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6-13 12:32:53 本章字数:1135与普通商业银行的经营之道类似，“地球村”里的“山姆大叔号”银行也是这么做的：首先，在银行成立之初，需要尽最大可能显示其资本实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黄金储备占全世界3/4），并以此为后盾，推出“存款担保”、“优惠利率”等措施（美元与黄金挂钩），以此让自己迅速成为市场上的垄断经营者，在培养出储户的“习惯”之后，再取消这些担保和优惠活动（1971年与黄金脱钩）。其次，控制这个地球村里最重要的商业活动：能源交易，确保这种战略性资产的计价、结算支付以及后续的存款都是在自家开的银行里进行的。第三，维系好几个重要储户（东亚和海湾国家）的关系，让它们在重大问题上有求于自己32，有了大储户的“忠诚”就很容易稳定小储户的信心。第四，发行海量国债和准国债，并开发名目繁多的金融衍生品，以满足体系外围“储户”不同的风险－收益－周期偏好，作为国际资产的储值地，“美国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远远好于欧洲”33。最后而且最重要的是，长期的财务健康要求美国能够将吸收到的存款转化为资本，并获取比存款利息更高的收益率，为此需要把吸收的存款资金同跨国公司34的人才、技术、专利、品牌、渠道等资源相结合，投射到世界市场的各个角落去追逐尽可能高的资本回报。最后这一点衍生出两大要求：一是自己的跨国公司拥有明显的经营优势，对技术、专利、品牌等知识产权的垄断是维持较高资本回报率的关键所在；二是全球市场开放性的推动和维持。美元在全球（而不仅仅美国本土）市场上的购买力是美元的价格基础。这种购买力包括两大内容，一是价格水平，二是可选商品或者资产的范围。由于美元是国际货币，所以对美元而言重要的是全球市场而不是美国本土市场，记住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意味着如果这个世界的市场开始趋于封闭，那么拿着美元可以买到的东西就越来越少，则美元价值的基础就坍塌了。在某种极端情况下，即便美国本土丝毫没有值得购买的东西，但是只要世界市场是基本开放的，那么美国的债权人拿着美元仍然可以换取想获得的东西，美元仍然值钱。所以，全球市场的开放性是美元地位的根本支柱之一。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概括出美国建立和维持美元霸权从而居于世界市场体系中央地位的若干基本条件：第一，美国在人才、技术、专利以及研发能力等方面维持优势；第二，对战略性地区（东亚和中东）和战略性资产（能源）的控制力；第三，最初对黄金储备的垄断占有，以及先挂钩后脱钩的把戏；第四，有能力保持全球市场（商品、服务和贸易）的开放性，从而确保美元在全球市场的购买力。第五，发展出广度和深度最佳的金融市场来吸纳全球资金。正文 第1章 世界市场体系的中央与外围（13）2010-6-13 12:32:55 本章字数:989中央国家承担的成本分析任何事物都有其代价，体系中央地位也不例外。为保持其地位，中央国家至少有以下两项长期代价35：一是产业外移、长期逆差和与之伴随的去工业化；二是为稳定或者说控制那些战略性地区和战略性资产而支付长期的安全成本。要想从外围国家征收美元铸币税，就需要把美元大量而持久地输出到外围国家手中。让外围国家手里长期持有美元，不外是两种途径36：一是美国政府和企业通过对外的投资将美元输入到外围国家，二是美国用美元购买国外厂商的产品和服务。无论哪种途径，都会导致美国的产业外移和本土的去工业化。当美国企业对外投资时，它们除了输出资本外，也带去美国的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尽管美资跨国公司可以从海外获得大量的利润增量，但是这一过程导致美国本土流失一些制造业岗位、技能乃至政府税收。对外资本输出带来霸权国技术垄断地位的瓦解和本土产业优势的消失，这一点在当年英国霸权的衰落过程中已经被体现得淋漓尽致。在一定程度上因为看到英国的教训，美国在第二个路径上走得比较远：敞开大门吸纳世界各地的产品。当今世界上，美国经济体在所有大中型国家中是最开放、最自由的。美国在全球扮演了一个最终消费者的角色，美国对外逆差越来越大，不仅是绝对金额的高速增长，而且逆差占美国自身GDP的比例也在不断上升。美国国内的储蓄率也是一降再降，直至变为负数，也就是说美国消费者整体上在借钱消费。第二个路径（对外贸易逆差）相比第一个路径（对外资本输出）而言存在一些好处：美元的输出量更大，对各国的施压能力更强，也可以用对等开放的逻辑为美国企业打开海外市场的大门。由于美国政府可以选择向哪些国家开放市场，开放哪类市场以及开放到何种程度，美国政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外围国家产业发展的节奏和方向，这比起英国政府当年对资本输出的流向缺乏控制力的无奈相比要好很多。但是，归根结底，在一个越来越具备开放性的世界市场上，一国对资本和技术的最终流向很难实施长期控制。而且，长期逆差最终也一样导致美国本土的产业外移和去工业化。美国的去工业化37问题由来已久，自从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以来，美国的去工业化步伐从来没有停止过，主要表现为制造业企业的大规模倒闭和制造业职位持续的、不可逆的流失。38正文 第1章 世界市场体系的中央与外围（14）2010-6-13 12:32:56 本章字数:1319美元发行国带来的巨额铸币税收益可以让美国长期不劳而获，其代价是美元的有效汇率大大高于其维持自身工业竞争力所需的汇率均衡水平。这种收益长期挤压着美国本土生产和出口能力，其机制与所谓的荷兰病39相似。在开放经济环境中，当一个经济体可以稳定、长期、巨额地不劳而获时，这个经济体中很难再容纳其他各种普通产业的生存—这些产业需要持续的资本投入和大量的劳动力，但所提供的工资水平却没有太大的吸引力，因为这种额外收益将各种生产要素(资金除外)价格的水位抬得太高，以至于除了暴利行业40和不可外包的部门（non-tradablesector）之外，其他面对外围国家竞争的各种产业迟早会在严酷的竞争中消声灭迹41。2008年美国汽车工业三巨头的财务困境，从微观看固然与其内部治理结构有关，但是从宏观层面和长周期看，它们是美元广义铸币税收入的挤出效应数十年累积之下的牺牲品。如果说第一项成本是隐性的、渐生暗长的，那么第二项成本则是非常显性的、引人注目的：美国必须从它的孤立主义传统中走出来，四处建立军事基地，拓展和维护自己的威慑能力，为了各种非常现实的政治和战略利益介入到各类国家内部的恩怨中去。帝国的对外战争所涉及的冷血和虚伪，让向来自我道德感觉良好的美国人民感到愤怒甚至理想幻灭（如越战勃发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各种国内运动），在世界各地的侵略和武力干涉所激起的反美主义为美国国家和公民的安全带来挑战（比如“9•11”事件），但这都挡不住美国在夸耀武力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维持在若干战略地区的主导性地位，正如上文已经指出的那样，是美国金融霸权和体系中央地位的基本要求，丧失这些地方的控制权与影响力，美元的独特地位将会被欧元或者其他货币取代，美国在全球经济体系内的中央地位就会瓦解。在一个全球化、信息化时代，武器技术尤其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技术的扩散大大增加了维持帝国优势的难度。不对称作战模式的发展也抬高了体系中央国家对外围大国的遏制和威慑成本。美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卷入战争最频繁的国家，冷战后军费支出占GDP的比例也一直居高不下，其军费预算占全球所有军费预算的比例一直维持在一半左右。生命和财政资源的消耗对于维持美国对战略资源和战略地区的控制性地位而言是一种必要的运营成本，因而可以看做占据和维持体系中央地位的必要代价。正是由于承担上述两种长期代价，美国的国家和社会在过去的60年间逐渐发生了器质性改变。它从一个财富创造者变为消费者，从一种食草动物变为食肉动物，并且由于这种器质性改变而对自己在体系内食物链上的新地位产生了依赖。一旦离开了这种超额收入，可能会引发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的崩溃。中央地位带来的泡沫性利益如同毒品，短期可以带来兴奋和力量，长期则消解其实力，并使之上瘾。把上述代价上升到关于财富的哲理层面来看，不难发现：财富的流动是损不足而补有余，但是财富创造能力的流动是损有余而补不足。在某种意义上，与其说是中央国家主宰了整个全球市场体系，不如说是中央国家成为全球市场体系祭坛上的神像：风光无限、享受香火，但是在漂亮的泥塑背后慢慢地腐朽。正文 第1章 世界市场体系的中央与外围（15）2010-6-13 12:32:58 本章字数:1110外围国家发展道路上的常见陷阱前面我们说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大大小小的一百几十个外围经济体，几乎每一个都想挤到体系中央去，都想摆脱落后贫穷的面貌。这种场景很像小朋友们在冬日的墙根下玩的“挤摞摞”游戏。但是65年下来，仅仅极少数经济体（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中国香港、以色列、南非）在这个“挤摞摞”的游戏中接近于成功。为什么一个经济体改变自己在全球市场中的相对地位那么困难？发展经济学家和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学者们都试图从自己的专业视角提出解释。在这里我们把这些解释总结为外围国家发展道路上的四类陷阱。“资源诅咒”陷阱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地广人稀，自然资源丰富，在国内政治和社会结构并不稳固的前提下，大量自然资源的发现往往是一种“诅咒”而不是福音。一国在发现大量高价值的资源之后，数年内会出现一个投资和增长的高潮，但是5～10年之后经济总量往往不升反降，甚至倒退到资源发现之前的水平之下。经济学家们的解释是资源采掘业存在“产业挤出效应”：当该种资源价格高涨的时候，大量的资本和人力涌入这个行业，抬高了这个经济体内部各类要素的价格，尤其是伴随着本币的升值，国内那些生产贸易品的普通产业（比如纺织品、手工业等）被挤得没有生路，整个经济体越来越依靠采掘业及其衍生行业。然而资源价格总是周期性地波动的，而且价格波动幅度往往很大。当资源价格大幅下跌的时候，已经严重依赖于该资源的经济体必然受到严重影响。不仅如此，资源采掘业在政治上往往会带来各种各样的大麻烦：开采权通常取决于政府官员，而围绕开采权的争夺往往导致贿赂盛行，腐败滋生，一国治理水准持续下降；域外大国为了廉价地获得资源供给，往往不择手段地干涉和操纵弱小国家的内政，甚至不惜挑起战争，非洲国家的许多战争成为西方雇佣军及其跨国公司老板牟利的手段。当一国内部存在不同民族和部落的时候，资源分布的不均衡则更是政治冲突的持久根源：生活在资源所在地的民族或部落认为中央政府处事不公，自己没有获得应有的资源报酬，于是往往要求独立或者自治，于是内战由此产生。尼日利亚和苏丹便是典型的例子。上述经济和政治过程混杂在一起，导致许多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陷入了“资源诅咒”的厄运：宏观经济风险加大，政治混乱，冲突四起。这样的国家，显然不可能挤入体系中央，而只能在体系的外围打转。剩下的那些没有发现多余自然资源的国家面临的困境反而可能少一些，少数成功者也恰恰从他们之中产生。但是，没有掉进资源诅咒陷阱的国家并不一定就发展起来，因为还有其他的陷阱等待着它们，比如说采取了欲速不达的“赶超战略”。正文 第1章 世界市场体系的中央与外围（16）2010-6-13 12:32:59 本章字数:1257欲速不达的“赶超”陷阱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在获得了独立之后，急于摆脱落后挨打的面貌，实现民族振兴和赶超，恨不得一夜之间超英赶美。在这种急于求成的集体心理的支配下，当政者选择的往往是好高骛远的跳跃式发展道路。美欧各国之所以那么富那么强，似乎是由于它们生产的都是很先进的、技术含量很高的东西。它们能做到的，为什么我们不能做？于是，许多国家都试图直接发展自己的民族高端工业：钢铁、化工、造船、汽车、飞机、军事工业。这种政策路径便是进口替代式的发展，也受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流行的左翼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推崇和鼓励。但问题在于，外围国家的处境通常是劳动力廉价和资本严重匮乏；而那些高端的先进工业则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在资本和技术稀缺的经济环境中人为地建立和运行这样的产业，在开放经济的环境中的竞争结果必然是长期亏损，要想维持它就必须通过政府的输血和保护：比如提高关税壁垒，或者提供巨额财政补贴与利息补贴。说到底，只有做能挣钱的事情才能积累资本，才能自然而然地发展；而放弃自己的比较优势（劳动力价格），转而同西方国家在对方擅长的领域中竞争，以己之短，搏人之长，必然要赔钱。虽然赔钱，但是豪言壮语已经向全体国民宣传了很多遍，只能硬着头皮撑下去，其结果是被“套牢”在这些赔钱的买卖之中。如同在股票市场中的“套牢”一样，一国经济“套牢”在赔钱的产业之中会产生双重伤害：一是经济体不断地失血，二是丧失在正确的领域挣钱的机会，蹉跎岁月。从发展中大国到拉美非洲的一些小国，都或多或少地在这个急于求成欲速不达的陷阱中蹉跎了若干岁月。人口陷阱尽管低效，发展中国家总是在不断地努力学习先进国家，努力提升技术，努力提高产量，努力改善生产组织结构和管理能力。这些努力带来若干增长，其成果慢慢积累起来也能形成一国进一步发展的资本，总有一日能实现“量变引起质变”。但是，对于有些国家而言，这一天很难实现，因为它们陷入了人口陷阱。所谓人口陷阱，就是人口增长的速度总是快于财富增长的速度，结果虽然国家经济总量有所增长，人均财富量却是停滞甚至倒退的。这样的情况下，新增产的商品和财富全部被消费在基本的生存所需上了，无法形成资本积累，从而也就无法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发展。由于贫穷和落后，发展中国家的医疗和养老保障体制通常是空白的，所以人口生育被作为家庭获得劳动力再生与抵御风险的基本手段，结果是出生率远高于发达国家。这样就陷入了一个怪圈：由于落后所以使劲生孩子；由于人口增长快所以总是落后。这就是人口陷阱，至今许多发展中国家仍在其中挣扎42。那么，假如有个发展中国家，“幸运地”缺少自然资源，人口增长率也比较适中，并且当政者没有走心急的左翼路线，而是务实地融入世界市场，遵循了自由主义经济学关于“比较优势”的教诲，为西方大市场生产，一步步积累资本和技术，脚踏实地，拾级而上……那么它是否就必然能够发展起来了呢？答案仍然是未必，因为还有至少一个大陷阱摆在它们面前：政治。正文 第1章 世界市场体系的中央与外围（17）2010-6-13 12:33:00 本章字数:1034发展过程中的政治陷阱走出口导向型路线的国家，客观上依靠西方大国的市场，有时候还很依赖西方国家的资本与技术。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在政治和外交上自然要看西方大国的脸色。发展中国家普遍都曾受过西方大国的欺辱和压迫，通过政治和军事斗争获得了主权独立与民族尊严，但是如今政府为了五斗米而折腰，向西方大国低三下四卑躬屈膝，仿佛仍然是其殖民地附庸，这如何能让民众信服？假如发展过程中出现了阶层和地区的不平衡，那么这个政治问题就尤其严重。在民族主义的政治氛围中，走“比较优势”经济路线的政府很可能会为它的外交姿态付出重大政治代价：不是在竞选中让对手用“西方大国的傀儡政府”的政治大棒打下台去，就是在一场大快人心的军事政变中失去政权流亡海外。正是由于上述陷阱密布在发展中国家前进的道路上，才导致了这样一个冷酷的事实：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65年，尽管全人类经济总量和技术手段大幅跃升，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却鲜有成功者。那寥寥几个成功者，都符合以下特征：极度缺乏自然资源，人口增速适中，紧紧依附于西方市场，并且政府对权力控制得非常牢固，无惧来自民族主义者的暴力与非暴力的挑战。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也大体符合以上条件：人均自然资源普遍少于全球平均水平，人口控制政策效果明显，不断地融入世界市场体系，并且政府对整个社会保持了有力的控制。更重要的是，由于执政党在此前30年对西方的不屈斗争而积累了很高的政治声望，在主权问题上坚持了原则，所以很难把投降背叛的帽子扣到党的头上。正是由于我们这30年没有掉进这些陷阱中，中国的快速发展才有可能。注释1.在某些中国学者中，近年比较流行的中央—外围分类是将美国定义为货币霸权国或者金融国家，而其他的国家则为贸易国家（项卫星、刘晓鑫，2009）。也有人将外围的贸易国家进一步分为两类，一类是执行出口导向战略从而积累大量外汇储备的东亚国家，另一类则是欧洲、拉美和欧佩克国家，它们将获得的盈余投资到美国的企业股权和资产中（何帆与张明，2005）。随着近年东亚对海外资产和股权的兴趣越来越大，上述分类的适切性出现问题。本文则将西欧、日本等地区称为准中央国家，不仅是因为在产业结构上它们与其他外围国家存在重大差异，而且是因为欧元和日元本质上存在同美元竞争的一面。而其余的外围国家分为两大类，关键在于其要素禀赋（尤其是人均可出口的自然资源量）差异明显。正文 第1章 世界市场体系的中央与外围（18）2010-6-13 12:33:05 本章字数:10022.美国的快餐文化之所以能够获得全球性的暴利，与全世界对美国文化的追捧而形成的“文化溢价”有关。同样的一只鸡，它的不同部位出现在同一个地段的食品零售店里，卤味店里的整鸡腿卖8元，隔壁麦当劳里的2/3只油炸鸡翅也卖8元。两者间的差价就是文化溢价。3.多位美国国际问题专家在来华交流时都不约而同地提到“credibility”这个概念，强调对于美国而言，国际信用，或者说其国际权势的可信度之重要。他们以此来强调在某些边缘性利益上之所以不能轻易对华做让步，是为了维护美国在相关地区的信用，否则会导致其在该地区的影响力的连锁崩溃。这种反复出现的论调，说明美国的国际问题研究界对于美国权势依赖于国际信用而存在的事实是有非常明确的认识的。4.近年来欧元、英镑、日元等货币总计占到全球市场份额的三成多，在计价、结算和储值等多个方面大体相当。5.按照一些美国学者的研究，老欧洲的比较竞争优势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存量方面，而在人力资源、科研投入等方面欧洲落在了北美和东亚之后。6.之所以不创造或制造，主要是一个市场生存选择过程的结果。资源采掘业提供的轻易的巨额现金流往往将各种制造业挤出到其他国家，或者从一开始就限制了制造业在本土的发展。这种挤出机制是经济学者用来解释所谓“资源诅咒”的几种主要逻辑之一。7.所谓运气，也是一个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概念。一个常见的现象是，那些发现了丰富能源资源矿藏的国家，很快就会发现自己的“幸运”成为一种命运的诅咒。从经济统计来看，一国发现矿藏后，经济增长会在随后的数年间出现一个明显的增长，但是通常用不了10年，经济往往不升反降，伴随政治动荡，社会解体，武装冲突爆发等症状。最典型的案例是尼日利亚、塞拉利昂等国家。由美国著名影星莱昂纳多主演的影片《血钻》就是反映资源诅咒现象的经典之作，发人深省。8.从1976年以来，美国从贸易顺差国变为逆差国，从此逆差呈级数增长。到2008年其逆差占自身GDP的比例为4.9%。9.美国汽车工业的破产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尽管面临同样的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资金—市场压力，欧洲和日本的汽车工业却仍在发展之中。10.见马丁•迈耶著，钟良译.美元的命运[M].海南：海南出版社，2000年。正文 第1章 世界市场体系的中央与外围（19）2010-6-13 12:33:06 本章字数:123911.根据CIA网站的WorldFactBook的购买力平价计算。12.张纯威在其论文中描述了亚洲同美国之间国际资本—商品循环的局部失衡与整体均衡关系。见张纯威.美元本位、估值效应与季风型货币危机[J].金融研究，2007（3）：50-61。13.2008年全球黄金产量仅为2330吨，按近期黄金市场价格约1000美元每盎司计算，全年全球黄金产值约为750亿美元，而中国2008年经常项目盈余为4000亿美元。黄金的价值悖论在于：黄金并没有生产或消费方面的实用价值，而其作为装饰物的价值也源于它价格昂贵的事实。于是，黄金的价值就是商品估值中典型的“自我实现的预言”，正是由于大家相信它值钱，它才值钱，与它实际的功效无关。早自20世纪早期起，黄金存量与产量就远不能支撑全球财富储存的需要。14.中国的能源消费主要靠煤炭，石油消费仅是较小部分，但由于中国所消耗的能源大部分是用在制造业上，其产品很大部分用以出口，所以整体能源消耗的数据并不能说明问题。倒是石油消耗主要用于本土交通，更具有可比性，更能够体现各经济体之间国民福利的差距，所以此处以人均石油消费量作为比较口径。15.本文抽取12个具代表性国家的资本市场的2008年全年数据同该国人均国民收入对比，数据来源于英国金融时报网站和美国CIA网站factbook数据库。上海市场凸显的高波动性部分地应当归因于中国国内资本市场的个体性因素，因为中国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很大程度上还是不可兑换的。16.索罗斯的多部论著对此都有涉及，如Soros,G.Opensociety-reformingglobalcapitalism[M].NewYork:Publicaffairspublication,2000.与Soros,G.GeorgeSorosonGlobalization[M].NewYork:Publicaffairspublication,2002.以及Soros,G.ThebubbleofAmericanSupremacy:CorrectingthemisuseofAmericanPower2004[M].NewYork:Publicaffairspublication,2004。17.见索罗斯著Soros,G.Opensociety-reformingglobalcapitalism[M].NewYork:Publicaffairspublication,2000，关于中央比外围稳定的原因，除了索罗斯的解释外，本文认为另一个事实也是不可忽视的，即中央经济体比起外围在名义上远为巨大，意味着同样一些跨境资本流动对其市场形成的冲击规模大不一样，这也有助于解释中央同外围在经济波动幅度上的差异。18.引自吴晓灵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演讲，2008年12月19日。正文 第1章 世界市场体系的中央与外围（20）2010-6-13 12:33:08 本章字数:110119.不同的商品种类其自由度也不一样。原材料流动面对较少壁垒，工业制成品则面对较大壁垒，农产品面对的贸易壁垒最严重。20.这主要是因为人类历史上绝大多数技术突破都源于军事动机的研发投入。21.资金价格的差异可以体现在外围地区的债券基准价格EMBI和中央地区的基准利率之间的持久差距，近年通常为250个基点，而最近的金融危机中，和历次金融危机时期一样，差距达到了惊人的地步，850个基点。22.作者在法、英、比等欧洲国家学习和工作期间，曾接触过不少类似家庭的孩子。他们的父辈往往是非洲某国的高官，通过种种手段积攒一笔家财之后，举家移民欧洲。23.历史学家们普遍倾向于将公元1500年之后的世界史视做一个与过往不同的新阶段，因为从这个时期起，全球性的人类互动明显加速，商业冒险提供的强劲动力伴随着航海能力的大幅跃升，使人类迅速战胜地理空间障碍，结束了有史以来各大文明之间的各自独立与相互隔绝状态。24.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倡导者杨光斌教授超越了“霸权更替”的先验命题，认为霸权更替是一种错觉，因为尽管有不同的国家轮流坐庄，但它们的霸权其实具有很强的同质性，所以历代霸主的基本形态和特性并没有改变。杨教授所指的是荷兰、英国、美国的霸权之间具有很大的相似性：经济上强调商业与贸易权利，政治上推行资产阶级民主制（对权力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地缘战略偏重于对海洋的控制（确保市场地位的必要条件之一）。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其他模式的大国，比如法国、德国、日本、苏俄的兴起与挑战却最终都失败了，所以，近现代史的500年中有400多年都是同一种“天命”行于世间。25.资本在体系内的循环流动导致财富的积累以“损不足而补有余”为特征，然而其对财富创造能力的长期影响却是“损有余而补不足”；当然，在这里有一个隐含的假设就是：对于一国的健全发展和整体实力增长而言，工业和制造业比起农业、金融业和采掘业等其他行业更加重要。26.关于美国铸币税收入的度量，见张宇燕（2007）、曹勇（2002）周革平（2001）等人的论文和吴晓灵的发言。铸币税收入通常仅占GDP的1%～3%，但是乘以乘数k之后，可以看到它对于中央国家的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作用非常巨大。由于美国经济的高度虚拟化，铸币税收益又是通过美国资本和金融市场分配到国民收入体系中去，所以本文认为这里的乘数k至少不小于美国股票市场的加权平均市盈率，或者约等于美国政府减税所带动的GDP增量倍率。本书估计为大约10倍左右。正文 第1章 世界市场体系的中央与外围（21）2010-6-13 12:33:10 本章字数:115027.对于这一点，多位学者已经非常明确地予以指出。见曹勇（2002），何帆（2005），廖子光（2008），项卫星（2009），黄河、杨国庆（2008）。28.拿破仑很清楚地认识到英国对全球贸易的依赖，所以为维持其大陆贸易政策甘愿同俄国展开一场大决战。从事后来看，拿破仑的大陆封锁政策在其有效执行期间的确对英国形成了很大的压力。关于拿破仑的大陆封锁政策对英国、俄国以及整个世界市场的影响，详见刘军大，刘湘予.拿破仑与大陆封锁[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29.以语言为例，中央国家无需学习和使用外围国家的语言（主要是作为兴趣而不是生存发展的必须），节省大量的时间成本和效率，而外围人口与中央或者其他外围国家之间打交道时都选择使用中央国家的语言，在此过程中赋予中央国家的好处和文化优越性无法估量。用母语思考和用外语思考、学习和工作，其效率存在很大的差异。这不但巩固和论证了中央国家的优越性，而且进一步为中央国家的经济体提供了大量的高回报就业，其中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全球英语学校中的价格昂贵的教师。在北京，来自美国或者其他英语国家的大学毕业生通过简单的英语陪练可以获得150元人民币（官方汇率合22美元）每小时的报酬，而一位大学教授的讲课费约40～60元每小时。30.整体的富足意味着个人生存和发展机会的充裕，也意味着较低的社会秩序维持成本，还意味着该国作为一个典范之国吸引着来自全球的移民而为这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自由挑选和吸纳人才的巨大选择空间，更意味着他们可以用自己富足的事实去论证自己治理体制的优越性。31.商品由外围流向中央，中央印制货币符号支付给外围，外围将贸易盈余存在中央国家的银行或者证券市场，中央国家的企业获取了低利率的资金之后，与自身的人才、技术、品牌、渠道等资源相结合，以直接投资或者金融投资的形式再投射到体系的外围。32.正是美国军事和政治势力在这两个地区的决定性存在，才确保了两大区域对美元的忠诚。33.引自吴晓灵2008年12月15日在人民大学的讲话。34.这里的跨国公司最好是美国公司，也就是将总部设在美国，并向美国政府缴税。但这一点并非必要条件。只要这家公司从美国金融市场上筹集资本，并把利润返回给美国资本市场上的投资者，它就已经为美国金融霸权的循环做出了自己的贡献。35.众多论者已经详细分析了中央国家承担的具体、操作性、短期的代价，比如为维持金融稳定而扮演最后贷款方的角色等。见张纯威（2007），黄河（2008），张宇燕（2008），项卫星（2009）。本书限于所讨论主题，主要考察美国占据体系中央地位的长期代价。正文 第1章 世界市场体系的中央与外围（22）2010-6-13 12:33:11 本章字数:131336.日本在试图将日元国际化的时候，采用向亚洲各国发放日元贷款的办法来让日元流出去，同时指望以此避免产业外移。但问题在于，日元的持续升值预期限制了日元贷款的发展空间，而且一旦他国还贷，日元又全部流回日本，国际化努力原地踏步。刘昌黎（2002），孙健（2005）。37.Alderson,A.Explainingdeindustrialization:globalization,failureorsuccess?[J].AmericanSociologicalReview，1999,64.38.关于美国战后去工业化的情况，见BarryBluestone,Isdeindustrializationamyth:capitalmobilityversusabsorptivecapacityintheUSEconomy,AnnalsoftheAmericanAcademyofPoliticalandSocialScience,Vol.475,1984Sept.按照美国财政部原副部长RobertKimmitt的说法，到2007年时制造业提供的工作职位占美国整体就业中的10%以下。见其2007年9月11日在CouncilforForeignRelations的演讲。http://www.cfr.org/publication/14197/challenge_of_investment_protectionism_rush_transcript_federal_news_service.html，20080809访问39.“荷兰病”（theDutchdisease）是指一国特别是中小国家经济的某一初级产品部门异常繁荣而导致其他部门衰落的现象。“荷兰病”的具体机理如下：假设该国经济处于充分就业状态，如果突然发生了某种自然资源或者自然资源的价格意外上涨将导致两方面的后果：一是劳动和资本转向资源出口部门，导致制造业和服务业竞争力下降。同时，由于出口自然资源带来外汇收入的增加使得本币升值，再次打击了制造业的出口竞争力，这被称为资源转移效应。二是自然资源出口带来的收入增加会增加对制造业和服务业的需求。但这时对制造业产品需求的增加却是通过进口国外同类价格相对更便宜的制成品来满足的，进一步打击了制造业。不过，对不可贸易部门产品的需求增加无法通过进口来满足，我们会发现一段时间后本国的服务业会重新繁荣，这被称为支出效应。40.美国现在剩下的工业中，如果不是依靠专利来保护利润率的，就是依靠政治和安全关系来保证利润率的军火工业，要么就是诉诸客户控制能力的“直销工业”。总之，全部是暴利行业。41.最初是美国的纺织工业，然后是家电制造业，现在是汽车业。当年以极低价格出售给沃伦•巴菲特先生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便是在去工业化早期被牺牲掉的美国纺织业企业。42.关于人口陷阱的经济学机理，参见徐滇庆.终结贫穷之路—中国和印度发展战略比较[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正文 第2章 中国在体系中的足迹（1）2010-6-13 12:33:13 本章字数:988第2章中国在体系中的足迹中国崛起在本质上就是从世界市场体系的外围挤入中央，成为一个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为了能够尽快挤入体系中央，过去30年间，中国采取了“三外路线”作为对外经济政策的核心：鼓励外贸、吸引外资、控制外汇。这个政策路线的影响深入到中国的内政外交各个方面，取得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巨大成就，但是中国人也为之付出了非常巨大的代价。“三外路线”的代价之一，就是中国向世界提供巨额补贴，以此来获得快速工业化、向中央地位进军的强大推进力。中国的辉煌、危机与涅19世纪中期以前，中国还并非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而是一个古典式的帝国。在这个帝国权势所覆盖的区域中，中央与外围之间的互动逻辑同今天的大不一样。上文我们说过，当今世界的秩序是“等级制市场体系+平等主权间的无政府状态”。但是在古代东亚，存在一个非常明确的政治等级体系和伦理规范，在经济上却实行帝国内单向优惠的朝贡贸易1。位于中央的天朝上邦享有明显的政治、经济和文明优势，只要周边的地区政权名义上承认中央王朝的宗主权，他们便有资格参与定期的朝贡。朝贡按照“厚往薄来”的原则实施，假如朝贡使臣带来的特产价值一元，按照礼的精神，天朝大国应当至少拿出价值两元的贵重商品作为还礼，就如同长辈给前来拜年的晚辈发红包一般。也正是由于这个不等价交换逻辑，周边国家争着来北京朝贡2，而天朝皇帝则根据各地方政权的亲疏和德行表现来决定各方朝贡的规模、频率以及路线。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中央王朝在军事上节节败退，帝国的政治威望和文明优越性迅速坍塌。国门被打开后，潮涌而入的廉价工业品破坏了中国原有的经济生态和社会结构，不但原先那个朝贡贸易体系趋于瓦解，就连华夏民族主体也被强行纳入到英国主导的世界市场体系中去。由此而开始的百年国耻，令炎黄子孙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华夏农业文明此前即便在军事上多次败于游牧民族，但是在文明和文化上一直保持着明显的优越性；但是当农业文明遭遇西方工业文明，无可争辩的全面劣势让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精英深深感受到亡国灭种的危机。在这种不断增强的危机感的作用下，中华民族掀起了一轮比一轮高涨的对外学习、对内变革的浪潮，最终通过社会主义革命而获得民族独立和社会重构，演变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正文 第2章 中国在体系中的足迹（2）2010-6-13 12:33:14 本章字数:1046一个半世纪的沉沦和落后固然让人痛心，但是假如放在500年世界变迁的大背景中来看，中华文明圈的表现恰恰是非常值得骄傲的。面对急剧兴起的西欧工商文明的冲击，各大陆的文明经历了各不一样的命运。美洲的印第安人以及澳大利亚的土著民族在人种上几近消灭殆尽；非洲文明毁坏极其严重，天然的部落结构被随意编排的数十个所谓民族国家（nationstate）打乱，至今仍然难以彻底摆脱冲突和动荡，其灾难和痛苦反复地被国际主流社会所遗忘；伊斯兰文明的15亿人口则分布在数十个国家中，由中央强国分而治之，其中盛产能源的国家要么受中央国家牵制、控制，要么正在经受着侵略和武力威胁。与上述悲剧故事相比，南亚次大陆的印度文明和东亚的华夏文明的命运要好得多，至少不必生活在恐惧和自相残杀之中（见表2-1）。中国如今已经被认为是最有潜力挑战和改造西方主导地位的候选人，中国周边具有一定文化亲缘关系的社会，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经济体已经先后进入准中央地位，考虑到上述因素，应当说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文明在经历西方工商文明的冲击之后表现最为优异，恢复最为迅速，前途最为光明。表2-1近代西欧崛起冲击世界各地文明之比较美洲印地安非洲黑人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东亚华夏文明文明部落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文明基因可能是一个重要原因，地理上远离西方世界也有一定解释力。但是就最近几十年间的经历而言，毛泽东所领导的革命与邓小平所领导的改革开放的确功不可没。前者让中国不但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民族独立和完整主权（20世纪四五十年代），而且通过新中国成立后的战略运作确立了自身的大国地位（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国内，尽管经济建设方面在思路和方法上走了一些弯路，但是通过土地改革和此后的多轮政治与社会运动，将传统的中国农业社会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格式化”，为后来改革时代的快速现代化做好了准备。印度虽然也有政治统一和独立主权，但是它在内部对传统社会的改造和整合非常不彻底，所以大大限制了它在现代化道路上的赶超能力与速度。而如果看到津巴布韦这样的国家发展案例3，则更能深刻体会到：及时而坚决的土地改革和社会改造对于一个民族的现代化发展前景是多么重要。当代中国在体系中的地位变迁中国融入西方所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是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的，这比日韩等东亚邻国晚了二三十年，但是比俄罗斯和印度等国早了十几年。正文 第2章 中国在体系中的足迹（3）2010-6-13 12:33:16 本章字数:1077最初接触西方市场体系的时候，中国身处体系的最外围，能够提供的主要是资源型的商品，包括煤炭石油等原材料。但是从人均角度看，中国本身的比较优势并不是原材料，而是劳动力。所以在市场力量与政策力量的共同推动下，从1985年开始，中国的出口商品中50%以上是工业制成品。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比例越来越大，而且工业制成品的资本和技术含量越来越高。换言之，20世纪80年代，中国由体系外围原料出口国演变为外围工业国，并且不断地向中央靠拢（见图2-1）。图2-1中国在全球市场体系中的地位变迁：由边缘向中央进军在本书的主要章节中，我们将分别介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若干重要方面，尤其是中国的对外贸易、引进外资（外国直接投资）和对外货币安排。在这30年间，中国同世界市场体系的经济联系基本上可以用这“三位一体”的政策组合来解释，在本书中我称之为“三外路线”，包括外贸、外资和外汇三方面。简单地说，在借鉴东亚各个邻国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的基础上，中国采取了各种措施来扩大对世界的出口。为此，除了进行外贸体制的改革之外，中国还采取了大规模引进外资和大幅压低本币汇率的政策举措。之所以要引入外资，一方面是为了借助外资的资本、技术和渠道迅速打开国际市场，从而让一部分中国劳动力面向国际市场生产；另一方面也是出于获得国际先进技术的考虑。外资进入中国，其资本需要兑换成人民币才能用以经营，这本身就为中国贡献了宝贵的外汇资源。本币汇率大幅持续贬值，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2.5人民币兑1美元贬为1994年起的8.27兑1美元，此后在这个价位上锚住美元长达11年之久，这种汇率安排对于中国的出口非常有帮助。较低的汇率让本国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显得比较便宜，也让本国的劳动力、土地、能源资源等各类要素价格（用美元计价的时候）比较有竞争优势。所以，本币大幅贬值并在较低位置锚住美元非常有利于中国吸引外资，也有利于中国发展出口工业。这条“三外路线”可以说是实现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和现代化的捷径。中国在全球性的“挤摞摞”游戏中使用了一个借力打力的组合拳，抄了一条小路。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是处于全球市场体系的第三圈和第四圈（外围工业国和外围原料国）之间的话，那么2009年的中国应当是处于第三圈靠近第二圈的位置上，也就是即将从外围工业国变为中央工业国的临界区域。对中国的地位做这样的判断，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产业结构、净对外直接投资额、货币的国际化以及资本循环中的相对地位。正文 第2章 中国在体系中的足迹（4）2010-6-13 12:33:17 本章字数:1286从产业结构来看，中国目前仍然生产和出口大量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的工业制成品，但是资本和技术密集的产业也在迅速地发展起来。高科技产品在出口商品中的份额迅速扩张，原先那些服装鞋帽玩具的出口金额在总出口中的比重越来越边缘化。在家电、电脑、通信等产业的竞争中，中国企业已经获得了较为稳固的地位。中国汽车工业近年也在迅速崛起，借助全球经济和产业重新洗牌的机遇，民族品牌正在提升其市场份额和层次。在国家战略的支持下，中国也在高速列车、高端造船业和卫星导航等领域有了明显的进步，甚至连大飞机这样的工业文明之粹也已经提上了日程。这些高端产业的发展，不再是盲目雄心的产物，而是建立在市场竞争之下的资本和技术积累以及实实在在的市场需求的基础上的。我们赶超的对象，从最初的东盟四小虎，演变为四小龙，下一步瞄准的将是西欧和日本。从净对外直接投资额来看，中国也是处于外围工业国向中央工业国演进的过程中。所谓净对外直接投资额，是指本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减去所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所得的数字。对于体系外围国家而言，这个数字总是负的，因为它们缺乏资本，所以资本的流入额大于流出额；相反，发达国家则是资本的输出者，所以这个数字是正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吸收的外资持续扩大，近年来稳定在每年八九百亿美元上下。随着中国资本密集度的迅速提高和中国企业走出去政策的鼓励，产业资本对外输出金额正在以每年70%以上的速度急遽上升，2008年达到了521.5亿美元。这样的趋势延续下去，用不了三五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对外投资国之一。关于中国净对外投资额的变化，我们将在讨论资本输入和输出时详细论述。中央工业国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它们的货币也是世界市场上广为接受的国际性货币。虽然不如美国那么夸张，欧、日等国在一定程度上也拥有“印了钞票直接换人家东西”的特权。中国在这个方面迈的步子可能相对慢一些，因为到目前为止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还不是可以自由兑换的。但是即便如此，中国政府已经开始系统地规划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比如与一系列国家签订协议，使用人民币而不是美元作为双方贸易和资本往来的结算货币。当然，由于货币制度的变革将对实体经济产生比较重大的影响，人民币的国际化必将是一个渐进的、漫长的过程。与货币国际化伴随的将是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崛起。中央国家和准中央国家都是国际资本的循环中心，纽约、伦敦、法兰克福、东京和中国香港等国际金融中心将全世界各地的剩余资金吸纳过去，同时也将世界各地的资本需求方（政府和企业）吸引过去，供求双方在那里完成交易并受其监管。到目前为止，中国将富余的外汇资金投资在这些金融中心的市场上，而中国的优质企业又前往那些市场上市，这凸显出中国作为全球市场体系外围国家的基本性质。但是从2006年起，中国政府正在推动的变革趋势是鼓励优质企业回归国内资本市场，甚至考虑让优质的外资企业在中国上市，并且逐步让海外资金试点性地流入中国沪深两地的资本市场。这些政策方向的含义就是要将中国的金融中心上海建设为国际性的资本循环中心。正文 第2章 中国在体系中的足迹（5）2010-6-13 12:33:19 本章字数:916从以上四个方面来考察，可以大体判断中国目前在全球市场体系中处于由第三圈向第二圈过渡的位置上。根据目前趋势来估计，到2020年，中国将演变为一个准中央国家，也就是欧洲和日本等类型的中央工业国。三外路线的利弊三外路线的政策组合将中国从外围国家迅速向中央推进的最主要动力便是“三外路线”。让我们仔细回味以下“三外路线”的政策细节4：第一，在改革开放的头15年里将人民币持续大幅贬值，并通过锚住美元来确保自身经济体中的各类经济要素相对便宜。这不但有利于提升本国商品的出口竞争力，也有利于吸引外资。第二，打开国门，鼓励引进外资，对外资提供税收、环境、土地使用，基础设施，外汇等各个方面的优惠措施。外资带来的主要是出口加工工业，利用中国低廉的劳动力、土地和环境等要素，将劳动密集、资源密集以及环境代价高昂的产业环节转移到中国。第三，通过税收、行政等手段鼓励出口，尤其是工业制成品的出口，为此不惜付出较大代价，做出巨大努力加入WTO，以求打开全球市场的大门。第四，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可兑换，但是资本项目迟迟不放开。这一政策意味着中国欢迎从事生产性业务的产业资本进入中国，但是对投机性的外部资金则拒之千里。这同早先拉美和东南亚小国的招商引资政策形成鲜明对比。第五，强制结售汇制度要求国内任何人手中的外汇都卖给银行，而对银行外汇头寸的管制又将这些外汇全部挤压到外汇市场上。为了维持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稳定，央行扮演了市场最后买家的角色，将所有8.26元以下美元（或者等价的其他外汇）买到自己手中，从而形成我们巨大的官方外汇储备。上述这些政策组合在一起，再配合以规模巨大的国内投资，使中国经济驶上了快速崛起的快车道。这是一种大胆的、天才般的却又是剑走偏锋的政策设计，虽获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埋下了一定的问题。“三外路线”之利我们先说“三外路线”的成就和贡献。这个政策路线的成就可以总结为这样几个方面：就业、工业化、资本积累、对改革的推动以及和平。正文 第2章 中国在体系中的足迹（6）2010-6-13 12:33:20 本章字数:1181通过汇率安排和出口鼓励措施提升本国工业制成品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吸引外资在中国发展出口加工工业，这一过程为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和工业转移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外资主导的出口加工工业直接吸收了3000万劳动力，并且间接地创造了另外2000万工作岗位。装配线上的工人虽然工资很低，但是同务农相比，其收入和发展前景都不可同日而语。外来工业资本和技术的出现，加速了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国政府最初所设想的是让外资同本国的国有企业搞合资，在双方相濡以沫的过程中获得它们的先进技术。到目前为止，这个意义上的“市场换技术”基本上没有实现，因为外资带来的要么是很一般的技术，要么对自己的核心技术看得很严，并且用知识产权条款严格保护起来。但是，通过人员流动、技术模仿等路径，外资所拥有的技术多少还是向中方（往往是当地或者本行业中的民营企业）溢出了。外资主导的出口加工工业对中国整体资本积累的贡献，听起来似乎不太好理解：我们知道一个芭比娃娃卖18美元，但是以税收、地租和工资等方式留在中国的仅仅十几美分。给中国这么低比例的利益分配，怎么会对我们的整体资本积累有贡献呢？这里边的奥秘在于我们的强制结汇制度。外资来到中国，获得很多“超国民待遇”，但是有一条硬规定，那就是你不能在中国直接使用美元来购买材料和人力，你的资本应当换成人民币。于是，它们的外汇资本以及经营过程中出口销售所得的外汇，绝大部分都在银行兑换为人民币。通过银行，这些外汇资金的绝大部分又都流入了中国外汇管理局。如果把中国例年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加上它们在中国获得的利润及其再投资收益，那么这么多年积累下来的外资规模恰好同我们今天的外汇储备规模大体相称。换句话说，中国吸收了外资并从事出口加工工业，将其本金和出口收入中的绝大多数外汇资产集中到自己手中，形成巨大的外汇资产。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紧缺的总是资本，尤其是外汇形式的资本（因为发展中国家的本币可以自己印，但是在国际市场上缺乏公信力）；但是中国通过引资—出口—收汇的政策组合拳，迅速地积累了足够规模的外汇，克服了自身资本不足的缺陷。走“三外路线”，引入外资，与国际接轨，这条道路的一个额外的好处是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自身体制的改革。任何体制都有惰性，单纯依靠体制内的力量很难改变它。于是改革者便往往借助于外部的压力来推动改革。以外压内，实现制度变革，最典型的是中国恢复关贸总协定和后来的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在复关—入世的前后十几年马拉松式谈判中，中国逐步推进，最终实现了很大调整。尤其是在政府对经济的管治方式上，扬弃了原来的计划手段，采取了大量的符合国际惯例的市场化方式。可以想象，如果不是为了加入世贸，不是为了吸引外资的需要而不得不“同国际接轨”，中国的改革过程将困难许多倍。正文 第2章 中国在体系中的足迹（7）2010-6-13 12:33:22 本章字数:979走“三外路线”的时期是新中国对外关系史上最和平的阶段。“三外路线”同和平之间的关系可以从很多方面来阐述，但是我想最重要、最根本的联系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在这一路线之下的中国同体系中央国家之间实际上是利益共生和互补的关系，而不是竞争或者对抗的关系，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本书其他章节中展开阐述。三外路线之弊无药不毒，“三外路线”的副作用和它的功效同样明显。归纳起来，三外路线的副作用大约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本土工业和资本形成挤压，二是环境和资源代价，三是对外部资本和市场的过度依赖，四是加剧中国经济体内部不同地区间、部门间和阶层间的分配失衡，五是导致我们对全球市场体系中央的实质性纳贡；六是它的不可持续性。对于前四个方面，国内外的研究和批判已经非常充分，在此无需赘言。需要加以阐述的是第五和第六个方面。所谓对体系中央的实质性纳贡，指的是由于长期人为扭曲要素价格信号，导致国内和国际资源错配而造成的自身福利损失。我们向全球市场体系纳多少贡？目前的速度是每年约2000多亿美元。这个数字的得出，涉及我们的外汇储备和外资之间的关系。到2009年年底为止，中国外汇储备中的2.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基本上不能算做“中国人民的血汗钱”，而是多年来外资的本金和利息这么多年积累下来的总余额。我们通过强制结售汇制度和其他管理办法，把外商手中的大部分外汇都收罗到外管局手中（详细的解释见本书相关章节的展开论述）。换言之，中国外汇管理局如同国家大剧院门口的那个“贵重物品保存柜台”，他们手中所持有的庞大外汇储备，都不过是替外资客人暂时保管的金银细软，等到将来某一天他们撤出的时候，通常来讲是有归还义务的。外资在中国享受着各种优惠，盈利状况不错。据保守估计，大约至少是10%的年收益率。10%的收益率，考虑到再投资所带来的复利效应，这是什么概念呢？每7年其资产翻一倍。如果考虑到人民币兑美元的长期升值趋势，考虑到他们低价获得的土地和股权资产这些年的巨幅溢价，那么这个实际收益率就更高了。而我们替他们保管着的外汇投资收益如何呢？大部分投资在美国国债或者准国债中，名义收益率为3%，而考虑到2001年以来美元的持续下跌，用一揽子非美元货币来标示的外汇投资收益大概接近于05。正文 第2章 中国在体系中的足迹（8）2010-6-13 12:33:24 本章字数:1088中国左手吸引外资，让他们赚走10%；右手将代为保管的外汇对外投资，所得接近于0。两者相减，相当于中国每年向外部经济体贡献了相关资金的10%净利润。按照当前官方持有的2.4万亿外汇储备计算，每年损失大约2400亿美元的实际价值。按人均分摊，相当于每个中国人每年向“国际社会”赠送了折合人民币1000元的财富。通过“外资—外汇储备投资”关系形成的对外财富损失仅仅是中国对外补贴的一部分而已。对出口工业的补贴，包括资金、土地、环境、劳动力成本等各种要素成本的显性或者隐性的补贴，都导致了中国在工业化道路上的突飞猛进，但与此同时也给予外部市场巨额的财富转移。这一政策脱胎于东亚各国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只不过我们的规模和影响力远远大于这些东亚邻国。所以，这样一个政策注定了只能是权宜之计，因为即便中国人民能够忍受其代价，世界市场体系也受不了全球人口第一大国几十年如一日地奉行这样的政策。在美国好莱坞的动画片《冰河世纪》中，有一个从小被麝鼠家庭收养的猛犸象，由于从小同她的麝鼠兄弟们一起长大，所以自己也认为是个麝鼠，习惯于模仿他们的行为，在树上跳来跳去。当她个子娇小的时候，没问题；但是当她渐渐长大，她的吨位显然超出了树枝的承受力。中国今天所面临的局面也是如此：作为中小规模的经济体，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可以比较容易地依附在美国为中心的市场体系中，就如同几只麝鼠跳跃在树枝间一般；但是，当中国这样的巨型国家也混迹其中，在树枝上悠荡的时候，随着她规模的迅速壮大，这个体系越来越难以承载其重。我们的经济规模越来越庞大，工业生产能力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比如，现代工业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钢铁年产量达到过1亿吨，而今天中国的钢铁年产量已经很轻松地超过了6亿吨，假如不是政府出台各种政策措施压缩产能，这个数字将进一步放大。在如此巨大的工业产能和出口能力面前，目前由美国主导的世界市场体系已经觉得撑不住了。“中国生产，美国消费，中国放贷，美国借债”的循环模式已经不可持续，美国奥巴马政府明确宣布将寻求对全球经济实施“再平衡”。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三外路线”进行调整的必要性越来越凸显出来。对“三外路线”的修正进入21世纪，尤其是随着国际国内经济政治环境的不断变化，“三外路线”开始得到修正。必须明确的是，这种修正不是彻底的改弦更张，而是按照不断变化的现实情况和不断提高的认识水平，自主而渐进地修正其政策细节。到目前为止，这种修正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正文 第2章 中国在体系中的足迹（9）2010-6-13 12:33:25 本章字数:1282第一，在政府行政体系内部，用科学发展观取代单纯GDP观念，强调把中国人民的整体福利而不是漂亮的GDP数字作为政策成就的判断标准，强调用全面的可持续的“发展”观取代此前默认的经济“增长”观。当然，要把这样一种理念转变为具体可行的制度，还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毕竟用GDP数字作为政绩衡量标准，具有相对较大的客观性；而要把“可持续发展”演绎为一组可操作的政绩标杆，牵涉的不确定因素太多，需要一个逐步优化和落实的过程。第二，对待外资的政策，从超国民待遇回归到国民待遇。在社会各界对“市场换技术”的全面反思下，中国政府终于下定决心通过合并内外资税率，变“招商引资”为“招商选资”；更进一步，某些对中国经济安全构成实在或者潜在威胁的外资并购受到中央政府机构的审查（比如外资对徐工集团的并购），某些战略性的产业（比如稀土资源开发）中外资则受到清理。第三，对人民币汇率政策做出重大调整。从2005年7月21日起，人民币不再锚住美元，而是改为参考一揽子货币。此后的3年间，人民币兑美元比价从8.26:1变为6.85:1，相当于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了20%。这样的升值，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国内生产要素价格被低估的程度，有利于国内民生的改善，也有利于产业的升级（详见第4章）。第四，强调自主创新，培育自身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努力将自己的资本和人才结合起来，从而把中国自身打造为资本和技术的高地，而不是继续扮演世界市场体系外围角色。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的资本市场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中小板与创业板相继开启，大量富有活力的民营经济得到了宝贵的资本，增强了它们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更多的资本和政策资源则被投向国有大型企业，与此同时赋予它们自主创新和提升中国产业层次的高度期望。第五，通过各种办法改善民众生活，启动内需，从而减轻中国经济发展对外部需求和国家投资的依赖。对社会底层民众，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实施一系列扶持和照顾政策。取消了有两千年历史的农业税，并反过来提供多种形式的农业补贴；取消基础义务教育费用，重新设计医疗改革；加速建立“覆盖全面，基本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第六，如果说上述政策受到广泛支持的话，那么有一个方面则受到质疑和批判，那就是对国有大型企业的扶持，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国进民退”现象。国有企业被称为“共和国的长子”，这些企业往往承担着一部分非经济性的任务。但是如果过分强调和夸大这些非经济功能的重要性，特别是强调与自己相关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就会使部分国有企业过度地维持了自身的政策优势。如果说在“三外路线”的高峰期中国经济中存在一个事实上的“国企—外企—民企”的结构的话，那么今天外企和民企之间的区别越来越小，而国企同其他两类资本之间的差异不但没有消除，反而更加扩大。中国经济中一个更重大的问题在于过多的资源集中，而这一现象在进入新世纪之后甚至变得更加严重。由于财富的过度集中，结果是本土市场难以充分发育，又反过来阻碍了中国经济从外部需求转向内部需求的进程。正文 第2章 中国在体系中的足迹（10）2010-6-13 12:33:27 本章字数:1048总结起来，本届政府是在保持中国经济一如既往地融入全球的基本前提下，与时俱进地对“三外路线”进行一定的发展，以期更快更有效地使中国由世界市场体系的边缘国家演进为一个准中央国家。“三外路线”在中国何以实现“三外路线”的出现，从国际和地区背景看，应当归功于东亚出口模式的扩散和地区内产业格局的转移和重构，这个方面我们已经在前文探讨得比较充分。但是一个对外经济政策的国内基础至少与国际背景同样重要。“三外路线”之所以在中国能够鼎盛一时，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崛起的核心推动力，并不仅仅是少数领导人某一场重要会议做出的政策决议，而是整个国家（包括政府、企业、社会、知识阶层）在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中经历艰难探索、对外学习和内部调整而渐渐形成的。所以，要理解这个路线何以主导中国的改革开放历程，就必须从不同的方面去寻找它的国内根源。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实现工业化一直是中华民族的夙愿。建国后，一段时间我们试图“超英赶美”，将中国建成如同当时的苏联那样的现代社会主义工业化强国，问题是通过何种手段实现这一目标。在急于求成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曾试图通过战争中常见的群众动员模式来迅速实现以钢铁冶炼为代表的工业的大突破，结果是浪费资源、浪费时间、浪费革命热情。在此后很长时期内，为了推进工业化发展，中国在国内实施了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将一部分农村和农民福利用以补贴工业，把大量财富投资在工业上。但是如同其他所有走“赶超路线”的国家一样，上述努力没能让中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化国家，反而由于经济的不平衡发展而无法在工业和城市中创造足够数量的工作岗位以吸收新增的劳动力。20世纪80年代，从东亚各邻国的成功经验中，中国决策者明白了发挥比较优势才能顺利实现工业化的道理。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其实不是技术或者设备，甚至也不是资本，而是市场需求。技术和设备没有的话可以买，可以租；资本没有的话可以贷也可以“引”；但是如果没有可持续的、大规模的市场需求，那么再好的技术、再好的产品都没有意义。有了市场需求，确切地说，在自己有利可图的销售价格下找到了足够大的市场需求，那么工业化过程将自然而然地展开。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最重要的是找到适合自己的要素禀赋，在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产业，找到一个巨大的市场来作为经济循环的第一推动力。有了这个产业和市场来拉动经济，那么围绕它而衍生出的工业投资就有经济意义了。正文 第2章 中国在体系中的足迹（11）2010-6-13 12:33:28 本章字数:1170向西方市场出口工业制成品实际上扮演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尽管如美国卡内基基金会的经济学家盖保德所言，对外出口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并不很大，但是它让中国国内的大规模投资找到了着陆点。由此，中国经济得以轰然起飞。在“三外路线”下，中国国内经济政策某种程度上仍然延续了此前的一贯风格，以民生和消费为代价补贴工业化。其间的差别在于：当年我们以农民和农业为代价补贴国有工业，而“三外路线”则是以国内消费和农民利益的取舍牺牲（比如说在加入WTO过程中在农业上做较多让步以换取工业制成品出口的机会）补贴出口工业。正如前文多次提到的那样，这样做的代价非常巨大，比如中国内需总是很难启动，因为尽管每个中国人都非常辛苦，大多数人手中却没有多少活钱可资消费。但是无论如何，这种策略毕竟大大加速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让我们赶上了全球产业大转移的班车，提前成为“世界加工车间”。在改革开放前用了各种办法都难以实现的工业化任务，通过“三外路线”迅速实现了。放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这个天平上来称量，虽然代价和副作用较大，但却是不得不做出的选择。体制根源美国比较政治经济学学者阿图尔•科利在他的《国家引导的发展》一书中，对韩国、巴西、印度和尼日利亚等四个全球外围国家的工业化与国内政治生态进行了深入的比较研究。他强调国家权力对各自发展绩效的重要意义：国家权力越是能深入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次，越是能对各阶层、各地区、各类资源实施有效整合，这个国家在工业化的阶梯上走得就越快越远；国家权力越是脆弱无力，那么该国的工业化发展进程便越有可能随波逐流，甚至半途夭折。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建国后头30年的国家政治建设，尽管代价非常巨大，甚至有些方面走过了头，但是毕竟完成了一个对后来的发展意义重大的历史任务：那就是国家权力彻底地渗入、动员和改造了中国社会，消灭了原本广泛存在的自治、自为、自我循环的那种自然状态，也消灭了个人的匿名状态，每个个人都生活在某个由国家界定并控制的单位之中。正是由于我们可以无远弗届地动员国内力量，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对外贸易绩效是此前百年历史上的中国或者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都无法比拟的6。中国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在争夺外资的竞争中轻易胜过其他发展中国家，很大程度上便是因为中国国内体制的特殊性：依靠全能主义体制的遗产，它可以集中巨额资本投资到大型基础设施上来，也可以高效率地为外资准备好大片廉价的土地，甚至可以确保劳动者和工厂所在社区居民在权益面临某种损害时保持缄默和合作7。而强制结售汇制度，将全中国各个角落的外汇资金收集到一个袋子里，这种做法让人不由得想起列宁时期的“余粮收集制”。正因如此，中国才迅速地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和放贷者。正文 第2章 中国在体系中的足迹（12）2010-6-13 12:33:30 本章字数:1199“三外路线”的体制基础远不限于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能力，中央和地方关系也是值得分析的一个方面。通过20世纪90年代的分税制改革，中央政府一方面大大增强了自身的资源汲取能力，另一方面也调动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扩大税源的积极性。中国的地方官员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企业家，他个人事业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经济增长速度，而增长速度主要依赖资本投入，于是招商引资和产业开发便成为地方政府的主业。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是“三外路线”得以在全中国铺开和落实的重要前提，而由此导致的沿海地区对此路线的“路径依赖”，又反过来巩固了“三外路线”的地位。比如当人民币存在升值可能时，东南沿海地区那些受益于出口工业的省份通常会向中央游说和建议，要求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因为升值会直接伤害到他们当地的出口业，从而伤害到他们的税收、就业和增长率。从更广的层面上看，广受热议的“中美经济连体关系”其实也可以溯源到两国各自的体制特征，而这一连体关系在中方的基础便是“三外路线”。两国间的体制貌似存在根本分歧，但实际上存在明确的利益互补关系，尤其是其各自的实权阶层的利益存在微妙的互补性。在中国一方，因为没有硬的预算约束，而是可以根据他们对国家整体长远利益的理解来相对自由地分配资源。而在美国一方，恰如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告诉我们的那样，政治游戏本质上是大资本家大财团的游戏。美国国家机器的实际控制人所在乎的归根结底就是利润，整个政治游戏就是建立在他们追逐利润并用其财力供养和操控政治代言人的逻辑之上。正是由于这种差异性和互补性，才会出现中国对美欧等国的大规模采购外交。再加上中美两国之间的比较优势也存在明确的差异和互补：中国一方的比较优势在于廉价工业制成品和外资出口工业带来的巨额外汇储备；而美国一方的比较优势则主要是它的中央地位、巨大消费市场和资本市场以及由此而来的向全世界征收铸币税的特权。中国在乎的东西美国能提供，而美国在乎的东西中国能提供，于是两者各自的国内体制特点和比较优势决定了他们是“天生一对”。当然，中国当前的体制远非完善，而是存在着很大的改进空间。比如她的条块分割和归口管理制度，让对外政治事务同对外经济事务分属不同的委员会或者“领导小组”，因而大大限制了中国对外政策中政治、资源同经济资源相互间的良性互动。思潮和意识形态因素让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接受和拥抱市场经济，不仅仅需要克服体制上的障碍，还需要跨越心理和观念上的鸿沟。这个问题的解决之道归纳起来大概有三类；一是大力提倡实用主义，要求大家避免形而上的无休止争论，而是去看实际政策效果；二是使用一些替代性概念来减缓心理冲击，比如用商品经济来指代市场经济；三是派出大量的留学生前往美欧日等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引入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理念来重新构造整个宏观经济管理体系。正文 第2章 中国在体系中的足迹（13）2010-6-13 12:33:31 本章字数:1059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20世纪90年代对中国学术界的影响非常可观，西方经济学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成为中国大学的经济类专业大学生的入门基本课程。随着一些“海归”进入政府及其附属的政策研究机构，新自由主义的理念也迅速在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体制改革中得到广泛的追捧和应用，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达到最高潮。政府机构精简，通过房改和医改为企业松绑，“抓大放小”的国有企业改造，大力引进外资，加入WTO，所有这些重大政策举措都与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信条相契合。当然，平心而论，在中国对外经济政策中新自由主义从来没有享有过独占地位。事实上，它总是与其他一些同样源于西方的政策理念混杂在一起，比如说在国际分工中一方面强调“比较优势”，另一方面又以各种方式采纳某些带有重商主义色彩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到了21世纪初，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及其政策实践开始出现较为系统的反思，这一方面与领导层代际更替不无关系，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一系列政策的负面代价开始逐步显现出来。外资为中国经济所做的贡献不小，但是与政策制定者的期望并不完全匹配；对经济增长的过度强调使人们忽略了一些体现不到资产负债表上的价值，比如环境的保护、社会和谐、劳动者权利，等等。在这种背景下，本届政府开始提出“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以人为本”，可以看做是对此前新自由主义风格的政策路径实施某种程度的修正。在此思路下，为了挽救在城市化、国际化、工业化大潮中不断衰败的农业和农村，取消了持续了两千多年的农业税并推出一系列财政补助；为振兴民族工业，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统一了内外资企业的税收，并在行业准入上向国内民营企业予以适当倾斜；为了推动自主创新，国家对研究开发提供了各种形式的财政和政策扶植；为了启动内需，减小对外部市场需求的依赖，中国开始大力推动社会保障网络的建设，也从2005年开始实施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当然在2008年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暂时恢复到锚住美元）。从这些政策现象来解读本届政府所倡导的“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和谐社会”主张，可以看出这并非“仅仅是政治口号”而已，而是治国理念上的再一次重大转型，只不过转型的速度和力度不像30年前那一次那样大。它标志着中国的发展道路正再一次寻找新的定位和新的方向。这一次，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似乎成为中国执政党的重点借鉴对象。随着政策思潮的变迁，中国的体制演进也许会逐渐吸收一些欧洲元素也未可知。正文 第2章 中国在体系中的足迹（14）2010-6-13 12:33:33 本章字数:1072要素禀赋，人口与资源作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有着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供应，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具有显而易见的比较优势，所以一旦进入国际分工，中国最先发展起来的就是纺织、服装、玩具等行业。但是另一方面，规模本身便是一种竞争优势，因为依靠规模经济，中国可以在某些产业中较为容易地击败对手。不同的产业具有不同的规模经济效应：机械、电子、电力、冶金、生物制药等行业的规模经济效应比较明显，原因在于这些行业的固定资产和研发投资比较大，生产和销售规模扩大之后，单位商品所分摊的沉没成本可以迅速降低，所以规模对于这些产业意义重大；而在木制品、纺织品、皮革等行业中，规模经济效应就表现得并不明显。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最近10年间发展得最快的产业部门恰恰不是纺织品和玩具，而是电子、机械与电力设备等产业。中国本土市场一旦启动，其参与国际竞争与分工所依赖的制胜法宝就不再是劳动力价格带来的比较优势，而是靠本土产业规模和市场规模所形成的规模优势。中国的人口规模本身也意味着巨大的内需市场潜力。这让中国大不同于周边的小邻居们。韩国、新加坡乃至日本等经济体对于美欧市场具有不可摆脱的依赖，因为它们自己的国内市场太小，无法承载其制造业。而中国则在较大程度上可以靠内需来作为替代，其前提是让中国的民众有钱并且敢花钱。中国的人口规模和巨大幅员意味着非常多样化的市场结构与产业，多样性带来较好的抗风险能力，这是为什么在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受到的冲击较小，而韩国等产业结构相对单一的经济体则受损严重。当然，庞大人口对于参与国际经济也并非总是福音。在许多种自然资源的供给方面，中国本土的储量和产量都远远不能满足工业和生活需求，所以只能向国际市场大规模采购。中国的采购规模及其未来预期增长率让国际商品市场的投机者们有机可乘，用中国需求来作为投机炒作哄抬价格的理由，最终让中国的进口商和消费者为此买单。近年来这一幕在铁矿石、石油、铜矿、橡胶、白糖甚至大米等品种上都已经反复出现过。反过来，中国大规模出口的商品，比如纺织品、稀土，等等，都由于中国出口商之间的严酷竞争而将价格压得非常低。在对外经济关系中，竞争性的国内生产和消费格局让中国整体利益严重受损，这无疑形成了让中国政府参与市场、塑造市场的客观必要性。中国政府近年来通过法律法规和借助行业协会的间接手段对钢铁产业、稀土产业等行业进行了重组和干预，其目的也是为了能够优化产业内竞争格局，避免由于自相恶性竞争而导致国家整体受损。正文 第2章 中国在体系中的足迹（15）2010-6-13 12:33:34 本章字数:949三外路线的兴衰对中国外交的影响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除了台湾问题等少数例外，中国外交服务于中国对外经济关系。“三外路线”之下，中国对外部资本、技术和市场的依赖越来越严重，所以中国外交主要表现为韬光养晦；随着“三外路线”逐步被修正，中国外交开始恢复她本来的风骨。“三外路线”的鼎盛期是20世纪90年代的中后期和21世纪的头几年。在这个阶段，中国对外部市场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的依赖非常深。表2-2显示的是中国在过去30年间的主要出口市场变化。表2-230年来西方市场在中国出口中的占比（%）年份198419891994199920042009国家或地区欧盟9.49.713.416.51820.3美国9.38.417.821.621.118.5中国香港26.541.726.718.91713.1日本20.61617.816.612.4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