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BBB丞相已病危！（《现代日本文学全集第58卷》，土井晚翠作，筑摩书房版）这是一首极好地表现了以最后战场五丈原为背景的、诸葛孔明的生平及其精神境界的诗。病重的孔明。蜀军旗帜暗淡无光。来去于孔明胸中的是大志中途未酬，刘备对自己的深切信任与对蜀汉的命运。……在这首诗中充分写出了即将病殁的孔明极其悲痛的心情。在昭和二十八年（一九五三）的新年，我把这首《星落秋风五丈原》的歌唱给了恩师户田先生听。这是将土井晚翠的诗附上曲谱的歌，恩师静静地倾听着，听着听着，他摘掉眼镜，用手绢捂起了眼睛。随后他说“真是一首好歌，请再唱一遍。”前后我唱了六遍。他向我们说：“你们了解这首歌的真正精神了吗？”于是户田先生宛如讲述自己的事情一般解释了孔明壮志未酬、半途死去的心情。他说：“孔明的生命已面临着朝不保夕的、眼看就要从断崖绝壁坠下的时刻。他的军队正处在败色笼罩当中。在这关键时刻，人会想起什么，怎样想呢？绝不会是简单的悔恨，更不会是可以认命就能解决的。……当我想到孔明死不瞑目的心情时，不由得掉泪啊。”诸葛孔明在五丈原落下了他人生五十四岁的帷幕。壮志只实现了一半就不得不死去的他，其心中的遗憾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即使他在临终的一刹那间，他的这种执著念头的烈焰也绝不会熄灭。这种贯穿于他现世与来世的强韧的执著之念，以奇妙的现实，凝结在“死诸葛能驱走活仲达”这一事实上，结果保卫了蜀国的安全。魏灭蜀是孔明死后又经过了三十年的事，这样看来，孔明晚年的北伐，虽未能取胜，但他那动天地感鬼神、壮烈至诚的一念，既挽救了蜀的危机，同时也使他的英名永垂千古。诸葛孔明，受刘备知遇时是二十七岁，到他五十四岁身殁于五丈原为止，在这波澜万丈的二十七年间他一贯坚守的洁白的“生与死”，在《三国志》的人物当中，至今仍然放射着不朽的光辉。第四节　《战争与和平》1)历史并非英雄创造的在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中，登场人足有五百五十九人。把这一庞大的人物群，写出每个人的特色并加以戏剧化，托尔斯泰的天才力量是任何人都不能不为之折服的。他的想象力、构成力，婉转曲折而细微的心理刻画，他的独具特色的历史观……的确应说是大文豪的最高杰作。这部长篇小说，是从一八○五年七月彼得堡一次豪华晚会的场面开始的。它描写了从这年起俄罗斯与奥地利联军对拿破仑开始的战争，直到七年后以拿破仑的军队入侵俄罗斯为高潮的这一段激荡的时代，它的终幕一直写到一八二○年冬天。写了奥斯特里茨与鲍罗金诺的两大战役，莫斯科的大火，拿破仑的败退等等历史上的巨大事件，以巨大的场面，描叙了欧洲近代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时代。对这样的“大状况”，配以“小状况”即以保尔康斯基、罗斯托夫、别竺豪夫三个家族为中心的种种人物群像。围绕着“战争意味着什么”、“和平又意味着什么”以及“人生”、“死”、“爱”等等根本问题，形成了空前壮大的人间剧。托尔斯泰三十六岁时开始写这部小说，最初似乎企图写一部以一八五六年由流放地被赦免归来的十二月党人的活动为主题的小说，但是，这样一来，就必须上溯到前一时期俄国历史上的巨大事件——对拿破仑的战争。俄国的亡命诗人梅列日克夫斯基在提到普希金所说的：“他给俄罗斯民族揭示了伟大的天命”这句话的同时，认为“彼得大帝所给予的冲击，使俄罗斯的肉体觉醒，而拿破仑所给予的冲击，使俄罗斯的灵魂觉醒”（《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梅列日克夫斯基著，植野修司译，雄浑社版）。拿破仑给俄国的冲击的确是意义深远的，它使俄国人的民族觉醒迅速得到高涨。这一事实，正如梅列日克夫斯基所指出的那样，可以从代表俄国的两大文豪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各在其主要著作《战争与和平》、《罪与罚》中均写了拿破仑一事，得到印证。那么，和拿破仑在历史上的存在相比较，出现在《战争与和平》中的拿破仑的形象又是多么寒伧、多么单调甚而至于藐小啊（以下引文均摘自中村白叶译《战争与和平》，收于《托尔斯泰全集》，河出书房新社版）。在奥斯托尔利兹战役中负伤的安德烈·保尔康斯基公爵偶然与巡察中的拿破仑相遇，拿破仑虽是敌人，但却是安德烈十分崇敬的英雄。“‘啊啊，死得光荣。’拿破仑看着保尔康斯基说道。安德烈公爵意识到这是在说自己，同时也知道说这话的人是拿破仑。……但是他用听苍蝇嗡嗡叫的心情在听这话。……他虽然知道那是拿破仑——他所崇拜的英雄，但是，这时和在他那头上飘浮着云彩的高邈的苍穹与他灵魂之间所正在产生的东西相比，使他觉得拿破仑简直是太藐小了，太微不足道了”（第一卷第三编）。其他，如鲍罗金诺会战的场面，或法军从莫斯科败退的场面，其中所刻画的拿破仑，与俄国的民族英雄库图索夫将军相比，往往被描绘得单调、卑猥，带有可笑的味道。当然，也可以认为“伟人”中也往往隐藏着“凡人”，但《战争与和平》中所描绘的拿破仑的形象，却未免过于寒伧了。让我们看看与托尔斯泰笔下的拿破仑形象形成对照的、另一个大文学家是怎样评价拿破仑的。在歌德与爱克曼的谈话中，他是这样说明他对拿破仑的印象的：“——拿破仑是个了不起的人，总是那样富于悟性，那样头脑明晰而富于决断力。”“他的一生走着的是，从一次战争接一次战争，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半神式的道路，可以准确地说，他始终处于‘开悟’的状态之中。正因为是这样，才形成他那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辉煌的命运”（《与歌德的谈话》，爱克曼著，山下肇译，岩波文库版）。究竟哪个是拿破仑形象的真实相貌？是托尔斯泰的？还是歌德的？——关于这点，这里不准备多说，只想指出以下两点：第一，在身负重伤的安德烈眼中，拿破仑形象之所以很快就黯然失色，是安德烈假托在拿破仑身上的世俗的价值——也就是说，那些权势、财富、名誉、地位等等，在生死这一根本前提面前，说明它会多么脆弱地崩溃下去。按佛教的教义，一切外部世界的现象都与内部世界具有不可分的关系，都是内部世界的显现。从而，我们不应忘记：在《战争与和平》中登场的拿破仑形象，也是托尔斯泰或者安德烈公爵在“自己心灵”中把它接受下来，并把它加以映现出来的拿破仑形象。第二，即使如此也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托尔斯泰如此执拗地把拿破仑加以卑猥化呢？这使人不能不感觉到托尔斯泰独特的历史观起着强烈的作用。这就是指他那看事物的透彻眼力：历史不是由卓越的领袖个人创造的。拿破仑就是由于托尔斯泰的这种透彻的洞察力，在悠久的宇宙和历史的激流当中，在无法逃避的生死的大事上，以及在民众的创造力面前，只能接受如此这般的评价。2)导致最后胜利的根本条件在开始鲍罗金诺战役的前夕，安德烈公爵向前来阵地访问的好友彼埃尔讲了战争中最重要的东西。他说：“两个步兵总要强过一个步兵，但是，实际作起战来，有时一个营会强过一个师，有时还会弱过一个连。这点就是不同。……战争的胜利，过去就不决定于阵地、装备、兵员，恐怕将来也是如此的。……决定它的嘛，是我，是他，是这些人……还有，每一个士兵的情感。”“战争嘛，只有那下定决心，一定要取得胜利的人，才会胜利。为什么我们在奥斯特里茨吃了败仗，敌我双方的损失是不相上下的，可是，我们却过早地认为我们是输家，于是我们就真的输了”（第三卷第二编）。“情感”、“下定决心，一定要取得胜利的人，才会胜利。”——这绝不是太平洋战争中表现在日本军部身上的那种无谋的、非理性的精神主义。在任何战争中，决定最终胜利的根本条件，在于它的全体成员是否具有为某种目的、团结一心这样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像听到一群水鸟的飞翔声就逃跑的平家军①那种样子，从一开始一盘散沙、惊恐万状，是根本不可能取得战争胜利的。 　　①在“源平之争”中，一次，平家军与源氏军会战（富士川之战）时，由于平家军将兵都十分怯懦，夜闻一群水鸟惊飞的声音，便以为敌军袭来，惊恐败走。成为历史上有名笑柄。这是我从一个年轻朋友那里听来的故事，现在某橄榄球日本代表队的教练曾讲过如下的一件事：——有一次，在日本代表队看来，实力多少有些差距的国外一个学生队前来日本访问，规定的四场比赛，最后一场，决定由日本代表队上场。从第一场的战绩看，对方并不很强，这样，就产生了疏忽大意。而那个学生队却是把全力倾注到和日本代表队的比赛上的。果然，日本代表队一败涂地。取得胜利的学生队回到更衣室后，爆发了一片胜利的欢腾。这样，日本代表队的教练进行了反省：假如是我们胜利了，我们能够那样欢腾吗？也就是说，在争取必胜的执著与信心上，不是已经存在着差距了吗？士气——也就是说能否在中心者的率领下紧密团结从事某项工作，这对于决定胜负属于谁，起着如此微妙的决定性的作用。在鲍罗金诺之役中，这点也是非常富于教训的。这次战役，双方都未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但从战斗本身来说，显然法军处于优势。但是，库图索夫是绝对不肯承认失败的。“只有他一个人，公然说·鲍·罗·金·诺·战·役·是·胜·利·的，无论是口头上也好，在报告或建议书上也好，他到死都这样主张着”（第四卷第四编）。实际上，库图索夫的作战本身也是如此的。在鲍罗金诺之役看来已经接近尾声的时候，一份不妙的战况报告送到库图索夫手里。但是被敌人评价为“那个慢性子的库图索夫、以忍耐与时间决定一切为信条，果断敢为之敌”（同前书）的他，唯独此时一步也未退让。他朝着泄气的部下大喝，命令副官说：“去向各战线传达我的命令，明天由我们发动攻击”（第三卷第二编）。而其结果——“依靠一般称为士气、构成战争中枢神经的一种气氛在整个军中维系起来的连锁——依靠这种很难说明其性质的神秘连锁，使得库图索夫的话和他对次日作战发出的那道命令，一起传遍了全军”（同前书）。这位“将军”的决心，使疲劳已极、心理动摇的将兵们振奋起来，这样打开了战场上的胶着局面。平时尽管他几乎让人看成是优柔寡断的慎重论者，但到了这一要见真功夫的时刻，这位坚持必须打赢、不想后退一步的库图索夫，才可以说是真正的名将。有的人认为一八○○年后俄国的将军中再也没有人能像库图索夫那样受人们的尊敬了，看来是很有道理的。对此，拿破仑又如何呢？法军又如何呢？“尽管拿破仑已接到报告说占领了突角堡，但他已觉察到这次战争和过去所有的战争都有某种不同、或完全的不同。而且他也觉察到那些具有战争丰富经验的周围的人，也具有和自己所体会到的相同感觉。……拿破仑根据他的长期战争经验，他深深懂得，长达八小时倾注全力，仍不能使胜利归于攻击军之手的战斗，意味着什么。他深深懂得，这次战争几乎等于失败，在现在这样战斗达于极度紧张的情况下，一个极微小的偶然也能导致他和他的军队的灭亡。”（第三卷第二编）虽说不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但法军的战斗仍保持着优势。尽管如此，拿破仑和他的麾下，在他们必胜的决心上已出现了阴影。可以毫不夸张说，就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注定了法军的失败。“我们一定要在决战上胜利！”——由于蕴藏在民众内心深处的一种情感的力量，俄罗斯军终于打退了拿破仑的军队。决定胜败的是什么呢？——托尔斯泰对这一命题，通过他笔下的描绘，给予了这样一个回答：那种看似简单，其实是非常微妙而又博大的“人的执拗的力量”，是何等的重要。提到这种执拗的力量，总使我想起丘吉尔的轶事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本土连续遭到纳粹德国的空袭。当时，几乎使人认为伦敦可能因此而濒于毁灭。但是，据传说，当时的首相丘吉尔却悠悠地在大火中指挥着交叉地放气球。许多伦敦市民，看到他那从容不迫的身影，终于放下心来。丘吉尔的“绝不能输给希特勒那种邪恶的狂信主义和破坏主义”，这种泰然的、毫不退缩的信念，给那些吓得不安和绝望的人们以多大的鼓舞啊。执著的一念，它所起的作用和力量之大，真是无法估量。3)“为将者”的条件俄罗斯军的总司令官库图索夫将军，是个非常具有魅力的人物。他风彩不扬，而且在鲍罗金诺战役时，拿破仑正值四十三岁的壮年，而库图索夫已是六十七岁的高龄。有许多批评说他既不乘马，又在会议席上经常打瞌睡。在皇帝面前他也不是个十分得宠的人物。这样的一个库图索夫，所以被选为决定国家命运的大战的总司令官，其理由全在于他的声望。因为在“愚鲁而又聪明”的民众眼里，锐敏地看出了在此事关国家存亡的巨大危机之际，堪为国家柱石的人，除了这个身经百战的老将军之外别无他人。那么，他的声望又从何而来呢？托尔斯泰认为是由于库图索夫“是个地地道道的俄国人”。的确也是如此，所以才在纯粹俄国式的对拿破仑战争这一决定命运的事件中，库图索夫得以发挥他的领导才能。同时，我觉得值得注意的是，库图索夫对俄国的爱，和他对人的爱、他的人类爱这类普遍的感性，毫不矛盾，而是直接相通的。托尔斯泰并不把库图索夫当作英雄对待，而是将他作为有人情味的一位老将军，怀着共鸣的心情来刻画他的。还应该注意，他的这种人情味，是与普遍的价值联系在一起。因为库图索夫执著的一念的底层是追求“和平”而不是“战争”。我觉得这可以说，正是这种“大乘的立场”，是使得库图索夫成为一员真正的武将的原因。托尔斯泰写道：“他（指库图索夫——引用者）的行动——毫无例外的全部行动，都指向三项同归于一的目的。一、全力贯注于与法军对阵上；二、一定要打败法军；三、尽可能减轻人民和军队的灾难，同时将敌人逐往国外”（第四卷第四编）。这里，我希望提请注意的是，它明显地表明了为摆脱落到头上灾难的坚定意志，而丝毫看不到以任何名义来鼓吹战争的狂热。而且库图索夫在极端错综复杂的情势下始终贯彻他的意志。托尔斯泰曾叙述感想说：“历史上的人物所怀抱的目的，从来没有人能像十二月战役（对拿破仑的战役——引用者）中库图索夫那样为实现其目的倾注了全部精力并获得完全的成功。在历史上要找到他这样的范例是十分困难的”（同前书）。库图索夫的意志力量、自制力量，恐怕是只有他那种立足于和平的“大乘立场”上的执著之念，才有可能做到。在给予败退的法军以毁灭性的打击之后，库图索夫在疲惫的自家兵士和俘虏的法军面前，做了一场不同寻常的训话：他开头说了一句一般的“感谢大家”之类的话，然后接着说下去时，他的声音与表情，便离开了作为一个总司令官所具有的特征，而一变为一个平凡的老人的声音与表情了。“‘但是，诸位的苦，我也是充分了解的，不过，有什么办法呢！再忍耐一下吧，不会很久啦。等我们送走了客人，那时就可以痛痛快快地休息啦。诸位的辛苦，皇帝陛下也不会忘记的。诸位是苦，不过这还是在自己的国家里嘛。可是他们——大家看看吧，他们成了什么样子。’他指着俘虏说。‘不是比最惨的叫花子还要糟糕吗？当他们还有强大力量的时候，我们豁出性命和他们干，可现在我们能做到怜悯他们啦。因为他们也是人嘛，是这样吧，诸位！’”他环视了一下周围，他觉察出在那无数双注视着自己的、带着惊讶和恭敬的、执拗的眼神中，对自己所说的话的共鸣。在他脸上，刻印着皱纹的眼角和唇边泛出老年人的柔和的微笑，表情越发变得开朗了。他稍微停顿了一下，好像不知说什么才好似地垂下了头。然后说：“不过，尽管这么说，我倒是想说：有谁请这些家伙来了呢？这是他们自做的孽呀，混极啦……”（同前书）。摘引得稍长了一点，不过，这段描写生动地刻画了库图索夫为人的面目，也是《战争与和平》最动人的场景之一。这里边洋溢着与狭隘的民族主义全不相干的、基于对人的爱的人道主义的普遍性。褊狭的民族主义，固然能够煽动仇恨，将民族引向一时的狂热，但绝不会长久继续下去。这种库图索夫的人道主义精神，迳直地叩动了士兵们的心弦。托尔斯泰写道：“对敌人的怜悯与自己对正义的意识——这个与老人相应的、温和的嘲骂所表现出来的意识，成为取得伟大胜利的将士们整体的感情，与之相同的感情，也充溢在士兵们的心里，然后爆发了一片欢呼声，久久没有停息”（同前书）。我第四次访问苏联是在一九八七年五月。这次，我得到了参观莫斯科市内鲍罗金诺全景展览馆的机会。这座纪念馆和旁边的凯旋门合在一起，是为纪念打败拿破仑莫斯科远征的俄罗斯民众胜利的历史而兴建的。在纪念馆内，四周展示了再现鲍罗金诺战斗场面的全景画。它高十五米，长一百一十五米，十分壮观。战斗从一八一二年九月七日拂晓开始，持续到傍晚，长达十五个小时。全景馆所描绘的，是其中战斗最激烈的十二点三十分的场景。战斗的舞台正是俄国阳光普照、金色的秋季。碧空如洗，在一直伸向远方的绿色原野上，点缀着一片一片的树林，车轮草也依稀可见。清冽的河水从这片原野上流过。就在这宁静的大自然当中，两军总加起来，共有二十多万人所进行的战斗，以壮阔绘卷的形式，使用绘画和模型，精细地再现了出来。我环视着一个场面接连一个场面的全景展览，在我的记忆深处唤醒了托尔斯泰的这部名著，使我不禁深深感到：苏联人之所以将象征着对拿破仑战争的鲍罗金诺战役，以如此巨大的纪念性建筑物保留下来，在它的背景当中，不只限于因为它是俄国历史上一次划时代的事件，而且很可能是因为看出了托尔斯泰通过库图索夫所表现出来的、与人类史相通的普遍价值，并引以为骄傲的缘故吧。4)“时运”的力量如前所述，在《战争与和平》中到处展现了托尔斯泰独自的历史观。如果把它用一句话概括起来说，和一种宿命观很近似。不管是怎样伟大的人物，怎样的英雄，将自己作为创造历史的主人，都不过是一种傲慢的自以为是而已。他们一生所为，表面看来虽似完成了某一事业，其实，和弄猴人所豢养的猴子相似，可以说不过是受某种力量的摆布而已。“‘帝王的心，在神的掌中。’帝王是历史的奴隶。历史，也就是人类的无意识的，社会的、集团的生活，它总是将帝王生活的每一瞬间，作为自己的道具加以利用的”（第三卷第一编）。这就是托尔斯泰一贯的历史观。因此，他对于鲍罗金诺的战役，严正地下了如下的断语：“对于鲍罗金诺战役，挑起的一方及应战一方——拿破仑和库图索夫，都是不自由地、而且是无目的地在行动着。然而，后来的历史家们却巧妙地编造出一种理论来证明两位指挥官的天才与先见之明，把它套在过去的事实上。其实，这两位指挥官，在这次具有世界意义的事件中，在所有的道具当中，不过是最不自由的、奴隶般的傀儡而已”（第三卷第二编）。这真是一种极其严峻的论断。和历史的前进过程，即时运的巨大力量相比，拿破仑，甚至是库图索夫，都不过是如芥子一般渺小的提线木偶。在这种巨大的力量面前，拿破仑自不量力地想要用自己的意志来推动历史，结果被历史压垮。与之相比，以“再也没有比忍耐与时间更强有力”为信条的库图索夫，他理解巨大历史的洪流，具有应退则退，极力忍耐以待时而动的敬虔精神。就在这一点上，将他们两人截然划分开来。这样的历史观，按照始终追求自己成为创造历史主角之梦的近代人的感觉说来，也许不大能为人所接受。这其中所蕴含着宿命论式的真谛的韵味，会直接形成对暴虐权力的利敌行为，而且事实上，它也的确引起过列宁的激烈反驳。但是，托尔斯泰肯定会立即安祥地答复说：这是由于没有正确理解“历史上最富于教训意义的现象之一”的对拿破仑战争的意义。托尔斯泰这样写道：“现在，我们明白了一八一二年法军全灭的原因所在。……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预见及此（像今天这样认识清楚）。也就是说，没有一个人能预见到一个由最卓越的司令官率领的世界上少见的八十万大军，和只有它一半力量的、而且是由无经验的司令官所率领的无经验的俄国军队相冲突，而只会落得这样一个完全失败的结局”（同前书）。这的确可以说是，对于只想将历史的洪流放在人智的测量线上的、某种历史主义、进步主义与理性主义的痛切的反证。所谓时运，决不是那样简单的、轻易的东西。如果对于难以抗拒的时间洪流，缺少静听的谦虚态度，如果对历史采取轻蔑的态度，那么历史的巨大激流就会立刻把他吞噬掉，就如同虽然进入莫斯科但却为广漠的俄国土地和“冬将军”搞得手足无措的、一八一二年的拿破仑一样。……这大概是近代人所必须理会之点吧。无限制的自由会招来无限制的专制这种反命题，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中，是赤裸裸地描写过的。在寻求自由的过程中不知不觉之间，落入某种束缚之中，这是人的常态。正如许多历史事例所说明的那样，这其间存在着自由本身的悖理，是历史中看似不合理而实际却是合理的真实。我的恩师户田先生经常拿一些历史小说来作为讨论的材料。我记得他有一次曾流露过这样的意见：“分析一下波澜起伏的历史事件，十之七是由宿命决定的。”对于历史，当然不应使用“假如……”，不过，将这种“假如……”放进历史去看，那么不能不使人产生对历史的进程会有很大不同的感觉。这种事还不只限于某一事件上，比如“鲍罗金诺地带”本身也会受这种宿命的支配。在那次战役后过了一百三十年左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一地带又成为德苏激战之地，重复了同样的悲剧。看来，这正和人也有宿命相似，国土也会有“宿业”的。人类也会背负着某种命运吧。如果顺着这条命运之路走下去，就会重复几多的灾祸。这是必须加以避免的。总之，人虽然想用自身的力量完成某件事，但为眼睛所无法看见的大的潮流、或为时间的洪流这些绳索系着的情况是多得无法想象的。所以对这种巨大力量抱着敬虔和谦虚的态度，是十分重要的。人们说“现代是忘掉祈祷的时代”，看来，托尔斯泰多少带有激进的历史观，它本身足可以作为劝诫现代人傲慢心态的“当头一棒”的吧。5)面临“死”时展开的境界如所周知，托尔斯泰在写完了《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这些世界文学史上辉煌的名著之后，他的精神世界逢着了深刻的危机。尽管他过着幸福的结婚生活，作为小说家赢得了全世界的声誉，而且获得极大的收入，但他却为人生真正目的感到不安和苦恼，在他身上出现了有名的“改宗”。这样，晚年的托尔斯泰，就连《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这样的杰作的价值也加以否定，其是非姑且不论，一种类似《忏悔》中所表现出来的精神世界的激烈振幅，是只有这位精神界的巨人才可能做到的。这里隐现着托尔斯泰不肯安于那种卑微的平稳生活的、强烈的生命力。在《战争与和平》中，有一部分预示着他的“改宗”，那就是在奥斯特里茨之战中负伤的安德烈公爵仰望苍穹的场面。“在他的上边是高高的苍穹，虽然不是明净如洗，但仍然在那高不可测的天空上除了静静飘浮着的灰色云朵之外，更无其他纤尘。‘该多么宁静，多么平稳和壮严啊！和我刚才的奔跑大不一样。’安德烈公爵想道。‘和我们刚才的狂奔、叫喊、搏斗，全然不同。和刚才那些法国兵和炮兵们，像似互相生气似的，带着惊恐的表情，争夺着洗杆的光景，也不同啊。——这个飘浮在高高的、无限的天空的浮云，该多么不同。我为什么一直没有去看天空呢？可我该多么幸运啊，居然看到了天空！对啦，除了这个无限的天空以外，一切都是虚无的，一切都是虚幻的。除了这天空以外，是什么也没有的。什么也没有的。不过，就连这个也没有，什么也没有，除了静寂和平安以外。真值得感谢呀！……’”（第一卷第三编）在置身战斗当中的时候，疯狂地进行互相残杀、互相伤害，可是由于某种偶然，一旦头脑清醒下来，便立刻为这些勾当感到厌恶和罪恶，——这种经验是经常可以听到的。佛教史上著名的阿育王，正像经典上所记载的“王因行暴恶，故称残暴阿育王”那样，据说当初他是暴虐到极点的。但是，他后来对战乱频仍、反复杀戮的凄惨景象产生厌恶，有一次，他翻然悔悟，于是奉行以“法”为根本的政治。无疑阿育王的心里也产生了类似安德烈仰望“无限大空”的“某种东西”。而这种足以从根底动摇人生观的冲击，恐怕正是任何人都不能不正视的“生死”这一严肃的事实吧。话虽如此，安德烈公爵虽看了“无限的大空”，但那只是“境界革命”的预兆，离确实的反应还很远。安德烈在后来的鲍罗金诺战役中又负重伤，终于死去。即使通过他临终时刻的苦闷，他的“暗黑”也未能转为“光明”。托尔斯泰在所谓的“改宗”以后，将安德烈临终痛感苦恼的“生死”问题，以极大热情之笔加以刻画的，是《伊凡·伊里奇之死》。伊凡·伊里奇是个裁判官，有妻子和两个孩子。他过着极单纯和平凡的生活。一次，由于意外的事故，得了不治之症。通过他和死之恐怖长期的凄怆悲壮的搏斗，只在临终前的两小时中，他才在“黑暗”的前方发现了“光明”。“不是死而是光明。“‘啊啊，是它！’他突喊出了这句话。‘多么让人高兴啊！’“对他来说，所有这一切，都是一瞬间发生的。这一瞬间的意义再也不会改变了。但是，对于在他身旁的人说来，他临终的痛苦还要继续两个小时。在他胸中发出一种咯咯的响声，他的极度衰弱的肉体，哆哆嗦嗦地抖动着。然后喘息声和嘶哑的呼吸声，逐渐变得微弱了。“‘哦，完啦！’不知是谁在他身前说道。“他听到了这句话，在心里加以重复着。（死就是完啦）他对自己说。（再也不会有死啦）”（《托尔斯泰全集第九卷》，中村白叶译，河出书房新社版）。这里，和安德烈公爵的情况不同，刻画了从“黑暗”向“光明”的戏剧性的转变，真可以说是真切动人之笔。我深深感到从这里可以看到在“改宗”以后的、显示思想更加深化了的、这位文豪心灵的闪光。总而言之，正像佛法中所解说的“生老病死”或“生死”那样，有“生”必定有“死”。把这一任何人都动摇不了的、避免不了的事实，做为根本前提，我们的境界才会无限地、广阔地、博大而深邃地开展下去。6)“剑的英雄”和“精神的英雄”众所周知，俄罗斯文学具有很强的说教色彩。俄国的社会在其历史发展途中，缺少西欧各国那样形成市民阶级的机会。因此，可以说，以那样的社会为基础的所谓为艺术而艺术、为文学而文学的“……至上主义”的倾向，和俄罗斯文学是关系不大的。不管表面看是怎样享乐的、或虚无倾向的文学，在它的“深层”部分，都未能脱离与“人应如何生活”这一必然的主题相通的说教性的根本倾向。在托尔斯泰的文学创作中，可以说最强烈地渗透着这种倾向。他“改宗”以后的作品表现出来的说教色彩固是如此，晚年所写的《傻子伊凡》这类民间故事中的说教性，也表现了这种倾向。在贫穷悲惨的农民面前，这位大文豪深深感到自身的贵族与知识分子的负疚心理。这使他，不，也正是因他是大文豪，才使他不能沉醉在文学或艺术世界里，对农民的困境袖手旁观。萨特曾提出过这样的问题：“面对饥饿的孩子，文学能做些什么？”这的确是符合一个“参与”的哲学家立场的提问。在俄国这样一个经历过俄罗斯土壤——在所谓“到人民中去”的知识分子大规模自发的“下放”运动的土地上，萨特提出的问题本身，已经是不言自明的。因此，一九七五年我在莫斯科大学所做的讲演《东西文化交流的新途径》中，我就指出过：“萨特提出的问题的本身，特别是对于俄国来说，已经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对于和民众的幸福、解放、和平这种万人共通的愿望共同呼吸过来的俄国文学或艺术说来，没有产生这样疑问的余地。”这可以说是说教性的文学土壤所特有的一种新鲜而又丰饶之点。在《战争与和平》中，曾描写过成为法军俘虏的彼埃尔，遇上了同是俘虏的农民出身的士兵普拉东·卡拉达的场面，使我获得了很深的印象。这个农民出身的士兵说：“……命运的神，可以说是给俺们安排好了的。她总是研究像俺们这样的人，这样也不对，那样也不对。人的幸福这玩意儿，您知道，和鱼网中的水一样，您在水下拉它的时候，它鼓囔囔的，可是一拉上来就什么也没有啦，就是这样的一种玩意儿嘛”（第四卷第一编）。说这话的普拉东·卡拉达是个什么样子的人呢？“……在法国外套上系上一根绳子、戴着军帽、穿着木靴的普拉东·卡拉达耶夫的样子，显得整个圆滚滚的。脑袋是滚圆的，后背、胸脯，甚至连他那总要拥抱什么东西似的胳膊，也都是滚圆滚圆的。他那善良的微笑，大而褐色的柔和的眼睛，也都是滚圆的。普拉东·卡拉达耶夫，从他讲的很久以前作为士兵参加过的种种战争故事来考虑的话，肯定他应该是个五十多岁的人。不过，他自己既不知道自己有多大岁数，旁人也无法替他决定。但他的牙齿却很洁白，看来很结实，笑的时候（他又是爱笑的）他的满口牙齿形成两个半圆形，长得十分整齐，一颗也不缺。下颏的胡须和头发也一根不白，身体也很富弹性，尤其是显得结实和有持久力。……”（同前书）通过细节的刻画，唤起鲜明形象的托尔斯泰的笔力，只有使人敬佩。在阅读过程中，毫无多余的说明，一个健康的、十分善良的、十分纯朴的俄国农民的形象，鲜明地刻印在读者的头脑里。对于彼埃尔来说，“他（普拉东·卡拉达耶夫——引用者）像最初的那个夜晚所想象的那样，作为一个朴实精神的化身，一个悠久的、奇妙的、毫无缺陷的化身，始终留在他的心中”（同前书）。如果说拿破仑是“剑的英雄”，那么普拉东·卡拉达耶夫就是“精神的英雄”。托尔斯泰抛弃了前者而取后者。他告别了“所罗门的荣华”而去深刻凝视“一株野花”。他施展了他那如椽的巨笔，揭示了“剑的英雄”的卑猥，加重了“精神的英雄”的重量感。托尔斯泰的这种取向性，最后升华为“勿抗恶”的无抵抗主义，作为宗教的巨人的良心呼喊，给了甘地的非暴力主义以强烈的影响等等，引起了全世界的震动。甘地甚至还将在南非的约翰内斯堡建立的农场，起名为“托尔斯泰农场”。托尔斯泰晚年居住的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一些慕他那世界性的名声从各国前来访问求道的人流从未间断过。一九八一年五月，我访问了位于莫斯科市内的托尔斯泰的家和资料馆。那是一栋二层木造的平凡小楼，在那里，他写出了晚年的杰作《复活》。房子里到处都可以使人联想起文豪的心灵的光辉。尤其给人印象最深的是，紧靠着他的住宅的那座资料馆里展示的一块绿色的玻璃板。在那上边写着玻璃工厂的工人们“对托尔斯泰的心情，我们支持”的宣言。当时，和国家权力勾结的俄罗斯正教会，对立足于民众大地上的正义呼喊，用破门来威胁。民众发出的抗议的怒吼，就具体地结晶在这块玻璃板上。我看到后深感到：他的作品不只是写了普拉东·卡拉达耶夫一人，而是在他的作品中，在他的言论中，的确掌握了民众的心。在权力当局企图逮捕托尔斯泰的时候，从农民那里发出了“俄国还没有能装得下托尔斯泰那么大的牢狱”的抗议声，是极其自然的。在我离开资料馆时，我将我万感交集的心情托之于笔墨，写下了如下的诗句：当我知道——大托尔斯泰的魂，就在这里，一种新鲜的感动，不会只是我一人。大作家永远呼唤着：民众心灵的真正甦生。啊，这唯一灵魂的呼喊！7)蹉跌正是飞跃的时机《战争与和平》中和安德烈公爵占有同等地位的主人公，是他的朋友彼埃尔·别竺豪夫。如果说安德烈是理性型的形象，那么彼埃尔就是情感型的形象。作者把安德烈描绘为对人生持“否定”的人物，而彼埃尔则被描绘为对人生持“肯定”的人物，两人完全是对比的。彼埃尔坦率、热情，在任何事情上都讨厌半途而废，他经历了种种苦难，而每次他都得到进一步的成长，最后他和女主人公娜达莎进入幸福的结婚生活。总之，罗曼·罗兰曾评论说：“《战争与和平》的最大魅力在于它的精神的年轻性”（《托尔斯泰的生平》，宫本正清译，篠竹书房版）。从这种意义说，他可以说是这部杰作中的象征人物。我在年轻时，比起安德烈来，就更喜欢彼埃尔。波澜起伏的彼埃尔的一生，其中顶峰部分是血气方刚的彼埃尔出于对拿破仑的愤怒，前去暗杀他，反而被法军逮捕，饱尝了几多辛酸的叙述。这部分是这部杰作中，印象最为深刻的章节。彼埃尔放还后，向娜达莎及公爵的女儿玛丽亚，激动地讲述他被俘的体验，直讲到深夜三点。在这个场面叙述中，有彼埃尔如下的一段台词：“彼埃尔开始说道：‘人们常说，不幸啦，苦痛啦。’‘但是，如果现在，就在现在这一瞬间，有人问我：希望不希望回到俘虏以前的我，或者说，愿不愿意一切从头搞起，那么我会说，我愿意再一次被俘去吃马肉。我们一旦从走惯了的路上被抛出去，就很容易认为一切都完啦。其实，从那种地方才是新的、好的生活的开始。只要性命在，就会有幸福。在前进的路上会有许许多多、的确是会有许许多多的东西的’”（第四卷第四编）。从这段话里可以感觉出，这是多么充满了热情洋溢的、决心生活下去的力量啊。这些话的确是和彼埃尔为人相一致的。而且这对彼埃尔说来，它毫无牵强做作之处，只是表现了他那为决心生活下去的力量所推动的、一直真正生活过来的、阔大而强劲的生活态度而已。这种描写，写出了彼埃尔的独特个性的光彩。这，也许可以说是好的意思的乐观主义。它不是置于不谙世事这种肤浅的层次上，而是具有更深人性的一种品格。换句话说，这是相信人、相信人生的力量，确信好的变化将会到来的一种“度量”和一种“强韧”的品格，是与“明朗性”一脉相通的。我和世界各国许多著名人士会见过，这些人士全都是具有最高尚意趣的乐观主义者。法国的哲学家阿兰说：“悲观主义者是属于情绪的，乐观主义者是意志的。那些听任客观摆布的人，总是动辄情绪低落”（《幸福论》，串田孙一、中村雄二郎译，白水社版）。彼埃尔的个性之所以具有不断闪射的光耀，可以说是以正直和意志的态度，听从“生”的激励，从而形成起来的乐观主义。对于每前进一步精神世界都会提高一个层次的彼埃尔，娜达莎是这样说的：“‘玛丽，您想想看。’娜达莎面带着公爵女儿玛丽亚许久都没有看到的、顽皮似的微笑说。‘他这个人呀，总是爽朗的、干净利落的、就像刚洗过澡似的，给人一种清新的感觉。怎么样？您不那样认为吗？——就好像刚从精神的浴室里洗过一次澡似的，我说的对吧？’”我真希望不管什么年龄，在心理上都能保持这种新鲜清纯性啊。8)女性的高尚的“信赖”精神对于女性来说，成立家庭，为人妻，为人母，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而且，这样一来，女性会如何发展、变化下去呢？——当我思索这些问题时，在我的脑海里浮现出的鲜明形象就是娜达莎的精神变化。她是罗斯托伯爵家的小女儿，她的眼睛总是那么明亮晶莹，声音总是那么动听，富于热情，她的笑声，使周围的人不断着迷。她将整个身心都投入“生”的每一瞬间，她本身就代表着年轻与健康。但是，时代的激流，也将这样一个可爱的少女毫不容情地卷进命运的旋涡中去。由于失恋而自杀未成，自己家庭的没落、未婚夫及兄弟们的死、战争与和平、生与死、爱与冷酷——在文豪笔下，将这个少女在波澜万丈的环境当中奋力活下去的美的形象，描绘得栩栩如生。关于娜达莎最后的精神变化，是在作品的“尾声”中加以刻画的。在这一章里，从这部杰作的整体来看，多少不免给人以一种蛇足的感觉。对做了妻子与母亲的娜达莎的形象，也可能会给人以一种微微失望的感觉。但是，我不这样认为。女性结了婚、成立家庭这件事所具有的意义，作品以曲折的笔致，挖掘得很深刻。在了解托尔斯泰对结婚的看法、对家庭的看法上，我认为是全书中写得最好的部分。距震撼全欧的战乱，已过去了七年。娜达莎已经是三女一男的四个孩子的母亲。她的丈夫彼埃尔参与了反对帝俄苛政的某一政治团体，经常不在家。娜达莎抚育孩子，料理一切家务。她稍微胖了些，脸上充满着沉稳庄重和明朗的表情，从她的形象中很难找出过去的娜达莎那种活泼的“像不断燃烧着的跳动着的火焰”一般的年轻女子的姿影了。娜达莎的巨大变化，使得从前认识她的人大为吃惊。她已与社交界断绝联系，这倒不是谁勉强她这样做，而是因为她已经对此不感兴趣了。她打破了当时贵族社会的常规，不把孩子交给乳母照管，由她自己给孩子喂乳。她最关心的是家庭。因此，她重视和这样的一些人的交往：“当她蓬松着头发，穿着睡衣，大步从孩子们的房间跑出来（表示孩子在病中——引用者），将不再染成绿色而是变成黄色的尿布拿给人看，然后能从这些人口中得到婴儿的病已经无妨的安慰”（‘尾声’第一编）。娜达莎对彼埃尔的爱情也是极端朴实的。他有时在来访的亲戚面前发表一通批评时势的演说，在他演说的中途进到屋子里来的娜达莎，总是高兴地注视丈夫。她并不是对她丈夫所讲的内容感到高兴。她对那些事物已丝毫不感兴趣。“因为那类事都太简单了，就好像早已熟知的一样。（她所以这样想，是因为她早就十分了解这些话的来源地——她的丈夫彼埃尔的心）。她只是由于看到他那劲头十足的、充满激情的样子而感到高兴”（同前书）。我丝毫也没有这样的意思，认为女性应当把心思全放在家务和育儿上面。女性也应当各自关心社会，参加到社会中去。只不过是，我在为人妻、为人母的娜达莎的形象中，发现了有些东西在现代社会或现代家庭中正在丧失，而只要人类存在一天，就绝对不应当丧失的东西。这些东西，如果指出它是夫妻关系或母子关系，听起来也许很平常，其实，这里边有着用这类话表达不出的更深一层的某种东西。它是和某种重大的东西相连结，而这种连结既不以个人好恶、对事的看法为转移，也不受是非曲直的左右，从某种意义说，甚至也不受善恶的影响。托尔斯泰借描述娜达莎结婚时的心情，曾这样写道：“她在以前凭本能所引导的、使用过的魅力，现在，从最初的一瞬间就将自己的全部存在完全交给了丈夫，也就是说，将任何一个微小的角落对他都无所隐瞒的、所有藏在内心极深处的东西都对他讲了出来。她觉得这在丈夫的眼中，也许未免滑稽可笑的吧。她感到自己和丈夫的结合，并不靠当初将他牵引到自己身旁的、那种一般的诗的感情，而是正像自己的心与身体的关系一样，虽然自己也说不太好，但它是由牢牢的某种东西维系起来的”（同前书）。虽说是夫妻，毕竟是完全陌生的两人的结合。至于子女，早晚也是要独立，离开自己的。只是听凭好恶或感情上的选择，结合在一起，说不定迟早会出现破裂的。为了能经受住各种考验，能包容和维系住夫妻或父母与子女关系的东西，自己也能从中汲取养分，同时有助于人的成长的这种精神土壤，才真正是比任何东西都更为贵重的。我认为在这一层次上的妻子或母亲的存在所占的比重，要比想象的大得多。“像自己的心与身体的关系一样，虽然说不太好，但它是由牢牢的某种别的东西”——娜达莎无疑已经是真实地感受到这点了。这种精神土壤，在我国的古代，用“缘分”或“天”这类词语来表示。在这里有着夫妻彼此信赖、彼此协力、登上人生坡路的生命，在克服几多考验过程中建立起来的爱的羁绊的重量。在每次的凛冽的风雪中加深了爱情与信赖，体会到更深的羁绊与生命的一体感，这才可以称得上是人的真正的爱情。这会和那种想要培育人与人、或人与物、人与自然的羁绊的心态相联系；进而超越夫与妻、父母与子女的爱情，终于到达热爱人、热爱生命这种精神的土壤。我觉得，娜达莎的精神变化，从人与人，尤其是从女性方面发出的“信赖”感，表现为无比的纯美。这可以用大海的形象来加以形容。大海有时以它无限的包容力，将清与浊同时吞掉；有时又以慈怜来哺育万物，具有引导失意走向甦生，引导对立走向调和，引导离反走向结合的巨大力量。这样，那种低层次的风浪又算得了什么？大海，这永不可能动摇它那深湛宁静的大海！——我从凝视着彼埃尔的娜达莎的眼睛中，深深感觉出女性那种坚定的“信赖”的力量所蕴含的无比的美。我的人学第四章　为民众贡献一生第一节　民众才是真正的力量1)变革时代的先驱者——乞丐起义与厄格蒙特序曲前些天偶然打开电视，正巧看到NHK（日本广播协会）台的“名曲展播”。这天放映的是贝多芬的厄格蒙特序曲。据说贝多芬共写了十二个序曲，其中以一八一○年完成的厄格蒙特序曲最为有名。二次大战刚结束时，我住在东京的大田区。那时在狭小的公寓里，深夜欣赏贝多芬的唱片曾是我一大乐趣。当时正是第二任会长户田的事业陷入苦境之际。我每天同他艰苦奋战，同时自己又染上肺病，身心极度疲劳。在此困苦之中，贝多芬的雄壮乐曲给了我巨大希望与勇气。我感到自己目前的处境正如“暴风雨中的青春”，眼下不正是走向光辉胜利的序曲吗？！据说，贝多芬有感于歌德取材十六世纪荷兰独立运动的剧本《厄格蒙特》，才创作了这个序曲。后来贝多芬在一封写给友人的信中，充分表达了对歌德的敬意。他写道：“我由于热爱那个诗人，才创作了那首曲子。”（《贝多芬书信集》，小松雄一郎译，岩波文库版）在荷兰独立运动中，为了民众，为了信仰，献出生命的领导人厄格蒙特，以及团结在抵抗强权运动的核心乞丐党周围的民众群像，从他们身上我们得到许多群众运动的启示。十六世纪，欧洲发生了震撼全土的重大事件：宗教改革运动爆发，新教兴起，出现新教与旧教的尖锐冲突。在这严重的形势下荷兰发生独立运动。十六世纪前半期，荷兰与今天的比利时、卢森堡以及法国北方部分领土，属于同一国家，名叫尼德兰国，受哈布斯堡家族的查理五世统治。一五一六年查理五世继承西班牙王位，尼德兰便成为西班牙属国。翌年，德国爆发宗教改革运动，新教也逐步传入尼德兰。当时的尼德兰已发展成工商业中心地带。新教主张“勤奋工作，为神所知”的道德观念，这自然深得民心，迅速传播开来。但是尼德兰的统治者也同德国一样采取了镇压新教的方针。不过，查理原是尼德兰人，了解当地民情，所以他的镇压并不十分严重。一五五五年，查理五世退位，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继位，情况发生巨大变化。腓力二世把大约一百年前扑灭犹太教徒和伊斯兰教徒时使用的审问异端者的宗教裁判制度，重新搬到尼德兰，对新的“异端者”进行残酷镇压。因此矛盾速迅激化。终于在一五六六年发生起义。那些对国王腓力二世愤怒已极的数百名尼德兰中下层贵族，一举冲进布利尤色宫。他们向国王请愿，要求“废除宗教裁判制度”，“召开解决宗教问题的联邦会议。”就在此时，一个国王的近臣侮辱他们说：“这些人不过是一群乞丐而已。”这就是乞丐党一名的由来。他们此时正为自己组织的名称犯愁，听了这个，便饶有兴致地反其义而用之，把一个侮辱性的称呼，变成自己的光荣称号。据说当时他们还举杯高呼：“乞丐党，万岁。”后来就在这名称之下，集结起反抗暴政的力量，进行了名垂千古的斗争。我深觉公然把乞丐这一蔑称反过来当成自己的荣誉的作法是颇有气概的。凡事大度，不把对方放在眼中也很重要。我想，不管对方如何攻击自己，恶语也好，侮辱也好，全然不过是向天唾吐的小人行径。我们应当具有才能和度量使自己永远挺起胸膛，阔步前进。具有历史意义的“乞丐党”成立了，起义开始。但是斗争异常炽烈。第二年，一五六七年，西班牙国王立即派去阿尔发公爵进行镇压。阿尔发建立“除暴评议会”（血的评议会），展开恐怖的镇压活动。因此，以厄格蒙特为首的八千多个贵族和市民惨遭杀害。在这场狂暴之中，十多万民众被迫逃到海外。乞丐党受到沉重打击，幸免的人大都流亡国外。那些流亡者在国外组织“海上乞丐党”，继续革命。潜伏下来的人化名为“森林乞丐党”，展开攻打教会、袭击修道院等激进的游击活动。在这场苦难之中，斗争呈现出真正的独立战争特色。一五七二年，“海上乞丐党”占领布里尔。进而攻下佛兰德尔和德伦特两个州的各城市。以此为契机，抵抗运动逐步取得成功。一五八一年，北部七个州发表独立宣言，荷兰共和国获得自由、独立。不经历苦难，便不会有凯歌。“乞丐党”在迫害面前没有屈服，终于成为争取民族独立的“核心”。从这段历史中，我们可以学到许多东西。在“乞丐党”背后，最活跃的人物有厄格蒙特和奥兰治亲王威廉等人。看来，厄格蒙特很富于智慧，在战场上勇猛果敢，是个有魅力的人物。他反对西班牙暴政的行动，正是代表民众的呼声。后来歌德在戏剧中对厄格蒙特作了感人的描写。剧本大约在厄格蒙特逝世二百年后的一七八七年九月完成。当时歌德三十八岁。他笔下的厄格蒙特是一个热爱自由、正义的革命宗教运动盟主。他在群众中有崇高威望，“天下人全都热爱厄格蒙特伯爵。”戏剧中的厄格蒙特责难那种由于无谓的不安与恐怖，浪费眼前大好时光的人，他说：“只有享受眼下的瞬息时间，才会对未来充满信心。”他还说：“我已站在高处，还可以走到更高地方，而且不能不走。我感到希望与力量，我还没有到达最高顶点。”（《歌德全集4》，内垣启一译，潮出版社版）歌德通过这些语言的设计，表现出厄格蒙特勇敢的个性。“构成主人公特征的是刚勇，这是他的天性，是他一切行动的基础。”（同前书）厄格蒙特最后中了阿尔发公爵圈套，被俘后遭判死刑。但是他的信念一直丝毫未变。他的情人克莱露芬拼死设法营救，最后失败，绝望之余服毒自杀。在厄格蒙特赴刑场之前，牢房中出现克莱露芬的幻影，为他的正义之死祈祷。厄格蒙特最后指出：爱国志士的鲜血不会白流，他说完“我要为自由而死。”之后，大踏步走向刑场。厄格蒙特走上断头台，戏剧即将拉幕，此时他高呼：“为了营救出你们最热爱的人，愉快地死去吧，就象我现在这样。”（同前书）厄格蒙特就这样，大义凛然，临危不惧，留下铮铮的壮语。歌德的亲密朋友、历史学家、德国剧作家席勒在《荷兰独立史》（丸山武夫译，岩波书店版）中写道：“我认为尼德兰获得自由是最引人注目的世界大事之一，也是使十六世纪成为最光辉世纪的原因之一。”他在书中还热情地赞扬了荷兰的独立史是“群众强大的美好纪念”，它说明一个人的勇敢能发挥出多么巨大的力量；觉悟的民众能够创造多么伟大的成果。一个人顶住逆风站立起来，该有多么困难！另一方面，支持这个人，与他齐心协力，又需要多大勇气！在现实中，抱着不安与踌躇，无所作为地被历史洪流吞没者数不胜数。面对这种现实，席勒竟称赞为“群众强大的美好纪念”，足见其内心激昂之情。“恶魔为了自己的繁荣，最需要的是善良人们保持沉默。”这是第十七次帕格沃什①会议宣言的一句话，是今天这恐怖的核武器时代，充满和平愿望的呼声。 　　①帕格沃什会议——全名“科学与国际问题会议”。1957年在爱因斯坦等呼吁下，在帕格沃什召开。以后在世界各地召开多次。一直沿用此名。任何时代的“序曲”，永远是由“先驱者的勇气”与“民众团结的力量”合奏而成的。上述历史观点概括了时代的根本潮流，我们决不应当忽视。2)扭转法国革命进程的妇女——鲁库勒夫人的果敢行动法国大革命距今已二百年。这次革命震撼整个欧洲，宣告了封建桎梏时代的结束。同时这次革命产生了“人权宣言”，树立起“自由”、“平等’、“友爱”的思想概念。这个划时代的宣言已成为今天民主主义的源泉。尤其具有重大意义的是，这次革命使受压迫的底层群众的能量爆发出来，成为扭转历史的主要角色。在这场革命运动中，出现了一幕幕动人的群众场面。拉法耶·萨巴契尼的《斯卡拉母修》（加岛祥造译，潮夕库版），就是一部以法国革命为背景的、激动人心的热血小说。革命前的法国，特权阶级的僧侣和贵族高高在上，被称为第三等级的平民们处在受歧视被剥削地位。然而这种暴政最终仍是被民众打倒了。在这部小说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作者插入唐·吉诃德向风车冲锋的一段情节。小说主人公安德烈·路易勇敢地起来向权力者宣战。他的义父凯路卡第公爵讽刺他的行为是盲动。义父说：“你读过唐·吉诃德吧，在他冲向风车时，发生了什么事？现在在你身上发生的事，就和那时一样。”路易反驳说：“如果风车过于强大……，我就要设法在风的身上下功夫。”他把风车比作特权阶级，风就是群众。用刀枪不能把风车打倒。可是一旦风吹起来，风车就不能不转。可以说法国革命正是民众掀起的风暴。它迫使风车不停地转动起来，后来又把人道主义的熏风吹进整个欧洲。在这场吹动历史陀螺旋转的风暴——法国革命的前夜，一个普通的不出名妇女登上历史舞台。鲁库勒夫人是个经营小杂货铺，同时兼作缝补工作，勉强维持生计的市井妇女。就是这位妇女却走在法国革命的最前列，数年坚持向“巴斯底要塞”进行斗争，终于打开这要塞的沉重大门。我年轻时也曾读过关于这位妇女的书，很受感动。大约二十年前我写下题为《献给保卫生命尊严的人》的诗篇：其中有下面一段：为了早日实现真正的团结、幸福与解放。你以身保卫生命的尊严。持久和平与繁荣，并非垂手可得。却铭刻在你们纯洁、坚强、伟大胸怀之中写此诗时，我心中充满对这位保卫生命的尊严，弹奏出革命序曲的法国妇女的敬意。这种感情至今仍记忆犹新。“巴斯底”，原是城堡之意，最初是保卫巴黎的要塞。十七世纪，路易十三时代，把它改为监狱。后来由于一些反独裁的著名作家被囚于此，它便被视为绝对王权的象征。一七七九年左右，巴黎有三十多个类似的牢狱。民众随时有可能不经任何审问被捕入狱。根据国王签发的命令书规定，巴斯底狱有任意逮捕之权，它成为封建专制的根基。这样，从十七世纪中叶起，被关入巴斯底狱的无辜群众，包括为了信仰而献身的殉教者在内，总共达五千人之多。不管什么时代，只要群众不敢斗争，就会出现当权者、为政者任意横行的局面。最终遭受痛苦与悲惨命运的还是民众。因此，为了人人都有一个美好人生，就必须脚踏实地进行努力，扩大人民友好范围。要实现人类这些最起码、最切实的要求——“不许发动战争”、“要在地球上消灭‘悲惨’与‘不幸’”、“要建立一个好人得志、坏人受压的‘和平’与‘安祥’的世界”，必须依靠民众。在日益复杂的社会中，人类如果失去实现这些愿望的力量与智慧，那将是最大的危险。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法国革命全面开始。第一步是解放巴斯底狱。但是法国著名历史学家米什莱认为，解放巴斯底狱的第一位有功者应是鲁库勒夫人。那被视为绝对王权象征的监狱，是被一个妇女的柔弱的手推翻的。据米什莱的《革命的妇女》（河出书房版）一书记载，鲁库勒夫人生活非常平凡。有一天，她偶然拾到一封信，是一个关在狱中的政治犯写的。这犯人二十五岁时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他已被关在狱中达三十五年之久。鲁库勒夫人拾到的信，是那犯人委托看管交给一个慈善家的，不料看管喝醉酒，丢到路上。夫人读过信后，知道了这素昧平生的犯人是无辜者，是专制政治的不幸牺牲品，于是出于一个妇女善良的怜悯与慈悲，便开始营救这无辜犯人的行动。米什莱在上述的书中概要地写道：“在当时那种腐败的社会中，也有许多易于流下同情泪水的博爱主义者、大臣、法官和贵族。但是却没有一个人采取实际行动。这无名的妇女从信中了解到悲惨的事实之后，气愤得战栗不止。然而她却没有流泪，她立即行动起来。”看到别人痛苦不幸时，谁都会表示一下同情，说一声“太可怜了。”但却很少有人考虑一下“我该为他作什么？”“要怎样帮助他？”特别是一旦采取行动会给自己带来苦难，会危及自己安全时，就更加困难。判断一个人是否伟大，应当看他能否在任何情况下都采取果敢行动，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道路。鲁库勒夫人迈出的正是这种苦难的步伐。她的行动确实果敢，她没有任何社会地位。她身着朴素服装，走过一家家一户户，进入大小公馆，向高官、领主诉说自己的信仰；请求他们释放犯人。她的诚挚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但是她的行动却在亲朋之中遭到非议，受到卑劣的怀疑，甚至有人认为那犯人可能是她的情夫。社会，总是对正义的人十分残酷，往往投以恶劣卑俗的目光。人们指责和非难那些先驱者的行动已是历史上屡见不鲜的事情。出于恶意、忌妒和自私去捏造一些毫无根据的谎言，也是亘古常见的伎俩。结果常常是正义者的本来面目被埋葬于地下，唯有那些谎言却公诸于世，甚至假话被当成历史事实传给后人。鲁库勒夫人不久便失业。但是父母的死，官府的压迫，屡次三番的磨难，都未使她为之动摇。她不灰心也不害怕，朝着既定目标勇往直前。她敲过各处的门，找过各种关系，到处奔走呼号。有一次为了得到王宫侍女的帮助，她拖着怀孕七个月的沉重身体，寒冬腊月，竟然从巴黎徒步走到凡尔赛宫。这样经过数年斗争，终于有一天向国王路易十六呈递释放犯人请愿书的机会来了。但是国王冷酷无情，做出永远拒绝释放的回答。万事皆休！一切努力化成泡影。残酷！这是极为残酷的回答。可是，鲁库勒夫人在此情况下仍未停止她执著的斗争。她始终相信民众的力量，她向那些不满专制制度的贵族、富有同情心的公爵夫人、哲学家、法官等等不断进行工作，掀起一次次舆论的风潮。真是永无后退的执著精神。任何道路都是一样，要想朝着最终目的走到底，绝非易事。“绝望”与“恐惧”好像甜美的诱惑，时时躺在伸手可及的地方，越是靠近它，心里越会空虚，感到无能为力。鲁库勒夫人继续不断地与“巴斯底狱”进行斗争，那获得“最后胜利”的时刻终于来到了。一七八四年，路易十六在周围呼声的迫使下，发出释放那个犯人的命令，并进一步对滥用国王签发的命令书现象提出限制。这样，那难以攻克的巴斯底狱的大门，在一个妇人的正义呼吁面前第一次打开了。鲁库勒夫人终获胜利。后来一七八八年她离开人世。第二年，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便拉开帷幕。她当然没有参加巴黎人民解放巴斯底狱的行动。但是，应当说正是她的坚强不屈的信念才把这个巴斯底狱拉到人民审判台前。关于真正的英雄，米什莱这样写道：“英雄是谁？是那修筑了耶那桥（架在塞纳河上的巴黎的桥——引用者）的人（拿破仑——引用者）吗？不，不是！这里有一个比他更加伟大、更有力量、更有生命力的人，他的名字响彻大地。”（《法国革命史1》，后藤达雄、后藤喜久雄译，日本评论社版）那声贯法兰西革命圣地的、超过拿破仑的英雄，就是为了生命的尊严和自己的信念而战斗的“平民英雄”。鲁库勒夫人正是平民英雄中的一个。她为“正义”和“自由”献出生命，她从巴斯底狱的铁锁下救出一个生命。她改变了人们对神圣不可侵犯、坚不可摧的牢狱象征着的专制势力的恐惧与绝望情绪，带来了“勇气”，掀起了群众斗争的波涛。可以想象，她首先要不断战胜自己的恐惧，她用“勇敢”和“智慧”战胜眼前一个个障碍，才完成了伟大事业。剥去一切装饰，作为一个人还剩下什么，这点最为重要。她是没有任何社会地位之类的人，所以应当说她身上的力量是最强的。鲁库勒夫人的事迹最使我感动的是，一个平凡的妇女竟能打开积聚在群众心中的能量的喷出口，成为推动历史的人。她最初的动力只是出于一个妇女对无辜犯人的同情与自己倔犟的性格，再加上她的直率。这使她能把思想立即化为行动。人世间真正的强大，不是来自外表风度、权力、财产和地位，而是来自强烈的“人性”，即为了自己既定目标而甘愿献出一切的“人性”。赤裸裸的人性的呼唤才能抓住人心，成为不断开拓人类友好的沃野的动力。3)大众最有知识——长谷川如是闲与吉川英治大众是一个具有最丰富知识的集团，大众最为英明。比如，在电视中观看政治家演说时，他们能够一针见血地看穿眼前人物的内心世界，评论说：“这个政治家嘴上说得漂亮，心里很阴险。”还有说：别看他相貌堂堂，服装考究，“内心十分庸俗空虚。”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说，具有看穿本质的智慧与判断能力的大众也是可怕的。活跃在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时代的名记者长谷川如是闲和作家吉川英治，曾围绕“大众如何英明”的问题进行过对谈。他们发表的对谈记录，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之外，均为我师》，吉川英治著，大和书房版）吉川在对谈中，是这样说的：“什么是大众？在我们作家看来，大众就是大知识。”长谷川接着说：“这是对的，不管道德还是宗教，大众主张的都是正确的。”吉川又说：“想敷衍他们，要手腕应付他们是行不通的。大众不可欺呀。”长谷川甚至说：“大众最有聪明才智，……有了大众，社会生活才得以维持，若是大众崩溃了，社会就要崩溃。而知识分子，则死也好，活也好，都无关紧要。”最后吉川作出结论：“想到自己的对手是大众，就感到畏惧，不能不严肃，不能不鞠躬尽瘁。”他们所指的大众，就是民众吧，两位先生阐明了深刻的道理，在他们身上没有知识分子的“清高”与“傲慢”。他们深深懂得没有对民众的爱和谦虚，自身也将被时代抛弃这一真理。想到“民众”的力量和运动，我不由得想起印度的甘地。他反对使用暴力，反对服从，被称为“伟大的灵魂——甘地”，据说这个称呼是泰戈尔赠与的。这个名字比“印度独立之父”更加深入人心。因为甘地一直生活在民众之中，对于民众来说，他确实是自己的灵魂的支柱。甘地一生进行的艰苦卓绝斗争，如果不是依靠灵魂的光辉是无法完成的吧。卡尔·贾斯帕斯①晚年，曾称赞甘地说：“我们今天面临着如何避免核武器大量屠杀人类问题。甘地对此早已作出正确回答：‘只有超越政治的政治性价值才能挽救我们。’”（《伟大的畏魂甘地诞生一百周年纪念论文集》，拉达克里修男编） 　　①卡尔·贾斯帕斯——德国哲学家。如果只从政治效果来考虑甘地的非暴力主义，那只不过是看到冰山的一角。正如水中实际尚有几十倍的冰块存在一样，他的巨大灵魂的作用，远远超出了当今政治的层次。当今政治靠的只是最后通牒式的武力。此外他还紧紧抓住了政治性现实这条野马的缰绳。甘地的“超越政治的政治性价值”的行动影响波及全世界，归根到底，其原因是他充满爱护人类的感情。在非暴力主义运动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人发出的巨大灵魂的光辉逐步照遍民众灵魂的伟大景象。佛法也是从民众中产生发展起来的。日莲大圣人的著名的《立正安国论》中所用的“国”字，大多写成“囻”。即“囗”中不是王而是民。大圣人又在别的书中写道：“王以民为亲”。他说此话正是封建社会鼎盛时期。在我刚刚信奉佛教时我还很年轻，所以他的这句话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中。“王以民为亲”的这个王，现在看来就是当权者，社会的统治者。领袖本来应把民众视为自己的“亲”（父母），真诚地为他们服务。这是每个为政者都必须牢记的最重要的基本原则。民众就是产生一切的“亲”，民众才是一切事情的基点。我一直认为，忘记这点便一事无成。民众比任何统治者，比任何名人，比任何享有荣誉的人都要高尚。我们应当永远生活在这至高无上的民众之中。一切从他们出发，从他们的角度去思考问题。长期以来，民众一直被一小撮统治者当成可利用的手段。如今，新的时代已经来临，不以民众为友的人，永远不会获得成功。忘却民众，没有民众支持的运动也是软弱的，不能持久的。它最终的命运只能是逐步失去生气，走向灭亡。扎根于民众的共生、共感与共进才是正确坚实的道路，只有通过这条道路我们才能稳步走向道德化的社会。4)新人道主义——评《赤脚的达里埃人》不论走到哪个国家，如果你能侧耳倾听民众的呼声，打开他们的心扉，你就会听到人道主义的心声。一九八三年初夏，我访问了罗马尼亚，这是个百花争艳、绿林成海的国家。我有幸与几位作家、诗人进行交谈。其中有已故的作家扎哈里亚·斯坦克先生。如果他还健在，我们肯定会成为相见恨晚的至友。斯坦克先生的代表作是《赤脚的达里埃人》（直野敦译，恒文社版）在日本也拥有众多读者。这本书刻画了几个栩栩如生的农民形象。他们不畏暴政，在贫苦中，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坚强、乐观地生活着。其中有一段给我印象最深：故事的舞台是多瑙河边，在罗马尼亚与保加利亚交界的国境线上。由于地理原因罗马尼亚的达里埃村民和保加利亚人经常往来。保加利亚人常走过河来做生意。春天卖种子，秋天卖菜。达里埃人与他们结成纯朴友谊。不久，保加利亚与土耳其发生战争，再也看不到保加利亚人过来。后来有消息说他们熟悉的伊万、斯妥扬、维尔丘、安东等人都已死在战场上。没过多久，更坏的消息传来，达里埃人也必须和保加利亚人打仗了。一天，人们被集中到广场，宪兵们宣布打仗的决定。人们开始议论起来：“什么？和保加利亚人打仗？”“我们和保加利亚人有什么冤仇？我们不是朋友吗？看起来伊万、斯妥扬他们死了倒好了，要是活着还得在战场上见面。哪有这种不光彩的事呀！我们不得不互相撕杀，互相射击……。”这段对话充满美好的、暖人心田的人道主义精神。他们肯定是些没有学问的人，正因为没有知识，才不具有被歪曲的民族偏见和敌意。作品体现出埋藏在人们心灵深处的人性之美。体现了不管是罗马尼亚人，还是保加利亚人，一切扎根于生活大地上的人们所共有的人性。我并不是鼓励无知识，但我认为一切知识与学问都应当为民众的美好生活感情服务。这一点决不应当忘记。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够精确地描绘出民众的内心世界，使天下亿万读者受到震动，成为国际间的桥梁。正像斯坦克先生所描写的那样，民众之心，更广泛地说，人类之心，如果去掉一切装饰，就是地道的和平主义、世界主义。这里我联想到一个与日本人有关的故事。一九○四年左右，日俄战争开始不久，正好也是在《赤脚的达里埃人》所写的那个时代。一天，日本军队的团部抓到一名俄国军官和一名士兵。他们第一次见到俘虏。于是连长招集起士兵，询问谁想看俘虏，他要求想看的人举起手来。可是举手和不举手的人各占一半。连长奇怪，便一一询问那些不举手的人为什么不想看。其中有个士兵答道：“我在家的时候是个手艺人，穿上军服才成了日本武士。我虽不知俘虏家住在哪里，是什么样的人，可是我觉得一个军人作了俘虏被拉到各处去示众，实在残忍。他太可怜了。所以不愿去参观他，污辱他。”连长听了他的解释很高兴。原想去看的人也一个个同意了他的看法。于是这次参观俘虏的活动便取消了。这是作家长谷川伸在《日本俘虏志（上）》（中公文库版）中所写的一段史实。事情发生在战争当中，所以格外使人耳目一新。这样一个充满人性之美的思想，来自一个普通民众，转瞬间他便征服了整个连队，我对此深表敬意。我想他是绝对不愿打仗的，他一定非常热爱自己手艺人的工作，以此为骄傲。即使无奈走上战场，也不愿失去自己作为人的骄傲。“不知那俄国俘虏家住哪里，是个什么样的人……。”——这句话充满对一个想来同为劳动者，同样有家庭的异国人的同情。这个故事也表达出与达里埃人相似的、充满生活气息的民众的胸怀。值得注意的是两个事例中都提到“耻辱”问题。一个认为与保加利亚的朋友互相撕杀是“耻辱”；一个是不愿“污辱”俄国俘虏。这两个心绪虽然产生在相距甚远、互不相识的两国人身上，但必然有其相通的共同之处。不管东方还是西方，新的人道主义并非空洞口号，它已在民众心中开放出绚丽花朵，必将成为走向和平的坚实步伐。5)没有哲学的时代——赫伊津哈的揭示当今是信息化社会，坐在家中可以得到全世界的情报。但另一方面，从这些泛滥的信息之中了解真实情况也很困难。不少人一旦登上了电视等宣传报道，便错以为自己真的伟大起来，别人也会投以羡慕的眼光。现代社会越华丽，就愈发孕育着真假、虚实难辨的危险。社会朝着日益巨大化、信息化、复杂化的方向发展。如果我们不加分析地承认自己是“富裕的社会”、“中产阶级意识”等空洞的形象，就会在不知不觉中，被卷入轻率浅薄的潮流中去。约翰·赫伊津哈①早就看清在大众社会化过程中，人类的思维能力和判断力，总的来说是在走向衰退、幼稚。他指出：“如果一个团体采取低于自己判断能力的幼稚行动，我把这个团体的态度称为幼稚性。就是说，这个团体不是要把孩子培养成大人，而是使自己的行为接近少年时的表现。” 　　①约翰·赫伊津哈——荷兰历史学家。“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正在出现一种最令人忧虑的‘判断力减弱的症状’”。（《在明天的阴影中》，藤绳千草译，河出书房新社版）。五十年前，在法西斯主义的阴云笼罩下，他敏锐地发觉了全体主义完全抹杀个性的危险倾向，做出上述断言。他当时的这番话，可以说完全适用于现代社会。现代社会不断追求新的信息，追随时髦潮流，因而正在变成无法确认自己存在的时代。所以最重要的是在这个大众化的社会中，永远把握一个准确的尺度，永远不要忘记实际的现实世界。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现代社会，可以叫“没有哲学的时代”。今天社会遇到的一切难题，究其原因就在于一些人或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失去了哲学。人类过去出现过苏格拉底、亚里斯多德、笛卡尔、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等众多思想家、哲学家，还有众多的宗教家。他们在各个时代留下足迹。但是，到了今天，文明得到迅速发展，哲学反倒全都失去自己的力量。一个时代，一个社会没有哲学，恰恰证明这是个不幸的时代。因为没有哲学的人不懂得人生的真正价值。只是一味地延续不稳定的、没有价值标准的、广漠的时间与空间。于是，懒惰出现、堕落发生。人们沉浸在安逸与享乐之中。反过来，懂得深刻哲理的人，才能真正懂得人生的妙处。深刻的哲理能够逐步在人们内心深处，发射出耀眼的光茫。在这个不断追求相对的高价值的社会里，得到一种哲学，让它在自己心中树立起正确的价值观念，就显得十分重要。我的恩师户田先生是个数学家。我认为他也是通晓万般道理的大学问家。另外他还是少有的佛法实践者。对先生来说，思索即实践。或许应当说是实践转成对人生的深刻思索。能有这样一位伟大的人生之师，我感到无上光荣。先生曾引用一个最通俗的事例来解释哲学的概念。他们：“最通俗的哲学是在水户光圀（黄门）的漫游记中。有一天，水户在农村向一位老妇人要水喝，并且坐在她的米袋上。老妇人一见申斥道：‘这是要向水户老爷交纳的大米，怎么能坐在屁股下面呢！’光圀只好低头认错。听起来是个滑稽的故事。可是，那老妇人虽然没有学问，却有信念，有对自己职业的骄傲，心中有哲学。”而且，“不管别人说什么，却无法改变她的信念，这就是哲学。具有哲学的人是强有力的。”这是个描写封建时代的故事，对故事本身该如何看，且不去管它，故事里反映出一个道理：不管任何时代，对人类来说，最重要的是必须具备稳固的“价值观”与“秩序观念”，离开它们，人类便无法生存，社会便无法发展。我认为“哲学”应扎根于民众实际生活之中，又是实际生活的反映。不管如何抽象化，如何具有高深的理论体系，只要是名副其实的“哲学”，它就必须从民众的土壤中吸收养分，生枝育叶、开出鲜花。因此，越是“没有哲学的时代”，越应不断注视民众心灵深处蕴藏的深刻人性和抵抗强权的情感，以及各种实际感觉。在大众化、信息化社会里，能否取得领导者地位，就在于此吧。6)民众的原像——中国人与正视现实的思想日本著名的研究中国文学专家吉川幸次郎博士在他的《东方人道主义》（讲谈社学术文库版）一书中，曾给中国文明命名为“无神的文明”。的确，在中国文明中找不到像基督教、伊斯兰教中的那种神仙。在亚洲其它国家，如日本、印度等国自古以来就有许多神话。一直相传至今。可是在中国，正像孔子说的“不语怪力乱神”所象征的那样，中国大概是世界上最早与神诀别的国家。所以我认为“无神的文明”这个命名十分贴切。那么这样的文明在形成人们的人生观、世界观方面，产生了什么影响呢？我有个大胆的断言：“透过个别现象看整体”似乎可以说是中国的特征。举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司马迁在《史记》的《列传》的开头反驳“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观点，他举出许多善人衰亡，恶人反而荣兴的历史事实之后，发出著名的质问：“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耶非耶？”（《中国古典文学大系》、野口定男译，平凡社版）司马的质问在日本也很为人知，这里我不想研究“天道”为何物，大概其中有儒教与道教的影响，用今天的观点来看，也可以说有许多封建的糟粕。但是我认为从这句话里可以看到古代人们对于普遍真理的追求。当然，透过人类和自然现象寻求普遍规律的愿望不只是中国人，也可以说是整个人类的一贯追求。我又发现，司马迁是通过个别事件才提出“天道”这一普遍规律是否正确的疑问的。司马迁由于受“李陵之祸”株连，遭到“宫刑”。众所周知，他是在悔恨之中写下《史记》的。“李陵之祸”及“宫刑”是降临到司马迁个人身上的悲惨命运，也是他不能不质问其正误与善恶的明显的个别事件。就是说，他并非要弄清“天道”本身的问题，他是要质问自身悲剧这一个别事件中表现的“天道”是否正确。我想，“透过个别现象看整体”，正是从这个意思开始的。与此相反，欧洲各国属于“有神文明”，在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透过神这个整体来看个别。神统治着人的力量所无法达到的一切地方。人能够做的只是在世上执行神的意志。神的意志是绝对的、普遍的、自上而下的。像司马迁那样，人反过来去质问“天道”是决不允许的。只有到了宣告“神已死亡”的十九世纪末之后，在欧洲的历史上才出现司马迁式的质问。因此，在欧洲遇到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时，总要通过神这个三棱镜去观察。这个三棱镜对他们也许是个普遍真理，但结果是披着神的面纱的对外侵略及排外的殖民地思想便得以横行。概括为“透过个别看整体”的中国传统与上述思想完全相反，所以中国文明里产生出不同的人生观、世界观。在中国不是用一个固定的三棱镜去观察事物，而是把目光对着现实。从实际中探索出普遍的规律性来。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博士晚年预感到：中国将成为今后的世界历史的核心。他的主要根据是：“中国人民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把握了世界精神。”汤因比博士对基督教一向严厉批判。我想他一定是在中国历史积累起来的精神遗产中，发现了与欧洲的、侵略色彩浓厚的普遍主义完全不同的某种世界精神的萌芽。正视现实本身，据此进一步改造现实，这是一种理想。我从鲁迅的锐利目光中感觉到的，正是这种注视民族灵魂的视线。他排除一切三棱镜，全神注视现实。他在评论人的时候，揭去一切粉饰外装，表现出人的本来面目。他以人压迫人却不知耻的“吃人”现象作为主题，创作了《狂人日记》（竹内好译，岩波文库版）。在这书的末尾，他痛苦地呐喊：“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吧……。”这喊声深深地刺痛了读者的心。在描写最下层贫苦农民的《阿Q正传》（同前书）中，他写道：“然而我们的阿Q却没这样乏，他是永远得意的：这或者也是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的一个证据吧。”这段简洁的描写，鲜明地刻画出那种生存于愚钝之中，像杂草一样挺拔的民众的原始形象。这使我又想起维克多·雨果的洞察力。他曾在巴黎的小流氓心中发现了“由存在于巴黎空气中的观念所产生出的一种非腐败性”。恐怕不能说鲁迅的文学运动取得了功效，但是我相信他毕生为之奋斗的主题，在新中国已得到继承。以前我会见作家巴金时，他提到：“我写文章是为了同敌人战斗。”这使我十分钦佩。巴金又说：“我的敌人是谁呢？是一切旧的传统观念，是阻碍社会进步与人类发展的一切不合理的制度，是粉碎了爱情的一切坏东西。”我从巴金先生的风貌中看到了与鲁迅相同的、和民众一起战斗的“战士”形象。进一步看，战后中国一直倡导“为人民服务”的口号。我是对此极为关注的许多人之一。因为从这一口号中，我预感到开辟历史的全新的民众形象即将出现。有位曾在中国科学史研究上取得巨大成就的人物，名叫约瑟夫·尼达姆。在他的大作《中国的科学与文明》（思索社版）一书序言（胁本繁译）中写道：“今天我们正处在新的普遍主义的黎明期，它将把各人种中一切劳动的人们，结成一个普遍的合作的共同体。”这个“新的普遍主义”的主要角色，必将是全新的民众和庶民的群像。我认为只有中国的悠久历史与现实步伐才蕴藏着开拓上述未来的无限的能量。7)扎根于庶民之中——前汉宣帝时代的善政中国前汉时代有个被赞为“中兴之治”的君主，他就是宣帝。宣帝的祖父曾被诬谋反，以至株连全家。那时他才诞生几个月，虽幸免于被杀之难，却被降为“庶民”。后来皇帝不期驾崩，后继无人，便找到他这个武帝的曾孙，继承了帝位。由于宣帝生长于民间，深知百姓状况，又掌握了生活智慧，所以他的政治曾放射出异彩。他最憎恨形式主义与虚套。讨厌那些知识阶层的儒者们标榜传统、玩弄脱离百姓生活的理论。宣帝的太子生长在宫中，不懂人间饥苦。他凭主观意志请求宣帝纳用儒者。宣帝听后，勃然变色，斥退太子。《十八史略》（林秀一著，明治书院版）中有如下记载：“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乎。”在这里，他严厉申斥了那些堕入形式，不尊重现实，只是一味要求遵循古法的儒者们。日本作家陈舜臣氏在《小说十八史略》（每日新闻社版）中描写了儒者们倡导在皇帝进膳时施行古礼，宣帝对此严加批判，斥之为形式主义的情况。宣帝嘲笑宫中这种大讲排场，煞有介事的进膳仪式，他说：“这么做还吃得下饭吗？”他深知百姓过着饥寒交迫、汗滴禾土的苦日子，所以感到“终日研究应行几遍礼、屈膝多少度，左手在上还是右手在上，吉拜与凶拜有何差别等等，简直愚蠢到极点。”陈舜臣又写道：“宣帝认为给与那些教习礼仪的官员高薪厚禄是浪费国库资财。”还描写了宣帝每当听到他们脱离实际的空话，心中便觉焦躁，“必然想起从前漂荡在自己周围的百姓的汗水气味。”对于曾在民众的烦恼与痛苦中生活过来，熟知百姓现状的宣帝来说，那些儒者们的废话是最可气的。宣帝一向施善政，积极设法救济那些饥寒交迫的平民，世人常说的设置“常平仓”一事，就是其中之一。《十八史略》（同前）中还记着：“拜刺史、守、相之时必将亲自见问。”就是说每当任命接近百姓的地方官时，宣帝都要亲自接见，并提出各种问题。这是因为他深知这些将到民众中去的地方上核心人物，如果不是廉洁的人，百姓便无法安宁。领导人如果是娇纵任性的特权阶级，或不了解“平民的风格”，“平民的心理”，便不可能和民众走在一起。一个十分接近百姓，平易近人的领导人会产生多么大的力量，是无法估量的。宣帝一直被称为汉朝历代皇帝中的明君，他的各项政策都深得民心。因为他能运用在平民生活中得到的经验，同时又具备艰苦环境中锻炼出来的顽强精神。可以说他的苦难经历使他把民众永远当成思考问题的尺度，又使他把复杂的现实变成可驾驭的血肉之躯。8)畜生横行的地球——桐生悠悠的信念长野县曾有一位坚持自己信念，敢于大胆发表言论的人。他就是原《信浓每日新闻》主编，著名的桐生悠悠。他是在后人谈论“战争与记者”一题时常常提到的人。他是这样描述信州风土的：“原来（——引用者）信州为言论自由之地。信州人因富于理智而闻名。既为聪颖民众聚集之地，信州成为言论自由之乡则便不足为奇了。因此信州就是我们自由言论者——评论界的理想地区。”（《桐生悠悠自传》，太田雅夫编，传统和现代社版）的确，信州（今长野县）的人民大多聪慧而独立性很强。他们刚直大胆、具有毅力，似乎带有一些英国人的性格。由于生活在这种“言论之乡”，所以桐生才写出了这段正义的文字斗争史。这是昭和八年（一九三三）的事。从八月九日开始，以东京为中心的关东地区，连续举行三天防空大演习。八月十一日，正值演习高潮之中，桐生主编写出题为“嗤笑关东防空大演习”的社论。社论大体梗概是：“应当在敌机到达日本上空以前去击退它。如果忘记这点，即使进行演习来预防空袭，也无济于事。”这无疑是极为正确的观点。但是这篇社论惹恼了日军军部的掌权者，桐生最后被迫辞职。就连这样客观反映是非的一点点自由都要受到镇压。骄横的强权实在可怕之极。辞职之后他搬到名古屋，经营出版私人杂志《他山之石》。在这里，也由于他对强权政治的无情批判，屡次遭到禁止发行的处分。但是他至死未放下批判日本军部之笔。他曾说过：“我并非只是要表达一下心中想说的话，也不是要尽情畅所欲言以求一快。我所说的，都是不能不说的话；是作为一个国民，在此非常时期，为了国家的命运，出于一个爱国者的立场，同时也是人类的立场，必须说出的话。随心所欲说出心中的话，会感到痛快，然而说出必须要说的话，却不是痛快，而是痛苦。”“正因为如此，最终我被剥夺了生活的权利。”（同前书）就这样，那时他受到迫害，被视为国贼。今天，他已成为“富有反抗精神的办报人”的典范，永远名标青史。他曾把当时的世界形容成“畜生横行的地球”。可以说，今天的世界也依然如此吧。他在这句话中表现出的敏锐思想，以及他不惜与强权战斗的勇气，至今还激励着人们。他用行动回答了所有新闻报道事业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为谁而写”，“如何而写”。新闻报道是为什么人存在的？永远是为民众而存在。是为什么人而写？是为平民之友而写。新闻报道事业一旦忘记这些行动的根本，必然走向堕落。如果新闻报道事业畏惧权利机构，不去纠正它的缺点，而去拼命投机迎合，结果必然助长权利机构横行，更加肆无忌惮。反过来不能不更加畏惧他们。这种恶性循环，将给日本带来危机。我为此深觉担忧。总之，桐生悠悠这个新闻报道事业正路上的先驱者的足迹，也向当今世界提出了尖锐的问题。9)残酷的宗教审判——开普勒之母与“捕捉妖女事件”每当想到迫害，就想起一个与布鲁诺、伽里略一样，同罪恶的宗教权威斗争的人。他就是约翰内斯·开普勒。开普勒是德国天文学家，是关于太阳系行星的运动“开普勒定律”的发现者。他被称为近代天文学的创始人之一。甚至有人说，如果不是出现“开普勒定律”，大概也不会有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的出现。开普勒原来师从丹麦天文学家戴克·布拉埃。开普勒不只依靠先立假说，然后找出证据的研究方法，而且还通过对布拉埃积累达十七年之久的天文观测数据的分析，才发现了行星运动规律。那时不像现在这样，有电子计算机帮忙，在得出结论之前要经过十年甚至二十年的计算过程。他就是这样不辞劳苦，埋头于反复计算的、充满热情与执着的人。可见，如果他不成为布拉埃的学生，没有遇到那些观测数据，便不会出现开普勒定律。因此，他的发现可以说是师徒共同劳动的结果。开普勒活跃的时代是十七世纪前半叶，正是近代科学的建设时期，也是“捕捉妖女”①的宗教运动狂热到顶点的时期。不幸的是开普勒的母亲也被指控为“妖女”。他的兄弟和亲戚由于害怕世人指责竟抛弃了这位母亲。传说她犯有各种罪行，从记录看似乎也存在某些问题。但开普勒完全不顾这些传说，坚决出来斗争，营救母亲。最后终于获得胜利。在审判“妖女”的历史上，被指控为妖女之后，尚能得救的人是极少的。 　　①捕捉妖女——审判妖女是中世纪欧洲各国基督教内部的一种迫害习俗。传说妖女与恶魔性交后得到魔力，宣传异端邪说，加害于人。罗马教会视其为异端者，经审判处以死刑。在阿萨·凯斯特拉所著的《约翰内斯·开普勒》，（小尾信弥、木村博译，河出书房新社版）一书中介绍说：对开普勒母亲审判时，竟举出四十九项罪状。其中包括有她听到圣书的语言没有流泪之类的例子。当时这叫“哭泣考验”，是审判妖女活动中最有力的证据之一。足见这种审判确实是一种疯狂的行为。为了救出身带枷锁的七十三岁高龄的老母，开普勒勇敢地站出来，他断言那些迫害母亲的人，才是受了“恶魔”的指使。在战斗中他没有朋友，那是一种“孤独”的斗争。为了给母亲辩护，他写下长达一百二十八页的辩论文稿。他的母亲已把死置之度外，坚决拒绝承认“是妖女”。儿子伟大，母亲也同样伟大。这样，经过一年监禁，母亲终于获释。一场艰苦的奋战过去了。但半年之后，她便告别了人世。开普勒此时含着悲愤向世界发表具有历史意义的“行星的第三定律”。与此同时，他也完成了小说《梦》。这是描写他和母亲一起到月球旅行的科幻故事。小说根据太阳为中心的地动学说写成。他以此书有力地反击了那些居心叵测的人们（《开普勒之梦》，约翰内斯，开普勒著，渡边正雄、畑本惠美子译，讲谈社学术文库版）我在访问秘鲁首都利马时，曾参观过那象征基督教残酷历史的古宗教审判所。现已成为博物馆，保存着当年黑暗历史的遗迹。在欧洲各地都有宗教裁判所，但像这样完整保留下来的不多。法庭天花板上的雕刻和监狱等依旧保留原来的样子。生动地再现了那造成大批牺牲者的悲惨历史景象。一九七九年在利马发行的《宗教审判》（塞巴乔斯著）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载：“这个博物馆再现了那充满真正苦闷的二百五十年的历史，表明那是无法言表的受难的日日夜夜。在这里，那些被诬告的无辜受害者，被扔在与毛骨悚然的小路相连接着的洞穴之中，堆积起来，活活埋掉。被囚禁的人们受到残酷拷打之后，他们诅咒着人世的一切，被迫在这里渡过漫长的最后生涯。”这个宗教审判所于一五七○年诞生，最初按照西班牙国王命令，在利马中央教会开办，一五八四年正式改设在现在的波利巴鲁广场上。在此之前，西班牙人皮诺洛一五三一年入侵秘鲁北部，逐步征服一个个地方。在此前后，那些具有审判官资格的西班牙宗教审判所使节，早已在秘鲁登陆。所以在此审判所正式成立以前，已经进行了多次宗教审判。利马宗教审判所的完全废止是在一八二○年。它坑害民众达二百五十年之久。当人们听到废止的消息时，一齐拥向那里，砸毁设备，推倒房屋。足见它在民众心中积结了多么强烈的怨恨与愤怒。宗教性的镇压行为，从历史上看，世界各处屡见不鲜。不过通常所说的“宗教审判”似乎多指基督教而言。这是对那些违背所谓的天主教正统教义的异端者以及其它宗派，强迫实行改宗的制度。从中世纪中叶到近世，在欧洲、拉丁美洲都广泛开展过这种审判。这是一段真正的残暴拷问和严酷刑罚的历史。看来审判的最初目的在于维持天主教的纯洁单一，强迫改宗。但实际上重点放在对异端者的取缔和处刑方面。塞巴乔斯又写道：“利马宗教审判所的机构由七十一人组成。审判长以下有二名审判官，另外有律师、咨询官、审查官、出版物检查官等等。它是一种法庭形式，但事实上由于没有刑法，一切均按审判官的意志决定。”据说，由于审判中那些替犯人进行辩护的人，可能也被扣上异端者的帽子，所以很少出现对犯人有利的证人。看来，那些法定的辩护人实质上是诱导犯人坦白的说服者。足见审判官的权限是极大的。二百五十年之中，利马审判所共有四十二名审判官。他们都是由西班牙派遣而来。他们背后就是最高权力者，都是经过筛选的出类拔萃的人物。但是民众却十分惧怕他们，称其为“从地狱来的吃人魔鬼”。塞巴乔斯还在书中这样写道：“最可鄙的是这一件件的残暴行为都是由精选出来的有学问的人进行的。他们不只是对自己的残忍行为毫不介意，而且避开承认自己行为残忍的一切机会，岂止如此，这些专门从事镇压职业的人群还组成了特定的集团。他们生活在隔离于群众之外的巨大庭园内、歌声荡漾的笼子里，根本听不到被推入悲惨深渊的平民的哀叹之声。”下面有篇判决书，可以充分显示那些反复进行残暴审判的审判官的心理状况：“认定犯人有罪之后，便进行拷问，拷问是为了使犯人承认被告发的具有证据的事实。在我们认为必要的时间里命令进行拷问并持续下去。其结果即使犯人死去，或流血，或断去手足，都是由拒绝坦白认罪的犯人自身造成。责任在于犯人，与我们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