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改变工作哲学和方法:第一次把事情做对-3

44严打幸存者左长钟  采访缘起:1983年的“严打运动”对中国许多家庭来说是一场噩梦,据说起因于当时震惊全国的“二王持枪流窜杀人案”。这王氏兄弟为东北长春人,服兵役期间受过特种训练,精通枪支和射击,因报复杀人出逃,居然在长达几个月中流窜十余省,与各地成百上千的公安干警周旋、顽抗,屡屡突破重围,造成警方重大的人员伤亡,为中共建国以来首次被公安部重金悬赏通缉的要犯。  针对“改革开放”以来日益恶化的社会治安,全国人大委员长彭真亲自出面召集各部人马,制定了“从重从快从严打击犯罪”的方略,并作为一种治乱国策,保留延续到本世纪。  今年54岁的左长钟正是“严打”的牺牲品,当我2002年4月1日傍晚在“上访客栈”内与之交谈时,他仍心有余悸。“严打期间,司法从简,”  他说。我追问“简”到什幺程度,他回答:“公、检、法挤在一条板凳上,甚至一条裤裆里审案。”﹙以下,【左】:左长钟;【威】:老威﹚【左】:久仰了,老威先生,我曾在地摊上买过您的《底层》盗版,一口气读了个通宵,佩服。  【威】:您太客气了,看样子是个读书的人。  【左】:老三届高中,要毕业那年赶上文革,所以没拿毕业证。  【威】:但知识底子打得相当扎实,这从您的上访材料中能感觉到,行文简练,申诉理由充分,一笔行书也相当漂亮。  【左】:可惜衙门深如海,写得再多也不顶用。  【威】:上访得有耐心,你进入这个行当才一年,小学没毕业呢。老陆是上访名人,已抗战八年,算大学,上访十五、六年,就可以拿硕士、博士文凭了。好啦,不开玩笑了,这次交谈的主角应该是您。  【左】:听说您也坐过牢?  【威】:四年,反革命宣传煽动。  【左】:那您一定晓得1983年的“严打”。  【威】:我所在的监狱,大约有一半犯人是1983年“严打”进去的。  20来岁关到30出头,个个都成了劳改的主力军。他们说,所谓“严打”就是从重从快,公、检、法三家坐在一间屋,甚至一条板凳上审案,如果你要抵赖,不按承办机关的要求“供认不讳”,就吊就捆,打断肋骨算便宜了。有一个叫钟某某的教书匠,涪陵人,被指控强奸女学生,屈打成招后,就投进死牢,镣铐加身一年零四个月!在绑赴刑场的前夜,高院下达了发回重审的通知,原来是“受害人”上诉翻供,并状告公安局制造伪证,冤枉好人。钟某某被依法改判“死缓”,保住了脑壳。  【左】:唉,类似的案子我见得多了,怪只怪钟某某生错了时代。我也生错了时代,按现在的标准,我的罪名根本不成立,因为卖淫嫖娼也不算啥,罚款走路嘛。可是在80年代初,国门刚开了一条缝……  【威】:你也犯“花案”?  【左】:不过是暗地里开家庭舞会,跳跳贴面舞。我支过边,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后来随大流返城,白天成群结队去省市有关部门静坐示威兼刷大字报、大标语,晚上更成群结队游逛、聚会,满腔青春热血发泄不完。那年头,支边知青个个多才多艺,弹吉他、吹口琴,唱文革前的老歌、港台歌、苏联歌,或根据这些曲调重新填词的知青歌。这是多年半军事化生活培养出来的,在那种类似劳改的环境里,不懂得自娱自乐就只有疯掉或自杀。总之,那个时代的风骚都领过了:造反、下乡、返城、街头演说、街头音乐;还有手抄本、喇叭裤﹙后来又穿牛仔裤﹚、火箭头皮鞋,最早都是由知青穿戴回城,才在追求时髦的城里青少年中流行开的。78年我就穿喇叭裤了,裤腿一尺五寸,在地上扫来扫去,把街坊上的居委会老太婆气惨了,就打小报告给派出所。户籍警揣了一把大剪刀来找我谈话,威胁“不剪大裤腿就关起来”。我根本不睬这一套,一心要新潮到底。现在回过头去看80年初的老电影,后进青年或港台特务都穿花衬衫、喇叭裤,真他妈活见鬼。  那年月的街头音乐家多如牛毛,经常在滨江路和人民公园一带表演,两地的夹竹桃都非常茂密,路灯照不透。但见一个人在浓荫里抱吉他,衔口琴,又吹又拍,象一台音乐机器,从《送你一朵玫瑰花》到《哎哟,妈妈》,再到《秋水伊人》,不歇气地朝下弄。渐渐,围观者越来越多,先是勇敢的一对进入圈中起舞,而后是两对、三对,终于全场都舞开了,把音乐家累得够呛,就以录音机放老歌来代替演奏,那时的录音机体积相当于14英寸的黑白电视。  成都坝坝舞会的兴起肯定有我一份功劳,这大约是文革后最早的民间社交场合。在夹竹桃的掩护下,陌生男女可以自由交往,不用先调查对方的家庭成分、工作单位,再考虑是否确立关系。我在其中如鱼得水,和许多新潮青年成了朋友或舞友,一个星期至少碰面三次以上,偶尔不跳舞,就听我弹吉他──这种音乐、幻想加浪漫爱情的幸福时光持续了大约一年,坝坝舞会就被政府明令取缔。  记得有一次,有上百名舞客在人民公园的“辛亥年保路同志会纪念碑”下如痴如醉,忽听有人大喊:“牛脑壳﹙由民兵组成的执勤人员──老威注﹚扫黄来了!”吓得大伙轰地一下散开,钻树林逃跑。谁知戴红箍箍的“牛脑壳”  们就埋伏在四周,大半非法跳舞的人都落网了。公园派出所被挤得水泄不通,值班警察忙不过来,就命令大伙蹲在院子里,一个挨一个进屋候审。“把《工作证》掏出来!”他吼一声。结果有单位的就让牛脑壳押回去受处分,没单位的即送交所在街道派出所受审──就这样,我的吉他被缴,还被单位,一家街道修配厂除名。父母气坏了,赶我出门。  我血气方刚,破罐子破摔,就搬出去和朋友王翼同住,他分在阀门厂当钳工,住集体宿舍。80年代的人都轻财重义,我在王翼处□混了几个月,同室的四个年轻单身汉都挺崇拜我的音乐天赋。那年头,像我这种33岁还没结婚的人,也算物以稀为贵。  没事可干,心里又骚动得厉害,坝坝舞会取缔了,就象把一个戏子的台拆了,咋办?只好组织家庭舞会。我的门路宽,就负责给单身汉们约舞伴,相貌好歹倒是其次,在当时,姑娘能来就算胆子大了。王翼从家里搞来录音机和几盘港台歌曲,硬件就齐全了──舞会定在周末,宿舍楼的单身职工几乎都回家或外出,我们用被单和棉絮遮死窗门,熄了顶灯,只留用毛巾裹了又裹的台灯。正是阳春三月,春心萌动,五对年轻人在几平方米的空间搂抱着跳舞,两边是双层架子床,磕磕绊绊的,莫说动作不能大,就是手臂抬高了也不方便。灯光幽暗,邓丽君的歌显得朦朦胧胧的。我们象幽灵一般,无声无息地原地你进我退,脚不敢抬,鞋底不敢摩擦,生怕惊动楼下的告密者。其实,这种所谓的舞会只是借跳舞之名男女拥抱罢了──所以单身汉们一旦尝到禁果的甜头,就兴奋莫名地企盼着下一次──一共三次,到了第四次,大伙刚轻车熟路地堵死门窗,放出音乐,让身体接触到一块时,门就被蓬地一声撞开了。  那是1983年夏天,“严打”正进入高峰,经过三天三夜的突审,我们被定为“特大流氓轮奸集团”。您看我的手指关节,都变形了,这是筷子夹的,有一出古装川剧叫《审妻》,用的就是这种刑。谁招架得住?还有拳打脚踢,灌辣椒水,更可恶的是警察累了,就让看守所的劳改犯上场。我的生殖器现在还有疤痕,烟头烫的,替你搓硬了,烫龟头。你只能招供,哪怕指控你奶奶和蒋介石乱搞,你也只能盖手印。  我和王翼都判了死刑,脚镣手铐,我不甘心,天天撞铁栅喊冤。看守所为了整治我,在死刑复核前,居然把我硬扛出去陪了回杀场。听说那次一溜毙了64颗脑袋,游街示众时,万人空巷,热闹非凡,20多辆卡车载着五花大绑的死囚,缓缓穿过市中心。我的嘴和脖子都注射了麻药,一声不能吭,象一条死鱼先曝晒,后又淋了场瓢泼大雨。  回到看守所,同监的犯人议论说,一次崩这幺多脑袋,老天爷都不忍,流泪啦。我哆嗦了一宿,还是不甘心,就狂喊报告,要见住所检查官。唉,天不绝我,这个案子的五个被告都喊冤,翻供,把看守所闹得河翻水翻。  我被反铐了大半年,腋下生疮溃疡,浓淌到哪儿就烂到哪儿,但我一有机会得到笔,就用反铐的手在背后写申冤状──我居然学会了如此绝技!  1983年底,我和王翼都熬到了改判﹙我无期,他有期20年﹚。解铐那一瞬间,我的双臂还下意识反拧着,复不了原。我慢慢活动关节,骨头,□□响,动作不能猛,这是老犯说的,动作猛了要损筋断骨。20分钟后,我试着伸平手臂,腋窝忽地掉下几颗臭虫。我走向水池,终于可以自己给自己洗澡了──从此,我暗下决心,要不惜代价洗刷罪名,争取一个清白的自由之身。  【威】:明明是冤案,怎幺没无罪释放呢?这“严打”不成了“乱打”幺!  【左】:只要在“严打”中栽了,就不可能无罪,这就是共产党的逻辑。可惜我老子没做大官。  【威】:请您接着讲。  【左】:接着是漫长的劳改,差不多把一辈子耗尽了。监狱的规矩是,只要你坚持申诉,不认罪服法,哪怕劳改再卖力气,也不考虑减刑,所以83年进去的一批人,尽管冤案如山,敢冒险申诉的也很少。我认命了,入监随俗,混吧。我是吉他高手,由新犯集训时就成了文艺积极分子,一年不到名扬全监,经常参加排练演出。王翼内向,不善交际,所以分在隔壁二大队,干铸造,这是非常繁重的体力活。天不亮就得起床,列队去车间开炉,机器将熔化的铁水倒入坩埚,浑身裹得严严实实的犯人们伸着长柄耳勺,从锅里舀铁水,象菜农浇地一般灌入广阔沙盘中的一个个模型。由于车间的粉尘如经年不散的大雾笼罩着,铸造工百分之九十都得硅肺病,咳黑痰、黑血,死亡率极高。  我终于混入知识分子成堆的教育队,彻底逃避了重体力改造。我和王翼经常擦肩而过,每次都见一个从煤坑里掏出的黑人,一摘下黑口罩,白牙齿格外醒目。坏蛋惜坏蛋,我得帮帮这位患难兄弟,就向教导员介绍他的专长──毛笔字,刚好写大标语用得着。  过程太长,我简略点,总之,我和王翼在一块了。他忍不住向我透露天大的秘密:逃跑。开始我认为是痴人说梦,深监重地,岗哨密布,插翅难飞嘛。  王翼说,上天不行就入地,我已绘制了监狱下水道的分布图,肯定能爬出去!  我说,你是外国电影看多了吧,想做“基督山伯爵”,逃出孤岛发大财。王翼说,电影算个屁,还不如做个寻鼠专家,只要搞清老鼠经过哪条沟,哪个洞的路线,这事就成了百分之七十。我问,没钱出去奔哪儿?王翼说,他有两百块现金,出去就直奔新疆,那儿的流窜犯多如牛毛,逼急了,就向苏联越境,宁愿赌一把,也比憋在笼子内强。  我动心了,自由诱人啊,在苏联境内弹吉他浪漫啊!我有音乐天赋,在哪儿都能□混出人样。于是乘父母探监,我也积攒了两百元现金藏下来。就这样不急不躁地准备了三个多月,机会却出奇不意地降临:教导员的孩子嚷着跟我学吉他,教导员拗不过,就带那12岁的小姑娘来教育队,命令我教──这显然违反干警纪律,我毕竟是重刑犯嘛。为了避嫌,教导员只好假公济私,将我和王翼安插进短刑犯组成的建筑队,带出重兵把守的内圈,经过家属宿舍区时让我们留下,吩咐某管教领去他家教孩子。  一星期出来两次,一晃两个月了,王翼教书法,我教吉他。教导员夫妇培养神童心切,我们迎合这种心理,对孩子的每点微小的进步都赞不绝口,陶醉的回数多了,他们自然就放松警惕,忘记了随时可能发生的敌情。1986年1月3日下午5点半钟,我由无期减为有期徒刑20年的第四天,我和王翼趁无人之机,偷了教导员的便装,穿过楼下的小买部脱逃。门岗就在三米开外,背对着我们。出了小卖部就是大街──自由这幺轻而易举就到手了。满地树叶的秋日,我们强作镇定沿街走了20多米,转过街角,突然撒腿疯跑。80年代的小县城,既没有公共汽车,更没有出租,我们跑一阵,大口大口喘气,才想起叫三轮去长途汽车站。  最晚一班车是7点,还要等1个钟头。我们哪敢停,抬腿就朝城外跑,没任何熟人,不晓得任何一个地名。只能像无头苍蝇瞎撞。出城时天色黯淡,一弯新月跃出云端,前方一片开阔的田野。我们连啃干粮都顾不上,奔命啊!  田野尽头是丘陵,我们边跑边寻藏身之地,几十步开外就有瓦房和炊烟,可逃犯哪敢冒失!这地球上最危险的就是人,为了避开人,累死也要跑。我说我不行了,快虚脱了。王翼说再冲一百米,五十米……二十米吧……唉,他拖着哭腔,泪汗交加,长钟啊,看来你我活到头了!  好象为了应验这句倒霉话,身后响起汽车喇叭,然后是人声和狗吠──追兵到了。我抱住一棵树止步回望,山脚下,几十支手电光拉开了一张追捕网。  快跑啊,王翼嚎叫着,我紧跟上去,在丛林里乱窜。站住!缴枪不杀!喝令声回荡着,紧接着是枪声,子弹擦过我的头皮,簌簌击落了一片叶子。狼狗脚撵脚扑过来,爪子撕开衣背,露出光溜溜的后脊梁。天晓得我为啥要跑?都尿裤子了还要跑!王翼在我前头,双臂狂舞,迎击密密匝匝的枝条,两条狼狗从左右窜过去,回身反扑。王翼蹦个高,居然一腿□翻了狗。这家伙厉害得不像人了,像他妈个外星人!  眼前豁然开朗,波光粼粼,原来遭遇了一座堰塘。我本能地在陡坎边猛剎步,转瞬就被狼狗扑倒,束手就擒。而王翼却凌空一跃入水,激起颇为壮观的水柱。一班,左!二班,三班,右!全线包围!教导员一声令下,天罗地网几分钟就布好了,几百平方米的堰塘四周长满了兵。  眩目的手电在塘面扫荡、交叉,最终牢牢地罩住王翼。没料到,他不仅体力好,水性也好。自由泳、蛙泳、侧泳、剪刀泳,他换着姿势游,而几十道光柱如胶水一般死粘着,那怕他下潜,也紧追水下模糊的剪影,直到轰地冲出一条人鱼。不准开枪!教导员吼道,看这狗日的能顽抗多久!  我投降!王翼喊,他已在几百米水面游了数十来回,累极了,就中止折腾,在离堤坎几米远的地方高举双臂。  你尽管逃嘛,你咋不逃呢?教导员笑道。  我不敢了,再也不敢了。王翼绝望地喘气。  不敢就算了?教导员埋腰察看说,王八蛋,你必须继续逃。  政府饶了我!  你变鬼嘛,教导员拔出佩枪,哗啦子弹上膛。你死定了,泡着也拒捕,上来也拒捕,总之你死定了。  静夜里响起一片拉枪闸的声音,王翼吓坏了,急忙回头朝塘中心游去,只有交叉的手电光,真是索命光啊,不依不饶地粘着他。月儿高挂,山丘起伏,狼狗也不叫了,堰塘里的划水声那样清晰,估计一里之外都能听见。真的,太安静了,我被铐在陡坎上,脑子一片空白,可眼睛却下意识地瞅塘里。哗,哗,王翼游得太慢了,越来越慢,象梦游一样,我居高临下地跟踪他,我的眼睛也成手电光了,几十名武警的眼睛都变成手电光,哪怕王翼潜入泥底,也能取他性命。他又靠近塘边了,他又喊投降了,可回答他的是滚回去,上来就打死你。这已经是第十次,或者第十三次,他可怜巴巴地回头朝相反的岸上游,哗,哗,他喘气,他开始呛水,咳嗽。他哭了起来,喊着教导员,我不想死的话。可二十来分钟过去,他靠近另一处塘边时,答复他的还是滚回去,否则以拒捕罪打死你。他再次回头,这大约是十五或十七个回头了,他划不动了,就仰在水中歇着。还有啥子花样,尽管拿出来耍!教导员大骂。  王翼漂在面上,只露一张脸,几十道手电光就钉死那张脸,比月光强一百倍。他又挥了两三下手臂,疲软得象鞭子。他到底放弃了划水,那张脸又在表面浮了几分钟,就突然下沉。  手电光还钉在原地,王翼又憋不住冒出水,动静比前几次小多了。他再沉,再浮,翻来覆去。没人吭气,直到他永远沉没,手电光还钉着原地咕咕回旋的几颗水泡不放。  跟着是声势浩大的打捞工作,世界转眼间苏醒了,人喊狗叫,两个排的武警战士几乎都下了水,不远的山下公路上,报警器拉得嘟嘟响,惊动附近的村民赶来看热闹。  尸体上岸在大半个小时以后,王翼在月光下呲牙裂嘴,死相难看,他的肚皮灌圆了,比平时大两倍,连裤腰带都胀断了。教导员命令两名武警架我去“受教育”,我一下子瘫了。  像拖死狗,一副手铐把我和王翼连在一块,塞进囚车,这叫生死相随。之后我被送进由地下防空洞改造的小间……老威先生!怎幺啦,老威先生您走神了……  【威】:我的思路已中断在水里。那王翼咋不上坎呢?宁愿挨子弹也该上坎呵。  【左】:他吓迷糊了,水鬼附体了。  【威】:无论如何该活下去……  【左】:您流泪了,老威先生?唉,我不该讲这一段,既伸不了冤,也报不了仇,连个证人都没有。罢,罢,死了好,省得受活罪。我被全监批斗,宣布加刑四年后,就戴脚镣手铐打入小间。深入地下十多米,再拐三个弯,走一段烂泥路,到了,某某管教说,就弯腰开锁,并把住铁栅门命令我进去。这是一口凿在岩壁内的棺材,我从门口直接爬上石头床,稻草垫子,渔网般的被褥,我一曲腿,铁栅就关上了。  借着外头昏暗的灯光,我认清了床边的马桶和塑料碗,这就是全部家当。  熄灯了,我一动不动躺着,浑身发潮。我用手摸洞顶,湿漉漉的,坐起来,就顶天接地了──我就在里面关了整整四年,吃喝拉撒睡,不见天日,不出这长两米,宽一米的洞穴。不能站,连伸个懒腰也不行,我唯一的运动场是石头床,做伏卧撑、仰卧起坐和下蹲,几十上百,几百上千,哪怕一顿只吃二两饭,哪怕天旋地转,眼冒金花,运动也是每日必修功课。我宁愿累死,也不能成残废──后来我晓得,周围的反改造邻居有20多个,多半都废了,抬出去已半死不活。  昼夜的区别是有没有人来,送不送饭。老鼠自由出入,令人嫉妒。监狱政委和大队指导员每年视察一次,戴着口罩和手套,挨着问犯人有啥想法,悔不悔罪?一大堆领导由武警保护着,离栅栏门两米远,大约在黑暗里关久了,小间犯人的眼睛都闪闪的亮得骇人,所以领导总要开玩笑说,生活咋样?学没学会咬人?  【威】:你咋回答?  【左】:和所有人一样,磕头作揖,叫政府亲爹亲娘。我绝不逃了,谁要逃,我就揭发,和他斗争到底。我要立功受奖,回到人民怀抱,我满嘴白沫地嚼着舌头。  【威】:您想没想过王翼?  【左】:我恨他,淹死憋死还不够,该拿他千刀万剐。教导员大好人,几次叫这狗日的上来,他拒捕顽抗,太反动了。  【威】:您真洗心革面了?  【左】:您进去试试,不“洗心革面”就烂在里头。  【威】:古罗马有一个人,因为信教问题被统治者关进地窖好几年,结果他利于黑暗沉思默想,重见天日时已修炼成哲学家。  【左】:您嘲笑我?太没心肝了。我在里面啥也没想,思路集中不了,对镣铐都失去知觉了。当某一天,突然上了地面,眼睛差点叫光刺瞎。教导员不计前仇,过来鼓励我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减刑回家。不知咋的,我居然感动得哭起来。由于缺钙,除去镣铐时我试着起身,动作猛了点,两腿胫骨崩地全骨折,在医院住了三个月,才柱着拐下地。  【威】:有后遗症幺?  【左】:风湿性肌肉萎缩,还有心脏病,痛风,糖尿病,总之,所有器官都提前衰退,我今年53,已相当于70岁。还好,办保外就医顺利得出奇。  【威】:您上访,企图翻案,就不怕被重新收监?  【左】:尽管放马过来,候着呢。笑话,现在的我是当年的王翼幺?45乡村老教师  采访缘起:61岁的黄志远是我父亲的同事,80年代拉家带口,擅离公职,回到故乡成都,为蔑视户口管理的所有打工仔之先驱。  黄老师黑人黑户,又要养家糊口,又要担惊受怕,其多年的酸甜苦辣,一言难尽,好在现在他已基本安居乐业,小杂货店的生意也算不错。  不过,大学是白念了。1998年10月9日下午,我爸特顺嘱我在白果林家中多布置酒菜,招待若干年不见的黄同事。“只有在你们家,我才感觉自己是个知识分子。”他苦笑着,客套着,我却觉得亲切,遥远的亲切。(以下,威:老威;远:黄志远)  威:您好,黄老师。  远:这不是二毛么?多年不见,差点认不出了。  威:您啥时回成都的?  远:84年。  威:这么早就退休了?  远:我自己跑回来的,公职、户口都没要。你看,一黑就黑了这么些年,凭几根穷骨头硬撑着谋生活,我起码干了五年搬运工。嘿,我学的物理,当搬运工倒挺合适。  威:这不与农村打工仔抢饭碗么?您是大学毕业的中学老师,至少代课不成问题。  远:没户口,代不了课,连高考补习班也干不成,运气好的话,偷着干点上门家教。我人老皮厚,豁得出去,娃儿婆娘就惨了。娃儿上不了学,婆娘打零工受歧视,更气人的是经常查户口。妈的,这是我自己的家乡!我倒成了外来人口!  当然,现在宽松多了,老黄历也不提了。  威:您当时45岁,再干10年,体面退休多好。  远:那鬼地方,多呆一天都烦。  威:磨了这么多年,还这么冲动?  远:我们这批人,到底为谁在活?一晃就60岁了,黄土埋齐下巴了,可仔细想一想,脑子里除了运动和饥饿,啥都没有。50年代没赶上中苏友好,60年代没赶上文革,70年代没赶上平反,80年代更没沾改革开放的光。90年代嘛,终于攒钱开了个杂货铺,可他娘的税费又多。唯一的安慰就是娃儿跟我自学成才,读完了大学,可现在找对口的工作又困难。  威:您这辈子的确艰难。  远:我刚好是61年上的大学。如果早生一点,还可以跟苏联专家唱歌、跳舞浪漫一回,相隔多年,我会唱的苏联歌还是比中国歌多;如果晚生一点,读书时撞上文革,也能响应毛主席号召,造反有理,风光一回,说不定还发配不到山区去。偏偏我刚够臭老九的格,就充军到盐亭。  威:您一直都有“充军”的感觉?  远:我们那个时代的年轻人,脑子容易热,特别是家庭出身不太好的,党团组织稍微表示一点居高临下的亲近,脑子就热得稀里糊涂,让堵枪眼也上。我家成份是“小资本”,当然应该感恩戴德地服从分配。我是表了决心的,直到风尘仆仆地下放盐亭,又由盐亭再下放到山垭公社,《决心书》还贴在衬衣口袋。老实说,初次下乡的经历虽说不上美好,但至少是新鲜的,也有几分激动。  威:您讲一讲。  远:你没听你爸讲过?  威:他是更老的一代人,跟您有差别。  远:我从没见过那么破的公路,有点像《地雷战》里日本鬼子进村时,经常挨炸的那条道。我们在这条道上颠簸了几个小时,天擦黑时,客车还熄火抛锚了。一时修不好,就由一个同车的山民马拉松长跑着去通知公社。我们站在路边等。  而挤成一锅粥的山民乘客们纷纷下车,各自赶路。一会儿,接我们的手扶式拖拉机出现了,我们心急火燎地坐上去,突突突地向前。头上悬崖突兀,月儿高挂,阵阵寒风刮得人直打哆嗦。突然有一艘甲板样的巨岩挡了一半道,拖拉机减速,小心翼翼地绕过去,公社到了。  白天一车人,夜里就剩我们三个大学生,像逃荒的。山垭不通电,百多米长的一条土街,只有场口修理农具的铁匠铺还亮着汽灯,叮叮当当的打铁声从铺板里传出,使四周显得更寂寞了。真有点像在月球上走路,连野物也是静悄悄的从我们身旁滑过去。  威:有些像梦境。  远:多年以后回过头去想,也差不多。那真是个奇怪的铁匠铺。据说原来是座庙,庙旁的岩壁,凿着个八层楼高的观音菩萨,几百年香火不断,山垭就是围绕着这庙,逐渐发展成乡场的。后来破除迷信,庙改铁匠铺了。冷落了菩萨,生意还特兴隆,农忙时,叮当声要响过后半夜,因为坏损农具总是堆积如山。  威:得罪了菩萨,也没见报应?  远:文革时,菩萨被炸了,当地老乡都传要降灾,结果不但没灾,铁匠铺还扩大为修理厂,厂里的十几个农村铁匠都升格为工人阶级,死保当权派山皇。那时山垭中学是造反派的天下,戴红箍的学生们上街造反、游行、开辩论会,总要路过修理厂。于是学生们有针对性地呼口号,唱歌,有时还挺抒情。你想想,几十个喉咙在群山夕照中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还真能把自己感动得掉泪。而此时,铁匠们都丢开铁砧,亮出半身黑亮链子的肉,一人握一把长柄二锤,齐刷刷地列队门前,敌视学生娃。我从来没进去过,怕被放上砧子当农具给修理了。铁匠在学生的谣传中比吃人生番还凶。有一回,学生组织头头张红梅失踪了,大伙们怀疑重点就是修理厂。于是调集了几百人,甚至把武装部的枪硬借出来,围剿。攻了半天,铁匠们真红眼了,拉开铁栅子冲出来拼命,把二锤舞得呼呼山响,一会儿就扫荡平了一大片。许多学生中锤当场就哇哇吐血。幸好二锤皮往人的脑瓜子上砸。造反派急了,仗着人多势众,终于掀翻铁匠铺。那次还开了枪,把一个铁匠的耳朵崩飞了。嘿,你看我越扯越远。  威:没关系,我正听得上瘾。  远:刚才讲到铁匠铺。再朝前几十米,就是门口蹲着石狮子的公社及武装部。我们拾阶而上,书记领着这个简陋衙门的所有差役迎出来,为了“贵客”临门,炊事员兼值班员一手马灯一手汽灯,正准备鸟枪换炮,把会议室照个雪亮。  与公社书客套了几句,我就饿哑了,同伴张大春忙接过话头。炊事员笑嘻嘻地端来晚餐。此时已近夜里9点,书记说:“我再陪你们吃一碗。”就不客气地坐定会议桌上首。见我们发愣,他又解释:“农村人开夜饭,也是这时辰。我直到现在还不习惯五点半吃机关饭。”  水瓢大的土海碗,酸菜包谷面粥堆出了尖儿,筷子朝里一搭,婴儿拳头一般的红苕露出来,嗖嗖冒热气。我超水平发挥,没用咸菜就吞掉一碗,撑得腹大如鼓。这是踏入工作岗位的第一天,绝对不能剩碗底。张大春把胃病胀翻了。哎哟了一夜。  可书记连吃两海碗,方停箸摸烟。张大春见抽的是《春城》,忙掏出兜里的《大前门》递上,并撒了一圈。你不知道,这粥包括盐亭人民赖以为生的三大特产:红苕、包谷、酸菜。贮入地窖的红苕是农民大半年的主粮,因糖份重,常吃造成胃酸过剩,所以非与酸菜搭配着吃。酸菜的制作是将大青菜洗净,晾透水气,塞进大瓮密封。几十天后,青菜沤得发霉,呈酱色,指头蘸尝一点,又臭又酸,能倒掉人的大牙。沤得好的上等酸菜,瓮面起一层鼻涕状的“悬水”,伸手抓一把朝上提,能吊三尺多长。酸克糖,红苕吃出的毛病就解决了,但据专家考证,盐亭之所以成为全国食管癌胃癌的传统高发区,跟红苕酸菜有直接关系。  威:您对吃还很有研究。  远:那年头的伙食太次,似乎每个人都研究吃,不是味道,而是啥能吃,啥不能吃。我放在吃上的心思肯定比教书的心思多。所以,我们觉得公社书记不错,人实在,待客用大海碗。人家是三代铁匠,最大的业余爱好,就是钻进农具修理厂重操旧业。闹文革,铁匠们都成保皇派,跟书记打铁有直接关系。批斗走资派时,铁匠们劫了法场,从此书记在修理厂躲了一年。后来厂被攻破,造反派就将书记揪回中学,与校长关在一块,天天喊着口令,让一长串大小走资派光着脚,跑操,刮风、下雨、晒太阳都跑。学生们换着喊口令玩,时快时慢,把走资派摔得鼻青脸肿。终于有一天,书记的铁匠性子发了,就与学生们打起来,结果被揍得大小便失禁。学生们不解气,把他架在毛主席像前认罪,他死不开口,原来他把舌头尖咬断了。  唉,悲惨事说不完,书记死了好几年,我都还记得刚到山垭公社那夜,书记的分分头,像土改电影《槐树庄》里的富农。可深秋天气,他只穿单衣,一脱下来,就显出黑亮肌肉的铁匠身份,我总觉得他的脸与他的身子不协调。他曾留我们到修理厂过夜,说铁打完了还可以蹭包谷酒喝。可惜我们奔波一天,太累了。刚在招待所躺下,公社机房又接到学校电话,告之邓校长已亲自带人上公社来接新老师。  那是个热情过盛的时代,虽然书记在电话中一再说“睡了”,可校方回答“邓校长已在路上”。我们激动得倦意全无。我不是诗人,要不真要写诗了——书记陪我们站在垭口,极目远眺脚下朦胧一片的山路,一长串火把蜿蜿蜒蜒地上来——那十里开外的乡间中学就是等着我们奉献青春的地方。  我们夹在一群大孩子中间一直下坡,曲曲折折地下到底,就是山垭中学。  行李由孩子们扛着,一左一右是邓校长与杨主任。有时,路变窄了,人就排成单行,路旁是深沟,当脚偶尔踩虚时,总会有手或前或后地拽住你。接近学校时,要穿过一片坟地,火把照着人影子,一伸一缩的,与墓间的纷飞磷火互相牵引。我想起书记临别时说的话:“破太陡,机耕道也莫法修。年轻人,做好长期吃苦的准备,改造世界观肯定不像电影演的那么容易。”  威:您对那苦地方还是有珍贵记忆的嘛,至少铁匠书记不错。黄老师,我觉得您是90年代青年志愿者的先驱。他们都是各行各业的人才,却主动申请到最穷最苦的山区希望小学教书,体验生活,一年或者两年。  远:这有啥意思?中国山区是改造不过来了,不管投多少钱,最后都变成了水里的月亮。光秃秃的山梁子,一座接一座,你在上面走半天,风景是一样的,脚和眼睛都累了。种树致富?活不了,即使活得了,人活儿样也享受不了,农民不会干这种傻事。谁都不愿脸朝黄土一辈子,能跑的都跑了。笔试时代出门要证明,人不敢跑,哪怕种着庄稼饿肚子,也认了。邓小平把一切都搞活,泥腿子比我们跑得更远更欢。  威:您读过山西作家李锐的小说么?吕梁山那么苦,农民还是眷恋自己的土地。  远:瞎编嘛。每个朝代的作家都瞎编,因为农民从来不读小说。你编得如何他们也不晓得。文革中,浩然的《艳阳天》普及得宽,还有克非的《春潮急》,里面有加钢黄蟮卖假牛的场面,挺生动。说实话,没一个中国农民真爱自己的土地,谁愿意世世代代种地?只要有更来钱的活儿,都丢下地跑了。树砍没了,水不能喝,人也会渐渐走光——在成都和绵阳,我偶尔也碰见我的学生,当官、做生意、打工、下苦力都有,走运和倒霉都有,他们共同的理想就是跳农门。  有一次,我在磨子桥一带拉贼三轮,撞上城管缴车,躯闪不及,三轮就被弄上大卡车拉走了。我绝望得两眼发黑地蹲在街沿边,正考虑下一步该靠啥谋生,后面却有人拍我肩膀。一回头,见一个胖老板冲我叫“黄老师”,我早忘了我是老师了,所以猜不出对方为谁。  胖老板硬拉我去一家夜总会坐,还自我介绍,原来他是山垭铁匠书记的老二,80届的初中生,我当了他三年班主任,后来他去县城上高中,去绵阳上大专,进一步的情况我不晓得。我看了名片,才晓得这小子是这家夜总会的总经理。铁匠书记的儿子还是念旧的,他请我喝酒,还给城管的熟人打电话,设法把我缴去的三轮弄回来。这小子门路野,酒量也大。他一会儿就灌完一瓶红酒,醉醺醺的,一定要给我叫小姐,把我的魂都吓出窍了。他说:“黄老师,您和我爸一个城市一个农村,但命都一样的苦,这辈子太没意思。做学生的今天一定要让您享受享受。”我说:“师道尊严还是要讲的,你咋可以拉老师下水?”他说:“课堂上是师生,下来就是朋友——这都是您以前教导的。我爸死得早,老师您偏向我,经常留我在您寝室做作业,今天我非要报答您。”我说:“您虽然是好意,社会风气也如此,但你爸的在天之亡……”他哈哈大笑着打断我:“算了吧,人死如灯灭,哪有灵?老师这是迷信嘛。”不容我多话,两个小姐就上来挤着我劝酒,把这张老脸羞惨了。我的学生见我手脚无措,就起身说:“慢慢来,我这会儿去给您找个更漂亮的,把你们那代人的世界观彻底改造一下。”  我好不容易挣脱了两个小姐,冲出包间,却见走廊拐弯处围得水泄不通。  我浑身都汗湿透了,凑近人堆却见我的学生正殴打一个小姐,他揪住她的头发,手、脚、膝盖、倒拐都用上,小姐被揍成一团,满脸血,浑身打抖;旁边好几个人拉架,可这铁匠的后代力气大,无论如何分不开。再打下去肯定出人命,我不得不上阵相劝,还挨了学生一拳。我学生见我鼻子出血,一愣,酒才醒了些。他说:“这婊子嫌您老!妈的,她那逼有多嫩?起码几百男人搞过,有多嫩?”我实在听不下去,只有赶紧走。三轮也不敢去要,生怕铁匠后代再找到我。可有天读《华西都市报》,竟无意在社会新闻栏里看到关于我学生逼良为娼的追踪报道,当记者采访被拘留的“打人凶手”时,他说:“我的老师太穷了,小时候,他对我那么好,长大了,我为了他被关几天也值得。”  威:世上竟有这种“念旧情”的学生!  远:他爸在阴间还不气死!有时我不明白,老毛和老邓谁对谁错?开放好呢,还是关门好?铁匠后代不打铁,到大城市来乱使力气,结果变成害人虫。比他混得差的更是害人虫,宁愿瞎闯,也不回老家。  威:瞎闯不动的,总留在家里吧?  远:朝人多的地方搬。混出人样的,到绵阳或成都继续混;次一等的,在县城或郊区定居;再次一等的,迁往大的场镇;最差的,也靠近乡场。地再大山再高,祖宗的骨头埋得再多,但传说的风水说变就变。听说山垭中学也撤消了,房子平了,操场填了,全弄成农田。我估计原因是师资缺乏,离乡场都十多里,生活太不方便,如果不用行政命令,现在谁愿意去?  威:山垭中学教学条件咋样?  远:在当时算不错的,30多名老师,大学文化的占一半,甚至还有你爸那样教过多年进修学校的特级教师。那年头,哪儿都是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谁也不觉得山洼洼屈才。据说山垭中学还是清朝末年一个同乡举人创办的,拱式教学楼与大礼堂还有点西洋建筑风格,农忙时,教学楼前的操场就成了晒谷场,农民们甚至把风车都搬来,干得欢天喜地。学校师生要进行篮球、足球等体育比赛,得事先与生产队好言协商。而体育课根本上不成,因为农村孩子从小到大都干农活,体育课天生就该满分。  教师、学生住的大、小四合院及女生院都有几十年历史,山湾堰塘绿水幽幽,兼作灌溉与天然游泳池。我看过电视剧《围城》,这儿环境有点像方鸿渐去的三闾大学,日本鬼子的飞机根本炸不到。也许,这儿该办成五·七干校或农业大学,因为学校所辖的果园、农田与菜地都由师生耕种。75年演《决裂》,其中有句台词:“这手上的老茧就是资格!”在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以为今后大学不用考了。贫农出身的高校长趁着大伙热情高涨,擅自把全日制课程改为半工半读,并率先挑起一对大粪桶,在田地间疾走如飞。师生们争先恐后,每天下午都掀起种地热浪,以至收获季节,水果、蔬菜过剩。学校没有公粮任务,校长找公社好说歹说,才争取到义务送粮到贫困区的光荣,而水果、蔬菜吃不完,也没地方可送,好只烂掉。  威:赶乡场卖嘛。  远:学校不兴做生意,况且农村,不占肚子的东西不好卖,总之,20年中,我可能有5年在认真上课,恢复高考,邓小平复出,学校为适应形势,才划分出教学组,整理教案。此前,我这教物理的,也教过数学和语文。  文革武斗时,山垭中学分成两派,造反派一占上风,就将以校团委为核心的保皇派撵出校园。附近农民也有组织,叫“农奴戟红色兵团”,与学生们观点不一致,校方就鸣钟集合宣布:学校操场是革命小将的练兵场,不是小农意识的打谷场,而大礼堂是排练和演出忠字舞的红色舞台,不是堆放资本主义黑庄稼的仓库——这一招太狠了,“农奴戟”抗了几天,就召集上千泥腿子沿山路游行,挺进学校,发出怒吼。几百学生娃都把《毛主席语录》贴在胸前,齐唱《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与农民对峙。  乡下人毕竟老实,胆小,不敢贸然出手伤人,而书生们伶牙利齿,利用越战越勇,“母校保卫战”持续了几天,县里造反总部来了两名特派员,声称:  “再敢围攻革命小将,‘农奴戟’将被县革委定性为保皇狗。”如此狠话出自“县里”,农民们马上作鸟兽散。  清静日子没过多久,中央号召“革命大联合”,接着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贫下中农”进驻学校。嘿,风水马上又倒转,几个学生领袖被驻校代表宣布为坏头头,“刘少奇的走狗”。经过游乡和批判会,压服了学生们的嚣张气焰后,学校变本加厉演化为农场,不仅拾掇庄稼,而且养猪养狗养鸡。深秋重开课程,学生都不能按时报到。校空了,连早已熟悉的迎接“最高指示”的游行也失去了往日敲锣打鼓的热闹,“贫农代表”跺脚乱吼,急忙去校旁的刘家大院动员乡亲,不料乡亲没有熬夜的习惯,连“最高指示”也把他们搞不起床。  威:您虽然在乡下,但热闹看了不少。  远:人像面团被搓来揉去,农民管理学校,除了监督劳动,就是忆苦思甜。你不搭理,他就三天两头找你谈心。忆苦饭更是常吃,师生都成瘦猴子了,还让“斗私批修”。农村学生很本份,都走几十上百里山路,从家里背粮食。学生食堂有口大锅,人横着躺下去只能够着锅底。下面煮水,上面架木格子蒸饭,全是学生们自带的五花八门的器皿。锅盖平时吊在房梁上,蒸饭才放下来。学生下饭顿顿是白水菜汤,没有一星油。长此以往,人会得甲亢病,学校也太黑了,师生打了那么多粮食,却一粒也不抠出来。守着个世外桃园,我最深的感受自然是饿。一个礼拜赶一次场,炊事员早早就出门,按教师的人头买肉,一人二两。星期天晚餐,大家无一例外地聚集小食堂,把碗摆在案桌上,等待伙食主任唱名、分肉。炊事员分肉手艺已炉火纯青,片数不会多不会少,连油与菜,也尽量平均。因为此时众多鹞子眼都随着“印把子”转动,你有私心,人家总会咳嗽,以示提醒。  肉碗到手,每个人都要本能地簸一下,才伸出另一碗打饭,一碗三两。计划经济时代,27斤的口粮定额,绝不含糊。为了改善生活,教师们成群结队夜捉青蛙,一会儿一大桶,剐皮白水煮吃,特鲜。  威:除了乱七八糟的事,您是咋教书的?  远:你问我,我问谁?那年头根本就没固定的课本,只有讲“最高指示”没错。毛主席啥都讲过,就缺物理和化学,所以我也不敢乱讲。您爸是特级教师,讲陶铸的《松树的风格》,出神入化,就凭这一条,文革开始他就成“黑帮”。唉,这辈子太落魄了,连老婆与我的共同点也是吃。她是当地农民,小学文化,管刘家大院的榨面机。我开始去榨挂面,接着就经常接受她一把面的贿赂。结了婚后,她才嫌我吸面的声响太大,“一吸里外都听得见”。  威:您一个大学生,不嫌她土?  远:我是臭老九,30多岁了,没人要的货;而人家当时是生产队一枝花,追求者满山遍野。我们秘密好了一年多,才公开。她爹见生米煮成熟饭,还叹息“鲜花插在牛粪上”呢。还是俗话说得好:“胃口就能成夫妻。”46村民谢明  采访缘起:2002年4月30日下午,我第二次与来省城上访的蓬安农民阙定明等人约定,在成都西玉龙街的某某招待所见面。由于案件主角突然回避,只得转而访谈43岁的配角谢明。  为了大家的阅读顺畅,我没能采用大量的地方土语,虽然这非常可惜,但我的目的,是让更多的人了解、关注这件事。苛政猛于虎,所谓三农问题比我们想象的要可怕许多。  应该说,冤案主角政治觉悟很高,信赖党和政府的各项农村政策,所以他过分自负,竟要通过反映、举报,依法查帐来揭露贪官,减轻乡亲们的人头税费,却阻力重重,最终被控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锒铛入狱。  "天哪,"据说他在法庭上仰天长叹,"这就是共产党的天哪?"(以下,谢:谢明;威:老威)  威:我搞了多年的底层访谈,这个旅馆,我进进出出了好多回,但是昨晚看完了你们的上访材料,还是失眠了,用一句书面语来形容,就叫"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所以一大早就赶来了。  谢:谢谢老威同志为我们作主。  威:我一个跑滩文人,作不了什么主。我只能保证尽量真实地记录这个案子,让更多的人了解阙定明的冤情,至于以后咋样,不敢说。  谢:这几年,我们接待了几十位报社记者,有的还亲自跑到中坝村走访,都说要真实地反映情况,结果都石沉大海。转眼间,阙定明的四年牢也坐满了,也没见有啥报刊公开报道过。听说新华社的内参登了,通了天,可整人害人的贪官至今还在台上耀武扬威,欺压百姓。时间拖得越久,越对贪官有利。  威:想不到您还挺懂政治啊。  谢:折腾来折腾去,中国人个个都炼成了政治家。  威:我们还是书归正传吧:这份写给党中央、国务院等部门的申述状可是您起草的?我挨着数了3个钟头,大约有1100多人在上面签名划押,手印盖得密密匝匝,真是触目惊心!  谢:您的心这么细?看来有些来头。不过,这文章我做不了,至于谁能做,暂时保密。  威:哪就算了。  谢:我直接讲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如果口水话太多,上不了台面,还得麻烦老威同志您花几把力气加工整理。  威:您放心吧。  谢:您晓得,我们的申述状标题是"嘉陵江畔第一案",为啥这样说?因为在我们那儿,自盘古王开天地以来,还没出过这种事。你说国民党坏,苛捐杂税多,但是听老一辈讲,也就是乡长、保长、甲长带几个民团、乡丁进村来走几圈,催催摊派款;情况严重了才背上几杆破枪,壮壮声势。可在共产党手里,在公元1998年4月14日上午,朗朗乾坤,竟有100多名荷枪实弹的公安、武警驶着警车,冲进了我们长梁乡,封锁了各交通要道,接着包抄了四面环水的中坝岛。这帮兵匪的总指挥是蓬安县的父母官,县长孙明君。  威:你们不过是普通的农民,怎么得罪了县长?  谢:因为上访和查帐。1996年2月以来,中坝村5组村民阙定明就多次向上级举报村社干部的贪污腐败,还就农民负担过重问题多次上访,迫使蓬安县政府派出工作组,到中坝村调查。阙定明在工作组驾临当日,抄写了《四川省农民负担管理条例》、中央1996⒀号文件,以及省农业厅对阙定明上访问题的批复意见,在村里张贴了好几处,还找了一面祖传的铜锣,边敲边喊,四方游走,通知大伙开会。他是个瘸子,一大拨娃娃跟着他,他喊一句"查帐!"娃娃们也跟着喊,直到全村2000多人都出来了,才挟着锣去接待副县长刘光福率领的工作组。  阙定明只有小学文化,可人耿直、仗义、见的世面多,所以他的口才在村里很出名。他当即走到刘副县长跟前,鞠个躬,代表村民汇报说:"我们长梁乡中坝村是嘉陵江畔四面环河的小岛,地势低洼,河滩地种不了水稻,只能种玉米,花生、烟叶、油菜。广柑本来是传统产品,但无资金改良,也老化了,变不成钱了。全村2300人,负担人口1910人,耕地面积992·5亩,人均不足5分地,有的社还不足3分地。人多地少,在风调雨顺的年头也只能维持温饱,更何况常年遭灾(干旱、虫灾和洪灾),遇上特大洪水,村舍淹没,地里颗粒无收,青壮村民就只有成群结队逃荒,出去讨饭、打工,把国家救济粮省给跑不动的老小吃。幸好苍天有眼,阶级斗争不搞了,中央和四川省政府都三令五申,减轻农民负担,调动生产积极性,把近百种税费砍掉一半以上,后来又出台了《条例》,政策透明,我们到底可以直一下腰了:虽然天灾难免,但人灾总能免吧?93年中坝村的人均负担为40元,94年50元,95年60元,如果一直按这个增长度,我们没啥怨言,乡村两级有那么多干部拿工资、补贴,农民不出钱出血供着,政府班子就瘫痪了。没人管事,影响了安定团结肯定不行——我们能体会基层政府的难处,但你们也该为我们想想,农民的钱是一分一厘从这块不争气的地里挤榨出来的,总有一天,这地就荒了,就大家都没吃的。一人出60元,一户六口之家,就要出300元。花生、玉米,几毛钱一斤,300元要买多少?你们每天拿一分钟为我们算算帐,为土地算算帐,也就不至于在1996年,突然把人头负担提高到170多元,比上一年增加180%!这就意味着六口之家要负担1000多元,而中坝村两年的人均纯收入才483元!砸锅买铁也出不起啊。你们于心何忍?  "当然,如果基层政府需要这么多钱来为老百姓办事,需要这么多钱去爱国爱党,去打击侵略者,推翻三座大山,我们也认了,卖儿卖女,卖房卖血都行。想不通的是,中央想减,地方却增,长梁乡好象不是共产党的地盘。因此,我们这些泥腿子,也要依据法律、政策,要求查帐。全体村民都可以作证: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坝村就从来没有公开过帐务。"老阙的语音刚落,掌声就打雷一般响起来,整整持续了几分钟;刘副县长也感动了,当场和工作组其它人交换看法,同意了村民的查帐请求,并且说:  "这是民主和法制意识的觉醒,共产党和蓬安县委为你们撑腰、打气。"威:关于农民负担问题,上面有什么具体的精神?  谢:我这儿藏有1997年9月1号的《蓬安信息报》,上头全文发表了新修订的《农业法》和《四川省农民负担管理条例》,其中第九条明文规定:农民每年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上交的集体提留和统筹费的总额,以乡(镇)为单位计算,不得超过上一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5%,蓬安县委、县政府为此公开表态,要认真贯彻执行中央(13)号文件精神,把减轻农民负担落到实处,并规定"村提留"、"乡统筹"不准超过县农业主管部门的数额。  威:哪1997年的人头负担是多少?  谢:180多元。  威:我明白了,按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的传达惯例,基层政府比你们预先知道了新政策,所以赶在实施期限之前,把人头负担从60元猛提至170多元,这样,在高基数上再增加,自然就符合"不得超过上一年农民纯收入的5%",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谢:可人头负担增加了,纯收入并没有增加。  威:哪就做假帐,泡沫帐。  谢:所以老阙提出查帐,可拖了一年多,不成。因为平头百姓查政府的帐,古往今来都没先例,虽然如今有法了,副县长也表态了,但县委班子调整,前任答应的事后任凭啥兑现?村民代表们乡里、县里,脚跑大了,人头负担还直线上升。老阙说:"这样下去,农民吃不起饭,政府的税费收不上来,恐怕人心惶惶,要暴乱了。"就在1998年2月20日,邀约中坝村各社村民代表十几人,一道去乡政府请求查帐。当时政府里只有副乡长唐杰超执班,其它干部都到乡治安员唐建国家吃喜酒了。唐乡长晓得大家来意,就说我们没有会计证,无权查帐。老阙说:"都是农民,哪来会计证?只怕乡政府的会计也没证。但我们有《村民组织法》,还有中央(13)号文件,请乡长您依法办事,兑现县上允许查帐的承诺。"姓唐的又磨了半天,见溜不脱,就签了字,并带领我们去农经站,找到站长代文平,提出92至97年的帐本。  我们喜出望外,就分头进行,各社代表查各社的帐。正上了劲,正乡长彭会昌吃喜酒回来,闻讯暴跳如雷,大吼:"反了!反了!搞颠倒了!"代表们不愿交回帐本,彭乡长又吼:"帐目坚决不许查,今天要打要杀,陪到底。"代表们气极了,就拉他上市里县里评理,争吵起来。闹了个把钟头,三个政府官员借故脱身,去乡治安员家汇合其它人,商量对策。下午,蓬安县委和政府接到密告,派调查组来长梁乡走访当事人,并在乡电影院召开大会,县委副书记兰坤发和副县长卫磊都讲话,批评了乡政府,同意并支持村民代表查帐。卫县长说:"对反贪污腐败的人要重用、大用;对查出有问题的干部,不管职位多高,权力多大,都要拉下马来,依法惩治。"还宣布:中坝村帐务清查小组正式成立,县检察院唐联喜副检察长任组长,乡党委副书记唐树全任副组长,村民代表任组员。  话音没落,全场鼓掌,大家都连叫"包青天卫县长"。于是,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帐务清理按部就班,先从群众反映最大的九社和十社开始。一上手,就查出十社社长漆文光贪污2·7万元;九社有数笔巨额款项跟县长孙明均有直接牵连(县里兴建马回水电站,九社全部房屋搬迁,时任马电公司董事长、总指挥的孙明均经手了国家下拨的巨额房屋街道重建款。马电计划投资1·7亿元,实际耗资4·3亿元)。谁也没想到,拔了萝卜带出一堆泥,一桩特大经济案眼看暴露——帐务清查被勒令终止。  父母官亲自出马了,村民代表不小心捅漏了天!1998年4月14日,中坝村2000余位乡亲终生难忘,100多警察带着枪杀了进来!兵分两路,一路包围乡电影院,把骗到场的村民代表阙定明、吕长君、谢自为打翻在地,反扭手臂,以十几支手枪和冲锋枪抵住脑袋。武警班长喝叫:"老实点,动就一枪崩了!"接着被拖出电影院,一顿拳脚。三人还被按跪在公路上,锁了背铐。当时在场有几十个村民,都骇炸了,四下乱窜着叫唤:"抓人!共产党抓人!"县委副书记兰坤发见了,命令鸣枪示警,并大吼:"今天接到密令,如有妨碍执行公务者,就地正法。来几个杀几个,先斩后奏!"在阙定明等三人被拖上囚车带走的同时,武警大部队已过河包围了中坝村九社,挨户进行大搜捕。大祸临头,许多村民房门紧闭,但都被踹开了。当然,农民家穷得叮当响,一眼就望穿了,于是兵匪们又驾着警车,冲进庄稼地,碾倒大片庄稼。正在地里干农活的村民代表何文有,还没弄醒豁,就被枪托砸翻,嘴巴啃泥,戴上铐子。站在一旁的青年吕德良,只有20岁,血气方刚,质问了一句:"光天化日,你们凭啥……话没落音,就挨了几拳,口鼻直喷血,跟着,也被戴铐扔进囚车。  一帮兵匪歪戴帽子,在宽阔的田野上施展威风,谁敢吭气就打就抓。受伤的村民横躺在地里,没人管,而警车却一路拉着警报,制造恐怖气氛,老人和妇女都吓得发抖,紧紧抱住自己家的强劳力,不让再出门惹祸。还在外头的村民,象受惊的鸡鸭,哇哇往家跑。警车不停地撵人,横冲直撞地耍疯了,村民代表吕功辉被撵到嘉陵江边,跳水逃命,差点被淹死。兵匪们耍尽兴了,就鸣着警报到县轮渡码头会师,命令俘虏们当众跪在河边,打得死去活来,群众远远围观,指指戳戳,还以为破获了一起抢劫杀人集团。  阙定明等五人被关进县看守所,三天三夜的刑讯逼供,精神几乎崩溃,只能在审讯人员早已写好的定罪材料上签字划押。一个月后,除老阙外,其他"认罪态度较好"的四人均"取保候审",作为释放条件,四人书面保证:"一,不准对外说案情;二,不准走亲访友;三,不准上告。违者再抓进来,罪加一等。"  "首犯"阙定明继续坐牢,在此期间,县太爷孙明均指挥的专案调查组进驻中坝村,拎着手枪、手铐,揣着《拘留证》"收取"已定证据。为了逃避作伪证,村民们纷纷在夜里外逃,十几个村民代表更是有家难回,20多天在河边荒草地露宿,一有风吹草动,马上投嘉陵江。天老爷,这是啥日子?蚂蚁都有巢,难道做农民连蚂蚁都不如?  威:这狗日的贪官也太狠毒,贪了,不让查;不让查就算了,还要搞恐怖活动,封人的口,这和本·拉登有啥区别?老谢,您可晓得朱容基总理说过"预备一百口棺材,九十九口给贪官,一口留给自己"的话?  谢:中国起码有几十万贪官,见钱不怕死,所以几百个朱容基也不够用。  威:湖北监利县有个乡党委书记,叫李昌平,曾经为民请命给朱容基写信,他反映的人头负担问题同中坝村大同小异,我念一段给你听听:"农民不论种田不种田都必须缴纳人头费、宅基费、自留地费,丧失劳动力的80岁的老爷爷老奶奶和刚刚出生的婴儿也一视同仁,交几百元钱的人头负担。由于种田亏本,田无人种,负担只有往人头上加,有的村人头负担高过500多元/人。我经常碰到老人拉着我的手痛哭流泪盼早死,小孩跟到我面前要上学的悲伤场面。我除了失声痛哭外,无法表达我的心情。痛苦与无奈尽在哭泣中。今年的负担又涨了,您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少壮打工去,剩下童与孤,又见负担涨,唯望天地哭。'"  谢:这是个有良心的好官,可惜没生在长梁乡。  威:接下来有:"出生在集镇,就不要人头负担,出生在农村就年年交人头费几百元,这多么不公平啊。"  谢:变了农民,脸朝黄土,就没啥公平的,我们从没要求公平,只求能过得下去。  威:没想到您还挺平静。  谢:眼泪已经淌干了,老阙为中坝岛坐牢,大家的眼泪都流干了,他不是官,就一个农民,一个瘸子,却心比天高,非要拗这个劲。他和清官一样,为民请命,但写不了那么好的文章,小学文化,给市长、省长写信都不行,词不够用,不够用来形容当农民的苦。何况总理,这么大的国家,只有一个总理,绝对看不过来。农民的眼泪只能把农民自己淹死。  威:我理解,请您继续讲。  谢:这是命,阙定明命中该坐四年牢,1998年9月14日,蓬安县检察院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向法院提起公诉。10月7日,法院开庭公审,被告和辩护律师都作了"无罪申辩"。群情激愤,几百名当地村民将法庭内外挤得水泄不通,大家举着"阙定明冤枉"的横幅,多次从旁听席上起立发言,要求释放被告,惩治贪官。法官多次制止无效,就宣布休庭。因证据不足,11月3日,县检察院撤回起诉。11月5日,村民们聚集法院门口,要求依法放人,刑庭庭长刘某某出面接待,并压低嗓门对大家说:"阙定明的确无罪,法院判不下来,可是县委主要领导一再施压,我们叫他们签字,我们判,他们又不签。"  权力干预司法的结果,1998年12月1日,县检察院第二次提起公诉,罪名和罪证无一字改动。12月22日,县法院开庭审理这起轰动一时的冤案,为了防止骚乱,县委书记谢发国亲自出马,在县邮电局设立临时指挥部,致使城内电话中断数小时;并出动大量警力,在城外拦截从成都、南充等地赶来采访的记者。  全城戒严了,岗哨林立,公路和水路交通被封锁,警车响着警报在街上巡逻,水上派出所出动汽艇阻拦从中坝岛过江的渡船,超载的渡船在江中摇摇晃晃,眼看要沉了,汽艇才网开一面。  而在庭上,检察官和律师嘴仗打得激烈,只听律师声音洪亮地说:"本来'奉命起诉','奉命审判',权大于法已成为过去,然而在新刑法、诉讼法颁行的今天,又重现这个问题,这将是我国法制史上的一个悲剧、蓬安县的悲剧。因为,只有千年的百姓,没有千年的官,你可以镇压一个阙定明,而无法镇压百万蓬安人。一个阙定明被镇压下去了,千百个阙定明会站起来,历史将宣判阙定明无罪。历史将把蓬安的大、中、小贪官钉死在耻辱柱上。历史上的莫须有都是这样,可以压得了一时,却不能压一世,历史上的秦桧,至今还跪在杭州的风波亭外,受千人骂,万人打。"  威:这律师胆够大的。  谢:他是南充的律师,蓬安管不了,而且他实在被气毛了,明摆着的冤案嘛,硬要开庭。到了中午,天阴得很,几千群众不断线地涌入法院,挤在旁听席,为阙定明和律师鼓劲;而检察官一开口,群众就起哄,喊冤枉,法官制止不了,就连连叹息。到最后,检察官就只擦汗,不说话,蜷在座位上,像受气的小媳妇;而律师穷追猛打,滔滔不绝,把法警和城里人都感动得热泪直流。阙定明在被告席上,边哭边冲着四面八方拱手道谢,连说:"我满足了,满足了!"拖到下午3点,法官摸出事先拟好的官样文章宣布:判处阙定明有期徒刑四年。  威:依据是什么?  谢:前头已讲了,是因为98年2月20号的查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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