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写过一个小说，叫做《抱孙》，故事讲的是一个慈祥有爱的老太太是怎么害死自己的孙子的。主人公叫做王老太太，第一个孙子是小产死的，第二个孙子好容易生下来，可得宝贝着，产房里放着四个火炉，小孩还盖着四床被子，五条毛毯，反而死了，真纳闷儿。儿媳妇的肚子终于又大了，王老太太三更半夜还给儿媳妇送肘子汤、鸡丝挂面……媳妇的被窝深处能扫出一大碗什锦来，少奶奶吃得嘴犄角都烂了。产期到了，小孩儿只探了个脑袋就再也出不来了，只能到医院去，医生反倒先抱怨：“你们这些人没办法，什么也给孕妇吃，吃得小孩这么肥大。”只得允许大夫给掏孙子，当然要说明了——要活的。掏出个死的来干嘛用？只要掏出活孙子来，儿媳妇就是死了也没太大的关系。终于把大胖孩子掏出来了，老太太就只管趴在育婴室的窗户上盯着自己的孙子看。老太太把肚子上还有一个盆大的洞的儿媳妇放在医院，自己到底把孙子抱出来了。王老太太一上汽车就开始打喷嚏，一直打到家，每个都照准了孙子的脸射去，孙子还在怀中抱着，以便接收喷嚏。王老太太知道自己着了凉：可是至死也不能放下孙子。到了晌午，孙子接受了至少两百多个喷嚏。到了下午三点来钟，奶妈已经雇妥了两个，可是孙子死了，一口奶也没吃。王老太太悲愤医院靠不住，就把儿媳妇从医院接出来，接出来不久，儿媳妇的肚子上裂了缝，也不言不语地死了。王老太太要把医院告下来，小说的最后一句话铿锵有力——“老命不要了，不能不给孙子和媳妇报仇！”这个故事，要是放在现在，是断然不能成文成章的。那个时候，生命的成本价还不高，时代允许老舍这样轻描淡写地牺牲了这许多生命。而当今社会，每个生命的成本都变得很高，即使在文学作品里，杀一个人也变成奢侈的行为，必须得像做检讨一样先啰里八嗦一大堆前因后果才能下手。这样塑造一个茫然无知也无辜的连环杀手，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这导致如今文学背后讥讽和控诉的潜台词，软弱地化作调情。时代限制了文学放大人性丑陋污点的倍数。要么是让人不屑的小龌龊，要么是大得无边无际——人性的破洞把人性都盖过了。这个糊涂祖母杀人狂，即使让读者心里再膈应再反感，她却是一个放大倍数刚刚好的人物形象，让人恰好看清祖父母们一个致命的弱点——他们老了。人一老，最明显的外在表现是他们对外在的人事失去了敏锐。老人最大的福利，就是再没有与庞大的大世界和逼仄的小世界搏斗的义务。所谓“天伦之乐”，不过是人生在尾声中终于得空喘息。然而，正是因为不必搏斗，他们不仅荒了武功，锈了兵器，对外界刺激的被动反应都变得迟钝。年轻时弑亲杀佛打下的天地，就这样在一种钝感中渐渐萎缩，最后，就缩到一亩地，一张藤椅，一张罩着迷蒙蚊帐的红木大床。这样就够了，反正他们的身体也随之萎缩了，因此还能蜷着持久地恬笑着。当一个婴儿被递给祖父祖母，他们手忙脚乱地把孩子塞进自己的世界里。然而他们拥有的天地如此如此的小，能够空余出来，提供给孩子的温暖而安全的生长空间，狭小得只剩下贫瘠干瘪的怀抱。我很小的时候，不止一次地向我妈抱怨过：“我睡觉的时候，我的爷爷奶奶把我抱得太紧了。”那时候我三岁，我爸妈同时没空照顾我，就把我送到老家——我爷爷奶奶的家里。对那段日子，我几乎没有任何回忆，甚至也没有任何回忆的凭证。因为在那个家里，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属于我的，没有宠物，没有玩具，连书也没有。那个屋子，没有什么幼童生存过的痕迹。很多人热衷于回忆自己小时候在老家吃过的零食，因为老年人爱吃容易消化的甜食，正好对了孩子的胃口。但是我奶奶口味又咸又辣，我爷爷每顿饭都一定要有酒，所以，我对吃的回忆，是几盘乌漆抹黑的腌制肉类，和一股冲鼻而尖锐的酒味，我一边吃，一边“呲呲”地从牙缝里吸进冷气。大部分时间我都独自坐在藤椅上。我总是不耐烦地抠椅子的把手，撕出一条一条细细的藤丝出来剔牙，剔得嘴里一股血腥味。没过多久，藤椅就被我抠出一个洞来。后来，这就成为我孤独时候下意识的动作，我上学之后放暑假，一个人在家时，也喜欢撕身子底下的竹席剔牙，张大了空虚的嘴。有的时候，我会在门口看我们家养的几只鸡。鸡也没有年轻可爱到足以当宠物，所以我总是隔着笼子和它们对视，我奶奶要教我剁青菜喂鸡，我也没有热情。只有一次，我忽然兴致很好，从厨房抓了几把米扔进鸡笼里，还蹲着看它们吃完。我奶奶回来，发了很大的脾气，因为她从来不用米来喂鸡——她说“米是人吃的”，而且我抓的还是她最高级的糯米——她说“糯米是人都舍不得吃的”。这件事，在我童年的淘气里，算是最最严重的一桩了。晚上，我和我爷爷奶奶一起睡，他们一个抱住我的头，一个抱住我的脚。我被死死地抱住不得动弹，有时甚至不得呼吸。这样僵直地躺着，我能活动的最大幅度，就是微微偏过头，看着床边的墙上贴着的观世音菩萨的巨幅照片——真的是照片，是电视剧《西游记》里的观音娘娘。那时候，我对观音菩萨的印象，就是一个常来串门的很白很阔气的老奶奶。记忆里，我和我爷爷从来没有过对话。我和我奶奶会进行一个程序性的对话，就是她每天都会问我：“你是喜欢爸爸，还是喜欢妈妈？”问了几个月，我终于说：“我不喜欢爸爸，我更不喜欢我妈妈。”言下之意，就是我只喜欢爷爷奶奶。我奶奶很高兴，后来的年岁里，每次见到我们家的任何一个家庭成员，都会重提这个掌故——跟在拿米喂鸡事件的后面，作为知错能改的补偿。当我妈妈来接我的时候，我奶奶当然在第一时间向我妈通知我的见异思迁。我妈当时提了一整桶桃子，那是我所吃过的最熟烂甜腻的桃子，每一个都巨大，我吃得狼吞虎咽，几乎把整个脸埋进桃子里。我从桃子里，抬起脸来，又羞赧又生硬地叫了声：“诶，妈妈。”几个月不见，我对爸妈除了陌生之外，还有一种轻易就变节的愧疚。这么快地，我就从“爸爸妈妈的孩子”，变成了“爷爷奶奶的孩子”。祖母们有空闲坐在苍惶惶的阳光底下，皱着全部的皱纹一点点修补，扭曲，重塑。她们的叙述常常是自相矛盾的，越是不可信，祖母们越是固执地重复，完全不容一点质疑。祖母们胸中的世界，无论是结构还是色彩都完全违背构图完整，全面失真反而自成逻辑和体系，那个世界反而是最完整的。口袋里装着绰绰鬼影的祖母最理想化的祖母似乎是西方式的，有蓬松庞大的白发和蓬松庞大的乳房，不下厨也穿着围裙，下厨也不做什么正经菜肴，只做松饼和布丁。人生所有的“过去”汩汩地流失在脑中一个神秘的空洞里，取而代之的是花生酱与奶油的香味儿，然而拨开香气，里面是什么也没有的。但中国式的祖母似乎不是这样。中国的祖母更像西方故事里孑然孤老的老巫婆。东方的奶奶矮身段枣核脸，总穿藏青或浓黑大祆，一开口说话只有满堂沉寂的回应——没有人有资格同她对话，除了手中总捻的佛珠，以及幽暗房间里影影绰绰的泥塑佛和菩萨，他们总与她喃喃地耳语不已。中国祖母比西方祖母威严得多，威严的唯一倚仗就是她有满肚满肠的磨难。侯外庐是这样描写他记忆里的祖母的：“她总是盘坐在炕上，拿起一件针线活，对着小小豆油灯，自言自语起来，有条有理地诉说她生平经历的一幢幢最难忘却的往事。那些往事，似乎都是伤心事，是她的奋斗史，所以，她的声调如泣如诉，异常痛苦。”这幅画面很平淡，却让我有一种平静的震动。如果我是电影导演要拍摄这个画面，我会让她手中的针线活越来越蔓延，最后会在她身旁围绕出一整个她脑海里黯淡惨烈的世间来。我喜欢祖母记忆里的那个人世。因为她们的记忆总是不公平的。老祖母的胸中不仅有乾坤，而且极为繁复，收纳了几世几代，还包容了好几次元的神秘空间。马尔克斯的传记《回归本源》写道：马尔克斯的外祖母时常身穿花纹很淡的黑色和半黑色的衣服，从早到晚轻风似的在家里飘来飘去。她的王国不在这个世界上。别的女人告诉她，她老公有外遇，她也不动声色。因为她太忙了，忙于料理活人死人相遇的阴阳两边边界上的事物，忙于用迷信保护全家人。比方说，阴魂走开以前就应该让小孩睡觉；孩子躺着的时候如果门前有出殡的队伍经过，应该叫他们坐起来，以免跟着门口的死人一块死；应该注意别让黑蝴蝶飞入家中，因为飞进来就意味着家里要死人；如果听见怪响声那就是巫婆进了家门；如果嗅到硫黄味就是附近有妖怪。马尔克斯小时候是个多话的孩子，当他开始没完没了地提问题的时候，外婆终于火了：“鸡巴孩子！”她的喊声响彻整个老宅。一个晚上只有一个办法让他一动不动，就是用死人吓唬他。叫他坐到椅子上，说：“别离开这里，要是乱动，死了的表姑和表叔就来了，他们正在屋子里。”马尔克斯被吓住，一直保持这样一动不动的姿势，像被供奉的雕塑一样挪到床上，在床上继续做噩梦，直到黎明轰跑外婆故事里的妖魔鬼怪。同住一个宅子，祖父母却有更多夹层的空间和更多的室友，他们的空间是很多层半透明空间的叠加，鬼魅穿行其间，和我们一样衣食住行，平静有序。与这个灵异的夹层混熟了，也就没有什么恐怖，反而有一种家常的热闹。这个世界，只有祖父母能够给予，只有儿童能够承接。马尔克斯在叙述他的童年时说：“我怀着几乎虔诚的惊讶观看着鬼魂，依次打发童年消逝缓慢的时光。”我小学的时候看过一个电影，印象很深的是这么一个情节：祖母和孙女在田间夜行，老太太牵牢了孙女的手，不远处忽然有橘红泛蓝的火光突突地跳着，孙女瑟缩着说：“奶奶，我怕。”奶奶和蔼地安慰道：“不怕，不怕，那是鬼火……”然后就开始讲魂灵的传说，在冗长琐碎的鬼怪陪伴下，祖孙俩相携穿行夜的田地。画面一转，又到了几天后的大白天。孙女穿着白衬衣蓝裙子，脖子上拴着红领巾，袖子上别着表示学生干部官阶的“三道杠”，她指着祖母铿锵有力地说：“小刘老师说了，那不是鬼火，是磷，磷在空气中……奶奶，你搞封建迷信！奶奶，你真不对！”这个情节让人反感极了。小孩子还没在迷蒙中看清什么，就先学会拿着扫把一通恶狠狠地清扫：鬼火是磷，人体是细胞组成的，世界上是元素构成的，死亡是火葬了再也回不来了的，奶奶是吓唬人的……谁都别想骗到我，什么都吓不到我，哇哈哈！一个清明的世界并不是不好，只是太过无聊。长大之后，人比自己想象的要寂寞得多。朋友不多，知己更少。人在大多数时候，都无人陪伴，只有自己形影相吊，深夜拥被。身处一个纤尘不染的世界，烁亮的四壁全部反光出自己的脸来。这时，才后悔如果当时保留祖母那个烟雾缭绕的世界就好了，至少自己有所逃遁，不至于落到现在这样与自己穷凶极恶地对视。对马尔克斯来说，外祖母的宅子，不是一个偶尔逃遁休憩的小公馆，而是他一生居住着从未离开的地方。马尔克斯说：“我一辈子每天睡醒的时候，都有一种亦真亦幻的感觉，似乎自己依然身处那所令我魂牵梦绕的庭院。在梦境和记忆中，我找到了童年从来没有找到过的墙壁的缝隙，听到了童年从来没有听到过的蟋蟀的叫声……”看着祖父就是端详死亡同祖父母一起长大的孩子，见过世界上最多的鬼怪。已死的魂灵于他们，已是热闹亲切多过恐惧。真正让孩子恐惧的，是将死未死的魂灵。中学的时候，我们学过一篇叫做《黄油烙饼》的课文，全篇是汪曾祺模拟孩子朴拙的语气。主人公叫做萧胜，快八岁了，一直跟奶奶过。其中有一个细节我印象很深刻：“奶奶身体不好，她有个气喘的病，每年冬天都犯。白天还好，晚上难熬。萧胜躺在坑上，听奶奶喝喽喝喽地喘。睡醒了，还听她喝喽喝喽。他想，奶奶喝喽了一夜。可是奶奶还是喝喽着起来了。”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我几乎是瞬间回到了爷爷奶奶的床上。夜是最难熬的，我总是瞪大了眼睛小心地辨别着祖父母的呼吸。爷爷抱着我的脚，和我隔得远，我听不到他的呼吸声会无端地焦虑，就把脚贴近他的胸口，用脚背摸索着他的心跳。有时候奶奶会忽然迸发一阵呻吟，不像病痛，反而像大声呼告什么冤情，呻吟一声半就戛然而止，我急切地伸手去摸，乱摸一通，先是揪到一层异常软的皮，心里更害怕了。每天晚上，我就像出急诊的大夫一样，小心翼翼地又摸又探，忙个不停，满头大汗。自己的身体是温烫的，有汗味和乳臭味。但在半明半昧的清晨四点钟，有什么是靠得住的呢？和爷爷奶奶在一起时，我总担心着他们的死亡。这我从来都不敢告诉别人。《黄油烙饼》里写奶奶刚死时萧胜的反应：“萧胜一生第一次经验什么是‘死’。他知道‘死’就是‘没有’了。他没有奶奶了。他躺在枕头上，枕头上还有奶奶的头发的气味。他哭了。”我当时读课文读到这里，就觉得不能赞同。对一个和祖母长大的孩子来说，“死”绝不可能是这么愕然的存在。死亡就像呼吸一样，在老人的吐纳之间时隐时现。“死”并不是不通情理的强加，而是好商好量的一点点抽离。川端康成从小便父母双亡，和祖父母生活在一起。七岁的时候奶奶也死了，他就与身残体弱的祖父相依为命。事实上，他第一部公开发表的作品叫做《十六岁日记》，半瞎的爷爷躺在病床上，他就在床边的灯台上摊开稿纸，快速而粗暴地记录下爷爷的话。看这部作品，就像是看一幅死神速写的绘画过程一样，十分奇妙。文章大部分内容都是祖父的各种哼唧和呻吟声，有时也会有空茫的感慨：“现在不该死的人也要死了……人人都要死啊……你给我接一下尿好吗？”他的祖父一度变得暴饮暴食，很能吃，寿司饭团都能一口一个吞下，还狂饮不已。打杂的妇女怀疑是怪兽或者狐仙附在身上。川端康成看着祖父吃饭团，喉核不断地动，“是怪兽在吃饭”这句话怎么也难以释怀。他从仓库取出一把剑，在祖父的床铺上空挥动着。打杂的妇女一边认真地看着他砍杀房间里的空气，一边从旁助威，说：“对！对！好！好！”我高中的课桌上一度贴着川端康成老年的照片，黑白照片，他穿着和服，面前的桌子上有一杯冒烟的茶。所有的同学在经过我的桌子、看到这幅画像的时候，都会觉得很不舒服，喉咙里发出不耐烦的咕噜声。有一个我的同学在我的座位上和我聊天，忽然戛然而止，黑着脸孔把川端康成的脸用书盖起来。我有点不高兴，把书挪开，说：“他又没有盯着你看。”照片里的川端康成没有看镜头，他大侧着脸，盯着斜下方的空气，介于专注和痴愣之间。你觉得他是真的从虚空中看到了什么，但你对他的所见却没有好奇。我同学嘟囔着申辩：“就是觉得……他眼神让人不爽……诶呀，我也说不出来。”后来我知道，和祖父生活的很多年里，川端康成常常仔细地看着祖父接近死人的脸，俨然那只是一张照片。因为对方双目失明，所以更可以长久地直勾勾地看着，而没有什么奇怪和难为情。我想，这应该可以解释为什么川端康成的目光让人那么不适，因为，那是看死亡的眼神。无论看多少次，都觉得，那是宁静地端详着死亡这个东西的眼睛。祖孙都是“不友善星球”的来客战国时代的列子把人从出生到死亡，分成四个变化阶段：婴儿，少壮，老年，死亡。婴儿的时候，神情专注，元气淳和，外物不能伤害，德行最高。少壮的时候，血脉贲张，欲望外溢，外物可以随意伤害，德行变低。老年的时候，外物对他的诱力和斥力都不那么大了，反而回到了宁和的童年阶段。而人到死亡安息的时候，就彻底回到本源了。生命画了一个完整的圆圈，老人和孩子的生命反而有着奇异的相通。老人常常任性孩子的任性，相信孩子天真的相信，游戏孩子幼稚的游戏。《百年孤独》里写过，年迈的乌苏娜，是小小的阿玛兰塔·乌苏娜和小奥雷诺最喜爱的玩具，他们拿她当做老朽的大玩偶，把她从一个角落拖到另一个角落，给她穿上花衣服，在她脸上涂抹油烟，有一次差点儿用修剪花木的剪刀扎破了她的眼睛，就像对付癫蛤蟆那样。不敏感的少壮，看到老人和孩子兴致勃勃地在一起或嘀嘀咕咕——或沉醉于幼稚的游戏——总是满足而高兴的，脑袋里浮现出“天伦之乐”的句子。而我却觉得，孩子之所以被老人引为知己，引为玩伴，是老人为了帮助自己逃避死神，所以祖孙才会如此难舍难分。敏感的少壮，对老人和孩子都敬而远之，他们总有一种感觉——老人的临终之眼、孩子的天使之眼都带点灵异色彩，能看到等闲之辈看不到的东西，可敬，可怖。我想，这可能是因为老人和孩子既没有什么发言权，也没有什么行动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都是家里被遗弃的分子。所以，他们的目光冷冷的，像来自另外一个不友善的星球。古代的笔记小说中讲过这么一个故事：有个书生到别人家做客，看到一个两尺高、垂着稀疏白发的老女人，占着桌子吃东西，饼啊果啊，都被她吃完了。那家的媳妇出来，见到这个老女人就很生气，揪着她的耳朵拽进屋，把老女人装进笼子里。老女人的两只眼睛，向外窥视，红如丹砂。媳妇介绍这个老女人，说：“这个人叫做‘魅’，是上七辈的祖奶奶，活了三百多岁还没死，身体变小了，不需要衣服，不怕冷热，锁在笼子里，四季如常，偶尔从笼子里跑出来，偷吃饭能吃好几斗。所以叫做‘魅’。”不一定所有的老人都能活到三百岁，但是所有的老人都是家里的“魅”。他们用停滞的、悠长的生命漫不经心地扫视人世，身边的护驾是孩子——睁着那双狭长的、纯净的、审判的眼睛。三 母亲——我生，故我在母亲的天性2001年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叫做奈保尔，他是个印度裔的移民作家。他写过一本书叫做《米格尔街》。这本书就是他童年生活的那条街的全景图。街上住着一个女人叫做劳拉，劳拉生了八个孩子。她对怀孕这周而复始的发酵过程颇为乐观，常常指着肚皮说：“这事又来了。不过要是经历过三四回，也就习惯啦。当然是件令人头痛的事。”她热衷分娩，也并不把养孩子看做苦难，她热爱她的每个孩子，那是一种结实而粗暴的爱，表达出来，往往夹杂着叫喊和大声谩骂——词汇量不亚于莎士比亚。这种庞大的繁殖性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很多祖母辈的中国妇女都有超越她的生育能力和轻松到漫不经心的良好心态。而真正具有世界纪录意义的是，这八个孩子有七个父亲。劳拉并不嫌孩子过多，而嫌男人太多。常常是孩子还没出世，她的合作伙伴就必须滚蛋。她这样驱赶一个赖着不肯走的父亲：“别以为我给你养一个孩子，就成了你的人啦……照顾孩子是我自己的事，我不想你待在这儿，你在这儿只会多添一张嘴。”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对劳拉来说，父亲只是一个精子提供者，只有生儿育女能带给她巨大的热情与愉悦。至于“男人”提供的快乐，咳，那只是一个累赘又不受欢迎的捆绑销售！但我们不能理解的是这个故事的下集。一天晚上，大女儿劳娜很晚才回来，她说：“妈，我要生孩子了。”劳拉尖叫了一声。“然后，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劳拉的哭声，完全不同于一般人的哭泣。她好像是把从出生以来聚攒下来的哭泣全部释放出来似的，好像是在把她一直用笑声掩盖起来的哭泣全部倾泻出来。我听到过人们出殡发丧时的哭声，其中有不少是装模作样的哭泣，那天夜里，劳拉的哭泣令人毛骨悚然，是我有生以来听过的最可怕的声音。它使我感到整个世界是一个空寂无聊且悲惨绝望的地方，我几乎要和劳拉一起哭起来。”一夜之间，劳拉丢失了自己所有的快乐与青春，变成了一个老太婆。她甚至也不再打骂孩子了。接下来是结尾的结尾：劳娜投海自杀了。当警察来通知劳拉这件事时，她只说出几个字。劳拉说，“这好，这好，这样更好。”自己乐此不疲地生孩子，却难以容忍自己的孩子生孩子？这种变态的母亲心理是多么稀有罕见啊……哦，不，这个故事叫做“母亲的天性”。“放下屠刀，立地成妈！”母亲的天性到底是什么呢？弗洛伊德有个徒弟叫荣格（荣格和弗洛伊德不一样，他并没有令人害羞地天天把性挂在嘴边），他有一个理论，说所有母亲本源的心灵原型都是大地之母，所有人心中的母亲形象，都是在地母形象的默认基础上再做一些个性化的自定义设置。这样一来，我们似乎很容易归纳母亲的天性：博大，无私，奉献，自我牺牲——全是一些大得要深呼吸才说得出口的形容词。女人是一种肩膀狭窄、臀部肥大的难养的动物。然而她一旦升级到进化版，母亲，她就立刻变成闪着圣洁光辉的女神。我忽然有个哽在喉间的疑问——如果女神是你妈，你愿意吗？且让我们看看那些著名繁殖女神的画像。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繁殖女神是女娲。根据鲁迅在《故事新编》里面的描述，女娲在一个漫长无聊的午觉之后，无意中揉捏出一个和自己差不多的小泥人，她带着欢喜与诧异，又做出许多来，这时，女娲耳边满是嘈杂的嚷，嚷得颇有些头昏，她烦躁地拔起一根藤，在泥水里一搅，再一抡，拌着水的泥点落到地上，也成了呆头呆脑、獐头鼠目的小人。女娲以恶作剧地诡笑飞速地抡着藤，泥点飞溅，在空中就成了哭嚷着的小东西，爬来爬去撒得满地。女娲死于补天，而非造人。这个故事让人心惊又心寒。女娲造人，粗制滥造不说，而且还是以一种近乎残忍的游戏心态。我们膜拜感激了那么多年的女神，原来只是报纸社会新闻版上常见的虐童的妈。那么异邦呢？维纳斯是古老神话里的生殖女神，圣母玛利亚也算是西方最有名的妈。她们有相似的体貌特征，都有一头璀璨又闪烁的金色长发，而且永远带着矜持柔顺的少女气，她们又是你心中理想的母亲型吗？不行不行，她们太美了，惊鸿一瞥的丽影要做成画像和雕塑让无数人憧憬千年，因此，脸上绝不能露出养孩子带来的憔悴和疲惫。尤其是维纳斯，她身兼生育之神和爱情之神，当她袒胸露乳、面色潮红、眼神迷醉地投入爱人的怀抱，谁来照顾缺奶的孩子？我以审核保姆的标准，一个个淘汰了这些女神。母亲只能是私有的黄脸婆，不能是人人仰慕的大众情人。母亲是女神无法胜任的兼职——这句话反过来说也一样。事实上，每当有人回忆自己的母亲是多么圣洁美丽时，我总是忍不住感叹亲情道义的力量好伟大，能让人轻易就自我蒙蔽——我表面上一副真挚感动的嘴脸，内心深处却深知不能当真。对于“完美女人”样的母亲，孩子长大后除了满腔怨恨，我想象不出还会有什么其他情感。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叔本华。叔本华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叫做《论女人》。读这篇文章时，我几乎读两页就要擦一把冷汗，抚胸口顺口气——“让我先压压惊。”这篇文章里充斥着这种论调：“女人最适宜的职业是看护和教育儿童，因为她们本身实际上就很幼稚，轻佻漂浮，目光短浅，一句话，她们的毕生实际就是一个大儿童——是儿童与严格意义上的成人的中间体。”“只有当性冲动时，男人才会失去理智地认为矮小、窄肩、肥臀与短腿的人是美好的，女人的美都与性冲动紧密相关。与其说女人是美丽的，还不如把她们描述为没有一点美感的性。”“在欧洲，本不应该有什么贵妇人的存在，她们就应该是家庭主妇，或是想成为家庭主妇的女人。”我故意用断章取义的做法，叔本华对于女性的蔑视更明显得令人咋舌。后世当然不允许一个思想上的“伟人”这样赤头白脸地侮辱人，太有损形象了不是？于是后人奋力地挖掘他的童年经历，希望找到一些被女人伤害的“童年阴影”——想自作多情地为叔本华开脱罪名，也为自己找点事做。还真是不负有心人，经掘坟发现，叔本华小时候和他母亲的关系很糟糕。叔本华的妈是个名女人，她举办的沙龙级别很高，德国文化圈叫得出来名字的基本上都参加过她的沙龙，像是歌德啊、格林兄弟之类的。小时候，叔本华就坐在香艳热闹的客厅角落的沙发，静静地看着他的妈妈花蝴蝶一样穿梭，轻快走动时衣角掠过不知是谁的脸，只知引起一阵迷醉。叔本华的妈自己也写书，你大概也能猜到是哪类书，就是一些浪漫小说。而且这些浪漫小说的模式基本一样，主人公总是一个少女，经历过摧枯拉朽的强壮的爱之后，为了各种现实原因，而嫁给一个更门当户对的对象。那段年轻热烈的爱情却没有死亡，而是制成了干花，撒上袭人的香水冒充泪水，放在频繁打开的那个精致抽屉，每次回忆都是一阵做作的可歌可泣。叔本华是目睹着他母亲的“哀愁”长大的。他深深地厌恶自己的母亲，而相对于他内心深处的愤怒与痛苦，他和她母亲的唇枪舌剑看起来未免太小儿科了——他们有一段著名的吵嘴子：母亲：（捡起儿子的哲学著作《论充足根据律的四重根》）这肯定只是给药剂师做包装之用。儿子：甚至在破烂收藏室里也找不到一部你写的那些书时，仍然会有人读这些著作。母亲：你的那些书，印出来以后也将堆放在仓库里。我当时如果在吵架现场，肯定会急得跳脚，这种层面的争吵像是女人打架，撕头发抓脸皮，目的只是为了让对方露出最狼狈丑陋的样子，却一点不伤脾脏，不着关键。也是很多年之后，叔本华才徐徐地、有条有理地、招招致命地写出了这篇《论女人》，汩汩流出这篇他从童年就开始打腹稿的对母亲的抱怨书。其实，所有的抱怨，翻来倒去都只是一个道理——女人一旦做了母亲，就要解除上天赋予的种种装备和武器，放弃性别优势。大自然里也有例子：母蚁在受孕之后就失去了双翅，因为孕育期双翅毫无用处，弄不好还会危害其生育。张爱玲的母亲也是一个不愿意解除女性柔能克刚的装备的美妇。她在张爱玲小时候就离婚去了法国，写诗，画画，关注时装，学习一切花里胡哨的艺术。张爱玲十六岁的时候，她带着纤灵斑斓的美好气息回国，重新审视她暌违多年的女儿，并对张爱玲的笨拙无灵性深表遗憾。这种距离感是我所能想象到的最可悲的母女关系。然而，女人对女人，天生有一种同病相怜的低柔的默契，所以张爱玲并没有把这一笔狠狠地记在账上，日后伺机报复——她甚至没有把它当做童年阴影。虽然没有阴影，但却有一道淡淡的肉色伤疤，多年以后，仍能认出它还在那儿。张爱玲对人性的注视，早早地就没有那一层虚假的、温情的纱质遮蔽。这事幸与不幸谁也说不准，然而，清醒因为失望，这一点确凿。“母性”是一个人最早接触到的人性，是孩子对人性选择“信”与“不信”的理论来源。“母性”没有给一个孩子温柔的慰藉，那么，对人性，也就谈不上什么坚固的信任了。而“母性”一旦产生，就毁灭和掩盖了其他的人性选项。“放下屠刀，立地成妈！”冥冥之中传来的声音好似低沉的雷声，然而这不是什么神圣佛偈，这是孩子对母亲下的最后通牒。这个通牒并不无理取闹，人类历史上最强悍的事业女性是这样评论她的子女的：“在他们长出点人样之前，我对他们没有任何好感，丑陋的婴儿是非常恶心的东西……只要他们的身体还是那么大，胳膊腿儿还是那么短，动起来还像青蛙一样……就算最好看的那个脱下衣服来也是可怕的。”说这话的人叫维多利亚，她是英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久的君王，她当了六十四年女王，爱丈夫，爱祖国，爱政治，爱谦卑地臣服于她脚下的臣民，她爱天底下一切伟大的大，卑小的小，然而，她打从心眼里真诚地憎恶她的九个孩子。叔本华应该庆幸，至少他没有摊上这样的妈。总有一种爱湿漉漉，黏答答摊上什么样的妈算幸运呢？相反的怎么样？荣格所说的“地母”既然不是高贵女神式的，那是不是更类似于非洲的女性雕像，眼神空空的，脸上有着哺乳动物饱食后特有的安逸与茫然。她们总是盘腿团坐着，沉甸甸的乳房搁在肚子上，沉甸甸的肚子搁在大腿上，她们的一生春夏秋冬三百六十五天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处于孕育状态。我在上文中提到的母亲——包括各式女神在内，她们虽然生过孩子，但是却没有做过一天母亲。而我将要提到的这种母亲，她们不怎么算是人，而是一个行走着的包罗万象的子宫，源源不断地提供着爱与营养。古罗马的时候，曾经有一场争辩。辩论的话题很老生常谈：父母之爱是不是出于本能。其中伊壁鸠鲁派信徒确信父母疼爱子女是出于利益考虑，想在年迈时得到子女的照顾，或是因为子女的出生能为他们在社会福利和税收上带来好处。这种理论的支撑显而易见：母亲和孩子之间爱的收支不平衡。没有人会为没有回报的付出买单。这种会计式的算法合理又客观，但是却忽略了一个决定性的微小因素：对一个人，巨大的安宁与幸福，往往来自于对“献身”行为的享受和自我欣赏，而不是来源于索取。分娩和哺育，是最最缠绵的一种身体关系了。我曾经看过有人用呓语式的抒情口吻去赞美哺乳的行为，把来自孩子的吮吸和情人的抚慰相对照，两者都美妙非凡，然而情人的抚慰只能暂时弥补安全感缺失的空虚，孩子呢，哦，孩子的嘴是无限依依与无限忠诚的。古代人迷信爱与生命是通过乳汁输送的。在汩汩输送的过程中，茫然无知无觉的是孩子，陶醉享受的是母亲。这样的关系往往出现在寡居的母子之间。伊朗有个作家叫做雷瓦那，他是母亲养大的孩子。他回忆中相依为命的母爱却没有那么美好：“我肯定自己不喜欢她，但她疯狂地爱我。她的爱充满犹太女人的贪婪。每次她生硬地将我从寄宿学校接回来时，都发疯地扑向我。她的吻是那样残酷、猛烈，让我觉得是在挨打。我是她生存的唯一理由，继续生活的希望……她的吻几乎让我死去。我清楚，母亲对我来讲不是温馨的梦，不是乳汁，也不是皮肤，而是毒汁、鲜血，是体内循环的骇人的东西，总之，是死亡。”我见过这种母爱，我认识这种母爱，我经常在我的一个小学同学身上看到这种母爱。母爱湿漉漉黏糊糊的，像一大块永远也洗不干净的污渍一样，在他身上随处可见——在他过于粉白的团圆脸和过于红艳的嘴唇上，在他用摩丝抹得整整齐齐的刘海上，在他钉在书包上随风飘舞的小手绢上。每天早上，当他走进教室，所有人都一眼就看到他身上显眼得让人尴尬的母爱。这个男孩子发育得早而烂熟，小学的时候体检，他的胸围远远地超过了班上所有的女孩子。他高大雪白，长得异常丰腴美艳，很喜庆，然而母爱给他带来的羞辱，让他常年处于恼羞成怒的状态，脸常年是愤怒的潮红，有事没事就要拖过一个弱小的同学死捶不已。他虽然是班里最欺良霸善的恶霸，但是却没有人害怕他。每天上午两节课后，他妈妈都会固定地手拿红薯和牛奶，深情地出现在窗边，注视着她的儿子，满眼的欲言又止。他在注视下抓耳挠腮，坐立难安，刚刚建立起来的一代恶名顿时毁于一旦，当他的妈妈在教室窗外对儿子进行喂食以及清理食物残渣的活动时，班里总有许多同学趴在窗台上起哄：“娇气包！”“羞羞，不害臊。”这样的情况持续几年之后，同学们的起哄也渐渐改变了，大多是暧昧的暗示与冷冷的谴责：“哟！老婆喂老公！”“哼哼，不要脸。”小孩子的敏感与残忍真让人害怕。那位同学在小学毕业之后我就再没见过了，也许是因为发育来得早去得也早的关系——他给我最后的印象是猥小瑟缩的，总是低着头向上射出惊疑不定的目光。回忆到这儿，我才忽然开始惴惴不安：我们这班同学会不会给他留下什么阴影？后来，我自我开脱地想：要是有阴影，阴影也只会来自于他的母亲。就像法国作家罗曼·加里，他从小和寡居的母亲生活在一起，他写过一本自传叫做《童年的许诺》，回忆他与母亲的生活固然是眷依不已，但怀恋中其实也不无抱怨。有一个细节让我印象很深刻：一个人侮辱了我的母亲，十岁的我打了他。这是我漫长而光辉的打耳光生涯的开始。母亲开始赞叹我的行动，从那天开始，不管有理没理，每当她觉得受到侮辱时，她便来向我申诉，对遇到的侮辱提出一成不变的、却并非总是准确的看法，然后说：“他以为没有人可以保护我，那可大错特错了！你去，给他两记耳光。”侮辱多半是臆造的，但我仍履行我的职责。我于是鼓起勇气，忍受羞耻，去寻找被指名的某个倒霉的钻石商、肉店老板、烟铺掌柜或古董商。对方看到一个全身战栗的小伙子走进店堂，双手握拳，逼到他的跟前，用气得发抖的——一种从孝顺心理迸发出来的恶作剧的愤怒的声音说：“先生，你侮辱了我的母亲，现在该瞧我的了。”刹那间，这个倒霉家伙立刻挨上了耳光。他的境遇和我同学完全不同：一个是被母亲严实地保护着，一个是被母亲索取严实的保护。然而，奇怪的是，两者带来的感觉是完全相同的。用罗曼·加里的话来说——“谁也无法想象，我对这种行径感到多么厌恶，它给我带来说不出的屈辱与痛苦。”我想，这大概是因为母亲这种生物，太热衷、太善于营造出“相依为命”的生存气氛了，这几乎是每个母亲都具备的无与伦比的天才。她们能即刻创造出一个只容下两人的、潮湿的环形空间，自产自销的源源不断的爱，是养活和维持这个二人世界的营养来源。可笑又可怕的地方在于，这个“相依为命”的二人组是反外界的，社会于他们是充满恶意又张牙舞爪的大怪兽，成年男性于他们只有恐惧与厌恶。于是，两人就只有抱得愈紧，愈紧。这实在值得警惕。让我们把罗曼·加里的话当做警钟：“有了母爱，从童年开始，生活便向你展现一幅美妙的图画，但却永远是一幅画面，你以后不得不终生品尝冷漠。从此以后，每当一个女人把你搂在怀里，把你紧贴在她的胸口时，你不会感到别的，只会感到哀伤，你会像一条被人遗弃的狗，跑到你母亲的墓前大声喊叫。你不会再得到别的，永远不会。可爱的胳膊搂在你的脖子上，甜蜜的嘴唇向你诉说着爱情，但你仅仅是顺水推舟。你早早地来到泉水边，把泉水已经喝干了，当你又感到口渴时，你到处寻找，却枉费心机，再也找不到一口水井，看到的只是海市蜃楼。你从童年就沉浸在爱河里，有了这样的体验，以后每到一个地方，你就会进行有害的对比，就会白白耗费时间去等到你往昔经历的东西。”罗曼·加里的意思表达得温婉含蓄：母爱来得太早太年轻，会让人对未来的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以为“爱”就是“被爱”，所有的奉献都是理所应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