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一旦他停止看镜像或者是闭上眼睛，幻影也就立刻又凝固了。拉玛张德兰给了菲力普这个盒子，让他带回家去训练，希望菲力普通过刺激能重接大脑图谱的塑性变化，最终忘却他的幻影瘫痪。菲力普每天用这个盒子训练十分钟，但仍然只有当他睁开眼睛，看着好手的镜像时，它才能起到作用。接着四周之后，拉玛张德兰便接到了菲力普的电话，电话中他非常地兴奋。他的幻臂不但不凝固了，而且永远地消失了——即使是当他不使用这个盒子的时候。他的幻肘以及这种折磨人的疼痛也消失了。剩下的只是不会感觉疼痛的幻指了，仍在他的肩膀上悬吊着。拉玛张德兰，这位神经学上的魔术师，成了第一位执行一个似乎不可能的手术的医生：成功的幻肢截除手术。第三部分 第七章 疼痛（2）拉玛张德兰用他的盒子治疗了许多患者，他们当中大约一半的人不再有幻觉痛了，他们的幻影也不再凝固了，并且开始感觉到可以控制住它们了。其他的科学家也发现用镜像盒训练过的患者有所好转了。fMRI脑部扫描表明当这些患者有所好转时，他们的幻影运动图谱也扩大了，因截肢而带来的图谱收缩也逆转过来了，并且感觉和运动图谱也正常化了。镜像盒似乎是通过改变患者体像的知觉来治疗疼痛。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因为它既解释了我们的心智是如何运转的，又解释了我们如何经历疼痛。疼痛和体像是紧密相关的。我们经历疼痛的时候，疼痛总是投射在身体上。当你伸腰的时候，你会说，“我的腰，痛死我了！”而不会说，“我的痛觉系统，痛死我了”。但是正如幻影所表现的那样，我们不需要一处身体部位，或者甚至不需要痛觉感受器来感觉疼痛。我们需要的只不过是一个体像，由我们的大脑图谱产生的体像。有真实肢体的人们通常认识不到这一点，因为我们肢体的体像完全地投射到了我们真实的肢体上，这样就不可能将我们的体像和我们的身体区别开来。“身体本身就是一个幻影”，拉玛张德兰说，“它是一个你的大脑纯粹为了方便所构造好了的幻影。”体像扭曲很是普遍，表明了体像和身体本身之间就有区别。当厌食者们饿得不成样子的时候，他们还是觉得他们的体形肥胖；有人觉得自己的体像扭曲，这种症状称为“躯体变形障碍”；他们把依照正常标准其实十分完美的身体部位却看成是有缺陷的。他们认为他们的耳朵、鼻子、嘴唇、乳房、*、*，或者是大腿不是太大就是太小，或者就是长得“不是地方”，然后他们就感觉非常的羞愧。玛丽莲·梦露一直认为自己有许多的身体缺陷。这种人通常会去做各种整形外科手术，但是术后他们仍然感觉自己是畸形的。其实他们必须做的反而是“神经整形手术”，以此来改变他们的体像。当轻伤、擦伤、毒虫咬伤指头，使得整个肢体疼痛不堪，身体的“保护机制”会阻止患者活动肢体时，这种情况就出现了。在受伤之后，这种症状会持续很久，而且通常会变成慢性的，在轻微擦伤或皮肤划破之后，皮肤就伴有灼痛、不适。拉玛张德兰认为大脑重组自身的塑性能力带来了身体防护机制的病态形式。当我们自我保护时，我们不让肌肉活动，以免加重受伤的程度。如果我们必须有意识地提醒自己不要动，我们就会变得精疲力竭，而且跌倒，伤着自己，感觉疼痛。拉玛张德兰想，现在假定在运动发生之前，大脑通过触发痛觉避免了错误的运动，而运动是在运动中枢发出运动指令之后和运动被执行之前产生的。大脑是否有比确认运动指令本身触发痛觉更好的方法来阻止运动呢？拉玛张德兰开始认为在这些慢性疼痛患者身上，运动指令连在了痛觉系统上，这样，即便手臂已经治好，可是当大脑发出一个运动指令来活动手臂时，它仍然会触发痛觉。拉玛张德兰称之为“习得性疼痛”，并且想知道是否镜像盒可以帮助缓解这种疼痛。所有传统的疗法都已经在这些患者身上试过了——阻断连到痛觉区域的神经、物理疗法、镇痛剂、针灸，以及按摩——都毫无效果。在帕特里克·沃尔参加的一个团队所做的一项研究中，要求患者坐下来，将双手都放入镜像盒中，他只能看见他的好手以及好手在镜子里头的影子。接着患者在镜像盒里头随意地移动他的好手（可能的话也移动他的病手）十分钟，每日数次，坚持训练几周。或许未经运动指令引起就产生的活动的镜像，让患者的大脑以为他的患手现在能够毫无疼痛地、自在地活动了，或许是这项训练使得大脑知道已经不需要身体的防护机制了，这样它就切断了活动手臂的运动指令和痛觉系统之间的神经连接。患有两个月痛觉综合症的病人好转了。第一天疼痛就减轻了，甚至在镜像训练期结束之后，缓解仍在持续。一个月之后，他们不再有任何疼痛了。患有5个月到1年症状的患者不能很好地恢复，但是他们的手脚不再那么僵硬了，而且能重新工作。患有超过2年疼痛的那些患者则无法恢复。这是为什么呢？有一种看法认为这些长期的患者这么长时间没有活动他们的患肢，以至于患肢的运动图谱都开始弱化了——这又是不用则废的例子。剩下的图谱全部是当这个幻肢最后一次使用时所残余的最为活跃的少量的连接，不幸的是，这些连接却连在了痛觉系统上，正如截肢前打了石膏的患者形成幻影，恰好在他们手臂截除之前所“固着”下来的幻影痛一样。一位澳大利亚的科学家，摩斯利，认为他也许能帮助这些患者，这些患者使用镜像盒没有好转，通常是因为他们的疼痛是如此的强烈，使得他们在镜像疗法中无法活动他们的肢体。摩斯利认为用心智练习建立患肢的运动图谱也许神经塑性疗法对可以触发塑性的变化。为了激活患者大脑的运动网络，他要求他们仅仅去想象活动他们的痛肢，而无须进行真正的活动。患者们也看各种手部图片，来确定哪只是左手，哪只是右手，直到他们能够迅速而准确地辨认出来——这是一个大家熟悉的激活运动皮质的技巧。在他们面前显示处于各种姿势的手，并且叫他们对其想象十五分钟，一天三次。在这种视觉训练之后，他们就做镜像疗法，经过12周的治疗以后，他们当中有些人疼痛已经减轻了，其中半数人的疼痛消失了。想想这有多么的了不起——对于最折磨人的慢性疼痛，一个全新的疗法，只使用想象和幻觉来塑性地重建大脑图谱，而不需要使用任何药物、针管或者是电击。第三部分 第八章 想象力——神经塑性疗法对帮助增强记忆力和学习力的效能当我们为了考试背诵答案，为演戏准备台词，或者对各种表演人的智力就会突飞猛进的增强发言进行彩排时，我们都在做科学家所谓的心智实践或者心智演练。但是因为很少人做得系统、严密，所以我们低估了它的效用。有些运动员和音乐家用它来为表演做准备，当钢琴演奏家格伦·戈尔德要录制音乐的时候，他毕生都主要依靠心智实践来为自己做准备。心智实践的一个最高级的形式是不用棋盘也不用棋子的“盲棋”。棋手想象出棋盘和棋局，始终记住每一着的变化。阿纳托利·沙兰斯基，苏联的*活动分子，曾用下盲棋来度过狱中岁月。1977年，犹太裔的计算机专家沙兰斯基被错误地指控为美国的间谍，于是在狱中度过了9年岁月，在冰冷黑暗，只有五六英尺的、坚固的牢房中，熬了四百多个日日夜夜。被单独监禁的*通常都会精神崩溃，因为不用则废的大脑需要外部刺激来保持它的图谱。在这种知觉剥夺的漫长岁月里，沙兰斯基连续数月的下盲棋，这可能帮助了他，使他的大脑免于退化。他一个人自己跟自己下，从正反两方的角度，将棋局记在脑子里——这是对大脑的一个非同寻常的挑战。沙兰斯基有一次半开玩笑地告诉我，他当时下棋是想着利用这个机会，说不定有朝一日能成为世界冠军。他放出来以后，在西方舆论的施压下，他去了以色列，成为了一名内阁部长。当世界冠军加利·卡斯帕罗夫和首相以及内阁部长下棋的时候，只有沙兰斯基未被他击败。我们从那些做过大量心智实践者的脑部扫描可以知道，沙兰斯基在狱中的时候，他的大脑里头可能发生了些什么。再来看看鲁迪戈尔·甘姆的事例吧，甘姆是一个智力正常的德国年轻人，但他却使自己成为了一个数学奇迹，成了一台肉身计算机。尽管甘姆生来没有什么数学天赋，但他现在能心算一个数字的九次方或者五次方根，并且能在五秒之内解决像“68乘76等于多少”这样的问题。在银行工作的甘姆，二十岁时就开始每天做四小时的心算训练。到二十六岁时，他已经成为心算天才，能够以在电视上表演为生了。当他心算时，有人用正电子X射线层析术对他进行大脑扫描后发现，他能比“正常人”多用五个以上的脑区来做计算。心理学家安德斯·艾立逊，一位技能发展方面的专家，表明像甘姆这样的人是依靠长期记忆来帮助他解决数学问题的，但其他人只会依靠短期记忆。专家脑子里头并不存贮答案，但存贮的是帮助他们找到答案的关键事实和策略，然后他们能很快地找到答案，尽管这些答案也存在短期记忆中。使用长期记忆来解决问题，这在大多数领域的专家们当中是相当普遍的，艾立逊发现在多数领域要成为专家，通常要经过10年左右的不懈努力。我们能够仅仅通过想象就改变我们大脑的一个原因是，从神经科学的观点看来，想象一个动作和实际上做这个动作并没有像他们看起来的那样不同。一旦闭上眼睛，并且想象一个简单的物体，比方说，字母a，那么主要的视觉皮质就会活跃起来。就像受试者真正看到字母“a”时一样。脑部扫描表明在动作和想象过程中有许多相同的大脑部位被激活了，这就是为什么想象能够提高表现的原因。第三部分 第九章 让幽灵寿终正寝（1）——神经塑性疗法对抑郁症的调治L先生40年来患有不时发作的抑郁症，在和女子发展爱恋关系上困难重重。他快六十岁了，刚退休不久的他来到我这寻求医治。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很少有精神病医生对大脑是塑性的而有一定的了解，所以年近六十的人经常被认为“在各方面都已经固化了”，很难再从一个既要消除症状，又要改变他们性格中长期存在的各方面问题的治疗中受益。L先生总是衣着讲究，彬彬有礼。他聪明、敏感、说话简洁清楚，并且很少抑扬顿挫。当他谈到他的情感时，他就开始越来越含糊其辞了。除了他的严重的抑郁症之外（只有部分抗抑郁药对他的抑郁症有效），他还患有另外一种奇怪的情绪疾病。他似乎常常被一种神秘的麻痹无力的感觉——所击倒——这看起来很突然，令他感到麻木、无聊，似乎时间都已经停止了。他还说自己喝酒太多。他特别对恋爱关系感到不安。一旦他建立恋爱关系时，他可能就开始要退缩，觉得“可能在别处有更好的女子被我忽略了”。他有许多次对妻子不忠，于是导致了他的婚姻失败，这是个他深感遗憾的结果。更为糟糕的是，他还不能确信为什么他是不忠的，因为他觉得他对他的妻子非常地尊重。他试了好多次想跟她重归于好，但她拒绝了。他无法确定爱是什么，也从来不会对别人吃醋或者想占有别人，而是老觉得女人想要“占有”他。他既避免讨好女人也避免和女人发生冲突。他很关心孩子，但是更多觉得的是一种责任感，而不是一种天伦之乐。这种感觉让他痛苦，因为他的孩子们都喜欢而且挚爱着他。当L先生只有26个月大的时候，他的妈妈就在生他的妹妹的时候难产而死。他不认为母亲的去世对他有显著的影响。他有7个兄弟姊妹，自那以后，他们唯一养家糊口的人就是他的父亲，一个农民，大萧条时期在一个穷困的县里经营着一个与世隔绝的农场，这农场里既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一年之后，L先生就患上了慢性胃肠疾病，需要长期地护理。他四岁的时候，他父亲因为没有办法照顾他和其他孩子，就把他送给了一千英里之外的一位已婚但没有小孩的阿姨。两年之后，L先生短暂人生中的一切都改变了。他失去了他的母亲、他的父亲、他的兄弟姊妹、他的健康、他的家、他的村庄以及一切他所熟悉的外部环境——他所关心的，他所依恋的一切都失去了。而且因为他是在那种习惯于忍受艰难困苦，始终保持缄默的人们当中长大的，所以他的父亲也好，他的养父母也好，都很少和他谈到他的这种精神失落。L先生说他对四岁以前的生活根本没有记忆，他对十几岁时的记忆也少得可怜。他对所发生的一切并不觉得悲哀，而且他从来也不哭，尽管都已长大成人了——对于任何事情他都不曾哭过。事实上，他说好像在他身边没有任何事情在他脑子中留下过记忆。为什么会这样呢？他问道，难道是孩子心智发育太差以至于没有记下这样的早期经历吗？可是这里仍然有他确实记录了下来的这种失落的线索。尽管在多年以后，当他讲述自己的故事的时候，他看上去似乎仍处在惊恐之中。他还经常被梦境所萦绕，在这些梦中他总是在寻找什么东西。正如弗洛伊德发现的，有一个结构相对不变的梦境不断出现，通常梦境中包含了早期心理创伤的记忆片段。第三部分 第九章 让幽灵寿终正寝（2）L先生述说了下面一个典型的梦：我在找什么东西，可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是一个弄不清楚的物品，或许是个玩具，可是不在我熟悉的地方……我想把它找回来。他唯一的评述，就是这个梦表现了“一种可怕的失落”。但是很清楚的是，他没有把这个梦和他失去了母亲或者家庭联系起来。通过对这个梦的解析，在从五十八岁到六十二岁的心理分析治疗中，L先生能懂得如何去恋爱，改变他性格中的极为重要的方方面面，也能根治他40年来的症状。这种改变是可能的，因为精神分析术事实上就是一种神经塑性疗法。多年以来直到现在，在某些领域中对精神分析术——即原始的“谈话疗法”，以及其他的一些心理疗法不是治疗精神病症和性格问题的严格方法进行争论，似乎已成为一种时髦。“严格的”疗法需要药物，而不仅仅是“谈论思想呀，感情呀什么的”，这不可能影响大脑或者改变性格，大脑和性格越来越被人认为是我们基因的产物。精神病医生和研究人员埃里克·康德尔第一次让我对神经塑性感兴趣，那时我还是哥伦比亚大学精神病学系的一名住院医生，他在那里教书而且对每一位在那的人都起着重要的影响。康德尔最先表明当我们学习的时候，我们的每个神经元都会改变它们各自的结构，增加它们之间的突触连接。他还第一个证明了当我们形成长期记忆的时候，神经元会改变它们构造上的形状，并且增加与其他神经元的突触连接的数量——因为这项研究他获得了2000年度的诺贝尔奖……在26个月大的时候，L先生失去了母亲，这个时候儿童的塑性变化正是最大的时候：新的大脑系统正在形成并且在强化它们的神经连接，脑图在分化并且在和外部世界相互作用中形成的刺激的帮助下完成了它们的基本结构。右半球刚刚完成它的生长冲刺之后，左半球又开始了它自己的冲刺。右半球通常产生非言语的交际；它使得我们认出各种各样的脸并且理解各种各样的面部表情，它让我们和其他人相互联系起来。它也是这样来处理母亲和她的婴儿之间的非语言的视觉线索的。它也同样处理语言中的音乐成分，或者说声调，我们通过声调来传达出我们的感情。在右半球的生长冲刺中，从出生直到第二年，这些功能都处在关键期之中。左半球通常处理话语中的言语——语言要素，正好和情感——音乐要素相反，并且使用意识处理功能来分析问题。从出生后到第二年年底为止，婴儿的右半球越来越大，因为左半球刚刚开始它的生长冲刺，我们的右半球在我们出生后三年内都支配了我们的大脑。二十六个月大的孩子是复杂的，是“右半脑的”感情的动物，但是没有办法谈论他们的经历，因为这是左半脑的功能。脑部扫描表明在人生的头两年中，母亲主要是用她大脑的右半球来到达婴儿的右半球来进行非言语交际的。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关键期，从大约十至十二个月持续到十六或者十八个月，在这个关键期中大脑右额叶的一个重要区域正在形成，并且在塑造大脑回路，这些大脑回路允许婴儿既维持与人们的联系，又对他们的情绪进行调节。这个逐渐成熟的脑区，是在我们右眼之后的大脑部位，被称作右眼窝额叶系统。（眼窝额叶系统在眼窝皮质中有它的中枢区域，这我们已经在第六章“打开大脑的锁”中讨论过，但是这个“系统”包括了和处理感情的边缘系统相连的连接。)这个系统既允许我们通过理解人们的面部表情来理解他们的情感,也同样来理解和控制我们自己的情感。二十六个月大时小L可能已经完成了他的眼窝额叶的发育，但是还没有机会来强化它。第三部分 第九章 让幽灵寿终正寝（3）一位在婴儿情感发展关键期中和她的婴儿在一起的母亲常常通过使用悦耳的言语和非语言的手势来教会孩子情感是什么。当她看到了她的小孩吃奶时呛入了一些空气，她可能会说，“哦，哦，宝贝儿，你吓坏了，你吓坏了，别怕。因为你吃得太快了，你肚子会疼。让妈咪拍拍你，抱抱你，你就会感觉好些的。”她告诉孩子情感的名称（害怕），有一个促发物（吃奶吃得太快），这种情感是通过脸部表情来表达的（“你看上去很难受”），并且这种感情跟身体的感觉相联系（肚子疼），并且他向别人求助以便减缓痛苦通常是有益的（“让妈咪拍拍你，抱抱你”）。那位母亲在情感的许多方面给孩子上了一个速成班课程，不仅用言语还用她充满爱意的声调，而且运用她的手势和体触来让小孩子放心。对于想了解、想调节他们的情感并且和社会相接触的孩子们来说，他们需要在关键期中成百上千次的经历这种相互影响并且在以后的日子里要让这种情感得到强化。L先生在他完成了眼窝额叶系统发育后，仅仅几个月就失去了他的母亲。所以他只好依靠其他人，其他自己也忧伤，并且很可能比他母亲更不合适他的人，来帮助他使用和练习他的眼窝额叶系统，以免它开始衰退。这种在幼年时期失去母亲的孩子几乎都会遭受两个灾难性的打击：因为死亡他失去了母亲，因为沮丧他也失去了健在的父亲。如果别人不能像他母亲所做过的那样来帮助他安慰自己并且调节自己的情感，他就会学会通过关闭自己的情感来“自我调节”。当L先生来寻求治疗的时候，他仍然有这种将情感关闭的倾向，而且在维持与别人的依附关系上有麻烦。在可能对眼窝额叶皮质进行脑部扫描之前很久，心理分析师们就已经注意到在关键期早期失去了母爱的孩子的特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雷诺-斯皮兹研究了在狱中由自己的母亲抚养的婴儿，跟和他们在弃儿保育院中所收养的那些孩子做比照，在弃儿保育院里头，一个保姆就要负责七个婴儿。弃儿保育院的婴儿在智力上停止了发育，无法控制他们的情感，而是老是来回不断地摇晃，或者做出一些奇怪的手部动作。他们也进入了一种“关闭的”状态，对外部世界漠不关心，对想抱着安抚他们的人们反应迟钝。在照片上这些婴儿常常带有一种游离的、恍惚的眼神。当孩子们放弃重新寻找他们失去的父母的希望的时候，这种“乏味的”或者“麻痹的”状态就出现了。但是也同样进入了这种类似状态的L先生却如何记住了在他记忆中的早期经历呢？神经科学家认识到有两种主要的记忆系统。这两种记忆系统在心理治疗中都会有塑性的改变。26个月大的孩子发育良好的记忆系统被称为“程序”或者“内隐”记忆。康德尔常常交替使用这些术语。当我们学习一个程序或者一组自动动作时，在我们的焦点注意之外出现动作时，我们的程序／内隐记忆就实现了。通常内隐记忆不需要语言来表达。我们和人们的非言语交流以及我们的许多情感记忆都是程序记忆系统的一部分。正如康德尔所说，“在人生的头二到三年内，当一个婴儿和母亲的交流特别重要的时候，这个婴儿主要依靠他的程序记忆系统。”程序记忆通常是无意识的。骑自行车就是基于程序记忆，大多数人能够很容易地骑车，如果要有意识地来精确解释是怎么骑车的，大多数人会觉得困难。程序记忆系统确认了我们能够具有无意识的记忆，正如弗洛伊德所提出的那样。第三部分 第九章 让幽灵寿终正寝（4）另外一种记忆的形式称作“外在”或者“公开”记忆，在26个月大的时候，这种记忆刚刚开始发育。外在记忆有意识地回想具体的事实、事件以及情节。当我们叙述或者弄明白我们周末做了些什么，和谁做的，做了多久，我们正是使用了这种记忆。它帮助我们用时间和地点来组织我们的记忆。外在记忆是由语言支持的，当孩子一旦能够说话时，它就变得更为重要了。在出生后头3年受过伤痛的人们，关于他们的伤痛的外在记忆，即使有的话，都会很少。（L先生就说他对他出生后头四年根本上没有记忆。）但是这些伤痛的程序/内隐记忆却存在，而且当人们走入跟这种伤痛相似的环境中的时候常常会引起或者触发这种伤痛。这样的记忆通常似乎会在我们“悲伤的时候”袭上心头，并且似乎不能从时间、地点和情景，即大多数外在记忆存在的方式上来分类。情感交流的程序记忆通常在移情中或者在生活中反复出现……L先生很快就进入到分析和自由联想之中，并且开始找寻，像许多病人那样，他们以前经常在夜里袭上心头的那些梦境。不久他就开始报告他的寻找一件不知名的物体的梦境仍在反复出现，但是增加了一些新的细节——这个“东西”可能是个人。这个失去的东西可能是我的一部分，也可能不是，可能是一个玩具、一件物品或者是一个人。我以前绝对拥有过它。我找到它的时候我一定知道它。尽管有时我不能确信它究竟是否存在，由此我也不敢确信是否真失去了什么东西。我向他指出，一种模式在这里显现出来了。他不仅仅报告了这些梦境，也说出了他的抑郁和那些将我们工作间隔开来的节假日之后近乎麻痹的感觉。一开始他不相信我，但是这种抑郁和这种失落的梦境——可能是关于一个人的梦境——继续时而不时地出现。这样他又记起工作中的间歇同样也能导致一种让人觉得神秘的抑郁心情。在他记忆中的这种绝望搜寻的梦境中的念头是跟对他的关爱的中断相联系的，对这些记忆解码的神经元大概在它的发育早期就连接在一起了。但他不再自觉地意识到——如果他曾如此——意识到过去的连接。他目前的痛苦被童年的失落所掩饰的线索就是梦境中“丢失的玩具”。但是这个梦境却意味着这种失落现在还在出现。过去和现在交织到了一起，一种移情作用被激活了。作为一位心理分析师，在这一点上，我就像一位慈爱的母亲所做的那样，当她形成这种眼窝额叶系统，通过指出情感的一些“基本要素”来帮助他说明他的情感、情感的触发媒介，以及它们是如何影响他的心智和身体状态的，以此来帮助孩子的眼窝系统的发育。不久，他就能够自己指出这种媒介和情感来了。这种中断引起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程序记忆：一种是焦虑的状态，在这种焦虑的状态中他渴望并且搜寻他失去的母亲和家人；一种是抑郁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他对找寻他所有需要找寻的东西感到绝望；还有一种是麻痹的状态，这时他开始逃避并且时间对他来说都停滞不前了，很可能是因为他完全地被击垮了。通过谈论这些经历，他成年以后第一次能够将他这种绝望的搜寻跟其真正的触发媒介——一个人的失去——联系起来，并且认识到他的心灵和大脑仍然将这种分离的观念和他母亲死去的观念交织在一起。建立了这些联系，并且认识到他不再是一个无助的孩子之后，他觉得对他的打击要轻一些了。第三部分 第九章 让幽灵寿终正寝（5）从神经塑性的角度看来，激活并且紧密关注日常生活中的离别以及他因此形成的灾难性反应之间的联系，能够促使他将这些联系切断，从而改变这种模式。当L先生开始意识到他正在对一些短暂的分离作出反应，似乎这些别离对他来说也是重大损失时，他就做了下边的梦：我和一个人抬着一个大木箱，里面装了很沉的东西。当他对梦境进行自由联想的时候，几个念头进入了他的脑海中，这个箱子让他想到了玩具盒，但也让他想到了棺材。这个梦似乎在以这种象征性的意象告诉他，他正抬着他母亲死亡的重担。然后梦中的男子对他说：“看你为这个箱子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吧。”我就开始*服，我的腿很难受，伤痕累累，遍布伤疤，好了以后还是有一个个的突起，这是我的身体里的死了的部分。我不知道代价竟然是这样的高。“我不知道代价竟然是这样的高”这句话，和他内心的认识相联系，他逐渐认识到他仍然被母亲的死所影响着。他仍然受伤并且“伤痕累累”。就在他说出这些想法来之后，他变得沉默了并且有了他人生当中的一次重大的改变。“当我和一个女子在一起的时候，”他说，“我很快就认为她不是我要的那个人，我在想肯定有别的更理想的女人在什么地方等着我。”然后，他看上去完全震惊了，说，“我刚刚意识到的别的女人似乎正是我孩提时代母亲的一些模糊的印象，我必须忠实于她的正是母亲，但是我却从来没有找到过她。和我在一起的女人就变成了我的养母，如果爱她就背叛了我的生身母亲。”他突然意识到当他和他妻子的关系越来越亲密的时候，就威胁到了跟母亲的这种隐藏的联系，那么他试图欺骗的欲望就出现了。他的不忠总是服从于他的“更高层次”的、但是无意识的忠实。这次醒悟也是他记下的某种对他母亲的依恋的第一个线索。我接下来非常想知道他是否会把我当成（他梦境中的）曾经指出他觉得有多大伤害的那个男子，这时L先生在他成年以后第一次失声痛哭。L先生没有一下子就好转。他首先还要去经历这种分离、梦境、抑郁以及体验的周期——或者“完成某件事情”，长期神经塑性改变所必需的这种重复，这种起承转合。新的关联方式必须掌握，以便将新的神经元连接在一起，旧的反应方式必须忘却，以此来弱化神经连接。因为L先生将分离和死亡的念头联系在一起了，这两种观念在他们的神经元的网络中连接在一起了。现在他已经意识到他的这种联系，他能够将它忘掉。当L先生开始理解到他的伤后症状时，他就能更好的“调节”他的情感了他报告说在分析之余他更有自控力了。他的那种神秘的麻痹状态减轻了。当感觉痛苦时，他不再像以前那样求助于买醉了。现在L先生开始放松他的警惕变得越来越轻松起来了。当他触怒的时候更能舒适地表达他的愤怒了，跟他子的感情也越来越亲近了。逐渐地他开始在自己治疗期内面对自己的痛苦，不是将痛苦完全封闭了。现在L先生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中，具有一种非常坚毅的性格了。他的面部表情表明他是极其痛苦的，感觉到一种他不愿意跟人提起的莫大的悲伤。因为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他失去母亲的这种情感都没有被谈及过，而且他家人也将他的这种痛苦埋没在了日常琐事之中，还因为他沉默了这么久的时间所以我是冒着风险试图将他不用言语表达的东西用言语表达出来。我说，“似乎是你在告诉我，也许正如你有一次想对你的家人说，‘你们看不出来吗？受这个痛苦的损失，我能不马上就觉得抑郁吗？’”第三部分 第九章 让幽灵寿终正寝（6）在精神分析中，他第二次号啕大哭。在他哭泣期间，他开始不由自主地，并且有节奏地伸出他的舌头，这使得他像一个寻找缩回去的母亲乳房的婴儿，而他却伸出舌头去寻找母亲的*。然后他把脸盖住，像一个两岁的孩子一样，把手放入嘴里，然后像初生孩子那样地抽泣。他说，“尽管不能走得更近来抚慰自己，我还是想抚慰我的痛苦和损失。我想在我痛苦的阴霾之中一个人呆着。这个你不能理解，因为我自己也不能理解。这是一种太大、太沉重的悲伤。”听到这些话，我们都开始意识到他通常采用这种“拒绝安慰”的姿态，并且这种姿态造成了他性格的“远隔性”。他在逐步完成一种从他儿童时就已开始的防卫机制，并且这种防卫机制帮助他阻断了这种无限的失落。那种防卫，通过成千上万次的反复出现，被塑性地强化了。他的这种远隔性，他最为突出的性格特征之一，并不是先天就确定下来的，而是塑性地学得的，现在被忘却了。这似乎有点不同寻常，L先生一边哭，一边像婴儿一样伸出舌头，但这是他在躺椅上所表现出来的几个婴儿表情中的第一个。弗洛伊德注意到，有早期伤痛的患者通常会在关键的时刻“退化”（用他的术语说），并且不仅记起早年的记忆而且会短暂地以孩子般的方式重新经历这些事情。从神经塑性的观点来看，这是完美的解释。L先生刚刚放弃了从孩提时代就一直使用的防卫机制——对于他的失落的情感冲击的否定——并且它暴露出了这种防卫机制掩藏起来的记忆和情感的痛苦。大家请回忆一下巴赫－伊－里塔所描写过的，发生在经历过大脑改变的患者中的非常相似的事情。如果现有的大脑网络被阻断，那么在现有网络建立之前就被替换的旧的网络必须被重新使用，他把这个称为旧神经通路的“去屏蔽”，并且认为它是大脑重组自身的主要方式之一。在神经水平上分析中的退化，我认为就是一种去屏蔽的例子，这通常在心理改变之前出现。这就是L先生接下来会出现的情况。在他下一个治疗期间，他报告说他反复出现的梦境改变了。这一次他去访问了他的老房子，寻找“大人的财产”。这个梦境表明他记忆中死去的部分现在已经开始复活了。我去看一座老房子。尽管它是我的，可我还是不知道这老房子是谁的。我在找什么东西——现在不是玩具了，而是大人的财产了。那是冬天结束以后的春天了，冰雪消融。我进了房子，这是我出生时的那座房子。我认为那座房子是空的，但是我的前妻——我觉得就像我的一位好母亲——从后边的屋子走出来了，后边的房子正在涨水。她出来迎接我，而且很高兴看着我，我也觉得兴高采烈。他从一种和其他人以及和他自己的疏离的感觉中浮现出来了。这个梦境是关于他的情感的“春天解冻”，并且在他度过了自己童年的房子里头，一位像母亲一样的人出现了。这毕竟不是空的了。接着出现了相同的一些梦境，在这些梦里头他逐渐地收回了他的过去、他自己的感觉以及他有过一位母亲的感觉。有一天他提到一首诗，这首诗里头描写了一位挨饿的印度母亲，在她自己临死前留给了她的孩子最后一口食物。他无法理解为什么这首诗让他如此感动。接着他突然停下来，开始号啕大哭，“我妈咪为我献出了她的生命！”他大哭，他的整个身子都在颤抖，陷入沉默，接着呼喊道，“我要我的妈咪！”以前并不惯于歇斯底里的L先生，现在经历了他的防卫机制所推开的所有的情感痛苦，重新体验了他在孩提时代的思想和情感——他在回归和暴露过去的记忆网络，甚至谈话的方式。但这又是在这种高度的心理重组之后出现的。在认识到他失去母亲的巨大的痛苦之后，他平生第一次去拜访了他母亲的坟茔。这似乎是他心灵的一部分，一种认为她还活着的这种神奇的观念。现在他能够接受，在他的心灵深处接受，她已经死了。第二年，L先生在成人人生里头第一次深深地恋爱了。也是人生第一次变得对他的爱人有独占欲并且有正常的妒忌心了。现在他明白为什么因为他的超然态度和缺乏承诺会把女人激怒，他为此觉得悲伤和愧疚了。他也觉得，他发现有一部分自己和他的母亲联系在一起，当她去世的时候也失落了。找回他曾经爱着一个女人的那一部分自己，就能让他再次步入爱河。接着他做了分析当中最后一个梦：我看见我的母亲弹着钢琴，接着我去找什么人，当我回来的时候，她就在棺材里头了。当他联想到这个梦的时候，他被这样的梦境所震惊了：他被人举起来，看着在敞开的棺材里头的母亲，他伸手去接近她，但是却被她毫无反应的可怕的、残酷的现实所吓倒了。他发出一声大哭，来表达这种最原始的悲恸，他的整个身体抽搐了十分钟。当他平静下来，他说，“我认为这是给我母亲守灵的一个记忆，它由一个打开的棺材来表现出来。”L先生感觉好多了，并且像换了个人似的。他和一个女子发展了稳定的爱恋关系，他跟孩子的情感联系也显著地加深了，他不再觉得疏离、远隔了。在他最后一个分析期中，他报告说，他曾和一位大哥谈过，他确认在他母亲的葬礼里头是一个开着的棺材并且他还在场。当我们分开的时候，L先生显得很悲伤，但是不再因为那种永远的隔离感到抑郁或者麻痹了。在他完成心理分析之后，十年过去了，他一直未再受到他的严重的抑郁症困扰，并且说他的分析“改变了我的人生并且让我可以控制人生了。”第三部分 第十章 活力重现（1）——神经塑性疗法对脑萎缩症的再生唤醒功能斯坦利·卡兰斯基九十岁高龄的医生，似乎不能相信仅仅因为他老了，他的生活节奏就必须慢下来。他有19个子孙——五个孩子、八个孙子和六个重孙子。和他生活了53年的结发妻子1995年因癌症去世了，现在他和第二个妻子海伦住在加利福尼亚。1916年生于纽约，他上了杜克大学医学院，1942年做了实习医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登陆之后他做了一名医生。他在欧洲战场上差不多呆了4年之久，起初他在一个步兵团作军医，然后就被派往夏威夷，最终他在那里定居了下来。他到七十岁退休以前一直作麻醉师，但是退休后的生活不适合他，于是他又重新接受训练，做了一名家庭医生，在一个小诊所里头又从业了10年多，直到他八十岁为止。在他完成一系列墨桑尼治的科研团队为波塞特科技公司所开发的大脑训练之后不久，我就开始和他谈话。卡兰斯基医生似乎没有什么认知上的退化，尽管他又说道：“我写的字挺好的，但是没有以前好。”他仅仅希望能保持他大脑的健康。2005年８月份开始，他就在他计算机上插入一张CD光盘来做听力记忆的训练，他发现这些练习“很奥妙、很有趣”。他们要求他确定声音的频率是上扬还是下降，以此来找出他听到的某些特定音节的次序，识别一些相似的语音，然后听故事回答有关的问题——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强化大脑的图谱，并且刺激调节大脑塑性的机制。他每次花一小时四十五分钟来做这些练习，一周做三次，总共要做三个月。“头六个礼拜我都没注意到有什么情况发生。大概到第七周时，我开始注意到我比以前要更警醒了。我从这个程序本身就能清楚地知道，我在注意自己的进步，我做对了更多的答案，我在提高，我对一切都感觉更好了。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我开车的灵敏性都提高了。我跟人谈话更多了，交谈也变得更加容易了。在最后几周中我认为我的字也比以前更好了。当我写下我名字的时候，我认为我写得就跟20年前一样好了。我妻子海伦告诉我：‘我觉得你更警醒了，更活跃了，反应也更敏捷了。’”他决定再等上几个月，然后重做这些练习来保持状态。即使这些练习是为了提高听觉记忆的，但是他也得到了普遍的益处，就像做全脑通的孩子们一样。因为这不仅仅刺激了他的听觉记忆，而且刺激了调节塑性的大脑中枢。他也参加一些体育锻炼。“我和妻子在CYBEX机子上一周做三次肌肉锻炼，接着又在运动脚踏车上锻炼三十到三十五分钟。”卡兰斯基医生称自己是终生的自学者。他阅读了一些专业的数学书，并且喜欢玩游戏、字谜、双离合诗以及数独。“我喜欢读历史书”，他说：“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往往对一段时期的历史特别着迷，然后我就开始把那个时期的历史好好地读上一遍，直到我觉得读得差不多了，就又开始读别的东西。”这些被人认为是业余嗜好的事情都使得他不断地和新的主题频繁地接触，这才使得他的塑性调节系统和多巴胺不至于萎缩。对于每一项新的兴趣爱好他都十分地投入。“5年前，我对天文学感兴趣，成了一位业余的航天员。我买了一架望远镜，因为我们那时住在亚利桑那，那里的天文观测条件非常好。”他还是个专业的岩石标本采集者，花了很多时间在别人认为废弃的采煤巷道里找寻岩石标本。第三部分 第十章 活力重现（2）“你家有长寿的家族史吗？”我问。“没有”，他说，“我母亲四十多岁就去世了。我父亲六十岁去世了——他有点高血压。”“你身体一直怎么样呢？”“噢，我死过一回。”他笑道，“你得原谅我，我是那种会让人大吃一惊的人。我以前经常参加长跑，1982年，那年我六十五岁，我有过一次心室纤颤急性发作——这通常是一种致命的心律不齐症状——在火奴鲁鲁的一次练习性的长跑中，我差点儿死在了人行道上。跟我一起跑的那个家伙还算不赖，他就在街头给我做了人工呼吸（CPR），而其他一些长跑者打了电话给消防部门的急救神经塑性疗法对脑萎缩症的再生唤醒功能医生，他们及时赶来对我进行了抢救，然后让我恢复了正常的心律，再把我送到斯特劳伯医院。”后来他就做了一个导管手术。他积极地进行康复，恢复得非常快。“自那以后我就不再参加这种竞赛性的长跑了，但是每周我还是以慢节奏跑大约二十五英里。”2000年那年他八十三岁，他的心脏病又发作了一次。他喜欢交往，但不喜欢跟很多人一起聚会。“我不乐意去参加那些鸡尾酒会，人们只是走到一起来说说话。我往往不太喜欢那一类的事情。我喜欢坐下来跟某些人找一个相互都感兴趣的话题好好聊聊，跟那个人谈得深入一些，或者也可能是两三个人。不是那种大家只寒暄寒暄的泛泛的交谈。”他说他和他妻子都不是那种很强壮的旅行者，但这只是他自己的一种看法而已。他八十一岁的时候，学了一点俄语，然后就搭了一艘俄国的科学考察船去访问南极。“去那干嘛呢？”我问道。“因为南极在那儿嘛。”最近一些年他还去过尤卡坦半岛、英国、法国、瑞士和意大利，在南美呆了6周，还去看望了他在*联合酋长国的女儿，又去了阿曼、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和香港地区旅游。他总是想找些新奇的事情来做，一旦他对某件事情感兴趣了，他就会在那上头全神贯注——这正是塑性变化所必需的条件。他说：“在某个时刻我愿意把我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一件让我感兴趣的事上，那么只要在我觉得我在那上头达到一个较高水平的时候，我就不在上头花那么多精力了，我的好奇的触角就开始伸向别的事物上去了。”他的人生态度同样地也保护了他的大脑，因为他不会为小事生气——没有任何一桩小事烦恼他，因为紧张产生糖皮质激素，这种激素会杀死海马中的脑细胞。“你看上去要比大多数人都更少焦虑，更少烦恼。”我说。“我觉得这种状态对人们有好处。”“你是个乐观的人吗？”“不全是，但是我想我理解什么叫随机的事件。有许多事会影响我，但是超出我的控制之外。我不能控制它们，我只能对它们做出自己的反应。我把我的时间花在考虑我能掌握的，”而且能影响其结果的事情上，我试着去形成一种人生态度，让我能够应付这些事情……已经证明，卡兰斯基医生所做的一切正都非常适宜避免和年龄相关的记忆丧失，使得他成为我们应该效仿的进行常规锻炼的典型。身体锻炼是有帮助的，不仅仅因为它产生了新的神经元，而且因为心灵是基于大脑的，而且大脑需要氧气，步行，骑车，或者心血管锻炼都强化供应大脑血液的心脏和血管，并且帮助从事这些活动的人们在心智方面感觉更加敏锐——正如两千年前的罗马哲学家塞内卡所指出的那样。最近的研究表明锻炼激励了神经增长因子BDNF的产生和释放，正如我们在第三章“重塑大脑”中所看到的那样，BDNF在促进塑性变化中起了关键的作用。事实上，保持心脏和血管健康的一切活动都鼓舞着大脑，包括健康的饮食。一种残酷的锻炼是不必要第三部分 第十章 活力重现（3）的——四肢持续地自然运动就可以奏效了。正如凡·普拉格和盖奇发现的那样，以合宜的节奏简单地步行就能刺激新的神经元的生长。锻炼激励你的感觉和运动皮质并且维持你大脑的平衡系统。随着年龄增长，这些功能都会退化，使得我们容易摔跤，不方便出行。没有什么比呆在相同的环境里不动更能促使大脑萎缩的了；单调破坏了我们的多巴胺和对维持大脑塑性非常关键的注意系统。一项认知强化的身体活动，比如说学习新的舞蹈很可能会帮助避免平衡问题并且对人际交往方面有辅助的作用，这种好处同样也保持着大脑的健康。尽管还没有被研究过，太极拳这种运动有专注的强化要求，并且可以刺激大脑的平衡系统。它在治疗方面还有作用，而且已经证明在减低压力方面非常有效，并且还可能保持记忆以及海马中的神经元。卡兰斯基医生常常学习新东西，这些新东西在保持老年快乐和健康上起了重要的作用。哈佛大学的精神病医生乔治·瓦伊兰特，组织了一项最大的时间最长的对于人类生命周期研究的“哈佛成年发展研究项目”。他研究了824个人，从十几岁到老年不等，分成三组：哈佛的研究生、贫穷的波士顿人以及具有超高智商的女人。这些人当中一些现在已经八十多岁了，已经被跟踪超过了60个年头了。根据瓦伊兰特得出的结论：老年并不仅仅是一个下降和退化的过程，正如许多年轻人所认为的那样。上了年纪的人通常也能形成新的技能，比他们年轻时通常更加聪明，更加具有社会适应能力。这些老年人比年轻人更少患上抑郁症的倾向，并且通常在他们患上致命疾病之前，不会有导致人体机能丧失方面的疾病。当然，挑战心智活动会增加我们的海马神经元存活的可能性。一个方法就是使用经过测试的大脑练习，就像墨桑尼治所开发的那些练习。但是我们的生命是用来生活的而不仅仅是用来做练习的，所以最好人们也要选择他们通常最想做的事情，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最大程度的调动起来，这是非常重要的。玛丽·法萨诺八十九岁的时候获得了哈佛大学的学士学位。大卫·本-古利安，以色列的第一任总理，在老年还自学了古希腊语以便掌握经典的原文。我们也许会想，“这样活到老学到老为了什么呢？我在愚弄谁呢？我已经走到头了嘛。”但是这种想法显然是一种自我满足，会加快不用则废的大脑的心智衰退。九十岁的时候，建筑师法兰克·劳埃德·赖特设计了古根汉姆博物馆。七十八岁的时候，本杰明·富兰克林发明了双焦点眼镜。在对创造性的研究中，勒曼和迪安·凯伊斯·西蒙顿发现在多数领域中创造性的高峰期通常出现在三十五岁到五十五岁，而六十岁到七十岁的人们，尽管他们工作速度很慢，但是却和他们二十几岁时一样的有成效。当大提琴手，帕勃罗·卡莎尔斯，九十一岁的时候，有一位学生走过来问他，“大师呀，为什么你还要继续锻炼呢？”卡莎尔斯回答道，“因为我仍然在进步嘛。”第三部分 第十一章 整体大于其部分之和（1）——神经塑性疗法对脑缺失患者的改造桌子对面跟我开玩笑的那个女子天生只有半个大脑。当她还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就遭了大难，尽管当时没人确实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儿。那不是中风，因为中风破坏的是健康组织，而米歇尔·麦克的左半脑压根就完全没有发育。医生们推测她左边的颈动脉，为左脑供血的左侧颈动脉，在米歇尔还是胎儿的时候可能就堵塞了，使得那个大脑半球没有形成。出生时，医生给她做了常规检查，并且告诉她母亲卡罗尔，她是个正常的婴儿。即使今天的神经科医生如果没有经过脑部扫描的话也不可能猜到她的左脑半球整个儿都不见了。我发现自己在揣测有多少人能像米歇尔那样只使用半个大脑存活下来，而他们自己或其他人却都不知道这一点。我正在采访米歇尔，来发现大脑经历了这样一个大挑战的人身上，她的大脑可能有多少神经塑性的变化。但是教条主义者的定位论，认为每一个大脑半球都是先天固化的，具有它们自己专门的功能，这种观念本身也受到严峻的挑战，如果米歇尔能够使用一个大脑半球运转的话。对人类神经塑性来说，很难再想象有一个比这更好的说明或者确实比这更大的检验方式。尽管她只有一个右脑，米歇尔不是一个苟延残喘、令人绝望的人。她二十九岁，蓝蓝的眼睛从厚厚的眼镜片后面闪烁着。她穿着牛仔服，睡在一个蓝色卧室里，说话非常得体。她还做了一份兼职，喜欢读书，看电影，并且喜欢跟家人呆在一起。她能做所有这一切，是因为她的右脑接管了她左脑的功能，并且像说话这些基本的功能都移到了她的右脑，她的发育使得我们清楚地认识到，神经塑性并非敲敲边鼓的微不足道的现象；神经塑性让她得以实现了大面积的大脑改变。米歇尔的右脑肯定不仅仅只运行左脑的关键功能，而且也对它“自身”的功能进行了精简。在一个正常的大脑中每个大脑半球都会帮助提高另一个半球的发育，通过发送电信号通知另外一半它的活动，所以这两个半球能够以协调的方式运转。在米歇尔身上，右脑不得不在没有左脑的输入信号的情况下发育，并且学会靠它自己来生存、运转。米歇尔有一些超凡的计算技能（专家级的技能）——她以闪电般的速度进行运算。她同样也有一些特殊的需要，也有一些缺陷。她不喜欢旅行，在不熟悉的环境里很容易迷路。她也很难理解某些抽象的思想。但她的内心世界是活跃的，她读书，祈祷，并且有自己的爱好。她说话基本流畅，除非遇到挫折的时候。她崇拜卡罗尔·伯内特的喜剧，喜欢看新闻和篮球赛而且还参加选举。她的生活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明证，并且昭示着半个大脑并不意味着只有半个头脑。140多年前，保罗·布洛卡开创了定位论的时代，保罗·布洛卡说：“人们用左脑说话。”并且他不仅仅创立了定位论，而且还创立了大脑侧化的相关理论，这种理论对左右半脑的不同进行了探索。认为左脑是言语区，像语言和数学计算这样一些标志性的活动在左脑这里出现；右脑被认为包括了许多非言语的功能，包括视觉空间活动（比如说看地图或者在空间移动），以及更多的想象的或者艺术的活动。米歇尔的经历使我们想起我们对人类大脑功能在某些最基本的方面是多么的无知。当两个半脑的功能必须竞争相同的空间时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什么有可能的话，是必须被牺牲掉的呢？我们生存下来需要多少大脑呢？发展智力、情感、个人的品味、精神追求以及敏锐性又需要多少大脑呢？如果我们没有另外一半大脑组织都能够生存下来、生活下去的话，那么为什么它一开始就在那里呢？第三部分 第十一章 整体大于其部分之和（2）接下来就有这样一个问题，她现在没有另一半大脑会是什么样子呢？我在米歇尔的客厅里，他们家坐落在弗吉尼亚佛尔斯教堂区，她家是中产阶级，我看着她脑部解剖的MRI片子。在右边我能看到正常右半脑的回旋。在左边，除了一个薄薄的不规则的灰色脑组织的区域外，只有一个极小的左半脑轮廓——仅仅是一道深黑色，表明里头是空的而已。米歇尔从来没有看过这张片子。她把这些空洞称作“我的包囊”，当她说到“我的包囊”或者“这个包囊”的时候，我听着觉得它似乎变成科幻小说里的一个相当奇怪的角色。确实如此，看她的扫描片子也有一种不安的感受。我看着米歇尔，她的脸、她的眼睛、她的微笑，就情不自禁的把目光投向她的脑后。这个扫描片子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一个残忍的警醒。米歇尔的身体出现了一些由于失去大脑半球而引起的病症。她的右手腕还有一点扭曲，但它还能转动、使用，尽管正常情况下几乎所有的对右侧身体的指令都是从左边脑半球传出的。也许在她的右脑到她的右手形成了一个非常细的神经纤维索。她的左手是正常的，而且她是一个左撇子。当她站起来走动的时候，我看见她的右脚打了一个支架。定位论者表明在我们身体右侧所看到的一切——我们的右侧视域——是由大脑左侧来处理的。但是米歇尔没有左脑，她看身体右侧的东西就有困难，而且她的右侧视域有盲区。她的兄弟们经常从她身体右侧偷她的炸薯条吃,但是她能够抓住他们，因为虽然她视力有缺陷，但是她却能用超级的听力来加以补偿。她的听觉是如此的灵敏，以致她在房子另一端的楼上都能听清她的父母在楼下厨房里说的话。这种超长距离的听力，在完全失明的人当中是很普遍的,这是大脑能够对环境的改变进行调整的能力的另外一个标志，但这种灵敏性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当马路上的汽车喇叭轰鸣时她用手捂住耳朵，来避免听力承受能力超载。在教堂的时候，她把门关起来挡住外面管风琴传来的声音。学校的消防演习的嘈杂声和混乱的场面也把她吓坏了。卡罗尔将米歇尔身上的所有标签通通剪掉以避免她接触到时会过敏。似乎她的大脑缺乏一个过滤器来过滤这些额外的感觉，所以卡罗尔经常要为她过滤这些东西，来保护她。如果说米歇尔有另外一个大脑半球的话，那么就是她的妈妈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卡罗尔注意到问题开始出现了。米歇尔老是不增加体重。她不活跃而且几乎不吱声儿。她好像眼睛不会追踪移动的物体。所以卡罗尔开始不断地寻医问药了。第一个线索是当米歇尔6个月大的时候可能有某种脑损伤。卡罗尔认为米歇尔的眼肌有问题，就带她去看眼科专家，他发现她的两根视觉神经都坏损了并且变得很苍白，只是没有像盲人那样全部变成白色。他告诉卡罗尔，米歇尔的视力不可能是正常的。眼镜也帮不了忙，因为是她的视神经，而不是眼球遭到了破坏。更加令人不安的其他的线索是米歇尔的大脑出了严重的问题，使得她的视觉神经衰弱了。差不多同时，卡罗尔注意到米歇尔不能翻身而且她的右手是蜷曲的。这些检查表明她患的是“偏瘫”，意味着她的身体的右半部分是瘫痪的。她扭曲的右手和那些左半脑中风的人很相似。大多数的孩子7个月大的时候就开始爬行，但是米歇尔老是用屁股坐在地上，用好的手臂抓住东西来移动身体。第三部分 第十一章 整体大于其部分之和（3）尽管她的病情不明确，医生还是安排她做Behr视神经萎缩症诊断，这样她就可以得到医疗以及残疾援助。事实上她确实有些症状和Behr视神经萎缩症相一致：视神经萎缩以及她的神经上的协调问题。但是卡罗尔和韦利知道这个诊断是荒谬的，因为Behr症是一种少见的遗传病，在他们家族中没有人有过这种病的迹象。三岁的时候，米歇尔被送往一个治疗脑瘫的机构，尽管也没有对她做出脑瘫的诊断。当米歇尔还是婴儿时，轴向的电脑Ｘ光断层摄影术，或者说CAT扫描，刚开始应用。这种改进的X光能拍摄大脑横截面的许多的图片，然后将图片输入电脑。骨头是白的，大脑组织是灰色的,而体腔是漆黑的。米歇尔六个月大时做了一个CAT扫描，但是早期的扫描分辨率是如此之差，以致于她的图像看起来只是一片灰色，从这个图像上医生什么结论都得不出来……她大声地唱着《作为蜜蜂！》这首歌，回答问题的时候也会插入一点音乐。我神经塑性疗法对脑缺失患者的改造问她这是为什么。“完全是无意义的话。当,当,当,当,我被问到一些事情使我灰心的时候”，米歇尔说。她经常选择一些单词，与其说是表示它们的抽象意义，不如说是借用它们的物质属性，它们的相似的押韵的声音——她的具体性的一个体现。有一次,她从车上溜出来,开始大声唱“TOOPERSINYOURPOOPERS”。她经常在饭馆里大声唱，人们看着她。在她开始唱之前，她受到挫折的时候就会紧咬牙关。她咬得这么用力，以致咬破了两颗门牙，后来又几次咬坏了齿桥。不知什么原因，这样毫无意义的胡唱一气，却帮助她克服了咬牙的习惯。我问她这样唱是否能够减缓她的痛苦。“我知道你的眼睛！”她唱道。“当我唱歌的时候，我的右侧就在控制我的包囊。”“它能让你感觉好些是吗？”我执意问道。“我想是的”，她说。“噢！噢！瞧，噢，噢，瞧这！”当她发出兴奋的尖叫，叫出这些牌的名字并打出去时，她又开始唱歌了。我意识到她将整副纸牌在她头脑中都形象化了。她知道她见过的每张纸牌的位置和特点，不管这张牌当前是否翻开。她喜欢做的另外一个重复性的事儿就是叠纸。每个礼拜，她脸上带着微笑，她叠得很快，像闪电一般，她能够在半个小时内将教堂里发的一千张传单叠好——而且只用一只手……我开始怀疑米歇尔在某些非凡的心智技能上是专家级的，在我们的谈话中，她会几乎像是在旁白一样地，但又以少见的准确和自信，客气地纠正她妈妈关于某些事件的日期。她妈妈提到一次到爱尔兰的旅行，并且问米歇尔那是什么时候。“八七年的五月份”，米歇尔立刻回答。我问她她怎么能记得那么真切。“我记得很多事情……我认为它们很逼真很生动啊”，她说。她那鲜明准确的记忆可以回溯到18年前，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问她是否有什么公式或者规则来推算日期，就像许多能手那样。她说她通常不需要通过计算就能记住日期和事件，但她也知道日历要遵循六年一个模式然后一个五年的模式，来决定哪年是闰年。“像今天是星期三，六月四号，六年前的六月四号也是星期三。”“还有其他什么规则吗？”我问道。“那么三年前的六月四号是星期几呢？”第三部分 第十一章 整体大于其部分之和（4）“那应该是星期天？”“你用一个规则推算吗？”我问。“不，不用规则。我只是回到我的记忆里头。”着实令人惊愕，我问她是否对日历着迷。她语调平平的说不。我又问她是否喜欢记东西。“没什么啊，这仅仅是我该做的事情啊。”我快速的问了她许多我之后可以核对的日期。“1985年3月2号，那是星期几？”“那是星期六。”她的答案简洁而且准确。“1985年７月17日。”“星期三”。她的回答依然快速而准确。我意识到我要是随机想一个日子，好像要比她的回答还更慢一些。因为她说到她通常不用公式就能够记住从80年代中期以来的日子，我就试着让她回忆过去，并且问她1983年8月22日那天是礼拜几。这次她花了大约半分钟，嘴里嘀咕着，明显是在推算而不是靠记忆。“1983年8月22日，嗯，那是礼拜二。”“这好像有点难，为什么呢？”“因为我脑子里只能回忆到1984年的秋天，从那时起的事情我记得很清楚。”她解释说在学校时的每一天，她都有很清楚的记忆，她就利用这个来做她记忆的起点。“1985年８月份是从星期四开始的，这样我只要倒退两年，1984年的8月份是从星期三开始的。”然后她说，“我弄错了”，她笑着说。“我说1983年8月22日是星期二。事实上该是星期一。”我复核了一下，她的更正是对的。她的计算速度是惊人的，但是更加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她记住过去18年的事件的这种形象的方式。有时专家们有不同寻常的方式来表征各种经历。俄国的神经心理学家亚历山大·卢利亚曾经研究过一位记忆专家“S”，他可以记住一张很长的表格上的随机数字。“S”有一种摄像机般的记忆力，一直可以回忆到幼年，而且他也是一个联觉者，所以一些特定的感觉并没有正常的连接，而是相互交叉的。高度的联觉者能够发挥想象，比如说一周的哪一天，可以用颜色来使它们具有特殊的鲜明的经历。“Ｓ”将特定的数字跟颜色联系起来,就像米歇尔那样，我们通常难于得其要领。“有一些人”，我对米歇尔说道，“当他们联想一周中哪一天时，就能看到一种颜色，这使得这一天更加鲜明。他们可能把星期三想成是红色的，星期四想成是蓝色的，星期五想成是黑色的——”……约旦·格拉夫曼是位试图弄清楚米歇尔的大脑是如何工作的科学家。他和神经塑性第一次接触是在1977年，那时他还在威斯康星大学读研究生，正在研究一位脑部损伤但奇迹般恢复了的美国妇女。他称呼她“勒娜特”，她在纽约市中央公园一次恐怖袭击中差点丧生。格拉夫曼第一次见到她是在袭击后5年多，很多医生都放弃了对她的治疗。她的运动皮质严重受伤，以致她运动方面有极大的困难，基本上就残废了。她被绑在轮椅上，她的肌肉也萎缩了。研究人员认为她的海马可能受伤了；她有严重的记忆问题而且几乎不能阅读。自从这次袭击之后，她的生活就开始滑坡，她无法工作也失去了很多朋友。像勒娜特这样的患者，被认为无法治疗了，因为缺氧损伤,留下了大面积的死亡脑组织，并且许多临床医生认为当大脑组织死亡以后就无法恢复了。然而，格拉夫曼所在的团队就又开始对勒娜特作强化训练——是那种通常给脑损伤病人所做的第一周的训练。格拉夫曼一直在做记忆的研究，也通晓康复医学，并且想弄明白如果把两个领域整合在一起会出现什么情况。他建议勒娜特开始做记忆、阅读和思考的训练。格拉夫曼对保罗·巴赫-伊-里塔的父亲20年以前确实从那些相似的项目训练中受益的情况并不了解。第三部分 第十一章 整体大于其部分之和（5）她开始更多的活动并且一天一天变得更加活跃,也能够集中注意力来思考和记忆事情了。最终她能够回到学校，找到工作，并且从新步入社会。尽管她从来没有完全地恢复,格拉夫曼却对她的进步感到惊讶，说这些干预治疗“是这样的提高了她的生活质量，简直令人目瞪口呆。”格拉夫曼想探索塑性的极限潜能,来发现结构的改变能持续多长时间,并且了解是否有不同类型的塑性。他之所以这样推理是因为每个患有脑伤的病人都有唯一的受伤区域，密切注意每一个病例通常要比群体的研究更具成效。格拉夫曼对大脑的看法，将一种非说教的定位观和神经塑性联系起来了。大脑分成不同的区域，在发育过程中每一个区域都获得了一项基本的能力来对特定种类的心智活动负责。在复杂的活动中几个区域必须相互作用。当我们阅读的时候，单词的词义存在大脑的一个区域，字母的视觉印象贮存在另一个区域中，它的声音又在另外一个区域中。每一区域都在神经网络中相互联系，这样我们遇到一个单词时，我们就能够看到它，听到它和理解它。每一个区域的神经元必须同时激活——共激活——来让我们立刻看到、听到和理解到。这种将所有的信息集聚在一起的规则反映出不用则废的原则。我们使用一个单词越频繁，那么我们越容易找到它。甚至在单词区域中患有脑伤的病人如果频繁地使用一个单词，即使损伤前很少用到它也会更容易找到它。格拉夫曼认为，在大脑中的执行一项活动的任何区域，比如说存入单词，正是在那个区域中心的神经元承担这项任务最多。那些在边沿的神经元就很少用到，所以相互邻接的脑区就会彼此竞争以求获得更多边沿的神经元。日常生活决定了哪个脑区会赢得这场竞争。对一位邮政工作者来说他看着信封的地址却没想到它的意义，在视觉区域和意义区域的边缘神经元就会指派用以表征字词的外观。对于一位哲学家来说，对字词的意义感兴趣，那么这些边缘的神经元就会用来代表意义。格拉夫曼认为，我们通过脑部扫描所了解到的边缘区域的一切告诉我们这些神经元能够在几分钟内快速地扩大，来为我们每时每刻的不同需要作出反应。格拉夫曼的理论是在进化的过程中，前额叶脑质形成了在越来越长的时间中能捕获和保持信息的能力，使得人类能够既形成远见也能形成记忆。左额叶逐渐地专门用来储存单个事件的记忆，而右额叶用来从一系列事件或一个故事中提取主题和要点。远见涉及到在一系列的事件完全展开之前提取主题，在我们的生活中这是一个很大的好处：老虎蜷伏准备攻击的时候，可以帮助你逃生。具有远见的人不需要经历完整的事件而就能想到将要发生的一切。右额叶受伤的人们这种远见就被削弱了。他们能够看电影，但是无法掌握要点或者看不出情节的发展。他们不会很好地规划，因为规划涉及到对一系列的事件进行排序，这样他们就无法达到一个预期的目标或者要点。右侧额叶受伤的人们也没有办法执行他们的规划。因为不能掌握要点，他们的注意力就很容易分散。他们经常在社会交往中表现不妥是因为他们掌握不了在社会交往中的要点，这些要点通常是一系列的事件，他们对明喻和暗喻的理解也有困难，因为这需要从细节中提取主题和要点。如果一个诗人说，“婚姻是一个战场，”诗人并非真的是指婚姻是由爆炸和尸体组成；而是指夫妻间的激烈的争吵，懂得这一点非常重要。格拉夫曼认为她的记忆事件的超常能力可能跟她只具有一个半脑这个事实相关。正常情况下两个大脑处于紧密的联系之中。每一个大脑不仅仅通知另外个大脑它的活动，而且还要对另一个大脑进行校正。不时的限制它，并且平衡另外一个大脑的反常现象。当一个大脑受到伤害，再也不能抑制另外一个大脑半球时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神经学教授布鲁斯·米勒描绘的一个典型的例子表明，一些形成了大脑左侧前枕叶的痴呆患者失去了理解单词的能力，但是自发地形成了非凡的美术、音乐和诗歌的能力——这些技能通常是在右枕叶和顶叶中处理的技能。从美术方面来说，他们在描写细节方面变得非常擅长。米勒指出左半脑正常情况下就像一个恶棍，抑制并且欺压右半脑。随着左半脑失效,右半脑这种未抑制的潜力就显现出来了。事实上，没有残疾的人也能够从另外一个大脑半球释放的潜能中受益。贝蒂·爱德的畅销书《在大脑右侧画画》写于1979年,前于米勒的发现好多年，就告诉人们通过形成各种方式来停止言语和分析的左半脑对右半脑艺术倾向的抑制来画画。受理查·斯伯利的神经科学研究的影响,爱德华教“言语的”、“逻辑的”和“分析的”左半脑，去体验真正能够干预画画的方式，并且往往压倒右半球的方式，这对画画是有帮助的。爱德华的主要技巧就是通过给学生任务，一种左半球无法理解这个任务这样就会导致共“失效”的方式来解除左半脑对右半脑的这种“抑制”。举例说,他让学生画一个毕加索的速写图片,当倒着看的时候，发现他们完成得很棒，比顺着时画得更好。学生们能够一下子悟到画画的诀窍，而不是通过训练慢慢地来掌握这种技能。从格拉夫曼的观点看来，米歇尔这种神奇的记忆事件的能力,是因为一旦这种记忆事件的能力在她的右半脑中形成，而且没有左半脑对它进行抑制，并且通常在要点被提取并且细节不再重要之前发生……我看着这种微笑——一种内心平静的自然流露。在米歇尔的天堂里全部是她渴望的东西——人和人之间更多的接触，男人和女人之间日益增长的关系，但又有安全界限的这种模糊的暗示，所有这些都给她带来快乐。尽管所有这些都出现在来世。尽管她那么独立，她会发现她如此热爱的父母并不遥远。她没有任何治疗上的问题,也不希冀另外一半大脑，她就像现在这样就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