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遇到自己一生的爱人王国祥是在1954年，十七岁的白先勇和王国祥同时匆匆赶到建中去上暑假补习班，预备考大学，那天恰巧两人都迟到，一同抢着上楼梯，跌跌撞撞，碰在一起，就这样开始结识，来往相交。“异性恋要找的是一个异己，一个异体，一个other；同性恋呢，往往找寻的是自体、自己，在别人身上找到自己，这是同、异性恋基本的不同。”白先勇说。白先勇和王国祥的合照里，漂亮人儿，青春阳光，笑容如出一辙。十七岁其实并不寂寞吧。白先勇后来在纽约所写的小说《Tea For Two》中，写两个男孩在初三参加童子军夏令营时相爱，爬出帐篷连跑带跳到湖边，在草地上脱得精光——“整个湖都在翻腾”。小说中两人相守了四十年，最后一起赴死。1962年，白先勇的母亲去世，他按照回教仪式走了四十天的坟之后，第四十一天出国赴美，那天父亲也来送行。白崇禧将军戴着厚的毛线帽，面目哀伤悲葸，和日常会在街头巷尾遇到的老头别无二致，已经看不出曾经的叱咤风云。送别的时候，白先勇第一次见到父亲哭泣。那是他最后一次见到父亲。白先勇去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室研究创作，1965年获硕士学位后旅居美国，在大学任教，后来迁入圣巴巴拉的“隐谷”，在隐蔽清幽之处一住就是二十年。而王国祥去美国攻读理论物理，两人在住所园中种上各种草木，憧憬着金色前景。1989年，王国祥的“再生不良性贫血”复发，在三年的时间里，白先勇到处打听治病的信息，去上海、去石家庄、去北京、去杭州，求助于中医、西医、偏方、气功，他说：“当时如果有人告诉我喜马拉雅山顶上有神医，我也会攀爬上去乞求仙丹的。在那时，抢救王国祥的生命，对于我重于一切。”1992年，白先勇尽所有力量，仍眼见挚友的生命一点一滴耗尽，直至死去。白先勇在《树犹如此》中写道：“我与王国祥相知数十载，彼此守望相助，患难与共，人生道上的风风雨雨，由于两人同心协力，总能抵御过去，可是最后与病魔死神一搏，我们全力以赴，却一败涂地。”近几年的采访中，白先勇不断被问起这段感情，他只是温和笑道：“我的朋友已经死去了，我就不再在公开场合谈论他了，为了表示对他的尊重。”只有在小说中，他曾这样描述过失去伴侣的痛苦：“头一年，我什么事都不能做，因为注意力完全无法集中。我像一个患了失忆症的病人，脑中记忆库里的过去记录，突然崩裂掉，我与亲友完全断绝了音讯。”王国祥死后，从未听说白先勇身边出现过新的伴侣，他的园子里三棵遮天蔽日的意大利柏树死了一棵，剩下两棵露出愣愣的缺口和空白。“也许天长地久可以做如是解：你一生中只有那么一刻，你全心投入去爱过一个人，那一刻就是永恒。你一生中如果有那么一段路，有一个人与你互相扶持，共御风雨，那么，那一段也就胜过终生了。”白先勇说。白先勇在美国写作的生活是寂静和清闲的，他教书的时候，系主任知道他早上爬不起来，所有的课都安排在下午。车子开到学校，停好车，关了车门，进教室，总共十三分钟，算得准准的，轻松得很。他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上网看报纸，然后用email回朋友的信，写作倒是从来不用电脑。他不但用手写稿，还一定要用孔雀牌的稿纸，而且一定要六百字一张的，笔则一定要用pilot牌黑色墨水笔，换了稿纸或是笔，就完全不会写了。担心断炊，他在家里储存了六十多支pilot牌黑色墨水笔，以及一大箱的孔雀牌稿纸。写作是在深夜，灌上一大杯浓茶之后开始写。回国倒是热闹，也奔波。这两年都是为了昆曲青春版《牡丹亭》的推广。汤显祖当年刚写完《牡丹亭》时，就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些女读者疯狂爱着汤显祖，甚至要将自己奉献给他。据说一位扬州女子对此剧极为着迷，以至于白天黑夜地读它，并要求死后与它葬在一起；一个未能与爱人结婚的杭州女演员，极为强烈地认同杜丽娘，死于戏剧高潮时的舞台上。这种狂热近乎魇，白先勇也像着了魔魇，一提到《牡丹亭》便从困乏中顿时苏醒，两眼放光，叙述着其中的片段，那些奇妙的唱腔和水袖，他最常说的话是：“美得不得了。”话毕还不断在听众中寻找着认同：“美不美？美不美？”“情不知所起，一往情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梦中之情，何必非真？”这是《牡丹亭》中有名的句子。白先勇在爱人王国祥死后托情于《牡丹亭》，或许也是从这种生死情梦中找到慰藉。《牡丹亭》的奇，不在于杜丽娘，反在于柳生。天下情痴女子如丽娘者不乏，而像柳生这样把丽娘置于心中叫之拜之，开棺负尸而不骇，吃尽痛棒而不悔的人，才是真正传奇的谱写者。最让白先勇得意的，是他成功地把昆曲《牡丹亭》推向了国际，在欧洲和美国的巡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英国《每日电讯报》的剧评标题是《性感女鬼回头仍是处女身》，美国剧评家斯蒂芬·韦恩说：“长达九个小时的《牡丹亭》竟然只觉一晃而逝。两百多套服饰，从金光灿烂，到密锦刺绣，本身就构成了叙事性的奇观。”反观国内，有如痴如醉者，也有冷眼旁观者。京剧演员裴艳玲曾公开说过：“白先勇的青春版《牡丹亭》，是左道旁门，入不得！演两三百场怎么了？能说明什么问题？什么也没有！你说他这个好，如果你家有人学戏，你愿意用他这个版本开蒙，还是愿意用梅兰芳的开蒙？道理很简单嘛。”白先勇似乎并不怎么气馁，因为不被他宣扬的美所陶醉的大有人在。1989年，谢晋导演要把白先勇的《谪仙记》改编成为电影《最后的贵族》。白先勇找来蔡康永改剧本，白先生开始讲青梅竹马小伶人的故事，说到他们扮演《长生殿》的场面，站起来演给蔡康永看。唱了两句，蔡康永没反应，白先勇停下来问：“咦，你不喜欢《长生殿》呀？”“不喜欢。”蔡康永老实回答，“唐明皇一个做皇帝的人，跟杨贵妃一起咿咿呀呀地翘着小指头跳扇子舞，不喜欢。”“哎呀！”白先勇顿了一下脚，痛惜自己对牛弹琴，“那你喜欢昆曲《游园惊梦》吧？”“也不喜欢。”蔡康永还是老实回答，“主角演睡觉，观众也睡觉。”“哎呀呀！”白先勇连顿两下脚，“那你总喜欢《红楼梦》吧？”他抱着最后一丝希望。“不喜欢。他们老在吃饭。”蔡康永答道。“哎呀！哎呀！哎呀！”白先勇把脚重重顿了三记，“怎么可以不喜欢《红楼梦》……”捣着额头，喃喃自语。这就是白先生，他不怒，只略有恼，让人觉得他像是贾宝玉，自己在他面前浊臭逼人。白先勇自称由于家庭和父亲和教育，成了一个国家主义者，他说：“我爱中国，爱的是具有五千年文化传统的中国。我们的国家政治上不能统一，文化上确实暂时可以统一的……”对昆曲的推广，是一次美的实验，大概也是一次文化统一的实验。此时的白先勇，坚定而又有些咄咄逼人，又不像贾宝玉了，更像一个将军。2012年7月附记：这篇文章是为某杂志采访白先勇所作。我跟随了白先勇两天，那时他正宣传为父亲编著的《白崇禧将军身影集》。白先勇先生敬业、和善、健谈。但那于我，却是一次很失败的采访。采访之前，我读了白先生的全部作品和大部分的采访，两天的采访，我却发现自己得到的信息，并未超越我已知的内容。是我太年轻了，白先生经历过的那些浮华而动荡的岁月，对我来说是水中月、镜中花，我爱慕欣羡，伸手一碰，它就碎了。白先生不老，可也老了。他已经将近二十年没有写过小说了，他一年之中只有三个月待在台湾或大陆，接受各种采访：回忆父亲、回忆有一面之缘的宋氏三姐妹、沈从文、张爱玲，对昆曲的热爱。——永远不必担心没有听众，一代又一代的年轻读者会对那段传说般的过去沉醉痴迷，年代越久，那段历史就显得越神秘而吸引人。白先生大部分时间都待在美国，过极其静谧而千篇一律的生活。时间停止了流动，生活停止了更新，他一遍遍描红自己这些回忆，钩边，上色，让它们重新变得鲜艳而吸引人。生命的运转，会在记忆里稍微打个盹，但随时会醒来。我听说过一件事，齐邦媛先生为自己预签拒绝心肺复苏声明，放在写作的书桌上。白先勇见了，说：“啊，这我也签了。”木心：原来你们什么都不知道啊版画家章学林60年代从浙江美院毕业，1980年来到美国，认识一个叫做木心的漂亮老头。木心写作，写得好，章学林很佩服。后来，章学林却对木心有了不满：“木心老师你什么都好，就是没有群众观点。”木心立即回应：“群众没有观点。”章学林很气愤，他是受延安文艺影响的一代，接受文艺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观点，70年代还做过《华主席和我们心连心》的版画，听到这样的观念当然愤怒。二十年后，在木心的遗作《文学回忆录》的首发式上，章学林承认，木心说的是对的。《文学回忆录》准确地说，是一部讲义。80年代末，一群大陆和台湾的艺术家、作家来到纽约，便把他乡做故乡，聚在一起。画家张郎郎对于这批人有个描述，很精到，他说：“没有现代嬉皮那么疯狂，属于古典雅皮，文化张扬，作风浪漫，生活清苦。”艺术家们到了美国，一下子从“未来是我们的，是我们的，归根到底还是我们的”的共和国语境，掉入了“边缘人”的地位，不适应之余，对于艺术与智识也有了如饥似渴的求知欲。那时的陈丹青看到木心的作品，觉得非常惊艳，介绍给阿城，阿城看了他的画作，觉得好极妙极，又复印了一叠寄给何立伟……大隐隐于纽约的木心，就这样被这群华人艺术家知道且仰慕，他们时常去木心家中串门聊天至晨曦，最后索性央求他开授正式文艺课。文学课就这样开起来了，像是孔子带领弟子周游列国，孔子自言“若丧家之狗”。木心带着学生，在精神和艺术的世界里做时空的徜徉，行过之处，有情有义。乔伊斯说：“流亡，就是我的美学。”木心说自己不如乔伊斯阔气，只敢说：“美学，是我的流亡。”若以孔子弟子类比，那么陈丹青一定是颜回了，聪明过人，身体力行，任劳任怨。每堂课都写下翔实的笔记，五年的课程一共记录下厚厚的五大本，也就成了《文学回忆录》。陈丹青写道，木心刚刚教他们的时候，惊讶道：“原来你们什么都不知道啊。”是啊，原来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木心是乌镇人。出生于1927年。那一年，国共分裂，共产党发动了“南昌起义”，内焦外患，注定是个大时代。再后来，乌镇沦陷，由汪伪政府统治。但大时代似乎并不如我们想象的轰轰烈烈，木心的童年似乎没有受太大的影响。他自己描述，“我们小孩子们唯一能做出的抵抗行动是，不上日本宪兵队控制的学校，家里聘了两位教师，凡亲戚世交的学龄子弟都来上课。”他的童年就是读书，读孔孟、读诗词，也读外国翻译小说。看画，看山水、看水墨，也看西洋油画。旧时的富裕人家都有这样的习惯。棋圣吴清源的自传中，写道他们兄弟几个在家中聘了家庭教师来背诵四书五经，不去上小学堂。1919年，发生了“五四运动”，在我们接受的历史教育里，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可童年的吴清源似乎并未受到任何影响，宅门一关，生活中仍然只有下棋。大时代是为少数人准备的——电影里的革命中永远一呼百应，可在现实中，也不过是百人而已。除去那些弄潮儿，大部分人只是时代的承受者，敌人来了，便谨慎苟且度日，敌人走了，继续谨慎苟且度日。少年木心，真像是西洋小说里写的贵族少年——“万事皆足，只欠烦恼。”他描述自己的少年生活：“人家出洋留学，法兰西、美利坚、红海地中海、太平洋大西洋，我只见过平静的湖。人家打过仗、流过浪、做过苦工、坐过监牢，我从小娇生惯养锦衣玉食，长到十多岁尚无上街买东西的经验。”十几岁之后，他结束了这样平静而富足的生活，到了省会杭州读艺专，后来又去了上海读美专。1947年，内战如火如荼。一向只有羡慕别人生活跌宕丰富的富家少爷木心，成了热血青年，发传单，号召人民反抗政权，俊俏如姑娘，却有一身极硬的反骨。白天闹革命，晚上点上一支蜡烛弹肖邦。木心领导学生运动的结果，就是被当时的上海市长亲自下令开除，又被国民党通缉，走避台湾，直到新中国成立才重回大陆。章学林在80年代抱怨木心没有革命意识，其实，革命不过木心生命中一小段形成而已。他后来写道：“我年轻时，常常听说有人妻出走——中国只有一个真的娜拉：秋瑾。革命，赴死。她是完成了的娜拉。其他娜拉都未完成，中国许多娜拉走过一条路：去延安。”木心并非没有革过命，只是发现革来革去，成功与否，都是革了自己的命。若不成功只成仁，那是圆满，是死。若成功而没成仁，那革命者成了当权者，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东西消失，那亦是死。木心自言：“从十四岁写到二十二岁，近十年，假如我明哲，就该‘绝笔’，可我痴心一片，仍是埋头苦写。结集呢？结了，到六十年代‘浩劫’前夕正好二十本。读者呢，与施耐庵生前差不多，约十人。出版吗，二十集手抄精装本全被没收了。”他二十二岁那年，刚好是1949年。那时，张爱玲对苏青预言道：“来日时势变了，人人都要劳动，一切公平合理，我们这种人是用不着了。”木心也意识到“我们这种人是用不着了”，却仍坚持写着。直到“文革”，他的所有文章全部被缴毁。可以想象，木心这样为艺术而生、为艺术而死的人，生活在太平年景尚难如鱼得水，生活在火热的“文革”时代，会有多么痛苦。他写道：“‘文革’期间，陈伯达在会上嘲笑海涅。我实在气愤：他也配对海涅乱叫。结果我被批斗。”他“文革”被囚禁十八个月，在白纸黑色的钢琴键盘上无声弹奏莫扎特和肖邦，在理应写交代材料的白纸上写诗。对于“文革”，木心在文章里从未控诉或回忆，只留下一句淡淡的俳句“我白天是奴隶，晚上是王子”，以及一句感慨：“诚觉世事尽可原谅。”木心临终前，陷入了谵妄，时常认不出人，也说不出有条理的话，他对陈丹青说：“你转告他们，不要抓我……把一个人单独囚禁，剥夺他的自由，非常痛苦的……”可见并非“文革”不恐怖，也并非他已用强大的艺术修养打败，他只是用自己的一生去克服这梦魇。“文革”过后，木心先在大陆住了一阵，后又去了纽约，晚年回到故乡乌镇。木心少年时受了文学的启发，向往丰富的人生经历，于是背起行囊，把几十年的人生过得跌宕入戏，所有的跌宕又成了篇章，成了写作题材。一生由文学出发，最后又回到了文学。木心说：“我一生的各个阶段，全是错的。”这话听起来悲凉，但或许是对的。木心死在乌镇，乌镇是个小镇子，殡仪馆也是小小的，挂着俗怆的绸布和标语，看起来十分可笑。是陈丹青赶来，花了两天两夜，才布置成体面得体的样子——连死都是如此。陈丹青果然像颜回。孔子差点被杀，而颜回又和大家走散了。等到颜回终于赶上大家，孔子说：“以为你死了呢。”颜回回道：“子在，回何敢死。”颜回的存在，不仅是完全顺从，也是为了延续老师的鲜润光辉。任何时候的传道授业都是危险的，传道的“道”越是至诚至善，这种危险甚至越大，如木心所说：“山下坐着密密麻麻的平民，谁顿悟耶稣在讲什么？两千年来，也极少有人明白耶稣说这话出于什么心态。耶稣的知名度来自误解。当不含恶意的误解转为饱含恶意的曲解——十字架就来。”至诚至善的道，总是教人牺牲。《十诫》里讲不可跪拜侍奉其他的神，是讲牺牲。《金刚经》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也是讲牺牲。木心的老师福楼拜说：“如果你以艺术决定一生，你就不能像普通人那样生活了。”这是讲对于生活的牺牲。木心说：“我养我浩然之气，这股气要用在艺术上，不可败泄在生活、人际关系上。”现代人的失败，就在于不肯牺牲：“来美国十一年半，我眼睁睁看了许多人跌下去——就是不肯牺牲世俗的虚荣心，和生活的实利心。既虚荣入骨，又实利成癖，算盘打得太精：高雅、低俗两不误，艺术、人生双丰收。生活没有这么便宜的。”他没有子嗣，晚年避世又避人，身边只有两个年轻人在照顾，避于莫干山写作，提笔如轻叹：“是我在寂寞。”寂寞不只是在生活上，也在文化史上。我们的文学史是一片封建王朝的沉疴，一片火热革命后的废墟，木心的《文学回忆录》打通中西文化，重新理解方块字，展开一幅完全不同的壮阔组图。直至今日，我们对木心仍是保持着警惕的崇拜，大陆文化界对他几乎噤声，这是源于他的陌生，还是我们的无知？大陆评论家们不熟悉他的腔调，把他的曲高和寡误以为是“木心的尴尬”，认为高不成低不就，既不能对现有的文化人产生影响，也不能使没有文化的人对他发生兴趣。那又何妨，如他自己所说，他本来就不是写给群众看的。反正都是误解。木心喜爱《诗经》，李白有诗，“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木心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后的大雅，能用一派衰败的文明气脉托举出他的雅致，亦是我们的幸运。2013年1月附记：这篇文章是为《新周刊》纪念木心的特刊号而作。第一次接触木心，是高中在学校书店里买过一本《即兴判断》，全是极聪明又隽永的小短句，很吃惊，不知道这个“木心”是哪个时代的人，他/她又有多大的年纪，仿佛黄河之水天上来。后来经过陈丹青的一系列介绍与推荐，才了解了木心——当然，说“了解”是造次了，只知道云深缭绕处有大山，不知道它的来龙去脉。2012年，木心先生去世，葬于故乡乌镇，我去乌镇参加他的葬礼。那是个小地方，唯一的殡仪馆十分简陋粗鄙，墙上挂着“不要封建迷信”之类的话，以及对未亡人淡薄的安慰。陈丹青几乎不眠不休地工作了几天，布置灵堂，挑选葬礼的音乐，这才用一种体面的方式送走了木心先生。如今，木心的文字变得越来越为人所知、为人所爱，有人会为此觉得很愤愤不平，如同自己小心珍藏的音乐忽然成了发廊里也放的流行歌曲。我倒觉得这种愤愤没有必要。宣传木心，他会有种种被理解的可能性；不做这些，连可能性都没有。读者在书店流连挑选，作家却无法挑选他的读者，这是作家的宿命。审判童年第一章/家里的鬼影幢幢一 手足——我只是你行走的影子一卵容不得二胎我没有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姊妹。直到现在，我对此也没有什么遗憾和感慨。我想，人只有真正地长大了——或者说，当后天培养的“人性”代替了天生的动物性的时候，才会感激当初在子宫里，有个资源共享者。我曾经称赞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眼睛真大，长得真漂亮。只见她的同胞妹妹立刻躺到地上，身体僵直，用牙齿狠狠地咬住自己的拳头，五官全变了形，小脸儿涨得通红，全身战栗着愤怒地颤抖。这一连串迅猛又激烈的反应看得我愣在那里。人一生中能看到真正性情发作的时候不多，特别是当人被社会这个巨大的消化系统消化了之后，“道德”“人情”培养出的人造情绪会冲在前面，主导了人的情绪。大人爱逗小孩，蹲着做出种种无聊的举动逗孩子发癫发怒，恐怕多半也是喜欢看他们原始小野蛮的反应。说到底，这同一些无赖穷追不舍地胡搅蛮缠，从街头追到巷尾，只为看到人失去理智而抓狂的一刻，性质是差不多的，都有着高等物种对待进化不完全体的优越感。然而，现在的孩子被教得太好了，露出的孩子习性也是被教育、学做出来的“孩儿脸”，做作极了。但当你夸赞他们的兄弟或者姊妹时，却可以真切地看到他们完全不加掩饰的动物性情绪，那么纯粹鲜活的表情，简直可以拿进实验室研究。圈养在一个家庭里，当天长日久的偏爱，代替了疏忽造成的厚此薄彼，就让人有些笑不太动了。两个孩子中，哪个会得到更多的宠爱？要回答这个问题真的不容易，不是所有的家庭都激赏孩子的张扬显眼，有的长辈也独怜孱弱讷言的小心肝。然而，决定家庭宠儿的并不全然是赌博性质的点兵点将——还是有依据有规律的。不受宠的孩子各有各的天可怜见，得宠的孩子却有共通的得天独厚——他们都是更具有家族特征的那个。一个叫做让－保尔·杜波瓦的法国作家写过一本好小说，叫做《一个法国人的一生》，开篇就写到“我”的哥哥是家中的宠儿。我的祖母尤其偏心我的哥哥，因为他有着父亲的相貌和父亲严谨成熟的征兆。“至于我，不过是在一个根部生出来的分叉，一滴精液的后遗症，一次神意瞬间的疏忽，一个胚胎的错误。”婴儿刚在人世间探出头脑的瞬间，就面临着一项审核。考官是父母，他们只是简单地检查一下四肢，不客观地评价一下婴儿的美丑，然后就急着在婴儿尚且混沌的五官里，仔细地辨认着哪里隐藏着自己的痕迹。这固然是人性里自私又丑陋的表现，但对于独生子女来说，这个考核多少无关痛痒：只要长得不像邻居老王，都能得到相对饱和的爱。对于兄弟或姊妹来说，他们的人生还未开辟鸿蒙，就得经历这场残酷考评。兄弟和姊妹再酷似，也顶多是长得一模一样，智商相差无几，而不可能血液里也具有一模一样的家族遗留。所以，所谓“等分父母相同分量的爱”，只可能是自欺欺人的说法。有许多人，要等到哀乐中年，人世间的辛酸苦乐尝了大半，才能松口谈起父母对兄弟姐妹的不公，嘴角仍要带着点介怀的酸涩的笑。这样的委屈，只能自己一边内伤一边消解，而不能投诉，到底，这是无法申诉的不公平。金枝欲孽的兄弟所谓“成长”这件事，说穿了，就是一个接受不那么讨人喜欢的真相的过程。其中一个真相就是：你必然生活在一个智力和体能都参差不平衡的环境中。一些人比你弱，其他的人比你强。这个真理，在所有难以下咽的生活真相中排在“倒胃口排行榜”的前几名。我用了很多年才忿忿地接受了这个事实。接受了之后，我就想方设法地逃避它。在童年的大多数时候，我都能成功地对周围空间不相等的智能视而不见。但是有兄弟姐妹的孩子，过早过频繁地用童稚的眼直视这个现实。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都维系在一块灵敏的跷跷板上，劳累心神，都是为了争取它的平衡而做无谓的抗争。在《一个法国人的一生》这部小说里，“我”的哥哥有一个玩具，是一个六匹白马拉着的烙铁马车，那只是来自白金汉宫附近某个平庸的纪念品店铺的产品，但“我”的哥哥从来不把它借给“我”，借口是它太容易坏而我太小。当“我”闭上眼睛，“我”也能看到它们在“我”眼前奔驰而过，由“我”哥哥——勇敢的御手执鞭驾驶，在发光的车厢的高处随车的颠簸而摇动。“我”的哥哥十岁的时候死去了。在他死后，“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摆脱他，就是占有那件玩具，就是偷盗他，以不忠的继承人的狂热行为。“我”希望凭借这个物件，给“我”一部分他的荣耀，他的合法性。是的，在“我”哥哥死去的时候，“我”偷盗了他，没有内疚没有悔恨，甚至没流一滴眼泪。大多数人读了这个故事，怕是要摇头说“不像话”的。也会有宽容温柔的人，把作者的讲述看做是对少不更事的忏悔和告解。只有同样在那个跷跷板上骑虎难下、苦苦挣扎过的人才能理解；即使理解了，也不会击节叫好，而只能发出默然的太息。卢梭有个比他大七岁的哥哥。卢梭当然是家里被溺爱的那个，哥哥则备受淡漠，哥哥经常偷跑出去，哥俩只能说是勉强认识。后来，他的哥哥由家里逃走，一去无踪，连一封信也没有。卢梭说：“这样一来，我就成为家中的独子了。”话语中不免有些侥幸。我却更为他哥哥的命运松了一口气，庆幸他寻摸到了一条不算太好但也不坏的自我救赎的道路。血缘手足之间，有太多的情感是“此情无计可消除”的了，不耐烦时间消融一切，就只能选择逃脱。卢梭直到写《忏悔录》的时候，漫不经心地回忆起他的哥哥，还认为是因为父母的漠不关心，影响了哥哥的教养，导致他的放荡和出走。叫我怎么说呢？跷跷板上被高高抬起的那一个人永远是无知觉的。即使平衡轴的另一端消失，他们也只有瞬间的茫然若失，而仍然断然坐在云端上。世界上唯一比有一个才华横溢的兄弟更可怕的事，就是在有一个才华横溢的兄弟的同时，你自己也是才华横溢的。中国有本书叫做《聪明小孩真聪明》，这本书有个别名，叫《世说新语》。那上面有很多聪明机智的海尔兄弟。海尔兄弟是动画人物，是由智慧老人用高科技手段创造的一对足智多谋的机器人。同海尔兄弟大冷天只穿内裤却有着滚烫火热的心肠不同，《世说新语》里面的聪明孩子，只是径自沉默着延伸着自己的聪明，脸上带着淡漠疏远的神气。里面讲到张玄之和顾敷，分别是顾和的外孙和孙子，两个差不多大的小孩子。顾和总是和当时有名的智者清谈，聊些政治啊玄学啊之类的鬼东西，两个小孩坐在床边自己玩自己的，神情漠不关心。到了晚上的时候，两个小孩就在灯下闭着眼，一起复述主客双方的话，一句也没有漏掉。想象这幅画面，倒没有太多温馨的感觉，两个孩子端坐着，木端端地对答如流，简直机灵得有点鬼气了。极致的聪明，是让人有种模糊的恐怖的。中国还有本书叫做《讨厌家长真讨厌》，那本书也有个别名，也叫《世说新语》。那上面有很多讨厌的大人，让聪明的海尔兄弟的童年早早就陷入惨淡。有句我很不喜欢的俗话，叫做“是骡子是马，拖出来遛遛”。那些家长超级喜欢遛孩子，让完全不相干的闲人决定，哪个是骡子，哪个是马。他们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热切地问当权者：“你看看这些孩子里哪个能成大才？”抑或是即兴出题，让兄弟同场作文竞技。这比生活在兄弟的阴影里还要痛苦。阴影是一种荫翳，在俯首称臣的瞬间，至少能获得片刻的宁静与解脱。生活之所以对我们耳语“在前，永远有更强者”，也是为了催促我们早早认命，而领取各人生存所需的坚韧安稳的小阁子。而这种每天要各显其能、竞出高下的生活是永无宁日的，因为暗处永远有评审团发亮的眼睛。还是这对兄弟，张玄之和顾敷。顾和更喜欢自己的孙子顾敷，经常说顾敷更聪明，“来来，爷爷亲一个啊。”这让张玄之很不满。有一年，张玄之九岁，顾敷六岁，顾和带他们一起到庙里去，看见卧佛像，顾和又开始耍奸耍无聊，同时给两个孩子出题：“孩子们，你们看佛的旁边，为什么有的弟子哭，有的不哭呢？”张玄之说：“得到佛的宠爱，所以哭；没有得到宠爱，所以不哭。”顾敷说：“不对不对，因为达到了哀乐不动于心的境界，所以不哭；因为不能脱俗忘情，所以要哭。”真是讨厌，这时候也要争。对于小孩子恨得咬碎牙齿的嫉妒和哇哇大哭，我能边吃爆米花边看得直笑。兄弟间为了争抢什么而厮打，我也能带着兴致，在一旁袖手旁观不去劝阻。但，对于孩子隐忍的斗智，委屈的争宠，我简直要背过脸去不忍心看，尽管我知道那是机智又稀有的。为了生存， 只能选择成为他的反面这样看起来，好像只要有手足，生活就像《动物世界》里的非洲大草原，到处都是残酷的优胜劣汰和你死我活。但事实并不是这样，兄弟或姊妹的存活率并不见得就很低。有种兄弟关系永远是那么和谐而稳固，那就是当他们“性格迥异”时。大部分的兄弟和姊妹，似乎都是性格互补的，内敛的妹子必然有个活泼的大姐，开朗强壮爱打架的哥哥，身后必然跟着一个瘦弱纤细、女孩子一样的弟弟——开什么玩笑！我早上起来穿袜子，都没有这样一配一个准儿过。有一对著名的兄弟就是这种性格相反的典范：鲁迅和周作人。鲁迅比周作人大四岁，他们的弟弟周建人说，大哥是比较尖酸刻薄的那个，喜欢给人起难听的绰号。二哥周作人则完全相反，他“自小性情和顺，不固执己见，很好相处”。这是来自旁人的评论。而鲁迅和周作人各人对于童年的回忆却很少提到彼此，让我们只能把单人的画面，强行安插组装进一个场景里面。有一个场景总是挥之不去。黑漆漆但是有月亮的晚上，几个小兄弟并排躺在床上，鲁迅压低声音，絮絮地对着几个弟弟讲童话——那时不叫童话，叫大头天话。“天话”的材料是白天在书上看的，尽是一只头的怪兽，两只头的怪兽，三只头的怪兽。鲁迅把这些怪鄙的材料，虚幻出一个仙山来，平时万物顿时缈缈像是能瞬间变化，窗外月亮是涂了赤脸的妖怪，木床嘎嘎声难保不是什么鬼怪惶迫的嗷叫。周作人的角色呢？他只有在黑暗处眨巴着眼睛，或是在枕头簌簌响的寂静中，终于按捺不住，追问道：“然后呢？”这对兄弟的禀赋在他们幼年的时候就分配好了：哥哥是想象力丰富的那个，有领导力的那个，笔刃锋利的那个；弟弟是带古董气的那个，追随的那个，冲淡散文的那个。我想，就是这种各就各位的角色扮演，才能让周氏兄弟之间关系一直蛮融洽，直到中年才翻脸。波伏娃在姊妹中也是扮演鲁迅的角色，她喜欢排幻想剧，而且总是让妹妹扮演自己指定的角色。妹妹忙着全心崇拜她。波伏娃说：“正是因为有了我妹妹的存在，才使我维护了我的个人自由。她是我的同谋者，我的随从和我的创造物。”有一个性格迥异的兄弟是值得感激的。但是我们应该感激谁？感激基因排列组合出神入化？感激造物主鬼斧神工？——真是太谢谢你们了，在胚胎阶段，就对兄弟的个性和天分有了井水不犯河水的分工。我不习惯向陌生人感恩戴德，更喜欢在人性里找答案。我有种怀疑：兄弟间所谓迥异的性格，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前后思量、左右算计之后做出的选择——“好吧，我就采用这种性格好了。”如同在漆金木箱子面前选择戏服，来得早的，还能自由选择熨帖于自己性格的装扮；来得晚的，就有些无奈了。白脸的戏服被人穿了，自己就只能选黑脸；有人先穿了青衣华丽的绸缎襟子，自己只能草草系了条丫鬟的白裙子就出场。小时候，我经常和一个同龄的远方亲戚过短期的姊妹生活。每到假期，亲戚们就把我们扒拉成一堆——“你们小孩自己去玩吧。”她长得比我好看，五六岁时，眉眼间就有种少妇的俏丽。她比我要受宠和娇纵，爱生气，总爱把人锁在门外，动不动就让人哄，而且要多人连哄，实在没事，也要人的名字翻来倒去地高声呼唤。然后，我就暗自决定成为“成熟懂事”的那一个。我还记得有一次，大家庭同桌吃饭。我的小亲戚忙着挑食，尖叫着挣脱种种食物安排。在她大闹饭桌的时候，我则连连欠身，含着下巴面带微笑，给在桌的所有大人布菜和倒酒。这行为其实完全违背我的常态，我并不太习惯于这种赤裸裸的做作。然而那天，我坐在小亲戚的对面，隔着整个圆桌冷冷地看着她，决心一定要做出一副和她截然相反的样子，一定要处处举止都和她形成参差对照。这种心情非常强烈，以至于我立刻就起身，做出自己日后羞惭不已的情态来。后来，只要是假期与小亲戚聚首，我就表现出一种八面玲珑的老实乖巧来。如果，她有片刻的宁静与懈怠，我就立刻开始乖戾，恃娇行凶。家里永远有高而尖的声音，与低而缓的声音高低起伏，遥遥相和。大人并没有因此就评判哪个孩子更讨喜，反而觉得各有各的可爱，大人们还有种坐享“齐人之福”的顾盼自得。现在想起来，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有意识地选择某种面具戴上。生活不易，为了双手擎出一片天来，每个人都要打磨和绘制一层层面目，用来遮住返祖还原的本来面目。若你有个兄弟，那你得提前赶工做一个浓墨重彩的、另立山头的面具。兄弟之间相处，太多的相似让各人的生存变得狭窄而呼吸苦难，一扭头就撞上另一个酷肖的人影；一转身，两人身上的共同点就摩擦出燃烧的火星来。只有当其中的一个人抽身而退，另择居所，逼仄的空间才变得疏朗，有了一块宝贵的余地来培育彼此的“无间”。二 祖父祖母——家里拿着号码牌，排队准备着升天的旅客慈祥有爱地谋杀亲孙我总有这么个印象：只有百般无奈，或者是父母不负责任到了极点，才会把孩子放在一个只有老人的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