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暂的停顿。“别等太久。我想看看你，趁他们还没给我绑上铁肺。”她大笑起来。这是她的老习惯了，面对霉运开个玩笑，插科打诨，哪怕流露出最轻微的自伤自怜，也要对自己加以鄙视。它还有一种自相矛盾的效果，按照我的测算，它既缩小了不幸，又放大了不幸。“如果可以的话，回来过圣诞节吧。”她说，“一月四号之前回来，哪一天都行。萨丽娅说那一天希腊有日食。她从互联网上读来的。咱们一起看日食。”“我尽量，妈妈。”我说。这就像有天早晨醒来，发现一头野兽在家里徘徊。我觉得哪儿都不安全。她在这儿，在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拐角，无声地踱着步，悄悄地逼近，永远用一块手帕擦拭着脸颊，抹去嘴里不断流出的口涎。我们的房子空间狭小，逃开她是不可能的。我尤其害怕吃饭的时间，到时候就不得不忍受这样的奇景：萨丽娅撩起面罩的底边，将一匙又一匙的食物送入口中。看到这一幕，听到这声音，我肚子里真是翻江倒海。她吃起东西来声音很响，嚼到一半的食物老是湿答答的，啪的一声，掉到盘子里，桌子上，甚至地板上。任何液体，哪怕是汤，她都必须用吸管来喝。吸管平时就放在她母亲的手提袋里。她用吸管嘬肉汤，嘬得吱吱唧唧，咕咕噜噜，而且总要把面罩弄脏，肉汤顺着下巴往下流，流到她脖子上。第一次，我要求离席，妈妈严厉地瞪了我一眼。所以我就训练自己挪开目光，听而不闻，可这并不容易。有时我走进厨房，她也在那儿，坐得笔直，玛达丽娜正在往她脸上抹药膏，预防皮肤发炎。我开始在心里默默地倒数，算着日子，妈妈说过，玛达丽娜和萨丽娅只待四个星期。我希望玛达丽娜是一个人来的。我喜欢玛达丽娜。我们，我们四个，坐在我家大门外四四方方的小院子里，她喝着咖啡，一支接一支地吸着香烟，脸上的棱角掩映在我家橄榄树的树阴下，金色的草帽戴在她头上，本该显得滑稽可笑——谁戴都会可笑的，比如妈妈，可是玛达丽娜不一样，对她这样的人来说，优雅来得不费吹灰之力，仿佛这是一门与生俱来的技艺，就像你有本事把舌头卷起来。和玛达丽娜在一起，从来不会无话可说，故事一个接一个，从她嘴里流淌而出。有天上午她和我们谈起了她的旅行，比如说去安卡拉那一次，她在恩古里苏河边闲逛，喝掺了拉克酒的绿茶，还有一次，她和贾纳科斯先生去肯尼亚，骑在大象背上，在多刺的金合欢树之间穿行，甚至坐下来，和当地的村民一起，喝玉米粥，吃椰浆饭。玛达丽娜的故事唤醒了我心里长久以来的躁动。我总有一种强烈的欲望，想冲出家门，闯荡世界，勇往直前。相形之下，我在蒂诺斯的生活就显得过于平凡。我预见到自己的人生慢慢展开，不过是一片虚无，没完没了地向外延展，所以我干脆把自己在蒂诺斯度过的大部分童年岁月付诸蹉跎，我感到我是自己的一个替身，一个代理，仿佛那个真正的自我在别处栖息，等待着有朝一日，能与这个晦暗、空洞的自我复合。我觉得我是孤岛上的逃奴，自己家里的流亡者。玛达丽娜说，在安卡拉的时候，她去过一个叫库乌卢公园的地方，看天鹅在水中游来游去。她说那水光让她目眩神迷。“我开始狂想了。”她大笑着说。“你没有。”妈妈说。“老毛病了。我说得太多了。我原来总是这样。你还记得我给咱俩惹了多大的祸吗？我在课堂上说起来没完。你从来都不犯错误，奥蒂，你那么认真，那么好学。”“很有趣，你的故事。你的生活很有趣。”玛达丽娜眼皮一翻。“得了，你知道中国人的诅咒[5]。”“你喜欢非洲吗？”妈妈问萨丽娅。萨丽娅拿手帕捂住脸，没有回答。我很高兴。她说起话来会发出最古怪的声响，带着一种湿漉漉的音色，一种奇特的混合，既像大舌头般口齿不清，又好像着嗓子里含着漱口水。“哦，萨丽娅不喜欢旅行。”玛达丽娜说着，掐掉了香烟。这句话从她嘴里说出来，就像一个不容置疑的真相。她看都没看萨丽娅，完全不需要她的同意或反对。“她还没有这方面的爱好。”“嗯，我也没有。”妈妈还是对萨丽娅说，“我喜欢待在家里。我猜我只是从来没找到什么理由，让我非离开蒂诺斯不可。”“不只是你，”玛达丽娜说，“我也想留下，真的。”她摸了摸妈妈的手腕。“你们知道我走的时候最怕什么吗？我最大的担心？没有奥蒂我可怎么活下去？我发誓，一想到这个我就六神无主。”“你干得挺好的，看上去……挺好的。”妈妈慢吞吞地说着，从萨丽娅身上挪开了目光。“你不明白。”玛达丽娜说，我意识到我就是那个不明白的人，因为她正直勾勾地看着我。“要是没有你妈，我根本撑不到今天。她救了我的命。”“你又开始狂想了。”妈妈说。萨丽娅仰起脸，眼睛眯着。那是一架喷气式飞机，在天上，在一片碧蓝中，无声地划出航迹，留下一条长长的、雾化的尾巴。“是我父亲。”玛达丽娜说，“奥蒂从他手里救了我。”我不知道她是不是还在对我讲话。“那是那种天生的恶人。他鼓眼泡子，脖子短粗，脖梗子上长了颗黑痣。还有拳头。砖一样的拳头。他回到家，哪怕一件事都没做，只要听见门厅里他的靴子声，他钥匙的叮当声，他嘴里的小曲，对我就已经足够了。他发火的时候，总是从鼻子里往外喷气，死死地闭着眼睛，好像正在沉思，然后他抹一把脸，对我说：好啊，丫头，好啊，你就知道什么要来了——风暴，风暴就要来了——来了就停不下。没人帮得了你。有时候，他刚开始抹脸，或是朝胡子上喷气，我眼前就黑了。“我后来也遇见过他那样的男人。真希望我没碰上过这些人。可我碰上了。我算是明白了，你只要稍微看仔细一点，就会发现他们全都一样，最多有点儿小差别，只不过有人更圆滑些。他们可能有那么一点儿魅力，或者很有魅力，可以让你上当受骗。可其实呢，他们都是不快乐的小男生，陷在自己的愤怒里不能自拔。他们觉得委屈。他们没得到应该得到的东西。所有人爱他们爱得都不够。他们当然盼着你能爱他。他们想要你搂着他们，摇着他们，抚慰他们。可是把这些东西给他们是错误的。他们接受不了。他们无法接受和自己的需要一模一样的东西。到头来他们会因此恨你。这一切永远没个头，因为他们恨你总是恨得不够。没完没了——那些痛苦，那些道歉，许诺，食言，由此而来的一切不幸。我第一个丈夫就是这样的。”我目瞪口呆。以前从来没人当着我的面讲过这么坦率的话，妈妈肯定没有。我认识的人当中也没有一个用这种方式道出自己的厄运。我既为玛达丽娜感到难堪，又钦佩她的直率。她提到第一个丈夫时，我注意到一片阴影落在她脸上，自从见到她以来，这还是头一次，就像一个短暂的暗示，指向某种黑暗的、惩罚性的、创伤性的东西，迥异于她朗朗的欢笑和万般的风情，也配不上她身上那条宽松的、南瓜花的裙子。我记得我当时在想，她一定是个好演员，所以才能用快活的外表，给失望和痛苦披上伪装。就像一个面罩，我想，然后暗地里为自己这个绝妙的联想得意非常。后来，我长大了，对当年的印象也变得不是那么肯定了。回想起来，她提到第一个丈夫时，那种停顿的方式是有些做作的，目光垂落，嗓子发紧，嘴唇微微颤抖，这样的做作也出现在她那巨大的活力和轻松的笑语里，在她充满生机、势如破竹的魅力里，甚至她轻视别人的方式也来得那么温柔，翩翩而至，却眨一眨眼，哈哈一笑，让人疑虑全消。也许或悲，或喜，都是虚假的做作，也许哪一个也不是。对我来说，什么是表演，什么是真实，已经变得模糊了，可这一点至少让我认为，她是个有趣至极的女演员。“那时候我有多少次跑到你家里来，奥蒂？”玛达丽娜问。现在笑容又出现了，笑声渐趋响亮。“你爸妈好可怜。可这房子就是我的安全港，我的避难所。真的是。一个小岛，岛中岛。”妈妈说：“我们总是欢迎你的。”“是你妈结束了那些毒打，马科斯。她有没有告诉过你？”我说她没有。“我一点也不吃惊。这就是奥德丽娅·瓦尔瓦里斯。”妈妈扯开腿上的围裙边儿，又把它压平，脸上挂着一种梦游般的表情。“有天夜里我跑到这儿来了，舌头上流着血，鬓角有一片头发给扯掉了，一只耳朵挨了打，还在嗡嗡作响。那一次他真把我给抓住了。我真受不了啊。真受不了啊！”光听玛达丽娜说这句话时的语气，你也许会以为她谈的是一顿盛宴，或是一部好小说。“你妈问都没问，因为她知道。她当然知道。她只是看着我，看了很久，看我站在那儿，哆嗦着，然后她说话了，我还记着呢，奥蒂她说：好了，这种事该到头了。她说：我们要去拜访一下你爸。玛蒂。我开始求她。我担心他会杀了我们俩。可你知道你妈是什么样的人。”我说我知道，妈妈横了我一眼。“她不会听的。她就是这样子。我肯定你知道她那副样子。她冲出去了，可是在此之前，她拿了她爸的猎枪。我俩朝我家走，一路上我都想让她停下，我跟她说，他打我打得也没那么厉害。可她不听。我们直接朝大门走过去，我爸就在那儿，在门口，奥蒂举起枪，把枪管子捅到他下巴上，然后她说：再有下一次，我一定回来，用这枪轰烂你的脸。“我爸呆了，他吭哧了半天，一个字也说不上来。你想不想听最棒的部分，马科斯？我低头一看，就看见地上有一小摊，一小摊……哦，我想你猜得出来，那一小摊在地板上，在他两只光脚丫子中间，无声无息，越扩越大。”玛达丽娜朝后拢了拢头发，打火机又咔嗒了一声，然后她说：“这故事，我亲爱的，这故事是真的。”她用不着这么说，我知道那是真的。我从中认出了妈妈那种简单而粗暴的忠诚，山一样的决心。她的冲动，她的需要，她要做不公不义之事的纠正者，做被践踏的草民的守望者。我看得出来这是真的，因为提到最后那个细节时，妈妈嗤之以鼻。她不赞成。也许她认为这个细节让人不快，不仅仅由于那个显而易见的原因，也因为在她看来，人即使生前品行不端，死后也应该享有最起码的尊严。尤其是家人。妈妈在座位上换了个姿势，问道：“如果你不喜欢旅行的话，萨丽娅，那你喜欢做什么？”我们的目光一齐转向了萨丽娅。玛达丽娜已经讲了好半天，我现在回想，当我们坐在院子里，斑驳的阳光洒在我们身上，那一幕恰好说明了她引人注目的能力有多强，她把一切都吸进她的旋涡，如此彻底，以至于萨丽娅完全被遗忘了。我也给另一种可能性留下了空间，那便是她们出于必要，已经适应了这样的状态，这样的惯例：能让注意力发生转移的母亲，以自我为中心的母亲，遮蔽了安静的女儿，玛达丽娜的这种自恋也许是一种善意之举，是母亲保护孩子的行为。萨丽娅含含糊糊地说了两个字。“声音大一点，亲爱的。”玛达丽娜提醒她。萨丽娅清了清嗓子，咕噜咕噜，好像含着痰。“科学。”我第一次注意到了她眼睛的颜色，绿得像不曾被践踏过的牧场，她头发漆黑，皮肤毫无瑕疵，像她母亲一样。我很想知道她是否也漂亮过，说不定像玛达丽娜一样美丽。“跟他们讲讲日晷的事，亲爱的。”玛达丽娜说。萨丽娅耸了耸肩。“她做了个日晷。”玛达丽娜说，“就在我们后院。去年夏天。谁也没帮她。安德烈亚斯没帮过。我肯定是插不上手的。”她咯咯地笑了。“赤道式的还是地平式的？”妈妈问。萨丽娅眼中惊讶地一闪。她先一愣神，然后才明白过来。就像一个人置身于外国的城市，走在拥挤的街道上，耳畔忽然传来零星的乡音。“地平式的。”她用那种奇特的、湿漉漉的声音说。“你用什么做晷针？”萨丽娅定睛看着妈妈。“我剪了一张明信片。”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们俩之间怎样交流。“她小时候老把玩具拆掉。”玛达丽娜说，“她喜欢机械玩具，里头有精巧装置的东西。她不是拿来玩的，对吗，亲爱的？不是，她把它们大卸八块，那么多很贵的玩具，我们刚一给她，就让她拆开了。我那会儿挺担心的，可是安德烈亚斯——说到这儿我得夸夸他——安德烈亚斯说，让她拆吧，这是好奇心的表现。”“如果你想的话，咱们可以再做一个。”妈妈说，“我的意思是再做个日晷。”“我已经知道怎么做了。”“注意你的礼貌，亲爱的。”玛达丽娜说，一条腿伸直了，又弯回去，好像在做舞蹈动作里的拉伸练习。“奥蒂阿姨想帮帮你。”“要不，别的东西也行。”妈妈说，“咱们可以做别的东西。”“哎哟！哎哟！”玛达丽娜着急忙慌地把烟吐出来，喘着气说道，“真不敢相信我还没有告诉你，奥蒂。我有大新闻。猜猜看。”妈妈耸了耸肩。“我要回演艺圈了！演电影！人家给了我一个角色，主角，大片。你能相信吗？”“恭喜了。”妈妈懒洋洋地说。“我带着剧本呢。我应该让你读读，奥蒂，可我就怕你不喜欢。那很糟糕吗？我不介意告诉你，我会郁闷死的。我挺不过去的。我们秋天开拍。”第二天早晨，吃过早餐，妈妈把我拉到一边。“行了，怎么回事？你哪根筋不对？”我说我不明白她在说什么。“你最好给我打住，别再干蠢事。那样干不合适。”她说。她习惯性地眯起了眼睛，微微扬着头。“都今天了，我心里还堵得慌。”“我没办法，妈妈。别逼我。”“为什么没办法？你给我说清楚。”没等我反应过来，话已脱口而出：“她是个丑八怪。”妈妈紧紧抿起了嘴。她盯着我，脸上没有恼怒，而是一种灰心丧气的表情，好像我耗尽了她的精力。她放弃了。就像一个雕刻家终于丢下木槌和凿子，绝望地面对着一块坚硬的石头，因为他永远敲打不出预想的形状。“她是人，摊上了可怕的事情。再那样叫她，你再叫给我看看。再叫，再叫就有你好瞧的。”没过多长时间，我们就走上了鹅卵石铺的小路，萨丽娅和我，路两边都是石墙。我提心吊胆，走在她前面，一定要隔着几步，好让路人或某个同校的男生——上帝啊，可千万别——不会把我俩想成是一起的，可是不管怎样，人家肯定都会那么想。谁都看得出来。最起码，我希望我俩之间的这点儿距离，能够表明我的不满意和不情愿。让我宽心的是，她没有要赶上来的意思。我们从一些农民身边经过，他们晒得黑黑的，满面倦容，刚从集市上下来，正要回家。他们的驴驮着柳条筐，里面装着没卖掉的农产品，驴蹄子踩在小路上，嘚儿嘚儿地响。这些农民我大部分都认得，可我一直埋着头，眼睛看着别的地方。我领萨丽娅去了海滩。我选了一处礁石很多的地方，有时候我也来这儿，知道这儿人少，不像别的海滩那么拥挤，比如说阿伊诺斯·罗曼诺斯。我卷起裤腿，站上陡峭的礁石，跳到下一块上，我挑了一块紧靠海的，海浪扑到这儿，又退回去。我脱掉鞋子，把两只脚伸进一堆石头围成的小浅塘。有只寄居蟹匆匆逃离了我的脚趾。我看见萨丽娅在我右边，坐在近处的礁石上。我们坐了很久，没有说话，望着海洋，潮水低哮，扑撞着礁石。烈风骤起，抽击着我的耳朵，迎面泼溅着咸腥的味道。一只鹈鹕两翼张开，在蓝绿色的水上盘旋。两个女人肩并肩，站在齐膝的水中，高高地拉起着裙子。向西望去，我可以看到这岛的景色，看到房屋和磨坊那明晃晃的白，大麦地的绿，群山参差，满目深褐，年复一年，泉水在山中奔流不息。我父亲就死在那山里。他为一家开采绿色大理石的矿场工作，妈妈怀我已经六个月的时候，有一天他从悬崖上滑落，摔到了三十米之下的地方。妈妈说，他忘了挂安全钩。“别那样了。”萨丽娅说。我正在往附近一个旧铁皮桶里扔石子，她吓了我一跳。我丢歪了。“关你什么事？”“我的意思是，别那么自以为是。我和你一样不想这样。”风把她头发吹得乱舞，她正用手按住脸上的面罩。我不知道她能否忍受这日复一日的恐惧，怕不怕忽然吹来一阵劲风，卷走她脸上这块布，那样她就必须去追它，暴露着去追。我什么都没说，又丢了一颗石子，还是偏了。“你是个蠢货。”她说。过了一会儿，她站起身，我假装不动。可我一扭头，看见她上了海滩，往回朝着小路的方向去了，于是我穿上鞋，跟着她回了家。我们到家时，妈妈正在厨房切羊角豆，玛达丽娜坐在不远的地方，涂着指甲，抽着烟，往茶碟里弹着烟灰。一看见那茶碟，我就吓得手脚发麻，那是一套瓷器当中的一个，是妈妈从她外婆那儿继承下来的。要说妈妈的家产中真有什么东西值钱，那就只有这套瓷器了，她几乎从来不肯把它拿出来，始终搁在靠近天花板的那层架子上。玛达丽娜抽一口烟，就吹一吹指甲，谈论着帕塔科斯、帕帕多普洛斯和马卡雷佐斯，就是这三个上校，那一年早些时候在雅典发动了军事政变，人称“将军政变”。她说她认得一个剧作家，如她所言，是个“好亲爱、好亲爱的男人”，被加上了共产党颠覆分子的罪名，关进了监狱。“这太荒谬了！毫无疑问。完全是荒谬的。你知道宪兵队是怎么让人开口的吗？”她说这话的时候压低了嗓门，好像宪兵就藏在这房子的某个角落。“他们把胶皮管捅进你屁股，然后把水开到最大。这是真的，奥蒂。我对你发誓。他们拿抹布蘸上最肮脏的东西，人类的脏东西，你懂的，然后把抹布塞进那些人嘴里。”“很可怕。”妈妈平静地说。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已经厌倦了玛达丽娜。这些滔滔不绝、自以为是的政治评论，玛达丽娜和她丈夫的种种派对见闻，她与之叮叮当当、碰过香槟酒杯的诗人、知识分子和音乐家，她罗列的一次又一次既没有必要、也没有意义的外国城市游历。她还轻率地对核灾难、人口过剩和污染问题发表见解。妈妈迁就玛达丽娜，她面带微笑，眉头微皱，稀里糊涂地听着她的故事，可我知道她心里对她并不客气。她也许认为玛达丽娜在炫耀。她也许觉得玛达丽娜让她难堪。是什么引起了怨恨，败坏了妈妈的善良、她的救助，以及她英勇的行为？是它们身上那一层知恩图报的阴影。这是她的需求，这是她让你背负的债务。她把这些行为当成了现款，拿来换取忠诚和顺从。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那么多年前玛达丽娜要离开。那条把你拉出洪水的绳子，也会变成捆住你脖子的套索。人们到头来总是让妈妈感到失望，我也如此。他们无法偿还自己欠下的债，无法以妈妈希望的方式偿还。妈妈得到的安慰奖就是居高临下的无情的满足，将自己置于具有战略优势的高位，随意地对别人做出判断，因为只有她，才是那个人人负我，我不负人的人。我为此难过，因为我从中看到了妈妈自身的穷困，她自己的焦虑，她对孤独的恐惧，对无依无靠，对遭人遗弃的惧怕。那说到我，又是怎样的呢？我了解我母亲，我清楚地知道她需要什么，可还是故意而坚定地拒绝了她，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一心让我们之间隔着一块大陆，一座大洋——更确切地说，既有大陆，也有大洋。“他们对讽刺全无感觉，军政府……”玛达丽娜正在说着，“……这个样子镇压人民。在希腊！民主的诞生地……噢，你们回来了！怎么样啊？你们俩干什么去了？”“我们在海滩上玩来着。”萨丽娅说。“好玩吗？玩得开心吗？”“开心极了。”萨丽娅说。妈妈用怀疑的眼光打量了我一眼，再看看萨丽娅，目光又挪回到我身上，可是玛达丽娜已经眉开眼笑，不出声地拍起了巴掌。“真好！现在我不用担心了，你们两个好好玩，奥蒂和我就有时间做我们自己的事了。你说是吗。奥蒂？咱们还有好多好多的事没做呢！”妈妈愣愣地笑了一下，接着伸手去拿卷心菜了。从那时起，萨丽娅和我便可以自由行动了。我们可以到岛上探险，在海滩上玩游戏，小孩该怎么玩，我们就能怎么玩。妈妈会给我们包好三明治，一人一个，我们可以在早餐之后一起出发。一旦出了大人的视线，我们便常常分开。在海滩上，我要么游泳，要么脱掉上衣，躺在大石头上，萨丽娅会走掉，不是去捡贝壳，便是在水里的礁石上跳来跳去，这样很不好，因为浪太大了。我们走的是小道，绕来绕去，穿过葡萄园和大麦地，低头看着自己的影子，每个人都在想着自己的事。我们大部分时间用来闲荡。那个年月，蒂诺斯还没什么旅游业，实际上是个农业岛，人们要靠自己的奶牛、山羊、橄榄树和小麦来过日子。最后我们觉得无聊，就找个地方吃午饭，安安静静地，在树阴下，或是磨坊边乘凉，咬一口，就看看峡谷，望着长满多刺灌木的野地，群山，大海。有一天，我溜溜达达往城里的方向去了。我们住在岛的西南岸，往南走上几公里，就是蒂诺斯城。城里有个卖小玩意儿的小商店，开店的是个愁眉苦脸的鳏夫，名叫鲁索斯先生。随便哪一天，你都能很容易地在他商店的橱窗里发现各种各样的东西，从四十年代的打字机，到皮子做的劳动鞋，要不就是一个风向标，老花架子，巨型蜡烛，当然还有帕纳伊亚福音教堂圣母像的复制品。没准儿还能见到一只黄铜大猩猩。鲁索斯先生也是个业余摄影师，他在店后面弄了个暗房。每年八月，当朝圣者来到蒂诺斯参观圣像的时候，鲁索斯先生就卖给他们胶卷，还在暗房里替他们冲洗照片，以此收费。大约一个月之前，我在他的橱窗里瞧见了一架照相机，放在破旧的铁锈色皮匣子上。每隔几天，我都要去一趟小店，盯着这架相机，想像自己到了印度，皮匣子的系带吊在我肩膀上，我在拍照片，拍我在《国家地理》上看到的稻田和茶园。我还要拍印加古道。我要骑在骆驼背上，坐在尘土呛人的旧卡车里，或是徒步，勇敢地面对炎热，直到站在斯芬克斯和金字塔下，举目凝望，我要把它们也拍下来，然后看着自己的照片发表在光面纸印刷的杂志上。正是这个原因，在那天上午把我吸引到了鲁索斯先生的窗前，虽然商店当天关门，可我还是站在外面，脑门顶着玻璃，做起了白日梦。“什么型号？”我往后退了退，在窗户上看见了萨丽娅的倒影。她用手帕擦了擦左脸。“那台相机。”我耸耸肩。“好像是阿耳戈斯C3。”她说。“你怎么知道？”“这是过去三十年里最畅销的35毫米相机。”她用略带责备的语气说道，“不过外观上不怎么好看。太丑了。看上去像块砖头。这么说你想当摄影师？我是说等你长大了。你妈说你想。”我转过身。“妈妈告诉你的？”“怎么了？”我耸耸肩。妈妈和萨丽娅连这种事都谈，真让我难堪。我不清楚她是怎么说的。她会打开自己的武器库，挥起唇枪，舞动舌剑，一本正经，却语带嘲笑，就像她谈起那些怪事、糗事时一样。她会你在眼皮底下剁碎你的雄心壮志。马科斯想走天下，用镜头拍遍地球。萨丽娅坐在人行道上，拉起裙子，盖住膝盖。这是个大热天，阳光好像长了尖牙，啃噬着皮肤。几乎没人出门走动，街上只有一对老两口儿，迈着僵硬的步子蹒跚而过。老头儿大概叫德米斯什么的，戴着灰色前进帽，穿棕色的花呢夹克，对这个季节来说，显然太过厚重。我记得他脸上带着一副目瞪口呆的表情，有些老年人就是这个样子，好像一成不变地受着怪异发现的惊吓，殊不知这就是衰老，直到多年以后进了医学院，我才怀疑他得了帕金森氏症。他们经过的时候招手致意，我也摆手还礼。我看见他们注意到了萨丽娅，步子突然停了一下，旋即继续前行。“你有照相机吗？”萨丽娅问。“没有。”“你拍过照片吗？”“没有。”“那你还想当摄影师？”“你觉得奇怪？”“有点儿。”“那我要是说我想当警察，你也觉得奇怪吗？就因为我从来没给人家戴过手铐？”她的目光变得柔和了，我看得出，如果她能，她一定在笑。“所以你是个聪明的蠢货。”她说，“给你个建议：别当着我妈的面提这相机，要不然她一定会给你买下来。她正急着讨你的好呢。”手帕上了脸，又下来了。“可我觉得奥德丽娅不会同意。我猜你也知道。”我既感到惊奇，同时又有点儿不安，这么短的时间，她怎么能看出这么多东西。我想，也许是因为有那个面罩，因为有掩盖的优势，也就有了警醒、观察和细看的自由。“她可能会让你把它还回去。”我叹了口气。她说得没错。妈妈不会接受这样简单的补偿，如果牵涉到钱，那就更不可能了。萨丽娅站起身，拍拍屁股上的土。“我问你，你家里有没有盒子？”玛达丽娜和妈妈在厨房喝着葡萄酒，我和萨丽娅上了楼，用黑色记号笔涂鞋盒。鞋盒是玛达丽娜的，装着一双酸橙绿色的高跟鞋，鞋是新的，仍然包着棉纸。“她打算穿这种鞋去哪儿？”我问。我能听到玛达丽娜在楼下，谈着她上过的表演课，老师要求她做练习，让她假装自己是蜥蜴，一动不动地趴在石头上。接着便是一串笑声——她的笑声。我们涂完了第二道，萨丽娅说还得再涂第三道，确保任何小地方都不会漏掉。黑色必须均匀，做到天衣无缝。“照相机就是这样的，”她说，“一个黑盒子，上面有个眼儿，让光线进来，再拿东西来吸收光线。把针给我。”我把妈妈的一根缝衣针递给她。至少可以说，我对这架自制相机的前景，对它到底能拍出什么，是心存怀疑的，就凭一个鞋盒子，加一根针？可是萨丽娅一头扎进了这个项目，带着如此之强的信念和自我肯定的信心，那我也不得不留出点儿余地，万一这玩意儿能用呢？她弄得我在心里想，她知道我不知道的东西。“我已经计算过了。”她说，小心翼翼地拿针扎着鞋盒，“没有透镜，咱们就不能在小的这一面上扎眼儿，这盒子太长了。不过宽度刚刚好。关键是扎出来的针孔要尺寸正确。我算的是0.6毫米，大概吧。行了。现在咱们要做个快门。”在楼下，玛达丽娜一度压低了声音，变成了急切的低语。现在我听不清她在说什么，可我听得出来，她讲话的速度慢下来了，吐字也清楚了，我能想像她现在身体前倾，胳膊肘放在腿上，目光直视，眼睛眨都不眨。经过了这么多年，我已经熟悉了这种腔调。人们这样讲话时，很可能是在透露、揭发、坦白着某种灾难性的事情，恳求着倾听者。军队伤亡通知小组敲门时，律师向客户兜售辩诉交易的好处时，警察在凌晨三点截停汽车时，还有偷情的丈夫，常常采用这种腔调。而我自己在喀布尔的医院里又用过多少次呢？有多少次我把家属领进安静的房间，请他们落座，给自己拉过一把椅子，强打起向家属通报的精神，畏惧着即将开始的谈话？“她在谈安德烈亚斯。”萨丽娅不动声色地说，“我敢保证她在谈他。他们大吵了一架。把胶带和剪刀递给我。”“他是什么样的人？我是说除了很有钱以外？”“谁，安德烈亚斯吗？他挺好的。他经常出差。在家的时候就总有人过来。很重要的人——部长啊，将军啊什么的。他们在壁炉边上喝酒，一谈就是一个晚上，谈的主要是生意和政治。我在自己的房间里都能听到。安德烈亚斯有客人的时候，我是应该待在楼上的。我不该下去。可他给我买东西。他花钱请了家庭教师，到家里上课。他和我说起话来也蛮和善的。”她把一片四四方方、已经涂成黑色的纸板盖到针孔上，拿胶带粘好。楼下没什么动静了。我在心里编排起了剧情。玛达丽娜无声地哭着，心不在焉地把玩着手绢，好像那是一块培乐多彩泥，妈妈没怎么管她，干看着，脸上带着一丝苦笑，好像舌头底下有什么酸酸的东西正在化开。妈妈受不了别人在她面前哭哭啼啼。她看不得人家的肿眼泡，也看不得那不加掩饰、恳求的脸。她把哭看成软弱的标志，一种对他人关切的炫目恳求，而她是不会让你得到满足的。她不可能去安慰你。渐渐长大之后，我才领悟到这并不是她最主要的目的。她认为悲哀应该是私密的，不该拿出来炫耀。我小的时候，有一次问她，我父亲坠崖身亡时，她有没有哭过。在葬礼上。我是说下葬的时候。没有。我没有。因为你不伤心？因为我伤不伤心不关别人的事。要是我死了，你会哭吗，妈妈？但愿我们永远也不必知道答案。她说。萨丽娅拿起那包相纸，对我说：“带上手电筒。”我们钻进了妈妈的壁橱，轻手轻脚地把门关好，门下面用毛巾塞住，挡住所有的光。等到周围一片漆黑，萨丽娅便叫我打开手电筒，我们事先已经用好几层红色的玻璃纸把它包好了。微光之下，我看不见萨丽娅，只能看到她用细长的手指剪下一张相纸，把它铺到鞋盒里面，正对着针孔的方向。相纸是前一天我们从鲁索斯先生的店里买的。我们走到柜台边上，鲁索斯先生从眼镜上方打量了一番萨丽娅，然后问：这是要打劫吗？萨丽娅用食指对着他，然后竖起大拇指，好像在扳动手枪的击锤。萨丽娅把鞋盒的盖子盖好，用快门挡住针孔。她在黑暗中说道：“明天，你来拍你职业生涯中的第一张照片。”我真听不出她是不是在开玩笑。我们决定去海滩。我们把鞋盒子放到一块平整的石头上，拿绳子捆牢，因为萨丽娅说，只要一打开快门，我们就一动也不能动了。她凑到我身边，从盒子上方朝远处看了看，好像那儿真有个取景器似的。“完美的画面。”她说。“没那么完美。没对象。”她看了看我，明白了我的意思，然后说：“不。我不行。”我们来来回回地争论了一番，最后她同意了，但是有一个条件，她不露脸。她脱掉鞋子，双臂张开，好像走钢丝一样，走到离相机几米远的一排礁石上。她在石头上坐下，面朝西，望着锡罗斯岛和基斯诺斯岛的方向，扯一扯头发，盖住脑后固定面罩的系带。她回过头，看着我。“记住，”她大声说，“数到一百二。”她转过身，面向大海。我弯下腰，伏在鞋盒上方，看着萨丽娅的背影，她身边的礁石宛如星群，石与石之间，海草纠缠，摇曳，仿佛死蛇，一条小小的拖船在远处摆荡，潮水高涨，将嶙峋的岸蹂躏一番，便返身退落。我抬起针孔上的快门，开始数数。一……二……三……四……五……我们躺在床上。电视屏幕上，一对手风琴手正在斗技，可是声音已经让詹娜关掉了。正午的阳光剪穿了百叶窗，投下道道光影，落在吃剩下的玛格丽塔比萨上，那是我们通过送餐服务订的午饭。送饭的是个又高又瘦的男人，梳着油光水滑的大背头，白上衣，黑领带。他把送餐车推进房间，小桌上放着个长颈花瓶，一枝红玫瑰插在里面。他提起半球形的盘子盖，露出比萨，手上做了个挥舞的动作，极尽炫耀之能事，好像一个魔术师面对着观众，而兔子刚刚从大礼帽中现了形。在我们周围，在乱七八糟的床单上，散乱地摆放着我给詹娜看过的图片，这是过去一年半我在旅行途中拍下的照片。贝尔法斯特，蒙得维的亚，丹吉尔，马赛，利马，德黑兰。我给她看公社的照片，我在哥本哈根曾经短暂地加入过这个公社，和一群丹麦垮掉的一代分子共同生活，他们穿破背心，戴无檐小便帽，在一个从前的军事基地内建起了一个自治社区。你在哪儿？詹娜问，这些照片上都没你。我喜欢待在镜头后面。我说。这是实话。我已经拍了几百张照片，哪一张里你都找不到我。取出胶卷时，我总是洗印两套照片，我留一套，另一套给萨丽娅寄回家。詹娜问我旅行的钱从哪儿来的，我说我用了遗产的钱。这不全是事实，因为遗产是萨丽娅的，不是我的。与玛达丽娜不一样，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安德烈亚斯的遗嘱里根本没有提到她，只有萨丽娅。她把一半钱给了我。我本该用这钱把大学念完。八……九……十……詹娜用胳膊肘撑起身体，越过我，横到床的另一头，小乳房擦着我的皮肤。她拿了烟盒，点了支香烟。我是前一天在西班牙广场遇见她的。当时我坐在通往广场的石头台阶上，再往上便是山上的教堂[6]。她走上来，用意大利语对我说了句什么。我见过太多像她这样的漂亮姑娘，在罗马的教堂和广场附近，似乎漫无目的地游荡。她们抽烟，大声说话，动不动就放声大笑。我摇了摇头，说：什么？她笑了笑，蹦出个噢，接着用口音很重的英语说：打火机？烟。我摇摇头，也用口音很重的英语告诉她，我不吸烟。她咧嘴一笑。她眼睛亮亮的，眼神飘忽不定。午前的阳光照着她钻石形的脸，映出了一圈神像般的光环。我打了个盹儿，后来她戳我肋骨，把我弄醒了。La tua ragazza？她问。她发现了那张萨丽娅在海滩上的照片，多年前我用自制的针孔相机拍的那一张。你女朋友？不是。我说。你妹妹？不是。La tua cugina？你表妹，si？[7]我摇了摇头。她又端详了一会儿照片，紧嘬了几口，把烟抽完。不是。她说得咬牙切齿，而且让我惊讶的是，甚至怒气横生。Questa è la tua ragazza！[8]你女朋友。我认为是，你是大骗子！接着，我简直不能相信，她按下打火机，点着了照片。十四……十五……十六……十七……我们一路跋涉，返回公共汽车站，走到大约一半，我才意识到照片丢了。我告诉他们我得回去。没有选择，我非回去不可。阿方索疑惑地看了看加里。阿方索是个瘦削、结实、寡言少语的瓦索[9]，跟着我们，做我们非正式的智利向导。加里是个美国人，我们仨当中的头狼，一头黄毛，看上去脏兮兮，满脸的粉刺坑。这张脸似乎在诉说着习以为常的艰辛生活。加里心情很坏，现在坏上加坏，因为他饿着肚子，没有酒喝，右小腿又起了讨厌的皮疹，此前一天，他碰到了一丛利特雷[10]灌木，感染了。我是在圣地亚哥一家拥挤的酒吧遇到他们俩的，在那儿，喝过五六轮皮斯科拉[11]后，阿方索建议来一次远足，去阿波金多瀑布，小时候他父亲常带他去那儿。第二天我们便徒步出发，夜里在瀑布边露营。我们吸了大麻，耳中水声轰鸣，头顶上是繁星拥塞的辽阔夜空。此时我们正艰难回返，去阿波金多圣卡洛斯搭公共汽车。加里戴着一顶科尔多万帽，他把大帽檐向上一推，拿手绢擦了擦脑门。回去得走三小时，马科斯。他说。三小时，懂不？阿方索附和道。我知道。可你还是要去？对。就为一张相片？阿方索问。我点点头。我不想多说，因为他们不理解。我自己理解吗？我不清楚。你知道你会迷路的。加里说。很有可能。那就祝你好运了，朋友。加里说着，伸出了手。疯狂的希腊人。阿方索说。我哈哈大笑。这不是我第一次被人叫作疯狂的希腊人了。我们握了手。加里调整好背包的肩带，他俩便转身上了山间小道，走到转弯处，加里挥了挥手，但没回头。我沿着我们刚刚来的路往回走。实际上我花了四个小时，因为正像加里预测的那样，我迷了路。到露营地的时候，我已经筋疲力尽。我到处找，在灌木丛里蹚，往石头缝里瞧，一无所获，越来越慌。后来，就在一筹莫展，准备放弃之际，我瞥见矮坡上的灌木丛中白花花地一闪。我找到了照片，它卡在一堆乱蓬蓬的刺藤中间。我摘出它，弹落尘土，眼中满溢着如释重负的泪水。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在加拉加斯，我睡在桥下。在布鲁塞尔睡青年旅社。有时我挥霍一番，找家好酒店，要个房间，洗个热水澡，刮刮胡子，穿着浴衣吃饭。我看彩色电视。那些城市，道路，乡村，我遇见的人们，统统变得模糊起来。我对自己说，我在寻找某种东西。可是一种越来越来强烈的感觉告诉我，我在流浪，在等待着临于我身的大事件，它将改变一切，它在让我用过往的全部人生，为它的到来做着铺垫。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在印度的第四天。我跟着闲荡的牛群，踉踉跄跄走上了一条土路，世界在我脚下歪斜着。一整天我都在不停地呕吐。我的皮肤黄得好像纱丽，感觉有无形的手，在活活剥着我的皮。我再也走不动了，我躺倒在路边。路对面有个老头，正在一口大铁锅里搅着东西。他旁边是个鸟笼，鸟笼里是一只蓝绿相杂的鹦鹉。一个皮肤黝黑的小贩推着满满一车空酒瓶，从我身边经过。这就是我记住的最后一件事。四十一……四十二……我在一间大屋子里醒来。空气中热浪迫人，弥漫着类似哈密瓜腐烂后的味道。我躺在一张钢架单人床上，为了不硌人，床上铺了床垫，没弹簧，不及一本平装书的厚度。房间里塞满了同样的床。我看见一条条枯瘦的胳膊垂在床边，一条条火柴棍一样的黑腿，支棱在污迹斑斑的床单之外，一张张牙齿残缺的嘴张开着。天花板上毫无用处的吊扇。墙上大块的霉斑。窗户挨着我，灌入灼热而黏稠的空气和刺目的阳光。护士是个膀大腰圆、面带怒容的穆斯林汉子，名叫古尔[12]，他告诉我，我将死于肝炎。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我要我的背包。什么背包？古尔冷冰冰地问。我所有的东西都没了——我的衣服，钞票，书，照相机。小偷只给你留了这个。古尔用叽里嘟噜的英语说着，朝我旁边的窗台一指。是那张照片。我拿起它。萨丽娅，她风中飞舞的长发，她周围翻卷的白浪，她礁石上的赤足，爱琴海在她前方骤然升腾。我喉头哽咽。我不想死在这儿，死在这些陌生人中间，死得离她如此遥远。我把照片插到了玻璃和窗框之间。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邻床的男孩长了张老头子的脸，憔悴，凹陷，形销骨立。他小肚子鼓起着，里面长了个保龄球大小的瘤。只要护士一碰到那儿，他就死死地闭起眼睛，嘴巴猛地张开，发出无声而痛苦的哀号。这天早晨，有个护士，不是古尔，想喂他吃药，可这孩子把脑袋扭过来，扭过去，嗓子里发出刨木头的声音。最后，那护士硬生生掰开他的嘴，把药塞了进去。等他一走，男孩朝我慢慢扭过头。我们隔着床空儿，四目相交。一颗小小的泪珠滑出，滚落到他脸上。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苦难，绝望，在这个地方，就像海浪。它从每一张床上翻卷而出，撞击着发霉的墙，再朝你扑回来。你会淹死在里面。我睡得很多。不睡的时候，我也想睡。我吃他们给我的药，药让我再次睡着。要不然，我就看着病房外面熙熙攘攘的街道，看阳光滑过帐篷巴扎和陋巷里的茶馆。我望着小孩们在那儿打弹子，他们脚下的人行道已经烂成了臭泥沟，老婆婆们坐在门口，缠腰布的街头小贩蹲在席子上，或掏椰子，或叫卖金盏花的花环。房间另一头，有人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尖叫。我打起了瞌睡。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我得知那男孩名叫马纳尔，意思是“指明灯”。他母亲是妓女，父亲是小偷。他和姑姑、叔叔住在一起，他们揍他。没人知道他到底会怎么死，只知道他横竖都是死。没人来看他，等他死了——从现在算，再过一个礼拜，或一个月，最多两个月——也肯定不会有人来认尸。不会有人伤心，不会有人记起。他将死在他生活过的地方，死在犄角旮旯里。他睡觉时，我发现我在看他，看他下凹的太阳穴，看他的大脑袋，大得与肩膀不成比例，看他下嘴唇上那块颜色明显的疤，古尔跟我说过，给他母亲拉皮条的家伙有个习惯，总在这孩子嘴上捻烟头。我试探着跟他讲英语，又用我知道的几句乌尔都语搭话，可他只是疲倦地眨眨眼。有时我把两手搭在一起，在墙上做几个动物模样的影子，只想博他一笑。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有一天，马纳尔指了指窗外。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抬起头，却只看到云后的一小块蓝天，往下看，街边水桩喷涌，孩子们以水嬉戏，一辆公共汽车喷吐着废气。然后我意识到，他指的是萨丽娅的照片。我把它从窗子上取下，递给马纳尔。他拿着照片，贴近自己的脸，对着那烧过的一角，凝视了很长时间。我不知道是不是海洋吸引了他。我不知道他是否尝过海水的咸，是否曾经注视着海潮从脚下退去，并为此感到头晕目眩。也许，虽然他看不到萨丽娅的脸，却能从她身上感受到一种亲缘，因为她知道痛是什么感觉。他把照片递还给我，可我摇了摇头。你留着吧。我说。他脸上闪过少许怀疑。我笑了笑。然后，尽管不能确定，可我感觉，他还了我一个微笑。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我战胜了肝炎。我证明了古尔是错的，奇怪的是，我看不出他是高兴还是失望。可我知道我让他吃了一惊，因为我问他，我能不能留下来做义工。他昂起头，皱着眉。到头来我不得不去找护士长。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浴室里满是尿味和硫磺味。每天上午我都把马纳尔抱进浴室，用两条胳膊托着他赤裸的身子，留心着不要颠到他。我以前见过一个义工把他扛在肩膀上，好像他是一口袋大米。我轻轻把他放到条凳上，等他喘口气，再用温水冲洗他瘦小、脆弱的身体。马纳尔总是安静、顽强地坐着，两只手放在膝头，耷拉着脑袋。他就像一个受了惊吓、骨瘦如柴的老头子。我拿打过肥皂的海绵，擦过他的两肋，脊椎的节突，两片鲨鱼鳍一样的肩胛骨。我把他抱回床上，喂他服药。按摩脚和小腿可以起到安慰的作用，所以我给他按了，按得不紧不慢。他睡着的时候，萨丽娅的照片总是半塞在他枕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