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计65.775.875.873.568.560.8资料来源：商务部网站（中国内地对香港的出口中85%以上是对美日欧的转口贸易，所以也计入对体系中央和准中央国家的出口）。上表显示，中国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对体系中央和准中央市场的出口占到了自身出口总额的3/4左右，而这部分出口中又有一大半是由外资企业来完成的。这样的经济基本面决定了中国对西方国家的政策必然是非常低调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有了所谓的“韬光养晦”外交方针。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中贵为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但是很少行使否决权。2004年之后，中国对体系中央和准中央国家的出口尽管绝对量仍然在上升，但占中国总出口的份额却在稳步下滑，到目前为止已经回落到60%左右。但与此同时，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日本最重要的出口目的地；中国也超过日本，成为美国国债最大的海外持有者。也就是说，在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相互依赖关系中，中国对西方的依赖程度在逐步减轻，但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依赖却越来越明显。此消彼长，中国的外交风格悄然发生了变化：越来越自信，越来越硬气。正文 第2章 中国在体系中的足迹（16）2010-6-13 12:33:36 本章字数:1041中国外交风格变化的案例，随手便可以列出许多：联合国安理会中的投票，中国自1971～2005年一共投过5次反对票，但是2005年以来，中国用否决权或者声称使用否决权而多次迫使美欧国家对议案做出重大调整。在对非洲和拉美等地区的政策上，中国也显得不再顾虑重重，围绕保障自身能源和原材料供给而展开的经济外交，在上述两个地区都触动了美欧的神经，因为它们长久以来一直将这些地区看做自己的“后院”8。在2009年底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中国代表团纵横捭阖，老成坚定，尽显大国外交气势。尽管在全球经济体系中还没有获得真正的中央地位，中国外交却已经开始恢复她两千年来作为中央大国的那种独特气质。注释1.关于东亚朝贡贸易的细节，见黄枝连.天朝礼治体系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2.16世纪时，日本处于军阀割据状态，不同的大名分别派使臣登陆朝贡，两支武士队伍在宁波城内相遇，发生械斗，导致多人死伤，史称“宁波争贡”事件。日本人的行为显然坏了规矩，为了惩戒他们这种无礼的行为，明朝实施的惩戒措施是“却贡”，也就是拒绝接受他们的贡品，令其多年不得朝觐，相当于暂时不承认他们是东亚文明大家庭中的合法成员。3.津巴布韦在穆加贝的领导下获得了民族解放，但是迟迟没有启动早已许诺给人民的土地改革，其中一个原因是英国政府许诺提供部分财政援助以换取津巴布韦推迟土地改革并对当年的殖民剥削做点补偿。于是，在独立后的很长时间内，穆加贝维持着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土地所有权结构：占总人口5%的白人殖民者后裔占据绝大多数土地，95%的黑人则在白人的种植园中为世界市场生产经济作物：津巴布韦雪茄。由于融入了世界市场体系，就国家的GDP数额来看，津巴布韦曾经一度是非洲经济增长的典范，但是由于英国政府食言而肥，拒绝提供财政补偿，在黑人主流社会的压力下，穆加贝最终启动了土地改革。一旦获得了自己的土地，黑人家庭转而种植他们自己生活所需要的玉米等粮食作物，津巴布韦经济同世界市场体系的衔接出了问题，经济绩效大大降低，国内市场陷入动荡，通胀率全球最高。美欧媒体不讨论此前的严重社会不公与英国政府对津巴布韦人民的背信弃义，却单单关注土地改革后的混乱与通胀，津巴布韦沦为暴政和治理灾难的代名词。从津巴布韦的教训我们可以看出：在没有恰当的国内政治和社会基础前提下，逃避痛苦的改革和社会整合，即便暂时有一定经济增长也是不可持续的。正文 第2章 中国在体系中的足迹（17）2010-6-13 12:33:37 本章字数:12154.本书用“三外路线”这个概念来概括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基本特征，其好处在于抓住了对象的最主要方面，但是其缺点是挂一漏万，将其他一些必要内容省略掉了。比如说，中国改革过程中的渐进主义，增量改革，中央地方关系的调整，以及用尽可能低的成本获取国家安全，等等。5.2001～2008年，美元指数从112点下跌到最低70点，相当于每年平均下跌3.5%。而中国绝大部分外汇储备额都是在这个阶段积累下来的。也就是说，用一揽子非美元货币计价，中国所积攒的外汇储备到目前为止的储备收益率接近于零。6.现代化进程中，为了适应大众政治时代的到来，先后出现了不同的制度形式。由西班牙、奥地利、普鲁士—德意志等国构成的重商主义封建王朝国家，由荷兰、英国、美国等国构成的自由主义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由意大利、德国、苏联等国发展出的不同种类的全能主义国家。这些国家之间的竞争背后其实蕴涵着制度之间的竞争。哪种制度能够更好地利用其主权控制下的资源来实现其国家目的，从而在长期的竞争中获胜，这是决定了长期制度变迁的大方向的根本问题。自由民主制度的优越性所在是该体制中的竞争性原则，它导致其公共权力资源和各种经济要素的配置效率不断优化，所以在差不多两百多年的时间中逐步战胜了各种封建王朝体制，这在大众政治时代是历史的必然。但是在自由民主的上升期又出现了另一种制度创新：全能主义，它也是大众政治时代的产物。全能主义擅长充分地动员资源投入到战争中去，因为它通过对信息的全面控制来实现对人的全面控制。如同一种能够将每个细胞中的能量都激发起来参与战斗的基因，它显然更适应大众政治时代总体性战争的需要。全能主义体制的负面代价特征是，它的耗竭性特别快，对国民能量在短期内的过度使用往往导致这个体制难以为继。这样的政治有机体可以在短期内迅速崛起，但是难以持久。苏联在战争中诞生，在战争中崛起，它的发展模式也深受战争偏好所影响（对重工业的偏好等）。但是，核武器时代热战被冷战以及和平竞争所替代，苏联体制尽管在大规模工业化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占有优势，却在微观层面的效率上存在严重问题，最终在美苏之间的长期竞争中落败。民族危亡中的中国曾经尝试过各种变革方式，也向各类先进国家学习。在多年的战乱中，中国最终吸收了苏联的全能主义治理模式，以求实现快速的主权独立和崛起。这种全能主义模式也的确实现了这一目的。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有效地维护了国家领土主权，与建国前100年的耻辱和失利形成鲜明对照，但是共产党中国并没有沉溺在全能主义的光环中。20世纪60年代中苏之间的冲突创造了一个特殊的机缘，让中国在地缘政治上靠向美国，并为后来的对外开放和向西方学习开创了条件，中国由此开始了一个对不同体制基因兼收并蓄的独特进程。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执政党渐进而坚定地将西方体制中的“竞争性”、“开放性”原则嫁接到中国体制中来。正文 第2章 中国在体系中的足迹（18）2010-6-13 12:33:39 本章字数:821到21世纪初，中国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实是在保留了全能主义的国家控制力的同时，引入了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效率、财富创造能力等优势功能。一些西方学者喜欢用威权主义来描述当代中国的体制特点，这是不恰当的。中国今天的体制本质上不同于东亚国家在经济发展时期的威权主义体制，而是全能主义与市场机制的结合物，是一个新的物种。中国当前的体制同东亚威权主义体制有类似的表现，但是仔细考察它们的基因密码，两者之间存在本质差别。在中国，不是一个强人或家族控制着国家和市场，而是一个全能体制努力改造自己以适应全球性市场体系。汶川救灾动员是个比较明显的例子，显示执政党对中国社会的控制力和动员力仍然完整地保留着，这种动员能力在东亚邻国的专制体制中是不可能实现的。自由市场制度与全能主义体制，两者都是大众政治时代的产物，是它们之间的基因杂交产物，当然能适应大众政治时代。当代中国的急遽崛起，正是这种新物种的生命力和竞争力的体现：它既有全能主义体制下的“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对资源的全局性、战略性调配的功能，又有对个人积极性的调动能力和对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效率。7.事实上，这种优越性是对于国家而言的，但是在转型时期，对于生活在其中的个人而言却未必完全是福音：个人一方面失去了全能国家本来会提供的社会保障，从而不得不面对市场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却又缺乏自由民主国家所提供的充分的个人权利保障。从国家与个人的关系来看，国家的急遽富强，是建立在绝大多数个人（自愿地）高强度劳动的基础上的。国家的崛起速度同其公民个人所感受到的生活工作压力成正比。8.2006和2007两年，本人在欧工作期间，有幸参与了中欧双方围绕非洲问题的二轨交流。在这些政策沟通中，中方所表现出的强硬和坚定在20世纪90年代是不可想象的。一位外交官朋友对我说，这几年中国外交风格的变化如此之大，以至他们身处一线，都有些不适应了。正文 第3章 “三外路线”下的对外贸易（1）2010-6-13 12:33:40 本章字数:1124第3章“三外路线”下的对外贸易中国的对外贸易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间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不仅数量增幅巨大，而且结构也在不断改善。外贸发展的动能，除了观念与制度的变迁以及由此而生的恰当的政策组合外，也必须部分归功于亚洲地缘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给中国带来的机会。中国外交为外贸提供了较好的支持和保障，尤其是通过双边和多边外交，拓展和维持了西方大国市场向中国商品的开放；而反过来，增长迅猛的国内财富积累为中国外交提供了越来越充裕的财务资源，采购外交利用中国同西方在政治体制和产业结构上的互补性，实现了贸易与外交的滚动发展。中国政府通过购买西方企业的产品和服务，以此换取对西方政府涉华政策的干预能力；而西方企业利用自己对政府政策的干预能力，换取中国的大型订单。双方形成了一种交易关系，它超越了国家间的意识形态差异、战略利益冲突和外交分歧，将中国同西方的经济贸易关系牢牢地焊接在一起。而即将到来的中国对外产业转移，需要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发展出一种独特的产业链编辑能力，以便尽可能按照我们的政治经济利益塑造地区乃至全球性的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格局。在中国和周边国家间的分工合作中，中国享有较有利的地位，因为作为一个拥有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中国的抗波动能力要远远强于那些专门生产少数几类产品的国家。这种不对称性将是我们软权力的重要来源。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轨迹外贸的惊人增长改革开放后的30年间，由于“三外路线”对外贸的倚重和照顾，中国经济中增长最迅猛的部门是对外贸易。从数字上看对外贸易，我们重点讨论贸易收支平衡（也就是顺差逆差问题）、外贸总量和出口总量。在大众媒体的宣传中，顺差听起来似乎总是比逆差要好，是成就和政绩的一部分：前者听起来是中国挣钱了，而后者似乎是我们在对外贸易中“欠”人家多少钱。但是假如从某些经济学指标考察，比如国民福利的增长等角度来看，上述印象未必有道理。从对外贸易平衡来看，中国在30年间出现了10年的逆差，而自1994年起，中国持续15年顺差，而且顺差的规模越来越大。到2008年，中国经常项目下的顺差已经达到4261亿美元，相当于中型国家的全年GDP规模。即便是2009年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外部需求严重衰退，中国的贸易顺差仍然达到1960.7亿美元。如此惊人的顺差甚至导致了一个经济学概念的语意变化，即“改善国际收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语境中这个词的含义是要求努力减小或者控制逆差规模，或者尽可能增加出口减少进口；而到了今天，人们使用这个概念可能是指控制住贸易顺差的规模。正文 第3章 “三外路线”下的对外贸易（2）2010-6-13 12:33:42 本章字数:916从图3-1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外贸顺差的急剧增长其实主要出现在2005年之后。这一现象与其他采取出口导向战略的新兴工业国家的经历比较相似：在这些国家对世界市场开放的早期阶段由于需要大量进口资本品以及满足部分高档商品的消费需求，因此比较容易出现逆差；而一旦出口商品的市场打开，本国产业在全球产业链上的地位确定，尤其是当政府利用某种政策组合（出口退税政策、非关税贸易壁垒、压低本币汇率）提升本国商品的竞争力，那么这些国家的出口额和顺差都将出现较明显增长。图3-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贸顺差（1978～2009年）资料来源：商务部网站。从对外贸易总额的数据来看，1978年的进出口总额为206亿美元，到2008年进出口总额增长为25616亿美元，增长了124倍，年均复合增长率约18%。2009年受全球经济危机影响略有回落，总额也达到了2.2万亿美元。从出口数据来看，中国由1978年的97.5亿美元上升至2008年的14285.46亿美元，仅次于德国而居世界第二位。2009年，由于德国遭受全球经济衰退的打击甚于中国，中国终于夺得全球出口第一的地位，学者们普遍估计中国将在未来一个时期内保持这一桂冠。图3-2和图3-3分别显示中国出口的相对位次与绝对值变化。图3-2中、德、美、日、韩五国出口总额（1982～2008年）资料来源：WorldBank-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图3-3中国进出口总额（1978～2009年）资料来源：1978～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2009年，中国商务部网站。比起上述图表和数字所反映的金额增长更有意义的是，中国对外贸易的结构出现了非常显著的变化。前者表现的是量的增长，而后者显示的是质的发展。外贸的结构改善考察贸易结构可以有很多角度，我们这里重点考察以下结构：商品类别、出口目的地、出口企业性质（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还是外资企业）、贸易性质（加工贸易还是一般贸易）。正文 第3章 “三外路线”下的对外贸易（3）2010-6-13 12:33:44 本章字数:1014商品类别。先看商品类别，根据附加值的高低，我们将出口商品分为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在工业制成品中，中国国内文献通常又进一步分成轻纺工业品和机电产品1。图3-4清晰显示：30年来中国出口商品中工业制成品所占比例迅速提高。图3-4中国工业制成品占出口总额比重（1980～2008年）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9。前文提到过，中国回到世界市场体系的时候，是从最外围进入的。也就是说，最初我们主要向世界市场提供一些基础原材料，或者说农牧业、矿业的初级产品。对于这些初级产品，当时中国也有一定的加工能力，但是如果放在全球市场上竞争，中国企业的加工精度、质量，甚至有时在加工成本上，都不具有优势。之所以存在这种差距，从微观上看是由于中国企业比起外国厂商在市场信息、管理能力、技术积累以及营销渠道上都严重不足；而从宏观来看，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汇率存在高估现象，从而抑制了中国在中高层次工业领域中的竞争力。但是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国内企业的经营机制改革和新的行为者（比如乡镇企业）加入到工业竞争中来，加上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多次主动大幅贬值，中国的一部分工业产品的价格优势开始在国际市场上显现出来。大约从1986年起，中国工业制成品在中国出口总额中的比例开始明显上升，到20世纪90年代初已经稳定在80%以上。用我们在第1章中描述的中央—外围关系划分来看，中国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从体系的最外围进入了次外围，从一个原材料提供国演变成为一个外围工业国。当然，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中国出口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的工业制成品，一直到1995年，机电产品才超过鞋帽服装等商品（在统计上往往被计入“杂项制品”）成为中国出口的主打产品。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中国及时抓住了信息技术革命、技术扩散和国际产业转移过程带来的机遇，以IT技术为核心的出口品正在迅速上升为最大项目。到2004年中国扭转了在高新技术产品方面长久以来的贸易逆差，令全世界意识到“中国制造”内涵的悄然变化。当然，这里有必要说明的是，到2010年为止，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者大部分都是外资企业（见表3-1）。表3-1我国高新技术产品贸易平衡情况（单位：亿美元）年份进出口总额出口额占全部出口额进口额占全部进口额正文 第3章 “三外路线”下的对外贸易（4）2010-6-13 12:33:45 本章字数:103920021504.1677.120.8827.128.020032293.41101.625.11191.828.920043269.61655.427.91614.328.820054159.62182.528.61977.130.020065287.82814.729.02473.131.220076952.03675.030.23277.034.320087575.54156.129.13419.430.220096867.53769.131.43098.430.8资料来源：2002～2007年数据来自商务部网站，2008～2009年数据来自中国海关总署网站。贸易性质。其次看贸易性质，即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之间的比例关系。所谓加工贸易是指从境外保税进口全部或者部分原辅材料与零部件，经境内企业加工或者装配后形成的制成品再出口的贸易活动，其特点是“两头在外，中间在内”。它与一般贸易的区别在于：货物仅在中国进行了装配，不符合我国的原产地标准，企业仅仅收取了加工费用，中国政府也不对商品或原料的进出口过程征税，事实上，加工贸易有90%以上是由外资企业来实施的。发展加工贸易对于中国来说具有以下意义：扩大外贸规模，吸引国外资本，带来“宝贵”的外汇积累，这在中国入世之前一直非常重要；带动国内配套产业的发展，带来技术和管理能力的溢出效应；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就业岗位2。但是，加工贸易的发展也存在一些负面后果。比如说，对一般贸易形成挤压效应，导致政府税源的流失。因为一般贸易需要缴纳增值税，而加工贸易不需要，实际税率的差异诱使企业尽可能将一般贸易转变为加工贸易3。在实践中，加工贸易的技术含量较低，许多中间投入品没有实现国内替代，与国内相关产业的关联度比较低，因而技术溢出效应比起期望的要差。由于中国同西方贸易伙伴在商品原产地的统计标准上存在差别，中国的加工贸易出口品在美欧看来都是中国制造，所以它们巨额的逆差都算到中国头上，因而中国同美欧之间的贸易摩擦非常突出，对我们形成非常大的经济外交压力。总结起来，外资所主导的加工贸易给中国留下的实际利益（员工工资、税收）非常少，却利用了很多中国政府提供的资源（特价的土地和基础设施，有补贴的能源价格，安抚和减缓同西方国家贸易摩擦所需要的经济外交资源等）4。正文 第3章 “三外路线”下的对外贸易（5）2010-6-13 12:33:47 本章字数:1064从图3-5中我们可以看到，1985年起加工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比例持续上升，20世纪90年代初上升到4成之后略有3年停滞，此后继续上升至1998年的53%高点，这个波动过程与中国招商引资政策的展开过程是高度一致的。进入21世纪，中国加入WTO之后，新一轮产业转移出现了，美欧资本尤其是世界主流的跨国公司开始大举进入中国。这导致加工贸易的比例又创新高，达到55%以上。图3-5中国加工贸易占总出口额比例（1981～2009年）资料来源：1981～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2009年，中国海关总署网站。2005年之后，在“科学发展观”与建设和谐社会理念的指导下，一系列要素价格得以重新调整，为“招商引资”而人为设置的资源错配开始得到逐步的纠正，比如人民币汇率、劳动者的福利保障、农业税取消和农产品收购价格保护、环境保护成本等各个方面的政策调整，都可以看做是对扭曲了的资源配置进行“纠偏”。其结果是，部分本来就不应该转移到中国来的相对落后的外资产能撤出中国，加工贸易的比例出现回落趋势。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美欧市场对外围产品的吸收能力急剧降温，而外围国家尤其是资源出口国的需求降温相对滞后，所以两者对比导致2008年的中国对外贸易中加工贸易比例进一步下降到47%左右。为减缓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的负面冲击，包括民工返乡潮等问题，中国政府于2008年年底2009年年初推出连续若干临时举措来刺激和稳定出口，在短期内对加工贸易方式有一定的托举作用；但是从长期来看，在内部政策和外部环境的共同作用下，加工贸易在中国出口中的比例将是一个长期下降的趋势。出口目的地的变化。从出口目的地看，中国的出口主要是面向体系中央和准中央国家和地区。日本、美国、欧盟先后成为中国对外出口的最大目的地。从中国的统计来看，中国香港也是中国内地商品的重要出口地，但是由于中国香港主要是从事转口贸易，最终市场还是在西方发达国家，所以本质上也还是对美欧日三个经济体的出口。对中央和准中央国家5的出口占中国对外出口中的比例非常显著，从20世纪80年代的65%上升到90年代中期的75%左右，显示在此期间，中国出口的目的地非常集中；此后，中国学界和政府意识到应当使我们的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目的地尽可能多元化，在一系列政策措施的推动下，对体系中央、准中央国家的出口有所减小，2004年下降到68%，2008年下降到59%，2009年基本维持在同一水平。正文 第3章 “三外路线”下的对外贸易（6）2010-6-13 12:33:48 本章字数:781由于东盟、韩国、印度等亚洲经济体的持续增长，中国对亚洲（除日本、中国香港外）的出口也出现了较快的增长势头，到2008年已经占到全部出口的25%；随着中国和东盟之间自由贸易协定的生效，东盟自2010年年初起开始取代日本成为我们第三大出口目的地。由于全球性资产泡沫的作用，体系外围国家所出售的原材料和能源资源获得了很高的现金流，中国对他们的出口也出现了一个高潮，导致它们的比例迅速上升。2000年外围国家6在中国出口市场中的份额为7.3%，但是2005年上升到8.97%，到2008年则上升到12.68%（见表3-2）。表3-2中国出口的主要国家或地区构成（%）时间国家或地区198419891994199920042009第1季度位次欧盟9.49.713.416.518.020.31美国9.38.417.821.621.118.52中国香港26.541.726.718.917.013.13日本20.616.017.816.612.48.94上述4位合计65.775.875.873.568.560.8东盟3.22.83.73.95.08.15韩国0.93.64.04.74.66新加坡5.03.22.12.32.12.47澳大利亚0.90.81.21.41.51.78加拿大1.00.81.21.31.41.69中国台湾0.21.92.02.31.510前5～10位合计10.18.713.714.91719.9前10位合计75.984.589.488.585.580.7正文 第3章 “三外路线”下的对外贸易（7）2010-6-13 12:33:50 本章字数:1079资料来源：1984～2004年：张蕴岭主编.世界市场与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外部环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3页；2009年第1季度：商务部，中国对外贸易形势报告（2009年春季）。将中国出口的国别地区分散化、多元化，一方面可以减小我们对体系中央市场的依赖，从而增强我们在经济外交上同中央国家的谈判地位，另一方面不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也可以适当分散外贸的风险。考虑到对体系外围国家的出口商以中国内资企业为主，对中央国家的出口则主要由外资企业的加工贸易主导。考虑到同样数量的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对中国经济的带动作用差异甚大，所以中国对体系外围国家的出口增量意义尤其重大。出口企业性质。最后，我们考察一下不同性质的企业在中国对外出口中的贡献率变化。在20世纪80年代，对外贸易的经营者只能是国有的专营外贸公司，其经营和治理机制决定了它们在理解和遵守国家对外贸易的相关政策精神方面做得比较好，但是在拓展对外出口方面的积极性和主动精神都比较有限。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内地后，它们从一开始就拥有从事进出口贸易的权利，同时有拥有海外市场渠道和信息等方面的优势，所以份额持续增长，很快超过了中国的国有进出口企业成为外贸中的主力军。近年来，外资企业的出口绝对量仍然有较快增长，但是所占比例开始稳步回落。在其背后，是民营企业出口量异军突起。统一内外资企业税率、消除对本国民营经济的潜在歧视性政策，人民币汇率的渐进调整，对一般贸易而不是加工贸易的鼓励，上述各方面政策措施和倾向的合力将在未来一个时期使外资企业在出口中的比例逐步减小。在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同美国等主要贸易伙伴谈判复关和加入WTO过程中，外贸资格的普遍化问题成为争议的焦点之一，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最终让步，令各类性质的企业乃至自然人都获得了参与进出口贸易的资格，从而让中国外贸中出现了一类新的行为者—民营企业。正是由于外贸主体的不断扩大，中国外贸的持续发展才不断地找到新的推动力，外贸所产生的资本积累和产业促进作用越来越明显。民营经济在中国出口中的地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增长非常迅猛。2000年时仅占不起眼的1%，短短9年间便上升到28.2%，超过了国有和集体企业出口总额。未来随着民营企业资本筹集和其他经营条件的持续改善，中国出口额具备进一步上升的潜力。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过去30年间，对外贸易量增长非常迅猛，贸易结构也正在持续优化。要理解取得上述成就的原因，就需要分析推动中国外贸发展的动能。正文 第3章 “三外路线”下的对外贸易（8）2010-6-13 12:33:51 本章字数:1024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动能在中国外贸飞速发展的30年间，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形成了发展的合力，它们之间又相互紧密联系和促进。接下来我们从4个方面来讨论这一问题：观念的变迁、制度的变迁、鼓励出口的政策组合以及国际体系环境。观念的变迁观念变迁包含若干层次，其中在本体论层次上是中国的知识精英、决策者和社会大众如何看待市场的性质以及它与国家的关系，其核心问题是中国的经济生活中市场应该放在何种位置；在认识论层次上，核心问题是中国如何看待经济活动（生产、消费、预期）的可预测性、可控制性；在方法论和政策实践的层次上，核心问题是中国应该用何种政策组合来促进经济和贸易的增长和发展。对于上述问题的认识，中国的学界、政界和社会大众在过去的30年间经历了一些重大转变，全面系统地分析这些转变需要深入的研究中国当代经济思想史，这里我们仅做粗线条的描述。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国内经济仍然处于计划经济模式之下，这是一种从前苏联移植过来的国家经济管治体制，其核心思想强调：训练有素的政府管理人员，在他们掌握了经济科学真理与规律之后，可以充分地认识、把握和控制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生产与消费的质和量，从而合理地、有前瞻性地配置相应的资源，安排好国民经济的运行，避免自由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周期性的混乱、动荡和浪费。在这种国民经济管理科学和政策实践的背后，是经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尤其是劳动价值论等一系列基本经济哲理观念在支撑其运行。而与之对立的是盛行于西方的市场经济理念，认为经济运行的本体不是政府，而是一个自在、独立的市场，它可以通过价格信号背后那只“无形的手”自动地、合理地配置资源，它的动荡其实是一种“创造性的毁灭”；任何单个的人、无论他拥有多少权力和科学知识，都无法完全地预测、控制和击败市场，而只有市场中所有行为者的整体合力作用形成的价格变动才是最终的裁判。伴随着改革开放和对外学术交流，中国政府、学界和社会大众开始逐步接受后者的概念、命题和主张，从美国和欧洲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在学术界和政策决策圈中获得越来越大的发言权，并最终成为主流。尤其是1992年10月中国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之后，市场经济理念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受这种思维范式变迁的影响，国家对外经济贸易政策的思路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从最初的进口替代型发展战略，演变为出口导向型战略。正文 第3章 “三外路线”下的对外贸易（9）2010-6-13 12:33:53 本章字数:1276进口替代型发展战略的基本思路是通过努力发展较高技术含量的先进产业，通过国家政策的保护替代发达国家的产品，从而避免被全球市场体系锁定在外围遭受中央国家的剥削，实现迅速的“赶超”。在20世纪后半期，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大到中国、印度，小到非洲、拉美的国家）都或多或少地采纳了进口替代性发展战略。但是若干亚洲经济体采取了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即不强调建立自己的“完整产业体系”，而是在世界市场的伟力面前保持谦恭的态度，根据自己的现实条件和世界市场的需求来确定生产的内容和规模。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东亚经济体先后都走上了这条道路，通过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来实现经济的腾飞，然后在积累了本土资本和经营能力之后再在全球的产业链条上逐步升级。从半个世纪的发展效果来看，进口替代的路径下鲜有成功者，而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则程度不同地获得了经济增长和生活质量的改善。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开始逐步改变进口替代的思路，采取更多的出口导向政策思路。值得指出的是，中国的改革并未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并没有彻底抛弃旧的全面接受新的，而是以一种渐进、务实、折中和边际性的方式将理论、体制和思路中的新旧因素融合起来。20世纪80年代的“双轨制”，90年代的“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这些说法反映的正是中国通过增量改革实现渐进转轨的历史事实。新中国的贸易发展战略，按照学者盛斌的说法，7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计划体制下的进口替代战略”（1980年前）、“进口替代与边际出口导向”（1980～1983年）、“以出口促进抵消进口替代”（1984～1990年）、“出口促进与边际贸易自由化”（1991～1993年）和“贸易自由化”（1994年后）。综观中国贸易发展战略的变化过程，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发现其演变的轨迹：从阻碍贸易到促进贸易；从内向型到外向型；从逆比较优势到顺比较优势；从发挥供给方面的前向关联到发挥需求方面的后向关联；从价格信号扭曲激励到坚持“将价格搞对了”的原则；从注重直接数量管制到注重通过关税、汇率和补贴等价格机制起主导作用。尽管在放弃传统的进口替代战略后没有直接走上贸易自由化的道路，而是采取了“迂回”的双向刺激结构，并为此付出了一定的过渡成本，但是它能够通过暂时的保护为缺乏竞争力的企业提供内部资本积累。在企业有时间调整自身的市场定位和经营要素组合后，政府将原先许多隐性的保护显化为可以预见的价格等量措施（如关税率），并在此后的10多年里逐步消减它们，贸易自由化的实质进程由此开始。在这种情况下，出口行业（如低技术劳动密集型部门）得到不断壮大，并提高了人均工资率，成为支持贸易自由化的主要力量；而进口替代部门（如资本品生产部门）获得了政府的保障、补偿和结构调整，削弱了它们对贸易自由化改革的阻挠。中国贸易战略转变的总体规律，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是基本相仿的，特别是在经历“受保护的出口导向”后再转向贸易自由化方面与韩国、巴西和墨西哥等国的实践是相似的。正文 第3章 “三外路线”下的对外贸易（10）2010-6-13 12:33:54 本章字数:1089即便到今天，在我们的对外经贸政策中，仍然可以看到新旧折中的痕迹。比如，比较优势的逻辑要求中国在世界市场的需求面前保持彻底的服从，按照自己的资源要素禀赋来确定自己的产业结构和市场地位8；但是当西方的“竞争优势”理论9传到中国之后，客观上便成为那些主张中国保护本国市场，主张通过政府干预来实现产业升级的人的理论工具。在一些学者那里，“竞争优势”和“比较优势”被当做对立物，竞争优势的新理论似乎已经推翻了比较优势的基本命题。反映在政策上，2005年以来的一个变化趋势是中国政府对若干具有战略意义的先进产业加大了投入，比如芯片、操作软件、大飞机，等等。在政府报告和学术研究中，“产业聚集效应”、“干中学”等说法取代“比较优势”成为最常见的关键词。制度的变迁改革开放的整体经验告诉我们，制度也是生产力。恰当的制度改革和创新，能够将压抑生产力的因素消除掉，形成对人的恰当激励和约束。外贸所涉及的制度变迁可以分为以下方面：一是外贸管理体制与方式从行政性向市场化、法律化和国际化的转变；二是外贸企业内部经营和治理模式的改革；三是外贸经营权的逐步放开和自由化过程。20世纪80年代初的外贸管理体制改革主要体现在对相关政府部门的机构设立和权责分配进行了清理。到20世纪90年代初，改革重点是减少行政性指令等直接管理手段，主要依靠法律、政策和经济等间接手段来管理，增强透明度，同时也扩大地方外贸管理部门的权限。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前后一个时期，中国对外贸易的管理体制经历了“与国际接轨”的深入改革，汇率、利率、税率都做了多次重大调整，按照“国际惯例”颁布并修订了多部法律。在这持续的外贸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政府的职能和机构都得以精简和规范，管理手段也越来越适应开放性市场经济条件的要求。早期的外贸经营主体是居于专营的国有外贸公司。为了激发起它们从事外贸尤其是出口的积极性，中国采取了出口承包经营责任制、进出口代理制、部分企业实行自负盈亏等试点性制度创新，最后实行股份制改造，试图用现代企业制度来使它们去掉企业治理机制上的弊端。与此同时，外资企业的进出口规模迅速超过国有企业，它们在企业治理和内部机制方面显然具有相对优势。进入新世纪，中国的民营企业异军突起，尽管一开始资本金规模比较有限，所从事产业比较低端、产品技术含量较少，但是民营企业的经营机制非常灵活，对于国际市场的需求非常敏感，因而发展异常迅猛。目前民营经济在中国出口中已经占有近1/3的份额。时至今日，微观主体的治理已经不成为问题。正文 第3章 “三外路线”下的对外贸易（11）2010-6-13 12:33:56 本章字数:1140在外贸经营权方面，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主题词是“下放”，从中央下放到地方。20世纪90年代的核心内容则是交叉，也就是说不再按照行业划线限制外贸公司的经营范围，而是让各家外贸公司之间拆开藩篱充分竞争。到了新世纪，由于必须同世贸规则相接轨，自然人也可以从事外贸，各种进出口审批权取消，改为备案登记制度10。通过上述制度改革，中国对外贸易的管理方式、企业主体和经营空间都得到了根本性的转变，外贸由政府垄断转变为市场充分竞争的行业，从而激发出增长的制度动能。鼓励出口的政策组合中国政府为了推动中国外贸尤其是出口的快速增长，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其中既包括汇率、利率和税率工具，也包括配额、进出口许可等行政性手段。在这里我们重点介绍汇率与税收工具对外贸的推动作用。改革开放前，人民币汇率一直处于相对高估的状态，而且29年间仅发生过很小的变化。对外开放后，高估的汇率导致中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低下。为促进出口改善国际收支状况，政府对外汇制度实施了改革：一是实行外汇留成制度11，二是将人民币汇率贬值。外汇留成制度的实施调动了外贸企业对外出口的积极性，而人民币汇率从高估变为低估则大大增强了中国商品在国际上的价格竞争力。根据某些学者的计量和回归分析，可以发现2001年之前的中国外贸同汇率变动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汇率贬值1%将带来1.465%的出口增长12。出口退税政策是世贸组织规则中可以接受的通行做法，即政府对已报关离境的出口货物，由税务机关根据本国税法，将已经缴纳的国内增值税或消费税等间接税款退还给出口企业的一项税收制度13。在出口退税政策的早期（1985～1994年），税种的选择经历了3次调整：最初阶段是退还生产环节的增值税和最后环节的产品税；1988年以后退还所有环节的流转税；1994年税制改革后，退税税种与国际接轨，退还增值税和消费税。1994年之后，所退税种稳定，但是退税率变动频繁。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4～1997年，退税率逐步调低。第二阶段，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出口的外部环境极度恶化，为了应对危机，1998年起至2003年中国多次调高出口退税率以帮助出口企业渡过难关。第三阶段，由于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出口增势强劲，在人民币升值压力巨大的背景下，自2003年下半年开始中国连续调低退税率，而部分国内短缺或在国际市场影响较大的资源性商品的出口退税甚至直接取消。第四阶段，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出口贸易形成类似于10年前的冲击，2008年年末中国出口量出现7年来首次单月下降，中国政府连续7次调高退税率以稳定出口（见图3-6）。正文 第3章 “三外路线”下的对外贸易（12）2010-6-13 12:33:57 本章字数:1176图3-6汇率变动与出口增长率变动14（1982～2009年）资料来源：汇率数据1978～2006年来自栗志纲.透视人民币汇率：人民币汇率制度演变的政治分析.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版.第55至56页；2007～2009年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出口额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将表3-3数据做回归分析可以看出，当年出口退税额每增长1%，可以导致下一年度出口额增加0.92%，说明出口量的增长对于出口退税政策的变化非常敏感。15除了上述两项政策工具之外，出口补贴政策、出口信贷政策以及出口配额和许可证制度等一系列配套政策工具都对于中国外贸的数量增长和结构优化起到了重要作用。表3-3出口退税额与出口贸易额（单位：亿元）年份出口退税出口出口退税额同比增长（%）出口额同比增长（%）198519.7808.939.35198644.0123.351082.133.77198776.774.321470.035.851988113.047.331766.720.181989153.035.401956.110.721990185.020.922985.852.641991254.437.513827.128.181992285.012.034676.322.191993301.05.615284.813.011994450.049.5010421.897.201995549.222.0412451.819.481996826.050.4012576.41.001997432.5-47.6415160.720.551998437.01.0415223.60.411999627.743.6416159.86.152000810.429.1120634.427.6920011071.532.2222024.46.7420021259.217.5226947.922.3520032039.061.9336287.934.6620042195.97.6949103.335.3220053371.653.5462648.127.5820064284.927.0977594.623.8620075273.323.0793455.620.44正文 第3章 “三外路线”下的对外贸易（13）2010-6-13 12:33:59 本章字数:1107资料来源：出口退税额1985～2002年来自商务部网站，2003～2007年来自国家税务总局网站，出口额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国际体系环境最后，我们要重点谈一谈30年间外贸发展的国际大环境。从全球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贸易主要集中在美国、西欧和东亚三个有限的地域中。其中，美国对外逆差越来越大，日本为首的东亚顺差越来越大，两者贸易的互补性非常强。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由于日元多年大幅升值的累积性后果，一部分低利润率的、劳动密集型的制造装配业在日本国内已经生存不下去，必须向外部转移。承接这部分产业转移的，是东亚“四小龙”，也就是传统儒家文化圈中的四个小经济体：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四小龙加入美日之间的产业链，他们从日本进口中间产品，加工组装增值后对美出口，由此形成了对日逆差和对美顺差格局，而对日贸易逆差总是小于对美顺差，差额部分构成他们自己的利润和资本积累。就这样，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形成了美国—日本—四小龙之间的三角贸易关系。由于四小龙经济相比日本规模有限，他们自己在这个贸易链条中挤占的流量还不能跟日本本土直接出口美国的顺差规模相提并论（见图3-7）。图3-71985年美国、日本、“四小龙”贸易顺差关系（单位：亿美元）资料来源：张蕴岭主编.世界市场与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外部环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2页。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美国开始对外部商品设限以抑制进口的增速16，日本和四小龙很难再通过在美国市场份额的扩大来释放他们之间的竞争能量；与此同时，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之后，中国掀起一轮对外开放和招商引资的新高潮，规模巨大的廉价劳动力和土地供给以及不断改善的基础设施吸引了大量的东南亚资本投资中国东南沿海。这样，来自美国的挤压力和来自中国的吸引力形成的合力，将东亚制造业中劳动密集的组装环节纷纷转移进中国。其结果是，中国也挤入了原本由美日和四小龙构成的制造业产业链，商品由日本的工程师设计和制造样品，在韩国和中国台湾制造核心部件，然后在中国内地生产组装，最后销往美国。由于中国经济规模巨大，所以一旦中国挤入这条东亚产业链，便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有格局和发展趋势，日本对美出口贸易有相当大部分也绕行转移到中国、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见图3-8）。图3-82003年东亚与美国的贸易顺差关系（单位：亿美元）资料来源：张蕴岭主编.世界市场与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外部环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3页。正文 第3章 “三外路线”下的对外贸易（14）2010-6-13 12:34:00 本章字数:1260如果我们借用施正荣先生分析电脑行业利润率的微笑曲线（见图3-9）来解释这个时期的产业变迁，可以看到，中国挤入原本由四小龙占据的低利润组装位置，而把韩国和中国台湾挤到左侧的元器件生产地位去，把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挤到右侧的营销地位去。在这个过程中，每一方的利润都有所增长，在世界市场体系中的地位有所改善。图3-91985年与2005年的微笑曲线图综上所述，正是由于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抓住了东亚地区内部产业转移的良机，才迅速融入全球市场体系，推动了对外贸易规模的高速增长，从而加速了自己的资本与技术积累。外贸发展与外交挑战外交为对外贸易服务在整个改革开放时代，“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点构成理解各种政策轻重缓急次序的根本指针。在外事工作中，如果不是涉及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等原则性问题，对外经贸利益往往排在对外政策的重要位置。外交工作的任务之一便是为对外经贸关系的发展保驾护航，其中核心问题之一是中国外交如何为中国商品出口打开国外市场的大门。两大因素导致中国工业制造品进入世界市场的门槛比起别人更高：一是中国的政治特质，二是时代背景。市场是全球性的，但是政治是以国家为单位割裂的，两者之间的差异导致商品和要素在国际流动的时候存在选择性：某些重要市场比如美国市场对日本是开放的，但是对中国却未必那么开放，主要是因为中国作为后冷战时代的社会主义大国，在政治上遭受特别对待。而由于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外部商品进入美国设限，西方发达国家从鼓吹“自由贸易”转向强调“公平贸易”，其结果是中国商品打入美国市场比起当年日本在经济起飞阶段所面临的自由度小得多。因此，通过外交手段来扩大和维持世界市场向中国制造品敞开大门，便成为中国外贸顺利发展的必要条件。在这方面，最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90年代同美国就双边经贸关系展开的一系列外交活动。20世纪90年代民主党克林顿政府时期，双方主要的贸易争端有以下一些：双边贸易不平衡、市场准入和贸易壁垒、知识产权保护、正常贸易关系。对于这些问题双方各有自己的利益和诉求。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奉行所谓“全面接触”（comprehensiveengagement）战略，其中贸易问题是整个战略的关键环节。在经济方面，美国试图将中国带入一个由它自己主导的，以市场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经贸体系，为此可以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也可以给予中国“正常贸易关系”（“最惠国待遇”），但是与此同时中国必须向美国开放农业、服务业市场并保护美国企业知识产权。在安全方面，美国在地区安全（朝鲜半岛、南亚次大陆）、控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手段（核、生、化武器及导弹）的扩散以及环境等方面需要中国的合作和支持。在政治上，美国政府和国会都常常在人权、台湾、西藏和军事透明度等中国内政问题上向中国施加压力，希望通过接触加施压的渐进手段最终导致中国政治体制的根本演变。正文 第3章 “三外路线”下的对外贸易（15）2010-6-13 12:34:02 本章字数:1073在这一时期，中国则用“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概念来定位对美关系，美国市场对于中国工业制造品的出口、高技术商品的进口、外资的引进都具有重要的商业和经济意义，同时，美国也是中国加入GATT/WTO的最重要谈判对手。在政治和国家安全方面，台湾问题是双方关系中长期以来最为棘手和复杂的战略性问题。在这些问题上，中国需要美国少制造麻烦，少挑起事端。外交是利益交换和妥协，但是通过外交斗争尽可能少做妥协和让步，实现尽可能大的利益，则需要恰当的外交策略与操作。美国的策略可以归结为胡萝卜加大棒：通过贸易谈判促使中国答应向美国商品和服务开放市场；以“正常贸易关系”和延展双边纺织品协议作为利益诱饵和交换条件；通过实施“301条款”调查、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等单边手段进行威胁和报复。20世纪90年代中国对美经贸外交采取了以下一些策略：首先，整体对外战略上坚定执行了“韬光养晦”大方针，尽可能避免为了非核心利益而与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发生碰撞和冲突；其次，在人权和反扩散等问题上做出让步，显示对美友好合作的姿态；最后，利用美国国内政治结构和政治过程的特殊性，借助美国国内的利益集团来展开游说和压力工作。美国对华经贸政策并不是由某个政府机构单独制定的，而是一个复杂的国内政治博弈的结果。各种利益集团相互竞争，没有任何一方能够垄断对华政策，而只能在相关的个别领域获得政府的特殊利益安排。在20世纪90年代对华经贸中，美国的农业、制造业中的造纸、化工、橡胶、运输和机械行业以及绝大多数服务业都是受益者，而生产贸易品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则受到比较严重的冲击。正是由于利益的差异，不同的行业组织对美国政府的对华经贸谈判提出了不同的诉求，而人权组织、工会和右翼宗教组织则是反对给予中国“正常贸易关系”的主要政治势力。与它们针锋相对的是由美国商会、美中企业家理事会、美中贸易企业联合会等组织参与的企业联盟，它们的游说努力确保了整个20世纪90年代美国每年都延长其对华“正常贸易关系”。大型跨国公司的力量尤其突出，波音公司于1995年发起一项“对华贸易正常化计划”，以推动中美贸易关系长期稳定；它们还利用自己在地方上的影响力推动各州政府和议员出面支持同中国的贸易关系，相互之间甚至有分工和协调：波音公司负责华盛顿州和堪萨斯州，摩托罗拉公司负责得克萨斯州和伊利诺伊州17。正是由于中国坚韧而巧妙的外交举措为之保驾护航，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才得到了较为顺利的发展。正文 第3章 “三外路线”下的对外贸易（16）2010-6-13 12:34:03 本章字数:1107外交与外贸的共生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和中国本土市场规模的扩大，对外贸易和外交工作在某些情况下融合在一起，并不能简单地区分出主次，而是互为目的和手段，这一点最集中地体现在中国特色的“采购外交”18中。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中国经常派出代表团前往美、欧、俄等地区签订大单以配合当时的经济外交工作需要，形成贸易和外交之间的融合与共生现象。从最初的几亿美元到近年的动辄三四百亿美元，单次采购金额一涨再涨。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国家计委（现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级别到近年的副总理级别，采购团团长的行政级别也是不断升高。采购团规模也一再扩大，近年一个采购团中人员实在太多，不得不分三四批先后出访采购（见图3-10）。把中国对西方大国的采购外交总金额按照时间序列显示出来，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的采购团是如何紧密地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外交大局的。近20年间，中国与西方四国在三个阶段内进行了高频度的采购外交互动，分别是1990～1994年，1997～1999年，2004年至今。结合中国在上述三个时段中所处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我们不难发现其背后的动能。1989年后，中国遭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联合经济制裁和外交封锁，一时间中国和西方大国间的高层互访和多种渠道的外交联结被迫中断，采购外交在关键时刻承担起了实现与西方外交破冰的重任。1990年，中国一次性购买了波音90亿美元的飞机。自1990年起连续5年，中国每年都会向美国派出至少一个大规模的采购团，既满足了部分国内需求，又有力地促进了两国关系的改善；对欧洲，中国在1991年和1992年分别派出两个大型采购团进行采购，总额每年都达到10亿美元以上。中欧关系因而得到修补，中德、中法间分别在1992、1994年实现高层访问。1992年之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外交封锁逐步瓦解，这其中中国的采购外交功不可没。图3-10中国对美、英、法、德四国采购外交总金额分布图第二个采购外交的高频时段分布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1995、1996年的台湾海峡危机已经过去，而中国入世谈判进入最后阶段，美国是最重要的谈判对手，也是中国入世的最大障碍。正如上文提到的，稳步增长的对华贸易逆差构成美国朝野的关注焦点，而显示中国的诚意，安抚美国在贸易问题上的焦虑情绪则成了当时中国对美采购外交的一个基本目的。1998年恰恰是美国20年来唯一没有出现双赤字的年份19，但中国仍连续3年送上了年均40亿美元的厚礼，有效地冲淡了美国国内的反华氛围，并最终成功加入世贸。正文 第3章 “三外路线”下的对外贸易（17）2010-6-13 12:34:05 本章字数:1128近年来，中国同各国间的采购外交更加频繁，这当然是由于中国自身经济实力的进一步增强，但更为直接的原因还是中国与西方国家间贸易顺差格局的长期化、稳定化与扩大化。历史统计显示：在中美采购外交频数及总额分布同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增长率之间存在着较高程度的相关性，且采购总额会伴随上一年的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增长率的升降而相应增减。由此可见中国的对美采购外交时刻参照美中贸易逆差变动状况做出相应调整，显示它针对的是这种增长带来的美国民众的反华情绪的膨胀。采购外交是通过大笔购买对象国商品从而与特定利益集团建立紧密联结，并借助其对政府政策的大量游说活动发挥效用。因此当美国国内对华情绪趋于恶化时，采购外交就及时跟进，通过大笔订单的签订对美国利益集团构成影响，进而通过它们的宣传和游说活动平抑民众情绪，并对美国政府和国会形成积极影响，以达到对美经济外交的目的。经过10多年的实践，中国采购外交中的策略技巧日渐成熟，采购效用得到增强。这种提高首先体现在对时间的把握上：中国采购外交越来越注重通过延长采购外交的活动过程或是采购合同签订过程从而延长采购外交的时间分布，从而延长外交效用的作用时间，以增强影响力或避免风险。早期的采购外交通常一次性集中采购，时间最长不过1个月。而近些年来则呈现为分批派团外出采购的方式。在首脑出访的前后一段时间内，按照采购类别分不同批次先后前往目标国实施采购，从开始到结束有时竟能达到半年之久。以2003年温家宝总理访美为例，从2003年11月12日第一批飞机汽车采购团开始行动，到2004年1月13日最后一批电信采购团签署订单，先后有4个采购团分批赴美，前后共跨越两个月之久；值得注意的是在11月18日，美国政府突然宣布针对中国的针织布、晨浴衣、胸衣进口设置配额限制，而这一贸易纠纷恰好发生在中国采购团的采购周期内，因此中国政府便能够利用采购外交做出及时且适度的反应，暂时取消第二个大豆采购团的赴美采购。这样一来就给美国国内的农业市场造成很大压力，来自大豆、小麦主产州的多位美国国会议员，包括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达施勒和美国全球棉花有限公司的总裁哲宁甘在内，他们共同向小布什政府施压，最终促使美国政府做出让步，几周之后中国恢复大豆采购团的行程20。采购外交策略水平提高的第二个方面体现在采购协议的签订方式上：避免直接签订大额协定，而是先签署框架协议、意向协议，在此后的领导人互访时最终签订合同。飞机采购单的签订通常采取的就是这种形式，从最初的有采购意向到最终签订合同通常要经过三四次的官方确认过程，前后时间可达两三年，而每一次确认都需要双方在外交和政治上共同制造良好氛围。正文 第3章 “三外路线”下的对外贸易（18）2010-6-13 12:34:06 本章字数:1136第三种技巧就是利用不同国家间的竞争效应进行博弈和平衡（playthetwooff），以此增强自身的话语权，典型的案例就是中国在波音和空中客车两大公司之间的飞机采购。图3-11描述了18年间中国在两家飞机制造企业中采购的年度架次对比：图3-11中国采购波音公司和空中客车公司飞机数量分布图21从图3-11不难看出，中国一直利用自己的巨额订单在波音和空客之间左右逢源，并利用这两者之间的激烈竞争施加影响力。通常情况下，采购外交是靠购买外交对象的商品施加采购方对外交对象的影响力，但竞争市场中的采购外交则是凭借不购买外交对象的商品来施加采购方对外交对象的影响力：中美关系相对较差的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中国只从空客买飞机，给波音公司带来了明显压力；等到两国关系缓和，中国再立即以大单来提升波音公司对中国订单的重视，并确认两国关系友好的重要性。这种利用竞争效应增强外交效果的办法在18年的采购外交中多次出现。采购外交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源于中国和西方国家各自的国内体制之间存在着一种奇妙的“互补”或者说“匹配”。在中国，行政和财务资源过度集中，因此对市场和企业行为的干预比较容易。我们不但可以干预国有企业的经营，甚至对私营企业的部分经营行为也可以进行一定影响。很多时候，国有和私营企业也乐于配合采购外交，因为它们知道在涉外采购中所垫付的成本完全有机会从未来的相关合作中赚回来。而在西方国家，政治过程的真正主导者不是政府，而是大企业和大型利益集团。于是，中国慷慨购买西方企业的产品和服务，以此换取对西方政府涉华政策的干预能力；而西方企业利用自己对政府政策的干预能力，换取中国的大型订单。双方形成了一种事实上的交易关系，它超越了国家间的意识形态差异、战略利益冲突和外交分歧，将中国同西方的经济贸易关系牢牢地焊接在一起。对于中国整体国家利益而言，这样一种“外交与贸易共生”的现象也并非完美无瑕。首先，在用市场换外交利益的过程中，并不存在一个易行的、明确的成本—收益换算方法，用多少亿美元的订单换取多少外交利益才是合算的买卖，这个问题无法回答，也没有人回答。换言之，外交决策者面对的是一种“预算软约束”的决策环境，这样的制度环境可能会存在系统性与结构性风险。其次，对西方商品的购买可能与国内的部分企业的利益相冲突，引发一定程度的内部矛盾。再次，随着中国自身市场经济的发育成熟，这一政策所赖以生存的空间将会缩小，至少理论上如此。因为现代企业制度要求企业在经营上是独立的，所有权同经营权分离，而采购外交的前提是政府对企业购买行为的深度干涉能力。正文 第3章 “三外路线”下的对外贸易（19）2010-6-13 12:34:08 本章字数:1021最后，中国产业升级的结果是我们同体系中央国家在制造业分布上重合程度越来越高，相互之间的竞争性越来越强，互补性趋于减小。比如说，2020年左右中国的大飞机将成为波音和空客22在中国本土市场上的有力竞争者，届时中国对美欧采购的时候，牵涉的因素将比现在远为复杂。所有上述这些问题都是中国采购外交在未来需要认真面对的。贸易、产业与地缘政治经济本节中我们将超越现实中的贸易数据和外交关系，在历史和逻辑的基础上探讨一点战略问题：对外贸易是否可以帮助我们塑造一个有利的地缘政治经济环境？是否可以服务于中国的国际权势增长？本书认为逻辑上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其基本思路就是有意识地培育自身的“产业链编辑能力”，以此来影响和塑造地区乃至全球产业链的地缘分布特征，并使其有利于中国国家权势和影响力的扩展和深化。所谓产业链的编辑能力（capacityofindustrialchainediting，CICE），是指大国依靠自身市场规模以及对某些关键性生产要素的掌控而获得的一种特殊能力，借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按照自身国家利益的需要来主动调整地区性的甚至全球性的产业地理分布，以便从国家间不对称的相互依赖中获得优势和权力。尽管这个概念是第一次在学理上提出来，但是在政策实践中却早已有先行者。20世纪80年代日本对外转移部分低端制造业的时候，便构想了亚洲的“雁行模式”。完整的雁行模式构思既有其国际经济思维，又有其地缘政治目的（见图3-12）。图3-12产业发展的雁形模式资料来源：关志雄.从美国市场看“中国制造”的实力—以信息技术产品为中心.国际经济评论.2002年第7期。从地缘角度来看，日本构思的雁行模式将自己设定为亚洲的头雁，从事工业品的设计和研发工作；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紧跟它自己的方向，从事配件制造工作；四小虎（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尼）紧随其后，而中国在日本人的构想中是专为整个产业链提供基础原材料和最终产品销售市场的。在这样一个构想中，中国被设计为世界市场体系之下的“亚洲次级体系”的最外围，说得不好听一点，是经济殖民的对象。由此地缘经济关系支撑的东亚地缘政治结构，也将以日本及其盟国为中心，东南亚国家为“群众基础”，东亚大陆上的中国则是一种既需要共同防范又需要共同规范的政治异己。正文 第3章 “三外路线”下的对外贸易（20）2010-6-13 12:34:09 本章字数:1210问题是，这样的设计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经受实践的检验？从20世纪90年代的历史进程来看，日本的算盘部分落空了。正如前文已经指出的那样，20世纪90年代中国通过发展外贸，吸引外资，压低本币积累外储的“三外路线”挤入到这个产业链中间，并且在低端制造业上击败了印尼、泰国等四小虎，成为外围制造工业大国而不是原料提供国。按照某些学者的说法，正是由于东南亚新兴经济体在与中国制造业“PK”时落败，才有了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基本面：它们的实体经济和出口状况恶化，但是虚拟经济过度繁荣，两者之间的背离导致了货币和金融泡沫的产生，从而给外部投机资本以可乘之机。日韩与中国台湾等经济体也受到波及，当时的危机传导机制既有金融市场上的恐慌心理因素，也有这些经济体向东南亚输出的资本出现亏空而导致的利润下降的基本面因素。10多年过去了，如果再看中国和东盟之间的贸易关系，可以看到中国出口工业品已占了一定份额，而大部分东盟国家出口基础原材料，恰恰与当年日本对亚洲产业链后半段的设计模板相反。中国从这种产业地缘大转移中除了获得就业增加和经济增长外，也有安全和政治上的好处：这种大转移改造了中国的周边地缘战略环境，重组了西太平洋地区的国际关系格局。道理很简单：当我们的某个邻国发现自己的几个龙头产品（模块化的部件）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中国市场，发现自己每年的外贸盈余也主要来自中国的时候，它们很难再将中国描述为重大威胁，而且必须认真反思自己的对华政策与姿态是否会伤害到双边经济关系从而伤害到自己的钱包。于是，这就提供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视角来解释韩国与泰国等东亚国家在地缘政治立场上的微妙变化。中国周边国际环境的迅速改善和地区影响力的上升，一方面源自我们在外交和安全政策上的明智，另一方面也是这种不对称依赖所带来的政治副产品。从日本地缘经济规划的失败中我们可以得出何种教训？对市场自身的内在规律的充分尊重是战略设计可行性的基本前提。就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而言，大量劳动力供给和相对较低的人均资源禀赋决定了这个国家无法长期扮演一个资源出口国，而东南亚诸民族在文化特点、人均资源禀赋等各个方面都不利于它们同中国内地从事制造业方面的竞争。在这样的前提下，依靠人为地对东南亚小国的资本和技术输入来改变两者之间的潜在分工格局，是逆比较优势行事的，因而注定了会失败。世事变迁，20年后的今天中国经济也成长到了一定程度，是该考虑“吐故纳新”的时候了。人民币具有潜在升值压力，劳动力成本和环境成本不再是也不应该继续是天然优势23；用国内消费取代外需和投资来拉动经济成长的中国经济转型，既是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必要举措，也是建设国内和谐社会和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些产能应该向哪里转移？怎么转移？在此我们尝试探讨若干基本思路和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