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战场 清华打开我的国际视野 母亲说服我考清华 我并不是一个天赋异禀的人。如果是，我应该在高中毕业的时候就已经走进了清华。在18岁以前，没有太多人注意过我，我也没有显示出任何"人才"的痕迹，高中的时候，我也"扑腾"过名校，成绩也冲到过学校前几名。但是发挥总是不稳定，并且被一种我自己称之为"高中考试波浪起伏症"的现象所困扰。该症状的最大表现是前一次考试成绩和后一次考试的成绩走不同的两个极端，比如这次考得好，下次一定考得差，如果这次考得非常好，那就更不幸了，下次考得必定是非常差。 熟悉了这种考试曲线图，倒也觉得无所谓了。每次无论是考好还是考差，我和父母都已经提前有了心理准备。于是高中三年，我心安理得走着这种起伏路线。 不过到了高考前一次全省模拟考试的时候，却成了我最犯难的时候。"我究竟是应该尽最大努力考好呢？还是应该稀里糊涂考差一点呢？"按照三年来的规律，如果这次考好了，高考就一定会考差的；但是如果这次考差了，又会影响我高考前填志愿的信心--这是我第一次明白人生中的"选择"常常让人"左右为难"。 所以当别人在复习冲击好成绩的时候，我的心思彻底游离。每天忙着反复权衡外带扔硬币，最后，我决定要冒一个险--为了高考考好一些，我要放弃这一次模拟考试。我反复地跟自己说，"不要考好，千万不要考好。" 我带着坚决不要考好的信念走进了模拟考试的考场。结果，这一次，我反倒考出了有史以来最好的成绩--全校第四名。 于是，我的"悲剧"拉开序幕了。 在高考的时候，我的数学考出了一个非常差的成绩。按照我当时的数学水平，150分的满分，考出140分左右是常有的事。但是我当时只考了个117分，于是，我的总分少了将近30分，我和北京最好的学校失之交臂，考入了武汉的华中师范大学。 当时我的很多同学考入了一些更"牛"的学校。这种反差让我当时的我产生了很强的危机感。记得当时走进大学之后，我每天都念叨着孟子的那句"天将降大任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然后朝7晚11地去上自习，学英语。危机感让我第一次有了那么强大的动力，而这种动力也持续了四年的时间，让我有了非常充实的大学生活。 大学留给了我很多充实的记忆。比如，我的英语起点不高，居然敢在大一的时候报考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结果连题目都没有看懂，连滚带爬，老师收卷子的时候我拽着卷子不松手。大二我接着考，总算及了格，61分，不过后来我知道，这是华中师大历届英语竞赛的历史最低分。 在准备第三次英语竞赛时，我已经跟着英语系旁听了一年的课程。在英语系旁听的经历让我吃了不少苦。当时英语系是非常热门的专业，我们笑称英语系的同学连走路都和其他系的不一样，每天几乎是飘着走的。我在最渴望学好英语的时候，硬着头皮到英语系旁听。之前有很多朋友提醒我不要试着去英语系蹭课，因为可能会受到"伤害和歧视"。但是我还是"勇敢地"挤了进去。记得那天是下午2点的课，我1点钟就像小老鼠一样悄悄溜进教室，趴在最后一排。 等到下午两点差五分，英语系的帅哥美女已经"载歌载舞"地飘了进来。我依然趴在最后一排，尽量使自己不被发现。等到两点钟，上课铃声想起，英语系的阅读老师牟老师走了进来。她环视了一下教室，说"今天人来得很整齐嘛！"就在这时，她看到了那个趴在最后一排的我。"要在英语系旁听，得先去教务处办旁听手续。"一向认真的牟老师说道。就这样，我被她"赶"出了教室。 我立即跑到教务处咨询如何办理旁听手续，得知办旁听证得一学期交3000块钱，这是我无法承受的，只好另想他法。终于，功夫不负苦心人，我打听到英语系新来了一位年轻的女老师，姓周，刚刚研究生毕业，人非常友好。于是我又悄悄地蹭到周老师的课堂上。记得那时周老师刚刚怀孕，散发着母性光辉的她没有赶我走，还跟我讲，"只要大家不赶你，系里不发现，你可以在我的课堂上一直听下去。"于是，我在英语系旁听了一年。 牟老师把我从英语系教室里赶出来让我至今仍然有心理阴影，对英语系毕业的学生有一种排斥感。后来，我参加英语演讲比赛专门参加专业组的，也考过了英语专业8级，有一点"较真"的味道。 大三，我拿下了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一等奖。 这种进步让我开始意识到有些看似遥不可及的事情，只要肯努力，一样有可能成功。 大三时，我已经拿下了很多国家级和省级竞赛的奖，可是就在大三过后的暑假，在我收拾着这些获奖证书的时候，我突然产生了一种空虚感。在掌声渐息之时，我发现自己应该寻找一个更大的平台。于是，我想到了考研究生。要考就考最好的学校！于是，我向着清华进军了。从千军万马中杀出了一条血路，考上清华大学研究生，是我对自己人生轨迹的第一次赌博。在漫长的闭关准备以后，我赌赢了。 闭关复习阶段是一个非常艰辛的过程。临近大四，心态已经很浮躁，也经常会动摇，怀疑自己选择的路是否是最佳的。 大四快毕业的时候，我面临着三条路，每一条路都很诱人，但是每一条路都不是那么平坦。 第一条路，考清华研究生，汇入全国号称百万的考研大军中，去冲击清华大学一个只招不到10个人的热门专业；第二条路，凭着业余学了一年时间的法语，去法国读一所大学，背着背包到普罗旺斯去流浪；第三条路，到湖北省外事办公室做一个普通的公务员，准确地说是一个翻译，做一些外事接待，如果运气好，也可能会陪着领导出出国。 后来能够坚持走了考研这条路，进入了清华大学，要多亏了母亲。 "儿子，我建议你暂时不要申请留学，以你现在的实力，充其量只能去国外读一所二三流的大学。你有能力去读中国一流的大学，为什么不先去试一试呢？"在我第二次非常严肃地提到想要放弃的时候，母亲坐在床边，对我语重心长地说。这两句话她已经给我说了很多次了。 在说服我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母亲是世界上最耐心和最有技巧的说客。如果她发现我没有采纳她的意见，她可以利用各种场合变化不同战术--苦口婆心、引经据典、和风细雨、润物无声，总之，直至我彻底被说服为止。 在母亲的坚持下，我听从了她的建议，决定先尽力考清华大学。虽然现在看来，考清华是那个时候最不靠谱的梦想之一，千军万马中，有谁会看中我这个不起眼的小兵呢？ 但是希望最渺茫的时候，反而是我状态最饱满的时候，每当这个时候，我会这样安慰自己：也许我是最笨的，也许我不是最聪明的，但是我一定是最认真的那个。在我回忆的时候，我会问自己，"你还有遗憾吗？"如果我的回答是，"我真的已经竭尽全力了"，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已经成功了。从华中师大考入清华，从清华考入世界前8所名校，我都是用这个道理激励自己的。明确了目标以后，我开始闭关考研。我拿着爷爷赞助的3000块钱，在学校附近租了一个非常小的教工宿舍。由于学校当时不允许教工把房子租出去，所以每天晚上都有专人负责巡查。为了避免被人发现以后被赶回宿舍，我必须把房间伪装成无人居住的样子。 于是，当时华师西区的教工宿舍，我开始过和前三年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我给自己制定了非常详细的时间表，我开始静下心来冲击梦想中的学校，我开始胆战心惊地防止别人把我从这个安静的"考研基地"赶出去。 5个月之后一个下着大雨的早晨，我接到了清华的面试通知书，这一刻，我忘记了自己曾经经历的所有孤独和无助，能想到的全是幸福和梦想。 从小到大，我成长的轨迹很像是带着梦想去爬山，一座一座山地往上爬，一个梦接着一个梦地做。每当爬上一座山峰的时候，还来不及回望爬过的山路，我又看到了另一座更高的山峰，于是开始一次更加艰苦的攀登。 清华，是我走向世界的梦想开始的地方，从这里，我走出了国际化的第一步。 我的闭关考研复习表 考研依然是中国大学生毕业之后面临的重要选择，看到每年加入考研大军的朋友，我想起了曾经在千军万马中奔跑的自己，那种闭关考研的经历心情至今依然非常刻骨铭心： 梦想中如此美好的未来，现实中却让我感觉如此地忐忑和迷茫； 复习如此的单调和疲惫，可是进步和成效却是如此地微弱； 身边不断有人找工作、出国和保研，给我如此大的诱惑，让我一次一次地问自己："我是否真的应该考研？"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依然坚持过了那么一段艰难的日子，当时陪伴我坚持下来的理念非常地简单："如果我能够把这么辛苦、单调和希望渺茫的事情都做成了，我以后一定能做更大的事情。"我曾经读过王辉耀的一本《我在东西方的奋斗》，里面提到出生在80年代的这一批人，从小到大都没有吃过苦。父母为我们包办了几乎所有的事情。所以很难具备做大事的能力。 而我在考研这个过程中的最大的收获就是锻炼了我的意志。但是这种锻炼意志并不意味着我去悲壮地"悬梁刺股"、"卧薪尝胆"似的复习，那种复习方法叫做"自虐"。考研同样也可是一个非常快乐的过程。当然快乐的前提是养成一个合理的作息规律，学会自我调整情绪。因为考研的学生大多是大三下学期的学生，所以课程相对比较少，容易自己控制时间。这是我当年的每日复习时间表。如果有课就去上课，没有课就按照这个时间表来复习。 8：45am～10:30am这个时间段主要是背诵时间。早上8点起床以后，我会用半个小时的时间收拾一下，吃个早餐，然后去图书馆自习。早上8点45准时坐到书桌前复习。考研时政治和专业课都有大量的名词解释、问答题要背，早晨的时候大脑是一个刚刚开机的电脑，运行速度非常快，所以尽可能选择在这个时候把该背的东西都背完。10:30am～11am:中间休息半个小时。走出图书馆，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听听音乐，看看秋日的阳光如此美好。坐在草地上读一读当天的报纸，美好的半个小时。 11:00am～12pm复习英语。因为英语主要是背单词和做题，刚好一套题或者一个单元的阅读需要一个小时，那么这一个小时就非常有效地利用了，有了合适的事情，你根本不用看表，时间过得非常快。 12:00pm～1:30pm午餐和午休。午餐一定要好好地吃一顿，考研的时候每个人都是"脑力民工"，最大感受就是一坐下来就饿了，所以中午一定要好好吃一顿。吃完了之后再午休一个小时。 1：45pm～3：00pm复习自己最薄弱的科目。因为下午的时间是最完整的一个时间板块，所以可以全身心地用这个完整的板块复习薄弱科目。我当时最薄弱的是新闻史，因为需要背的东西实在是多，所以我就每天下午集中突击新闻史。理科考生需要考数学，这个时候也可以集中突破数序。 3：00pm～4:30pm先休息半个小时，剩下的一个小时，建议做一些文字整理工作。比如我当时会参照历年考题给自己出专业课模考试卷，将书中的重要名词解释还有问答题的答案整理得工工整整，这样晚上可以请人给自己模块，他/她来问问题，自己背给他/她听。这个经验应该普遍适用于文科类考生。理工科同学可以结合自己专业实际来进行复习。 4：30pm～6：30pm这两个小时是我雷打不动的运动和晚餐时间。考研意味着整天坐在书桌前，对眼睛和脊椎都非常不好。记得当年我就有个同学考出了颈椎病。所以这两个小时我会去健身房或者到操场跑步。今天跑步，明天就去做一些力量训练，交叉进行，既可以恢复肌肉，还可以保持很好的运动效果。想象一下安静了一天，在健身房里或者是操场上挥汗如雨，然后洗一个澡，再美美地吃顿晚餐，那是多么幸福的感觉！当然，女孩子不用进行力量训练，但是可以选择一些其他的运动方式。 6：45pm～9:00pm这又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板块复习时间。我非常重视板块复习时间，是因为，复习是一个渐渐投入的加速度过程，非常忌讳刚刚熟悉了一个科目，又跳到另外一个科目，因为每一次重新提速又需要很多的时间。这就好像火车一路反复地停靠和更换车道，一定非常影响速度。 9:00pm～10:00pm这个时候是一天总结的时候。没有总结的一天是不完整的一天。我的方法是把自己整理的大量的文字内容背诵一遍，然后找自己的考研伙伴，互相提问互相背，这样可以迅速巩固今天复习的内容，为今天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10：00pm～12：00am复习了一天了，这两个小时属于自己。你可以看一集你最喜欢的偶像剧，我当时看了几部偶像剧，每次看了以后就被男女主人公的跌宕起伏的爱情感动得热血沸腾，看完以后觉得生活挺美好的，我要从今天开始，一步一步地去靠近。后来我在考GRE的时候，没什么可以看的了，只有湖南电视整天在放《大长今》，当时觉得大长今和闵政浩的命怎么这么苦，和我有的一拼，但是他们最后依然很幸福，苦尽甘来。所以这样一想，我第二天又动力十足了。12：00pm～8:00am睡觉。每天晚上12点，我会准时睡觉，保证8个小时的睡眠。 在考研阶段，需要找到合适的调节自己心态的方式。除了看偶像剧，看励志书籍也是个好办法。我还看了王辉耀的《我在东西方的奋斗》、杨澜的《凭海临风》等传记类的励志书籍。他们的经历告诉我，人生的这本书是靠你自己去写的，付出的越多，这本书就会越精彩。我喜欢读成功人士的传记，我去读他们的故事，分析自己和他们的差距，才能更加有动力。 考研的那几个月真是让我脱胎换骨了，每天坚持这样一个复习计划，既快乐又充实。当勤奋成为习惯的时候，一切就不再痛苦。我总结出来了一个结论：什么是大学生活的幸福？那就是每天早上起床觉得今天很忙，每天晚上睡觉，觉得今天很充实。什么是大四毕业前幸福？那就是收到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后给父母或者朋友打电话，然后轻轻松松地享受大四最后的时光或者是拿着一份沉沉的简历，有很多公司来找你，说来我们这儿工作吧，你从中选个最合心的，微笑地拒绝其他邀请。 面试时险被淘汰的艺术青年 考完研究生考试笔试最后一门课以后走出考场，我仰天长啸，大吼一声："终于考完了！"然后把所有的复习资料分门别类打好包。我不是要收藏，而是要把他们系统而完整地全部扔掉，经过那么5个月的艰难和努力，我不想也不敢再去回忆关于考研的任何记忆。我要把他们从我的记忆里彻底销毁。这也是我做全力做一件事情时的一个习惯，不给自己留任何退路，用尽全部的力气，做完之后就不再想了。 考完研之后，我开始彻底放松，每天的主要任务是补觉，然后在一所很小的英语学校兼职上一些英语课，用挣来的钱交学习法语的学费。当时，我在法国大使馆的"法语联盟学校"学法语，学费非常贵，一个月大概要700人民币。我当时兼职教英语可以挣到1000元左右，所以每个月过得很拮据。 这样的等待有3个月。这3个月，因为每一条路都很模糊，所以我对未来何去何从毫无概念，心情就像坐过山车，有时候觉得未来特别美好，有时候又觉得美好的未来离我那么遥远。 3个月以后，在得到清华面试通知的当天中午，我还在武汉。武汉下着罕见的倾盆大雨。我手里拿着打工辛辛苦苦赚来的1500元工资。上了一辆出租车。下车的时候，伞没忘记拿，但是却忘记去拿放在座椅前面的钱。呜呼，这可是我准备去清华面试的路费！当时我的心情极其悲壮，甚至想要放弃面试。还好后来母亲借给了我一笔钱，我才去了北京。"祸兮，福之所伏"的老庄哲学在我身上经典演绎。不过丢钱事件只是一个序曲，走进清华，我更是经历了一波三折，在马上被淘汰的时候，被意外地拉了回来。 清华大学通知面试的时候，也会通知去清华校医院去体检。体检是面试的第二天，也就是说，在体检的时候，谁也不知道最终的结果。每个人都悬着心去体检，不知道有没有人因此被查出心律不齐。 更要命的是，大家都挤在清华三层的校医院里体检，检着检着就会发现有些人检没了。在我们一起面试的那一教室的人里面，有几个我熟悉的面孔体检了一半就不见了。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他们已经接到了没有被录取的通知，提前回家了。 面试的时候，我并没有十足的把握，但是我那个时候担心最多的反而不是是否能够被录取，而是我从哪里弄一套像样的西装。那时的我还没有一套像样的西装。经过一番努力，终于，我穿着一套A师兄借给我的休闲西装、B师兄借给我的一双皮鞋以及C师兄借给我的领带出发了。还好当时借宿的那个寝室4个兄弟身材非常统一，让我得以拼凑起一套像样的行头。现在回忆那个时候的样子一定是非常"天真"--我留着长发，活生生一个北漂的艺术青年。这样的打扮让身边的很多朋友都以为我报考的不是国际新闻专业，而是美术专业。 或许是当时年轻，喜欢标新立异？居然蓄起了长发，去清华面试的那一个月是我迄今为止唯一一次长发形象。在最不应该留长发的时候叛逆了一把，现在想起来依然有很多后怕，幸好当时没有叛逆到戴耳环。 面试那天的傍晚，我走进了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二楼的一个新办公室，里面已经坐了三排等待面试的人。每个人都沉默和紧张地坐着，整个房间非常安静。我是到的比较晚的，总觉得这样的气氛不太自然，至少觉得报考新闻传播学的人不应该这样沉默，于是我试图把现场的气氛弄得活跃一些。 我开始发动讨论。这是我的强项。在一个大家彼此非常陌生的环境里，我非常善于主动打破僵局，主动找人说说话。这也许是为什么我后来在新东方教课如鱼得水的原因，我善于让学生们放开来说英语。 看了看周围，每个人的状态都不一样。这个时候，我不想找那种看起来特别自信的人聊天，以免带给自己太多压力。我找了一个坐在我身边看起来非常矜持的女孩，我感觉她有些紧张，于是主动找她聊天。 "紧张吗？"我问她。 "还行，反正没有太大把握。"她笑着回答。 "我也是，因为我的总分才370。你呢？"我们当时谁也不知道别人的分数是多少，满分才400分，我总觉得我的370分应该算比较高了，所以就自己主动说出来了。 "我比你高一点，385。"她依然非常稳定地微笑。 比我高15分？这可不是高一点儿，要知道，15分可以挤掉很多人。 我和她讨论分数的时候，其他人也加入了进来，慢慢地，大家的分数我们大概知道了。最高分大概是390分左右，我的那个370排在比较总分靠后的位置，不占太大优势。其实后来我知道，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比较，因为我们的报考的是不同的方向，考卷都不一样。 分数大概知道了，大家也开始聊起其他话题，比如面试完了以后要怎样解放自己云云。不过在这样一个充满竞争的氛围里，每个人说话都非常小心，除了自己本科来自什么大学之外，没有人愿意透露太多信息。而非常谨慎的谈话，似乎让气氛更加紧张。几个消息灵通人士讨论出了很多以前我们并不知道的信息。比如整个这一屋的面试的，最后只招不到10个，并且还有几个是免试推荐，只要不出意外，铁定会被录取的。我本来还以为只要来面试的，都是被录取了的。还有一个让我更加紧张的信息就是，参加面试的，大多都是国家重点学校出身，像我这样来自省重点学校的，似乎只有我一个。 我被排在了第二个进场。虽然我走的是"艺术青年"路线，但是我还是注意了一个细节。那就是我做了一份非常详细的简历，里面详细列举了我在大学时候得的各类大大小小的奖，还有我发表在大学生杂志上非常小的一篇小豆腐块。这一直是我非常得意的一招，因为面试通知信告诉我们什么都不用准备，只用带一个人就行了。但是我偏偏不守规矩，自作主张做了几份简历。后来在申请美国八所名校的时候，我也自作主张地在每一份申请材料的后面加入了一份精致的简历--在激烈的竞争中，不一定要循规蹈矩，谁能够准备一些别人没有的"亮点"，谁就能获得更多的关注，这也是自我推销的一个重要技巧。 面试考场里坐了一排老师，虽然我后来对这些老师都非常熟悉，但是当时，我觉得我好像走进了一个法庭，面临着"集体审判"。毕竟，这是我走进清华的最后一关。至少，我不想浪费来北京的火车票。 我一坐下就开始给7位老师分发简历。老师们埋着头看简历的时候，我调整了一下状态，准备接受"审讯"。 大多数专业相关问题都是我在复习的时候准备过的，和之前笔试的内容非常相似，比如新闻史上某一个运动是哪一年，有什么意义等等。我甚至感觉问我问题的老师就是出考卷的老师。在来之前，我翻了翻课本，所以问题都能比较流利地回答出来。我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即使不知道答案，也能以极其自信状态回答一遍。所以当时在回答问题的环节我没有太露怯。本来以为一帆风顺，可是面试到了最后一个环节的时候，我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当时一位坐在最边上的教授突然问我："你清华毕业之后有什么打算？" 当他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的第一直觉是我已经被提前录取了。我当时的理解是，"都开始关心我毕业之后有什么打算了，看来我非常受器重啊！"没想到，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问题。 清华有非常强的主流传统，老师们更希望新闻系的学生们毕业之后走进党和国家主流媒体或者党政机关，所以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最好应该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想进新华社或者进人民日报"，至少应该表达做记者的愿望。 但是，当时我的回答是："我想毕业之后去法国留学，感受和学习一下国外的媒体。"这的确是我当时内心最真实的想法。早在大学本科四年级的时候，我就开始不想做记者，也许是我过早体验到了站在舞台中央的荣耀，我要做被采访的人，而不是跟着别人采访的人。另外，我心中的法国情节依然非常强烈。 我的回答太透明了，仔细想想，这个没有掩饰的回答得不到面试老师的任何好感，因为他们会以为我考研究生是为了把清华当成跳板。 直到4年以后，我才从小道消息知道，这个回答让我失去了很多选票。我第二个走进考场，其实是因为我的笔试成绩在新闻学方向排在第二名，但是我的面试成绩排在最后一位。这也很容易理解，一个留着长发的艺术青年，在面试的考场神采飞扬地讲着留学法国的梦--这似乎是一个和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没有任何关系的人。 还好当时有一位老师替我说了一句话："他想出国留学也没有错，他的外语很好，出国学学再回来会更有优势。" 这位老师和这句话改变了我的命运轨迹，我有惊无险地从"死刑场"被拉了回来。当面试老师激烈地辩论要不要录取这个学生的时候，我自然是毫不知情，估计还懵懵懂懂地在清华校医院科室间穿行着检查心肝肺。 于是，我惊险而幸运地走进了清华。当时和我一起面试的同学中，有很多强手，但是他们后来都消失了。有一位来自北大的专业课最高分因为英语59分，比清华校线少了一分所以被淘汰。还有几位是笔试成绩很好，但是面试表现地不好，所以被淘汰或者调剂到其他系。 这段经历过后，我最深的感受是，人生就是一场等待，越美好的事情越需要时间和耐心去等待。并且要做成一件看起来希望渺茫的事情，需要非常大的耐心和勇气，哪怕是0.1%的希望，也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这样，才能把一些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 "土鳖"生活的开始面试完回到北京，等了将近一个月，每天早中晚三次去学院的门房查邮件，在没有正式通知书之前，我担心那个口头的通知不保险，整天盼着录取通知书早点到。总觉得几率这么小的事情怎么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这么多的考生残酷地竞争几个国家公费研究生的名额，国家不仅免掉来清华读书的学费、住宿费，而且还每个月给你发350元钱--这样的事情，几乎就像一张彩票，面值是有形的5万人民币加上巨大的无形价值。 从小到大，我从来都觉得自己是一个没有运气的人。小时候有一段时间大家都流行买彩票，爸爸妈妈有时候也买一些彩票，然后让我来开，他们觉得小孩儿的手气可能好一些。但是我屡开不中，连5分钱都没有给他们赢回来过。所以我几乎已经不太相信我这一辈子还会有什么好运。 在等待书面录取通知的时候，我同时发现我的想象力的巨大潜能，我每天都生活在"波浪起伏"的丰富想象中，有悲观的，也有乐观的。最富有创意的悲观想象之一是清华临时改变了主意，有一天给我打电话说："我们今年所有的考试成绩都作废，大家得重考一次"。悲观之后，我也会有很多对未来的乐观想象。那时对于清华的印象，我仅仅停留在两次经过西校门那个牌坊时清华带给我的那种神秘和震撼。而如今我就要得到进入这个大门学习的门票了，我开始忙着想象这张门票能够带给我的那个世界会有多么精彩。 等到大概5月底我快毕业的时候，我也终于拿到了那张精美的紫色录取通知书。拿到通知书之后，我过了一段非常风光的日子。很多人忙着找工作，我却轻轻松松地睡大觉，享受着苦尽甘来的味道。 曾经有一个心理测试题，如果一碗饭和一小块肉，你会先吃没有味道的米饭，还是会先吃美味的肉。我想我一定会毫不犹豫的先吃掉那碗饭之后再去吃那块肉。把最美好的感觉留到奋斗的最后一刻，这一刻，我可以忘掉之前所有的痛苦。 然后随后的那个暑假我并没有太轻松，我突然发现我的银行账户只有不到1000元的存款，虽然我考取了国家奖学金，不用交在清华三年需要的学费和住宿费，但是我得买去北京的火车票，并且我得准备足够的在北京生活的开销。 我需要钱！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我这么需要钱。以前都是父母每个月给我500元生活费，但是现在我已经22岁了，我不能再从家里拿钱了。 那个暑假，我开始第一次做生意--我在老家的小镇上开了一个英语补习班。为了挣到生活费，我不知从哪里来的那么大的勇气，自己在家里做了很多张海报，然后贴在我们镇人流量最大的地方，海报的大致意思是"一个刚被清华录取的硕士要在家乡开一个补习班"，然后底下是我的联系方式。生意并没有我预期的那么好，我后来仅仅招了5个学生。每个学生交给我300元钱，我给他们上了5天，每天5个小时的英语课。教室是母亲的一个做老师的朋友给我帮忙找的，借给我免费用。给这5个年龄参差不齐的孩子教课是我第一次下海，五天下来，我挣了1500元钱，后来我给那位帮我找教室的老师500元钱，自己留了1000元。 拿着这1000元钱，我来到了北京。 刚刚走进清华的时候，每天的开销很大，什么都得重新买，于是1000元钱马上用了一大半，等学校发放每个月350元的补助还需要一个月。为了节省开销，我每天尽可能多待在学校里，将每天的开销压缩在15元以内。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依然感觉钱不够用，因为清华是全国教育网的枢纽，这个学校已经实现了部分无纸化教学及办公，我迫切需要一台电脑，否则我的学习和生活会非常不方便。我看了看账户，我的钱只能买一个键盘和鼠标。我不得不找父母借了3000块钱买了一个配置不高的机箱，然后找老师借了一台很旧的显示器，这才拼凑起一台简陋的电脑。 初来清华的精英感被拮据的生活慢慢打碎，而被打得更碎的，是我积累了4年的自信。 在读本科的时候，我最自信的是自己的英文水平。但是在清华，我遭受当头一棒。每一个到清华的新生都要参加清华英语分级考试，如果能考到90分以上，就可以免修英文。我带着满腔的自信走进了考场，有一种舍我其谁的架势。结果出来以后，我第一次被深深地打击了。我们院考到90分以上的一大片，唯独我落榜了。因为这个原因，我必须老老实实地学一年的英文课。后来我和那些考到90分以上的同学聊天，发现他们都是来头很大。有很多清华北大土著（清华北大把在这里读本科的学生叫土著），还有一位是武汉外校毕业的，早在初中的时候就得到了"联合国儿童形象大使"的头衔，讲着英语在世界各地参加慈善活动，而那个年纪的我才第一次摸到英文书。 这一次考试让我意识到，我积累了4年的优越感在清华不值一提，我得重新寻找自己的定位，我得重头再来。后来我在学习法语的同时，每天晚上坚持听CNN英语新闻，周五到人民大学英语角去练习口语。很多研究生生活地非常松弛，但是我反而从打击中获得了动力，找回来大学本科时学英语的动力。第一学年结束的时候，我在清华的英语课口语和笔试得了100分的满分，尤其是考口语的时候，我拿出了当年湖北省英语演讲比赛二等奖时那种滔滔不绝的气势，把那个考官彻底"震"住了。 我扳回了一小局，但是依然改变了不了整个局势。 当时给我刺激的还有我的导师。在清华我有三位导师，一位是曾经非常欣赏我的刘建明教授。他在国内的新闻理论研究领域的地位非常高。我曾经报考的是他的研究生。但是走进清华之后，我突然意识到，研究新闻理论并不是我的强项。我是属猴的，性格也像猴子似的--天生坐不住，要是让我坐在书桌前研究新闻理论，我一定会得抑郁症。后来我不得不重新选择导师，从新闻理论转到国际新闻方向。这个专业实践多，并且对英语要求高，这正好是我的强项。转方向也是我非常对不起这位老教授的地方。他也曾经无法理解我的离开。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都不敢见他。因为我觉得我这是一种"背叛"行为。但是后来，这位善良的教授发现了我刻苦和上进的一面，他最终理解并原谅了我，我们也有了非常深的师徒情。在我清华毕业以及去哈佛之前，我专程去他家里拜访他。导师和师母还请我喝他们家陈年的酒。我后来投奔的两位导师是清华国际新闻方向比较有名的老师，一位是曾经在肯尼迪学院做过访问学者的李希光教授，也是副院长，另一位是剑桥大学刚刚毕业的年轻学者董关鹏老师，刚刚回国担任院长助理。 在老师的办公室里，我看到了很多他们在海外的照片，其中有一张是剑桥硕士毕业典礼时董老师跪着接受学位的照片。肃穆的剑桥礼堂里，一个穿着学术袍的年轻人单膝跪下，教授将学术帽戴在他的头上。看到这张照片，我多想把自己也放在相框里，去亲身经历那神圣的一刻。 我同时也感觉到，有过海外学习背景的人，视野非常开阔，可以发现很多别人发现不了的机遇，也可以提出很多独到的见解。记得李希光老师从哈佛归来之后，告诉我们，一所学校的影响力是和这个学校对于社会和政府的影响力成正比的。哈佛和耶鲁之所以是美国前两位名校，就是因为这两所学校是美国政府的智囊团。他的这种办学思路非常有道理，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在短短的两年中得到了这么大的发展，就是因为有不少海外归来的学者，带回来了很多国际观点。还有我提到的那位董关鹏老师，他的经历非常丰富。他回国后做过一段时间鞍山市外贸局副局长，后来又做过中央电视台西部频道和新闻频道的主持人，后来，他走进清华，教书的同时参加很多社会活动。董老师的教学思路是，只有参加大量的实践，才能成为真正的学者。这种教学法非常适合我，在董老师的帮助下，我利用课余时间到国务院新闻办、美国大使馆和路透社实习，这些实习让我看到了很多普通学生难以接触到的机会。除了专业实习之外，董老师还总是找一些机会带着我参加一些级别比较高的社会活动，让我见到了更大的世面。比如他第一次带我参加的活动就是北京大饭店一个鞍山市国际推介会，我给当时鞍山市的市委书记，现在的辽宁省的省委副书记做翻译，这是我那时见到的最大的场合。记得我当时连一套像样的西服都没有，导师慷慨地送给我一套很高档的三件套西服。这套西服我一直珍藏到现在。 在导师的帮助下我渐渐成长，慢慢适应了清华，告别了过去的一些"土气"。 在清华的第一个学期，我感受到了巨大的冲撞，见到了很多以前读本科时绝对没有见过的世面，我开始感觉到新的压力。本来我以为我的求学生涯在清华就会画上一个句号了。从小到大，我做过的最大的梦也就是走进清华，我曾经告诉自己我不用再那么辛苦地考试了，我要享受生活。可是没有想到，清华却改变了我命运的轨迹，在这所曾经是留美预科班的学校里，据说10个人有8个人都不满足仅仅拿到国内的学位，都想出国深造，并且都想去国际上最好的学校。 起点并不高的我也成了这8个做梦的人中的一个。这个梦，意味着清华三年，我无法放松下来，我必须为一个更大的梦想付出巨大的代价。出国留学，我的三国混战时代 清华读书的三年，是我的三国混战时代，这场战争的三个主角是英国、法国和美国。 如愿以偿地考入清华加重了我的名校情结。在这所中国最有名的大学里，我体会到了很多以前从未体验过的幸福感和优越感。比如，清华带给了母亲和父亲非常强的自豪感。和很多出生在50年代的中国父母一样，母亲没有获得推荐读高中和大学的机会，早早地参加了知识青年下乡运动，并且参加了工作。最主要的原因是她的父亲被划定为地主家庭出身，所以母亲失去了被推荐读书的资格，好强的她也没有再争取，18岁就参加工作了。父亲的户口上写着高中文凭，可是连他自己都不明白那个高中文凭是怎么混出来的。他的经历非常坎坷，由于政治运动，他的父母在他刚一出生的时候就被组织上动员离婚，他的母亲因为养不起三个孩子，所以把他送给了一个非常穷的农民家庭。在这样的家庭里，他不得不打很多工，根本没有时间在学校里专心读书，虽然他"高中毕业"，但是他自己仍然将自己的文化水平定位在初中。由于父母都没有读过太多的书，我考上了清华自然被认为是光宗耀祖的突破。自从我考上清华之后，母亲就被强烈的自豪感包围着。上街买菜的时候，最愿意别人关心她的儿子在哪里读书。如果和一个陌生人聊了三句话别人还没有问她儿子在哪里读书，她一定会主动制造一个话题告诉别人，"我的儿子在清华读研究生，全国也没有几个能考上那个学校。"每次我回家，母亲都会自豪地牵着我的手上街，迎接路人和朋友羡慕的眼光。 名校圆了家人的读书梦，也带给他们强烈的幸福感，父母仿佛一下子年轻了很多岁。考上清华都能让他们如此幸福，那要是我能考上更强的学校呢？我曾经问过父母，如果我考上世界名校她会怎么样？母亲说，要是我能考上世界名校，她做梦都能笑醒；父亲说，他会找他们那个小单位曾经不太瞧得起他的领导开玩笑："我儿子马上清华就要毕业了，不太好找工作，不知道您能不能让他试用一个月？" 父母的幸福感和自豪感让我期望能够带给他们更多的惊喜。但是更主要的是，清华的确给我提供了一个更大的平台，让我看到了一个从未看过的精彩世界。 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以前在武汉读书的时候，我充其量也只能去一些省的广播电台、小报社去实习一下，可是在清华，我们的实习机会都是国家甚至是国际级的。我们当时有很多奖学金及实习项目，比如韩国KBS提供的韩国实习一学期的机会，比如路透社提供的"清华路透奖学金"，比如国务院新闻办和美国大使馆提供的"全国高级政府新闻发言人培训班"等等。这些实习机会让我们挑花了眼，一般的小实习单位我们都看不上了，一个劲地往外钻，感兴趣的是谁谁又要去韩国了，谁谁又刚从台湾考查回来。清华读书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能够接触到国内国际很多一流的学者、企业家和政治家。记得我在清华读书的时候，参加了很多那些神秘人物的讲座，国内的有当时的朱镕基总理，李岚清副总理、杨振宁、杨澜、敬一丹、水均益等等，国外的有美国第一位华裔女市长、百人会领袖陈李宛若女士、丹麦总理、雅芳全球第一位女总裁，法国雷诺汽车的董事会主席等等。和这些人接触多了，让我们产生一种强烈的精英意识，总想有一天也像他们一样。 清华带给我第一个身份，以前我就是一个普通的我。来到清华，别人总会介绍，这是清华的研究生张杨。 世上所有的事情都是一个难以解释的双刃剑。清华也带给了我巨大的麻烦，最明显的问题就是过于良好的自我感觉，我无法像本科时代一样静下心来读书了，这也让我出国之路无比坎坷。 刚到清华的时候，由于受到到导师的影响，我做的第一个梦是去剑桥留学。老师不停地鼓励我，让我觉得我也能够轻而易举进剑桥，我所需要的就是一个雅思成绩。而对于我而言，雅思应该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于是，我拿出了积攒了几个月的生活费，报名了雅思考试。 雅思考试分为四个部分：作文、听力、阅读、口语，每个部分满分是9分，剑桥大学要求每科至少要7分。考试之前，我买了一本雅思的模考题，做了一遍，感觉还不错，于是带着这种不错的感觉走进了考场。结果，那一次考试我惨败。作文和口语只有6分，阅读7分，只有听力勉强上了7.5分。拿到成绩的那一刻，我甚至觉得是考官把我的成绩登错了。 不过，我后来接受了这个惨败的事实。决定再考一次。要做这个决定是很艰难的，因为每考一次，我就得交1200多块钱的报名费，在存款有限的情况下，每考一次，生活质量就会后退一年。 不过还是得考。我决定好好复习。但是我发现自己陷入一个怪圈，心里非常想投入地复习，并且也雄心勃勃地制定一个宏伟的复习计划，可是每天生活得非常松弛。心里一股劲，可是怎么也使不出来。没有课的时候，每天早上睡到自然醒，往电脑前一坐就不想再动。很容易就在网上泡一天。清华的校园网极其发达，我在这里第一次接触到水木论坛、FTP等新奇的东西，总觉得网上有无穷的内容和乐趣--我中网瘾了，沉浸在无穷无尽的网页和下载的电影中。这是很多清华北大等名校学生的一个通病。走进名校之后，即使平时不说，内心总是有一种无名的优越感，总觉得身在清华自己就是杨振宁，身在北大自己就是季羡林。这个时候，躺在光环里，舒舒服服地睡睡觉、上上网岂不是人生一大乐事？ 这段时间我生活得非常矛盾。结果，第二次考雅思，我又失败了，阅读考了7.5分，其他的单项都在6分左右徘徊。 我还是不能接受这个事实，于是接着再考第三次。结果第三次，我的作文还是只考了6分。松弛的心态让我实在没有办法回到本科时的复习状态，这一次考完之后，我彻底放弃了去剑桥读书的梦想。我安慰自己，英国已经是二流国家，剑桥牛津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大英帝国时代的世界一流名校，我应该有个性一些，去清华学生都不去的法国读书。 法国是我心中一个永远的情节。从大三开始，我开始跟着华中师大的杨芬老师学习法语。因为我不是英语系的学生，所以本来是英语系二外选修课的法语课我是不能选的。但是善良的杨芬老师收留了我，让我跟着英语系的学生一起学。由于这本来是不属于我的机会，所以我格外的珍惜。记得每次上课的时候，英语系的学生都坐在后排聊天，而我坐在第一排听得比谁都认真。学了一年的法语二外课，我又到法国大使馆在中国办的武汉法语联盟学校继续学习法语。 但是到了清华以后，继续学法语成了一个非常头疼的事情。清华没有法语专业，只有给英语系学生提供的法语二外选修课。显然，已经学了两年法语的我是不愿意仅仅选修一门二外课程的。这种情况下，我只有一个选择，去北大法语系旁听。 但是北大法语系却并不欢迎我。他们认为我不在清华好好呆着，跑到北大来学法语简直是不务正业，扰乱课堂秩序。但是我不想把法语荒废了，所以找到当时的北大法语系的田海鹰系主任。 "田老师，我是清华学生，但是我希望能够有机会来北大法语系旁听课程。"我在北大法语系办公室门口等了一天，终于等到了田老师。 田老师很和善，但是她并没有直接答应我，而是说要去开一个会讨论一下。 过了几天之后，田老师告诉我，系里同意我跟着本科二年级的学生旁听，但是需要每学期交1500元钱。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限制，比如不鼓励上课发言，以免影响课堂秩序；不鼓励和外教有太多交流，因为北大外教资源有限；不鼓励上课的时候领取课堂资料，因为老师们允许我听课，并不意味着我他们会为我准备额外的课堂资料…… 我成了一个真正的旁听生，"旁"得很彻底。 但是，这并不影响我学习法语的决心。我在保证清华课程的情况下，尽量保证不漏掉太多的北大法语课。于是每天，我就骑着我那辆简陋的自行车，穿梭在北大和清华之间。我尽可能和北大法语系的同学交朋友，时不时请他们吃吃饭，通过他们，我慢慢改善了学习的环境，突破了那些限制。比如他们会提前帮我复印好材料，不至于我上课时没有教材；他们会带着我参加一些法语系的活动。为了和外教搞好关系，我甚至经常晚上7点跑到北大韶园外教楼，陪他们练中文。我发现北大的外教们非常喜欢看中央三套晚上7点的《动物世界》，"语言节奏很慢，很久才蹦出一句话--'漫长的冬天过后，北极熊出动了'，我们喜欢听。"外教们告诉我。他们喜欢看赵忠祥的《动物世界》，我也模仿他们看很多法国的纪录片，对话不多，不是特别难懂，但是适合提高自己的听力和语感。 坚持了一年的时间，在清华读二年级的时候，我的法语到了"巅峰"的状态。我甚至报名参加了北京外国语大学举办的"中法年北京大学生法语演讲比赛"。虽然我的法语说得可能没有那么好，但是我参加的这么多中英文演讲比赛让我有非常丰富的比赛经验。我得到了当时专业组的二等奖。我是唯一一个敢和专业组的学生比赛的学生，并且也得了一个不错的成绩。 这个奖让我对自己法语水平的自信心也到了一个巅峰。我当时决定报考心目神秘的法国名校巴黎高等政治学院，简称巴黎高政。这是法国政治家的摇篮，法国当时总统希拉克的母校，刚好这个学校也有新闻专业。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开始准备申请出国留学的文书。我到处找外教，修改我的申请材料，我准备了厚厚一打公文纸的法文问答题，背熟了去参加当时在法国文化中心举行的面试。 和我一起参加面试的有很多，大多数是北大北外复旦法语系的专业学生，还有不少是高中就开始一心一意不学英语只学法语的外校学生，我挤在这一群人里面，能保持踌躇满志的状态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大的自信。 面试的考官是当时巴黎高政驻中国的总代表Alyssia女士，她生于意大利，嫁到法国，精通英语、法语和意大利语。她看起来非常和善，问我的问题也不是非常尖锐，比如北京沙尘问题该如何解决，我为什么要报考巴黎高政等等。这些问题我之前都有所准备，虽然由于我掌握的法语单词没有英语单词那么全面，但是我至少能够应答如流。面试完之后，我回到学校等结果。Alyssia的面试鉴定非常非常关键，如果她决定要录取你，你就已经几乎被录取了。当时我的导师董关鹏老师为了帮助我申请，还邀请Alyssia女士来清华新闻传播学院考察了一下，探讨有没有合作的可能。Alyssia女士欣然而至，宾主相谈甚欢，这一切让我有了更大的信心，我觉得我肯定能够被录取。我担心更多的是我是否能够获得法国政府的"埃菲尔奖学金"。这个奖学金是法国政府给外国留学生准备的，奖金颇丰，一个月有1000欧元，折合人民币大概1万多。如果能够拿到这份奖学金，就意味着可以更加从容地享受法国的生活了。 其实当时我的信心也是有道理的，我觉得我符合所有被录取的条件--我是名校毕业，又有中央电视台和报社的实习经历，因为在新东方工作了两年，我还有足够的资金，不需要依赖奖学金，我的英语还非常好…… 带着这样的信心，我当时逢人就说我要去法国留学了，然后频频参加各类饭局，就差收拾行李了。巴黎高政公榜的时间是12月18日晚上9点。那天，我早早的通知家人等待我的好消息，然后就安安静静地等到结果。我心里想，看到梦想成真的那一刻，我该是何等激动的心情呢？到了法国，我该先到哪些地方旅旅游呢？ 到了9点的时候，我刷新了那个被我刷新了无数遍的网页。名单公布了。找了一圈，看到很多熟悉的名字，但是没有我的名字，只有最后一个叫zhangyan的人。我想法国人真粗心，把我的名字都拼错了，掉了一个g。于是我马上给Alyssia写信，告诉她得把我的名字改过来。但是Alyssia给我的回信是此zhang yan是一个厦门大学的女生，并不是我。我当时完全不能接受这个事实，不顾深夜，给她打了一个电话，结果她告诉我，我真的是没有被录取，具体原因她不方便透露。 这是我长到那么大，接受的最刻骨铭心的一次打击。也许现在回想起来觉得没有什么，但是当时我几乎到崩溃的边缘了。从小到大，我的梦想就是要出国，在距离清华还有半年就要毕业的时候，我的出国梦彻底破灭。我申请其他比较好的学校已经来不及了，去英国法国接连失败，去美国就更不可能了。 我马上给导师打了一个电话，他当时也替我打抱不平，跟我说了一句话，"法国学校没有录取你，是因为他们觉得你不应该去那里，而是应该去更好的学校。" 巴黎高政失败之后，我还是不甘心，自信心低落到居然去申请了几所更差的法国学校。让我不能理解的是，那些我之前绝对看不上的学校也拒绝了我。 法国梦彻底破灭，我进入了人生的一个的低谷。 走进美国8所顶级名校 如果不是英国和法国的梦破得这么彻底，我根本不会考虑美国。如果不是法国学校这么干净利落地拒绝我，带给我这么大的打击，我绝对还是走不出清华的光环，依然是那只跳不出温水的青蛙。 法国梦破灭了以后，我暂时放弃了出国的梦想。当时已经是1月份，我的同学们已经陆陆续续地找到了工作，而我连工作怎么找都不知道，我根本没有做过找工作的打算。我的前途看起来很暗淡。 导师为了帮助我走出低谷，建议我马上申请"清华路透实习奖学金"。学了这么多年国际新闻，我还没有特别系统地在国际新闻媒体实习过。路透社是全球最大的金融财经通讯社之一，所以如果能够走进路透社，我也许会遇到一些新的机遇。 在导师的努力下，我得到了去路透社面试的机会。记得当时我还没有从申请法国失败的阴影中走出来，所以整个人看起来非常低迷。来不及做太多的准备，我穿了一套西装就来到了燕莎旁边的盛福大厦21层。这里是路透中国的总部。给我面试是当时路透中国的首席记者罗朗先生。他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娶了一个中国太太，已经在中国生活很多年了。罗朗当时问我的问题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如果你在值班的时候，发生了一场空难，所有记者都出去采访了，你会怎么做？"我当时的回答是，"我会打电话到民航总局和航空公司核实消息，然后迅速发布这条新闻。"罗朗接着问，"如果那个时候这两个单位都不接记者电话怎么办？" "怎么办？怎么办？"说实话，我没有太多的记者经验，的确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又不能沉默，所以我非常老实的回答，"那我就真实地报道出去，说某地发生了空难，但是有关方面拒绝回应。" 罗朗笑了笑，接着问了我很多其他的问题。这些问题一个比一个难。比如中国上一年的GDP是多少？中国房价的走向如何预测？中国股市会不会有大的波动？ 我被他问晕了，因为这些问题已经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我没有太多的财经背景，我实在没有办法，只好绝望地告诉他，"我不知道，但是我可以很快地去学。" 这是我第一次被问得哑口无言。 路透社面试之后，我一直没有收到任何的消息。当时我觉得生活悲观极了，我彻底走出了清华光环的虚幻感，但是又一不小心走进了轻度的抑郁。 大概三周以后，在我已经放弃了所有希望的时候，罗朗给我的导师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我被路透录用了。第二天，我收到了一份精美的清华路透实习奖学金通知书，每个月实习奖学金是2000元，大概工作6个月左右。 我非常珍惜这个绝望之后的希望，在路透社实习非常认真。每天早上，我都在7点钟从北四环赶到东三环，因为我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做早新闻的锻炼机会。等到9点以后大家都上班了，我就几乎得不到什么锻炼的机会了。 路透实习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在这个国际通讯社里，我通过发表大量的稿件极大地提高了英文写作水平，而英文写作一直是我非常薄弱的环节。同时，路透让我结识了很多来自英国和美国的记者朋友。他们大多都毕业于名校，比如牛津、斯坦福、康奈尔大学。尤其是罗朗先生，据说经历更加传奇。他最开始就读于斯坦福比较热门的机械专业，但是他擅做主张，换成一个冷门很多的政治学专业。他的父亲为此很多年都没有理他，据说差点和他断绝父子关系。 长期和这些来自英美名校的人一起工作，我隐隐约约觉得我的出国梦还没有彻底中断，我还可以试试美国。 很多年来，我从来没有想过去美国留学，主要是听说美国签证很难拿，美国大学很难申请，美国学校特别贵。再加上我非常叛逆地认为，大家都想去美国，我偏偏不去，我应该酷酷地背着包，讲着法语，到普罗旺斯去流浪。促使我决定申请美国源于两个巧合。一个巧合是我意外地结识了当时美国大使馆的新闻发言人裴士莲女士和公使衔参赞裴孝贤先生。当时中国国务院正在全国举行一个"全国高级政府新闻发言人培训班"，参加这个培训班的是每个省的省厅级干部。非典危机里中国政府的集体沉默让大家意识到政府新闻发言人的重要性。于是国务院新闻办组织了这个高层的培训班。当时美国大使馆的这两位高层也应邀参加。在石家庄举行河北省新闻发言人培训班的前一天，翻译临时有事，没法跟着去。董关鹏老师让我去试一试。我跟着裴士莲女士还有大使馆的高级新闻助理王培女士去了石家庄。由于我非常看中这次机会，所以做了大量的准备。我甚至熬夜在网上读完了英文版的《政府新闻发言人手册》。 第二天，在石家庄，我和裴士莲女士非常完美地合作。因为事先准备得很充分，所以我不仅准确地翻译了那些专业术语，我甚至连她讲的笑话都翻译出来了。裴士莲女士对我这个还没有毕业的清华学生非常赞赏，逢人就说，"他不仅翻译得很顺畅，而且翻译得很幽默。"讲座结束以后，我们三个人从石家庄坐着火车回北京。火车上人很少，大家一起聊天，聊裴女士20年前在天津南开大学留学的经历，"那时候，我是个无忧无虑的美国学生，中国人还没有见过太多美国人，我们也不了解中国，所以20年前，我就已经把中国跑遍了。" 这是一次难忘的旅行。裴士莲女士在新闻圈里很有名，因为她在任其间，中美之间发生了很多大事，比如中美撞机事件、克林顿布什赖斯访华、六方和谈，而这位老太太是美国大使馆在中国唯一的官方发言人。很难想象这位在新闻发布会上面对记者刁难提问刀枪不入的美国大使馆新闻发言人有这么随和的一面。 回到北京的第二天，王培女士就通知我，让我把简历寄到她那里，"老太太希望让你到大使馆来长期做翻译，也可以挣点零花钱。"于是，我开始了和老太太长期的合作。我们几个一起旅行了南京、长沙、石家庄、昆明等不少城市，为政府的高级官员做新闻发言人培训。除了和老太太合作之外，我还为另一位美国使馆的高级官员，时任美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的裴孝贤先生合作。他在工作的时候非常严肃，但是在私下里却非常善谈，由于我们总是去长沙、兰州这些比较远的城市，所以我们在飞机上可以一路聊过去。裴先生问我最喜欢哪位美国电影女明星，我说是奥黛丽·赫本。没想到裴先生的评价是："我不喜欢她，她太瘦了。" 和这些深居简出、职业略带神秘的美国使馆高级官员在一起工作，我了解了很多关于美国的信息，我开始向往美国。真正激发我冲击美国名校梦想的是另外一个女孩，她是新东方曾经非常著名的一个托福名师--张晓楠。小楠长得很可爱，是那个时候新东方为数不多的女老师，外号"小丸子姐姐"。小楠是一个非常有头脑的女孩，在她大学本科毕业的时候，她离开西安，跑到北京新东方，主动请缨要教托福。俞敏洪老师刚开始并不看好她，因为在新东方，女老师很难站稳脚跟。高强度的工作是她们难以承受的，而有一些课堂语言女孩讲也会被认为不庄重。但是小楠无法抵抗的亲和力迅速征服了学生。成为新东方名师以后，小楠做了一个重要选择。她再次主动请缨，做俞敏洪老师的总裁秘书。"总裁秘书拿行政工资，一个月大概相当于讲两节课的钱。我为了多挣点钱，周一到周五给俞老师上班，周末教一点课。那几年，我累得快吐血了。" 这么一个努力的女孩去在第一次申请美国的时候铩羽而归。她只拿到了一所没有什么名气的学校的录取，还在签证的时候被拒签了。小楠申请失败，更加强化了我们当时相信的一个谣言，"新东方曾经和美国ETS有过沸沸扬扬的托福考题版权官司，所以新东方在美国的名声很差，新东方老师去美国是不可能的。" 不过小楠没有放弃，第二年，她不声不响地又努力了一把，居然申请上了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卡耐基梅隆大学等多所名校的公共管理硕士研究生。并且这一年，美国人对她的态度大改变，卡耐基梅隆大学的公共管理专业系主任居然亲自给她写信希望她去那里读书。小楠的妈妈不太看得懂信，但是听小楠讲完之后大胆推测："楠楠，那个系主任是不是看上你了？" 小楠最后选择了去哥伦比亚大学读公共管理专业的硕士，这也是杨澜当年就读的专业。临走的时候，我们几个好朋友去小楠家给她送行，看见她家门口挂着一个她妈妈为她做的倒计时牌，上面写着"距离楠楠去哥伦比亚大学读书还有最后的20天"。那个牌子让我非常受刺激，我当时甚至有把那个"楠楠"换成我的名字的冲动。 小楠去美国留学了，我也从清华毕业了。在清华毕业典礼上，清华的校歌响起，"西山苍苍，东海茫茫，庄严吾校，巍然中央。" 听到这首歌，我热血沸腾。毕业典礼之后，每个人都兴高采烈地开始准备新的生活，而我回到家大哭了一场。那是我最刻骨铭心的一次放声大哭，我知道，我的生活就要发生改变了。 从6月份开始，我开始疯狂地准备托福和GRE。如果我想第二年去美国留学，我必须在当年的10月14日和21日将托福、GRE在一个周之内考完，否则我就错过了最晚的考试时间。我在清华南门对面的中科院租了一套小房子，平时在新东方上课讲座，其他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来准备托福和GRE。我把当年考研的那股劲拿了出来，恨不得把过去三年所有浪费的时间全部弥补回来。考GRE的人都得背俞敏洪老师的一本《GRE词汇精选》，业内称之为"红宝书"。要想考好GRE，必须先攻克这本毫无趣味，生僻词一大堆的红宝书。我当时边背红宝书边看湖南卫视的《大长今》，大长今的情节起伏跌宕，长今尝尽人间苦难，于是我安慰自己，"我也会像长今一样苦尽甘来。" 考完托福GRE，我开始准备申请材料，这个时候，我在路透社的朋友给我帮了很大的忙。这群世界顶级的英语记者给我出了很多主意，其中一位叫Tamorra的英国女记者更是不厌其烦地帮我润色申请材料。Tamorra是路透非常资深的记者，是中英混血儿，嫁了一位法国丈夫。她很佩服我的勤奋，所以我和她一起采访了很多重大事件，比如当时沸沸扬扬的美国起诉中国货物倾销案件，我们甚至在新闻发布会之后拦住了当时的商务部长薄熙来。貌似关之琳的Tamorra魅力非凡，得以和薄熙来部长愉快交谈，我在旁边努力地记录，我们写出了一篇路透月度好稿。在我申请美国的时候，Tamorra虽然工作很忙，但是她热情地给我最大的帮助。除了她，路透的几个总编都帮我润色了申请材料。请这些阅稿无数的大编辑润色我的小文章，简直就像请王菲到卡拉OK店唱歌--不同凡响。 忙到圣诞节，我把申请材料全部寄了出去，然后又在新东方教了一个寒假的课。疲惫到了极点，并且申请结果还没有出来，我决定给自己放一个假，于是我去了海南的三亚。这是我第一次这么长时间地和海洋生活在一起，巨蟹座的我，很羡慕那些海边生活的螃蟹，无忧无虑，自由自在，我想一直待在三亚，做一只螃蟹。 不过还是得回到现实生活中。一个星期以后，我坐上了回北京的飞机。登机的时候，我阴错阳差地把花了5000多块钱新买的一款相机放进了托运的行李里，结果回到北京，行李被打开了，相机没了。那天晚上，我正在和好朋友埋怨时运不济，一个电话插进来，我知道我被哥伦比亚大学提前录取了。 2005年，上天给我关闭了一扇通往法国的窗；2006年，上天给我打开了一扇通往美国的大门。从3月1日起，在半个月时间内，我陆陆续续收到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康奈尔大学、耶鲁大学、波士顿大学、波士顿学院等7所学校的奖学金或者录取。 除了哈佛，我申请的每一所学校都录取了我。哈佛迟迟没有消息，我只好在斯坦福、哥伦比亚大学和耶鲁大学之间反复选择。美国名校录取你之后，都会催你早点给答复到底来还是不来，如果你不去的话，后面还有一个长长的队伍在等着。我不想再等哈佛，因为给我通知书的学校已经严重超出了我的期待值。 3月14日，在我扔了三天硬币，考虑了学校排名、奖学金数额还有学校热情程度等各个要素，决定要去斯坦福大学。在等待录取通知书的半个月，我的睡眠被严重破坏，每天晚上醒来查好几次邮箱。那天，我到新东方看望老朋友，当时的多语种部的主任范猛。范猛为了欢送我，要请我吃午餐。"把你的电脑借我上网查个邮件吧，我看斯坦福的奖学金落实了没有。" 离开他办公室的时候，我查了一下邮件。第一次刷邮箱没有任何邮件，我又刷了一次--有过申请美国学校经历的人把这个习惯叫"刷offer"。 刷第二次的时候，突然蹦出一封信，标题是"Harvard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Notification"（哈佛大学教育学院通知），我颤抖着打开邮箱，第一句话是： "Dear Yang,I am pleased to inform you that you have been admitted to the Harvard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to begin full-time study in academic year 2006-2007。" 当我看到那个Pleased的时候，我知道我成了！看美国大学是否录取你，只需要看电子邮件第一句话是sorry还是pleased，如果是pleased，就证明是录取通知书。如果是包裹，就看包裹的分量，如果是一个小信封，不打开也许更好，因为这肯定是一封拒信。如果是一个厚厚的包裹，那就证明，你被录取了。 2006年3月14日中午12点，我拿到了走进哈佛大学的门票。那是我出国留学混战的终结。美国胜出。 从那以后，母亲更加自豪了。据我所知，自从我考上哈佛以后，她就没再去过医院了，身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很多母亲，包括一些"官太太"慕名到我们家，于是母亲专心在我们那个小城普及她的教育理念，顺便给那些慕名而来的人介绍我的成长故事。 我的新东方名师时代 非典救了我 和新东方的缘分，从清华15号楼315寝室的那张高低床的下铺开始。 来清华面试的时候，因为没有钱，不仅住不起学校附近的旅馆，连地下室的房子都住不起。非常窘迫的时候，我只好投奔我在清华的一个大哥。这位大哥是我的老乡，比我大两岁。他是武汉大学法学院的学生，在他大三决定考清华研究生的时候，我正好读大一。那一年的暑假，我和他一起坐着火车硬座来北京考查了一下学校。考查完了以后，他问我，"你说清华这么难考，我到底是应该在武大保送了算了，还是冒个险考清华？" "考清华吧，在武大能学得你都已经学到了，没有必要在这里再待上4年"。 他听了我的建议，后来考上了清华。所以当我考清华的时候，自然也会投奔他。 背着一个包到了北京，进了他的寝室，他指了指一个下铺的床，跟我说，"睡这里吧，这个床，是一个名人的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