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 / 蒋方舟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10目录代序/故人无少年被绑架的一代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我为什么不敢“留点余地”三十未立，二十而蹲那些参选人大代表的大学生中产阶级的孩子天才的出走被绑架的盗火者长安青年想象的祖国记录本身，即已是反抗作家真正的恐惧，是被“国家”所魇住文学中的乡土中国中国作家梦魇我们的谎言是纯净的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孤单做伴达尔文改变中国纸上的街道前卫的民国@张爱玲将军白先勇木心：原来你们什么都不知道啊审判童年第一章/家里的鬼影幢幢一 手足二 祖父祖母三 母亲四 父亲第二章/我活在一个我不可能成为好孩子的世界里，而我也比我想象的更坏一 保姆二 幼儿园代后记/写什么代序/故人无少年五年前的冬天，我坐火车来北京，在清华最老的建筑“清华学堂”里接受自主招生的面试。面试从早上持续到中午。出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一点，正午仍冷，呼出的白气依稀可见，我却从内往外冒着燥热之气，燥热是因为觉得自己面试得并不好。高三的我，心甘情愿地把自己洗脑成了一个贫乏而绝望的考试机器，少年成名的骄傲已经全部消失褪去，我残存的全部的内心世界，就是放在课桌左上角不锈钢杯子上贴的励志话语——“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我往校门外走，每走一步心就往下顿一顿、沉一沉，心想：要是考不上大学怎么办？来不了北京怎么办？完全丧失了写作和思维能力怎么办？校园很大，路长得没有头。半年之后，我收到录取通知书，在小城市的大酒店摆了酒席，和几十桌我不熟识、以后也许不会再见的人碰杯，听了很多“光宗耀祖”、“前途无量”之类的话。不久之后，我收到《新周刊》杂志从广州寄来的聘书，聘我为特约记者，之后又成为主笔。我一到茫茫的北京，就有了个投奔的去处。这一次，我踌躇满志又稳稳当当的。我爸说：“有几个年轻人能有你这样的机遇，要珍惜。”整理自己来北京的几年，整理自己的光阴和作为，才觉得惶恐：不仅没有显示出任何“前途无量”的征兆来，应付琐碎人事的时间多，耐得住寂寞的时间少，甚至愧对“珍惜”两个字。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大家谈论的内容不再是当下，而更多的是拼凑各种道听途说的消息，传递对风雨欲来的预测与恐惧；于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也开始用宏大的词汇说话，而不再只关心文学及与之相关的；俗世的乐趣，不再是常态，而是暂时逃避的去处。而现在，写作对我来说越来越困难了。自己的文章还是以批判为主。批判的对象，则是微博上那个水深火热的社会，新闻里耸人听闻的中国，口口相传的那个恐怖的怪兽。缺乏社会和生活经验，让我只能去想象自己的敌人。作为批判者的写作者，我陷入了鲁迅那种尴尬的英勇的姿势之中，一方面肩住了黑暗的闸门，另一方面，攻击的对象却缥缈虚妄，自己陷入鬼打墙一样的“无物之阵”。而我越来越清楚地知道，真相是复杂而多面的。因此，当我写下“中国”、“社会”、“时代”、“人民”之类的词时，变得越来越心虚。我暂时放弃了对中国的总结，而去观察个体，见微知著。我们每往前活一天，就进一步被遗留在“历史”的坟茔里，总有一日，都成标本。做标本的制作者也是很有意思的，虽然这没有浮夸的语言和意识形态的争论来得吸引人，可不讨巧的笨功夫，也得有人来下。我和一个同级的建筑系同学聊天——我们高中时候就认识，那时候交流人生理想、江山社稷什么的，也会彼此感动和自我感动，他们理科生把这叫做“有人文情怀”。前两天再和他聊天，被他一句话触动，他说：“这几年，我觉得世界上要改变的事情越来越多，可我越来越明白，自己能改变的只是一小件。”他能做的，就是造好心目中的好房子，而不是花里胡哨投机取巧，或是和大部分同学一样考入体制内的设计院。匈牙利作家乔治·康拉德把这叫做“反政治的政治”：精英阶层为自己的权利和与之相伴的些许自由而奋斗，抛弃简鄙的宣传语言，尊重现在，而不是恐惧或梦想明天。我听到同学这样说，脑海中浮现出贾岛的句子：“旧国别多日，故人无少年。”实际上，我从未离开过故国，只是因为自己在长大，坐标在变化，坐标中的中国，也就随之变化着。中国人擅长相忘，我和中国倒是一路相望，不曾相忘。2012年11月写于北京被绑架的一代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过早成熟就是十全十美。——奥斯卡·王尔德十年前，国庆盛典前的彩排，上万名少先队员在《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的乐曲声中，走过天安门广场，放飞了万羽鸽子和彩色的气球。他们欢呼跳跃着，以秋分时节海潮的速度，像液体一样，狂欢着涌入街道，不可控制地渗入城市的所有缝隙。同一时刻，在偏僻的湖北小城，我所在的小学也在为建国五十周年而排练。上述画面成为我们模仿和赶超的对象，在录像机里播放了不下百遍，以至于我现在都能清晰地回忆起。回忆的画面里还伴随着我的音乐老师愤怒的画外音：“你们看看首都小朋友的精神面貌，再看看你们自己的样子。”音乐老师是60年代出生的人，在她的经验里，小学三年级的孩子应该小脸红扑扑、奶声奶气，而不是眼前这批身形高大、怪形怪状的半熟少年。十岁的孩子，已经不愿意穿背带裤，不愿意在发梢绑粉红色的硬绉纱，不愿意用口红在眉心中间点一个大红点。1999年，我十岁，乖僻，不恭。鄙夷嘲弄是我的日常食粮和工具，这是属于我们那个年代的流行病，它以惊人的速度在同龄人中间蔓延。面对这种新颖而陌生的症状，所有人都一头雾水，老师和家长失望地总结成“调皮”，那时候的我则羞愧地概括为“堕落”。所谓的教育家哭天喊地地说：“救救孩子！”时隔十年，我再打量那个时候的自己，才知道时代在我身上作用了什么，那是青春期过早地觉醒。1999年12月31日最后一节课打响下课铃，男生们守在教室门口，向走出来的人挨个借零钱，好换游戏币到街上的游戏厅打“拳皇”。当少数几个人或出于慷慨或出于义气借给他们零花钱时，男生们就会温柔地开玩笑：“谢谢，下个世纪再还给你。”新千年到来，一夜之间，街上所有的纯真儿童被一扫而空，收进了20世纪的记忆图书典藏版。取而代之的，是一群口袋里的硬币咣当得更为响亮的悠游少年。喧嚣的游戏厅查封、解封，再查封、又解封，最后终于使它最后的拥趸都失去了兴趣，转身进入新开的网吧。网吧比游戏厅更为风靡，因为格斗是一种竞技体育，任何竞技都有弱者和输家，被格斗致死的人要接受来自一条街的孩子漫长的嘲笑。但是在网吧，没有聒噪的观战者和评论员，而是一场不战而胜的巷战——与空虚的自己、无聊的学校和讨人嫌的家庭沉默对抗，最悲惨的结果也不过是玉石俱焚。那时候，班里的男生攀比谁在网吧待的时间长，我的同桌是传奇般的无冕之王，他不眠不休的时间超过了人类极限。我上课时不经意地转头，经常会被他妈妈贴在窗户上的脸吓到，她满脸忧愁，急切地用目光在教室里搜寻着她的儿子，发现她儿子不在，就一路号叫着儿子的名字冲出校园。老师也同情她的无助，有时候会带着同学帮她一起找儿子。下午一点半的宁静，是属于躁动少年的宁静，我们一行人有老有小，在小城的街道一路尖利地喊：“×××，你妈喊你回家吃饭！”她找不到儿子，同行的人都在低声安慰，只有我上气不接下气、语无伦次地向她和老师告状：“他上网，他才堕落，看特别多不健康的东西。”我如此积极主动地告密，一半也是因为心虚。那时，我也开始上网，我们家那时候还是拨号上网，速度很慢。所谓“网上冲浪”只是心急火燎地盯半天鼠标的小沙漏。而且上网很贵，每次交电话费都是惊险之旅，我记得有一个下雪天，我和我妈去电信局交了六百五十元网费，我们俩沉默压抑地走着，我妈拿着缴费收据，忽然“扑通”一声跪倒在雪地里，哭喊道：“我以后再也不上网了哇！”这当然是作废的誓言。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和我妈还是贪婪又绝望地等待一个个缓慢打开的网页。我受老师之命，经常在中午待在网吧门口，拦要进去的同学，逮刚出来的学生。让我感兴趣的是那些长时间上网的少年的眼睛：他们推开网吧的门，总会停一下，眯一下眼睛，用一种来自外星球的目光，打量他们生活了多年的现世。在网络的映衬下，现世是如此平庸不耐烦。每一代人的青春期都是不满的，无条件的不满，无条件发散的恶。青春期的凶猛看起来完全是每个人必经的生理阶段。但是随着新的网络时代到来，我们这一代的青春期已超出了它本身的范围。网络提供了一个脆弱的高台，更彻底地抽身于现实生活，它提供了一种局外人的目光，教会我们更批判地看待我们成长起来的世界和社会习俗。来自于陌生人的热烈非凡的喝彩和同仇敌忾，教会我们更残忍、更不留情面地撕去老师或父母身上任何虚伪的外衣。站在岌岌可危的高台上，居高临下地扫视，让我们获得了巨大的满足。盲人的国度里，独眼人就能称王，因为他拥有了自由。有一位北大的老教授评论我们这一代，说这一代的年轻人很冷，“而且是一种不舒服的冷——缺乏热情，缺乏善意，对待周围的事物，尤其是对待人（可以说是包括自己的亲人在内的一切人），有一种刻骨铭心的冷漠”。他本来想把这一代称为“冷漠的一代”，后来觉得过分了一点，就把它改成“调侃的一代”——“最大的特征，就是自以为把什么都看透了，不相信世上还有真诚的东西，所以对什么都调侃，已经没有敬畏之心了。”那一年，韩寒出版了《三重门》，像是照明弹爆炸一般，多重效应让死而不僵的教育系统瞬间显形，照亮了青年自我认知的一条崭新的小径，引来了众多亢奋叛逆的追随者。之后的几年，我也稀里糊涂地参加了许多莫名奇妙的“新”字头活动——“新青年”“新生代”“新概念”。这一类的活动组织者常常面目模糊、神出鬼没，每次到了我们需要吃饭的时间就消失了。我们只好挤在狭小的宾馆房间里，大声热切地讨论文学艺术，假装忘记了吃饭的生理需求。每次集会，大家只不过在同一句宣言上反复辗转——“世界是我们的，也是我们的，归根到底，世界还是我们的。”话说完之后，呼告者总要深深吸一口烟，把脸掩盖在烟雾中警觉地打量四周，含有一点警告的意味。世界虽然是我们的，但为了避免冲突，大家还是各走各路隔开距离，公平分据地盘。当年，我们这些“新”字头的青春作家，既要拉帮结派，又忙着划清界限，最后还是身不由己被合并同类项。我也曾被划到“残酷青春”的流派里，照片被处理成黑白的，印上触目惊心的“疼痛”两个字。我自己倒觉得我从小到大并无坎坷，不觉得有什么愤怒非呐喊不可，有什么委屈非呻吟不可，但是大家都指着自己的伤口雪雪呼痛，我不和一嗓子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2004年，上初中三年级的时候，我那个爱上网的同桌家里出了事故，他的姥姥姥爷死了，他的父母姑舅去奔丧时又出了车祸，只有他的母亲活了下来，受了重伤。这个消息是班主任挨个网吧找，才找到他通知的。老师为了教育我们，开了一次班会，还专门把他母亲找来。他的母亲眼睛里插了一根导管，憔悴晦暗。我的同桌站在讲台上，低着头，形容惨淡。那是一场混乱的班会，批斗、忏悔、原宥不断循环。他哭，他的母亲哭，我们也哭。最后，老师大声问我们：“我们该怎么办？一起说——”““我们要拯救他！”“我们要不要带着他一起走？一起说——”“我们要带着他一起走！”我看着我同桌佝偻的身影，心想：这才是惨绿少年，这才是残酷青春。最残酷的地方，并不是他走了歧路，被荆棘扎得遍体鳞伤，而是经历了这些，他还是要和我们一起走，还是要不分青红皂白地往前冲涌。那几年里，韩寒、丁俊晖、郎朗纷纷从拥挤冗长的大路中撤出，走上鲜为人知、充满吸引力的小径，大多数少年却没有条件更没有勇气效仿，而是裹挟在青春的洪流中，混在我们这支步伐整齐、歌声嘹亮、大步挺进的队伍里。即使有人心不在焉、三心二意，也迅速湮灭了，恰似一张埋没在海边沙砾里的面孔。我的父亲有一颗钻石，比里茨饭店还要大。——斯科特·菲茨杰拉德《一颗像里茨饭店那么大的钻石》我上高中的时候，有一个周末我们班进了小偷，他把同学们散落在桌子上没带回家的杂物洗劫一空。后来经过调查，发觉这次搜刮课桌面盗窃走的物品价值大概超过十万元。我们班有些有钱的孩子。现在，我才知道这就是所谓的“富二代”。他们的父母如果是原生大亨的话，他们就是从中衍生出来的完美破解升级版，一种新的“文化亚人种”。上晚自习的时候，他们就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一边打牌一边交换自己的欣喜和忧愁。有时是交换名牌资讯，有时是感叹父母最近的投资失败，有时是豪迈地计划自己当了家族企业接班人后大刀阔斧的改革。我喜欢听他们的谈话，喜欢听他们随口说出一个恐怖的数字，喜欢他们慵懒而漫不经心地比周末购物所花费的巨款。尽管那些钱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我还是快乐得不知所以。班里的首富据说家里有十亿资产，因此得名“王十亿”。班里的阔少陪女朋友去买钻戒，指着柜台说：“这个、这个不要，其他都包起来。”因此得名“吴钻戒”。我喜欢向外人热烈地介绍他们的财富，当别人婉转地抬出更富裕的家庭，我甚至会因为感到挫败而不服。我现在看上一个年代的艺术作品，小说也好，电视剧也好，看那个时候的青春爱情，觉得最有代沟的一点，就是里面的主角在发现自己的另一半隐藏的有钱人身份之后，第一反应往往是异常愤怒，觉得这种财富是对自己的莫大羞辱。这种心理，符合青春初始状态的设定。年轻人（teenager）这个词是1941年才被发明出来，正式被放置到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对立面上。而年轻人最基本的就是：不怕穷，对财产也没有恭敬心。他们发现（当然是不同程度的觉悟）如果要把未来掌握在自己手里，就得有系统地挑战社会体系和财富体系。而到了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心智经历了蜕变，对于不平等的财富，已经能够如此心平气和地接受和认可。有一年刚开学的时候，我经过下一届的教室门口，看到黑板上赫然写着红色粉笔字——“热烈欢迎太子酒店公子×××就读本班！”当富人进化到2.0版本的时候，我们就已经默认他们是不同的人。他们血液是钞票色的，他们脖子后面印着出厂日期和独一无二的编号表示是限量版的，他们额头上有“”的荧光标志，只有在满月的夜晚才会发光。他们能轻易地通过某种高频电波辨认出彼此，迅速亲近结盟。这种彼此之间不为人知的默契简直接近动物本能——据说假如雄孔雀失掉了一百五十根羽毛中的五根，挑剔的雌孔雀立刻就能察觉并且远离。后来我才知道，这种相互辨认的暗号是各类品牌。再后来，我用了半年的时间，知道了我一生中应该知道以及不必知道的所有品牌。刺激我要开始学习品牌，是下面的一件事儿：有一次我同学从香港订的球鞋到了，快递到班上，从第一排传到最后一排，再传到第一排，大家挨个瞻仰。送到我手上，我轻微地感叹了一句：“哇，阿迪达斯！”球鞋的主人忽然脸色大变，愤怒地吼：“你看清楚，是ADICOLOUR W1！是ADICOLOUR！不是ADIDAS！”我吓了一跳，问：“有什么差别，至于这样吗？”他更加歇斯底里地挥舞着双臂说：“差别大得很！大得很！”当我开始学习名牌的时候，我才发现品牌教育无处不在。新的一期潮流杂志出版的时候全班传阅着看，会有人立刻打电话订购杂志封底的手机；同学会教你通过需要用放大镜才看得清的差别，辨认属于不同年份的纪念版球鞋；到了家长探望日，我和我的同学就不去食堂，而是端着盒饭，沿着停车场走整整一大圈，一边吃饭一边通过车标和车牌号，估算汽车的价值。从圆珠笔到汽车，我忽然具备了一种具有穿透力的视觉超能力，能穿透物品直接看到它内侧的label，以及“made in somewhere”。这种感觉很奇妙，像是两千度近视的人第一次戴上眼镜，周围原来模糊不清的东西顿时鲜明起来。校园曾经是最后一个还没被品牌化的边陲，而在上个世纪90年代，也被成功攻陷了。在全球化的扁平世界里，logo是全世界中产阶级青少年共同的语言。比追随logo更崇高的理想是自己成为logo。大多数人满足于模仿偶像，有些人决定成为偶像。我有一个高中同学，是个黑瘦、长脸儿、颇有风情的女孩子。她会唱海豚音，是学校的diva。她是学校里辨识度最高的人，因为全校只有她一个人戴金边大墨镜穿银色高跟鞋。我对她每次去食堂都要凹造型有些不以为然，觉得她真是太形式主义了。后来，她留给我们嚼口舌的机会越来越少，因为她不常在学校待着，而是参加名目繁多的各种比赛，比如“梦想中国”、“亚洲新人歌手大赛”、“青春丽人江滩行选美大赛”、“军民一家亲军旅歌曲大赛”，等等。奇怪的是，她每次都能在预赛或者地区赛得冠军，但是一进决赛就首先被刷。我们从来没正式认识过，然而正式分别也已经有两年。我知道她仍在闯荡，在酒吧唱歌期待被挖掘，也一度想参选“红楼梦中人”，到处问别人自己适合演哪个节目，也经常计算自己已经“混”了七八个年头，前面该还有几个年头。对于她的“搏”，我既希望她早日出头，又会不无阴暗地想——天老爷呐，哪一天不会真叫她搏出位了吧？前几天，我看“名师高徒”节目，看到她唱海豚音时标志性的脸一扫而过，那是曾经的选手的败部复活，几十个选手搏杀一张复活卡。直到这一刻，我才诚挚真心地祝福她成功，这样至少在屏幕上停留的时间久一点，能让人看得真切一些。对信仰消费主义的青春，我给予有所保留的尊重。对于把青春本身就当做一件巨大消费品的人，我才是立正敬礼，表达最大程度的敬畏。世界因变老而日益壮大，未来缩小了。——埃利亚斯·卡内蒂高三那一年，老师告诉我们：“想要成绩好，就不能交朋友！你们看看有哪个状元是一下课就三五成群地待在一起的？”他的话，成为我青春期孤僻、行为诡异的启蒙和理论支撑。我的高中同学后来形容我说：“每次看到你，你都塞了个破耳机听个破mp3在破路上走。”我每天一个人走路，一个人马不停蹄地吃饭，一个人在学校超市采购。后来，就基本上断绝了和同学正常的言语沟通。也许是因为我老是听着耳机，别人经常滔滔不绝地对我说了一大串话我才意识到，拿下耳机十分无知又无良地问：“啊？”于是人们渐渐地就不怎么找我说话了。于是，我就开始自己给自己写小纸条，老师只是规定要写上每天的学习任务，但是我一写就悲从中来，控制不住自己，中间还插播我编造出来的文学理论、人生哲理、课堂笑话和生活常识，比如“用手轻轻地击打后脑勺可以增进思维”……一张纸正反两面都写不下。不知道为什么，每次自习或者考试，我在做题的空隙抬头，看到无数埋得低低的头和突出的肩胛骨，总会有一阵莫名的悲愤的眩晕，有时候甚至突然气得两眼泛红，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感受，只是觉得简直太没天理了。学校规定晚上11点熄灯，大多数人为了熬夜在学校外面租房子住，而我没有租房的条件，只能偷偷开着应急灯学习。学到凌晨3点钟，我经常会拎着应急灯在寝室楼里走来走去，一方面是睡不着，另一方面是想偷窥其他人的勤奋程度。2007年武汉的冬天前所未有的冷，我在寂静的走廊里逛来逛去，冻得瞬间没有知觉，隔了好久才有一阵通体导电般的刺痛。凌晨3点钟，很多寝室还都透出光来，他们还在学习，学习。学习是不妥协的、严厉的。必须学习，不惜一切代价，而且没有幻想。学习一切，以及它的对立物。文言文宾语从句、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博斯普鲁斯海峡、苏联解体的表面原因直接原因间接原因历史原因根本原因……在应急灯的照耀下，对面的墙上被投射出一个个巨大的黑的弯曲的侧影。那一年留给我的最大印象就是饿，每时每刻都在觅食。上晚自习的时候，要是听见细微的撕开食品包装袋的声音，全班就会立刻万籁俱寂，所有人伸脖顾盼，看看是谁有了吃食。我记得那个时候坐在我前面的男生有个保姆，每天傍晚给他送晚饭，有时饭菜不好吃，他只吃两口就晾在桌子上，菜香飘过来，我馋得全身阵阵虚脱。这种“饿”多半还是心理上的。高三一年每天都处于恐惧忐忑之中，无论吃了多少东西，心里还是空落落的。在没有任何娱乐可能性的环境中，吃就成了唯一的消遣，考好了就大吃，考不好就狂吃。所有的压抑和窒息都自己吞咽消化。面对庞大的审核关卡，人没有个人价值，只有整体价值。他的价值混在没有意识的人群之中，只是一个永恒不变的纯粹分数，取决于他身上增加了多少驯服温顺的成分。在那一年，唯一动摇了高考绝对权威的事情，就是5·12汶川地震。地震发生之后，我们不被允许看地震的图片、录像还有新闻，害怕心情受影响。那时，老师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把热点新闻和感人短文作为高考作文素材印发给我们，这长达五六页的材料，几乎就成了我们获知地震新闻的唯一途径。高三的我们仿佛被硕大无朋的箱子关住，只能从砰砰的敲击声大概猜测发生了什么。同学违背老师的要求，买了很多报道地震的报纸和杂志，上课压在课本底下看，下课传给同学看。仔细看过的同学，总是要恍惚片刻，慢慢才恢复过来，但是却永远无法彻底恢复。那是一种恐怖，你可以暂时忘记它，被解析几何、模考排名、录取资讯吸引过去，但是你总会回到那里，又让这种恐怖和悲悯成为所有思考的中轴线，因为它从未离开过我们，它是良知的经纬线。2008年，青春的小起伏和国家大喜大悲的波动频率重叠交融，难舍难分。回想这近十年的青春，尽管有几多乏味与苍白，不能像聂鲁达一样说“我承认我历经沧桑”，但至少有这个难以忘怀的尾巴，让这段“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承平岁月不至于太过相形见绌。2009年，遭遇了经济危机，不知道又有多少人的青春会因此缩一点水，短一点斤两，打一点折扣，在严峻现实逼迫的注视下，青春的不切实际好像有点太过奢侈了。我想起鲁文·达里奥讲过一个寓言，故事说的是伊甸园里，有一株最美丽的玫瑰，有一天魔鬼对她说：“你的确很美，不过……你没有用。你看看对生灵有所贡献的大树，玫瑰啊，美丽是不够的……”于是玫瑰——像夏娃一样受了诱惑——一心想变得有用。她去请求上帝：“您能把我变得有用吗？”上帝回答道：“如你所愿，我的孩子。”就这样，世界上有了第一颗卷心菜。青春这个大园子，有点美丽，有点诱惑，有点危险，就是没有用。但若是全拔了无用的劳什子，改种饱腹的卷心菜，伊甸园变成菜园子，未免也太可惜了。2009年9月附记：这篇文章是为《新周刊》的建国50年特刊《青春——从新中国到新新中国六代人的青春影像》所作。那期刊物，邀请了王蒙书写50年代的青春、陈丹青写70年代的青春等，我所代表的是1999—2009年代的青春。比较各个年代的青春，最有意思的是，我们这一代的青春，是没有什么共同记忆的。50年代有激情岁月，60年代有饥馑动乱，70年代有上山下乡，80年代有思想激荡……到新千年，我试图提炼一代人的共同情感，却发现青春只是散落凌乱的个人记忆。这篇文章发表几个月后，在一节心理学的选修课上，我的老师把这篇文章作为课后的阅读材料发给我和同学们阅读。大概不是因为写得多好，而是系统总结这一代人心理状态的文章太少吧。我为什么不敢“留点余地”有这么一个残忍的故事。日本有个长跑选手叫做圆谷幸吉，他童年和少年时就跑遍了自己家乡所有的道路，1964年，当日本主办奥运会的时候，圆谷幸吉被选作国家队的选手，参加马拉松比赛。训练的日子里，他每天清晨喝一杯茶就出门跑步。他跑遍了各种地形、各种天气、各种白天和黑夜。在他的脑海里，他排练了千万次加速、冲刺、夺冠的过程，每次想想就令他更兴奋。比赛当天的早晨，他照例平静地喝了一杯茶出门比赛，他像已经多次完美做过的那样冲出去。他的双腿受过最严苛的训练，其他的选手非常难跟上这个人形火车头的节奏，半程过后，他的胜利已经非常明显。可是不知不觉地，一个叫阿比比·比基拉的人加快了频率和步伐，在距离体育场三公里的地方超越了圆谷，最后一百米的时候，圆谷幸吉看到另一个对手超越了自己。他想加快速度，进行过严格编制设定的心脏、肌肉、骨头却拒绝了额外的任务。圆谷幸吉只得了第三名，他向所有国民鞠躬道歉，保证在下一次墨西哥城奥运会上雪耻。决赛后的第二天，圆谷早晨喝了一杯茶，平静地做了准备活动，穿上了跑鞋，再次出发。他跑在无数次借用的场地上，跑过一个个季节，仿佛不知疲倦。但是不知不觉地，他跑的距离越来越短，他越来越面无表情，每一天都在盗窃他的力量，每一步都在加重他灵魂的负担。终于有一天早上，圆谷幸吉没有从他家出来，第二天没有，之后也没有。整个街区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个变化。后来，圆谷幸吉的家被人撬开，他的运动服仔细地叠好放在地上，我们的长跑运动员倒在自己的马拉松鞋旁边。他用刮胡刀片切开了自己的颈动脉，刀片还在手上，在他的桌子上，放着他的遗书：“父亲、母亲大人：在这三天吃的山药很好吃，柿饼、糯米糕也非常好吃。敏雄哥哥、嫂子：你们的寿司很好吃。岩哥和嫂子：你们的紫苏饭和南蛮咸菜好吃极了。喜久造哥哥、嫂子：你们带来的葡萄汁和养命酒非常好喝，我还要感谢你们经常为我洗洗涮涮……”圆谷的确是那么美好而诚实，哀动人心。圆谷幸吉的遗书却是我看过最真诚动人的，他记叙的全是对父母哥嫂小恩小惠的感谢，一字一句全是缠绵，全是对俗世絮絮叨叨的留恋。最后，他还是决绝地逼自己做出挥别的手势，圆谷幸吉在遗书里写道：“我累了，再也跑不动了。”这是个悲剧故事，却也是个关于勇气的故事。我喜欢它的收梢。我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勇敢地朝内心喊话——“我再也跑不动。”不想再跑了，虽然路不长，不过是从摇篮到坟墓这段短短的路程。除开道路本身，我们没有其他的目的地，我们除了老在途中，也没有什么其他选择。所以，是走还是停，是快还是慢，是我们仅剩的能够决定的事情。一直以来，我最羡慕的都是这段路上的慢行者，静止的人——无事此静坐，一日当两日。坐对一丛花，眸子炯如虎。换言之，做一个自由的人，心不为形役，形也不为心役，坐拥一整块无人的疆域。然而，我属于这一代人，在最惨厉的优胜劣汰的社会系统中成长的一代。从幼儿园玩抢凳子的游戏开始，我们就深吸一口气铆足了劲，随时准备推开旁边的人，从小到大，我们只知道一件事：社会只分输家赢家，而没有弃权家。这个社会已无旁观者，已无局外人，悠闲静坐的人要么被消灭，要么站起身来做出起跑的姿态。这个社会制定了新的游戏规则，更严格的游戏规则，不再允许有人弃权，有人拒不起跑。也就是那时，我发现自己也步入了圆谷幸吉的跑道，永远跑在自我训练的途中，永远跑在全是对手的竞争里。于是，没有余地。为什么要留余地？或者，用更年轻的姿态来重述这句话——凭什么要留余地？因为啊因为，余地是生存之余仅剩的奢侈品。如果人生是圆谷幸吉的奥运赛场的话，余地就是跑在前面的人与跑在后面的人之间的那段差距，且全归前者享有，也许有几公里——这几公里的余地，让前者可以东张西望看看人世苦乐和人的内心情调，可以走神想想美术音乐政治这些不切实际的事，可以岔路到旁边花园的小径去摘好些美丽无用的花；也许只有几米——那也足够稍微喘息歇气，短暂补充漫长机械运动带来的心灵饥饿。但是这余地却不取决于自己的计划和选择，而全取决于这变动的距离。当后面的人像阿比比·比基拉一样逐渐追赶上来，差距减小，前面的人的余地也就越来越狭窄，直到被后面的人追上来，余地变为负数，成为负债，心灵变成一块还不起房贷的住所。余地那么奢侈，那么奢侈，奢侈得让人争先恐后地抢占。可是，它也那么无用，无用得让人争先恐后地消灭。这个余地指的是你内心的闲置土地，一个白日梦，一个明知走不通却仍要走的小径，一个青春专属的低级错误，一段除了回忆什么也增加不了的轻狂，一切不能被称为“资本”的东西，一切不能使你加速而获胜的东西，这些都是内心的闲置土地——它们变得无用，甚至是个负担，必须自行销毁，越早越好。为什么？因为已容不下，那一块你偷偷攒下的土地，地上曾插着的绣有你名字标识所有权的小旗子已被拔掉，换上“违章建筑”的标识。转瞬之间，即被强拆；再转瞬，已盖上其他选手的厂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