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彼此的战俘罗曼·加里有所顾忌，关于母爱的副作用，他只选择公布程度较轻的一部分。程度较重的又是什么？当所有的乳汁都被灌注完而干涸，当所有的奉献，都奉献到无可奉献，当所有的爱都没有富余可以交换，那就只剩下生命可以索取和交换了。有些母亲一辈子都理所当然地相信，那个由自己分娩哺育倾尽全爱的小不点，是完完全全属于自己的，他们的灵魂自然是她国土的一部分。这些母亲的子宫并不是一个暂时性的培育器皿，而是一个巨大而牢不可破的收纳箱。里面收纳了什么？自然是孩子的一生。还是让我们拿可爱的罗曼·加里当例子。他自述说：我那时才八岁多一点，她就开始为我杜撰将来在情场上的“业绩”，开始设想叹息和眼神，情书和誓言，月光下阳台上悄悄地拉手，白色的军官制服和华尔兹舞，以及那窃窃私语和苦苦哀求。她坐在那里，垂下眼帘，搂着我靠在她身上，嘴上浮现出有点儿内疚但却异样年轻的微笑，向我说着各种赞赏的话语。我懒洋洋地偎依着她，边听她说话，显出漫不经心的神态，但却怀着浓厚的兴趣。罗曼·加里的母亲要做他生活的导演——主人公要依靠导演说戏，才知道自己未来人生的戏码；母亲还要求掌控孩子生命中的情感，长度浓度烈度，爱情尤甚。母亲对孩子的生命索取无度，这是众所周知的恶习，便按下不表。然而，很少有人提到的是，孩子对母亲的生命也有不足为外人道的觊觎。不久之前，我曾经假装很学术地向我妈咨询：“是不是所有的母亲都会经历叛逆期？”“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想叛逃‘娘’的身份的念头。”“有的，这种念头一般出现在孩子三岁左右的时候。那时候，孩子基本长成人形，也断了奶，基本上不需要妈常年在床头照顾着。女人对当妈这档子事已经丧失新鲜感，烦都烦死了……那时候我们还不算年老色衰，身材还没有完全走样……”我妈还没有把话说完，我便露出了真正阴郁的面孔，问道：“那你嘞？你在当妈以后也有不安分的时期？”我妈妈稍微露出一些思考的神色，我就立刻发出惊疑不定的惨叫声，然后收拾行装，做准备分家离婚状。我夸张反应下隐藏的怪异心理其实已根植多年了。现在，我脑海里时常还能唤醒一幅画面，一幅埋藏在我童年记忆里面的画面：那时，我大概三岁还是四岁，我妈早起准备上班，我还没起床，半坐靠在枕头上看着她的背影。我妈穿上一件质地轻薄的草绿色夏季套装，短卷发烫得失败又疏于打理，她只能不停地用手把头发往后捋，脖子上就堆出一层层短暂的波浪来。最后，她俯下腰，提起高跟鞋的鞋跟。高跟鞋发出沉着的“噔”“噔”声响彻屋子。每到这时候，我的太阳穴就随着鞋音“突突”地疼，心里一阵突如其来的不安与烦躁：“她要出去！她出去是要见谁！”我妈快走出门的时候，我满脸阴郁蓄积到了可怕的程度，朝她做无声地怒吼：“你胆敢走出这个家门！”只听“咚”的一声关门声，我妈就离开这个家门了。在我五六岁的时候，我无缘无故地怀疑我妈和她的一个男同事有私情。我妈办公桌玻璃板底下压着一张照片，那是她和其他同事老师的合影，她身边站着一个白白的戴眼镜的斯文男人——整张照片只有他们两个最年轻好看，在一群灰头青脸的中年人中鲜明得刺眼。当我妈去上课时，我一个人留在她的办公室。我拿出一杆圆珠笔，在她男同事的脸上开始用力地画起来。圆珠笔没有水了，我把那个青年男子的脸画出一片白花花的狼藉，五官支离破碎，看起来可怕极了。我妈上课回来之后，我面无表情又憋不住得意洋洋地把照片向她展示，看到她男同事比无常鬼还要恐怖的脸孔，我妈受惊不小。我是人类历史上最令人发指的多疑妒夫，我皱着眉头严密监控着我妈和每个异性的眼神交流，我对我妈的怀疑和控诉全来得毫无根据，我脑海里经常出现“生是我妈人，死是我妈鬼”“一日为妈，终身成妈”的可怕标语。归根到底，我对我妈的生命也有强烈的占有欲。这种占有欲最可怕。母亲对孩子生命的占有，大多还能在无力无奈中好始善终，孩子对母亲的生命却很难松手。当母亲妄图导演孩子的生活时，她对孩子的设定大抵还是多姿而绮丽的。而当孩子主导母亲的生命时，孩子却严重缺乏想象力和热情，安排的剧情是——哦，不好意思，没有剧情，做一个长期稳定的乳汁供应者就可以了。而且，孩子敏感到了极点，一旦感觉周围那层潮湿带点腥气的母性气团有所稀薄，立刻就会警觉而怨恨。我还在这层母性气团里汲取生存原料——直到现在，我从未觉得自己离开过子宫。如此如此哀伤，如此如此不能抗争的宿命总有一种爱是那么不对劲，这种爱就是母爱。世界上不存在合适的母爱——或者说正正好的母爱。母亲的距离要不就渺无踪影，要不就近得让旁人看笑话；母爱的温度要不就冷若冰霜，要不就烫得在心上留下肉红的疤，一颗好好的心就这样破了相。三国时的孔融有个著名的理论：孩子对于母亲有什么大不了的嘛！就如同放在瓶子里的东西，拿出来就完了，就没有任何关系了。意思是说，当孩子被镊子从母亲的体内夹出来的一刻起，两个人就不再有关，也不必有关。这太不合理了。母亲是一个没有瓶口的瓶子，外人进不来，孩子更出不去；若要拿出来，必是玉石俱焚。孩子和母亲的命运难以分割，纠缠难舍是因为互相占有，互相占有是由于对彼此生命的嫉妒。塞尔维亚作家米罗拉德·帕维奇写过一本似真亦幻的《哈扎尔辞典》，里面有一则小小的隐喻，恰好能够说明母亲和孩子如此哀伤的宿命。阿捷赫公主这样叙述她的母女生活：母亲的生活我已熟记在心，每天早晨，我花一个小时在镜前扮成我的母亲，就像在台上演戏一样。此事日复一日，延续了数年。我穿上她的裙袍，拿着她的扇子，我模仿她的发型，把头发编成羊毛女帽的样子，我不回避他人在场，我甚至在我心爱之人的床上模仿她。情欲炙热之时，我自己已不复存在，我就是她。我的模仿过于逼真以致我的情欲荡然无存，全部让位于她。就这样，她将本属于我的爱的抚摸提前窃走了。但我对她毫无怨言，因为深知她的欢愉也被她的母亲用同样的方法掠夺一空。假如现在有人问我这种游戏于我何益，我会这样回答：我欲再生一次，且求活得更好。四 父亲——生孩子，何乐不为？养孩子，岂有此理！“无月经综合征”和“子宫嫉妒症”有种病你一定没有听说过，这种病叫做“无月经综合征”。不对不对，这个病指的并不是妇女内分泌失调不孕不育，这个病只有男性才得。这是心理分析家卡伦·霍尔奈分析出来的。她分析女性得出的结论是：为母之道给女人提供的心理优越感无可争辩，无论如何也忽略不得；当她开始分析男人的时候，却得到了一种最令人震惊的、强烈的嫉妒印象——那就是对乳房的嫉妒，对吮乳行为的嫉妒，以及对怀孕和生孩子的嫉妒。我不知道你脑海里的画面是否和我一样：一个略略发福的高大中年男人看着喂奶的奶娘，然后偷偷用手掂量自己过于细瘦的乳房，又怨孽又自怨自艾地咬碎银牙、原地跺脚、擅自撒娇。然而，这滑稽好笑的画面只是夸张，而不是污蔑。男人对孕妇的身份觊觎良久，这是自古以来的传统，抵赖无效。古代南方的獠族妇女，刚生下孩子就下地干活，烧火做饭打柴割草，呜啦呜啦地唱着咱们女人力量大的快乐劳动歌。她们的老公呢？则病怏虚弱地裹着被子坐在炕上，女人坐月子吃什么他们就吃什么，稍有闪失，产妇得的病他们也会得，人称“产翁”。我最感慨的，其实是獠族妇男们强大的自我欺骗能力，他们竟真能假装自己对怀孕分娩这件事做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还邀功请赏。还有些男人，无法自我欺骗，却不打算善罢甘休。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高地上有个桑比亚部落。部落里的男人，都是很厉害的武士。他们经常对自己的村庄进行袭击，把男孩子从母亲的安乐窝里抢走，把他们扔进各种各样的男人身份的考验中。然而，无论是多么强硬和男子汉的训练，结束之后，幼小的男孩们还是会回到绵软的乳房中，嗷嗷地寻找着妈妈的奶头。这不免让武士们十分不满，于是，他们一心与女人作对，与母亲作对，与乳汁作对，男人们决定男孩不能吃母乳而该吃精液。具体喂养方法咱们就不必强迫自己去想象了，这也不是重点。真正重要的是男人的心态，他们在这场没有可比性的攀比中走得太远了，他们宣称置入女人身体中的精液不仅使她们怀孕，也使她们产生了乳汁——乳汁只是精液在女人体内加工包装过后的精装版。男人们这种幼稚的心态，还真是，非常的……男人。世上本无爹，何处惹尘埃倒不如直接承认吧：世上本无父亲这回事，做的人多了，也就有了爹爹这份职业。本来嘛，人类的生育成本几乎全部都由女性的一方承担。女人一生只能制造四百个卵子，男人每天大约就可以制造出差不多一亿多个精子。如果每个精子都能生育一个婴儿的话，那么仅仅用两个月，一个男性所生成的精子数量就相当于全球总人口数量了。所以，男性的机会成本是零，而女性的机会成本却几乎是无限大的。有个叫做理查德·康尼夫的美国作家曾经统计过——“女性必须为怀孕投资的热量是80000卡，大约等于她从纽约跑到芝加哥（2500千米）所需的热量，为哺育婴儿一整年必须再投下18.2万卡——差不多够接着一路跑到旧金山了。至于男性为奉献那一粒精子所耗费的力气是0.00000007卡，还不够他在床上翻一下身放个响屁需要的热量呢。”所以，男人和孩子的关系——比起母子、母女之间血肉相连、脐带相依的纠结缠绵——更类似于一种凑巧的社交，温情时隐时现，尴尬却伴随终生。当我年轻、气血正旺的时候，我从道德上诚心诚意地看不起和鄙视卢梭，因为他把自己的五个孩子全部送进了育婴堂，轻松地短吁一口气拍拍双手，像送走了上门卖百科全书的推销员。他是这样说的：“这种处理（把孩子送去育婴堂），当时在我看来是太好、太合理、太合法了，而我之所以没有公开地夸耀自己，完全是为着顾全母亲的面子。”还要怎么公开？穿着育婴堂赠送的荣誉马甲满街溜达吗？等我年纪大了，物是人非事事休了，我才愿意承认：不愿意做父亲的父亲，并不是最坏的父亲；甚至，客观说起来，大部分普通的非职业父亲杀伤力还更大哩——当然，他们自己并不知道。你问我为什么畏惧你有一个典型的父亲，就是这样以一种毫不自知、理直气壮甚至略带漫不经心的态度谋杀了自己的孩子。这个父亲就是卡夫卡的《变形记》里格里高的父亲。“当格里高·萨姆莎从烦躁不安的梦中醒来时，发现他在床上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甲虫。”当格里高被这个命运这个突发奇想的强加逼得无路可遁，不得不走出自己的房间，来到客厅面对自己家人的时候；当变成甲虫的格里高第一次走出自己的房间，出现在客厅的时候；格妈妈被吓了个半死，而格爸爸的反应则是怪异粗暴的——“父亲拿着手杖，蹬着脚，扬着手杖将格里高往他的房间里赶。格里高请求父亲不要这样，但无济于事。他像个野人一样，毫不留情地挤出了嘘嘘之声。每时每刻都可能用手里的手杖将他往死里打，或者打在背上，或者往头上打。”格里高还未学会熟练地运用自己的新四肢，当他好不容易几近成功，却卡在自己房间的门上动弹不得的时候，“父亲从后面给了他真正解除痛苦的一击，这一击是沉重。他猛烈地一跃，跃进房间很远，父亲还在用手杖敲门，最后一切都沉寂了。”自此之后，父亲的每次出场都像一大坨乌黑的雨云让小说的气压骤然降低，而最最紧张、让人透不过来气的片段，莫过于格里高和格爸爸的一场巷战。“父亲把长制服的下摆往后一掀，两手插在裤兜里，脸色阴沉，朝格里高走来……父亲一会儿停着，一会儿急步向前，一会儿又不动弹，格里高总是逃着，就这样，父子两个在房间里兜圈子……有时候，他担心由于父亲的狠毒会挡住他逃往墙上、逃往天花板上……他怎么也没有想到除了急步爬行逃跑外还有什么自救的办法。”然后，父亲开始用苹果来袭击格里高。格里高由于惊呆了，他站着不动，动也没用，因为父亲已经决定轰击他——父亲并不计较准确与否，只是向格里高一个一个地扔苹果，这些红色的小苹果像带了电一样在地上互相滚到一起，又互相撞击开来，其中有一个打中了他的背。格里高疼痛不堪，又震恐迷惘地躺在地板上。格里高被这个苹果砸得几乎永远丧失了活动能力，在被遗忘的饥饿中死去了，而那只作为武器的苹果则始终在地上，因为谁也不敢去取走——“苹果搁在那里作为一种虐待的纪念。”在我看来，《变形记》是卡夫卡所有小说中最真实的，它纪录片一样重视描述了卡夫卡的一个噩梦。每一个片段都是卡夫卡大汗淋漓起床后的“追忆似鬼年华”。最大的恐惧来自于父亲。“最近你问起我。你问我为什么畏惧你？一如既往地，我无言以对。”这是卡夫卡写给父亲的一封漫长家书的第一句话。父亲和卡夫卡是完全相反的人，卡夫卡孱弱，寒气逼人，淡泊冷漠不知所措；而父亲就是《变形记》中格里高的父亲——健硕，食欲旺盛，自鸣得意高人一等。父子二人不仅是人种不同，他们也生活在世界的不同部分里。卡夫卡对父亲写道：“世界在我眼中就分成三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我这个奴隶居住的，我必须服从仅仅为我制订的法律，但是从来不能完全符合这些法律的要求；然后是第二个世界，它离我的世界极其遥远，那是你居住的世界，你忙于统治、发布命令、对不执行命令的情况大发雷霆；最后是第三个世界，其他所有的人全都幸福地、不受命令和服从制约地生活在那里，只有我永远蒙受着羞辱。”父亲存在的所有意义，就是让孩子相信——自己这个拙劣仿品的存在其实并没有意义。我们生活在一个永远无法讨好父亲的世界里。就连萨义德也一样。萨义德是著名学者、理论家，由于提出了“东方学”而广为人知。他家里有钱，超级聪明——中学毕业时是毫无争议的第一名，钢琴的造诣也深。总之，是个无挑剔无死角到欠扁地步的小孩儿，然而他在自传《格格不入》里却回忆说：“（我的父亲）永远以三个手势提醒我的失败，第一个失败，是一手握拳，往后朝肩膀一缩；第二个失败，是五指箕张，像鼓翼掠水般由左向右划；第三个失败，是摇一根手指。”“他在世之日对我最吓人的一句话——当时我只有十二岁——是‘你永远继承不到我一丁点东西；你不是有钱人的孩子’。”“我叫我父亲daddy，叫到他离世那一天，但我时刻觉得这字眼多么偶然，我以他儿子自居是多么不适当，我每次问他要什么，不是大为忧愁烦恼，就是不知所措，需要好几个钟头的心理准备。”的确是这样，回忆起小时候，父亲对我少有的几次心血来潮的教育，几乎全部是以威胁恐吓为形式的。我爸爸有一双骇人的大眼，还有黑压压杂乱的浓眉压在眼皮上。每当他想传授给我什么的时候，他就会突然猝不及防地靠近，提高音量，舞动他的浓眉，圆睁着眼睛，提醒我，我已经进入了他的怒气领域和力气范围。当然，技术上，我爸从未正式打过我，但是他发明了一种恶作剧的施暴方法，就是高高扬起他的巴掌，低头瞪着我，做出要掌掴的姿势，刹那间蒲扇式的手掌扇下来，结果只是和自己的另一只手掌拍击，在我耳边制造出巨大的声响来。我吓得一抖，我爸大笑不已。这个拙劣的把戏一直贯穿我的婴儿和幼儿阶段，然而我却从未真正意义上破解和免疫。每当高高的巴掌的阴影落在我身上，我还是会瑟缩，还是会发抖。这种恐惧建立在不确定性上——不知道什么时候父亲的大赦会失效。以前，我只是把我爸这种恐怖的恶作剧，慈爱地体谅成情商不高和缺乏技巧。后来，我却在很多父亲身上看到了这种惊人的相似。我曾目睹过一个父亲对儿子的惩罚。父亲怒气冲冲地从衣柜中拿出好几条皮带来，放在椅背上，作为刑具让孩子挑选，然而他最后却没有真正施暴。用卡夫卡的话说，他“只是想让孩子亲眼目睹被绞死的所有准备工作——等到绳索、大刀、砧板全部各就各位了，才宣告大赦”。此时，父亲的潜台词已经呼之欲出了：他要让孩子知道自己是被幸免的，是被恩赦的，你的生命是父亲功德无量的馈赠，所以你应该时刻保持兢兢业业的负疚与自责。对于母亲来说，我们是她卵巢里无中生有的馈赠。对于父亲来说，我们是他用0.00000007卡路里毫不费力漫不经心地制造出来的，长达1/25毫米的，他精虫王国里面的幸运的小玩意儿。父亲是没有职业道德的上帝很早很早以前，心理学还没发明出来的时候，人们就发现儿子身上会有一种仇父恋母的心理倾向，也就是有名的“俄狄浦斯情结”。后来，当心理学被发明出来，这种普遍蔓延的仇恨才有了靠谱的心理学解释。我们仇恨的并不是父亲，而是“生活代表”。生活永远是大BOSS，对人提出种种可恶的限制和强迫。在一个家庭内部的父母双方之间，父亲就是“生活”的化身——要求着孩子，所以父亲永远是孩子的敌人，而孩子永远要哭着找妈妈。这种心理学的说辞，我反倒觉得太抽象和文艺腔。“生活代表”的化身无处不在。对孩子来说，四面墙壁永远太逼仄，桌子的棱角永远太坚硬，放糖的柜子永远太高。滋事找茬的倒不总是父亲。我想，我更喜欢卡夫卡对父亲所下的断语：父亲即上帝，“剥去了圣衣的上帝”。人类对上帝形象的想象和勾画，就来源于对父亲的记忆。这个兼职上帝却是毫无职业道德的。他享受特权，却消极怠工；他索取崇拜，却不普渡不慰藉。他只是执行上帝“审判”的职责。在卡夫卡的小说《判决》中，年轻商人格奥尔格·本德曼生意做得很好，想脱离父亲而尽早独立。结果父亲不仅暗地里摸清了儿子的所有客户联络网，而且怀疑儿子想罢黜自己在经济上的统治权，起了叛心，嫌自己老不死。于是父亲对儿子做了如下的判决——“你原本是一个天真的小孩，但你原本又是一个魔鬼似的人物！我现在就判决你的死刑，判决你从此消失。”于是，儿子跌跌撞撞地从房间里被撵走，“他从大门外一跳，越过车道直奔大河，作为一个优秀的体操运动员，他一跃而上，如同一个乞丐一样牢牢地抓住了桥上的栏杆。他本来就是优秀体操运动员，这在他年青时代就曾经是他父母的骄傲。他吊在栏杆上，手变得越来越软弱无力，但他仍然坚持着，在大桥的栏杆柱子之间，他看到一辆汽车轻松地驶过，汽车的喧嚣声可能要淹没他落水的悲壮之举。他轻声地叫道：‘我的亲爱的爸爸妈妈，我可是一直爱着你们的啊！’然后落入水中。在这一瞬间，来往的交通从未中断。”我们不无惊诧又毫不意外地发现：几乎在卡夫卡所有的小说里，都是父亲一一处置了那些角色……或者，我们该说，处决？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卡夫卡给父亲的那封信。写信的时候卡夫卡已经三十六岁，不再是那个孱弱局促得像个节肢动物的少年。他终于停止了令人尴尬的长高过程，稍稍长胖了一些，脸上基本褪去了少年时形销骨立的怪异奇突。这样一个身形巨大的大男人，在这封超级无敌长的家书里，诉尽了天下所有畏葸孩子巨大的委屈与抱怨。更令人对卡夫卡揪心不已、激发母爱的是，他的这封信自始至终都没有勇气寄出过。但是卡夫卡自己模拟父亲，写了一封阅后回信。有很多人解读这封家书，有人看出了心理病态过分敏感小题大做，有人看出了父权暴力不近人情强权政治。而说实话，当这封信看到结尾，我只看到了两个字——缠绵。那是多么难以割舍、难以自欺的依恋，看得我几乎脸红心跳。当卡夫卡模拟着父亲，对儿子的控诉进行种种辩解和回击。与其说，这是身为儿子最终大度的释然和既往不咎，倒不如说是儿子对父亲缠绵而无法克制的告白。由卡夫卡扮演的父亲是这样回应卡夫卡的指责的：“我承认，我俩互相斗争着，不过斗争也分两种。一种是骑士的斗争，独立的双方在相互较量，各自为政，输得光明磊落，赢得正正当当。另一种是甲虫的斗争，甲虫不仅蜇刺，还吸血以维持生命。这是真正的职业斗士，而你就是这样的斗士。你缺乏生活能力；为了让自己过得舒舒服服、无忧无虑，而且不必自责，你就证明，是我夺走了你所有的生活能力并把它装进了我的口袋。你现在用不着为缺乏生活能力而发愁了，责任都在我，你尽可以心安理得地四仰八叉躺着，身体和精神上都让我拖着过日子……如果我没怎么看错，你写这封信也还是为了当我的寄生虫。”卡夫卡把父亲拖进他所有的小说里，固定在一个巨大而可笑的模型里供人展示，供己发泄。然而，他所发泄的，仅仅是他在父亲怀里不能发泄的，这是有意拖延的与父亲的告别。卡夫卡自己曾经对朋友说过：“我想给自己全部作品题名为‘逃出父亲的范围的愿望’。”逃离暴戾的父亲，远离失德的上帝。你确定吗？父亲的……纯洁的吻？霍桑写过一个短篇小说，叫做《拉帕其尼的女儿》，这是个典型的聊斋式的故事，讲的是一个健康上进的大好青年——只是头脑略显简单，遇见半妖半鬼的美女，从而身心都被扯进一个热情狂乱的异次元空间的故事。——奇怪的是，故事的最后，无辜又无能的男主角总能顺利从那个世界抽身而出，继续若无其事地生活，而法力高强的狐鬼自己却在那个空间里樯倾楫摧，魂飞魄灭。小说的主角是个名叫乔万尼·古斯康提的青年。他异地求学，为了省钱住进一个古老阴森的大宅子，这个宅子有个美绝人寰的花园，每一寸的土地上都挤满了五花八门稀有的花药草木，尤其是一棵灌木，花朵长得像宝石一样璀璨，整棵树流光溢彩。种花科学家园丁叫做拉帕其尼，他和其他的园丁不一样，他虽然对这些花草的生命了如指掌，却不与它们亲近，甚至小心翼翼地避免吸入花香。他那副神气，就像个走在邪恶势力之中的人，四周全是猛兽鬼怪，稍不留心，就会死于非命似的。这个园丁满怀戒心、如临大敌地打理他的花园，然而还是觉得太危险，就用恐惧发颤的声音呼唤着他的女儿：“比阿特丽丝！”他的女儿美得容不得分毫增减，青春妙龄，神采飞扬，任处女的腰带将这一切紧紧束绑。她一边朗诵着大抒情的赞美诗，一边用夸张的柔情动作在金黄的夕阳下打理着植物。这幅看起来做作到好笑的画面，毫无悬念地强烈震撼了我们的主人公。而当他终于与自己魂牵梦绕的妙人儿并肩而行，赫然发现自己像面对一个稚气十足的孩子，比阿特丽丝像是与文明世界隔绝的孤岛上的旅人，对时尚的生活方式充满了好奇。幼稚无知是所有美女致命的吸引力。少男少女越走越近，但他们不曾相吻，不曾相握，没有丝毫爱情渴望与尊崇的爱抚。他从未触摸过她光亮的鬈发；她的衣裙——这阻挡二人身体接触的明显障碍——也从未被清风吹起，拂扫他的身体。偶尔，乔万尼顶不住诱惑，试图闯越界限，比阿特丽丝就变得十分悲伤，十分严峻，满面凄凉疏远，无须只言片语就使乔万尼不寒而栗。后来，谜底终于揭开。园丁拉帕其尼之所以害怕他自己种下的那些美轮美奂的植物，是因为那些植物全都有剧毒。而他的女儿，妙人儿比阿特丽丝则是“毒贯满盈”的、真正的大毒物。打出生起就用毒药喂大，直到毒素浸透全身，她呼出的浓香污染了空气。她的爱情是毒药——她的拥抱意味着死亡。乔万尼也难以避免地沾染上了他的剧毒，当他朝飞虫们喷出一口气，那些小虫会纷纷坠地身亡——而且显然不是因为口臭。大好青年的洁身自好的道德观受到了强烈玷污，他愤怒不已，却还是决定高尚地谅解。于是带着一瓶偶尔得到的解毒剂去找比阿特丽丝，想和她一起喝下，洗净两人的邪恶。这时苍白的科学家父亲出现了，他还不知道女儿已经喝了解药，背叛了自己。他得意地看着他们像艺术家奉献毕生，终于完成了一幅大作或一组雕像，对成功心满意足。然后快乐地对他们祝福道：“我的女儿，你在世上不会孤单了……你的新郎现在已与普通男人不同，正像你，我最得意最出色的女儿，与普通女人不同一样。从今往后，你们相亲相爱……走遍天下，让别人去害怕吧！”“走遍天下，让别人害怕去吧？！”这个相当慈祥又实用的婚姻寄语女儿却无福消受，她的机体已被拉帕其尼超凡的技术彻底改变。毒药就是生命，所以烈性解毒药就是死亡。一番对父亲指责式的告别之后，这个少女倒在父亲和乔万尼——两个深爱她的谋杀者脚下。这看似是个平凡的、闭门造车的残忍故事，把古代聊斋志异、现代科学怪人、未来怪诞科幻结合在一起，提出了一个并不新鲜的命题——人性是个好东东，要是抛弃了，嗯……那可不太好呢。但是这篇小说无意中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联系：美丽的女儿和有毒的植物。这两者有一个共同点：它们对父亲来说都是永远负担不起的、华丽又危险的奢侈品。父亲只能站得远远的，含着涩涩的笑远观，而害怕自己的神情里流露出少许的放纵。顶多只能用戴着手套的手小心而压抑地抚摸一下下，却不能放胆欣赏，不能久久亲近。在法国小说《香水》里，作者曾经用令人发指、令人战栗的敏感和细腻，详细地描述了一个父亲，在早上走进女儿的卧室，呼唤她起床时候的心理活动：“里希斯在看自己女儿时，也被吸引住了，以致他也会在无一定的时间里，一刻钟或者半小时，忘记了世界，也忘记了自己的事业——而这些他即使在睡觉时也不会发生呀！——注意力完全集中于观看这美丽的少女，而且说不出自己究竟做了什么。最近——他很不愉快地觉察到这点——晚上他送她上床，或是有时早晨他去喊醒她时，她还像躺在上帝的手中一样睡着，她的臀部和乳房的形态都透过薄薄的睡衣显示出来，他望着她那胸脯、肩膀曲线、肘部以及枕在脸部下面的光滑的前臂，她那平静地呼出来的升起的热气——这时他的胃就绞痛得难受，喉咙也缩紧了，他在吞咽着，天晓得，他在诅咒自己，诅咒他是这女人的父亲，而不是一个陌生人，不是随便哪个男人。她可以像现在在他面前一样在这男人面前睡觉，而他可以毫无顾忌地躺在她身边、她身上、她怀里纵情欢乐。他抑制住心中这可怕的欲火，朝她偏下身子，用纯洁的父亲的吻唤醒她；每当这时，他身上便冒出了冷汗，四肢在颤抖。”这个父亲是个超级大恶魔吗？这个父亲心理变态十恶不赦吗？这样的啐骂我只觉得伪君子。按照社会和道德的要求，父亲必须爱女儿，但是必须爱得纯洁，爱得高尚，爱得抽象。这个要求其实不合理，这又不是淘米，把不纯洁的、关乎欲望的小念头们，用指头尖一一拈出来，最后只剩下不掺杂质的一群形而上的爱。这个行为，比拉帕其尼还要不人性。男性的爱本来就兼具对自己强大的餍足，对对方柔脆的俯视。这爱情的元素和成分，和父爱本来就有99%的相似之处，强行把两者分开，摆在相隔甚远的情感格架中，未免做作地得让人啼笑皆非。就连托尔斯泰，也对女儿有着隐秘的情感。当他的女儿们还没有出嫁时，只要有人向她们献殷勤，父亲就非常痛苦。除了要听从他的意愿之外，他还经常嫉妒地监视她们的一举一动，察言观色，偷看她们的情书。有时他很难保持对年轻小伙子的应有礼貌，有时则显得过分殷勤，似乎要以此不让小伙子接近他的女儿。托尔斯泰晚年自视为上帝，对自己有着神一般的精神要求，一生中最害怕的就是各种“不纯洁”的欲望与情感，而他都难以欺骗自己对女儿复杂的感情。女儿是父亲创造的。女儿是父亲养殖的。女儿是父亲的所有物。女儿的拥有权属于父亲，父亲却永远不能拥有。大家都指责拉帕其尼把女儿当成有毒的植物。然而，我们能不能换一种理解，拉帕其尼其实是把所有的有毒的植物当成女儿。他种植了满园美丽的致命，令世界上所有人都无法接近，只要是接近就会粉身碎骨——一如父亲接近女儿的结局。这是不是拉帕其尼，对身为父亲注定的原罪带着冷笑的报复呢？哦，莫莫瓦拉！莫莫瓦拉！我所知道的关于父女最悲伤的故事，是这样的：莫莫瓦拉同女儿去菜园，他把女儿放到树上，以便他能够仰视她的生殖器，并发出长时间的katugogova的声音。那是一种高音调的声音，而这种高调的声音被嘴巴和手的快速敲击所打断，这种尖声通常表示受到强烈刺激的快感。他的女儿问他：为什么这样痛苦地尖叫？他回答道：我看到了一辆绿车。这种事情连续地重复发生着，而且他还多次谈到一只鸟。当他的女儿从树上下来的时候，他的阴茎已经勃起，他终于脱去了女儿的遮羞草裙。他的女儿十分惊慌地哭起来。可是他抓住她，反复地拼命交媾，一切结束之后，他的女儿唱起小调：“哦，莫莫瓦拉！莫莫瓦拉！我的肉是你的肉，父亲啊，我的父亲。你的名字是我的父亲。他抓住我，他强迫我，他玷污了我。”她的母亲听到她唱的小调，并猜中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已经得到了这个女儿，并已经交媾了，我要去看一看。”女孩的母亲遇到了他们，这个女孩诉说着，而她的父亲则矢口否认。这个女孩带着她所有的杂物去了海滨。她唱着歌引来了一条鲨鱼。那条鲨鱼先吃掉了她制作草裙的木板，又吃掉了她的篮子，然后是她的一只胳膊，接着是另一只胳膊，鲨鱼一点点地吃着。那个女孩重复地唱着那支小调，最后她唱道：“把我全部吃掉吧。”鲨鱼最终也就这样做了。在家里，莫莫瓦拉向妻子询问女儿哪里去了，他听说她已经悲惨地死去之后，反应却是要求他的妻子脱去草裙，他要同她交欢。这个故事描述了他性交时的摆动，而这种运动如此强烈以至于他的妻子不断抱怨：yakay，这是一种精神上痛苦的表达。但是，他的阴茎却越进越深，她再次无望地尖叫着。事后，她就死去了。第二天，人们在庭院中询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说他的妻子被矛刺死了。“刺在哪里了？”“矛刺入了她的阴道。”然后莫莫瓦拉割断了他自己的阴茎，也死去了。这个故事出自一本叫做《野蛮人的性生活》的书。这本书是由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撰写的，是有关南太平洋特罗布里恩德岛居民性文化的专著。“莫莫瓦拉”也是岛上口耳相传的一个故事，是否是真人真事改编，还有待考证。而就算这个故事是真实发生过的，人们也可以在胆战心惊之后，抚胸自慰道：“这到底还是未开化的野人世界发生的故事。”文明和野蛮的差距其实并没有那么大。莫莫瓦拉的确只偶尔在报纸社会新闻的角落出现，禽兽般的父亲还是走向灭亡的物种，就算没有灭种，也是属于应当被集中销毁的族群。然而，女儿们对父亲的恐惧却从未消失过。当父亲用压制而灼灼的目光，看着女儿的后背。女孩，我敢说所有的女孩，都能在一瞬间察觉。大脑的情绪合成车间里，立刻合成出恐惧、愤怒、羞耻、鄙夷、仇恨种种复杂的情感。这种纠杂的、不足为外人道的苦涩情感，大多数都被长大了的小女孩们淡忘了，因为当伦理这件事被植入大脑，女孩们首先自责自愧的就是对父亲的揣度与诽谤，自己先在内心否定和勾销了一番，认为毫无依据，对父亲撤了诉。然而，却不能对自己的感官撒谎。即使是在没有淡忘的时候，我们也说不出对父亲的这种无端恐惧来。若是要反复逼问，小女孩只能没头没脑地说：“爸爸凶。”萧红一生都仇恨自己的父亲，从未撤销过对父亲的控诉。在自传里，她是这样回忆的：“九岁时，母亲死去。父亲也就更变了样，偶然打碎了一只杯子，他就要骂到使人发抖的程度。后来就连父亲的眼睛也转了弯，每从他的身边经过，我就像自己的身上生了针刺一样；他斜视着你，他那高傲的眼光从鼻梁经过嘴角而后往下流着。父亲打了我，我就躲到祖父那里。祖父告诉我：‘快快长吧，长大就好了。’二十岁那年，我就逃出了父亲的家庭。‘长大’是‘长大’了，而没有‘好’。”“父亲在我眼里变成一只没有一点热气的鱼类，或者别的不具着情感的动物。”父亲的可怕可憎之处，恐怕不只是因为打碎了杯子就要骂，做错了事就要打吧。萧红对父亲，多少是有些性的恐怖。父亲最令人吓得发抖的，并不是脏话和巴掌，而是他流动的目光。我小时候也害怕和父亲独处，那时我只有八九岁，也不明白那种如坐针毡的来由。当有外人在时，我正常撒娇，有时也会不得体地放肆，表演一个普通的娇气女儿，表演得栩栩如生。然而，每当我妈出去买菜，我和我爸独处，我们俩并排坐在沙发上看电视里的新闻，或者连续剧的时候，我总是正襟危坐，危矜而严肃，手规矩地摆在膝盖上，直挺僵硬得像古装剧里的小学童。我是紧张的，而这种紧张里多少有点模糊的警惕的意味。我目光只敢低垂，有时就盯着我爸的袜子。深蓝色的丝袜，看得出里面崎岖骨凸的巨大脚来，脚底板有层薄薄的微酸的潮湿，我心生冰冷的寒意。我对这袜子和脚印象极深，它是我记忆里隐藏得很深的莫名的惊惶。还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那是我十岁左右的事情，我刚刚开始发育，我妈对此咋咋呼呼得令我羞愧万分，又骚动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