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的情况来看，这种谦逊既没有得到承认，也算非常得体。洛克死于1704年，这是一个世纪的开端，严格的科学开始大步地跳跃前进了。最著名的几步是伽伐尼的生理学，伏特的电学，道尔顿的解剖学说，欧拉和拉格朗日的数学，赫歇尔和拉普拉斯的天文学，林奈的植物学，詹纳的预防医学，以及后来的卡文迪什、普里斯特利和卢瑟福分别发现氢气、氧气和氮。心理学再没有出现类似的大步前进，直到19世纪出现实验主义之后才开始。从大部分情况来看，18世纪的原型心理学家不是笛卡儿主义传统的理性主义——先天论者，就是霍布斯——洛克式传统的经验主义——联想主义者。然而，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的确把这些概念都向前推进了一些，他们的方式影响到了心理学的未来。他们值得我们简约地认识一下，他们的贡献也值得我们略略回顾一下。贝克莱哲学家和原型心理学家乔治·贝克莱（1685－1753）因之而成名的学说，总是会逗笑学哲学史课程的学生，并给教授们引用西塞罗语录的机会：“没有什么比某位哲学家说过的话更荒诞的了。”贝克莱的哲学是荒诞的，可许多人却记得它。他的心理学是合理的，可几乎所有人都忘了。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几乎全仗着28岁以前写的3本书。除此以外，他的生活就没有什么意思了。他出生在爱尔兰，在都伯杯的三至学院学习哲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并在24岁的时候被封为英国国教的执事，有几年旅行和布道经历，然后在爱尔兰科克郡当克洛因地区的主教，直到终老。贝克莱看过洛克的一篇短文，里面论述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天生没有视力的人后来有了视力，他能不能仅凭视力就判断出球体和立方体呢？贝克莱受到启发，写作了他的第一本值得注意的书《视觉新论》（1709）。洛克认为那个人不可能判断出来，贝克莱同意他的观点，可是，他却因为这个刺激而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他的分析是以联想主义心理学为基础的。他说，光凭视力，一个新生儿是无法区分距离、形状、大小或者相对位置的。一个儿童学会判断空间感也决不是重复经验使然——碰触、伸展、行走。我们把视觉上的距离、大小和形态的线索与我们已经通过其它感官学习到的东西联想了起来。这个立论很合理，也是对感知心理学理论的真正贡献。另外，他把看似简单的深度感知体验细分为更为基本的一些感受，这就预示，或者也许是导致了后世心理的“分子”分析法——把所有体验按照其最简单的构成件进行分析的方法。可是，如果说贝克莱在感知心理学上是很现实的话，在他因之而成名的哲学理论上，他却是一位超凡脱俗的巨人。哲学一直以来就在给心理学家添麻烦；贝克莱的心理学却给哲学家惹下问题来。在他作为一个21岁的青年时，他就开始想到，物质主义的牛顿科学已经威胁到宗教了，他在日记中对自己说，如果能够废掉物质主义的教条，形形色色的无神论者的“恶魔计划”就会不攻自破。对于一位21岁的青年来说，梦想打破物质存在这样一个全球的信仰——而且还要在25岁的时候出版名叫《人类知识原理》（1710年）这样一部阐释其梦想的著作——如果不算痴人说梦的话，这至少也是荒唐可笑的。（他的第三部重要著作出版于1713年，以对话的形式重述了他的观点。）可是，贝克莱坚持到底，一直到得出最后的结论，即洛克在原初和次要品质之间所作的区分。如果所有的知识都来自我们的感觉，那么，除了这些感觉以外，我们对于外部世界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可是，这都是些次要的品质。我们如何知道原初品质所以藏身的物质或者实质是真实存在的呢？在梦中，我们可以看见活生生的树、房子和群山，可这都是些错觉；我们为什么能够假设醒着的时候所具有的感觉就一定能够更好地证明有什么东西是真实存在的呢？按贝克莱的话说：尽管可以说，团体的、形象的和可移动的物质可能不需要思维而独立存在，它们对应于我们对实物的一些想法，可是，我们怎么就有可能知道这一切呢？我们能够知道它，要么是靠感觉，要么是靠推理。至于我们的感觉，我们只有靠它才能知道感知存在的一些感觉……（至于说推理，）有什么样的推理能够引导我们去相信物体的存在，而不需要我们借以从中产生感知的思维呢？……可能的情形是，我们都受到我们现在具有的所有思想的影响，不过，如果没有这些思想，没有跟这些思想想象的一些思维，那就不存在什么物体。就我们到目前为止能够知道的来说，所存在的东西只是我们所感知到的。没有感觉到的东西也许根本就不存在，因为它对我们来说有很大的不同（这个说法将会在现代作为现象主义心理学而反复出现）。贝克莱可不是傻子；他在《人类知识原理》一书的前言中承认说，某些段落，如果断章取义地看，可能会得出“荒谬的结论”。而嘲笑者们都曾说他没有道理，因为他宣布根本不存在任何类型的真实世界，所有的存在都只是在我们的想象之中——一棵树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们看见它了，当我们朝旁边看的时候，它就不再存在了。可是，贝克莱通过他与上帝之间的关系而拯救了整个世界，而上帝就是永恒的感知者，他同时在所有的时间里看到所有的事物。也许不存在一个物质的世界，可是，上帝所感知到的宇宙却是稳定和经久不衰的；哪怕在我们没有看到一个事物时，上帝也看见了，因此，当我们不再看这个事物时，事物却并没有停止存在，哪怕我们已经停止看它了。20世纪的英国神学家罗那德·诺克斯神父带着佩服的神情，用一段著名的五行民谣总结了贝克莱的观点：四人院里早已空荡，智慧之树却还在生长，有位年轻人无心发问，事到如令，上帝必定是惊讶万状。（有位无名人士这样答复：亲爱的先生：您的奇怪真正是走样：本人就在四人院里逛。智慧之树因而还在原地，因为忠实上帝还在注意，就是我这读者热心快肠。）贝克莱的理论对心理学家和哲学家都是一个大问题，他们发现，就这些话本身来说是无法回答的。许多年以后，当波士威尔与约翰逊博士于1763年8月的一天散步的时候，前者请教后者说他应该如何反驳贝克莱理论。约翰逊博士狠劲踢了一块大石头一脚，可被反弹回来，他说：“我就这样反驳它。”他本应该知道得更多的，贝克莱有可能会这样回答他，石头的紧固性和质量，以及约翰逊从石头上面反弹回来，这些只不过是由上帝灌入他头脑中的一些感觉，而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是什么物质性的东西引起的。还有比约翰逊博士更为微妙和更好的回答，可是，没有谁的回答比体谟的回答更为简洁，更为有理智：他说，贝克莱的观点“不容许有任何答案，也不会让人产生确信”。休谟可是，大卫·休谟（1711－1776）本人在他的心理学作品中也给哲学和心理学带来了很大的麻烦。首先，让我们认识一下这位苏格兰复兴运动中最耀眼的明星。在苏格兰，如在西方世界其它地方一样，复兴运动是18世纪流行的哲学运动，其特征是对科学和理智的依靠，对传统宗教的质疑和对全球人类进步的信仰。休谟在童年时代从两个方面看不出他怎么有可能成为这个运动的权威人士：他出生在爱丁堡一个优越的长老会家庭，在童年时代就接受了卡尔文教的神学观点。作为一个小孩，他看上去很木讷（他自己的母亲说他是个“很精细，天性良好的火山口，但是，脑袋瓜子却不怎么灵”），不过，这种木讷有可能是因为他的迟钝和身体过重的倾向而造成的错误印象；他很聪明，12岁就进了爱丁保大学。至于他的卡尔文主义，在15岁的时候，他已经就在热切地阅读他那个时代的哲学著作，而到18岁的时候，他已经就成了卡尔文主义的叛教者。后来论及此事的人说：“自从他开始阅读洛克和克拉克的作品以后，他就从来没有得到过任何信仰的快乐了。”休谟是家里的第二个孩子，因而只继承了很少的遗产。他因此而攻读法律，可一点也不喜欢法律，以至于后来差点精神失常。他觉得商人办公室里的吝啬也同样难以忍受。23岁时，他决定靠当哲学家谋点饭吃，因而去法国谋个便宜生计。他在拉弗莱奇安顿下来（笛卡儿曾在这里学习过），然后，虽然没有能够上大学，可他终于说服了耶酥会，让他使用这里的图书室。仅在两年时间内，他就完成了他的两卷本《人类天性论：实验（牛顿）推理法引入道德主题的尝试》（1738年），在这部著作里，他第一次引入了自己的心理学。他原指望这本书能带给他巨大名声的，可当这本书几乎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时，他感到痛心万分。（后来，他又重写此书，改成更简单一些的形式，效果稍为好些了。）他被迫谋一个生计，因而给一位年轻人当了一阵子辅导教师，然后成了詹姆斯·圣克莱将军的私人秘书。在这个岗位上，他有了一份不错的收入，穿上了红色的制服，吃得好，慢慢发胖了。一位访问者描述他说，他生就一张又宽又胖的脸，“除了愚钝以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而且他的身材更像是一位地方官员，而不像一位精细的哲学家。可是，人不可貌相，海不可斗量，相貌有时候是骗人的，休谟不多久就存足了一笔钱，可以专心写作了。他成熟年代创作的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和宗教著作给他带来了梦寐以求的名声。在法国，虽然他长得腰圆体胖，可很快便成了各个沙龙的座上宾，而且得到伏尔泰和狄德罗的称赞。在伦敦，他的家成了沙龙，亚当·史密斯和其它一些自由主义思想家经常光顾他家，大家一起高谈阔论，无话不说。朋友和熟人认为他很聪明，很友善，从善如流，极有耐心，他对自己也是这么看的，他还说自己“是个宠辱不惊，自有城府的人。”（他23岁的时候让一位年轻妇女怀孕了，在37岁时双膝跪下追求一位有夫之妇的伯爵夫人，未果。）虽然他不喜欢斯宾诺莎，因为他是位无神论者，可是，他自己到底也还是位怀疑论者。波士威尔在他因直肠癌而卧床垂死时间他说，他现在是否不相信有一个来世在那里，休谟回答说，那是一个“最没有理智的幻想”。说到底，休谟是位彻底的复兴主义者。休谟写作《人类天性论》的主要目的是要开拓出一套基于“有关人的科学”的道德哲学来，指的实际上是心理学。因此，他努力建立了一个人类激情和我们对激情的看法的理论，这就使得他要去了解，我们的思想来自何处。他以一位真正的经验主义者的方法来探索这个问题：“因为有关人的科学才是其它科学惟一坚实的基础，因此，我们能够给这门科学本身的坚实基础就必须以经验和观察为基矗”当然，尽管休谟大量引用和批评了其他人的作品，但他最主要的依靠还是自己的内省式观察。作为一位彻底的经验主义者，他不容分说地排斥了所有有关非物质灵魂的本质的问题——对笛卡儿来说一度是如此重要的那个会思想的“我”——他宣布，灵魂的本质是“一个非智力的问题”，根本就不值得讨论。他自己对这个有意识能力的自我的看法是以对他本人的思想过程仔细的观察为基础的，他认为，思维完全是感觉构成的：当我以非常私密的态度进入这个我叫做自我的东西里面时，我总是会不小心跌落在这个或那个特殊的感觉上面，或冷或热，或明或暗，或爱或恨，或痛苦，或快乐……我斗胆妄言，全体的人类也莫不如此，他们也不过是一大堆不同感觉而已。休谟在“印象”（即他表示感觉或感知的用词）和“思想”（同样的一些经验，但实体不在场，比如在回忆中、思考中，还有在梦中）之间作了区分。跟洛克一样，他说，这些简单的元素是一些复杂和抽象的思想形成的构件。可是，以什么方式呢？在这里，他远远走在比洛克更远的地方了。必须有个“联合的原理”，他推想，这个原理采取三种形式：“一些品质，即这种联想所产生的东西，通过这些东西，并以这种方式，思维被从一种思想传递至另一种思想，这些品质就是三个东西，即，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相似性、连续性以及因和果。”通过这种联想，或者通过这三种特性而合并起来的思想，在休谟看来是思维的基本原则，它对其运作的重要性可与地心引力对星球的运动的重要性一样。他甚至还把联想称作“一种吸引”，它使思想互相连接起来。因此，在联想这一点上，他比洛克认识得深刻些，因为洛克依靠联想时，主要是为了解释思想之间不正常的联接，但不认为它是普遍的精神过程。到目前为止尚且无事。可是，尽管休谟确信他自己已经找到了思维的基本科学法则，他还是进而削弱了这门科学本身的基础，因为他对联想的三种力量之一进行了解释，即何为因、果。他并没有像常说的那样宣称没有因、果的存在；可是，他的确说过，我们无法直接体验因果关系，因而就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甚至也无法证明它的确就存在着。我们只知道，有些现象好像总是，或者几乎总是紧跟着另一个现象，我们因此就推断，是第一个现象引起了第二个现象。可是，这只是基于对这两种现象之间的联想而产生的一种期盼：因和果的想法是从经验中得来的，它告诉我们说，这些特别的物体，在过去所有的情况下，一直都是彼此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所有涉及到因果的推理，都不过是从习惯而来的，而非来自别的任何东西。因果关系只不过是思维的习惯。我们没有也不能以基本的感官感觉来体验或者感知到它；我们只知道，当一件事情发生时，另一件事情也会发生。要预测事情总是这样的，那就会犯一个错误；我们只能推断，当甲发生时，乙有可能会紧跟而来。休谟作出结论说，我们之所以相信因果关系的存在，相信外部世界的存在，并不是因为我们真正知道它们的确存在，而是因为他所提出的怀疑观太难令人相信了：不管依靠什么方法，要为我们自己的理解或者为我们的感觉而辩护都是不可能的……当怀疑的疑团很自然地从对这些主体深刻而绝密的思考中升起时，我们越想越会产生更多的怀疑，不管是肯定还是否定它。粗心大意或者漫不经心可能会给我们一个解决办法。因为这个原因，我就完全依靠它们，而且，不管读者此时的观点是什么，我都坚信，他在这里被说服的一个小时既是外部的世界，亦是内部的世界。休漠对因果关系概念的摧毁性攻击在科学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尤其是在心理学史上，因为，在心理学努力成为科学的途中，它一直都在努力地发现精神的因果法则。休谟时代和后世的一些心理学家因而就相信，心理学不可能得出因果解释，因而就应该只对付相互之间的关系——即两件事情会持续同时发生或者先后发生这样的可能性。可笑的是，休谟有意让它们成为他道德系统的基础之经验主义和联想主义留存了下来，而他的道德系统，即一种温和的功利主义，却早已成为过眼烟云，一去而不复返了。经验主义——联想主义学派经验主义——联想主义心理学处理的是思维——肉体二元论和天生思想理论中的一些棘手的问题，可是，在所有的科学门类中，回答旧问题的新理论通常会提出新的难题。这种新的心理学理论不仅导致了主观主义，产生了对因果解释有效性的疑问，而且，因为否决了对感知和联想主要的思想过程，因而就不能够对象意识、推理、语言、无意识的思想、问题解决和创造性等的高级精神现象发表任何高见。事实上，它最终作为一种动物心理学的理论会以某种稍稍不同的形式证明非常有用。它对思维如何形成抽象概念最为简单的解释，对于来自感觉的一些概念，比如平等，可谓非常圆满，可对于没有感觉基础的一些概念，如美德、灵魂、非存在、可能性、必然性或者在几何学上一个点的非度量性等，就无法令人信服了。再说，除了霍布斯对神经脉冲的原子论猜想以外，新的理论忽视了精神现象的生理学，因而无法解释反射反应，更不用说所有构成了大部分人类日常行为的高级原子反应了。从洛克的时代起，一大批经验主义——联想主义者，大部分在英国，都一直在努力解决这些问题，可是，他们只取得了很小的进步，如果说有什么进步的话。不过，他们进行的一部分工作代表了对于未知事物无畏的探索精神；如果说他们并没有跨过尚未标记的海洋，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至少对外部的海岸线作了一些标图工作。大卫·哈特利（1705-1757）就属于后者之一。作为一位学者和医生，他受到洛克所做工作的启发而写了一个长篇大论——《人类的观察》（1749），并在里面讨论到了联想主义。尽管他没有说出任何有创见的话，不过，他对主题的处理却是有组织和系统化的，因而，伟大的心理学史家艾德温·G·波林说，他把联想主义变成了一个“流派”。另外，作为一位医生，哈特利很清楚洛克省略掉了生理学，他努力要通过先用精神的术语来讨论每一种现象，然后以生理学的术语来讨论每一种现象，并借此代表一种更为完整的心理学。这是可敬可佩的努力，可不幸的是，在18世纪中期，他所提供的神经生理学大部分是想象的。他从牛顿物理学中得出一种想法，即外部物质的震动必然引起神经里面一些极微的粒子震动（他肯定地宣称必定是固态的，而不是空心的）。这些震动产生了微型的对应物，即“震子……也就是思想在生理学上的对应物”，这完全是他想象中的虚构之物，不过，却比笛卡儿的空心神经和活力论更接近真理一些。另外，它还使联想主义者们保持了对精神现象之物理基础的活泼兴趣。在苏格兰，托马斯·里德（1710－1796）杜格尔德·斯图尔特（1753－1828）和托马斯·布朗（1778－1820）这些苏格兰的大学教授和长老教会学者们，他们全都参与了对联想主义的修正，以使它更适合信徒的口味。他们感觉到，尽管它曾得到洛克和休谟的解释，它还是过于机械，而且对人的人性是一种污辱。另外，休谟对因果关系和外部世界所持的怀疑主义态度对宗教教条是矛盾的。这三位学者因而就改变了联想主义，并增加了一些东西到里面，以修补这些失误。他们针对洛克、贝克莱和休谟的回答实际上却是异常简单的：主观主义和怀疑主义与常识不符。所有国家，所有年龄的人都相信外部世界的存在，也相信因果关系的存在，因为常识使之然——这正好就是约翰逊博士通过踢石头所表达出来的观点。这算不得是好的科学结论，可它至少不会对科学造成任何伤害。里德还提出了一个很好的观点，即，联想的简单法则作为对复杂精神功能的解释显得严重不足。因此，他修正并扩大了精神功能这个古老的概念——天生的特殊能力——还提出了好几十个命名。以后的心理学家们会花费很大的力气来证明，或者反驳这些精神功能的存在。布朗对联想主义作出了很小但很具体的贡献：他提出，有“暗示”（联想）的原初法则和第二法则，而后者，在特殊情况下，会改变前者的运作。因此，“冷”这个词有可能在一时一地引起“暗”这个联想，但在另一时一地又会产生“热”的联想。但是，有个有价值的洞见却被忽视了，直到近一个世纪后实验主义方法出现的时候才被重新认识到。詹姆斯·密尔（1773-1836）是位社会理论家、功利主义哲学家和新闻记者，他在《人类意识现象分析》（1829）一书中提出了他自己的联想主义观点。他没有去扩大这种理论，而是对它进行了惊人的简化。他说，只有两类意识元素——感觉的和思想的——还说所有的联想都来自一个因素，即邻近，即两种体验在时间上的同时性或者接近性。复杂的思想只不过是一些简单思想的连接而已；“所有的事物”这个想法不是一种抽象，而是一个人全部的简单和复杂想法的简单汇集或者积累。罗伯特·沃森说：“这就把联想作为一种教条带入了逻辑、机械和分子简洁性的最低程度。”不过，20世纪一些著名的行为主义者听上去很像是密尔在智力上的子孙。约翰·斯图亚特·密尔（1806－1873）即詹姆斯的儿子，他主要是一位哲学家，他在《逻辑体系》（1843）和《对威廉·汉米尔敦爵士哲学的省查》（1865）中讨论到了心理学。他把他父亲砍去的很多东西归还到了主流联想主义，特别是有关复杂思想形成的一些假设。跟上辈的密尔不一样，他认为这些复杂的思想不仅仅是一些简单因素的汇集，而是这些因素的溶合，很像一些化合物，即，其特性与其各个组成部分并非一致。相应地，他说，联想的法则不能够告诉我们复杂的思想来自何处，也不能告诉我们它们是如何构成的；我们只能从经验和直接实验中知道这些东西。因此，密尔的贡献在于校正了联想主义的航向，使其导入了实验心理学的正轨。亚历山大·贝因（1818－1903）是约翰·斯图亚特·米尔的朋友，他一直生活到了科学心理学诞生的时代。有些学者说，他是最后的一位哲学、心理学者，另外一些学者说，他是第一位真正的心理学家，因为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贡献给了心理学，并把生理学带入了心理学，其程度超过了他的任何前辈。这种生理学不是想象的，不是哈特利的生理学；他是去访问19世纪的解剖学者并从他们的著作中学来的。他在讨论感知和运动时表达出来的机械主义比早期的原型心理学家们更接近现代理论。可是，他那个时代的生理学并不能够解释更高水平的精神过程。贝因的心理学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主流的联想主义。可是，他的确指出了其中的很多局限。他指出，它不能够解释新奇和革新的想法。虽然他否认有天生的思想，可是，他说，婴儿的思想并非一张白纸，它们具有反射、直觉和灵敏度上的差别。虽然没有任何学派或者伟大的理论与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可是，他的作品包含了许多有创见的思想，后来的一些学者很快就会进一步发展它们。德国的先天论当意识的探索者们正在英国和法国（在这里，经验主义对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朝着一个方向探索时，德国的探索者们却在沿着笛卡儿开创的道路向前摸索。德国文化和精神里面的某些东西，使德国的哲学家们对一些阴沉的玄学、灵-肉二元论和先天论有极大偏好。可是，这个方向也得出了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主要是指唯心主义学派中最伟大的哲学家伊曼纽·康德所发展的意识理论。在康德之前，德国哲学家们尽管智力水平很高，但在人类对精神过程的理解上并没有作出什么贡献。事实上，可能是17世纪最为聪明的一位思想家，突然袭击了心理学，可结果却无功而返；他那种品牌的玄学就像一种有误差的罗盘把他引入了歧途。可是，他还是值得简单地注意一下的，因为他的思想至少把导致了康德哲学的传统简化了许多。莱布尼兹哥特弗莱德·威尔汉姆·莱布尼兹（1646－1716）出生于萨克松尼的莱比锡，他患有佝楼病，而且膝盖还向外弯曲，可他是位天才，20岁上便获得了法律学博士学位，曾作为外交官服务于法英法庭，与牛顿同时发明了微积分学（他与牛顿就谁先发明了这门学问而发生了激烈的争辩），并就一系列哲学议题发表了大量著作。尽管他的很多思想都值得尊敬，可是，莱布尼兹今天最著名的还是因为他的两个荒谬思想。其中一个大凡读过伏尔泰的《天真者》的人都很熟悉：因为上帝是极端完美的，因而顺理成章的是，在创造天地的时候，他选择了最佳的方案……既然在理解上帝的时候，所有的可能性都要求有与其完美性成比例的存在，所以，实际的世界，作为所有这些要求的结果，就一定是最为完美的。这些都是莱布尼兹的话，而不是伏尔泰的话；这是伏尔泰在以宠诺斯博士的个人名义戏谨地嘲讽他，因为庞诺斯博士喋喋不休地重复他深刻的哲学洞见：“在这个所有世界中最好的世界里，一切都是为了这个世界更好。”莱布尼兹另一个古怪的概念是，这个世界是由无数的“单一体”构成的——即物质的最后构成部分，它们是某种灵魂，没有尺度，无法指认，不受外界的影响。在整个宇宙里看上去像物质的东西，实际上都是这些非物质的单一体感觉到彼此在空间里的分布的方式。莱布尼兹之所以设想到了这些，是因为他想要解决古典形而上哲学中的一些难题，包括灵－肉二元论中的一些问题。他的理论掌握起来不容易，可是，由于“单一体学”随他本人一起自生自灭了，我们也就没有必要淘神费力，拿着鸡蛋碰石头了。可是，单一体学的确引导他想到，有不同层次的意识存在，这是心理学中的新思想。因为单一体是极微小的，它们独自是无法产生意识的，可是，当它们积累起来时，其微细的感觉却会累积起来，形成复杂的精神功能，包括意识在内；积累的方式越是复杂，精神功能就越多。动物虽然也有感觉，可是，它们是不自觉的，而人类却是自觉的；即是说，有不只一层意识存在。这远在弗洛伊德用潜意识和前意识表达出来的意思之前，可这只不过是一个开端。莱布尼兹心理学中有一个方面的确引导了一个非常有用的方向。为了解释意识的来源，他假设了一个被他叫做“统觉”的过程，它通过某种天生的模式或者信仰使我们能够觉察到许多很微小的无意识感觉并理解它们。例如，我们都不需要学习就都知道，“现在的东西都是存在的”，也知道“一个事物不可能同时即存在又不存在”。同理，推理——即逻辑原理——的正确性是遗传的。这些天生的思想并非一些具体的概念，而不过是理解经验的一些方法。康德以后将把这个概念转换成一种历史理论。单一体学的另一个方面本有可能把心理学带入死胡同的，所幸除了莱布尼兹本人以外，没有任何人把它当真。由于单一体不受外界的影响，那世界上怎么会发生任何事情呢？而且，看上去，事物怎么还是相互影响的呢？莱布尼兹的答案是，上帝已经安排好了，让所有单一体无限的变化都在“事先创立的和谐”中发生；事物之间并不存在相互影响，而只是看上去如此而已。因此，思维里面发生的任何情况都与身体里面发生的情况—一对应，而两者间不会发生任何相互影响：“上帝原来创造了灵魂，还有其它任何现实的东西，其方式是这样的，即宇宙里面的任何东西都必须是根据其自身的特性和相对于其自身的完善的自发性而产生的，而同时又符合不需要对照其自身的事物。”这又是海林克斯的双钟理论，只是现在，每个极微小的单一体都是一口钟，与其它的每一口钟一起显示着时间。这个理论本来会使心理学毫无存在必要的，因为它描述的精神现象是围绕着一个固定和事先预定的秩序，且作为错觉对外部世界的刺激产生的心理学反应。这表明，一个杰出的头脑如果受到有缺陷的罗盘指引会走到哪里去。所幸的是，没有几个人顺着他指的路走下去。康德伊曼纽·康德（1724－1804）被许多人认为是现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他当然是最不易理解的哲学家之一，尽管这算不得是合适的一个标准。我们很高兴只需要对他的心理学感兴趣，而这一部分恰好是易于理解的。康德的生平听上去是对他这位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一生的戏称。他出生在普鲁士的柯尼希斯伯格，16岁的时候进入大学，在这里教书直到73岁，除了在这个城市4O英里的范围内走动外，一生从未出过远门。他不到5英尺高，胸部凹陷，过着单身汉的生活，一生不变，据说这是为了保存他那脆弱的健康状况。每天早晨5点由男仆将他唤醒，花两个小时进行学习，还有两个小时讲课，写作到下午一点，然后再去一家餐馆进餐。下午3点半，他准时散步一个小时，不管天气如何。他在菩提树下的一条小路上散步，只用鼻子呼吸（他认为在户外张开嘴是不利于健康的），而且这时候不跟任何人说话。（他非常守时，邻居们都根据他每天散步的情况对表，有一天他没有准时来散步，邻居们都非常担心。这天他一直在读卢梭的《爱弥儿》，看得太入神了，以至于忘了自己。）一天余下的时间里，他会花在读书上面，并准备第二天的讲课。约在晚上9－10点间睡觉。康德的写作和讲课涉及广泛的范围：伦理学、神学、宇宙哲学、美学、逻辑学和知识理论。他在政治和神学上都属于自由主义者，他同情法国革命，直到恐怖统治为止，他相信民主，热爱自由。他是莱布尼兹的弟子，直到中年他读了休谟然后说，“从教条主义的沉睡中醒了过来”，并得到启发，发展了一套比莱布尼兹详细得多的知识理论。康德被休谟所说服，认为因果关系并非能够自证的，我们不能够用逻辑的办法证明它，可是，他确信，我们的确能够理解身边的现实，并且能够体验到外部事物和现象中的因果关系。这怎么可能呢？他通过纯粹的思维活动来寻找答案。在12年的时间里，他盯着窗外教堂的尖顶认真地思索。然后，他只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他最为著名的作品《纯粹理性批判》（1781），在这本书的前言中，他直言不讳地说：“我在此斗胆宣称，没有哪一个形而上的问题没有在这里解决的，也没有通向解决问题的门径没有在这里提供一把钥匙的。”尽管他在《纯粹理性批判》和其它一些著作中的行文是大部分读者不易理解的——他使用的术语很困难，他的观点也是深奥难解的——不过，他在前言中把自己对意识的基本观点讲得足够清楚了。他说，千真万确，经验只给了我们非常有限的知识，可是，经验远远不是意识惟一的知识来源：经验远远不是我们的理解力会受到限制的惟一领域。经验告诉我们什么东西是存在的，可它不能够告诉我们什么东西一定就是存在的，什么东西一定是不存在的。因此，它就永远不能给我们以任何普遍的真理；而我们的理性，它对于这类的知识特别感兴趣，我们的理性受到经验的刺激，而非因为经验而满足。普遍真理，其本身同时也具有内在的必然性的特点，它们是独立于经验之外的——它们本身就非常清楚，非常确切。而如此明确的真理是存在的，数学就是一个合适的例子。比如，我们相信，而且对自己的信仰非常明确和肯定，即二加上二总会得出四。我们是如何得到这个确定性的？不是通过经验，因为经验只提供给我们一种可能性，而是通过我们意识当中天生的结构得来的，从意识在里面发生作用的自然而不可避免的方式中得来。因为人类的意识并非仅仅是一张白纸，任由经验在上面书写，也不仅仅是一堆感觉；它积极地组织和转换，它把混乱的经验变成纯粹的知识。我们开始通过在时空中重新组织事物和现象的相互关系而获取知识——不是通过经验，而是通过天生的能力；空间和时间都是Anschauung（“直觉”或者“直观”），或者是先天决定的、我们借此观察事物的方法。那么，把我们对空间和时间的感觉数据组织起来以后，就可以通过其它一些天生思想或者超验的原理（康德用的述语是“范畴”）来作出有关它们的其它一些判断了，这些都是内在的机械原理，意识就是通过这个原理来理解经验的。总共有12种范畴，包括整体、全体、现实、因果、相互性、存在和必然性。康德是通过对三段论法各种形式的苦心研究之后得出这些范畴的，可是，他相信这些范畴的确是公理存在的基本理由在于，没有这些范畴，我们就没有办法使一大堆杂乱的感觉有意义。比如，每一个现象都有一个原因存在，我们并不是从经验中得知这一点的，如果我们缺乏感知因果的能力，我们就永远也不可能理解周围的任何事情。因此，事情可能是这样的，即，我们先天就辨识出了因果。同理，其它的一些范畴在柏拉图或者笛卡儿的感觉当中都不是天生的思想，而只是一些秩序的原则，它们使我们能够探索经验。是它们，而不是联想的法则，把经验组织成了有意义的知识的。康德把意识看作过程而不是神经动作的观点，使德国心理学转向了对意识与“现象经验”的研究中。二元论仍然在流行，因为“意识”很明显是超验的——这是康德的话——现象与感觉和联想都绝然不同。他的理论会导致先天论心理学其它变种的兴起，特别是在德国，并在美国拥有了其现代的对等物，如果不是后裔的话，其中有诺姆·乔姆斯基的儿童语言理论，即儿童意识天生即有一种能力，可以理解口头语言的语法。康德的先天论导致了有关意识的工作机制的好几种有价值的探索热线，可在一个方面，它证明是一种严重的后退。他认为，意识是一套过程，它们发生在时间中，但并不占有空间，这就使他推断出，精神过程是不能够进行测量的（因为它们并不占据空间），因而，心理学就不可能成为实验科学。康德传统的其他一些人会持续保持这个观点。虽然它以后会被证明是错误的，正如笛卡儿对动物精神和空心的神经的信念，它会推迟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的进展。但仅止推迟而已。尽管天主教可以推迟，但最终还是不能够阻挡人类的知识，即太阳，而不是地球，才是太阳系的中心，最伟大的唯心主义哲学家的权威也不能阻挡心理学通过实验而成为一门科学。心理学的故事北极星书库-CohenIndexlNormall4192001-03-17T15:10:00Z2001-03-17T15:17:00Z10403022976txsx19145282169.28127.8磅心理学的故事第二卷新科学的奠基人第四章 物理主义者当18世纪和19世纪的哲学家们正坐在书房里推想精神现象时，一些医生和物理学家们却选择了一条殊然不同的道路，以达到掌握心理学知识这同一个目的。一些雄心勃勃的科学家，如哈维、牛顿和普里斯特利等，都亲自动手，并借助仪器收集信息，特别是有关神经和精神过程的物理起因。这些物理主义心理学的开路先锋，都成了今日神经生理学者的开山鼻祖；他们的世界观导致了如今对构成精神现象的基本元件神经元的分子学转换研究。魔术师——治病者：梅斯梅尔可是，有些物理主义者最多只能算是准科学家，还有一些只是伪科学家。可是，哪怕是后者，也得算作我们的研究对象，因为他们针对某些精神现象的理论尽管被后世所否定，但当时却引导其他人寻找并发现了对这些现象有效的解释。弗兰茨·安东·梅斯梅尔医生（1734－1815）就属于这种情况。在18世纪7O年代，当德国先天论者和英国联想主义者们还在依靠沉思默想了解心理学的时候，作为医生的梅斯梅尔却已经在使用磁石治病，其理论依据为，如果人体的磁力场得到较正，心灵和身体上的疾病就可以被医好。这种理论是纯粹的胡言乱语，可在当时，依靠这种理论形成的治疗办法却产生了戏剧性的疗效，有一阵子，梅斯梅尔医生在维也纳红极一时，接着又在大革命前的巴黎出尽风头。我们今天就来看看他当时在巴黎的情形。这是1778年，在凡多姆宫的一个大厅里，灯光昏暗、明镜高悬，满屋子巴洛克怪诞气息。十来位衣饰簇新、着装优雅的女士和先生们围坐在一个橡木大桶边上，每人都手握一根从木桶里伸出来的铁棒，木桶里面装满磁铁屑和一些化学品。隔壁房间里传来玻璃敲打乐器送出来的阵阵低婉的呜呜声，不一会儿，乐声缓缓消失，房门开大了一些，走出来一位令人敬畏的人物，他步履沉重而庄严，一身紫袍随风轻飘，手握一根权杖一样的铁棒。这就是创造奇迹的梅斯梅尔医生。梅斯梅尔一脸严峻，阴森可怖，他生着一张下颌宽大的脸，很长的大嘴巴，还有高挑突出的眉毛。他一出现，病人们立刻呆若木鸡，浑身震颤。梅斯梅尔医生紧盯住其中一位男士，然后一声令下：“入睡！”这男士的眼睛就闭上了，他的头也无力地垂在胸前，其他的病人都直端粗气。现在，梅斯梅尔医生紧盯住一位妇女，用铁棒缓缓地指着她，她浑身发抖，大叫起来，因为一股麻刺感通遍了她的全身。随着梅斯梅尔沿着圆圈继续往前进行下去，病人的反应也越来越激烈。最后，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会尖叫起来，双臂扑腾，然后晕厥。助手们会把他们带到急症室加以处理，使其平静，直到恢复。这之后，许多到场的病人，他们所患的病各色各样，从忧郁到瘫痪不等，都感觉到病症全消，甚至当场医好。难怪梅斯梅尔尽管收费不菲，可求医者依然趋之若鹜，车马喧阗。虽然在今天看来，梅斯梅尔的行医好像是在瞎胡闹，是骗人的把戏，他自己最后也未得善报，不过，大部分学者认为，梅斯梅尔当时的确是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和其中的道理的，他是用这个道理来说明医疗结果的。梅斯梅尔出生在康斯坦茨的一个贫穷家庭——他父亲是位扩林员，母亲是位锁匠的女儿——可是，他通过巴伐利亚和奥地利的教育系统闯出了自己的一条路。他原指望当牧师的，后来改想当律师，最终还是觉得做医生好。32岁的时候，他在维也纳拿到了医学学位，所幸的是，他的教授们不知道他的博士论文《论行星的影响》，是从牛顿的一位同事的作品中抄袭而来的。尽管论文题目是这样的，可内容却不是有关占星学的。论文提出，牛顿的“万有引力”与人体身心之间存在某种联系。在这篇论文属于梅斯梅尔本人的一部分中，他把这种理论按照牛顿随口说过的一句话而推进一步，提出人体内部存在一种不可见的体液，这种体液能够根据行星引力而发生对应行为。不管是健康还是疾病，梅斯梅尔说，都取决于身体的“动物引力”与行星引力是否处于和谐状态。得到博士学位两年后，梅斯梅尔娶了一位年龄比他大许多的、富有的维也纳寡妇，因而获得了进入维也纳社会的入场券。因为不再需要全天行医，他把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文化和科学的发展上。当本杰明·福兰克林发明玻璃敲打乐器的时候，梅斯梅尔作为一位相当有天赋的业余音乐师购买了一台，而且很快成为行家里手，演奏如飞。他和妻子都是热切的音乐爱好者，经常看见里奥波德·莫扎特及其家人，而12岁的沃尔夫冈的第一部歌剧《巴斯蒂安夫妇》就是在梅斯梅尔家的花园里演出第一场的。梅斯梅尔一边欣赏着这些赏心悦目之事，一边也成了一位医学和心理学开路人。1773年，一位27岁的少妇来拜访他，因为她患了一种病，其他的医生都治不好。梅斯梅尔也治不好她的病，不过，他突然想起以前与一位名叫马克斯米连·黑尔的耶稣会士的谈话，这位牧师对他说，用磁石有可能会影响到人体。梅斯梅尔买了一套磁石，这位妇人第二次来的时候，他小心翼翼地摆弄起磁石来，一块接一块地往她向上不同的部位贴。她开始发抖，不一会儿就浑身痉挛起来——梅斯梅尔认为这就是“危象”——等她醒过来时，她说症状轻松了许多。进一步进行了一系列的治疗后，她的病症全部消失了。（今天，她的病将被诊断为歇斯底里神经症，她康复的原因是暗示的结果。）梅斯梅尔现在看到磁力与他自己的动物引力之间的联系了。他认为，人体里面满是这种磁力，而不是引力体液，而且他认为，最终形成的力场可能会错位，致使疾病发生，通过治疗进行重新对位可能会恢复健康。他以前称作“动物引力”的东西，现在改称“动物磁力”。病人的危象，他解释为是一种障碍对人体磁液流动的突破，以及接下来的“和谐”恢复。梅斯梅尔开始治疗其他病人了，他告诉他们要做好思想准备以面对一些反应，包括这种危象本身。他们都不由自主地作出了反应，与所预期的一样。很快，维也纳报纸登满了梅斯梅尔医生的医疗事迹。有一阵子，马克斯米连·黑尔公开宣称这个疗法是他的，而不是梅斯梅尔的，因而爆发了一场恶辩。梅斯梅尔大胆地宣称，他在几年以前的博士论文中早就提出了这个理论（对真理的歪曲），因而赢了这场争执，并确立了自己作为这种现象的发现人的身份。梅斯梅尔为了广播声名，在好多城市举办了听众甚多的演讲和表演。但是，在维也纳，他公开炫耀其疗法的张扬举动激怒了城里的一些名医。这些医生的名声于1777年又因为梅斯梅尔宣称治好了某位名叫玛丽娅·特里莎·冯帕拉迪斯的病人而蒙诟。玛丽娅是位盲人钢琴家，莫扎特为她创作了K．456降B调钢琴协奏曲。她3岁那年即失明，18岁那年来看梅斯梅尔。他宣称，在他的治疗下，她重新获得了部分视力，但只有他在场时才有视力，别的证人都不行。也许，她的失明是心理影响所致，而他也的确能够对她产生影响，可是，1778年，她的父母终止了治疗，维也纳医生们称梅斯梅尔为江湖医生。梅斯梅尔突然间弃家出走，什么都不要了，包括他上了年岁的妻子，一气逃窜到了巴黎。在这座起伏不定、时尚如潮的都市里，梅斯梅尔凭借自我提拔的天才很快获取了巨大的声名，不久又弄得声败名裂。开始，他为单个病人看病，可是，随着业务增大，他发现集体处理病人更容易赚钱。他使用的方法就是他自己发明的木桶法，即橡木桶，里面有用铁棒配好的磁液。由于他还可以通过碰触、手势，或者长时间紧盯住病人的办法影响病人，他开始想到，磁铁和铁屑都不是最基本的东西，他自己的身体一定就是一块不同寻常的大磁铁，具有直接传递看不见的磁液的能量。这种办法很快被称作“梅斯梅尔疗法”，它成了最后的疗救希望。人们蜂拥而至，来到梅斯梅尔的诊所里，助手们在他的指导下研究学习，其弟子们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写作了至少两百多篇小册子和著作，专门介绍这种疗法。可是，巴黎大学的医学教授和其它正规医疗机构的人都认为他是一个江湖骗子，而且公开发表看法。可是，如果梅斯梅尔明白自己是个骗子，他就不会像当时那样奋力反驳。1784年，他通过与官场的关系，诱导国王指定了一个特别委员会，由杰出的医生和学者们组成，包括化学家拉瓦谢和美国大使本杰明·福兰克林，委员会专门调查他的疗法是否属实。委员会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包括一项在当代心理学中很常见的实验。他们告诉一些受试者说，他们将通过一扇关闭的门进行磁疗，可是，实际上不给他们上磁。这些受哄骗的受试者像真正受到磁疗时一样准确地报告说自己感到了磁疗。对这些证据进行分析后，委员会正确地报告说，梅斯梅尔的磁液根本不存在，但他们也错误地报告说，磁力治疗的效果仅只是“想象”而已。自此以后，梅斯梅尔氏疗法的名声江河日下，这场医疗运动也分裂成了彼此争辩不休的几个宗派。梅斯梅尔最后离开了名望尽失的伤心地，他生命的最后30年是在瑞士度过的，处于相对的隐居之中。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梅斯梅尔疗法仍然保持为一种准魔术和完全被误解的现象，一些纯粹的江湖骗子如阿拉桑德罗·迪卡格里奥斯特罗（一个名叫吉约塞普·巴尔萨莫的江湖骗子的化名）、杂耍表演人和一些冒险的外行及法国、英国和美国的非正规医生都试着玩过这一把戏。大部分梅斯梅尔氏疗法的实践者都慢慢抛弃了磁石的使用——梅斯梅尔本人也曾朝这个方向努力过——他们说，可以通过仪式和召唤、眼部接触和其它一些步骤实现磁液的传递。事实上，这些方法的确也能引起神情恍惚的现象和“危象”，并可以减轻某些症状。在19世纪40年代的英国，梅斯梅尔氏疗法也得到了一些尊敬，因为一位医生约翰·艾略斯登用它来治疗神经病，外科医生W·S·瓦德也通过梅斯梅尔氏疗法使病人进入了催眠状态，并在这种状态下锯掉了他的大腿。詹姆斯·布雷德是位苏格兰医生，他用梅斯梅尔疗法进行了一些实验后说，它主要的效果不是因为磁力的流动而产生的，而是病人的易受情绪感染所致，事实上，他认为这种疗法是一种心理过程。布雷德称它作“神经催眠法”（抽出希腊语neuron代表“神经”，hypnos代表“睡眠”），这个词不久就在日常使用中变成了“hypmosis（催眠法）”，以后至今就一直这么用了。在中世纪的法国，有位名叫圣奥古斯特·里埃波特的乡村医生抛弃了催眠法中所有近乎魔术和神秘仪式的装饰。他让病人看着自己的眼睛，他一边不断地暗示说，病人马上就要睡着了。当病人进人恍惚状态时，这位医生就告诉他说，他的症状将会消失，而在许多情况下，这些症状果真就消失了。到19世纪60年代，里埃波特的名声已经远走高飞，超出他的家乡法兰西了，他写了一本书，专门讲解他的催眠法及其结果。催眠法虽然当时还受人怀疑甚至是激烈争辩的议题，可从那以后，它就成了医疗的一部分了。这种催眠法最著名的实践者，是这个世纪晚些时候的让·马钉夏尔科，他是巴黎一家名叫萨尔贝特里埃的医院的院长。他被称为“治疗神经病的拿破伦”，相信催眠现象与歇斯底里状态有许多共同之处，而且，的确，只有歇斯底里患者才有可能被摧眠。他在学生面前给许多歇斯底里病人催眠，以演示歇斯底里症状，但并没有考虑到催眠的医疗价值，也没有利用它来进行治疗。夏尔科还错误地认为，恍惚状态只有在病人经过了两个先期的阶段，即慵倦和强直性昏厥以后才可能进入，每一个阶段都具有特定的症状，并涉及到主要的神经系统功能变化。他的观点被里埃波特后来的弟子们所驳倒，因为里埃波特证明，恍惚状态可以直接诱发，而且非歇斯底里病人也可以进入催眠状态。还有，因为夏尔科的地位和他诱导病人进人恍惚状态的技巧，1882年，法国科学院接受了催眠法，认为它是一种与磁力无关的神经生理学现象。夏尔科的好几名高足，其中包括阿尔弗雷德·比奈、彼埃尔·让内和西格蒙·弗洛伊德，他们都继续寻找对催眠现象的心理学而不是神经生理学上的解释，并且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利用了催眠法。可是，直到相对很近的一些年里，它才作为动机心理学的术语被予以足够的重视；即是说，在听从催眠师要他们进入一种被更改过的意识状态时的暗示，并接受后催眠暗示时，一些受试者的意愿和其它一些人的能力缺失，包括症状的消失在内。梅斯梅尔医生，假如他知道这一切的话，一定会因为自己的理论被完全排斥而大为愤怒，也可能会兴高采烈，因为他的治疗方案证明是完全有效的。颅骨问诊者：加尔其他的一些物理主义者采取了完全不同的一些措施，他们触摸并测量头颅，因为他们相信，头骨分布的细节与一个人的性格特征及精神能量是直接相关的。外部生理特征与心理特征有相互联系这个想法渊远流长。相面术，即对面部特征和精神能量的解释，也就是对面部长相的形状和大小的分析，自古希腊时期就已经存在了。在18世纪晚期，通过瑞士神学家和神秘主义者乔安·卡斯帕·拉瓦特尔的作品，这种相面术变得极为流行。拉瓦特尔的4卷本《论利用相面术促进对人的认识和人类之爱》目的是要宣传“相面科学”，它在1775年至1810年间共出版了55版。达尔文后来说，他差点就错过了他在毕哥号上历史性的旅程，因为船长就是拉瓦特尔的弟子，他怀疑：“一个长有像我这种鼻子的人是否有足够的力量和决心完成这次航行。”相面术对心理学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可是，它为一种相关的理论，即颅相学，铺平了道路，而颅相学对心理学的确是产生过影响的。颅相学认为，头骨的轮廓是由大脑特定区域的发育所决定的，因此可以指示人的性格及精神力量。这种理论最主要的倡导者是弗兰茨·约瑟夫·加尔（1758－1828），他出生在德国并在维也纳接受过培训，并于1785年在这里得到医学学位，是位医生和神经生理学家。加尔生得鼠头鼠脑，一脸的五官低低地挂在脸上，很难取悦于人——他许多有声望的患者显然不相信相面学。加尔是位习惯性的叛逆者，与权威不相投，争辩起来言辞激烈，沉醉于乱搞女人，而且还非常贪婪，他进行科学演示的时候还要收入场费，这是有悖于常规的。尽管如此，他仍然是一流的大脑解剖学家，通过他自己的解剖方法，他第一次向人们显示出，大脑的两个半球是一些白色物质组成的茎（脑连）连通起来的；脊椎的纤维在与下脑连接时是交叉相连的（结果，身体一侧的感觉会到达另一侧的脑部）；一个物种所具有的皮层——大脑表层的灰色物质——越多，其智力水平就越高。加尔作出的这些贡献是对神经科学的巨大贡献，到今天仍然如此，可是，这些发现使教会的权威人士和弗朗西斯一世大为不快，因为这些发现使更高的智力过程归结到了更加发达的大脑，而不是非物质的灵魂或者意识上面。1802年，皇帝禁止加尔进行进一步的讲演，理由是，这些讲演会导致物质主义、不道德和无神论。他数度请求皇帝取消禁令，但反复申请后无效，因此，1807年，他放弃了维也纳来到巴黎，在这里，虽然拿破伦想要限制他的影响，而且他的思想也受到法国学院的排斥，但他还是坚持下去了，而且终生不渝。加尔对有关大脑结构及其与智力的关系的知识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原本应该使他在心理学的历史上占据令人尊敬的一个席位的，可是，他最出名的还是因为被他自己称作“颅骨相学”的理论，通常评判他这个人的时候，也是根据这个后来作为颅相学而著名的理论来进行的。当加尔第一次意识到人类的智力超过动物的智力，是因为人类皮层发育得更多的时候，他突然想到，人类在智力和性格上面的一些可测量的差别，也可能是因为个人之间皮质层发育不齐所至。这就可以解释困扰了他许多年的一些东西。还是一个小学生，后来当大学生的时候，他一直感到很苦恼，因为他的一些同学虽然没有他聪明，但却得到更好的成绩，因为他们更善于记忆——而且，令人感到神秘的是，他们都长有很大的头，眼睛都鼓了出来。加尔现在猜想，这一定意味着，正好在眼睛后面的皮质层区是大脑记忆力的基础，而在一些拥有很好记忆力的人们中间，这个区域的发育非常特别，因而就倾向于把眼睛挤了出来。果真如此，每一种较高级的能量为什么不可能也就取决于大脑皮层的某个特定区域或者“器官”呢？比如说，为什么不可能存在某个专门生成“好战性”，另一个专门生成“仁慈”等等的器官呢？加尔很熟悉苏格兰联想主义者托马斯·雷德提出来的好几十个“大脑功能区”，也许每一种功能都位于某个特定的皮质层区，而这些通常具有超常发育的某种功能的人有可能就在这方面发育非常特别。他很难打开人的头颅以检测他的理论，而X射线当时还没有发现，可是，加尔慢慢想出了一个很方便的假想。正如那些记忆力很好的人，他们的眼睛通常都突出来一样，任何发育非常特别的区域附近的头颅也许会突出来。而且，说来奇怪，当他开始寻找证据的时候，他发现到处都是证据。这里有一段说明，可以看看他是如何找到“贪多求全器官”的：以前，我在家里召了很多的役童和这类的仆从，他们经常彼此责难，说对方偷了某某东西。其中一些人特别厌恶偷窃，宁可饿死也不接受朋友偷来的面包或者水果，而那些偷窍者却嘲笑这种行为，并认为他们很傻。检查他们的头颅的时候，我很惊讶地发现，大部分积习已深的小偷都有很长的颅骨突起，从狡猾区几乎一直延伸到了眼睑的根上（也就是耳朵上方和前方），而这个区域很平的人都很讨厌偷窃。加尔及其同事，即一位名叫乔安·克里斯托弗·斯伯茨海姆的年轻医生，他们一起检查了好几百位病人、朋友、犯人、精神病院病人和其它一些人的头，并给头部画了一张有27个区域的颅骨图（后来被斯伯茨海姆扩大为37个区域），每个区域都代表一个支撑它的器官或者皮质层，某种特别的功能就位于这些地方，在那些某种特征很突出的人当中，那个部位的功能就会提高。（加尔有一幅画像，画上，他双手伸开，摸着一个模型人头，手指在灵巧地摸着一些包块。）加尔和斯伯茨海姆认定了好色区（就在脑勺下方）、仁慈区（前额上方正中间）、好斗区（每只耳朵后面）、威严区（头顶前方）、愉快区（前额中间靠两边的地方）等等。加尔在1810年和1819年间出版了一系列卷帙浩繁的著作，用以描述他的发现。斯伯茨海姆参与了前两卷的写作，但后来就忙他自己的事了。他长得很帅，有干劲而且很迷人，在欧洲和美国成了一位极成功的讲演人和颅相学的倡导者。通过加尔的的著作和自我推销，以及斯伯茨海姆的公关活动，颅相学立即火了起来，而且在几乎一个世纪的时间内长盛不衰。有一阵子，光是在英国一地就成立了29所颅相学协会和好几本颅相学会刊。在纽约市，颅相学“诊所”在百老汇一带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颅相学大师在美国各地巡回摸诊。在颅相学的巅峰时代，它成了寻常百姓的日常谈资，他们在颅相中寻找人生两难境地的答案。更令人吃惊的是，许多杰出人士和严肃的学者也都相信它：黑格尔、马克思、巴尔扎克、勃朗特姐妹、乔治·艾略特、瓦尔特·惠特曼和其他一些人都是这样的。可是，颅相学从一开始就遭遇到了科学界的坚决反击，而且不无道理。加尔虽然收集并提供了大量证据，但都是为了符合他的理论而取的一些证据；他应该随机抽取样品，并显示这些包块与所谈及的特征之过度发育之间存在一种联系，而与正常或者其特征不那么过度发育的人头上的包块不存在这种互动关系。另一个原因是，当一个有颅骨突出现象的人没有所预测的特征时，加尔就用其它使该问题出现偏差的大脑部件的“平衡动作”这个术语来辩解。加尔有如此之多的功能可以界定，因此他能“证明”他选择的无论什么功能，当然，大部分科学家都认为他的这些证明是毫无价值的。可是，对颅相学确切的否定是从实验室得出来的。彼埃尔·弗楼伦（1794－1867）是位非常聪明的法国生理学家，他对加尔粗制滥造的方法论极为惊骇，因而决定以实验方法来证明，某种特别的生理学功能是不是位于某处特定的大脑区域内。他是位技术高明的外科大夫，在鸟类、兔子和狗的头颅上做手术，切掉一些小的区域，然后小心地把这些动物养好，恢复它们的健康，再看看它们的行为是否因为缺少这些区域而受影响。当然，他不能够测验像文字记忆等的人类功能，可是，他可以测试位于加尔本人说可与人脑中的那些部分相似的部件里面的功能。在这样的一些功能中，有一项就是“好色器官”，这个功能理应位于小脑（大脑最原始的部分，即头颅靠后的基座部分。）弗楼伦在一系列的手术中切除了狗脑里越来越多的小脑后，狗慢慢失去了有顺序的移动能力，直到它本想向右转的时候却转向了左边，向前走的时候却开始后退起来等等。小脑的功能，很清楚，是有目的的移动，而不是好色与否。同理，弗楼伦发现，不断地切除动物的皮质会减少它们对感觉刺激的反应和启动行动的能力。小小的损伤不会造成特别的后果，而颅相学的理论如果是正确的话，这里却是应该产生恶果的，可是，它只是减低了动物对视觉刺激总体的反应能力和它总体的活动水平。皮质层切除得越多，动物就显得更呆滞，直到所有的反应能力和自我启动能力都没有了；一只完全去除了皮质层的小鸟不再飞翔，除非把它抛入空中。弗楼伦的结论是，感觉、判断、意愿和记忆都分布在大脑皮质层里。尽管他在大脑里面发现了大量功能——皮质和小脑的确还是各有不同用途的——各部分具体的功能也并非均匀分布于各个部分的。加尔的伪科学理论因而就导致了大脑功能分区的实验研究。另外，他的理论尽管在所有的细节上都是错误的，可还是躲过了弗楼伦的攻击，因为后来的神经生理学家都按照弗楼伦的做法继续实验。他们辨别出了大脑的一些特别区域，认为这些区域对视觉感知、听觉感知和运动控制有控制作用。弗楼伦说记忆和思维分布在整个皮质层上是正确的，可是，有一些较低的精神活动，甚至是一些较高级的精神活动，都的确是分布在不同区域的。较高级的功能是在大脑的某些局部执行的，最典型的例子是语言。1861年，巴黎比塞精神病院一位51岁的病人勒波涅转到了外科室，因为他的右腿出现坏疽。外科医生是一位名叫保罗·布洛克的年轻人，询问病人的病情，可是，这位病人除了喃喃地发出一个毫无意义的声音“tan”以外，什么也说不出来。他只能通过手势和“tan，tan”来交流，如果弄不清他的手势，人们除了对天大喊外一点办法也没有。布洛克终于弄清楚了，Tan是他在医院的名字，他于21年前来到这家精神病院，当时，他已经失去了语言能力。他在智力上仍然是正常的，可是，几年之后，他的右腿和右臂就开始瘫痪了。Tan进入手术室的6天后去世了。布洛克进行尸检，发现大脑左侧中间偏前一块鸡蛋大小的区域已经受损，受损部位的中心几乎没有任何组织了，在它的边缘上，一些剩余组织已经萎缩。根据勒波涅的病历，布洛克下结论说，操作最早发生在现在称作中心的地方，当这个创伤范围还不大的时候，它就已经完全破坏了勒波涅的语言能力；只到后来，它才扩散起来，直至造成瘫痪。很明显，大脑左半球这个很小的前瑞环状区就是语言的基座。自此以后，这个区域就叫做布洛克区了。约十余年后，一位德国医生名卡尔·维尼克的，他以类似的方式发现，有些讲话非常流畅，但使用一些很怪的字眼，而且不理解人们对他所说的话的病人，他们在布洛克区后面几英尺远的左半球另一小区内有损伤。事情很快就清楚了，布洛克区主管语法（语言的结构），而第二个现称为维尼克区的区域主管语义（词语的意义）。这两个区域在正常语言交流中都是必需的；布洛克的损伤会损害把词语说出来的能力，但不影响理解，维尼克区的损伤会使病人能够流畅地说话，但都是一些无意义的话，而且对语言的理解也成问题。再以后，两位德国生理学家，即居士塔夫·弗里奇和埃杜阿·希基格认出了皮质层的一个特别区域：即运动控制点，它是从左中脑伸向右中脑上面的一个长条形组织。其他一些调查者分别查出了负责视觉、触觉和听力的区域。到该世纪末，弗楼伦认为不存在功能的分区化的看法证明是错误的，而加尔的观点却相当正确，不过在细节上是完全错误的。可是，在20世纪，进一步的研究将显示，两种理论都是正确的。许多功能位于人脑某些特定的区域，可是，学习、智力、记忆、推理、决策和其它一些高级精神活动都发生在大脑前叶上。弗楼伦本人曾总结了每种科学追求真理的反复否定过程：“La sciencen’est pas elle devient．”（科学不是原来就有的，它是慢慢变成的。）心理学之所以慢慢变成如今这个样子，有一部分是因为加尔。他所发现的大脑的结构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他的颅相学荒唐理论导致了大脑功能分区化中的实验研究，他对皮质层作为智力基础的强调，都使心理学迈出了更大的进步，远远超出了形而上学，也比以前任何时候更接近实验科学了。人们应该记住他，而不光是想他曾经斗胆闯入了假科学。机械论者用生理学的方法解释心理现象，这是一场新的、更大范围的运动，给大脑绘图分区只是这个运动中的一部分。德谟克利特，必定还有其它一些人，都曾冒险提出过一些猜测，认为有一些生理现象支持着感觉和思想，可是，好几百年以来，大部分生理－心理学家都曾用可见的高级思维过程，比如联想、理智和意愿论述过精神现象。他们一点也不知道有关神经系统和大脑的生理学，因而忽视了这些过程是否由生理现象构成这个问题。可是，如我们所见的，随着物理学和化学在17世纪的出现，一些大胆的原型心理学家们开始提出一些对精神过程的机械解释。他们缺乏实际的观察数据，因而只能推想空洞的神经里流动着“动物精神”（笛卡儿），这些神经里面流动着原子（霍布斯），神经与“震子”一起震动（哈特利）。一位法国哲学家朱利安·德拉·梅特西甚至还有一本专著，书名就叫做《作为机器的人》（1748）。可是，在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生理学家在神经系统方面有了好几项发现，这引导他们以可以在神经中实际观察到的物理和化学现象，来解释一些低层次的心理学过程，如感觉、反射和有意志控制的运动。使这种新的生理心理学成为可能的一些发现计有：——1730年左右，英国植物学家和化学家斯蒂芬·黑尔斯砍掉了一只青蛙的头，然后捏青蛙；青蛙腿弹了几下。他把青蛙的脊椎砍断，这次，青蛙腿不动弹了。黑尔斯因此确立了反射与有意识行动之间的差别，并且把反射的中心确定在脊椎而不是大脑上。——1791年，意大利生理学家鲁伊格·伽伐尼用一只铜钩钩住青蛙的腿，使一部分脊椎仍然挂在上面；当他用雷登蓄电池向里面放电时，青蛙腿踢了几下。伽伐尼作出结论说，在肌肉和大脑里面生成的“动物电流”是通过神经传导的，而且负责运动。——直到19世纪早期，生理学家们才提出，神经系统就像一张连续不断的网络。可是，在这个世纪的早些年，当植物组织由细胞构成这个观点已经确立后，德国生理学家西奥多·施万把这个想法推进了一步。他说，动物组织也是由细胞构成的。他区分出了一种神经细胞，很快，其它一些人也演示，大脑细胞同细胞核和长长的分支组成，它们伸出并与其它大脑细胞的分支相连接。——按照笛卡儿的动物精神理论，冲动可以在任何方向上在神经里面流动。而按照神经活动的电流模式，电流却只能顺着一个方向流动。1811年到1822年之间，为了支持后者的思想，英国解剖学家查尔斯·贝尔和法国生理学家弗兰索瓦·马让迪各自切断了不同的动物神经，以观察哪些功能会受到影响。两人都能够显示，神经系统由感觉神经构成，电流会向里面传导，向脊椎和大脑的方向流动；神经系统还由运动神经构成，电流从里向外流动，即从大脑和脊椎向肌肉和器官方向流动。这些发现，以及其它的一些发现与我们今天已经掌握的、有关光和色彩的物理学原理结合起来，产生了19世纪在感觉器官和感知生理学研究方面的大爆炸。这种新的心理学与贝克莱的神学幻想和休谟的怀疑主义在对思维如何感知周围世界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上完全不同。而且，尽管在一开始的时候，它还只能解释低层次的心理学过程，可是，大部分新心理学家们都希望，最终，较高层次的心理过程会以类似的方法解释清楚。德国生理学家艾米尔·杜·波瓦雷蒙1842年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他和一位同事已经庄严宣誓，要演示下列教条中的真理所在：除了活跃在有机体中的一些常见的物理及化学力量之外，并不存在别的任何力量。如出现此时不能以这些力量解释的一些情形，人们必须要么通过物理和数学方式寻找具体的办法或者采取他们自己的行动方式，要么就假设存在新的力量，这种力量与物质当中天生具有的化学-物理力量同样尊严，还能根据吸引和排斥的力量还原回去。尽管“新心理学”出现在好几个国家，可发展最快的还是在德国，按照著名的英国心理学史学家莱斯理·斯宾塞·赫恩肖的说法，在德国的大学，“科学心理学诞生了”。他说，这算不得奇怪。直到1870年，德国是由许多小王国、公国和自治城市构成的联合体，这里已经建立了超过欧洲任何国家的大学。另外，19世纪早期进行过好多教育及社会改革之后，德国大学可以为科学家和学者们提供非常精良的实验室装备，供进行物理、化学、生理学和其它科学研究之用。在这种氛围之中，甚至康德传统中的哲学家和心理学家们也抛弃了康德说心理学不可能成为一门实验科学的断言。其他一些人慢慢相信，甚至不可见的、高级水平上的精神功能，尽管只能通过受试者对刺激的反应观察到，也是可以通过实验很生动地调查清楚的。可首先，我们先看看这些机械主义者——或者不如说，因为他们为数众多，我们先看看一些其作品非常重要，也能够代表这个运动的一些机械论者。特别的神经能量：穆勒乔安·穆勒（1801－1858）是从哲学传统中出道的，可后来半路杀出，成了第一位伟大的现代生理学家，然后又回到哲学中去，以期回答有关游离于他的生理学之外的一些问题。可是，哲学心理学的时代已然过去，他的生量学作品对心理学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而他的哲学著作却随风而散了。穆勒出生于科尔布伦茨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极富天才，精力充沛，雄心勃勃。他生就一幅拜伦式的面孔——一头乱发，敏感的嘴巴和一双有穿透力的眼睛。21岁在柏林拿到医学学位后，他把年轻人对谢林准神秘自然哲学的狂热搁置一边，转而在生理学和解剖学方面做一些惊天动地的事情，使得波恩大学在24岁时就授予他自助教授的头衔，29岁时又授予他全日制教授职位。穆勒二十出头时狂热地迷恋于活体解剖和动物实验，到25岁时，他已经完成了两大本视觉生理学方面的著作。可是，他已经受到狂郁病倾向的折磨了，26岁他成为教授并娶了恋爱许久的情人后不久，他患了严重的忧郁症，有5个月的时间既不能工作也无法进行研究。39岁时，其它的人在生理学研究中又冲到他前面去了，他又一次受到忧郁症的打击；47岁时，他与1848年的大革命理想政见不合，又受到第三次病魔打击；1858年57岁时，第四次打击使他以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穆勒在生理心理学方面的几乎所有的重要成就都是在他早年取得的；32岁时，他转入柏林大学，这时候，他已经无意于再干那些被他自己称作“切割快乐”的动物实验术，转而研究起动物学和比较解剖学了。他不再相信实验术可以解决生命的终极问题了，他里程牌式的著作《生理学手册》尽管满是他自己和其它人的实验发现，但里面却已经包含了许多有关灵魂的哲学讨论，而这个话题是应该在一个世纪以前谈论的。在这部著作中，他瞎扯了一些话，说什么灵魂就是行动中的大脑和神经系统，或者是临时寄存于人体的某种“生命活力”。在穆勒有关神经系统的大量发现中，许多都极有利于生理心理学的确立，其中有一项还产生了特别的影响。早期的生理心理学家认为，任何感觉神经都可以传导任何种类的感觉数据到大脑里面，正如一根管子可以传送任何泵入里面的物质一样，可是，他们无法解释，比如说，为什么光学神经只传递视觉图象到大脑里面，而听觉神经也只传导声音。穆勒提出了一套令人信服的理论。每种感觉系统的神经只传递一种数据，或者，如他所言，“一种特别能量或者品质”：光学神经总是，而且也只传递光线感觉，听觉神经总是，也只传递声音感觉，其它的感觉神经总是，也只传递各自的感觉。穆勒是在对动物进行了一系列的解剖学研究后作出这个结论的——甚至还包括在他自己身上做的一些很小但能起决定作用的实验。当他按压自己紧闭的双眼时，压力不会引起声音、味觉或者口感，但会闪出光线来。他是这么表达自己的理论的：声音的感觉是听觉神经的特别“能量”或者“特质”；光线或色彩的感觉是光神经的能量；其它各神经亦是如此。每种感觉的神经好像都只能够产生某种决定性的感觉，而不能产生符合其它感觉器官的感觉。根据生理学的许多经过检验的事实来说，没有哪一种可以支持这样一个想法，即一种感觉神经可以承担起另一种感觉神经的功能。对盲人触觉的夸张在今天不能够被称作用手指观察；手指和腹部产生视觉能力只能是个寓言，而举出的一些例子说的确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不过是些骗人的把戏。换了威廉·詹姆斯，八成会说得更刺耳：“若把视神经的外端末梢接到耳朵上，再把听神经接到眼睛上，我们就该能听到闪电，看见雷声了。”穆勒虽说口头上十分肯定这一点，可他扪心自问，感觉神经具有的这种专业性是每套神经独特的品质所致呢，还是这些神经所经过的大脑某个区域所为？视觉脉冲传递到大脑某个区域时可能是以视觉形式翻译它们的，而听觉神经有可能是作为声音传递过去的。“现在尚不清楚，”他在《手册》里说，“每根感觉神经的独特‘能量’基本的起因，倒底是位于神经本身呢，抑或是在它与之连接的大脑或者脊椎的某些部件里？”可是，弗楼伦认为大脑各处一致的观点仍然主宰着生理学思想，而穆勒却选择了“特定神经能量”的理论。然而，他自己的学生当中，有些人在本世纪末继续抱住他产生的怀疑思想，因为他本人也曾诚实地承认了自己的不确定性，并显示，所有的神经传递都具有同样的特征，而且，是大脑末梢的位置决定着由传递创造的经验类型。不过，穆勒的生理学开始为长期以来一直深感困惑的生理学家和原型心理学家们提供答案了：我们周围世界里的现实是如何成为我们意识中的感觉的？感觉如何工作的详细图景开始显露出来了。这个过程从眼球的光学特性或者耳朵的听觉机制开始（在这两个方面，穆勒曾进行过详细的研究），继而研究传递来自感觉器官的刺激的那些神经，最后研究接受并解释这些神经脉冲的大脑区。古代人认为，任何感知到的东西的最小复制品都会通过空气和神经传递到大脑里面去，而穆勒显示，传递到大脑里面去的东西都是神经脉冲；我们的感觉不是我们周围一些事物的复制品，而是与它们相类似或者同形的东西。如他所言：感官感觉的直接对象只不过是由神经诱导出来的特殊状态，我们感觉到它们是一些感受，要么是由神经本身产生的，要么是由与感觉有关的大脑某些部件引起的。神经通过外部原因在它们自身产生的一些变化，如外体条件的改变，而让大脑感知到它们自己的存在。可是，我们如何知道，大脑对传递进来的刺激所产生的反应就一定对应于现实呢？这个问题一直以来就折磨着哲学家和生理学家们，可对于穆勒来说就是易如破竹，迎刃而解了。我们的神经状态以合适和规则的方式对应于物体，比如，虹膜上的图像理所当然就是对外部世界那些东西的忠实反映，而这就是视觉神经传递到大脑中去的刺激。其它感觉器官和它们所传递的信息也是如此。这样，穆勒就解开了由贝克莱和休谟提出来的认识论之迷，并将不可检测的康德认定的范围转变成了可检测和可观察的现实。虽然他的理论在细节上有错误，可是，他的特别能量理论及其最为深刻的含义都是正确的。仅可注意到的差别：韦柏19世纪3O年代，在莱比锡大学，一位长着胡须的年轻生理学教授正在进行一项与穆勒完全不同的研究。他的名字叫恩内斯特·海因里奇·韦柏。他不用手术刀，也不切开青蛙腿，更不用锯开兔子的头，反过来，他要用健康、完整无损的人类志愿者做实验——大学生、城里人、朋友——还使用一些平凡的工具做实验，如药房的小法码、灯、笔和粗毛衣针。粗毛衣针？让我们来看看韦柏平凡的一天吧。他用磁粉涂黑针尖，让针垂直下落在一位俯卧在桌上的年轻人没有穿衬衣的裸背上。针在年轻人的背上留下一个很小的黑点。现在，韦柏请他用一根用类似方法涂黑的针去指那个黑点。这年轻人照着做，碰到几英寸远的地方，韦柏就仔细测量两个点之间的距离，并在笔记本上记录下来。他在这年轻人的背、胸脯、臂和脸等不同地方一次又一次反复进行这个实验。这样做了一年后，他打开一把圆规，并在一位蒙上眼睛的男人身体不同的地方把两支圆规脚撑开按下接触身体。当圆规的两支脚张得很开时，志愿者知道两个点都被接触到了，可是，当韦柏将圆规脚拉得近一些的时候，受试者就很难说出到底是一支脚还是两支脚都接触到了身体上，直到在一个临界点上，他感觉两支脚就是一支脚。这个临界的距离，韦柏发现，是根据身体的不同部位而有所变化的。在舌尖上，这个距离不到二十分之一英寸；在脸上，只有半英寸；而在脊梁上，距离为从0－2英寸半不等——其敏感度有50倍的差别，这说明每个部位神经末梢的相对数字有相当大的变化。韦柏对感觉系统敏感度进行的全部实验相对都很简单，但在心理学史上却是很重要的。这个时候，大部分机械论者都只在进行反射和神经传递方面的工作，而韦柏却在观察整个感觉系统：不仅仅是器官及其相应的神经反应，而且还有意识对它们的解释。再说，他进行的实验是心理学当中最早的真正的实验；也就是说，他每次只改变一个变量——在这个两点临界值测试中，测试的是身体的面积——并且观察面积在第二个变量当中引发了多少变化——即两支圆规脚落点之间的关键距离。为了认识韦柏在19世纪30年代进行的这项实验有何等重要，我们可以考虑这个时期。詹姆斯·密尔连办公桌都没有离开就在倡导过于简单的联想主义；乔安·弗里德里奇·赫巴特坐在哥丁根大学康德的教席上重复着康德的主张，即心理学不可能成为一门实验科学；乔安·克里斯托弗·斯波茨海姆在他声名最显赫的时候对一群热切的支持者说，颅相学家可以根据一个人头颅的形状判断他的性格。韦柏（1795－1878）出生在萨克松尼省的维腾贝格，兄弟三人都成了杰出的科学家，并曾有一阵子一起工作过。威尔海姆是位物理学家，他帮助韦柏进行过接触研究；埃杜阿是位生理学家，他与韦柏一起发现了迷走神经令人困惑的作用，因为刺激迷走神经的时候，心脏节拍会慢下来。跟其他许多生理机械论者一样，韦柏也接受过医学培训并在生理学和解剖学研究中找到自己的专业。在他事业的早期，韦柏醉心于确定在身体不同部位引发碰触感所需要的最低触知刺激，可很快就进而研究更复杂和更有趣的感觉灵敏度问题。许多年以前，瑞士数学家丹尼尔·伯努利曾有一项敏锐的心理学发现：一位贫穷的人得到一个法朗时，会比一位富人得到一个法郎时感觉更加走运些；从任何数量的金钱中产生的获得感取决于一个人的经济地位。这使韦柏形成了一个类似的推断：我们在两个刺激之间能够感觉到的最小的区别——比如，两只法码——并不是一个客观的、固定的量，而是主观的，且随物体的重量而变化。为了检测该假想，韦相请志愿者先拿起一个法码，然后再拿起第二个，再说哪一个重些。他利用重量不同的一系列法码成功地确定了最小的差别——“仅可注意到的差别”（j．n．d．）——这是他的受试者可以感觉到的区别。如他正确地猜测到的一样，仅可以注意到的差别并不是一个具体不变的重量。第一个法码的重量越大，他的受试者能够感觉到它之前的差别越是大；第一个法码的重量越轻，他们的感觉敏感度也就越高。他后来报告说：“最小可感知差别就是两个以约39对40的关系摆在一起的重量，即是说，其中一个比另一个重四十分之一。”如果第一个重物重一盎司，则第二个重物的最小可感知差别为四十分之一盎司；如果是10盎司重，则第二个重量的最小可感知差别为四分之一盎司。韦柏进而对其它感觉系统进行了类似的实验，以决定，除其它因素以外，两条线的长度，两个物体的温度，两个光源的亮度，两个音调的音高等之间的最小可感知差别。在每种情况下，韦柏都发现，最小可感知差别的大小随标准单位刺激（第二个与之进行比较的那一个）的程度变化而变化，而且，这两种刺激之间的比率是一个常数。有趣的是，最小可感知差别与标准之间的比率在不同的感觉系统中有很大的差别。视觉是最为敏感的一种，可以区别光线强度的六十分之一。在痛苦的程度上，最小可感知差别为三十分之一；在音高区分中为十分之一；在嗅觉中为四分之一；味觉为三分之一。韦柏以一个简单的公式总结了这个规律：δ（R）／R＝k，这个公式的意思是，在任何感觉系统中，最小可感知刺激（R）和标准刺激强度R之间的比率是一个常数K。这个公式被称作韦柏定律，是这方面最早的一个定律——生理与心理世界之间准确计量的相互关系。这是实验心理学家自此以后一直在寻找的那种概括的原型。神经生理学：冯·亥姆霍兹1845年、一批年轻的生理学家发起成立了一个小小的协会，即柏林自然学会，以宣传他们的观点，即所有的现象包括神经及精神过程，都可以用物理原理进行解释。这些年轻人早先都是穆勒的学生，其中一位，即杜布瓦·雷蒙德，早先就提出过前面提到过的机械论教条：“除了常见的物理－化学力之外，有机体内不存在别的任何力。”杜布瓦·雷蒙德给这个学会带来了一位朋友，就是赫尔曼·亥姆霍兹（1821－1894），他是驻扎在波茨坦的一个军团的外科大夫。这位害羞、不苟言笑的年轻人长着一个宽宽的前额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不管论个性还是地位，他看上去都不太可能成为这个学会激进理论的旗手。可是，在几年之内，他偏偏就成了这么一个人。他在神经传递、色彩、视觉、听力和空间感上进行的研究，都清晰地显示出了支撑精神功能的神经学过程都是物质的，而且能够通过实验进行调查。亥姆霍兹从不认为他本人是位心理学家，他主要的兴趣在于物理学。尽管他职业生涯最初的20年很大程度上都献给了生理学，但他在这个时期的目标，却是要用感觉器官和神经系统的物理学术语来解释感知；途中，他对实验心理学施加了巨大的影响。可笑的是，在他那个时代，亥姆霍兹最著名的科学成就，却是一件只花了他8天时间，且他自己也认为不值一提的东西——眼底镜的发明，有了这玩意儿后，医生们才第一次有了察看活体视网膜的机会。尽管亥姆霍兹成了他那个时代名列前茅的科学家——他的成就使他赢得了贵族称号（因此就有了这个“冯”字）——可是，他却一点也不像他最崇拜的那位科学家，即争强好胜、阴沉和隐遁的伊萨卡·牛顿。他对同为科学家的同事们既客气，也慷慨，而且彬彬有礼，而在私人生活当中，他却是位极为正常的中产阶级教授先生，他的传记平淡如水。父亲是波茨坦一所专门学校的哲学和文学课老师，薪水很低，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古典文学和哲学的深厚根基；经过医学培训后，在穆勒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并作为一个军团的外科医生服役了5年；接到第一份学术职位后，他娶了妻，生了两个孩子；后成了鳏夫，再娶，又生三子。他的职业生涯由越来越好的大学到越来越好的职位，不断地研究和写作以及越来越高的地位和成果构成。他从未卷入名誉权纷争，且只有一项科学上的争议。根据记录，他惟一的爱好就是古典音乐和登山运动。亥姆霍兹在部队服役时就开始了他的研究生涯。因为是在和平时期，他有许多的空休时间，因此，他在营房里搭起来一间实验室，并在这里进行青蛙解剖实验，目的是要支持一种机械主义的行为观点。他测量了青蛙产生的能量和热量，并想法以青蛙摄取的食物的氧化量来解释。今天，这听起来很是新鲜，可在1845年，许多生理学家都是“活力论者”，他们相信，生命的过程有一部分是由非物质和不可感知的“生命活力”所控制的，而生命活力就是某种后来被称作灵魂的翻版（说是在所有的生物中都存在的。）亥姆霍兹坚决反对这种准神秘化的观点，他写了一篇论文，名叫“力的守恒”，以他的青蛙数据和他的物理知识为基础，并于1847年将它提交给了柏林物理学会。他的论点是，所有的机器都遵守能量守恒的法则，因此，永恒的运动是不可能的。然后，他说，在有机界事情也是这样的，生活活力因为没有能量来源，因此是违反这条法则，因而也是不存在的。简短地说，他把生理学建立在牛顿力学的立场上。这篇文章使他赢得了很高的声望，使普鲁士政府不再要求他服兵役，而让他在柏林艺术科学院当解剖学讲师，一年以后又指派他担任哥尼斯堡大学的生理学教授。在余下的二十多年时间里，亥姆霍兹大部分时间都投入了对感觉和感知生理学的研究当中。（从那时起，他认为自己主要是柏林大学的一位物理学家。）他的第一个历史性的研究成果是测量了神经脉冲在神经纤维上的传递速度。他的老师穆勒跟同时代的大部分生理学家一样采纳了伽伐尼的神经脉冲电本质说，认为神经系统有点像一卷连续的电线，电流以极高的速度在里面流动——根据一种猜测是几近光速。可是，亥姆霍兹的朋友杜布瓦·雷蒙德早已从化学上分析过神经纤维，并提出，这些脉冲不一定全是电流，而是电化学形式，若如此，其速度则相对较慢。亥姆霍兹在他于哥尼格斯堡大学的实验室里着手测量青蛙运动神经的脉冲速度。因为在当时瞬时计还不太容易弄到——当时第一台瞬时计尚在开发过程中——他只好搞些发明创造，把一台检电计绑在青蛙腿上（运动神经搭在上面），这样，一根在旋转鼓上画直线的指针会显示电流通到神经上半端时到青蛙腿踢蹬一下之间的时间。了解了刺激与足肌之间的距离之后，亥姆霍兹就能够计算神经脉冲的速度；实验证明，这个速度相当慢，约为每秒90英尺。他还测量了人类受试者神经脉冲的速度。他请志愿者在感到他从脚趾或者大腿上施放的一阵轻微电流时，立即举手示意。这些实验得出的数字从每秒165－330英尺不等，可是，亥姆霍兹认为这些数字没有从青蛙腿上得出的数字准确可靠。有关人体测试的某些东西倾向于有很大的可变性。一开始，他发表于1850年的结果并不为人广泛接受，它们太难于相信了。生理学家们仍然相信，在神经系统里面流动的，要么是非物质的活力，要么是电流，而亥姆霍兹的数据却支持不同的理论，也就是说，神经脉冲由复杂的粒子运动构成。另外，他的发现与常识也相悖。我们好像感觉到手指或者脚趾一碰就有感觉的，我们只要想移动手指或脚趾，它们立即就动了起来。可是，他的证据是无法反驳的，最初抵抗一阵子后，他的理论最终还是赢得了广泛的认同。如果他没有做别的任何事情，光是这一点就可以使他成为心理学史上永垂不朽的人，因为这个发现所铺平的道路，如艾德温·波林所言：“是实验心理学今后所有的工作都必须走的，如精神活动及反应时间的测时法……它使灵魂回到了时间里，它把无法说清的东西测量出来了，实际上捕捉住自然科学的劳作中最基本的意识代理人。”话分两头，我们在此稍作迂回，超前看看18年后，在亥姆霍兹所研究的旁系里一个重要的研究：测量较高级思维过程速度的第一次尝试。一位荷兰眼科医生名叫弗兰西斯科斯·孔奈尼亚斯·东德斯（1818－1889）受到亥姆霍兹研究的启发。他没有任何心理学背景，可是，他想，因为神经脉冲需要时间传递，较高级的精神活动也许也需要时间。他提出假设，刺激与有意识的反应之间发生的延迟，一部分是因为神经传递，另一部分也是因为思维过程所占的时间。东德斯于1868年设计并进行了一次想象的实验，以检测他的假想，并测量工作中的精神活动。这让受试者对一句无意义的话作出反应，如ki，以越快越好的速度重复它。在旋转鼓上记录轨迹的指针会把反应放大成两个ki之间的震动，两个微动之间的距离会成为时间延迟的度量。在最简单的情形下，受试者知道将会听到什么样的声音，也知道如何作出正确的回答。刺激与反应之间的延迟因此就是简单的反应时间。可是，如果受试者需要进行某种思考活动会怎样呢？如果实验者说出了好几个词中的任何一个，如ki，ko，ku，而受试者得尽快地模仿这些声音会怎样？如果这比简单反应花的时间长一些，东德斯想，这个差别就应该是两种精神活动的时间：区别（在听到的声音中）和选择（选择正确的反应）。东德斯还想到了把这两种精神活动扯开并获取各自尺寸的一个办法。如果他告诉受试者说，他们可能听到ki，ko或者ku，可要模仿的却只是ki，而对其它的几个声音保持沉默。因为不需要重复ko或者ku，他们可能就得区分这些声音，而不选择反应。从区别加了选择的时间里减去区别的时间，东德斯就应该得到选择时间。结果令人吃惊。平均而言，区别比简单反应时间多39毫秒，而区别加上选择时间比光是反应的时间多出75毫秒。因此，选择明显要花去36毫秒。东德斯乐观地创造了一系列更为复杂的过程，他相信，每种精神活动所花的时间会增加其它活动已经花费的时间，而且，每种活动时间都可以通过减法测量出来。可是，结果却不太如愿。时间的差别证明不可靠，只有少数时间是可以增加的。后来的心理学家将会极大地改善东德斯的方法。然而，他毫无疑问地显示出，涉及认知活动的反应所花费的时间的一部分是由这个活动占去的。更为重要的是，他把所花费的时间当作一种调查看不见的心理活动的方法，按照最近对他的工作所做的一项评估的说法，“随着把东德斯的发现当作一种明显地测量较高级的精神活动的方法，一个新的时代就已经开始了”。我们再回到1852年的亥姆霍兹。确定了神经脉冲的传递速度，并发明了眼底镜之后，他开始对彩色视觉产生了兴趣。自从牛顿1672年发现太阳的白光是所有可视色彩光的混合后，生理学家和心理学家们都试着想看看眼睛和思维是如何感知色彩的。最让人困惑的是，当所有色彩的光混合在一起时，我们会看见白色，然而，当两种互补色，比如红色的某种色调与蓝绿色的光混合在一起时也是白色，同样，我们看见纯桔红光的时候会看见桔红，可是，当红色和黄色光混合在一起时也会变成桔红色。作为物理学家，亥姆霍兹知道，三种特别的色彩——红色、蓝紫和绿色的某些特别色调——当按合适的比例混合在一起时，可以重新产生其它的任何色彩，这些都是原色（所谓颜料的原色，即是红、蓝和黄，更准确地说应该是洋红、蓝绿和黄色。色素吸收光线，也反射光线，把这些原色混合在一起的结果因此就与混合光线的结果不一样）。他推想，这意味着人类视力可能检测这三种色彩，并提出假想说，视网膜一定有三种不同的接受细胞，每种细胞都配有一种对某种原色很敏感的化学物质。他依靠穆勒特别神经能量的理论推想，从每个接受器伸向大脑的神经不仅传递视觉信息，而且还传递特别色彩信息。一位英国科学家托马斯·扬曾于1802年想到过类似的理论，但他没有实验证据，因此被一般人所忽略了。可是，亥姆霍兹却收集了大量证据，包括，当不同色彩的光线混合在一起时我们所体会到的色彩，我们盯着某种强烈的色彩看一阵子后，我们看到的互补色的残余以及存在于一些人畜中的色盲现象和某种大脑损伤对色彩视觉产生的影响等等。他很慷慨地承认说扬的发现在先，而他对色彩视觉的说法自此以后就被称作扬－亥姆霍兹理论（或者叫三色理论）。三色理论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它是一种可检测的、有关意识如何感知色彩的机械论解释。根据一个个的连接，从外部世界到大脑的接受区，亥姆霍兹筑起了一根因果现象之链，替代了哲学家和生理学家们的一些猜测和幻想。它的形式虽然更为复杂，但至今仍然是色彩视觉理论当中最具有支配地位的理论，并且打翻了每种接受器中的神经携带着不同种类的能量的观点。至于由德谟克利特、贝克莱、休谟及其他人就感知而提出来的一个深刻而令人困惑的问题——我们看见的东西是否就是外部世界真正的样子——亥姆霍兹比穆勒却更具机械论倾向，他认为这个问题没有意义或者价值而不予考虑：在我看来，除了实际的真理之外，谈论我们的思想是不是有别种可能的正确性是不可能产生任何意义的。我们对事物的想法除了是一些符号，一些自然的事物信号之外不可能是别的任何东西，我们学会如何使用这些符号，以便于调整自己的运动，改善自己的行为。知道如何正确地阅读这些符号以后，我们就可以借助这些帮助而调节自己的行动，这样就可以带来所需要的结果，也就是，这样一来，所预期的新的感知就会来临……因此，询问朱红（硫化汞）如我们所看到的样子，是不是真正的红，或者只是我们的感官错觉，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红的感觉就是正常的眼对自朱红上反射出来的光的正常反应……说从朱红上反射出来的光波具有某种长度却是不同的一个说法，如果不考虑到人类眼睛的特别本质，这个说法也是完全正确的。这样一来，这位机械主义的生理学家就变成了心理学中的哲学家，而且很值得人们这么去看他。亥姆霍兹的彩色视觉研究，只是他在许多年里对视觉感知全面探索的一个部分。他的研究成果，即《生理光学手册）（1856－1867），厚达50万字，除了他自己进行的研究之外，还包括前人在这方面进行的所有研究成果。在好几代人当中，这本著作一直是对人眼光学和神经性质研究的权威著作。他还就听力写过一部类似的著作，只是没有这一本厚而已。在《生理光学手册》中，亥姆霍兹主要处理了视觉的物理学和生理学，还有就生理学过程进行的敏锐观察，思维是借助这些生理学过程解释来自视觉神经的信息的。他在感觉（任何颜色的光对视网膜的刺激，和因之而来的视觉神经脉冲）和感知（意识根据接收到的脉冲形成的有意义的解释）之间做了非常有价值的区分，而以前的心理学家们一直搞不懂这个问题。在其它感觉系统的输入中，他也做了同样的区分。这种区分对亥姆霍兹的认识论至关重要。他同意康德的观点，认为感觉是由意识来解释并赋予意义的，可是，他不同意康德认为意识无生就具有能提供这些意义的“范畴”和“直觉”的观点。反过来，他说，意识学会了通过试误法来解释感觉——就是学习对一个视感觉来说，哪些反应会产生一个预期的结果，而哪些不产生预期的结果。空间感就是一个切合的例子。康德说，意识天生就能直觉到空间关系；亥姆霍兹却说，我们是通过无意识的参考来认知空间的。在孩童时期，我们一点点地得知，如大孝方向和色彩的强度等的视觉线索与物体的远近，或者在我们的这面或者那面，上面或者下面有关系；通过经验，我们慢慢对空间关系形成了正确的判断。（每个观察过3个月的婴儿试着抓一个物体的父母都很清楚这个过程。）英国实证主义联想主义者们曾说过很相似的话，可是，他们缺乏实际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而作为彻底的实验科学家的亥姆霍兹却通过研究发现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他突然想到，如果他可以颠倒到达受试者大脑的空间感－而且如果他的理论是正确的——则受试者应该能够适应这种倒错的视觉，并学会正确地解释它。这样，他就做了一副带棱镜的眼镜，使物体出现在实际位置的右边。当戴着这样的眼镜的受试者试图碰触面前的物体时，他们就会错过去——他们把手伸向明显的，而不是实际的位置。接下来，他让这些受试者戴着眼镜继续抓物体，然后碰触物体；他们开始得有意识地向从眼镜里面看到的物体的左边伸手，可是，几分钟后，他们很快就毫不犹豫地按照物体实际的位置去抓物体了。他们已经经历了感知适应，他们的意识已经重新解释了从视觉神经传递过来的信息，而且能够根据现实的相对关系看见物体了。最后，当他们摘下眼镜再抓物体时，他们又错过了物体，这次是抓到实际物体的左边去了。他们正常的空间方向感需要一段时间复原。亥姆霍兹不同意康德有关天生能力，即能解释因果关系的能力的观点。对于其余部分，他坚持说，几乎所有的知识和思想都是意识对感觉经验解释的结果，而这些解释，特别是与空间感有关的感知，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无意识参考的结果。这个观点受到当时心理学家们的激烈反对，因为他们认为，意识天生就能解释其感知。他们用天生论观点解释的一个关键的功能，就是来自眼睛的两个图象合并起来形成了一单个三维图象。有些人说，视网膜上的每个点都接受同样多的信息，正如另一个视网膜上相应的点一样，而且，两根视觉神经因此就把图象合并起来形成了一个图象。一位反对亥姆霍兹观点的人说，每个视网膜都有天生的“符号”，可以区别高度、左右方向，以及深度，因而使神经系统可以在到达大脑前将图象合并起来。亥姆霍兹驳斥了这种看法。他写道，先天论是“一种非必然的推想”；它依赖无法证明的假设，而且对实验理论可证实的事实没有作出任何贡献。他用来证实经验就是一些使我们能够把成对的图象作为一个单一的图象来感知的东西的最强有力的证据就是立体镜。这个仪器是1833年由查尔斯·惠斯通发明的，通过这个仪器，观察的人看到的不是两个同等的图象，而是两个从稍有不同的角度取来的稍为不同的图象。这些图象投射在视网膜上，因此并不能够形成点对点的偶合，可是如果一个新来的观察者在立体镜里面看一阵子后，他或者她突然看到一个图象——三维的图象。两种并非等同的图象的合并得出了一个与任何一个图象都不同的图象，这是发生在大脑里的经验导致的结果。最后，亥姆霍兹并没有完全击败反对者，先天论以一种或另一种掩护存活下来，包括格式塔心理学和更近时期的基因心理学和对气质的分析。可是，自亥姆霍兹时代以后的心理学主流大部分都是实证主义和实验性的。他本人认为自己不是一位心理学家，可是，他将会吃惊地发现，他对心理学产生的深远影响超过了他对物理学和生理学的贡献。心理物理学：费希纳正当通情达理、正常而年轻的亥姆霍兹开始积累大量证据，证明他自己对神经及心理现象的机械主义观点时，莱比锡大学一位富于幻想和神经质的中年教授也在努力工作，他要证明，宇宙内所有的人、动物和植物都是由物质和灵魂构成的。居士塔夫·西奥多·费希纳（1801－1887）没有达到这个目的，不过，在收集数据来显示刺激（物质世界）和所得的感觉（意识或者灵魂的世界）之间的数学关系时——他认为这种关系可以证明他的泛心灵哲学——他却发展出了一套研究方法，自他以后的实验心理学家都使用这个方法来发展他所要证明无效的物质主义心理学。费希纳出生于德国东南部的一个村庄里，他父亲是村里的牧师。这位父亲把宗教信仰与坚定不移的科学观结合了起来，正如他的儿子一样。他用上帝的语言布道，却使村里人大惑不解，因为他在教堂的尖顶上安装了一根避雷针，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份小心谨慎是对上帝信心不足的表现。上帝难道说连他自己也保护不了吗？费希纳在莱比锡大学学习了医学，可是，1822年，拿到学位后，他的兴趣转到了物理学和数学上。有好几年他通过把一系列用法语写的物理学及化学手册翻译成德文来养活自己。几年之内，费希纳共翻译了九千多页，之后，从1824年起，他开始在大学讲授物理学，在电流上进行了一个很大的研究项目，并写作了无数的专业文章。这种忙碌的节奏使他在物理学上获得了巨大的声誉，可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他开始出现头疼病，并一阵阵子失去了对思想的控制，这使他经常心醉神迷地忙于一大堆琐屑之事。尽管他只有30出头而且是飞黄腾达之时——他于1833年结婚并于1834年获得全职教授职位——可是，他的身体状况却持续恶化。“我无法入睡，身心疲劳，不能思想，甚至引起我失去了对人生的信心”，他后来评述这一时期的生活。他去温泉浴场寻求治疗，可没有效果。然后，他想通过研究余象而转移自己的注意力——这是他第一次进入心理学研究——中途，他戴着太阳镜长时间观测太阳。他对余象的研究得到认可——亥姆霍兹，如我们所知的，使用到了他的一些数据——可是，作为观察的结果，费希纳患上了严重的恐光症，情感全线崩溃。费希纳几乎就失明了，他在暗室里让自己避光，忍受着疼痛、情感压抑、无法排遣的无聊和严重的消化道毛病的折磨。（他从大学退休了，尽管只教了几年书，可还是得到了一笔养老金。）在他3年病痛生活的最低点，他把自己的房子漆成黑色，白天黑夜呆在里面，什么人也不见。各种泄药、冲浪治疗、催眠术、两种休克治疗都起不了什么作用。他还是反复不断地为琐事所烦扰；另外，他还受到两种感觉的折磨，一方面因为他感觉到自己很接近发现这个世界的秘密而喜悦，另一方面又因为得用科学方法来证明这些秘密的正确性而担心。最终，他自己慢慢好起来了，过了一阵子后，他就可看见东西而且眼睛不疼，而且还能与人讲话。他在好几个月的时间里第一次到花园去散步时，花儿看上去更明亮，色彩更鲜艳，比以前更美丽，他感觉到自己对这些东西施予了内在的光，他立即就抓住了这一点的意义：我毫不怀疑我已经发现了花朵的灵魂，并以我极奇怪的、受到魔力影响的情绪想到：这是躲藏在这个世界的隔板之后的花园。整个地球和它的球体本身只是这个花园周围的一道篱笆，是为了挡住仍然在外面等待着的人们。费希纳不久写了一本书，讨论植物的精神生活，在余下的几年里，他寻找办法来宣传自己的泛灵论，即意识与物质在整个世界里是共同存在的。正是这个神秘的信仰使费希纳进行他那具有历史意义的实验心理学的。1850年10月22日的早晨，他躺在床上考虑如何向机械论者证明，意识和肉体是一个基本统一体的两个方面，这时，一道灵光一闪：如果他可以显示在刺激的力量与他们产生的感觉强度之间存在数学关系，则他就显示了灵肉的统一。或者在费希纳看来是这样的。这个推理的逻辑也许会逃过非神秘主义者。可是，他倒是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效和重要的问题，即意识感知外部世界的准确性：刺激的强度与它产生的感觉之间是否存在前后一致的数学关系？从直觉上来说，可能是这样的：光线越亮，我们看上去就越觉得亮。可是，如果你让光的亮度翻一倍，感觉的强度是否也强一倍呢？或者某种别的、好像是真实的关系存在着呢？费希纳接受过物理学和数学的训练，他感觉到，当刺激的强度增大时，它应该要求更大的差别（绝对值上的差别）来产生一定大小的感觉增大。从数学上来说，刺激在长度上的几何增大会导致感觉的算术增大。一项临时的示意：按照传递到耳朵上的能量，一阵雷声的响声比日常谈话的声音要响好多倍；按分贝——分贝是指人耳能够分辨的最小响度差别——来说，它只是响两倍而已。为了通过实验确立他的直觉，费希纳得解决一个看上去无法解决的问题：他可以很容易地测量刺激强度，可是感觉是个主观的东西，而且无法测量。可是，他推想，尽管他不能直接地观察和测量感觉，但他可以通过灵敏度的指导而间接地做到。他可以确定在感觉者刚刚能够注意到的、任何水平上最小的刺激力量增大。因为“刚刚能够注意到”在任何水平上都意味着同一个东西，这将是一个感觉的测量单位，借此可以与产生这种意识所必需的刺激的增加进行比较。费希纳后来说，他不是从韦柏那里得到这个想法的，尽管韦柏是自己以前的老师，他在“刚好能够注意到的差别”上所做的工作几年以前就发表了。可是，他迅速意识到，他会使用到韦柏定律的推广形式。韦柏已经发现两项刚刚能够注意到的差别刺激之间的比率是一个常数，不管这种刺激的大小如何。费希纳却说，尽管两项刺激之间绝对的差别随着刺激的强度增大而增大，可感觉者对一种刚刚可以注意到的差别的感觉却仍然是一样的。费希纳后来写道，想象一下，你用太阳镜看着天空，并在刚刚可以注意到的天空的背景上挑一片云来看。然后，你戴上一副黑得多的眼镜；云彩没有消失，但几乎只能够注意到：因为，尽管强度的绝对水平在透过黑镜片的过滤后会低得多，但云彩与天空之间的强度比却没有变。为了表达刺激强度与感觉强度之间的关系，费希纳从数学上转变了韦柏定律，重新加以调整然后写出来：S＝k log R，这意思是说，在英语中，分段式的感觉强度增大是刺激强度翻倍的结果（乘以某个比率或者系数）。费希纳拼命要把这份荣誉还给他以前的老师，因此，他把这个公式称作韦柏定律——是他本人给韦柏的公式和他自己的公式命名的——可是，后来的心理学家按照这些公式各自的归属把修改后的公式叫作费希纳定律。费希纳余下的9年花在辛苦的实验工作当中，收集着大量能够确证这个定律的数据。尽管他的性格当中有一些神秘主义者和诗人的气息，可在实验中，他是一位有强制力和严厉的研究者的榜样。他不知疲劳地让受试者们举起重物，注视光源，听各种杂音和音调，观察彩色样本等等，并宣布它们是不同的或是同样的。在这些年里，他对每种刺激的强度进行了范围广泛的实验，使用到了测量这些判断的三种方法。仅在这些方法中的一种里面，他便列出了24576种判断的表格和计算结果。他认为，第一次系统地探索物理和心理学王国之间的数量关系，这是一种新的科学专业，因此命名为“心理物理学”。在他使用过的三种实验测量方法当中，他从前人那里借来了两种并使之完善，然后自己发明了第三种。直到当时为止，没有人曾使用过这种极仔细、可能准确控制和数量测量方法来探索心理学的反应。他的方法很快就被广泛接受，而且在今天心理学的每一个实验室里还在经常使用着。一种是极限的方法，费希纳本人管它叫“仅仅可以注意到的差别法”。为了确定一个刺激的临界值，实验者一次提供一个刺激，从最低的量开始逐渐加大强度，直到受试者可以感受到刺激为止为了确定仅仅可以注意到的差别，实验者提供一个“标准的”刺缴和一个“比较用的”刺激，以小幅度增大两种之间的差别，直到受试者说可以感觉到为止。第二个方法是常量刺激法，费希纳本人叫它“正确和错误情况法”。实验者一次又一次提供等量的刺激——在临界值上的单个刺激或者成对相似的刺激。受试者回答说“有了”（意思是说，他感受到了它，或者两者有了不同），或者说“没有”（表示他没有感觉到，或者两个刺缴没有什么不同。）受试者的回答得出平均值，而这些平均值会指明，在任何指定的刺激水平，或者两个刺激之间的差别上，受试者有没有可能会感觉到这些刺激，或者两个刺激之间的差别。第三个方法，即费希纳本人的创造性的贡献，叫作调节法，他把它叫做“平均错误法”。实验者或者受试者调节比较刺激，直到它好像（对受试者来说）与标准刺激相等。这边或者那边总是会有一些错误存在的，不管多么微校每一次错误都记录下来，许多次试验过后，把平均错误加起来，它也是仅仅可以注意到的差别的尺度。这个方法确立了了这个有用的原则，即测量数据可变性可以跟测量集中趋势一样得出信息来。1860年、费希纳出版了两卷本的《心理物理学纲要》，把他的研究成果公诸于世。他已经59岁了，在这个年纪，科学家一般很少会拿出有创见的东西来的；可是，《心理物理学纲要》的确是富于创见的，并立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兴趣是浓厚而且广泛的——不是对他信奉的泛灵论，而是对它的实验和计量方法学。如波林论及费希纳的成败时曾说过的，“他攻击物质主义的铜墙铁壁，但又因测量了感觉而受到赞美”。确切地说，有些心理学家认为，心理物理学的方法学是一个可怕的话题。许多年以后，伟大的威廉·詹姆斯写道：如果像他这样一位可敬的老人会用他的怪想使这门科学永久地背上负担，而且，在一个充满各种容易产生成果的。引人注目的事物的世界里，如果迫使未来的学者们在这些繁杂的田地里耕耘，不仅要去研究他的作品，而且得研究那些反对他的更枯燥的作品，那可真是一件要命的事。可是，很多人并不持这样的看法。尽管对费希纳说仅仅可以注意到的差别都是相等的这个假想的有效性存在激烈的争论，可是，他的方法一般却都认为是天才的突破。对刺激和反应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计量研究的时机已经成熟；许多心理学家几乎立即就开始利用费希纳的三个方法了，这三个方法将肉体的生理机构与它们所引起的主观的经验连接起来了。（费希纳本人尽管仍然还在写文章为他的心理物理学辩护，可是；他把漫长余生的大部分都贡献给美学、轻度异常现象。统计学和泛心灵哲学的研究上了。）后来的心理学家们已经发现有错误，甚至驳倒了他的发现中的每个地方，可是，他的方法不仅仍然有用，而且是感觉测量中最基本的方法。波林总结了费希纳相互矛盾的成就：没有费希纳……也许仍然会有一种实验心理学……可是，在实验体中，却不可能出现如此广泛的科学范畴，因为，如果测量不能成为科学的工具之一，则我们很难认为某个课题是符合科学的。因为他所做的事情和他做这些事情的时代，费希纳创立了实验计量心理学，并把这门学问从其原来的途径搬回来导入了正轨。人们也许可以称他做实验心理学“之父”，或者，人们也许会把这个称号送给冯特。这没有什么关系。费希纳种下了肥沃的思想之种，它生长起来，并带来了丰硕的成果。心理学的故事北极星书库-CohenIndexlNormall3202001-03-17T15:17:00Z2001-03-17T15:22:00Z6206511775txsx9823144609.28127.8磅心理学的故事第五章 捷足先登：冯特恰逢盛世根据大部分权威的说法，心理学诞生于1879年12月的某一天。这以前的一切，从泰勒斯到费希纳，全都是其祖先的进化史。心理学的诞生是件默不出声的琐事，未曾有一丝张扬。这天，在莱比锡大学一栋叫做孔维特（寄宿性的招待所）的破旧建筑物三楼的一间小屋子里，一位中年教授和两位年轻人正张罗着一些器具准备实验。他们在一张桌子上装了一台微时测定器（一种铜制的，像一座钟一样的机械装置，上面吊着一个重物，还有两块圆盘）、“发声器”（一个金属架子，上面升起一只长臂，有只球会从这里落下来，掉在一个平台上）和报务员的发报键、电池及一台变阻器。然后，他们把这五件东西用线连接起来，这套电路比今天开始电气培训的初学者用的那套不会复杂到哪里去。这三位是威尔汉姆·冯特教授，一位47岁的男人，脸长长的，一身简朴的装束，满脸浓密的胡须；他的两位年轻学生，马克斯·弗里德里奇，德国人，及G·斯坦利·黑尔，美国人。这套摆设是为弗里德里奇做的，他要用这套东西收集博士论文所需的数据。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知觉的长度”——即受试者感知到他已经听到球落在平台上的时候，到他按动发报键之间的时间。没有记载写明那天是谁负责让球落下，谁坐在发报键跟前的，可是，随着那只球砰地一声落在平台上，随着发报键喀地一响，随着微时测定器记录下所耗费的时间，现代心理学的时代就到来了。当然，人们可以持反对意见，说它早在19世纪3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当时，韦柏在进行仅仅可以注意到的差别研究；也可以说在19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当时，亥姆霍兹在对神经传递的速度进行测量，费希纳也在进行第一次心理物理学实验；或者说是在1868年，当时，东德斯也在进行反应——时间方面的研究。甚至如罗伯特·沃森所言，应该是在1875年，因为在这一年，莱比锡大学批准冯特使用孔维特里面的房间来存储和演示他的器具；哈佛大学也在劳伦斯大厦里辟出一间屋子来，供威廉·詹姆斯实验之用。可是，1879年是大多数权威认可的一年，而且有充足的理由。因为在这一年，第一次实验是在孔维特的房间里进行的，而冯特从那以后管这间屋子叫他的“私人研究所”。在德国大学，正规组织起来的实验室叫作研究所。）几年之后，这个地方成了想当心理学家的人必去的麦加圣地，而且得到了大规模的扩建，最后还被命名为这所大学正式的心理学研究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间研究所，冯特才被认为不仅仅是奠基人之一，而且是现代心理学最主要的创始人。正是在这里，他进行了自己的心理学研究，并以他的实验室方法和理论培训了许多研究生。他还从这里送出了新心理学的干部——他亲自指导了近200名博士的论文答辩——把他们送往欧洲和美国的大学机构。另外，他写作了一系列的学术论文和卷帙浩繁的著作，使心理学作为一个有其自己的身份的科学领域确立下来。他本人是第一位可以合适地称为心理学家，而不只是对心理学有兴趣的生理学家、物理学家或者哲学家的科学家。也许最为重要的是，冯特把有意识的精神过程带回到心理学中来了。这些有意识的精神过程一直是心理学的核心问题，从希腊哲学家的时代起就是如此，到英国联想主义者的时代依然如此，因为这些联想主义者跟他们的前辈一样，是通过传统的内省方法探索这些问题的。可是，德国机械论者在寻找办法使心理学变成一门科学的办法时，已经排斥了内省的办法，其理由是因为这是主观的，而且只处理不可观察到的现象。他们认为，解决心理学问题的科学方法，只能是处理神经反应的生理方面，而且，按照其中一位的说法，它只能是“没有灵魂的心理学”。千真万确，早在冯特实验室进行的第一次实验之前，弗希纳和东德斯都曾利用实验方法来测量某些精神反应。可是，正是冯特完整地开发出了这些方法，并使它们为后世两代心理学家所利用，精神过程可能用实验方法进行研究这个观点最著名的倡导者也是他。事实上，他早在1862年就开始思考这个观点了，就在他的《感官知觉理论论文集》的序言中：实验方法最终将在心理学中产生的重要性，目前很难被人们全盘认识到。经常有这样一种观点，即感觉和感知是实验方法惟一可能得到利用的领域……（可是）很明显，这是一种偏见。一旦灵魂被看作一种自然现象，而心理学也被看作一门自然科学，实验的方法也一定能在这门科学中得到更为广泛的利用。他在心理学与化学之间做了一个比较。正如化学家通过实验得知，一种物质如何受到其它物质的影响，而且也知道它本身的化学本质是什么一样，在心理学中也是一模一样的情形……说实验只能确定（刺激）对灵魂产生的作用，这是相当错误的。灵魂对外部影响的反应行为也可以确定下来，而且，通过变更这些外部影响，我们还可以得到一些定律，而这样的灵魂生命是会受到其影响的。简单地说，感觉刺激对于我们来说只是实验的工具。通过在感觉刺激里一边制造多重的变化，一边不停地研究灵魂现象，我们就可以应用这个原则，而它又是实验方法的精髓；如（弗兰西斯）培根所言：“我们可以改变现象发生的环境。”在冯特于实验室进行他的第一次实验的十几年前，他已经就因为是想把生理学和精神过程连接起来的桥梁建筑师而闻名了。有关他的观点的话早就传到了美国，威廉·詹姆斯于1867年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曾写道：在我看来，心理学变成一门科学的时代已经到来，某些测量已经在一些领域里进行起来，这些领域位于神经的生理变化与意识面貌（以感觉感知的形状）之阶……亥姆霍兹和海德堡大学一位名叫冯特的人都在进行这项工作，而我希望……今年夏天去拜会他们。（这年夏天，他没能访问冯特，不过，几年之后他去了，这时候，他本人已经成了心理学界的一位领袖人物。）一些不喜欢“英雄”史观的现代史学家可能会说，心理学这门新科学不是由冯特创立的，而是由19世纪中期总体的社会和知识状况引起的，也是行为和社会科学的发展状态使然。包括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以及后来的《人类及动物的情感表达》）中的动物心理学，圣奥古斯特·孔特的社会学研究，人类学家针对生命、语言和尚未有文字的民族思想越来越多的报告，以及其它相关因素，都创造了一种氛围，在这种氛围之中，有可能想到人类的本质是可以进行科学研究的。千真万确，没有哪一位冯特可以在德尔图良时代或者阿奎那时代，甚或笛卡儿的时代登高一望，振臂呼出实验心理学来；没有电池，没有发报键，也没有微时计定器，只有很少的人类行为景观可以当作一组现象加以实验研究。可是，在任何知识领域里，就算是时间和地点正好，脱颖而出的绝不是几千人，几百人，而只是少数几个佼佼者。甚至只有一个：一个伽利略，一个牛顿，一个达尔文，它们启发了另外几千个跟随者（后来还出现了妇女），他们向这些人杰学习，并把他们的事业推向前进。也只有一个冯特，他具有天才和驱动力，成为欧洲和美国新心理学的指路明灯。可在今天，他好像成了一位奇怪而矛盾的人物。尽管他有崇高的声望和长期的影响，可是，他的名字现在除了少数一些心理学家和学者外，很少有人知道；大部分可以轻易地认出弗洛伊德、巴甫洛夫和皮亚杰的外行，却不知道冯特是谁。哪怕的确知道他在历史上的地位的人，对冯特主要的观点是什么，他们也拿不出个一致的意见；不同的学者对他的系统的总结好像得出不同的冯特来。而且，虽然有一阵子，大部分心理学家都感到冯特的心理学范围过于狭窄，但这个领域里的少数几位史学家最近却重新估量了他的工作，并宣称他是一位有远大眼光和宽广胸怀的心理学家。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事情可能是这个样子的，使他成为难解之人的原因在于，他是19世纪德国学者的缩影：无所不通、顽固、专横，而且在他自己看来是一贯正确的——一个理想和一位今天难以理解的人物。第一位心理学家的成长有关冯特最令人吃惊的一件事是，这孩子怎会长成这样一位了不起的人。在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他看上去完全不像个会有半点出息的人，没有动力，也缺乏那份才气，更不用说会成为科学界和高等教育界一位杰出的巨人。事实上，他看上去直冒傻气。冯特1832年出生于曼海姆附近的内卡劳，在德国西南部，可算是书香门弟。他父亲是村里的路德教牧师，可他的祖辈上有大学校长、医生和学者。在许多年里，冯特一直没有显出才气来，对学习也没有什么兴趣；他当孩子的时候，惟一的好朋友是一个弱智男孩，而在学校里，他习惯性地走神打野，神情恍惚。冯特读一年级的时候，有一天他父亲来学校看他，发现他心不在焉的样子，盛怒之下竟当着同学的面煽了他几耳光。冯特永远也忘不了这件事，可这并没有改变他什么；还在13岁的时候，他在布鲁西萨尔上天主教专业学校，仍然是这么一位不长进的白日梦患者，他的老师常常公开煽他，另一位教师也当着其他同学的面嘲笑他——而这些学生多半都是些农家子弟，他们本身也不是读书的料。教师的惩罚也不起作用；他这年没有及格，满面无光。接着，冯特的父母送他去海德堡的学会。在那里，在一些他觉得趣味相投的同学中间，他慢慢控制住了自己走神的毛病，并通过了中学时代，尽管一向也不过是成绩平平。毕业时，他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不过，因为父亲已经去世，母亲也只有很少的养老金，他只得准备找一份工作，以保持住体面的生活了。他选择了医学，并报考了图宾根大学；他瞒着母亲玩耍晃荡了一年，什么也没有学到。可当他于年终回到家里，意识到几乎没有钱可以供他读完3年大学时，他发生了令人吃惊的变化。他在这年秋天去海德堡大学重新学习医学，带着满腔热情一头扎入学习，竟在3年时间内完成了学业，并在1855年的医学全国会考中获得第一名的成绩可是，在学习过程中，他发现临床实践对他没有什么吸引力，他对课程表中的理科课程反倒极有兴趣。1855年拿到硕士学位后，他在柏林大学花了一年时间跟随乔安·穆勒和文弥尔·杜布瓦·雷蒙学习，再于1857年被指定为海德堡大学的生理学讲师。次年，当著名的赫尔曼·亥姆霍兹来到该校建立生理学研究院的时候，冯特申请当他的实验室助手，并得到了这份工作。他为亥姆霍兹所做的工作进一步集中了他对生理心理学的兴趣。这时，他才20出头，尚未婚娶，冯特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工作狂。除了实验室的工作外，他还讲课，编教科书挣钱，进行他自己对感官知觉理论论的研究，并开始起草这个课题的大部头，即《感官知觉理论论文集》，这本书出版于1862年。在该著作中，只有30岁的冯特向德高望重的哲学家和机械论生理学家们提出了挑战，他说，心理学只有在它以实验结果为基础时才能成为一门科学，还说意识的确是可以通过实验手段进行探索的。1864年，冯特被提升到助教的位置，然后辞去了当亥姆霍兹的助手的工作，专心进行自己的研究。他不再有机会进入亥姆霍兹的实验室，因此他就在家里建了一座，收集并自己动手制作必需的仪器，并进行自己的心理学实验。他继续教授实验生理学课程，但他的课里已经出现越来越多的心理学材料了。直到30快进40岁，他才离开工作一个足够长的时间去追一位女郎，最后与她订婚，不过，因为经济方面的原因，他们只得推迟婚期。亥姆霍兹1871年离开了海德堡大学。冯特好像是他最符合逻辑的继位人，不过，虽然该大学不断派给他很多亥姆霍兹的工作，但只给了他一个自助教授的教职，工作只有亥姆霍兹的四分之一。这次提升使他和女朋友可以结婚了，不过，他比以前更加刻苦地工作，长时间撰写他的《生理心理学原则》一书，指望这本书能够让他离开海德堡大学。真的做到了。在第一部分——这本书以两个部分的形式出现，分1873和1874两年——冯特毫不含蓄地说：“本人在此奉献给公众的作品，是想要划出一门科学的界线。”这部著作带给了他所希望要的东西，即苏黎世大学的教授教席，一年以后又在莱比锡大学得到了更好的教职。冯特于1875年去了莱比锡大学，想法占到了孔维特房间用于存放物品和演示，4年之后便开始用它作为私人研究院了。他的讲座十分吃香，个人名声和实验室的名气吸引了许多助手来到莱比锡，1883年，大学增加了他的薪水，给他的实验室一个正规的地位，并给了他额外的空房，让他把实验室扩建成了有7个房间的套间。他本人花了较少的时间在实验室，而把大部分时间用在讲课、管理研究院和写作，并修改厚厚的心理学方面的著作，后来又写作了很多有关逻辑、伦理学和哲学的著作。他的每一天都严格规定好了，就跟依曼纽·康德一样。他早晨花大部分时间写作，然后进行一个小时的咨询，下午访问实验室，散一会儿步，一边考虑下次讲课的内容，把课讲完，然后再去一下实验室。他的晚上是安静的，除了音乐会以外，他避开公众生活，几乎从不旅行，可是，他和妻子经常招待高级班的学生，而且在大部分星期天里让助手们来家里进餐。在家里，冯特亲切和蔼，有些正规，但在大学里他是很教条的，而且很书呆子气；他行动起来就像大人物，自己也认为是这样一种人。他讲课的时候——大学里面最受欢迎的——他会一直等着，直到大家都坐好了，助手们也都到齐，而且都在前排落座。然后门会突然打开，他一步跨进来，一袭黑饱很是学术气，根本不看左右，径直就沿着走道奔向讲台，在讲台上摆弄一下粉笔和纸张，最后面对焦急的听众，手扶讲台滔滔不绝。他讲起课来口若悬河，激情昂扬，根本不看自己的讲稿，虽然他在文章里总是艰涩沉闷而且语义不明，但讲课时，他会以稳重的学术方式逗人开心。比如他就狗的精神能量讲的一番话是这样的：我曾花费大量时间试过我自己那条狮子狗，想看看它能不能肯定地表现出有没有经验上的概念。我教这条狗把一扇开着的门关上，要它在听到我“关上门”的命令时用前爪按通常的方式合上门。一开始，它在我书房一扇特别的门上学会了这一招。有一天，我希望它在书房的另一扇门上重复这个动作，可是，它吃惊地看着我，什么也没做。我费了很大的劲才教会它在改变了的环境下重复他的小把戏。可是，这之后，它毫不犹豫地听从命令，遇到像这样的两扇门它就能关上……（然而，尽管）某些特别主意的联想已经发展成为真正的相似——联想，可没有任何最小的指示，可以说明它的意识里面存在概念形成的主要特征——也就是特别的物体可以替代性地代表一整个物体的范畴的意识。当我命令它去关上一扇从外面打开的门时，它只是简单地做同一个动作：打开门，也就是说，它不是去关上它，虽然我不耐烦地重复命令，还是不能让它做任何别的事情。不过，它很明显因为不能完成自己的任务而极感沮丧。这就是冯特最为和蔼的程度，就连冯特最专心的弟子之一爱德华·泰切纳也觉得他通常“毫无幽默感，不屈不挠，极具进攻性”。因为极为博学，他认为自己就是权威。威廉·詹姆斯挖苦地对一位朋友写道：因为这个世界上必须得有教授，冯特也就是最值得称赞和永不可能敬仰过分的那种人。他不是一个天才，他是一位教授——一种其职责就是要知晓一切的存在，他必须对世间万事万物有所看法，而且还得与自己（的专长）联系在一 切。对他的研究生，冯特极愿给予帮助，关心他们，充满慈爱——但也十分专横。在一个学年开始时，他常常命令研究生班上的学生到研究所集合，他们要站在他面前形成一个队列，由他宣读该年度他必须看着完成的一些研究项目的单子，把第一个课题安排给站在队列边上的第一个学生，第二个课题交给第二位学生，如此类推。按照雷蒙德·番切尔的说法：没有人胆敢对这些分配提出异议，学生们都很有责任心地去完成一个个的任务，这些任务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成了他们的博士论题……（冯特）指导这些将要发表的报告的写作。尽管有时候，他还是允许学生在这些报告里表明他们自己的观点，可是，他经常拿起蓝笔来大肆操练。他最后的美国学生之一报告说：“冯特表现出了远近闻名的德国人特性，他非常热烈地捍卫自己学术观点的基本原则。我的论文约有三分之一没有能够支持冯特氏同化观点，因此惨遭删除。”公平而论，我们还得要说，晚年的冯特已经变得心地柔顺、慈祥可亲了。他喜欢在书房招待年轻客人和听课者，回忆自己年轻时代的一些趣事。他教课、写作，还指导心理学研究，直到1917年85岁退休为止。自此以后，他忙于著述，直到临死前8天，即1920年他88岁的时候还在写作。孔维特楼上的稀奇事如果我们在想象中参观冯特实验室，不管是早期的单间还是后来的套间，观察他们进行的实验，我们会觉得这些实验稀松平常，至多也只算得是一些不足称道的精神现象；我们通常认为人类心理学当中最为关键的一些领域——认知、思维、语言技巧、情感和个人间的关系，他们一样也没有探索。我们看见冯特的学生，偶尔还会碰到冯特本人，花费数小时的时间听节拍器，他们以各种速度开动节拍器，从非常之低到极高不等，有时候几拍之后就停下来，有时候又让它拍好几分钟。听节拍器的人每次仔细检查他们的感觉然后报告他们的意识反应。他们发现，有些条件是愉快的，有些不愉快，快节拍引起激动的感觉，慢节拍引起放松的情绪，每次嗒地一响后，他们会体验到微妙的紧张感，之后又有极微妙的放松感。这种看上去无足轻重的练习是一项严肃的事业，它在培训冯特所称的内剩他用这个词表示与自苏格拉底到休谟以来的哲学家们经常进行的内省十分不同的东西，它由对他们的思想和感觉的思考构成。冯特氏内省是准确的，有局限的和受控制的，它局限于冯特称作灵魂生命之“要素”的东西——由声音、光线、颜色和其它刺激引发的直接和简单的感知及感情。实验者提供这些刺激，并观察受试者的视觉反应，当受试者集中注意力到感觉和感情上时，刺激会在他身上形成。我们看见正在实验室里进行的许多实验，多少都跟这个实验室里进行的第一次实验，即马克斯·弗里德里奇的实验差不多。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一天接着一天，观察者让球落到平台上，激起一阵刺耳的噪音，因而合上启动微时计定器的触点。受试者一听到噪音，立马就按下发报键，使微时计定器停下来。这些实验通常以两种形式进行。在一种形式里，受试者被告知，一旦他清楚地感觉到自己听到响声后立即按下发报键；第二种形式是，他被告知，声音一响就尽快按下发报键。在第一种情况下，指令集中在他对自己的感觉的注意力上面；在第二种情况下，注意力在声音本身。不经意的旁观者兴许不会在这两种情况下看到任何差别，可是，研究者们经过许多次的试验后和微时计定器的检测后发现，第一种反应因为涉及一个人对紧跟着有意识的自发反应后对声音的感知的意识，因而通常要花约十分之二秒的时间；而第二种，因为涉及到纯粹的肌肉或者反射反应，只花约十分之一秒的时间。这些发现好像只是心理学研究中的琐屑之举，但是，在两种实验形式中，还有其它的差别，比时间长度更有揭示意义。受试者已经学会了内省，他们报告说，当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听到声音的意识上时，他们体会到一种虽然有波动但很清晰的心理图象，这个图象就是他们准备好要去听的声音，一种轻微的、波动的紧张感，当他们听到这个响声时，会有很轻的惊讶感，有很强的按动发报键的冲动。另外，在这个实验的反射形式里，他们体验到即将听到的声音的极微妙的心理图象，相当大的紧张感，当球落下来的时候会有很强的惊讶感，并产生了按下发报键的冲动而几乎没有有意识的意愿去按。因此，这个实验不仅测量有意识的意愿和反射意愿之间的时差，而且还能辨识有意识的过程，这个过程发生在这个简单行动的自我意识情形下。尽管研究者们的焦点集中在有意识的精神过程上，但他们只看这些过程的基本构件。几年以前，冯特曾大胆地宣布，实验可以探索灵魂，可现在，他感觉到他们只能对感觉、感知或者感情——即意识的基本材料——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上这么做。他说，较高级的过程，包括复杂思想，其特性都是“太过变化不定，因而不适合做客观观察的主体”。他说，语言、概念形成和其它一些高级认知功能只有观察观察才能进行研究，特别是在一些人群组的普通倾向中。冯特对科学的心理学实验的定义是，在这种实验中，一个已知的、受控制的生理刺激——即他所说的“先质变量”——被施加进来，及一个人被观察到和测量到的反应。亥姆霍兹和其他人都已经做过这些事，可是，他们都局限于他们自己对一个人的视觉反应的观察上了。冯特的巨大贡献在于，他利用了他自己的内省办法来获取有关受试者有意识的内心反应的计量信息。不过，他把这些局限于最为简单的一些感情状态。在这个实验室的头20年里，约进行了100种主要的实验性研究和无法计数的小型实验。许多实验都涉及感觉和感知，而且基本上与韦柏、亥姆霍兹和费希纳的传统相吻合。可是，这个实验室最有创意和最为重要的发现来自于它对“心理测时法”的研究，即测量某些特别的心理过程和过程之间相互作用所需要的时间。其它的一些研究引入了一系列更为复杂的过程，以便能够激发和测量好几种心理过程。比如，引入好几种可能的刺激和反应——一个刺激也许有四种不同色彩之一的形式，每种色彩都需要一个不同种类的反应——实验者就可以把探索的范围扩大，把区别和选择都包括进去。其它一些研究涉及感觉和通感之间的界限。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是，实验者将一组信件装在旋转鼓的孔眼里很快地闪过；受试者“感知”到它们（在意识的周边看到它们，而没有时间去辨识这些信件）但在下个旋转时会对已经看到的东西产生“通觉”（有意识地记住并进行辨识）。主要的发现是注意力宽度的大小：大部分受试者在看到它们但没有时间去辨认后，可以产生通觉并说出4－6封信或几个单词。更小一组研究探索了联想——不是英国联想主义者们讨论的那种高水平联想，可是联想基本的建筑模块。在一个典型的研究中，助手会念出单音节词汇，受试者要在听分辨出每个词的时候立即按下一个键；这可以测量到“通感时间”。然后，助手会说出一些类似的词，而受试者要在每个词唤起一个相关念头时按下那个键。这会花长一点的时间。从总时间里减去通觉时间将得出冯特所谓的“联想时间”——意识要找到一个与听到或者辨识出来的词相关的词需要多长的时间——这个数字在一般人身上平均是四分之三秒。冯特同时代的一位英国物理学家卡尔文爵士常常说：“当你能够测量你正在说的话，并且能够用数字表达出来时，你就了解了其中一些东西；可是，当你无法测量它，当你不能用数字表达它时，你的知识就是贫乏和不能令人满意的那种。”冯特实验室里收集到的那些数据肯定符合这个知识标准，至少涉及心理过程的基本构件。冯特心理学冯特对自己的评价可不只是一位实验科学家而已。在他自己的著作和文章里，冯特担当了心理学系统组织者及其总计划的建筑师这个角色。可是，他的系统证明难以详细说明，而对它的主要特征的总结总是千差万别，莫衷一是。按照波林的说法，其中一个原因是，冯将的系统是一种分类方案，不能够通过实验证明或者反驳。它不是一种可检测的庞大理论的自然发展，而是有秩序的教育计划，是一些基于中期理论的课题，其中有许多不能够用在莱比锡实验室使用的方法进行探索。总结冯特系统更大的一个障碍在于他不断地修改它，增添一些新东西，因此，它不是一件东西，而是许多东西。的确，在他那个时代，评论家们很难在他的系统的任何部分找到麻烦，因为他不是在新版本中作了更改就是转到了另一个话题。威廉·詹姆斯虽然赞扬冯特的实验工作，但他也抱怨说，他的作品和观点的庞杂，使他作为一位理论家的指导不能为人所用：尽管（其他一些心理学家）利用他们的批评而把他的一些观点驳得体无完肤，但他却同时又在写另外一本主题完全不同的书。如果像切蠕虫一样把他断成几截，每一节自己都会爬行起来。他的大脑延髓里没有生命结，因此，你不可能一下子把他弄死。可是，如果说在冯特的心理学中找不到中心主题，列举一些反复出现的散题还是有可能的。一个就是他的灵魂平行论。尽管冯特经常被标上二元论者的标签，可是，他不相信任何叫做意识的东西能够存在于人体之外。他的确说过，意识的现象与神经系统的过程是平行的，但是，他认为前者是基于实际神经现象的合并的。另一个主题是他认为心理学是一门科学的观点。开始，他提倡它是，或者可能是一种Naturwissenschaft（自然科学），可后来又说他基本上是Geisteswissenschaft（有关精神的科学，不是指非物质的灵魂意义上的精神，而是指更高级的心理活动）。他说，只有直接经验的实验研究才是自然科学，其它的都是精神的科学。他就个人和社会心理学及其相关的社会科学写了很多长篇大论，可是，在写作中，而且没有承认甚或说明，严格的实验方法是可以在这些领域里发展的。冯特心理学最接近中心的论题是，有意识的心理过程由基本的因素构成——直接经验的感觉或者情感。在他的早期作品中，冯特说，这些元素自动结合起来成为心理过程，有点像化学元素形成化合物一样。可是，不久之后，他说，用化学作比不准确，因为化合不是作为化学而发生的，而是作为注意力、意愿和创造力发生的。尽管直接经验因其因果关系的规则——特别刺激引起特别元素经验——心理生命有其自身的因果关系：思维发达，思想一个接跟着一个，都有特别的规则。冯特给这些规则取了专门的名字，可是，这些名字基本上都是他对联想、判断、创造性和记忆的重新改造。他的另一个心理学主题，特别是他后期著作中的主题是，“意愿的动作”对所有有意识的行动和心理活动都是必不可少的；这些心理活动是一个愿意积极地以某种方式思想，说话和行动的感觉代表的结果。在他看来，哪怕简单的、非思想的动作也都是意愿性的，不过，他认为这些动作是强迫性的。来自更为复杂的精神活动的动作都是意愿性和自动的。尽管这个理论在如今的心理学中已经找不到了，可是，这是冯特本人这一方面的努力，为的是要超越机械论心理学的自动主义论，并建立更为完整的模型。总的来说，冯特的心理学比人们普遍认为的要宽泛得多，包括的内容也更为广泛。不过，平均来说，他是很严格和喜欢排它的，因而遗留下，或者禁止了许多的研究领域，这些在今天都被接受为这个领域最为基本的部分：——他一无例外地反对任何形式的心理学实际用途；他最有才干的一位学生恩内斯特·莫曼转向教育心理学时，冯特认为他这是放弃这边而转向了敌方。——他还反对除了他自己规定的内省法以外的任何别种形式。他猛烈地抨击了其他一些研究者的工作——即沃滋堡学派的成员，关于这个学派，我们不一会儿会了解更多一些。这个学派要他们的受试者在实验期间讲出他们想到的任何东西。这种方法，冯特说，就是“假”实验，即不是实验方法学上的，也不是内省式的。－儿童心理学刚一出现他就提出反对意见，因为这些研究的条件不能够得到足够的控制，因而其结果也不是真正的心理学。——他摒弃了同时代的法国心理学工作，因为法国心理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催眠法和暗示法。因为这种研究缺乏严格的内省，他说也不是心理学的实验。——最后，他特别反感威廉·詹姆斯的心理学，而后者的心理学却更为完整，更有洞察力，更有个人特色。读完了詹姆斯极受全世界普遍欢迎的《心理学原理》一书后，冯特酸酸地说：“这是文学，它很美，但不是心理学。”原来如此的转变有关威尔汉姆·冯特的任何东西都没有他对心理学的影响奇怪——广泛得很矛盾，然而又不是太大。广泛：——他是这个领域里的博学之士和大计划的决策人，他给这片学术领土划分了疆界，并定义它为一门新的科学。——他个人培训了许多人，这些人后来在这门科学的前几十年都成了德国和美国最伟大的心理学家。——他把生理心理学开始阶段最有特色的方法论引入了实验心理学。他的实验室及其方法都是下半个世纪许多实验室的模范。——通过他厚厚的、权威性的教科书，冯特影响了头两代美国心理学家及其学生。在20世纪初期，美国心理学的学生都可以把他们的历史渊源追踪到冯特那里去。可又不是很大，冯特的思想在当代心理学理论中不起任何作用。主要的原因有：——冯特就心理学几乎每一个可以想象到的领域写作，包括按照他自己的实验方法无法通过检验的许多话题，比如灵魂因果关系、催眠术和通灵术。结果，一些年轻的心理学家认为他是某种二元论者和玄学思辩者，因而，对一些可以进行科学调查的心理现象更加热烈地采纳了实证主义的标准。他们的观点将在行为主义中象征出来，而行为主义认为内盛哪怕是冯特形式的内省，都是非科学和无价值的。—一可是，其他的许多心理学家，都反对他们认为是过于狭窄和生硬的冯特心理学。他们被吸引到了带有实际应用目的的研究领域，其中有儿童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心理学测试和临床心理学。所有这些领域，虽然都超出了冯特心理学的界限，但都成长并发达起来。——在冯特的晚年，一些新的心理学研究流派出现了，是对他的心理学系统特征的一种拨乱反正。这些学派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实验心理学不应该局限于基本的直接体验，而应该探索更高级的心理活动。比如记忆。在柏林大学，赫曼·艾宾豪斯（1850－1909）发明了调查记忆活动的一个方法，这个方法排除了主观和一个人以前的经验影响。他发明了23O0个没有意义的音节——由一个元音间隔开的两个辅音组成的无意义组合，比如bap、tox、muk、rif等，并用这些词进行一系列的记忆实验。比如，他读出一组音节，然后尽量记忆其中的音节。通过一些调整，如增加长度，阅读的速度、阅读的次数，他很有激情地探索这些课题，如，音节的数目与阅读的速度如何发生关系，而且必须能记住（记忆住这个单子的难度比记忆其长度增长快多了），遗忘与学习及复习之间的时间间隔有什么联系，重复及复习对学习与遗忘产生的影响。艾宾豪斯如此专注于研究，竟至于让自己背负了无法想象的劳动。有一次，为了确定重复的次数如何会对记忆的保持产生影响，他背诵了420排16音节，每个音节背诵34次，总共14280个，这是心理学上的高峰。他的方法虽然听上去耸人听闻，但极为成功，从这以后，它成了实验心理学的标准。（最近几十年来，他从工作当中得出的一些预测已经在其重要性上下落了许多；对最近记忆的研究，重点已经从无意义的内容转到有意义内容的记忆上了。）哥丁根大学的乔治·艾利亚斯·穆勒（1850－1934）在艾宾豪斯的方法里面加入了内省法，以便检查统计发现结果后面的心理活动。穆勒发现，无意义音节的回记忆远不仅只与排的长度有关系而且与重复的次数及类似因素有关系，它在很大程度上与受试者积极使用自己的方法呈偶然关系，比如成组、节奏和甚至有意识地将一些意义安放在这些词上。简短地说，学习不是一种消极的过程，而是积极和创造性的过程。这些发现也有助于心理学从在莱比锡大学强加上去的局限中解放出来。还有其他一些心理学家，包括冯特的一些学生，发展出更为激进的实验研究方法。奥斯瓦尔德·克尔普（1862－1915）尽管是在冯特指导下完成学位并跟他当了8年助手，但他慢慢觉得，不仅记忆，而且其它许多的思想过程都可以在实验室里加以研究。1896年，他在沃滋堡大学成立了一个逻辑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很快产生了影响，地位仅次于冯特实验室，他和学生也成了沃滋堡学派。他们最有特色的贡献在于使用到了“系统实验内省法”，受试者不仅报告自己的感觉和感情，而且要报告进行心理测试工作时的想法。克尔普利用这个方法来试验东德斯的假想，即复杂的心理活动由简单的活动组成，结果是，一级级的心理活动在反应时间实验中经常会完全改变思想过程，得出一个与将所有涉及的步骤简单相加不同的反应时间。沃滋堡学派其他一些人的工作——卡尔·马尔布、纳希斯·阿什和卡尔·布勒-使这个学派的名字与人类思想实验研究等同起来。在典型的沃滋堡实验中，受试者也许会得到作为刺激用的一个词，然后要他产生一个更为复杂的相关词，或者一个更为具体的相关词。如果刺激用的词是，比如说，“鸟”，则处于“较上位”的词（更综合）可能是“动物”，“较下位的”词（更具体）可能是“金丝雀”。之后，受试者要重述执行任务的几秒钟时间内脑子里想的所有事情——他对刺激词的辨识、对这项任务的反应、由刺激词唤起的心理图象、对合适词的搜寻和合适词的样子。这些回顾活动，写下来后进行分析，找出其中线索，了解记忆工作的机制。（最近几年，这个方法被人工智能专家们采用来创造“专家系统”——计算机程序，可以刺激人类解决问题的活动，如通过计算机语言复制人类专家推理的步骤进行医疗诊断。）沃滋堡学派的成员们作出的另一项奇怪的发现是，受试者有时候在内省中找不到心理图象的痕迹。比如，增加或者减少数字，或者判断一句话是否正确，可能不会涉及图象。研究者们把这个现象叫做“无图象思维”；它表明，与冯特理论不一样的是，有些思维过程不是由基本感觉或者通感构成的。一位名叫亨利·瓦特的研究者也属于沃滋堡学派，他为这个学派找到了另一个极有价值的发现。他发现，如果在把刺激词告诉受试者之前，把任务告诉他——也许是“找一个综合词”，内省会显示，受试者并没有去找这个词，而这个词却自己显现出来了。瓦特在这之前曾发现“确定倾向”，或者叫“心理定式”——思维通过无意识的方法为完成一项任务作出的心理准备。沃滋堡学派根据这些方法扩大了实验心理学，远远超出了冯特规定的范围，并使心理学朝着更完整的方向迈出了步伐。到20世纪20年代，冯特心理学慢慢退出历史舞台了。鲁迪特·本杰明教授是这个领域的历史大家，他作出了一个总结：最终，冯特心理学以及他同时代的心理学都被更新的心理学方法所替代了。尽管这种心理学系统的一些部分还存在于现代心理学中……我们还能记住他的主要原因是，他看到了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出现和希望，并在19世纪迈开了大步，确立了这门新科学主要的原则。可是，他还说，最近的研究发现，冯特具有“深刻的理解和广泛的兴趣（例如，他在文化、法律、艺术、语言、历史和宗教上的论著）”，而这方面一直为大众所忽略。尽管如此，波林对冯特的评价却好像是无懈可击的，这个评论最早是60年前作出的，1950年还是如此：艾宾豪斯而不是冯特……在如何研究学习上面闪耀出天才的火花。有关情绪、思维、意志、智力和性格这些大问题也是如此，这些问题将会得到成功的解决，但冯特实验室尚没有准备好解决这些问题。然而，我们不应该轻视我们的遗产，因为，是在这些遗产的帮助下，我们才在时机成熟的时候远远超越了它。心理学的故事北极星书库-CohenIndexlNormall3212001-03-18T13:54:00Z2001-03-18T13:55:00Z7289416500txsx13733202639.28127.8磅心理学的故事第六章 无心插柳的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这不是科学”一位在心理学这门新科学里成了出类拨萃的教授，可又不承认它是一门科学的人，应该归入哪一类呢？他赞扬实验心理学家们的发现成果，可又不情愿进行实验，尽量少做实验；他被认为是他那个时代（19世纪晚期）美国最伟大的心理学家，可他从没有上过心理学课，甚至有时候还否认自己是一位心理学家。听听这位怪杰威廉·詹姆斯的话：对一位写诗的朋友，他以对德国机械论者的新心理学不无嘲讽的口吻写道：“科学现在可以确认的惟一灵魂，就是一只砍掉了头的青蛙，这只青蛙的抽搐和扭动表达出比你们这些怯懦的诗人所能梦想到的更深刻的真理。”在给他兄弟，小说家亨利·詹姆斯的信中，他说心理学是一种“讨厌的小课题”，只要是人们想知道的，它都不去研究。在他完成他自己卷帙浩繁和权威性的《心理学原理》后不到两年时间内，他写道：听到人们骄傲地谈论“新心理学”，看到人们在编写“心理学史”，真是件奇怪的事情，因为这个词所涵盖的真实元素和力量在这里根本就不存在，一点清晰的影子都找不着。只有一串纯粹的事实；一些闲言碎语和不同意见的争执；仅只在描述水平上的小小分类和综合；一种强烈的偏见，说我们有不同的思想状态，说我们的大脑控制着这些状态；可是，根本就没有任何规律可言，不像物理学能够给我们列出一些定律那样找出规律来，没有一条命题可以拿出来用以从因到果地推断一个结果出来。这不是科学，它只是一门科学的希望。可是，这位直言不讳的不服从者并非对心理学抱嘲笑态度，反而对它有极大的期望。他看出，它的目标是要发现每一种生理的“大脑状态”与相应的意识状态之间的联系；对这种联系真正的理解将是“科学的成就，在这样的成就面前，以前所有的成就就相形见绌”。可是，他说心理学还没有准备好实现这个目标；它的状态就像伽利略宣布运动定律以前的物理学，拉瓦锡宣布质量守恒律以前的化学。在这门科学的伽利略和拉瓦锡出现以前，它能够做的最好的事情是解释有意识的心理生活的定律，可是，“这一天最终必将来临”。令人敬慕的天才詹姆斯的话虽不是正式的评论，也没有自命不凡的意思在里面，不过，这些话告诉我们，我们马上就会看到一位与冯特完全不一样的人，难怪他们对彼此的工作都没有什么好话可说。詹姆斯个子矮小，身体瘦弱，蓝色的眼睛，脸上有少许胡须，他长得眉清目秀，还有一个有贵族气的前额，他喜欢穿一些不那么正规的衣服，比如诺福克夹克、浅色的衬衣和宽松的领带，这跟他的教授身份不怎么相符。他为人友善，风度迷人而且还喜欢外出经常跟学生一起走过哈佛园，与他们谈话非常投机，这景象让严肃的教授感到害怕。作为一位讲课人，他又活泼，又幽默，以至于一天上课时，一位学生打断他的讲课，请他严肃一些。尽管他总挂着一脸微笑，看上去有孩子气甚至很顽皮，可是，这是一位复杂的人物：他很坚强，可有时候又很脆弱，工作勤奋，也喜交际，心情开朗，但有时也受一阵阵子忧郁的困扰，对学生很友善，对家庭也充满爱心，可他很容易感到厌倦，而且喜欢夸大其事，干一些像校对之类的琐事时喜欢挑挑剔剔的。（对此他曾写道：“别再让我校对了！我会原封不动地退回去，再也不跟你说话。”）尽管他有绅士风范，行为也极有教养，可他有时候也会十分恶毒，比如前面引用的他评说冯特的那些话，可是，通常他只在私人信件里说这些，而在他的公开著作里却是谦逊有礼，客客气气的，哪怕是在批评别人的时候。他行文极为流畅，很轻松写意，有关私人的话也说得很多，这是他同时代其他的心理学家，特别是德国人，做梦也绝不会做到的。在一些制约着一个人的好多功能社会性自我的不同规则中，他说：“总体来说你不能撒谎，但是，当问及你与某位女士的关系时，你完全可以随自己的意思来；面对一个同行，你必须接受挑战，可如果是比你差的人，大可一笑了之，聊表轻蔑即可。”为了示意一个人对不喜欢的课题很难集中注意力，他举出下面这个例子（可能就是他本人）：人们会抓住各种各样的借口来逃避手头上不想干的事情，不管这无意到手的借口是何等的琐屑和与己无关。比如，我认识一个人，他宁愿去拨火，剔地上的污渍，清理桌面，翻报纸，翻一翻眼睛能看到的任何书，修理指甲，简短地说就是磨磨蹭蹭地浪费掉一整个上午的时间，而且这一切都不是事先计划好的－为的只是他所不喜欢的形式逻辑学，而中午时分他应该做的惟一事情就是为这门课备课。对此，您有何高见？！有时候，詹姆斯会用一些幽默的故事和笑话冲淡他作品里面的严肃性。在描写亥姆霍兹和冯特对一位刚刚错误地应用了他们的无意识参考原则的教授作何感想时，詹姆斯写道：“很自然，（他们）对他的感觉就像故事里那位水手对那匹马的感觉，因为这匹马把他的脚伸进马镫里了，水手说——‘如果你要穿上（往前走），我就只得脱下（下马）了。”’詹姆斯有时也相当敏感，富有同情心。当海伦·凯勒还是个小女孩子时，他就买了一个估计她会喜欢的小礼物送给她，而事实上她永远没有忘记这个礼物——一根鸵鸟羽毛。（海伦·凯勒为盲人、聋人和哑巴，凭惊人毅力学会数种语言，并成为作家。她的故事在全球传颂——译注。）难怪哲学家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总结他时说：“威廉·詹姆斯，那是位可敬的天才。”威廉·詹姆斯1842年出生于纽约市，他家境富裕，可万没有想到他竟会成了纨裤子弟，不算花花公子也只能算个浅尝辄止的玩家。他祖父是苏格兰——爱尔兰血统，是从爱尔兰来到美国的，他是位精明强干的商人，还是伊利湖运河的发起人，赚了好几百万美元。结果，他的儿子亨利（威廉的父亲）根本就不需要去工作。亨利上了两年的教会学校，但因为觉得这里古板的长老会教条令人难受而辍学，可是，他还是持续对宗教及哲学问题感兴趣，一辈子都是如此。33岁的时候，他遭遇到严重的情感危机。晚餐后，当他闲看着火堆时，突然被一阵莫名的恐惧感笼罩住了——“一种完全失去理智和可怜的恐惧，没有任何显然的理由”；他后来说——虽说只持续了10秒钟，但却让他受到极大的打击，在以后的两年内持续受到反复发作的焦虑影响。看医生，旅行和其他一些分神的办法都不起太大作用，可最终，他在瑞典神秘主义者依曼纽·斯维登堡的哲学里找到了救助的办法，因为斯维登堡本人也曾受到这种焦虑感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