无须拼凑什么特别复杂理论，最主要的是叫孩子自由地编织理想，造成一个愉快的、广阔的环境，使孩子能无限地展开想象的翅膀。常说人的能力是无限的。发挥这种能力就要靠自信，靠相信自己可以作好一切的把握。只有出自内心的表扬和温暖的鼓励才会给与这种自信及把握。相反，冷言冷语或傲慢的挖苦如同钉下钉子一样，即使过后把钉子拔去，依旧会留下破洞。不管以后如何解释，伤害了的心就很难恢复原样。一个母亲对孩子说：“你撒谎，我不相信！”另一个母亲说：“你是个诚实的孩子，我最了解你。”到底哪个母亲能够培育出诚实的孩子，这是不言而喻的。同样，轻易给孩子下结论说：“你这个孩子不行！”不如说：“啊，这次是没搞好。”同时再和孩子一起后悔发生过的错误。这才表现出母亲的关怀。虽说是自己的孩子，如果轻易地下结论否定他，也是傲慢的表现。应当记住：“母亲不只生身也生心。”所以应当不断运用宽容和坦荡胸怀，筑起语言的桥梁，使孩子的心日益充实起来。能够相信、鼓励孩子的母亲，从某种意义看，可以说是个“最后的慈爱的堡垒”。母亲的慈爱，可以使孩子才能的幼芽无限地得以成长。9)父母的为人就是留给孩子的财产——母子中秋赏月提起母亲给孩子讲“故事”，我常想，不能总是讲述古代流传下来的那些老故事，其实日常的普通行为本身有时在不知不觉中也可以向孩子说明重要的道理。佛典中说：“与善者睦，心、行、言、动必改善”。就是说，如果与善良的人能够和睦相处，自己的心地、行为、语言自然也就会好起来。这是一个人生道理。人心变化之微妙超过万物。特别是纯洁如雪的幼子之心，在他人生的摇篮期中，由于环境不同，都可能染上各种好的或坏的习气。应当向孩子讲述什么呢？对孩子来说，母亲的日常行为就是活的圣经。通过行动传给孩子的许多东西，会永远留在孩子心中，成为最宝贵的财产，成为生活的动力。我听到过一个动人的故事：一家母子三人住在东京某公寓区。有一年中秋之夜，一家人决定在月下度过一个夜晚。母亲同两个三岁和五岁的儿子，做好了赏月的准备。他们做好糯米糕，向邻居要来芒草穗插在花瓶中。孩子们瞪着明亮的眼睛，等待着月亮出现。可是，也许由于连续阴天下雨之故，夜空中覆盖的厚厚云层始终不见消散，看不到转晴的迹象。大概是心理作用吧，她感到孩子们有些失望。于是母亲向孩子们喊道：“来！和妈妈一起做个大月亮！”妈妈和孩子们在纸上画个大圆月，然后贴在墙上，母亲讲起关于月亮的种种传说，大家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中秋明月之夜。这虽是个小故事，它却象一幅名画一样印在我的脑中，久久不忘。因为我佩服那母亲构思的巧妙。更因为那种繁忙的都市早已忘记的中秋赏月的古代情趣，和母亲对孩子的慈爱心肠巧妙地融和在一起，在我心中引起反响。我认为，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母亲充实的心灵和智慧，永远会给孩子带来幻想。反过来，不管孩子如何追求幻想，如果父母不断吵架，母亲动辄牢骚不停，说三道四，指责别人，孩子们便会了解到周围的一切，失去天真。佛典要求父母必须以四护来保护孩子。这四护即：“生”、“养”、“成”、“荣”。可以说这里也体现了所有父母的实际行动与愿望。这里所说的“成”，也就是使其完成人生的理想，可是要完成什么理想呢？另外，靠什么使其“荣”华呢？我觉得在现代社会里已失去了标准。随着物质的日益丰富，价值观念变得五花八门。在这个社会上，父母与儿女都常常为那些表面的人生迷惘而不知所措。担心目前这种社会状况的人，恐怕不只我一人吧。应当说，父母是孩子最亲近的人生先辈，我认为做父母的应当为孩子作出榜样，让他们看到一个成熟的人，看到父母一生为追求真实的光荣所走过的轨迹。哪怕父母的一生极为平凡，极为朴实，或者遇到过挫折，都无关紧要。这样，孩子们才能得到一个心中的故乡，回忆往事时，他们会赞叹说：“我的父亲，我的母亲确实是了不起啊。”最近，我一直思索着这些问题。我的人学第五章　谈历史人物的成功与失败第一节　武田信玄1)拯救万民的慈悲心武田信玄是战国时代一位杰出的英雄和知名的武将。据说他和上杉谦信之间进行的川中岛之战，历时十二年，交锋五次，最后以信玄的胜利而告终。另外，据说夺取了天下的德川家康以及称雄一世的织田信长，也都惧怕信玄，退让三分。德川家康无论作战或者政治方面，很多地方受到信玄的战略、政策的影响。关于武田的伟大之处，有各种论述，但我觉得有一点应当特别加以强调，即武田曾提出作为大将的条件，“尤为重要的是不忘慈悲心”。当然他在此所说的“慈悲”，和佛经中的“慈悲”是两码事。请大家注意：他不仅论述战略和战斗，而且把具有“慈悲心”置于最重要的位置上。有一本专门叙述武田派军事学的兵书《甲阳兵鉴》。这是江户时期一个叫相良亨的人，根据信亥的家臣所留下的手记编辑而成的。虽然不能说全部内容都是信玄当时的言行实录，但据说它详细记述了信玄的所作所为和精神面貌。《甲阳兵鉴》（《日本思想9》相良亨编，筑摩书房版）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大凡出色之大将，必须晓畅武道，已勿须赘言。且应精于学问，心地慈悲。其举止端庄，性情温厚，然而一旦动怒，则府中惊骇自不待言，甚而泣儿敛啼，威震一国。……优秀将帅者举止规范，深明大义。深明大义，故能明辨是非。明辨是非，故能胸怀善良。胸怀善良，故而纵然天生相貌粗陋，亦能处事冷静，知人善任，而无怀怨抱恨之心。”按照他的意思，凡是优秀的大将，不用说应当通晓武略，而且要具有精探的学问，广大的慈悲心。懂得礼仪，平素很温和，可是一旦发怒，不要说他的府中，就是全国也会感到震惊，连哭叫的孩子也得收住哭声。他还说优秀将领，因为懂得礼仪，所以重视人情义气，由于重人情义气，所以能通情达理，并且因为通情达理，所以才胸怀仁慈之心。正因为如此，外表看起来似乎粗晕俗气，却能冷静地按照手下每个将士的长处加以任用，因而没有一个人对他心怀怨气。就是说信玄所以强调“慈悲之心”，是因为他确信只有在宽厚仁慈的大将手下，才能聚集人才，练出精兵。并且只有通晓文经武略，进而具有高尚人格的大将，才能掌握人心，采取有条不紊的行动。关于信玄如何知人善任，有这样一段故事可以说明：据说天文14年（一五四五年）五月，堪称武田信玄帐下栋梁的板坦信形，不顾众人反对，轻率地进攻小笠原长时和木曾义高，遭到惨败。他的鲁莽行动，在武田的前线将士中遭到严厉批评，也受到部分人的冷嘲热讽。他本人也决心接受幽禁，承担罪责。可是信玄把信形找来，对他能在战斗中把损失减少到最小限度的本领，加以正面评价，采取了宽宏大量的态度，还安慰他“不要介意周围人的胡言乱语”，并且重用如初。深知信形作战勇猛顽强的信玄，没有仅仅因为一次失误就加以责难。另外，据说信玄在攻下其它国时，总是把当地领主作为盟友对待，不使那里的人民穷困潦倒。所谓“大将”的慈悲之心，就是如前所述能够注意让所有人各得其所，发挥才能。我觉得信玄作为统帅，能准确无误地了解部下将领情况，无微不至地关心他们，尽管看起来有些可能是琐碎小事。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信玄建立了一支精锐强劲的军队，却没有构筑城堡。他认为即便坚固的城堡仍须要人来保卫，决定的关键是人的团结，士气的高涨。他相信在严明的军纪之下，采取一丝不苟的军事行动，全力破敌，远比构筑城堡重要。而且不要据守城内，应当主动出击，制止外敌于国境，才能使百姓免遭战祸，安居乐业。信玄还致力于治山治水。甲斐国自古多水灾，尤其甲府盆地受害更甚。建筑在釜无川上的信玄堤，现在仍然保存着。他采取一种崭新的治水方法，即让两河的水流相撞以削水势，叫作“甲州式削流法”，它作为一种独特的治水方法记载于史册。信玄倾注心血而完成的治水工程，使甲府盆地历经四百年未受水害。由此可知，信玄平素即注意爱护百姓，严明纪律，以取得信任。因此甲斐地区的百姓仰慕慈悲的名君信玄，以至每到用餐时，都要口颂“信玄大君”。信玄似乎还有一种主张，即“万事从小处做起，逐渐积累，然后方能成大事。”他是在明辨事理，锐敏洞察的基础上，来掌握“小事可变大事”这条规律的。我觉得信玄的这种生活态度中包含着即便在今天的社会也适用的共同性原理。2)调动积极性，因才而用如何使各种“人才”准确无误地聚集起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能力，这就要看领导者的器量和因才用人的本领了。在这方面，信玄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伟大人物。信玄讨厌只是喜欢与自己性格相同的武士，或者只重用凡事能采取与自己相似的态度和行动的人。信玄曾这样说道：“为了玩蹴球，要在庭院四角栽植四棵树（樱、柳、枫、松）。先是春天一到，樱花艳美，柳色新绿。不久，春光逝去，樱柳之争结束。于是夏往秋来，它们为即将凋零而悲伤。接着枫叶变红，它在暮雾、秋雨中的姿态，为诗人所歌颂，呈现出多姿多彩。然而一进入冬天，它那艳丽多彩的姿态，便无影无踪了。只有在这时，那永远不变的松绿才显出真正的本色。世间万事可以说与此同理。只爱一种气质的人，作为一国之主的大名，不能不说是个错误。但是在优秀大将的统领下，臣民团结如一体，却是值得夸赞的事。所谓三乘四等于十二，而三加四等于七，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人们往往喜欢把和自己情投意合者，或者易于使用者置于身边。信玄则认为这种大名是有缺陷的。他的这些话是对位居领导者的重要告戒。诚然，盛开的鲜花固然好，而朴实无华的松绿也别有一番风韵。至于“三乘四等于十二，三加四等于七”，他是以此来比喻：不同性格的人，如能巧妙地组合、搭配在一起，便能发挥出比二者更大的力量。信玄是怎样做的呢？在他手下，以“武田二十四将”为首，聚集着大批各类人才。例如《甲阳兵鉴》中记载着一个名叫山本勘助的家臣，是个精通兵法的武将，在“武田二十四将”中也是特别出色的人物。据该书所记：山本勘助是个勇猛智慧的武士，精通攻城陷阵的战法，剑术上是京派的高手，还通晓两军对阵中的战略策略。可是勘助相貌极为丑陋，而且是个独眼，手指和脚指也不灵便。他最初投奔骏河的今川义元帐下，希望得到个官职，然而义元不愿收留。义元由于受到其身体相貌和周围流言蜚语的影响，未能看出勘助这个人材。而信玄却有不同看法，他看到：尽管勘助生长在三河国窪村的农民家庭，出身低微，却能刻苦钻研兵法，虽其貌不扬，却很有名气，因此绝非平庸之辈。于是他把勘助当作宝贝请进府中。其后，山本勘助果如信玄所料，干得很出色。据说他以“修练武艺”为名，游历诸国，把各地情况逐一汇报给信玄，信玄因而能坐居府中准确掌握各国情报。是否真有山本勘助其人，一下难以说清。但是《甲阳兵鉴》的记载，旨在强调信玄如何能敏锐透彻地看到人材的本质，并且尊重每人的个性，这是非常清楚的。是优秀领导者，还是昏庸之徒，只要看其如何使用人才，便一目了然了。武田信玄是善于起用人才的“名手”，这一点固然是使武田军团成为无与伦比的强大军队的主要原因，但他同时还竭尽全力去培养肩负接班重任的年轻将士们。信玄对由那些精明能干的部下的子弟组成的“小姓组”，以及身边的年轻武士，都亲自教以当武将应具备的才能、战术等，对他们进行无微不至的熏陶、培养。那些信玄可以自由驱使，积极能干的武将，几乎大部分是由他“亲手”培植起来的。特别是信玄在以讲“夜话”形式和部下闲聊时，很少教训人，总以通俗易懂的比喻，在不知不觉中，教给部下当武将应有之思想、姿态，以及对事物的看法。而侍奉在他左右的年轻武士们，如饥似渴地学习信玄的教诲，把它作为自己成长的精神食粮，这也是不难想象的。所谓培养教育人，最终仍旧表现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往当中。几个人谈心，有时无意中流露出的话语，往往会在人们心中留下深刻印象。信玄的父亲信虎在世的时代，有个时萩原的重臣，任常陆长官，被人们尊为“智谋之将”，当他接触到幼小的信玄时，一眼看出信玄是个非凡之才。于是他一有机会就给信玄讲战斗故事。久而久之，使信玄很自然地学习到打仗取胜的“关键”所在，从而培养出一棵足智多谋的大将苗子。常陆长官在信玄十四岁时去世，但他给予信玄的影响，可以说是无法估量的。信玄所以重视教育年轻人，恐怕一方面因为他自身有过这种经验，同时，他更想抓住点滴机会，给青年们留下教育子孙后代的训戒吧。另外，在《信玄全集注释本上卷之六》中，关于“御大将之荣誉”有一段记述。所谓“御大将”，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领导者，关于领导者的荣誉，信玄举出三点：其一是要有“识别人的眼力”，也即要“正确评价人才”。其二是“管理国家”，也即以“政治治国”。其三，要能“取得会战的胜利”，也即“战争中的胜利”。既是一员武将，一般都把取得战斗胜利，作为第一条荣誉。而信玄却认为“取得战斗胜利”当然非常重要，但是仅此不够，所以他把“正确评价人才”和“政治治国”放在前边。我以为正是在这种认识中蕴含着信玄作为领导者而具有的深沉与坚强的奥秘。关于“政治”的重要性，信玄这样说过：“取得战争胜利固然是一种荣耀，但如果战后的国家政治不佳，全国会立即陷入混乱。因此常言道：‘取胜容易，巩固胜利难’”。的确，战胜敌人非常重要，但如果胜利后，内政出现破绽，民众遭受痛苦，便失去破敌取胜的目的。那才真是“取胜容易，巩固胜利难”呢。虽然所有战争都有个胜负问题，但即便获胜，如果进行的是力不从心的战争，搞得人们精疲力尽，给他们生活和人生带来不良后果，其所得便是相反的效果，因而也就失去胜利的意义。就是说，领导者还要经常考虑胜利后的问题。在经常思考未来的同时，要倾心运筹为取得胜利，把战争推进到什么程度，以及为使民众得到“喜悦”、“发展”和“满足”，要采取哪些办法。关于人才的评价和起用的重要性，信玄说：“治理好国内，不是大将一人所能完成的事，所以选贤任能至关重要。因而把正确评价人才列为大将的最高荣誉和功劳。”这是具有普遍性的原理，适用于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以及所有层次的各种“组织”。一个由大量人员构成的组织，靠一个人的力量来维持和发展是不可能的。不广集人才，团结一致，就很难获得繁荣昌盛。据说信玄还是个真诚倾听下级意见的武将。有关战略战术方面，他绝不武断专行，必定仔细听取各将领的意见，反复磋商研讨，然后才作决定。而在实施这一决定时，他还要反复演习、训练。确有把握之后，才将该战术实际运用于战场。由于运筹准备，仔细周到，所以他的战术总是能按预想一丝不乱地得到运用，取得成功。还有，信玄平常很温和，执行纪律却极其严格。例如：他规定违犯军法者，没收俸禄，处以死罪。据说他的这种严厉，形成高度统一的战斗力，也是武田军强大的原因所在。总之，一旦有事，决不可任意孤行，轻举妄动。要深思熟虑，和大家充分协商研究，最后使大家齐心协力，行动一致，才能取得振奋人心的胜利。3)正确无误的人才观在认识和掌握人才方面，有哪些重要之点需要注意呢？信玄曾说：“不论大人物，还是小人物，误解他人之事有七。”（《甲阳兵鉴注释要本》，甲斐丛书刊行会版）他举出七点容易误解他人本质的错误。在此，就其中三点，谈谈个人看法。其一是，“常将行动迟缓者误为稳重者”。他是说有人经常把那些磨磨蹭蹭的人，错看成沉着稳健的人。他的话真是一针见血。譬如有这种情况，其人在发生地震时也不慌不忙。有人便认为此人非常沉着冷静。其实他不过是动作笨拙，准备不及罢了。沉着和愚缓大相径庭。希望大家在识别时，一定要留心别搞错。信玄还这样说过：“不加思虑，而喋喋不休者，是谓信口开河，其言终日不止，却无一语有益于朋辈或主君；其所憎恨者，即使优秀武士，亦恶语骂之；对送贿讨好者，备加宠爱，对关系亲近者，虽为非作歹之徒，亦大加赞扬，其原因在于将思想浅薄者，误以为通情达理者。”信玄把那种说话不加思索的人，称为“耍嘴皮者”，他告戒人们绝不可把“耍嘴皮者”视为通情达理的人。他指出：有人从早讲到晚，却不说一句对同伴或对主君有用的话。这些“耍嘴皮者”，只要是他憎恨的人，即便是出色的武士，他也到处说其坏话，相反对送礼讨好自己的人却非常喜欢，如果和自己关系好，即便是坏人，也要加以表彰。不论哪个时代都有这种人。越是这类人越是能说会道，也善于写文章。社会上的人受其巧言善辩的迷惑，往往认为他们是既有知识，又通晓社会情况的人，而加以信赖。然而他们多半是些缺乏节操、见利眼开，并且以我为中心的人。像这类“耍嘴皮者”，不论他多么聪明伶俐，能言善辩，也决不能信赖。这是信玄的告戒。信玄还举出另一种容易误识人才的情况，即“尚有信心不坚定之徒，不惜扑风捉影，谎报情况，此乃十足的顽固不化者，然而却易将此类人误为自尊自信、不甘认输、勇武刚强之优秀武士。”他是说有一种缺乏信念的人，常常讲一些自己根本不知道，胡编乱造的情况，其顽固程度令人吃惊。可是却往往有人把这类人误为信心强、不服输、英勇顽强的杰出武士。真正有信心的人，知道心地善良、谦虚好学的作风是多么重要。这样的人当上领导者，一定大有前途，成长迅速。相反，没有谦虚态度，顽固地突出个人，固执己见，这种人必然碰壁。并且一遇到不顺，便会灰心丧气，一蹶不振。信玄说，真正的刚勇顽强，是要在锤炼武道的同时，钻研学问，培养才能。他自己注意实践，也劝别人照着作。信玄所说的字字句句，可以说是在本质上深刻抓住人们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的看法。那么信玄的这一着眼点和深刻性究竟来自何处呢？我觉得它来自作为将领应具有的“严肃认真”的态度。他手下拥有众多的将士。一旦用错人，布错阵，就会招致全军覆没，使领地内的百姓遭受无限痛苦。因此绝对不允许发生错误——我深深感到就是来自这种严肃态度和责任心。一个认真负责的人，会产生智慧，吸引人才。可以说领导者的资格，决定于有无责任心，而其责任心的大小、强弱，又决定着人格的伟大程度。4)贤将以“五成”胜利为上万物都处于变化之中，这就是人生。社会是变化的，而且连续变化。人心也变化，是瞬息间的变化。自然界也是从冬到春，又从春到夏，一刻不停地发生着变化。自己本身一开始就处于时时刻刻的变化中，从未停息过。如何对待万事万物均处于变化中的这一现实呢？如何认识情况变化，并抓住胜利时机，采取有效的行动呢？这就需要运用“兵法”了。信玄关于“胜负”的看法，确实旨深意远。他论述了数条。其一是对每个胜负都要留有余地的思想。关于两军会战时的胜败，信玄认为“十成中获六、七成胜者，乃十成之胜。”（《甲阳兵鉴》，矶见正义，服部治则校注，人物往来社版）。也即以十成为标准，取得六、七成的胜利就足够。尤其在大会战的场合，这点更为重要。他并且说：“其原因是，八成胜则危，而九成、十成之胜，则必将酿成我方遭受大败之条件。”（同前书）他还经常说：战争的胜利以五成为“上”，以七成为“中”，以十成为“下”。为什么呢？因为五成胜利能鼓舞人进取，七成给人带来麻痹松懈，而十成胜利则会使人产生骄傲。五成的话，就会想：“虽然输掉一半，但还胜了一半，下次一定加油！”产生一种努力奋进的精神。而如果获取十成胜利，必定产生骄傲之心。听说就是根据这些理由，信玄绝不轻易超越取胜六、七成这条线。（《定本名将言行录（上）》，冈谷繁实著，新人物往来社版）他和上杉谦信进行的川中岛之战，是从天文二十二年（一五五二）到永禄七年（一五六七），历经12年，打了五个回合。其基本模式是面对进攻的谦信，信玄则采取“善战者不战，善战者不死”的策略，以坚固的防守为背景，步步向前推进。据说上杉谦信斗不过信玄，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也认为他的上述看法旨深意远，其做法从进行现代经济战开始，适用于现代社会所有事物。另外，据《甲阳兵鉴》记载，在谈到有关兵家胜败的体会时，他曾说：“四十岁以前要尽力取胜，而四十岁以后要设法不败。”这句话也生动地表现出信玄不计较眼前得失，而着眼于大局的胸怀。就是说他把未来的最后胜利，作为首要问题加以考虑。他觉得只求取眼前胜利没有意义。现在虽很重要，但将来更为重要。为将来取胜，现在怎么办呢？在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思索中，存在着贤将和庸将、愚将的区别。四十岁前奋力取胜，四十岁后设法不败——信玄的这条战训，也是源于把未来的胜利作为大目标的思想。以此为基础，千方百计下工夫，踏踏实实保持力量，与此同时，穷追不舍地进行战斗。只有把这种态度贯彻到底，才能有把握登上通向最后的、也是永远的胜利之路。不论从哪个角度看，对胜负怀着“胜不骄，败不馁”的认识是极为重要的。信玄对眼前的胜负一向抱着超然态度。他胸中深深怀着一个远大目标，这就是保卫甲斐国，让它永远繁荣发展。例如：他和信浓国村上义清之战，打得很漂亮，连连取胜。武将们认为现在乘胜进攻，必定大获全胜，因而主张进一步穷追猛打。但是作为大将的信玄，却早早偃旗息鼓，率兵回国。武将们不理解信玄的深刻用意。回国后，他的老部下们以为一个月内连打两次胜仗，主将一定会感到心舒神畅。然而信玄丝毫没有表现出高兴的样子，态度一如往常。据说稍后，他再次和村上义清交锋。这次却打了败仗。此时，人们担心信玄回到甲府后会不高兴。可是恰恰相反，他仿佛早已忘掉打仗的事，举止悠然，表现出一种漠不关心的样子。并且举行了三天“能乐”会，慰劳将士。他年轻时代的这些珍闻轶事，也大有令人追怀玩味之处，它说明信玄在众多战国武将中是多么杰出的将领。对于建立了江户幕府“独揽天下大权”的德川家康来说，信玄既是个伟大的竞争对手，又是个“军师”。家康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失败，是为和信玄争夺霸权，于元龟三年（一五七二）十二月所进行的三方原战斗。兵力上也处于劣势的家康军，彻底输给制订了周密作战计划、以万无一失的姿态展开战斗的武田军。而且据说还有这样一个插曲：德川家康在败退中竟尿了裤子。可见家康那次是被打得落花流水了。家康领教到信玄那远比传闻要厉害的战略策略，一定惊叹不已。后来，胜海舟甚至这样评价他的兵法：“有规律，有节制，同现在西洋式兵法完全一样。”（《冰川清话》，角川文库版）。可见他的战略战术是很合理的。打那以后，家康把信玄的军事学变为自己的东西，取得战国时代的胜利，夺取了天下，并为长达二百六十五年的德川幕府统治打下了基础。有时失败会成为通向下一次胜利的因素。反过来，胜利时又经常蕴育着失败的原因。家康在三方原战斗中败于信玄。但他由此而学到信玄的兵法，并最终取得巨大胜利，成为掌握天下大权的人。这就是说，他善于把自己的惨败，转变为通向更大胜利的源泉。由此也能看出家康作为一个领导者的宽大度量。5)有关培养接班人的告戒可以说任何一个社会，其消长兴亡均取决于接班人。不，进而可以说先人之伟大与否，将由其后继如何来决定。武田信玄病死于天正元年（一五七三），享年五十三岁。继承其位的是四子胜赖。然而由信玄倡导的欲称霸天下的武田世家，不料就在四子胜赖这一代轻易地灭亡了。由精明细致的信玄建立，被视为铜墙铁壁的武田世家，为何如此简单地灭亡了呢？这是个深刻的历史教训。关于武田世家的灭亡，可以举出很多原因。例如：“晴信（信玄）临终嘱咐曰：……吾以国托付于你，甚感放心。汝（胜赖）若听吾之所言，吾复何忧？言毕而卒。然胜赖不从其言，竟使国亡。”（《定本名将言行录（上）》，冈本繁实著，新人物往来社版）信玄临终，把一切托付给胜赖，并说只要你照我的话办，我就没有后顾之忧了。但当时接班的胜赖已二十七岁，或许由于对个人力量的盲目自信，也许因为急于求取功名，想打一场远胜其父的战争，以夸示天下，因而没有信守父亲的遗言。也不采纳家臣将士的忠谏。信玄临终时嘱咐道：“吾死后三年，不发丧事。”还要他不进行那种无法取胜的战争。可是信玄之死，不久就传到周围邻国诸将的耳朵里。胜赖还违背其父的遗言，采取了先发制人的策略。继承武田家的家长是胜赖，但是他和作为战国时代头等武将的极其伟大的父亲信玄相比，其结局暗然失色。关于胜赖是否为“庸将”，看法不一。有人说，他在迅速走向天下统一的时代洪流中，在遇到各种不幸和障碍的情况下，想奋力继承其伟大的父业，他具有这种能力。但是，当初的胜赖似乎没有充分地更为实际地认识到自己与父亲的“差距”。甲斐国的悲剧正是从这儿开始的。换言之，他常常以为在周围人的心目中，自己的形象和父亲一样。并且在尾张国织田信长的心目中情况也如此。骄傲自大是非常可怕的。人们由于高傲和急躁而走向灭亡。胜赖以为自己作为主君所说的一切，部将们会言听计从，他对此深信不疑。他相信自己伟大，而又有“力量”，却不知道社会是多么严酷。而且他对如何保卫和繁荣甲斐国也缺乏认真的思考。而信玄对如何保卫甲斐国，其关键在何处等问题，经常进行深思熟虑。对战事也很慎重。诸如敌人在想什么，如何掌握和处理现实情况，怎样减轻百姓痛苦等问题，他一年到头都在冥思苦想，研究如何作战。胜赖完全不知道父亲的这种苦心，而急于追求功名，开始作战。这是他小看社会，轻视敌人的结果。他以自己高居继承人之位而傲视一切，却没有认识到自己是多么粗心大意。对武田家族来说，还有一件不幸的事。即家臣中已无人向胜赖进行诤谏。那些面对错误和危险，敢于劝谏纠正的忠臣已不存在。人人瞅着主君脸色行事，采取敷衍一时，明哲保身，得过且过的态度。当然，这和对听不进忠言的胜赖失去信心也有关系。而且，胜赖周围的年轻武士们也很软弱，缺乏从战国时代闯过来的那种经验和锻炼。即现在所谓的第二代的脆弱性。信玄时代那种君臣一体，誓死战斗到底的高涨而热烈的传统精神已不复存在了。信玄是战国时代杰出的武将之一。然而，他唯独没能摆脱对自己儿子的偏爱。我觉得从这里可以看到任何名将都难于避免人性的悲剧。不过信玄自身总算幸运，没看到这场大失败的结局就离开了人世。6)人心背离是国家灭亡的原因不掌握“潮流变化”，便无法打胜仗。不了解“时代发展”也不能取得“胜利”。造成武田世家没落的关键，在于那次历史上有名的“长篠之战”。天正三年（一七七五）五月，胜赖率领的武田军正在开往京都途中。可是行军到三河国的长篠，与织田信长和德川家康的联军遭遇，吃了大败仗。当时，信长使用步枪进行巧妙的攻击，把依靠骑兵和长矛的武田军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这场战斗在历史上极为有名。这一仗可以说是织田军跟随“时代发展”，而采取的新战术，击破了武田军那种置身于“潮流变化”之外，因循守旧于传统的旧战法。有一个与长篠之战有关的值得注意的事实。即胜赖于五月披挂上阵，要求和对方决战。提起旧历五月，那是农民一年之中最为繁忙、重要的季节。在这个时期搞你争我斗，他们是最忌讳、最怨恨的。信玄对群众的“生活”和“心情”总是给予深入细致的考虑关照，注意不使群众的负担超过可能的限度。而胜赖呢？潮流变化已很清楚，他却不顾农民利益，要求决战。其结果可想而知，对武田军的不满增强，民“心”背离。武田胜赖在即将进行长篠之战时，于宝饭郡（今之爱知县宝饭郡）附近，打开了丰川水渠的堤坝，把水放入平原。其目的似乎是要攻打奔向长篠的德川军后方。然而大量河水流入田亩，使农民蒙受极大的水灾。同时，据说那河水对东三河的田地来说却非常宝贵，因而那年遭到了旱灾。再怎么说作战需要，像他这样甚至把农民的生活基础都破坏掉的行为，据说还找不到第二例。当时农民们该是多么的悲痛和愤怒啊！总之，胜赖不了解民“心”。这在那些不经磨难而登上高位的所谓“有权势者”来说，是常有的现象。但是也正因为如此，才无法取得最终的“胜利”和“繁荣”。相反，了解人之“心”，通达人情之机微，才是“为将者”应当具备的条件。不了解民心，不能算是真正的领导者。而且，在长篠之战中，可以说最致命的一点是内部不团结。武田军的强大，归根到底是来自信玄这个人物的伟大和力量。失去信玄后，由年轻的胜赖来补缺代替，这对他来说实在是个过重的担子。而更糟糕的是胜赖急于要攻下长篠城，以显示自己的本领。据说那些信玄时代留下的武将们，见到织田与德川联军的兵力和阵形，坚决主张避免决战。但求胜心切的胜赖却顽固地坚持己见。他拼命想以战争的胜利来平息内部的混乱，然而实在可悲，他的意愿适得其反。很多武将丧命，上下的情谊一下遭到破坏。可以说信玄始终不渝地爱护将士，保卫国家，进而保护群众。为此，应该撤退时，就会真正拿出勇气撤退。他最终给自己的国家带来伟大的繁荣。与此相反，胜赖却迎来悲惨的灭亡。事情就是这样，国家或团体由于一个领导者的优与劣，或者繁荣，或者灭亡。肩负这个重任的是领导者。在错误的领导者领导下的群众是最为不幸的。曾经在军部权力者那种愚蠢无知的指挥下，尝尽辛酸，并变成牺牲品的日本人的痛苦经历，也是这种例证。绝不能再重复悲惨的过去了。在长篠遭受惨败之后，胜赖仍不改其“骄傲”和“急躁”的秉性。其结果是人心涣散，家臣背离。天正十年（一五八二）一月，胜赖的部下木曾义昌私通信长，在内部造反。义昌是胜赖的妹夫，因此是亲戚的反叛。义昌叛变时，据说胜赖还说：“义昌怎么可能……。”不相信真有此事。他竟如此不了解各部下的思想动态。对义昌采取对策为时已晚，因而扩大了内部的裂痕。信长已得知胜赖非常凶恶，群众正在其暴政之下呻吟，离他而去者接连出现。许多人已敏感地意识到信长正在走向兴盛，武田正走向衰败，因而不只是背叛，由于对胜赖失去信赖，更加速了曾经驰名天下、坚强牢固的武田军走向灭亡。从义昌反叛开始，武田家族一蹶不振，迅速灭亡。无论怎么说，领导者一旦失去人心，就绝不可能再得到兴亡发展。这是超越时代的方程式，不管对何处的组织团体来说，没有比这条规律更为可怕的了。第二节　拿破仑1)生存于两个世纪的交替时期传说拿破仑一生中打过多达六十场战争。他的心中经常只装着一个词儿，就是“前进！”不管遇到多么大的困难，他总是喊着“前进，再前进！”来打开困境。以至于今天，在拿破仑走过的地方留下很多传说。拿破仑一七六九年诞生于地中海的科西嘉岛，一八二一年在流放地圣海伦岛，结束了五十一岁的生涯。他在一生中的最后一次战斗滑铁卢之战遭到失败，终于退出帝位，被幽禁于圣海伦岛。当时他四十六岁。他在不足五十年的岁月里，以欧洲、埃及、以及俄国为舞台，演出了波澜壮阔的人生戏剧。他正好是在十八世纪向十九世纪过渡的“世纪交替”时期生活、奔跑。他对逼迫到眼前的命运绝不轻易屈服。他曾远征俄国失败，遭遇内部反叛，并被流放到厄尔巴岛，尽管如此，他那高昂坚定的热情仍然燃烧不止。他摆脱残酷的命运，重返巴黎，建立了所谓“百日政权”。既然已降生在这个世界，就要把自己的“人生”的戏剧一演到底，他这样下定决心，并勇往直前。他完成了无人可比拟的读书量，具有强健的身体、丰富的想象力、不达目的不罢休的追求心、不屈不挠的精神和智慧以及行动能力，可以说他正是在法兰西革命的激流中诞生的英雄和宠儿。对拿破仑的评价，也和对许多伟大的思想和人物的评价一样，其说不一，但是他一生的表演，给现代以各种各样的教训和启发。我在二十二、三岁的青年时代，每次翻阅拿破仑的传记和战史时，也总能学到许多东西，至今犹感亲切。我在当时的日记中这样记载道：一生一世是战斗的连续。不过，我想为什么而战斗，又以什么作基础，这是非常重要的。自己的战斗目的，如无丝毫可怨悔之处，那就是完成了最大幸福的战斗。我现在已认识到自己完全没有怨恨之点。所以我只有高高兴兴，一心进军。进行战斗，要具有自己的特色，漂漂亮亮地大干一番，以演好终场戏。胜负是第二位的。要将自己进行战斗的智慧、实践能力、坚毅性格以及责任精神等彻底发挥出来，把它们置于首要位置。拿破仑胜利了。接着惨败，然后又取胜，最后成了战败的英雄。斐斯特洛奇，他持续了五十年的为人生的战斗，几乎遭到彻底失败。然而他最后终于取得成功，成为伟大的教育家。现在摆在自己面前的重大问题是如何进行战斗，如何演好最后一幕。拿破仑的终局是失败。美丽的首都巴黎有为纪念他的胜利而修建的凯旋门。但他没能以胜利结束自己的一生，并通过凯旋门。无须赞言，他的局限性在于为达到目的而把“战争”合法化，造成大量牺牲者。然而仅仅这么一个拿破仑竟能如此大规模地主宰历史，这一事实不能不使我感到“一个人”所具有的分量。当然，现代已不是靠一个“英雄”来决定社会主要动向的时代。可是历史这幅“编织品”，归根到底不外是由“人”这个无数的五彩缤纷的“线”和“线”编织而成的。推动历史的仍然是一个一个的人。我认为从“一个人”的变革开始，由“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这种连锁般的波动才是真正的“革命”。时代早已在剧烈动荡、混乱迷惘之中，期待着新时代的新“人”和新生命的“世纪”早日到来。我已明显感到从“一个人”进行革命，向必然到来的全人类变革这场宏伟、壮观的戏剧舞台前进的时刻终于来临。2)“正义”和“人情”拿破仑的军队转眼之间，席卷了欧洲大陆。战争接连取胜。其取胜的原因何在呢？这当然与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拿破仑的天才指挥有关系吧。同时，据说作为支持它的基础是法国军队，具有要把进步的革命理想播种到欧洲各角落这种伟大的“使命感”。就是说，这理想就是正义，打着正义这一旗帜，这正是拿破仑获胜的原因。我的恩师卢田城圣先生常说“打仗必须为正义”。社会上出现各种运动和团体，但失去理想、缺乏正义的团体和运动，即便能得到一时的兴旺，也决不会维持长久。拿破仑有个理想，他想以联邦的形式对欧洲大陆实行统治。他积极活跃的时代是法国革命刚刚结束的时候。当时在法兰西共和国内，合理分配土地和制订法律等建设新时代所需的各种事业，极待解决。就在这时，拿破仑为农民获得土地开辟了道路。并制订和实施了“拿破仑法典”等，迅速建起新国家的雏形。关于拿破仑的名字，据有人说来源于意为“新都市的”这一希腊语。正如其名，他并非只知一天到晚打仗，他还从建设巴黎开始，在法国各地建立起一批新时代的新城市。这样，他渐渐加深了自信心，在与各国交战时，也高举着实现正义的旗帜。与法兰西革命同时，“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在法国国民中迅速扩大。此时，到处洋溢着高远的理想主义，同时在和妄图封锁革命的法国内外各种势力的激烈对抗中，人们心中充满高昂热烈的民族主义思想。正像拿破仑自己说的“我是革命的产物”（《拿破仑》，井上幸治著，岩波新书版），他的出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空气，而拿破仑军进攻各国之初，说是侵略，不如说更多的带有解放运动的意义。拿破仑曾在讲演中说道：“意大利的国民们，法军是为砸断你们身上的铁锁链而来的，请信任我们，欢迎法军的到来吧！”“华盛顿死了，这位伟人与暴政进行了战斗。……法国士兵，和他一样，和美国的士兵一样，正在为平等和自由而战斗。”（《拿破仑言行录》，奥克塔佛·乌里布编，大冢幸男译，岩波文库版）这些演说真实地说明拿破仑是以法国革命的原理为正义的旗帜，向各处进军的。他对内是抱着把自由、平等思想散播到全世界的想法来统帅军队，而对外则以民族解放的救世主的形象向各处进军。事实上，最初群众确实是怀着好感欢迎拿破仑的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