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着手写这部毕生大作时，据说只有二十三岁。他自己曾向他的年轻朋友爱克曼讲过，《浮士德》是和《威廉退尔》同时着笔的。（《歌德谈话录》，爱克曼著，神保太郎译，角川文库版）。《少年维特之烦恼》在全欧惹起震动与反响，原是歌德二十五岁时的事。也就是说，他那面临生与死深渊的青春炽热的激情，正是他经过六十年的岁月最后结晶为世界文学瑰宝的原初体验和出发点。在这六十年的期间里，歌德从各种角度，继续《浮士德》的写作，不断进行推敲，不断使之深化。可以说这个宏伟的诗剧，是以个人与社会、宇宙的关系的“生”为主线，网罗了“生”的各式各样的场面。因此，从这种意义说，《浮士德》是将歌德的青春时代的坐标轴以一生心血不断加以深化的、歌德的激荡生涯的象征。这点，从下述事实充分得到证明：当歌德写完《浮士德》后，他说“今后我生命的一切，都可以认为是恩赐之物了”。法国的文学家瓦莱里在《歌德颂》中说：“在歌德身上，最惹我注意的是，他那异乎寻常的长寿”（《歌德全集第十二卷》，伊吹武彦译，人文书院版）。我想，这里所说的长寿，不单是指他活得久，而是说这位大文豪的持久力，从而将一个重贵的出发点，不焦不躁，长时间地逐年加以深化，并使之臻于成熟。这样，所谓出发点是照亮人生行路的、指示行路方向的星，是推动伟大创造与前进的原动力。或者说它是育成大树的种子也未为不可。同时，它可以说是燃起正义信念的“核”，是为了能客观地凝视自己的坐标轴。总而言之，这不只限于歌德，凡是艺术家、思想家、具有经纶的人以及许多一流的人物，在他的一生中、在他的胸中，总要具有足以决定他的人生的、各自牢固的出发点和光源。从某种意义说，他们的一生，可以说是确认自己的出发点、并在行动中加以实证的“奔向出发点之旅”。不能忘记，正是这种“一以贯之”的信念的翅膀，将他们带到人的伟大的高度上来。2)“对话”具有的意义众所周知，《浮士德》是戏剧，是由对话组成的。当然，也有相当一部分是独白，但其基调是对话，其中加进一些独白以增进其艺术的效果。雅典的苏格拉底也是坚持对话的。他写的书均未留下。我们能接触到的苏格拉底的言行，都是通过柏拉图的笔，其中大部分是《对话录》，这是人所共知的。我想，这件事看起来简单，其实却显示了某种非常重要的真理。这就是说，人并不是单独的人，而是在人与人的关系当中才所以为人；正像古来的许多哲人举出人所以为人的首要条件是会说话那样，人与人之间彼此交换的对话，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证据，也就是说，所谓对话乃是人为了证明自己成为人的“场所”。歌德也敏锐地认清这点。他在《谎言与省察》一文中说：“‘写’这件事，恐怕是语言的滥用，就以默读来说，恐怕也只不过是活生生的对话的可怜的代替物而已。因为，人是通过‘个体’将一切可能的东西直接传达给他人的”（《歌德全集第十一卷》，大山定一译，人文书院版）。自然，歌德并不是否定“读”或“写”。不是这样的，他是说，言语所发挥的最正确和最生动的传达作用，应该是“一对一的对话”。如果以这种基本观点来看，那么写或读这种行为，可以说它所担负的作用只是一种补充的作用。因此，歌德是很重视“个体”的，细想起来，我们读了优秀作品而深为感动，是因它构成了“作家”对“我”这种个体关系，也就是构成了“一对一的对话”。不过，从事实上说，作为使这种关系比较圆满地、直截了当地得以成文的文学形式，比起小说来，戏剧可能更适合一些。因为不依靠台词而以说明、描写为主体的小说，很容易流为歌德所说的“语言的滥用”。歌德的作品，《浮士德》以及其他许多作品之所以采用戏剧形式，我想也是出于这样一种理由的。所以，歌德向爱克曼说过如下的话：“人们总是来问我：您在《浮士德》中想使什么理念形象化呢？就好像我自己分明知道，可以立即讲出来似的。——其实，从天国通过现世直到冥界，这是一个必然的路径，那不是什么理念，而是情节的发展”（《歌德谈话录》，前已出）。然后，他这样慨叹地说：“德国人真是些奇怪的人。——他们到处搜寻深奥的思想和理念，又把它到处应用，本来并无必要，可偏要把有生命的东西弄成晦涩的东西。”歌德说，《浮士德》这部作品最重要之点，不是难解的思想或理念，而是“情节的发展”。也就是说，由对话与对话交错组成的生动的“情节的发展”，才是决定《浮士德》这部戏成功与否的关键。而歌德竭尽全力写出的这部杰作，取得多么大的成功，是毋需加以说明的。3)越是伟大的人，越总是谦虚歌德描绘的浮士德博士，年过五十，可以说是将一切学问都研究殆尽了，而其结果，他所得出的结论是“有用的学问我一无所知，我知道的，又毫无用处”（《世界古典文学全集第50卷》，大山定一译，筑摩书房版）。哲学、法学、医学，还有那无用的神学，我竭精殚思地研究过了，然而思想起来，该多么愚蠢啊。现在就是这个样子，我丝毫未能变得聪明。人们称我为术士、博士，已经有十年之久了。上、下、左、右，我牵着学生们的鼻子，指导他们，可是，最后，我只知道我一无所知。一想到此，我五内如焚。（悲剧第一部·夜）在这段独白中表现的是对学问、知识的谦虚态度。正像苏格拉底所说的著名的话：“无知之知”——以“知道自己有不知道的事”为前提，反驳不懂装懂的一般的“知”的立场，——所象征的那样，第一流的学者、思想家这类人总是谦虚的。我到世界各地去旅行，和许多人进行过对话。其中有汤因比、勒内·儒格、仲波思等大学者。这些人的一个共同点就是谦虚。在和汤因比博士最后会面时，我曾请他给我提一些忠告，博士说：“我是搞学问的，而您是实践家，对一位实践家，我没什么可说的，您就勇敢地前进吧。”这是对我这样一个相当于他的孩子年龄的人激励的话。博士毕竟不愧为超第一流的学者，才能说出这样的话，这使我深深感动。正如浮士德博士那样，对晚辈一直抱有“一想到此，我五内如焚”的感情，这是作为一个教育家理当如此的；作为一个学者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也是不可缺少之点的。这点也可从“知识”和“智慧”的角度来加以理解。浮士德说：……我大胆地攫取了人类智慧的宝库，可毫无用场。我把它堆积在手头，然后我呆呆坐着，可我的内部丝毫涌现不出新的力量。我的身量连一根毛发那么长也未能延伸，对于无限，连一步也未能接近。（悲剧第一部·书斋）浮士德，还有歌德，无疑是充分懂得“知识”不一定就和“智慧”连在一起的。在《浮士德》中，其他登场人物也说：“我的朋友，一切理论都是灰色的。真正萌发成绿色的，是生命的黄金树”（同前书）。我在年轻时喜欢的哲学家柏格森，他也认为：“在精神的行动、状态与能力的迷宫中，始终不可放手的一条线，那就是生物学提供的那条线”（《哲学的方法》，河野与一译，岩波文库版）。而这条线只能向“最重要的是活下去”这一命题去求索。这一指摘，显然是对那种对活下去毫无帮助的、为知识而知识、为学问而学问所敲起的警钟。这类知识或学问，只能产生傲视人、傲视人生，高高在上的傲慢性格。遗憾的是，这种“知识”与“智慧”的乖离现象，在现代越发显著。帮助制造核武器的爱因斯坦、欧佩海玛这些人为他们的卓越的理性而深感苦恼，这可以生动地说明“知识”与“智慧”的乖离与矛盾。浮士德发出的根本性的深刻疑问，正包含着这类文明论性质的课题。4)论男子汉的生活道路想要简单概括《浮士德》深邃博大的内容当然是不可能的，不过，说到底，我想可以总结出以下两点：第一，它说明美、宗教、爱、政治等等，对人，对人生，究竟有何意义。第二，它说明一个男子汉的生活道路应该是怎样的。当然，关于女性方面的可尊敬之处，歌德也是始终重视的，这点后面再叙。现在先让我们考察男子汉的生活道路。浮士德与靡非斯特订立契约时，曾说过如下的话：如果悠然在安乐椅打瞌睡，我就完蛋。如果轻易为甘言所弄，我迷濛地、以沾沾自喜自居，而且受骗，沉醉在快乐的梦境里，那就可以说，我的末日已经来临。（悲剧第一部·书斋）歌德的一生不断燃烧着和青年一样的生气勃勃的活力，他的人生观，充分表现在浮士德的这段话里。这种高贵的觉悟和决心，任何时代，总是那些完成伟大事业的人所共同具有的。那种沉醉于安逸、半途妥协、所谓“舍难就易”的态度，是绝不会从中产生出伟大事业来的。所谓“却山中贼易，却心中贼难”，也就是说，所谓人生的挫折，在许多情况下，不，可以说是在所有的情况下，都是由于和自己内心的魔、自己内心的魔鬼妥协所致。一个男子汉，这种软弱的生活态度是绝对不行的。浮士德说：“如果在什么地方一动不动，我就是奴隶。”“一时一刻也不停息，继续活动才是个男子汉”（同前书）。浮士德还说：我并不想蜷伏着获得幸福，战栗才是人最深刻的精神领域。不管世间如何使人忘掉战栗，使人成为无动于衷的生物，只有受战栗感染的人，才能深深感受到无法想象的巨大事物。（悲剧第二部·黑暗的廊子里）男子汉是“一节一节”地成长的。也可以说是将力量集中到每一点上来。在人生的“关键”时刻，用这种集中起来的力量克服苦难。——在这点上，如果缺少生命颤抖般的战栗和紧张感，那就绝不会有所成就。正如浮士德所说的“最深刻的精神领域”“无法想象的东西”那样，只有深刻地震憾灵魂的战栗，才是形成男子汉的深邃壮阔的人生最大的要素。如果缺少这种“战栗”的一瞬，将人生埋没在平庸的安闲当中，那才不能不说是极度寂寞无聊的哩。这里所说的“战栗”，并不是只在那些特殊天分的人身上才能发生的。我年轻时，曾看过黑泽明导演的一部名叫《活下去》的影片。大致的情节是，主人公是个五十岁左右的地方公务员。他过着惰性的生活，平平淡淡地处理每天的工作。就是这样一个人，一天，突然宣告他得了癌症。一段时间他陷入绝望的深渊，但不久，他决心采取真正的生活道路，将自己有限的生命，贡献给居民期望已久的公园的建设。对于《活下去》的主人公来说，癌症的宣告，就是他“战栗”的瞬间。这的确是不幸的，但是假如没有这次“战栗”，那么他的人生恐怕将是以无为徒食、毫无意义而告终吧。“战栗”会使任何人在使命这块原野上发出生机，它就是蕴藏着这样一种起爆的力量的。浮士德还说过：“如果在自然面前，以一个男子汉的身分站立起来，那就会感到真正作为人的活着的意义”（悲剧第二部第五幕·深夜）。人生有各自的使命与命运。在这个人生激流中，就应当作为一个独立的男子汉毅然站立起来。假如只是让宿命牵着走，就只能成为软弱的“丧家犬”式的一生。浮士德号召人们绝不能如此，要顶着风浪毅然独自站立起来，下定决心像个男子汉那样生活下去。浮士德还这样说：“为了完成前所未有的这个工程，只要有使用千只手的唯一的精神就足够了”（同前书）。《浮士德》中另一个登场人物，也倾吐了相类似的意见：不要堡垒，不要城墙，每个人自己只靠自身的力量。屹立到底的坚垒，只存在于男子汉的钢铁一般的意志当中。（悲剧第二部第三幕·浓荫之森）这些都是在说明：执著的意念是如何的有力和它的重要性。我曾对某一有识之士所说的话深为感动。他说：“你要左右事业，不要被事业左右你。”不管是事业也好，什么也好，对于整个人生，决定它终幕的胜利的，并不是环绕自己周围的环境或条件，而是自己心中的执著意念和牢固的自信心。歌德将它称为“唯一的精神”“男子汉钢铁一般的意志”，这恐怕是适用于古、今、东、西的真理吧。真正能说明精诚的一念的例子，可举出年轻时的丰臣秀吉的有名的“三天完工”的轶事（《新书·太阁记》，吉川英治著，讲谈社版）。织田信长所居的城堡——清洲城的城壁，遭风雨的侵袭，塌陷了六十多丈。但是，它的修复工程，虽开工了二十天，几乎没有多少进展。工程迟迟不进，实际是因为掌管工程的官吏，企图反叛，故意拖延所致。看出这个内情的藤吉郎①故意接受挑战，请求织田信长将工程交他掌管。但是，那些工匠头目们，都是老于世故的，而且掌管工程的前任官吏答应如果使工程拖延下去则奖给他们金钱。所以阳奉阴违，迟迟不动。于是秀吉设宴，向他们不慌不忙地说道：“有的诸侯国兴盛起来，有的灭亡了，这些你们都目睹得很多了。亡国后民众的惨状你们也是知道的。（中略）……实际说来，国的兴亡并不取决于城池。——那么，说到底究竟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你们。领民就是石壁，是城墙、是城壕！——你们修这座城，也许你们认为这是在修别人家的墙，那就大错特错了。你们是在修筑保护你们自身的工事的呀。……” 　　①藤吉郎——即丰臣秀吉，他早年曾自称木下藤吉郎。他的这一声泪俱下的请求，丝毫也不带粉饰，在工匠的头目们之间，传出了呜咽声，他们扔掉酒杯，立刻去赶工程，藤吉郎也浑身泥水地夹杂在他们中间劳动，突击的结果，城壁果然如藤吉郎所应允的三天之内就修好了，保证了清洲城的安全。藤吉郎这种忠心耿耿为领国的安全着想、为领民着想的一念，终于融化了工匠们冰冷了的心。可以这样说：人的、尤其是领导的决心和一念之诚，肉眼是看不见的，不，正因为肉眼看不见，才真正是决定一切事物的成否、胜败的真谛。精诚的一念，就会成为取得最后胜利的最大的因素，如果在这点上出现问题，那么任何事情也做不成。“三日完工”的故事，告诉我们极其微妙而关键的、而且是致命的、截然不同的二条道路的道理。我们应该注意的、并坚持到底的，正是那种“唯一的精神”和“铁一般的男子汉的决心”。5)女性的成分的价值浮士德是男性，但根据他的生活道路，也应看到他的女性成分的伟大性，它也是这部诗剧的重要组成要素。构成《浮士德》第一部中心的是可爱的少女玛甘泪的悲剧。浮士德爱上了玛甘泪，而玛甘泪也把身心全献给了对浮士德的爱。这样，她虽获得了爱的幸福感，但她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极其巨大。由于她和浮士德的恋爱，使她的母亲、哥哥和自己的婴儿都死掉了，而玛甘泪本人也落得个化为刑场之露。据一般的看法，据说在这一玛甘泪的悲剧中，浓重地反映了歌德年轻时的恋爱经历。年轻的歌德，在斯特拉斯堡读书时期，曾经和距斯特拉斯堡不远的郊区、一个农村里的牧师女儿弗里德里克相爱。根据他这次经验喷溢而出的爱的表现，加上他在那次读书时结识的朋友赫尔德对他的激励，使他的诗思泉涌，连续发表了许多新诗。但是，从另一面说，年轻的天才般的心灵所充溢的力量，不允许他满足于这种牧歌式的爱的小天地里。最后多半是一种必然的破灭结局，歌德伤害了清纯无垢的弗里德里克，将她抛弃了。但是，这种使一个美丽少女内心深处刻上难以治愈的伤痕这件事，作为一种罪责感，深深残留在歌德心底，经常出现在他以后的作品当中。据说《浮士德》中玛甘泪的悲剧，就是它的表现之一。这件事的真伪姑且不谈，总之，虽然浮士德一方面深为自己的罪责所苦恼，但他却不顾玛甘泪在狱中不断呼喊“亨利、亨利”的叫声，开始走向新的世界。他已经扬弃了小市民性质的恋爱这种“狭小的天地”，奔向了足以满足男子汉夙愿的国家大事这一“广大的天地”。如果这部作品只在这个倾向中告终，那么《浮士德》无疑将成为一部只描写男性原理的作品。假如那样，这部作品虽然写出了“强韧”的一面，但却必然会失去“柔情”或“情味”。事实上，也的确有的评者认为浮士德很像希特勒那样权力意志的化身。但是，浮士德固然具有这样一个侧面，然而我们不能忽视使浮士德改变形象的作者的构思：浮士德最后双目失明而死，而救济他死后灵魂的，正是赎罪之女玛甘泪这样一个“女性的成分”的象征。《浮士德》的结尾，用下述的“合唱”来结束。死亡的事物一切都是比喻。没有达到的，在这里如愿以偿，难以明言的，在这里成为事实，都成就了。永远的女性，向高迈的苍穹，引导着我们。（悲剧第二部第五幕，山谷、树林、荒凉的场所）这个“永远的女性”，另外的译者将它译为“永远女性的成分”。关于它的思想内容，历来有种种不同的议论：与男性的行动原理相对立的女性的爱护心、与能动相对立的受动、与意志相对立的包容等等——总之，假如失去了这种“女性的成分”，那么我们的人生或世界的完成与完结，就可能都不存在了。歌德重视调和或均衡的这种立场，在他向一个友人无心说的话中，也流露得十分清楚：“你说你谴责女性，自己总是在从男性到男性当中摆来摆去。你不应该非难女性，女性是寻求不摇摆的男性的”（《精力充沛地生活下去》，手冢富雄著，讲谈社版）。从这段话中，也可以看出歌德的阔大深厚的胸怀。他对女性丝毫没有恶意的嘲讽，而是以极大包容来对待她们，并敦促男性保持男性的特色。真使人感到他那温厚的人生态度。我曾经听人讲过这样的事：青年们在面临生死的临界状态下，几乎无一例外地会在头脑中浮现出母亲的形象来。说到战争，可以说，那就是男性原理最具有恶魔性质的典型表露。在被迫落入无以自拔的状态中，不期而然地都会在头脑里想起母亲，这和歌德所说的“女性的成分”联系在一起来考虑，这的确是件很值得发人深思的事实。6)实践”才是人生的真谛在《圣经》的“约翰福音”的开头有这样有名的一句：“太初有言，言与神同在，言就是神。”可以说这是《圣经》中极其重要的一句话。在《浮士德》开头，有一个场面描写浮士德正在将拉丁语的《圣经》这一部分译为德文。虽然这段引文稍长，还是请允许我引用如下：这样写着：“太初有言”我停滞在这里。最好请人帮助去译，我不能这样高地评价言语。我不得不另想译法我的心如果受灵光的照射，或许想出好译法我这样写下：“太初有意”正像不该草率下笔一样这第一行必须慎重创造万物，使万物具有生机之意吗？倒是应这样写：“太初有力”但在纸上写着写着，总觉得它不够全面。感谢神灵的护祐！我突然灵机一动，我安心写下了这一行：“太初有行。”（悲剧第一部·书斋）既非语言，也非意志，也不是力量，而是行，是行为——这一改变，可以说是文明史上的一次伟大的作业。我不由得感到这里边有着可说是与东方演绎性相似的、诗人天才的直观。这点，首先从切近的观点来说，可以说它向我们教示了言语真正意味的“实践”的重要性。浮士德，也就是歌德，是位真正的实践主义者。浮士德之所以不满足于闭锁在象牙之塔的学究生活，和恶魔订立下危险的契约，显然是因为浮士德是个实践主义者。话虽如此，但他绝不是那种凡是一切理论均一律加以轻视的行动派。他不能不追求所谓人是什么、爱是什么、宇宙又是什么……这些人生的意义。他是比任何人都更强烈的意识家。正因为如此，浮士德所取向的，是言语真正意味的“行为”，是言语真正意味的“实践”。其次，如果将浮士德的这种伟大作业，从思想的观点、宇宙的观点加以考察的话，那么可以说这种取向，是从西方的着想向东方的着想大胆而彻底的转变。“太初有言”所说的“言”据说是希腊语的“logos”①。而且这种西方的着想，无论是根据希腊式的传统也好，还是根据犹太式的传统也好，都是由“logos中心主义”为基调构筑起来的。也就是说，将永远不变的超越性的实在＝logos，定位于生生流转的现象世界的背后，将它作为万物的根源。例如，最初存在着语言（logos）＝神这种固定的、超越的实体，将它作为创造主，产生出一切。——这就是西方的思考方式、着想方式所具有的共同特征。 　　①logos——希腊语的语义中，含有“言语”“意义”“理性”几种意思。也可以推衍为存在于万物变化之中的、一定的调和、统一的“理性的法则”之意。浮士德对这点提出异议，而把“行为”放在前边。上文提出了“实践”这一说法，我想如果使用抽象度更高的说法，“实践”也可以说成“动”。最初并没有神或logos这样固定性的实体，而是存在着生生流转毫不停息的“动”，即宇宙的流动性。所有的东西组成一个整体，每一个都彼此活着，起着作用，（中略）它从天上到下界，在磅礴的宇宙万物之中，奏出和谐的妙音。（悲剧第一部·夜）浮士德的这种泛神论式的宇宙观，肯定是着眼于万物流转的宇宙的流动性。我在前边将歌德的这一伟大作业，称之为“可说是与东方演绎性相似的诗人的天才直观”，这种宇宙观与东方的着想是非常接近的。这里，不是详细论述关于东方的着想的地方，如果只需要指出一点的话，那就是，就东方思想的传统而言，不管是logos也好，什么也好，总之它是十分警惕不要用“言语”把“动”加以固定化，所谓对言语的不信，是一贯起着很有力的作用的。而且，我相信这样的东方式的着想，排斥一切妄念与固定观念，能够远远地迫近事象的真相。7)关于演说和辩论柏拉图描述了一个古代希腊哲学家库拉裘洛斯，由于他对语言不信加剧的结果，在日常生活中也一概不使用语言，而是用身体或手势来代替。这可以说是从反面证明使用语言是人的天然自然。在各种人际关系当中，表示自己的意见或主义、主张，然后取得认同与理解，是非常重要的。浮士德也讲过演说与辩论的重要性。这是他的弟子们问及成功的辩论术时，他回答的话：成功必须是完美的，不要做那种鸣钟击鼓的傻瓜，只要有正常悟性和完美的意见，缺乏技术也照样能够演说。只要你想认真地说明某件事，根本毋需为搜索词句而着忙。世上雄辩家无论怎样使用美辞丽句，那只是用折叠起来的人生的碎纸片模造出来的人造花。所以，它就像夜里潮湿的风吹响秋天的枯叶，不可能给人些微的感兴。（悲剧第一部·夜）真正打动人心的是认真二字，是真诚二字。目的为了装饰自己的技巧，或想取媚于人的低层次的手段，都是不必要的。缺少灵魂的形式上的雄辩，丝毫不会打动人的心，只能是在人们的脑细胞上一滑而过。直诚的倾诉，不需要任何粉饰。曾经在洛杉矶奥林匹克运动会荣获金牌的具志坚选手说：“我不知道自己的得分多少，我只是发挥了自己所能做到的技术水平。”辩论虽和体操不同，但他的话，是不是可以认为和歌德所说：“只要你想真实地讲某件事……”，有一脉相通之处呢？浮士德在回答“为了使用辩论来打动人，应该如何做”这一质问时，他说了如下的话：那首先应是你自己的实际感受，是由肺腑自然迸发出来之言，用深沉的力量、津津的兴味，去捉住所有听众的心。（同前书）为了打动人，首先自己要有实际感受——我认为的确是如此。比如有一篇讲演稿，它不表现自己的真实，只是形式地宣读一过，当然不会有动人的力量。我曾经在《教育所感》这篇文章中说过，世人将苏格拉底的极大感化力量，评为宛如“电鱼”一般具有给人以电击的力量。对此，我解释说，苏格拉底的那种“电鱼”般的力量，那是因为他自己先具有遭受电击般的感受，所以才能使别人产生宛如受电击般的感觉。苏格拉底或浮士德所说的话，和那些关注自己的声望、追名逐利的政治家的演说，层次完全不同，它启发我们去看待什么样的演说才是真诚的言论。只有从实感这种土壤中才能产生“发自肺腑之言”。我的恩师户田先生常说：“无信之言如烟。”恩师这种基于坚毅信念和以行动为基础的言论，和浮士德所说“由肺腑迸出来之言”是相对应的。如果缺少这点，那么纵然费尽万语千言，结果只不过是“如烟”一般云消雾散而已。浮士德还说：用羊皮纸写的古文书，你认为是神圣之泉吗？你是说只要饮上一口就能永远滋润你的喉咙吗？真正能唤起你身心清爽的，只能从自己的灵魂的清泉中掬取。（同前书）在这段里，浮士德在第二件事上，稍稍变换了某些不同于演说或辩论的角度，谈论了对读书、考据应持的态度。“羊皮纸写的古文书”也就是古典，它本身并不产生价值。如果读的人缺乏应有的正确态度，那不过是仅仅增加一点知识而已。这种态度显然是不正确的，所谓阅读古典，比增加知识远为重要的是，通过阅读来更新自己。如果不是以这种态度对待，那么只是脑袋加大，丝毫不会给你带来人的成长。关于这点，浮士德告诫说：“只能从自己灵魂的清泉中掬取。”8)扩充自我的“活动”浮士德在和魔鬼靡非斯特订立契约之际，曾吐露了他即将走上新的苦难之旅的心情。我将全人类给予我的一切，用内部的我来全部加以体尝。我用我的精神把握更高更深的东西。我要在我的胸中堆积上一切幸福和一切悲叹。这样，我将把我的自我扩展到人类的自我，最后让我和整个人类一齐灭亡吧。（悲剧第一部·书斋）这段话是人所共知的、典型地揭示了不断追求自我扩充的所谓“浮士德精神”。同时，这种将自我扩充到与宇宙同大的普遍化的欲求，作为“宇宙即我”“我即宇宙”的视角，也可以说是，和主张mikrokosmos①和makrokosmos②融合为一的佛教的生命观、宇宙观相通的。 　　①mikrokosmos——源出德语，小宇宙。实即指“人”。②makrokosmos——源出德语，大宇宙。上边已经提到，浮士德并不是纸上谈兵的观念论者，而是精力旺盛的现实主义者、实践者。浮士德通过实践，追求将本人的自我扩充到人类规模的这一壮大抱负，使他不但不愿蜷伏在象牙之塔里，也不愿安享私人幸福的小天地里，而是挺身到政治这种“公共”的天地里去。他的这一发展方向，从某种意义说，是必然。因为巨大的工作、巨大的活动，必然会带来相应的自我扩充。浮士德开始走上的道路，无疑是蕴藏着事业欲或权力欲必然伴随而来的危险性。但是，歌德对魔鬼靡非斯特提出的是否可以诱惑浮士德时，他让神做了如下的回答：品质好的人不管如何为黑暗冲动所驱策，绝不会忘记正路。（天上序曲）果然如此，浮士德经过了漫长的遍历之后（歌德说那时浮士德年龄，已达百岁）他所到达的境界，不是贯彻权力意志，而是“人的幸福只存在于为他人尽力当中。”这可以说是，和大乘佛教的“菩萨道”或“自行化他”精神相通的一种广大的心境。因为虽然肉眼看不到，但“心中燃放着光明”。失明的浮士德开始筹划“最后的事业、最大的事业”的海岸一带的巨大开拓事业。于是，他的最后的独白：我为数百万的人们，建造新的土地，虽不太坚牢，只要劳动就能自由地居住的土地。（中略）人的睿智的最终的话，是这样的：“凡是想争取自由与生命的人，必须每天重新为此而战斗。”因此，在这里，孩子、大人和老人，都各自和危险进行着搏斗，健壮地度日。我望着这样的人的美好的共同社会，我渴望和自由的人民一起住在自由的土地上。我面对着这样的瞬间，我要呼唤：“请等等，你真美！”我留给这个世上的印痕，早已是——历经永劫也不会死灭。预感着这样高度的幸福，我在饱享着这最高的瞬间。（悲剧第二部第五幕·宫殿前广阔庭院）不勇敢地投身到民众的海洋中去，就不可能有伟大事业的成功，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幸福。《法华经》上有“三界如火宅”的法理。据说美苏两大国核武器的拥有量已经是造成那次大惨剧的广岛型原子弹的一百五十万倍。真可以说是“如火宅”了。为了实现人类的和平与幸福的梦，应该像勇敢的浮士德那样，绝对不应逃避这种火宅般的“尘寰”的现实。浮士德的最后独白一结束，他便向后倒下而死。他自以为他在创造理想的国土，他并不知道这个国土其实是根据魔鬼靡非斯特的奸计所安排的浮士德自身的坟墓。……魔鬼想从坟墓盗走浮士德的灵魂，结果未能如愿；天使从天上降临，保护了浮士德的灵魂，升天而去。“救济”的手伸出来了。诗剧《浮士德》也许可以认为是悲剧，但是，正像所有的优秀的悲剧一样，其中具有给人们以一种强大的灵魂Katharsis（净化）作用的力量。在浮士德波澜起伏的历程当中，围绕着人应当如何生活这一近代人的“自律”问题，像汲取不尽的泉水一样，蕴含着许许多多的启示。第三节　《三国志》1)我的恩师的读书观——“要你读书，不要让书读你”《三国志》是恩师户田先生经常使用的书，和青年们一起阅读，用它来培育青年。尤其是由昭和三十年（一九五五）春天起的半年期间，将它做为讲习用的教材，户田先生利用这个时机，向我们彻底地阐明了他独特的领导者论、人间观、历史观。户田先生生于明治时期，从青年时期起就多次读过《通俗三国志》（湖南文山译）五十卷。同时对于吉川英治先生正在报纸上连载的《三国志》也十分爱读。户田先生对于“三国”人物的评论，绘声绘影，就仿佛呼之欲出的一般。户田先生教导说：“读书也有种种不同的读法。只注意情节，感到有趣，这是最肤浅的读法。其次是研究该书的成书情况或历史背景，弄清当时的社会形势及登场人物的性格等等，一边思索一边读，这也是一种读法。第三种是深入探讨作者的为人、境遇，探讨他的人生观、世界观、宇宙观，进而深入到作者的思想中去，这又是一种读法。如果不按照这最后的读法去读，那就不是真正的读书方法。”他还说：“要你读书，不要让书读你”、“史实与小说不同。小说，是作者用自己的境遇比照史实写成的，也就是通过作品中的人物，使之作为作者本人的代辩者，因此，不了解作者的境遇，就会变成被小说读你了。不应该认为小说就是原封不动的事实。”正如先生的读书观所表明的那样，先生对《三国志》具有独自的卓越看法。对我自己来说，《三国志》是我很值得留恋的、充满了深刻记忆的一部书。回想起来，在我二十几岁时，曾经贪婪地反复阅读过，当时我日记中写过：“《三国志》第三次读毕。”同时，能像这部书那样，和友人一起谈论、一起争论的书，也是很少的。在二十七岁的日记中我曾这样写道：“归路，与朋友谈论《三国志》——曹操的勇气。关羽的人格。张飞的蛮力。孔明的智慧。孙权的年富力强。是非论、善恶论、种种的议论。要做王道的人，不做霸道的人。为民众之王，勿为权力之将。做大众之友，勿为财力之奴隶。要做善的智者，不做恶的智者。”的确可以说《三国志》一书，对我来说，对于培养我的历史观，形成我的人观，是一部极其重要的青春之书。《三国志》中既有人才论，也有领导者论。它也触及了一般的传统、风俗、宗教、民族性。总之，它是蕴含着种种要素的“大河小说”①。而且书中的人物形象，也是佛法中所说的地狱界、阿修罗界、人界、天界乃至菩萨界……从十界的角度来看，也都描绘出各种缩影。从而可以从中感受到多种多样的人生和人的生活道路，感受到宿命、使命这类东西。从这种意义说，这部书虽然表面看来似乎陈旧，其实它分明还活在现代。许多人至今仍然读它，企图从中学习与现代相通的东西，这就是最有力的证明。仅从这一事实，也可以看出户田先生为了形成、触发青年的“人学”，特地使用《三国志》来进行讨论的卓越见识。 　　①大河小说——指时间跨度长、人物众多的超长篇小说。2)探讨《三国志》的时代背景——动荡、混沌的实力时代构成《三国志》背景的历史舞台，自然是三世纪在中国展开的“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三国志》所描写的正是这百年左右的三国治乱兴亡的情景。历史上出现的三国时期，一言以蔽之，是动荡的时代。旧的权威崩溃了而新的权威还未建立起来，社会规范与价值观都处于混沌状态之中。这点，从某种角度说，现代也是如此。巧的是，当时在西方正是罗马帝国的末期，“五贤王时代”告终，出现了“军人皇帝时代”。罗马帝国的统一与治安已丧失殆尽。看到用单独的力量去统治帝国广大的领土已十分困难的戴奥克雷狄阿努斯皇帝，宣布四个分区统治制度，形成了帝国分头割据的时代。这可以看成是和孔明“三分天下计”相通的。在大体相同的时代，不问东方或西方，出现了相类似的政治取向这件事实，使不少人感到历史的奇妙性。话归本题，将“魏”“蜀”“吴”三国治乱兴亡的历史写成正史的，是西晋的史官陈寿。据记载，他从二三三年一直活到二九七年，他留下了《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和《吴书》二十卷，合起来共六十五卷。其中收有四百六十八人的皇帝及个人的传记，以行文简洁而著称。使这部名著进一步增加身价的，是南朝的宋人裴松之（三七二——四五一），据说他为了使人物形象更加鲜明，引用了一百四十余种书给本书作注。罗贯中是十四世纪中叶的人，他将这些史书及说书人在市井上讲的三国故事，写成了一大长篇小说，这就是《三国志演义》。所谓“演义”就“演”（敷衍）“义”（史实）之意。这部《三国志演义》共二十四卷。一般认为该书是“七分史实，三分虚构。”吉川英治先生的《三国志》，是由昭和十三年①到昭和十八年写成的小说。吉川先生在序文中说：“原书有《通俗三国志》《三国志演义》等数种版本，我并未从哪种版本进行直译，而是随时择其优点，按我的想法写成的。”这就是说掺进作者本人的历史观、人物观，来加进新的解释。对此，据说曾经实际踏上过中国大地的作者本人的见闻、体验，也起了很大作用。在有名的开头的刘备刘玄德的感慨：“河水悠久地流去，（中略）他在久久地眺望着黄河水——这使他感到几千万年都是这样滔滔奔流着。”实际上，这无疑是寄托了吉川先生的感慨。（以上引文均摘自《三国志》，吉川英治著，六兴版） 　①即1938年。3)王道与霸道——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相克一九八六年六月四日，我和前来访日的王震现任国家副主席进行了种种恳谈。当时，我询问他的“信条·座右铭”，王震先生举出了诸葛孔明说的话“鞠躬尽瘁”。这是孔明的有名的《后出师表》中的话。王震先生以安详的语气解释说：“我的信念就是为国家和人民，竭尽自己一切力量去服务。”对我提出的问题：“您想给青年推荐中国的哪种书”，王震先生立即回答说：“《三国志》。”随后，王震先生对《三国志》中的人物进行了评论，他说诸葛孔明这个人物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分裂状态很不满意，他一直怀有统一中国的远大志向，很值得尊敬。同时他还评论刘备说：“刘玄德憎恶不仁不义，我认为他是个重仁义，道德方面也很高尚的领导者。”他说：贯穿《三国志》全书的主调，可以感到是中国自古就有的主题——所谓“王道”与“霸道”的相克。他说，所谓“王道”的定义，是以德为本的政治，帝王自觉是承天受命，自己被选出来做万民的君、亲、师的，应当安定民生，树立起基于仁爱、道德的社会秩序。同时他认为“王道”的根本，在于帝王自身对“德”的严格的修养。对此，所谓“霸道”，是指霸者以武力统治天下的强权政治，其作法是不重视仁义，一贯重视功利与力量。如果前者的取向是理想主义式的善政，那么可以说，后者便是一贯使用灵活的权谋数术的现实主义。而在《三国志》中，则将刘备、孔明描写为遵奉王道，将曹操描写为遵奉“霸道”的人物。在吉川所写的《三国志》中，有一段写曹操的家臣程昱向主君曹操进言：“王道政治，其废已久，天下大乱，民心生厌，臣以为世间正待望推行霸道独裁的强权政治。”这是暗地里向曹操提出：应该废黜失去统治能力的皇帝，由拥有武力的领导者来治理国家。以此来敦促曹操早做决断。这样，在《三国志》中，在描写了一个个多采登场人物的同时，揭示了贯穿中国历史的“王道”与“霸道”的相克，具体地揭示了统率“西蜀”的刘备、孔明与统率“魏”的曹操等人的攻防剧。这对研究人类的历史，也是非常富于启发意义的。关于这点，恩师户田先生所说的如下一段话，使我至今难忘。“诸葛孔明，玄德刘备都是理想主义者。”“在《三国志》中，可悲之处是曹操这样的现实论者，战胜了那些理想论者。”他还严峻地教导我们说：“玄德刘备为人优柔寡断，所以免不了要惨败在曹操手里。”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不管东方西方，这是自古以来人的永久主题。不立足于现实的理想只能说是幻想。只是这样软弱无力的理想主义，与现实较量毕竟要失败。不应该忘记胜负较量总是在狂涛巨浪一般的现实当中进行的。但是，话虽如此，失掉理想的现实，只能成为极丑恶的东西。无理想的、单纯的现实主义，不可能开拓出对未来的巨大展望，这也是事实。因此，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如果不采取立足于这两者的作法之上的中道主义，就不可能解决现实的各项问题，使理想得以实现。这点，是我们通过《三国志》所能汲取的教训。4)桃园结义——团结、结成一体之真谛在《三国志》中展现的人间剧当中，特别使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桃园结义”。当时无名的刘备、关羽、张飞三人在桃园结拜为兄弟，这就是有名的“桃园结义”，这三个人结成一体。这次拜盟，以后不折不扣地信守一生。《三国志》奏出的主旋律之一，就表现在这三个人的信义上，表现在这三个人结成一体上。一九八六年，东京美术馆举办了“三国志偶人展”我去参观时与偶人制作者川本喜八郎先生进行了种种交谈。川本先生制作的每一件偶人都精巧地表现出人物的个性与灵魂，使我深深为之感动。这是因为川本先生本人对每一件偶人都抱有深刻的共鸣，并以深刻的观察为基础，制作出来的。正如他本人所说：“这些人物的生平，肯定都是像偶人的神态这个样子的。”这位川本先生在他的著作《三国志百态》中对“桃园结义”曾做过这样的评价：“在乱世，背叛已成为司空见惯的行为，在这样的乱世当中，桃园结拜的三个人，以后志同道合生死不渝，这一事实，在今天也是令人十分感动的。正由于有了这三个人流芳千古的结义，才使得《三国志》得以超越时代，流传不衰。”这部书能超越时代、超越社会，打动人心的另一个原因是“美好的”心灵。而且，在人心动荡、嫉妒、反目层出不穷的乱世当中，这种美好的心灵就更加闪烁出光辉。那么，是什么缘故使这三人终生结合在一起呢？关于这点，户田先生一语破的地指出：“总之，这三个人所以结合在一起，是因为他们结义时彼此相爱的缘故。”的确，不管抱有什么样的高迈想法，有着怎样共同的伟大目标，如果缺少彼此相爱的牢固的团结力，那就什么也难做得成。作为一切的前提，这种不能以道理来解释的、彼此相爱的心的羁绊，才是志同道合的人所不可少的连结要素，没有比这种连结更可贵、更强有力的了。而且，户田先生还说，这三个人之所以能团结起来的原因，是“三个人都深知彼此的缺点，互相取长补短，所以能团结到底”。在观察人物时，先生强调了解人的性格的重要性。他说“了解缺点在哪里，优点在哪里，是彼此了解对方的基础”。的确应该说，了解人的性格，是做任何事情最重要的基本条件。人的性格是终生也不会改变的。了解对方的性格，如何去维护他的这种性格，使之发出光和热，这就关系到领导者的器宇问题。同时，在现实社会中，为了能建立一种美好的人际关系，不应该采取专去寻找对方缺点的做法，应该像刘、关、张那样，采取彼此充分理解、彼此取长补短的做法才行。话说自徐州失散以来，经过了好几年后，以刘、关、张为中心，终于又迎来了君臣同聚一城的日子。迎接这个喜庆的日子，在吉川先生写的《三国志》中，是这样描写的：“回想起来，这一切都是全仗能忍受苦难的精神。也靠虽然分散又重新结合的团结力量。而能够使团结和忍受苦难都贯彻到底的力量，则是以玄德为中心的信义、信义本身啊。”不管做任何事，总要经历相应的“忍受苦难”的过程，这是当然之理。而且，一种强烈的伙伴的亲爱之情——尽管立场或处境有所不同，一旦遇到危急关头，便立即集到一起，共同前进——这种由伙伴的亲爱之情建立起来的团结力量是非常必要的。“团结”的力量与“忍受苦难”的力量，这对于迈向伟大目标的人来说，是不可避免的。而使这两种力量之所以成为可能，则是“桃园结义”的那种较之父子、兄弟还要强烈得多的人与人之间的绝对信义。5)关羽和张飞——表现为明暗两面的英雄人格的光彩《三国志》的登场人物，即使在现代，也会在人的问题或思索人生的问题上，给我们提供种种参考和借鉴。关羽和张飞——这两人都是《三国志》中毕生扶佐刘备，建立西蜀大业的首屈一指的英杰。但是，像这两人那样，成为武将中形成对照的典型，也是很稀少的。两人都富于武勇之才，不但在蜀中，就是在整个三国时代，也都具备了代表武将之誉，但说到两人的人性、性格，那么完全形成两个极端。尤其是使这两者形成显著的不同之点，是起因于张飞那种振幅极大的性格。张飞可以说是具有长处与短处两极端的人物。一说起张飞，谁都会想起在当阳桥上喝退曹操百万大军，拯救了败走中的刘备的故事，使人唤起古今无双的豪杰形象。《三国志》中所描绘的张飞形象，无论他那豹头环眼的风采，无论他那万雷齐鸣般的声音，都是不折不扣的豪侠型的绝代英雄。对于自家方面来说，是再没有比他更令人信赖的了；而对于敌人来说，又是再也没有比他更令人难以对付的了。他的性格，径情直行，一生信守着“桃园结义”，他的心地非常纯粹，不知背叛为何物。但是，他具有这种举世无双的优点的同时，又具有极端的缺点。户田先生说过：“张飞过于鲁莽轻率，因而自取杀身之祸。”不能不说，他之丧命，完全是由于这种鲁莽轻率的“生命之业”所造成的。众所周知，他是在睡梦中被部下的武将割下首级而丧命的。这是因为，为敌方所惧怕的他的那种压倒一切的破坏力，有时也会伤害自己人，因而部下对他抱有怨恨的缘故。张飞对自己迸发出的生命力不能自制，从而不免带有不论场合随便发挥的轻率性。说到他的丧命、他的许多失败，都是由于嗜酒，这点是普遍为人所知的。睡梦中被割掉首级的时候，也是在大醉之中。在徐州，他破了禁酒令，喝得大醉，被吕布夺去城池。这样看来，古来在武勇超群的英雄豪杰极易具有的豪放磊落、天衣无缝的性情之中，同时也会出现过于单纯的人性，而其中由于本人的过于单纯和粗率，往往招致毁灭的悲剧。对此，张飞也是未能逃脱的。一旦出现在战斗的舞台上，就会显出无比的力量，但在人生的最终章上，由于自身的鲁莽，招致无谓丧身的“张飞型英雄”的悲剧——说明在人生的长河中，能名实相符地克服这种悲剧，必须超越各自的才智和天分，依靠人格的根本力量。与张飞相反，关羽的魅力，固然与武勇有关，但更主要的是他的人格力量。我的恩师对此也给予很高的评价说：“关羽为人厚重。这是一种有时会吃亏的、严肃的性格。他的伟大之处，我认为在于他始终遵守义气，而本人却丝毫不以此自傲。”“关羽是个讲信义的人，一生都是尚节操、重义气的。”与关羽的人格有关的逸话是非常之多的。他的高尚的人格，甚至使敌方的主帅曹操都为之心服。曹操总是称关羽为“天下的义士”，对他坚持信义的生活态度，表示敬意。曹操对关羽的人性表示敬佩是在徐州关羽被擒之时。曹操当时想尽一切办法希望能将这个声望极高的俘虏收为自己的部下，给他偏将军的职位以及金银器皿、高价的战袍，甚而至于赠送他骏马赤兔马，给予了种种优厚的待遇。但是关羽对刘备的信义是毫不动摇的。相反，他始终怀念当时生死不明的刘备，保护着刘备的两位夫人。这样，关羽虽然深感曹操的深厚情谊，但他说自己蒙刘备大恩，誓同生死。因此他将曹操所赐之物全部封存起来，回到刘备那里去。就连曹操也对关羽坚守信义的情操，深为感动，爽快地送他走。这的确是个意味深长的有名场面。在吉川写的《三国志》中，关于曹操称赞关羽的严正操守，做了如下描写：“不问敌我，予每接触到武人的高尚情操，都深感无上愉快。予深感在此一瞬所有这天地、人、这人世的一切，都充满美好的事物——这种以一个人格来薰染他人，它的影响，必将及于后世的千年、两千年的吧。”一个人物的高洁人格，的确是会超越敌我、超越时间，使人们受到感动，激发人们向上的。真正的人格者、具有非凡力量的人才、领导者，他们之所以出现，就是因为他们总是具有这种力量。我也接触过国内国外使我内心深为感动的人才。吉川先生描写的上述的这段话，的确是至理名言。总而言之，不管什么时代，像关羽这样重节操、讲信义的厚重的生涯，在乱世中将会大放异彩；同时，也使生活在现代的人充分了解到一个人格所产生的力量是多么伟大。6)赵子龙的英勇——沉着冷静、善能实践的勇将在刘备军中，赵子龙——赵云的存在，虽不如关羽、张飞那样名声赫赫，但却在沉稳中发出另一种光彩。事实上，在人物众多的《三国志》中，对赵子龙怀有共鸣的读者是不在少数的。上文提到的偶人制作家川本喜八郎先生也是其中之一。他曾说：“看赵云的行动，他为人的正直、判断精确和英勇无敌、战则必胜等等方面，总使人觉得他是《三国志》中数一数二的人物。对他来说，从未有过因小小的一点疏忽而导致作战失败的事例。诸葛孔明制订的作战计划，最能忠实执行的人是赵子龙。似乎孔明也比谁都更信任他。”我个人也曾接触过许许多多的人，其中的确有像赵子龙这样的人，他们表面上并不怎样出人头地，但到了关键时刻却能很好地完成别人所不能完成的工作。从这种意义说，从地位、立场或表面现象来判断人物，是非常错误的。毋宁说，千万不能忘记，所谓优秀的人材，有许多人是表里如一、不辞辛劳、默默地完成自己使命的那种人。同时，如川本先生所说，“判断精确”、“英勇无敌”、“战则必胜”这些优点，正是一个领导者必备的资质。这其中，在“英勇无敌”方面，关羽、张飞并不比赵云差，但是在“判断精确”、“战则必胜”方面，可以说赵云是更高一筹。在说明赵云“判断”精确的事例中，可以举出刘备失去结义兄弟关羽时立即要兴师伐吴时，赵云曾强烈反对。这就是，将宿敌的魏置而不顾，对吴开始作战，是极其错误的。吉川写的《三国志》中曾就此事做如下描述：赵云向刘备进谏说：“我认为，现时不可伐吴。伐魏，则吴自亡。如放下魏而先与吴作战，则魏吴必同心协力，而蜀势必陷于困境。”当时的中国大体共有十七州，其中魏为最强之国，统治着十二州。从大局看，蜀只有与吴联合，才能与魏对抗。而且，从灭魏兴汉的大义名分来说，赵云的意见自是正论。但刘备不听，强行与吴作战，结果遭到了无法挽回的失败。赵云预料到这点，足可以看出他遇事兼有沉着冷静的判断力。赵云的这种精确的判断力，对指挥周密作战的孔明来说，当然可以放心地交给他任务。孔明多次使用赵云，授给他秘计，不断拯救主君刘备的危难。从这种意义说，正因为有赵云这样足以信任的、担当实际战斗任务的武将，孔明才得以发挥他纵横无尽的智略。不但如此，在赵云身上还有使人难忘之处：他除了遇事沉着冷静之外，还有他那虽老不衰的气概。这是有关他晚年仍然气势磅礴的一段故事：主君刘备死后，孔明上奏《出师表》，然后北伐。当时，特地将鬓发皆白的老将赵云排除在北伐军的编制之外，让他坐镇后方。关于当时赵云如何不服老，吉川先生是这样描写的：“但是，赵云对丞相的用情，不但不感到高兴，反而，当他一知道发表了出征的编制名单后，便立刻来到丞相府，和孔明面对面地谈判：‘为什么某家的名字不在其中？毫无道理嘛！’‘不是某家夸口，从先帝的时候起，我赵子龙临阵从未退缩过，追赶敌人也从未落后过呀。某家现在虽然年迈，可某自认为并不比年轻人差啊。某生为大丈夫，死在战场上才是最上的幸运。——难道丞相想要叫这样说的赵云晚节，像一根朽木似地烂掉吗？”这样，赵云如他所希望的那样，率领五千精兵，做为先锋启程了。这里生动地写出了赵云的气概。不管如何年老，也要贯彻由青年时期起一直不变的信条与信念。这里边，洋溢着赵云作为人的伟大和无法言表的飒爽气概。我们的人生也应该是这样的啊。7)关于曹操——乱世奸雄、才智之将如何看待魏的主帅曹操——这是《三国志》中一个很大的难题。对他的评价因人而异。这正说明现实的曹操本身具有难以用一个层次加以把握的复杂性。作为将军的才能、特别是从他的军事才能的观点来看，他具有同时期的竞争者——蜀国的刘备、吴国的孙权所远远不能企及的天赋之才。这点，当时可以与之比肩的，只有诸葛孔明一人而已。实际上，在《三国志》上所展示的、代表这一时期两名军事天才家的无数次头脑战，不断引起读者极大的兴趣。而说到真正能在战乱之世屡操胜券的将才，首先应推曹操，他才是杰出的英雄。曹操在作为将军的器宇方面，也极擅长收揽人心，他广泛纠集人材，大胆加以擢拔，正像他用尽心机企图招揽敌将关羽、赵云那样，巧妙地抬举投降的敌将，罗致了许多名将，为我所用。而且，其才文武兼备，无所不包。这样看来，曹操的确是个与他自己所希冀做天下人的大志相称的稀代英杰。而实际上，考察一下他在乱世中所走过的足迹，便可以看出他另一个真实相貌，那就是他那极端冷酷无情的才人的“面孔”。户田先生评论说：“曹操作为将军的确是伟大的，真正有力量的。历史上与他相似的人物，恐怕是只有拿破仑、还有织田信长吧。但是，曹操虽说是英雄，毕竟是奸雄一流的人物。他另有残酷无道的一面，即使为他出过力的部下，他也毫不容情地杀掉。”在说明曹操残忍性的事件中，他曾残杀过父亲的朋友吕伯奢全家。根据吉川先生的描写，曹操年轻时期，暗杀董卓未成，当他逃走时他探望了吕伯奢，求借一宿。吕伯奢爽快地把他留了下来，到邻村去沽酒。夜已深更，隔壁传来了磨刀声，这是为了款待曹操杀猪相待。曹操错误地认为要杀自己，立即杀掉了吕伯奢的家族和奴仆。不仅如此，当他明白了自己的判断错误之后，在逃走途中遇上了吕伯奢，他为了消除后顾之忧，把吕伯奢也杀了。他的人性真是冷酷已极。这里，不难看出曹操可怕的虚无主义者的冷酷面孔，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与目的，可以无动于衷地随便杀人。曹操这种令人生畏的冷酷性，自然使人们一直在内心里都不喜欢他。而曹操则企图以他自己特殊的才干来赢得人心。从这种意义说，他究竟是好是坏姑且不论，总之，曹操始终是以他的“才智”作为有力武器取胜的。他一方面仗持这个“利刃”登上了乱世的顶峰；而另一方面，又用这个“利刃”不断伤害自己。曹操经常由于过分相信自己的才智而招致失败。比如，当魏、蜀大战时。魏军连连大胜，蜀兵丢盔弃甲，争相败走。魏军乘机追赶。如果当时追上蜀兵，那么蜀军就会全部被歼。但是，曹操止住大军。魏将都对这次收兵感到奇怪。而曹操则认为孔明所率的蜀军并非真的退兵而是佯败，采取了慎重的处理。但由于曹操收兵，蜀军突然转为反攻，结果魏军只好退却。在吉川的《三国志》中写道：“曹操经常赌智谋，结果败在自己的智谋身上”，“据说智者反而会溺死在智中”。这样，曹操从本质说来是个策士，他总免不了自认为没有比自己智谋更高明的人。结果，他是才有余而德不足，为自己的才所囿，不能行王道，也就是说他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霸道的奸雄。年轻时的曹操，是个充满理想的有为青年。使他最初扬名是在讨伐黄巾时，当时他一直是在国家这个大义名分下活动。后来，当臣下劝他继皇帝位时，他拒绝说：“苟天命在孤，孤为周文王矣。”这是通晓天命与道义的曹操的一个侧面。但是从另一方面说，他又是充满野心的。在这种相互对立的野心与道义的紧张关系当中，曹操相信自己的力量与才智，一味向前猛进。到了临近晚年，在曹操的面目中，他的野心上升到首位，到处表现出又是易怒又是焦躁的丑态。吉川英治先生对于这个当时不过是一介宫门警卫、胸怀壮志、气概恢弘、对逢迎或阿谀感到侮辱，笑人之愚的青年曹操，到了五十几岁的后半生，逐渐丧失过去英杰面目的过程，做了如下的描写：“……不过，近来的他又是如何呢？在赤壁之战前，在赏月的船上，已经相当计较自己老龄了，老来以后，他已完全不再是青春时期那种不为逆境所动的姿态了，动辄愿意听到侧近者的悦耳之言，他不知不觉也变成了过去他曾经轻蔑过、唾弃过、嗤笑过其愚的上官地位了。”——不管什么样的英雄豪杰，随着年龄、境遇的推移，很容易陷入人所具有的平庸的弱点。在这里，一代的权势者功成名就之后极易陷入的可悲习性，带着某种哀感，被充分地显露出来了。曹操的可悲之处，归根到底，是在说明：一个才智之士，甚至把他自己所怀抱的青春理想都践踏了，从自己本来所唾弃的丑恶人性，一步也未能逃脱出去。8)孙权和人才——吴国国祚最长的背景成为《三国志》舞台的魏、吴、蜀三国，后来都走向灭亡。先是蜀亡，其次，灭了西蜀的魏国也在蜀亡后仅仅三年也灭亡了。这样，三国中吴是存续得最长的一国。为什么不是国力最富的魏，而是吴国寿命最长呢？——我认为这里蕴含着重要的历史问题。吴的第一代皇帝孙权，接过其兄的印绶，成为吴主，当时他十九岁，正是弱冠之年。这时，刘备已经四十岁，曹操是四十六岁。吴的寿命之长，当然和孙权年轻有关，但不能只以年轻为理由。纵然年轻，如果人主不是非凡的人物，在战国乱世，还是不可能维持长久的。吴主孙权的非凡之点，是在他手下有以周瑜为首的许多才能智谋之臣，尽管他年轻，但却将这些从父亲孙坚以来的老臣使用得非常得当，使之各尽其所长。不但如此，而且还接连招揽人才，加以重用。他的特点是擅于用人。而这点可以说是保持吴长久存续的最大原因。孙权的成功，的确说明了“得人”才是领导者的最大责任。在年轻的孙权手下，聚集众多有能之士的背景，除了孙权的器宇宏大之外，其兄孙策也是个非常重要的存在。孙策在其父孙坚三十七岁的壮年战死之后，继承父业，他也武运不继，二十六岁遭到刺客的暗杀。从这一意味说，孙权可以说是第三代的江东之主。其兄孙策很早就看出这个弟弟具有非凡之才。从而在临终时将印绶交付给他，并留下了如下的遗言（《三国志》，吉川英治著）：“你长于内治之才。但率江东之兵，敢于进行乾坤一掷的冒险，你远不如我。……因此，你要牢记父兄当初创建吴国的艰难，任贤举能，守护疆土……。”孙权彻底遵守了“任贤举能，守护疆土”的这一遗言。说明孙权如何对待人才，有一段有名的插话（《三国志演义（上）》，立间祥介译，平凡社版） ：年轻继承帝位的孙权，有一次问孙策时期的有名参谋周瑜：“我虽承继了父兄的大业，但如何才能守住基业呢？”周瑜回答说：“任何事业的根基都是人的问题。得人者国昌，失人者亡，因此您的近侧置德高才俊之士，最为紧要。”①孙权忠实地履行了这一忠言，得以建立了王权的根基。就这样，吴国具备了尊重人才、发现人才的良好土壤。在以后，关系到吴国存亡的赤壁之战时，建立殊勋的鲁肃，是周瑜所荐，而毅然委以重任的则是年轻的孙权。 　　①此处《三国志演义》原文为：“瑜曰：自古得人者昌，失人者亡。为今之计，须求高明远见之人为辅，然后江东可定也。”同时，还有以有名的词句“士别三日，则当刮目相看”（《吴书》，吕蒙传注）而知名的吕蒙，也是被孙权发现的，吕蒙一改过去只偏于武艺的态度，是一个在学问上大有进益的人。孙权在培育人才方面，不只是着重于收罗人才、使用人才，而且在吴国国内提倡研究学问、鼓励切磋琢磨的风气。这是魏、蜀所没有的吴国的特点。从这种意义说，最重视教育环境的是吴国。孙权领导艺术的杰出之点，如上所述，是将内治的根本放在培养人才上，遇上具体的事务，则充分听取这些军师、参谋的意见。因此，在孙权统治下，充分发挥了军师、参谋所具有的能力挽救了吴国的危难。“创业易、守成难”，这本是历史上的教训，而孙权则是求贤、任贤的“内治之雄”。同时，考虑到以孙权为中心的吴国臣下们长达数十年的紧密团结，就会了解为什么吴的国祚一直绵延到最后的真正原因。可以说，这有力地证明了一个事实：一切团体与组织，能得以永续下去，必须超越每个单个人的力量，依靠紧密的协同动作。9)“仁德”之人·刘备的轨迹（1）——论领导者的条件在《三国志》主人公刘备的足迹中，的确有许多故事，足以使人想见刘备其人的人性，给人以丰富的启发。和关、张的“桃园结义”，对孔明的“三顾茅庐”，晚年和东吴交战大败等等……所有这些，都是离开刘备的个性，不可能出现的。通常，刘备被称为“仁德”之人。但在战乱之世的领导者重要条件之一的军事才能方面，他并无可观之点，只能说他是一般的才能。实际上，刘备固然在三十年当中，经过许多战役，可以说是个戎马一生、身经百战之将，但在他得到孔明之前，并未取得像样的战果。他之所以能成为蜀帝，成为三国时期的一方之雄，是因为他作为领导者还兼有特别显著的“德”。许多史书上，说刘备“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有英雄之器。”①（《三国志四》，守屋详、竹内良雄译，德间书房版）这就是说他人物风格的高洁和阔达，能使人联想起汉高祖来。在战斗攻防这类智谋方面，他虽远不如曹操，但在作为领导者非常重要的包容力、重诚实、守信义等等人性方面，可以说刘备是本时期首屈一指的德高之士。这点，从刘、关、张、孔明、赵云等蜀君臣亲密无间，胜过手足的情谊中，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 　　。①此处系改用我国陈寿《三国志》的原文。《三国志》之所以不单只是作为战斗攻防的戏剧，而且，即使在今天，它仍作为人的戏剧，充分起到震撼人心的作用，就在于刘备处战乱之世，与其臣下难能可贵的深厚的个人情谊。产生蜀军这种独特的结义式的纽带，很大的原因是由于刘备既是个极其守“信义”的人，同时又是个非常讲“情谊”的人。最足以说明刘备深厚“情谊”的事例，恐怕要算是那场为关羽报仇的大战了。终生的结拜弟兄关羽被东吴谋杀之后，刘备不听部下的一切反对，出兵伐吴，众所周知，这次战役刘备的军队大败，西蜀濒于危殆。从这种意义说，这次战争是刘备晚年致命的失败，其结果，会招致西蜀的灭亡。所以对刘备领导能力的薄弱，即使受到后人的严厉批评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实上，这种领导上的幼稚与愚蠢，经常出现在刘备这个将军身上，这就是使他复兴汉室的远大理想变得半途而废的最主要原因。这不能不说是刘备个人的致命缺点。但是，这次发兵讨吴虽从军事常识说难以理解，然而，如果从刘备的心情来说，那么这是他不能把誓同生死的结义兄弟的仇置而不顾的、一种“情谊”的直接喷射。如果不考虑这点，那只能意味着“信义”的死亡。将人世上最可贵的“信”、“义”弃而不顾去求得胜利，这种做法真的能存在吗？……这次事件是好是坏姑且不论，总之对于刘备说来，这是一个绝不肯做这样策谋和打算的人，是一心以“信”、“义”为重的感情喷射。在这点上，又可以使人领略他那对人所具有的绝大吸引力的纯粹生命。对于孔明、关羽、张飞、赵云这些与之志同道合的人来说，恐怕正是把这点看成是主君的美德，而寄以绝大信赖的吧。作为人的至情直接流露和作为领导者的高瞻远瞩——刘备往往缺少这两者的平衡，从而每次招来不幸。和这次倾全蜀之力为关羽进行报仇的作战一样，刘备的这种“情谊”、“仁德”造成灾祸的事例还有许多。当他被曹操的军队打败，在千里的路上退却时，刘备携带了爱戴他的数万百姓。但是，和不懂打仗的百姓一起行军，是极其困难的。在曹军的追击下，许多民众牺牲了。据吉川的《三国志》所写，他看到这种光景，十分悲哀，他说：“这些无辜的老百姓多么可怜，都是因为我，才使他们遭受这样灾难。……如果没有我那就……。”说着他就想投河自尽。这是最能象征刘备人性的一个场面。他就是具有这样感伤性侧面的一个领导者。周围的臣下向他进谏说：“死易生难，活下去的道路，本来就是非苦斗不可。难道您抛弃众多的百姓，就您一个人企图解脱吗？”这样，他总算放弃了自杀的念头，决心重整旗鼓，但这次撤退毕竟付出了很大的牺牲。在退走时带领百姓在一起，这一决定是否正确，这是赞否分岐的、很难说清的问题。实际上，的确也有人严厉批评刘备的这一决定。但他热爱民众的心情，是十分可贵的。而且，我想，正是这点，是一个做领导的人必须做为龟鉴的。从这种意义说，刘备可以说是具有比其它人都加倍强烈的“慈爱之心”的一位好领导者，而这种“慈爱之心”恰恰是为民上者的人伦基础。但是，对他说来，问题在于他的力量。如果没有与领导者相应的力量，那么不管具有什么样的高迈理想与温馨的心情，最后甚至免不了要牺牲可贵的百姓。领导者刘备的悲剧之一，就在于他空有这美好的心情而缺少保证这种心情的实力，由于这个缘故，使西蜀招致不幸的事例，绝不在少数。总而言之，刘备的故事，说明了即使一个领导者非常热爱民众，但能将民众保护到底，又是何等的困难。这点，也是我本人平素真实不假的感受。正义与力量——能够兼而有之，对于领导者说来，该多渴望能够同时具备这两种条件啊。考察“仁德之人”刘备的一生轨迹，使人再一次认识到这点。10)“仁德”之人·刘备的轨迹（2）——母亲、继承人、人生论关于刘备，有一件不该轻易看过的事，那就是关于他的母亲。刘备是个很有孝心的青年。父亲已故，只有母亲一人。刘备衷心敬爱母亲。而他的母亲又是个非常气性刚烈的人。伟大的母亲，任何时代也好，都是这样的。刘备离开故乡，二年、三年——虽然壮志未酬，但在思乡之念的驱使下，他回到母亲身旁。这位老妇人不但没为儿子的归来高兴，反而严厉地向他说道：“这是怎么的啦，活像个吃乳的孩子。……你这样，还算是个忧国的大丈夫吗？既然回来，也就不必提了。但不准你久呆，今晚安歇一晚，明天你就走好啦。”同时老母还以严峻的爱子之情，鼓励他说：“你要想到千万人的幸福！我这个余年无几的妈妈，算得了什么！你的心思——好容易立下的大志——如果只为了我这样的一个妈妈就有所松懈，那么妈妈我为千万人的幸福，宁愿少活几年，也要鼓励你出去啊”（《三国志》，吉川英治著）。正因为有这样伟大的母亲，刘备才没有放弃初衷，并加强了自己的决心，得以不断地前进。的确，母亲与孩子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我见过许多这种关系，我是深知，母亲的一个决心的举动，一个决心产生的力量，对孩子会产生多么大的影响。同时，通过刘备的这样家庭环境，正像俗语所说“家贫出孝子”那样，可以说，一个杰出的人物，大都是出身于贫寒家庭，这几乎是古今不变之理。另一方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和刘备正相反的事例却是他的长子刘禅。西蜀在刘备死后，这位刘禅继承了帝位，他没有其父那样的大才，这主要是因为他在不知艰难的环境中长大的。的确，培养后继者是极其困难的，领导者最大的忧虑也在这里。以刘禅来说，他是刘备年近半百时所生之子，刘备死时他只有十七岁。从这种意义说，也许他被过分地骄宠了。户田先生说过如下意思的话：“父母在艰难创业时所生的孩子多易成人。”这是告诉我们说：从某种意义上对于孩子说来，了解父母最艰难的时刻，和父母一起体验千辛万苦，是对孩子最大的教育。不过，刘备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对自己的儿子刘禅的未来，不掺杂任何私情。他预感到死期临近，向孔明托付一切后事，留下了遗言。吉川英治先生在他的作品中对这一场面做了如下的描写：“君（孔明——引用者）之才十倍曹丕。孙权也难与君相比。……所以必能安蜀，使基业不致坏坠。但太子刘禅年纪太幼，很难说将来会如何。如刘禅充分具有为帝之资，君又辅助之，固所欣慰。但，如刘禅鲁钝、非帝王之器，则丞相可自为帝，以治万民……。”随又给刘禅留下遗言：“汝父死后，汝可父事孔明。”吉川英治先生以动人的笔触接着描述说：“这该是何等英明的决心，何等悲壮的遗诏啊。这分明是说，太子如不才，汝可自立为帝、完成帝业。孔明伏俯在龙床之下，痛哭流涕，几成血泪。”刘备作为领导者不同凡响之处，正如表现在他对孔明的信任那样，他不搞专制君主那种习以为常的家天下，比起家天下来，他更重视大义，这说明他毫无私心的态度。他的这种态度，可以认为是君臣的楷模。而受托一切后事的孔明，在刘备死后，果真以“死而后已”的决心，为完成先主的大业，奋不顾身地开始了尽瘁于国的努力。这样，我们从各种角度来观察了刘备的人性，而他走过来的、波澜起伏的人生轨迹，也给人们留下了许多有益的教训。首先，这是刘备在西蜀建国以前的事：当时，他周围的人为刘备的不得志而深感愤慨，但他本人却泰然处之。为什么他会这样？当时在刘备的胸中有如下的想法，即“屈身守分，以待天时。——即所谓蛟龙潜子深渊，目的在于升天”（《三国志》，吉川英治著）。这里所说的“蛟龙”是传说上的动物，它潜伏在水中，等待雷雨，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化龙升天，在这里给人一种生活的启示：当人生处在逆境或不遇之时，应如何对待。特别是青年时代，一个人很容易为别人不承认自己的处境而悲叹，但青年时代也需要有一种深沉大度，内心里抱着到了四、五十岁时将会有属于自己的社会和时代的活动天地，而泰然地等待时机的到来。千万不要忘记如刘备所说的那样，曲是为了伸，竭尽全力，尽到现在的本分，一边等待着天时这样的生活方式，才是通向大成之路。而且，在人生中有时也会失败。遇到这种时候应如何自处，如何行动呢？刘备不只一次遇上过作战的不幸失败，有一次，他的结义兄弟关羽鼓励他说：“胜败乃兵家常事。人的成败在于时机，……时机来了则自然顺利，时不至则如何挣扎也无济于事。对待漫长的人生，得意时不为得意而骄，面临绝望深渊，也不陷入失落感。——不为外界所动，不受外界摆布，出处进退，均能处之泰然，才是最难能的啊”（同前书）。在人生中，如果面临一次失败，就悲叹来悲叹去，那就会甚至使整个人生陷于失败。倒是应当将这次失败作为下次胜利的动力和决心，以积蓄自己的力量。关羽还劝说刘备：“人也总要有几次须效仿‘泥鱼’那种隐忍的时期”（同前书）。泥鱼，是一种什么也不怕的鱼，遇上久旱水涸的时候，就会全身裹上呢，滚上几天，有了水便立刻从泥壳中爬出，又照旧游来游去。“泥鱼和人生”——这又是一种意味深长的启示。失败，的确会给人生带来失意和绝望，但只是胜利，也绝不会造就深刻的人生。只有经历过多次的败仗，懂得自重，一心锻炼自己的人，才能体会到真正人生胜利的喜悦。这样看来，使人感到，比那种简单的英雄、胜利者，克服了多次失意与失败的刘备的一生，蕴涵着不知要强大多少倍的人生的深邃、人生的可贵、人生的价值。11)希世的名臣诸葛孔明——《三国志》上灿烂光芒的睿智《三国志》后半部中的英雄诸葛孔明，使任何时代的人都会对之崇敬不已。他那不朽的光彩，可以说是《三国志》中任何人也不可能与之比肩的。户田先生也是在所有登场人中最喜欢孔明的。那么，孔明究竟是什么缘故能使人感佩至深呢？不消说，一是他那“智慧”的光耀，使人觉得达到了人所能具有的智慧的顶峰。在孔明身上，到处体现出类似人所憧憬的理想的“智慧”的明晰性。他那宛如满天星斗般的“智慧”的光耀，为三国兴亡史增添了无限的光辉和丰富的色彩。诸葛孔明的“智”——刘备“三顾茅庐”时曾向孔明说过：“先生神算，每次都使我心服口服”（《三国志演义（上）》，立间祥介译，平凡社版）。这说明刘备对他的完全信任。他的神妙的智慧，还在于既非学究式的，也非权谋数术式的策谋。它是在后汉已经倾颓、群雄割据的混乱时代，为了那些饱尝涂炭之苦的民众，企图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从这样一种人道主义迸发出来的实践的智慧，这点也正是使人们所以深为感佩的缘故。说它是人的睿智的究极的出发点，也并非言过。使孔明登上正面历史舞台的机缘，是刘备那次著名的“三顾茅庐”，当时他二十七岁。构成这两人带有命运性的相遇的伏线，据认为是刘备与司马徽的一段问答。吉川先生描写说：司马徽曾说，像刘备这样的人，使之身心徒然疲惫，空度岁月，实在“可惜”。对于这点，刘备则概叹“自己的时运不济”。司马徽指出：不该委之命运，原因在于刘备身边人才不足。据司马徽的看法：关羽、张飞、赵云这些人，固然都是力敌万夫的勇将，但他们缺少洞察时代趋势之才。而其他一些人物也非经纶济世之士，这样当然不能成就天下大业。当前刘备需要的，既不是无双的豪杰，也不是白面的书生式的人物，而是应当去搜求俊杰人士，那种能洞察时代大势，对天文、地理了如指掌、具有经纶抱负的人。一个有识别人才能力的人就会发现他们。当时司马徽所说的“卧龙、凤雏得一人可安天下”，是脍炙人口的名言。随后，小说描写了刘备通过徐庶，终于见到了孔明，刘备曲尽“三顾”之礼，孔明讲了“三分天下之计”，以两人的“鱼水之交”，为从战乱走向统一，展开了波澜壮阔的史诗般的活动。这时的刘备是如何积极地活动，正像孔明本人对刘备所说的“（使君——引用者）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蜀书·诸葛亮传》，本田济译。收于平凡社《中国古典文学大系第13卷）①，那样，他广求人才，积极接受人才，以伸张大义。不难看出，刘备这种真挚的心情，是充分打动了孔明的心的。 　　①此处系直接引自《蜀志·诸葛亮传》的原文。总之，刘备获得这样希世的名臣以后，过去那种一进一退的形势，大为改观，在军事上一个胜利接一个胜利，沿着“三分天下计”这一正确道路不断迅猛前进，这真正可以说明得人是如何的重要了。孔明加入刘备的势力以后，关羽、张飞、赵云这些武勇绝伦的武将的才能也得到了尽情发挥，无一不通往胜利。在孔明出山以前，刘备的军队总是进行直线的、平面的作战，但由于得孔明这样一位希世的军师以后，一转而展开了立体的、机略纵横的作战，形成了一个组织体系，使每个力敌万人的勇将都得以充分发挥各自的特长。孔明的活跃，充分显示出一个人的力量，会如何给人和组织以活力，给时代带来巨大变化啊。当然，他的睿智绝不只限于军事战略方面。最足以代表诸葛孔明的智谋战略的事例，可举出“赤壁之战”。所谓“赤壁之战”是指曹操亲率八十万大军与吴主孙权进行的“史上空前的大战”，也是《三国志》中描写得最为精彩的部分。在这次大战中，刘备的军师孔明，乘一叶扁舟，以其三寸不烂之舌，往说吴军，最后导致了赤壁的大捷。他把英名盖世的孙权、周瑜玩弄于股掌之上，晓以大义，使他们和魏进行决战——他的这种胆识和智谋，从另一种角度说，正可以说是“战争不靠武力而靠政略的尝试”，充分显示出孔明真实的雄才大略。曹操在这次“赤壁之战”中大败，正想逃回，就在这危机一发之际，被关羽拦截，但曹操以巧妙的言辞，打动关羽，诉之以情。信义之士的关羽，不忍杀害失败了的曹操君臣，最后放走了他们。在这段描写中充分说明了曹操的奸智，他利用了关羽为人感情深厚的可乘之机。极端善良的人与足智多谋的人的这两种缩影，是世上屡见不鲜的，因此描绘得仿佛如在目前。恩师户田先生评论这时的曹操说：“他，总之，是命不该绝，是他的运气还没有到头。”户田先生明知在小说中曹操是被当成恶人来描绘的，所以说他“命不该绝”，其实恩师在这段中真正想要强调的用意别有所在。那就是说派遣关羽，是孔明的战略失误。吉川先生写的《三国志》中，关于这点，写成了孔明明知关羽会放走曹操而故意派遣关羽，其实，孔明的先见之明，能否高到如此地步，是很值得怀疑的。对于这一情节，恩师想说的是：当时如果派遣了张飞或赵云，则肯定会消灭宿敌曹操，或者孔明本人前往也可。孔明没有这样做，只能解释作：即便是像孔明这样英明的智谋者，也会出现调遣失误。恩师之所以反复强调知人的重要性，正是出于“将领学”的考虑——他指出要经常认清人的优缺点，用人要做到适材适所。有的人适于战时，而有的人则适于平时。而且在作战上强有力，不一定就适于从政。因此，任何人只要按照与各自的特点相适合的方向前进，都会有所作为。孔明为什么派遣关羽，它的真正原因不太清楚，但如果单从效果而论，即使是名将孔明，也不免在人才调配上有所失误，这可以说明看清人的本质是如何的困难。说明孔明的卓越智慧的典型事例，最有名的故事是他擒获南方土豪孟获一事。为了使西蜀得到安泰，他在刘备死后进行南征。征讨与东吴有联系的南方，解除后顾之忧，以便进行大规模的对魏作战。但是，南方有许多土豪、酋长，其中一个有势力的人物就是孟获。孔明进军南方，擒了孟获又放掉，擒了又放掉，足足重复了七次，世人称之为对孟获的“七擒七纵”，在这一过程中，孟获对孔明心悦诚服。即便说是对野蛮无学的敌人也罢，自古以来从未听说有过七擒七纵的事例，对于这样的大恩，孟获怎么能不衷心感激呢。这段故事，是说：以力服人，后来必定还要反逆。深深了解这一人性的孔明，使南方的最有勇力的土豪孟获敬服，在人的力量、智略及仁德等方面，都使之甘拜下风，使其永远感恩戴德。这是孔明出自洞察这类人所采取的独特行动。这点，即使现在仍可以给人以新鲜的视角吧。12)孔明的节操——《出师表》中表现出来的清冽的心灵诸葛孔明之所以能赢得人们的崇敬，一方面固然由于他的闪闪发光的睿智，同时也是雨于他终生面对理想，一贯无私意所致。这点在他成为西蜀丞相后表现得最为明显。孔明为政始终清廉公正，他作为一国丞相的态度在《蜀书·诸葛亮传》（本田济译。收于平凡社《中国古典文学大系第13卷》）中有如下的记载：“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雠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① 　　①两段文字均据我国《三国志》原文。如这里所示，政治家孔明，他十分注意公正的政治，从某种意义说，几乎使人感到认真到过分的程度。为此，他严格地遵守信赏必罚的原则。同时他的伟大，在于律己极严、十分清廉。他在向蜀主上奏中说：“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中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①据记录，他死后，果如其言。西蜀的人民在他死后仍在不断怀念公正无私的孔明，自是理所当然的。 　　①两段文字均据我国《三国志》原文。孔明通过自身的人生，显示了他为大义为理想而献身的心灵，该多么清冽澄明！特别是《出师表》，使他为贯彻高迈之志所怀抱的真诚得以千古不朽。这是在刘备死后、他向继承帝位的刘禅所上的有名的上奏表文，在其中，他吐露了忧国至情，可以说这是使读者不能不堕泪的一篇名文。“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中略）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中略）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沪，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弩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①（守屋洋、竹内良雄译。同前书）刘备死后，征南又过了一年左右。孔明极力充实兵力与粮草，准备北伐。但是蜀中的许多大臣安于现状，嫌忌战争。而且虽说是三国鼎立，魏据有十二州而蜀仅据一州，相比之下未免弱小。从这种意义说，任何人都认为这种战争对西蜀说来胜算较少，但孔明的决心却非常之大。为什么孔明这一时期宁可付出极大的代价，决心伐魏呢？这是因为他已经看穿魏越来越强大，正在窥伺着西蜀。因此，他已预见到如果不在自己有生之年，先发制人，则魏必灭蜀。这是任何时代，只有身负重任的领导者才怀有的内心苦衷，在《出师表》中，孔明深察未来的时代大势，所以他那悲壮的决心，字里行间，溢于言表。 　　①此段文字，据汉文原文。他在表中说：“宫中府中，俱为一体”。宫中是指皇帝侧近的人，府中是指政府官僚，在先帝死后，蜀正处于危急存亡的时刻，必须宫中与府中成为一体，尽职尽责，这的确是极中肯之言。户田先生也对这篇上表文十分共鸣，经常引用。用现代的话说，这是在阐明领导者必须与民众成为一体以完成预期目的的道理的。孔明还在表中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同前书）。对年轻的刘禅讲述了为帝王之道。在当时，蜀国由于孔明的励精图治，内部趋于稳定，在这一过程中，大臣们的心，也逐渐保守化，丧失了前进的锐气，开始出现堕落与衰退的征兆。《出师表》是出自孔明坚强心愿的建议书，目的在于打破蜀国这种安逸与惰性，恢复创业当时的远大理想，使宫中府中都能改变士风，以挽救国家的危机。诸葛孔明的过人智略，足以使许多人为之惊叹。而更为深刻动人心魄的，则可以说是在于他的这种鲜明刚烈的人生态度。其中最具有象征意义的场面，那就要属五丈原了。13)鞠躬尽瘁的孔明——秋风五丈原的晚节对于诸葛孔明出兵伐魏，许多人感到不安，如果单纯从魏与蜀的兵力和国力之差来考虑，这种不安也许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实际上孔明对这种差别早就知悉而且做了万全的准备。人们未能理解孔明的深思熟虑，所以反对。但孔明北伐中原的意志是不可动摇的，而且他为了慎重起见，进行了细致周密的准备。刘备死后，完成了五次对外的征讨，特别是后期这三年间，倾注全力于健全内政上，可以说这都是为了上述目的。吉川英治先生在他写的《三国志》中，为了叙述孔明北伐中原是先帝刘备在世时的宿愿时，这样写道：“他决定三年不再出兵，蓄养士卒，积蓄兵器粮草，卷土重来，以报答先帝知遇之恩。不管遭遇什么样的困难，北伐中原的大计，就连睡梦中也绝不能忘记，这就是孔明唯一的心愿。这就是说如果没有北伐也就没有孔明。”要知道，他所事奉的刘备，正是被曹操从中原赶出来的啊。不只是最后的五丈原这一役，孔明胸怀刘备的遗志，开始走上北伐之途，就已经是临近晚年了。但是，直到他的晚节为止，在他的心愿中，从未忘掉他的大业，从未消失过他所受的先帝的大恩和对先帝发过的誓言。从这种至诚的一生中，感到孔明这个人人格的真正伟大，恐怕不只是我一个人吧。这样，孔明把最后的战场定在中原，毅然举行了数次北征。在力量弱小，兵粮也难以为继的不利条件下，仍然坚持反复北伐，这完全是出于孔明百折不回的夙愿。第二次出征前他写的《后出师表》中说：“与其坐而待亡，何如伐之。”说明了这是“与其坐而待毙，毋宁应该北伐”的孔明壮烈的心情。但是，如所周知，这次与魏交战，结果只是使世上无与伦比的著名军师孔明，更加显示出他那晚年的忠心耿耿而已。其最典型的场面，当然要属“五丈原”他本人的病殁，不过，以“挥泪斩马谡”的故事普遍为人所知的第一次北征，也渗透着孔明的苦衷。第一次北征，孔明充分发挥了他的智略，取得了节节的胜利，但在街亭一役，由于马谡的失误，使战事遭受了挫折。马谡是孔明的知交马良之弟，其兄战死后，由孔明收养，处处加以照拂。孔明很重视培养才气焕发的马谡。在这次战争中派他去担任天王山的街亭的战斗。但是，马谡缺少经验，又有恃才和贪功的毛病。当然，孔明是了解这点而起用他的。从孔明的想法来说，是想给他一次机会，来考验马谡的。孔明这种认真考验他的心理，可以从孔明临送走马谡之前所说的“军中无戏言”这句严峻的话，充分得到证明。但是，可悲的是，马谡并未理解孔明的深刻用心，也未能拭净他那恃才和贪功之心。他最后还是傲慢地违背了孔明的命令，脱离常轨在山上安营，结果遭到了无法挽回的大败，使孔明已经布置得十分周密的作战计划归于惨败。宛如穿针引线一般以极少的兵力和人才的优势以期对魏克敌制胜的孔明费尽心机的布置，由于这个浅薄的年轻人的傲慢，想不到竟然化为一场泡影！不但如此，违抗他的命令的马谡本人，又正是他寄予厚望的、他所亲自培养起来的人！孔明拒绝了众将的求情，挥泪斩了马谡。这可以说是，像孔明这样的贤明的主帅，也由于对马谡过于慈爱，造成判断有误的例子。但从另一种看法说，这一调遣马谡的悲剧，也可以说它真实反映了蜀国人才的缺乏。关羽、张飞均已亡故，谋臣法正以及黄忠等建国以来的得力之臣也相继死亡，当时西蜀只靠孔明一个人在那里孤军独撑。不但如此，随着与魏战斗的加剧，西蜀人才匮乏日益成为孔明很大的压力。孔明不得不使用后来谋反的魏延，也是大有难言之隐的苦衷啊。关于孔明的心情，吉川先生在“五丈原之卷”中，做了如下的描述：“孔明虽未说出口，但他内心里确实有一抹寂寥。他内心里早已想好了连科学的创造力都无法企及的作战方略，他也相信执行这个作战方案肯定会取得胜利。但是唯独西蜀军中人才的缺乏，是怎样也弥补不了的。”关于证点，户田先生指出：“人的才干总是有长有短。即使英明如孔明，也是无能为力的。蜀国之所以未能很好地收揽人才，是因为孔明之才太高，而又过于严肃认真的缘故。”各方面的才能都过于擅长所造成的悲剧——这是作为一个伟大的军师孔明自身所造成的悲剧。同时也不应忘记恩师户田先生所说的话：“而且他也没有尽力搜求人才的余裕，我想，这点是他未能培育后继者的原因。”这说明户田先生同情孔明所处的困难处境，同情孔明必须完成的使命的严峻性。晚年的孔明，内心里怀抱着别人无法为之分忧的苦衷，而同时又落入不能不进行到底的、为国奋斗的孤立命运。激烈的军务和精神的劳瘁，使他身染重病，而且，他手中足以托以后事的人，为数并不多！即便如此，孔明为报答刘备的厚恩，完成刘备的遗业，还是毅然与敌将司马仲达相对峙着。孔明这一赤诚的心和他峻烈的生活态度，自古以来，不知使多少人为之感动得下泪。土井晚翠①的著名诗篇《星落秋风五丈原》，就是歌唱孔明的这种心情的。 　　①土井晚翠（1871—1952），诗人，曾长期任过第二高等学校英文学教授。祁山之夜夜色深，萧瑟秋风发悲吟。繁露零落田野冷，阵云黑压五丈原。草桔黄，马肥壮，蜀军旌旗暗无光，营静鼓角几声寒。BBBBB丞相已病危！（中略）梦寐难忘君王恩，临终遗诏铭心田。鞠躬尽瘁忧国家，风风雨雨几春秋，而今败叶雨中颤。一旦大树倾颓后，汉室气运益难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