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为天下贵。朴，是自我之君。朴的取得，是自我之德同于大道的结果，是自我超脱了亲疏、利害、贵贱乃至生死，达到物我两忘，不为一切主观的好恶、是非、美丑等情感所羁绊的成果。所以，对于自我而言，不可因得朴而与之亲近，也不可因得朴而与之疏远；不可因得朴而谋私欲，也不可因得朴而危害他人；不可因得朴而自以为贵，也不可因得朴而自以为贱。因此，成为天下最可贵的人。本章论述了真人、圣人之所以为天下贵的品质。人生的真谛在于认识自我、超越自我，创造真我。只有重塑自我，才能与宇宙同心，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以超脱自我的精神从事社会实践活动，才会有益于他人，有益于社会。这样的人，必然成为社会上最可贵的人。五十二章 为政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正：光明正大，公平、公正。 奇：出人意料的，令人难以预测的。无事：无个人私心。“以正治国，”就是以公平、公正的法律治国。法律是光明正大的，要求人人知法守法。用兵则不然，欲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必须运用奇谋。要想取得国家的领导权，成为人民拥戴的领袖，决不能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必须以天下为公。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賊多有。我为什么知道必须“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呢？就是根据以下这些现象得出的结论：“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百姓的贫穷，是统治者多忌讳的缘故。忌讳的意思是因害怕而有所顾忌。反动统治者因害怕失去既得利益而顾忌人民力量的强大。于是统治者就垄断了方方面面的权力，实行独裁统治，这是百姓贫穷的祸根。“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民越是过多地使用利器，国家就越昏乱。利器：锋利的武器。拥有利器的人为兵，可见，“民多利器”是统治者过多地征民为兵，频繁地行侵略之事。“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过后，必有凶年”。因战事频繁，士兵战死，土地荒芜，粮仓空虚，致使国家昏暗。“人多技巧，奇物滋起”。“奇物”：非常的、希奇古怪的东西。名利之心不除，有些人就会在名利的诱惑下产生奸诈机巧之心，各种各样的假冒伪劣产品以及一切能够获取名利而又危害社会的东西就会在阴暗的角落里滋生。“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这里所说的“法令”是反动统治者忌讳人民的产物，是人为法，而不是圣人治国的朴法。人为法是违反公平、正义原则的，是恶法，恶法非法。圣人所利用的朴法是人民利益和意志的体现。统治者越是垄断权力，剥夺人民的自由，人民就越贫穷；人民越贫穷，盗賊就越多。因为，面对饥寒交迫，人们是不愿意等死的。 上一正是由于统治者多忌讳，从而引起一系列社会问题，最终导致人民革命，“以奇用兵”，一举推翻严重阻碍社会发展的不道统治。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以上四句，是圣人治国的四大原则。“我无为，而民自化。”取消独裁统治，以法治国。随着社会制度的变革，人们的思想观念就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生转化。“我好静，而民自正”。取消主观说教，确立科学的世界观和认识论，通过自身默修实践，加强自我道德修养。圣人实行“不言之教”，让人们在自悟的过程之中，逐渐确立正确的思想观念。“我无事，而民自富”。热爱和平，反对战争。圣人以天下为公，没有称霸天下的野心。人民生活在民主自由、和平稳定的社会里，自然生活富足。“我无欲，而民自朴。”反对利己主义，倡导集体主义。只要人人消除了自我私欲，人民自然归于淳朴。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闷闷：政府人员处理国家事务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故“闷闷”。察察：政令反复无常，大小事务实施行政干预。“察察”和“闷闷”相对。前者是朴治社会，后者是专制社会，不同的社会制度，带来不同的社会面貌。在朴治社会里，圣人莅临天下，施行“无为之治”和“不言之教”，根据人民的心声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不断建立和完善社会法律，不搞形式，不搞运动，不搞个人崇拜，各级行政官员都默默无闻地履行自己的神圣职责，工作程序按部就班，循序渐进。表面看来，政府里并没有什么天才人物，也没有轰动天下的大手笔，但是，社会却在健康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道德水平日益提高，淳朴、厚道的社会风貌自然形成。相反，在专制社会里，统治者独断专行，惟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失去了既得利益。人民失去了自主权，积极性和创造性就得不到发挥，致使生活越来越贫穷，国家越来越混乱，人民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百姓所遭受的灾祸啊，就是统治者穷奢极欲的幸福生活所依赖的；而统治者的幸福又为他们或者他们的子孙后代埋下了灾难的祸根。但是，这些愚蠢的统治者们谁又能预知自己的最终结果呢？他们不“以正治国”，百姓必然“以奇用兵”，本来善良的劳动人民必然变成推翻其统治的“妖军”。这一节，老子用辩证的观点，深刻揭示出事物的对立转化规律。说明祸与福、正与奇、善与妖都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只是迷恋于权利的统治者不明其中道理罢了。人之迷，其日固久。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人们迷恋名利的思想观念，实在是太牢固、太长久了。所以，圣人最初的治国方针是：用道德来规范人们的思想行为而不割舍法律。使各级政府官员为政清廉而不为名利所害。给百姓言论自由，让他们直抒己见而又不肆意妄为。使人人都为自己所作出的奉献感到光荣而又不自我炫耀。本章是老子的政治论。主要阐述了“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的具体方针政策。并且通过对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和不同的为政措施所带来的不同的社会效果的比较，说明一切社会弊端都是统治者“有为”、“有欲”、“好动”、“有事”造成的，从而主张朴治，否定人治。附：河上公、王弼本以“其政闷闷”以上为一章，以下为一章，此从魏源本。前面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后面则说“其无正，正复为奇，善复为妖”。前后照应，说明的都是为政之道，故应为一章。五十三章 俭德治人事天莫若啬。啬：爱惜、节俭之意，即俭之德。啬是治人事天最主要的措施。治人：治身。事天：培育真朴。这一句是说：修养自我、培育真朴莫过于遵守俭德。夫唯啬，是谓蚤服。蚤：跳蚤。蚤服，使跳蚤驯服。这里是把精卵比喻跳蚤。精卵如蚤，具有活泼、躁动的特性。跳蚤属于害虫，同样，如果精卵不能转化成精气，对身体来说，同样是害虫。因精力过剩而狂躁不安，这对自身健康是有害的，现代医学也证明了这一点。只有懂得“啬”并使之转化成真气，才是科学的养生之道。蚤服谓之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蚤服的过程就是炼精化炁的过程，也就是通过修炼道德功来实证实悟的过程。只有通过实证实悟，让事实说明问题，才能培养和巩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就是“重积德”，德积才有精气不失，精气不失才能转化为真气。一旦真气充盈，则没有攻克不了的脉络穴道。没有攻克不了的脉络穴道则不知道真气究竟有多大的功用，不知道真气究竟有多大的功用，则可以获得精神天国。常守精神天国之母即精气，就可以长久地沉浸在精神天国里。“有国之母”是说精气是精神天国之母。因为，精气是进入精神天国的物质基础，这也是强调“啬”的原因。是谓根深固柢，长生久视之道。根深固柢，就是中医学的固本培原思想。精气为一身之本，只有视精如命，啬而藏之，修成不漏之身，才可谓“根深固柢”。也只有根深固柢，才能确保自我之躯长寿，精神天国久存。所以说，根深固柢才是健康长寿和心灵自由之道。“长生久视”，并非长生不老，否则，“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则无法解释。延长寿命，尽其天年，无疾而终，就是“长生”；可以长时间地沉浸在道的境界里，直觉大道之奥妙，享受心灵的无待逍遥，就是“久视”。长生久视，兼顾了生命的量和质两个方面。本章阐述了养生之道的一个重要原则即“啬”，它是积精累气、培蓄能量、进入精神天国、塑造真朴的必要条件。本章以及八、十五、二十七、二十八、三十三、四十一、四十五、四十八、五十、六十一章都是强调了“有”的作用。有无相生，有“有”才能生“无”。也正是基于这一哲学思想，老子才能为人类指明“长生久视”之道。老子的朴乃精气所化，是“物形之”，遵循的道路是炼精化炁，炼炁化神，炼神返朴。宗教哲学之所以否定人生，寄希望于来世，陷于唯心主义泥潭，缺乏的正是“有无相生”的对立统一思想。因此也就不能为人类指出一条光明的人生大道。 上一就治国而言，本章同样是强调节俭之德。治身需要节俭，治国同样需要节俭，国家的繁荣和稳定是以物质文明为基础的，精神文明离不开物质文明，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必须以物质文明为基础。面对财富而不穷奢极侈，就是“蚤服”，这是不断改造主观主义的结果。五十四章 鬼神论治大国若烹小鲜。治理大国和烹制小鲜鱼是一个道理。这是说，治国策略可以从烹制小鲜鱼的方法上得到启示。小鱼的骨刺和鱼肉相当，如果不加以烹煎的话，其食用价值很小。烹煎的目的在于使小鱼骨酥、肉鲜，皆能为我所用。达到这一目的的关键在于把握火候，做到骨刺、鱼肉二者兼顾，既要把骨刺炸酥，又不能让鱼肉焦糊。这一道理用在治国上，就是要求统治者应掌握法律这一火侯，运用法律手段，来处理政府官员（骨）和人民群众（肉）的关系，既不能是无政府主义，也不能任凭政府官员利用职权去贪赃枉法，伤害人民。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莅：莅临，以上临下。“以道莅天下”，即天下有道，圣人莅临天下。不神：不神气、嚣张。鬼、神、人、圣人这四个概念，鬼是害人的，代表的是社会上的恶人及黑社会集团犯罪势力。老子以“不神”言之，表明鬼也是社会制度的产物。正所谓“天下无道，妖魔横生；天下有道，鬼魅藏形。”神是除妖佑人的，代表的是各级政府官员和司法机关。人代表的是广大平民百姓。圣人是有道之世的理想统治者。在无道的社会里，恶人横行霸道，黑道势力猖獗，善良的劳动人民成了他们欺压伤害的对象，于是人们不得不求助于神的保佑。神的职责本来是降魔服怪，保佑众生平安的，但是，他们却见怪不怪，善良而迷信的人们不得不为他们烧香磕头，献上贡品、金钱以表示虔诚。更有甚者，竟神鬼勾结，共同鱼肉百姓。于是，便形成了人人憎神恨鬼而又不得不敬神敬鬼的社会怪状。总的说来，还是做神好，吃在明处，拿在明处，因为主宰着他人的命运，自然可以大大方方地接受求神者的跪拜，收受求神者的贡品。世上有多少人不仰慕神灵，屈膝于神灵呢？于是乎，平民敬小神，小神敬大神，大神敬天神，下敬上，上庇下，神神相护，唯神是尊。天下自然也就成了众神的天下，众神的天下自然也就成了魔鬼的天下。其实，世上本来没有鬼神，鬼皆因社会无道而生，神则因鬼而显。鬼神的存在是相辅相成的，是统治者宣扬个人迷信的结果，也是受苦受难的人们看不到自己力量的结果。纵观历史，凡是香火旺盛的时代，定是鬼神当道的乱世无疑。在有道的社会里，圣人莅临天下，“以百姓之心为心”，高举正义之剑，横扫以害人为能事的牛鬼蛇神。在浩然正气面前，他们再也不敢以鬼神自居，纷纷投胎作人。鬼逝则神灭，人们不知有鬼，焉知有神？这是因为人民成了鬼神的克星，鬼神岂敢害人？不仅他们不敢害人，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圣人也不去伤害人民。因为圣人是由人民推举产生的，圣人所持的尚方宝剑是由人民铸造并用来维护人民利益的。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圣人和他所领导的政府官员都不伤害人民，并为人民所爱戴，这是因为圣人施行的“无为之治”和“不言之教”，是以德合道，使道和德又一起回到人间。本章以烹制小鱼作比，形象、鲜明地强调了以法治国的重要性。只要天下有道，人民有德，则鬼神匿迹，社会安定。五十五章 外交大国者下流，天下之交。下流：谦下守静，以静和动。用“下流”二字，让人立即明白，大国是以大海作比。大海之所以为大，是因为处下，天下所有河流在那里交汇的缘故。这一句用海洋和河流作比大国和小国，说明大国和海洋一样，是兼容小国的缘故。天下之牝，常以静胜牡，牝以静为下。故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牝：雌性动物，属阴，具有温柔、谦下、守静的特性。牡：雄性动物，属阳，具有刚强、傲慢、躁动的特性。天下的雌性动物，常常以温柔征服天下的雄性动物。阴之所以胜阳是因其本性符合大道之性。牝胜牡，就是阴胜阳，静胜动。同样道理，如果大国能够以谦下守静之德对待小国，就可以取得小国的拥护和归顺；如果小国以柔和守静之德对待大国，则可以取得大国的尊重和保护。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国不过欲兼畜人，小国不过欲入事人。夫两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为下。“或下以取，或下而取”，说明不管是大国征服小国，还是小国征服大国，其前提条件都是守静谦下，即大国和小国的和平共处是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基础上的。大国取得小国的归顺，目的不过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加入道德事业的行列，使道德之树不断成长和壮大。小国加入大国的行列，目的不过是同大国一道，共同维护道德事业的发展，让道德普及天下。大国与小国的建交，既体现了共同的目标，又满足了各自的愿望。但是，在建交之初，大国更应该有大国的风度，以主动谦下之德去接纳小国。本章论述的是国际外交政策。以天地阴阳之妙用，推论大国和小国的和平共处原则。大国守静处下，是符合客观规律的。倘若以强凌弱，以大欺小，就违背了自然法则，必被小国战胜。小国若不能尊守自然法则，躁动妄为，以小犯大，必国破人亡。所以，不论大国小国都必须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和平共处，共同造就人类社会的繁荣和稳定。五十六章 幸福观道者，万物之奥。善人之宝，不善人之所保。道，蕴藏着宇宙万物之所以存在和发展变化的奥妙，蕴涵着获得人生幸福的大智大慧。善人得道，成为人生之至宝，终生受用不穷。那些贪求外在功利的不善之人不可能得道，但是，为了获得极端个人利益，满足他们人生欲望，又不得不借助于道来掩饰、保护自己。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弃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虽有拱、璧、以先四马，不如坐进此道。美丽动听的语言可以换回别人的尊敬，美好的行为可以获得别人的拥戴——刘备摔子，曹操割发，即属于“美言”、“美行”。也正因为懂得“美言”、“美行”，才成就了他们的帝王之尊.，猎取了他们所追求的外在名利。既然“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不善之人又怎么能够弃绝呢？因此，世间才确立了“天子”，配置了“三公”。言下之意，天子、三公都是披着道的外衣，善于说漂亮话，做漂亮事的不善之人。 上一天子：上天的儿子。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统治者，称自己为上天的儿子，那么由他们建立、执掌的帝王政权就是天命所授，自己的一切行为都是上天的旨意，因而是合理的。公：公平、公正的意思，这里指称诸侯国的国王。周朝的最高统治者称“天子”，各诸侯国的国王称“公”。王公的任务是奉天子之命，公平、公正地为民办事。三，并非确数，是“多”的意思。天子、王公本来是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却被美化成上天的儿子，人民的公仆，这才是天下最大的谎言。“自古权与贵，不系才与贤”，是对天子之尊，三公之贵的最确切的注解。天子、三公不绝，世间不善之人不灭！尽管天子、王公享受着文武百官的朝拜以及三宫六院之美，出行时乘坐着由四匹马拉着的大车，但还是不如坐入道境。拱：双手相合高举，躯体弯成弧形，这是文武百官对天子、王公的奴才之礼。璧：碧玉，喻妃嫔。以先四马：四匹马拉着的大车。坐进此道：以静坐的方式进入道境。这一天人合一的境界才是物我两忘，绝对逍遥自由的。古之所以贵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为天下贵。古人所以尊崇大道，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修道之人，不说是为了达到最高境界，求得神通，只说为了使自我免遭疾患之罪。所以，大道才为天下人视为宝贵。健康长寿，无病无灾，这是人生幸福的一个主要方面。修炼道德功，不但可以积蓄真气以抵御外来邪气的侵袭，而且还可以消除遗传基因中携带的病毒，还我一个健康的体魄，这是道德功最基本的功能。我们知道，返朴归真、创造自己的精神天国、预知过去未来是修炼道德功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当然，这一境界不可能人人达到，但是，只要潜心修炼，“有罪以免”是人人可以实现的。所以天下人无不以此道为贵。修炼道德功不仅可以造福于自我，更重要的是还可以造福于后代。基因病毒可以遗传，自我个性亦可以遗传。修炼道德功所培育的健康的基因、良好的个性，自然可以给子孙后代带来好命运。“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古人是不会欺骗我们的。本章是修道者的幸福观。至善之人潜心求道，彻悟人生真谛，拔除了产生人生种种痛苦的根源，享受着精神天国的无限美妙，这才是人生的最大幸福。不善之人汲汲于外在的名利，以致用尽心计，不择手段，来满足自我永无止境的贪欲之心。即使他们猎取了天子之尊，三公之贵，其精神境界还是无法和得道之人的精神天国相比。身体的健康虽说是道德功的副产品，然而，从“有罪以免”的角度来说，无病无灾就是福，这也是人们所普遍向往的，所以，强身之道历来为人们所重视。五十七章 举轻若重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大小多少，抱怨以德。味：品味的意思，引申为体会、思考。治理国家要实行无为之治。处理国家事务，不能怀有个人私心。思考问题要思考那些没有发生而可能发生的问题。要用辩证的观点看待大、小、多、少的关系，要以正确的思想观念对待群众的怨言。——群众的怨言并不是无缘无故的，它是社会体制不健全的具体体现。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解决难题，要从最容易的开始，规划宏伟蓝图要从最小处着眼。国家那些很难解决的问题，必定都是从看似简单的事情引起的；国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必定都是从小事开始，一步一步实现的。所以，圣人治理国家自始至终所从事的看起来似乎都是一些小事，但也正是这些小事才化解了国家的困难，造就了国家的繁荣富强，同时也铸就了圣人的伟大形象。夫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是以圣人犹难之，故终无难。一个轻易许诺的人，必定是很少坚守信用的人。把所有问题都看得很容易，必定会遇到许多困难。轻易许诺的人不慎重考虑问题，把问题看简单了，待到实际去做的时候，却发现不是他当初想象的那么容易，这是造成“寡信”的原因。一旦失信于人，就很难再得到众人的帮助，得不到众人的帮助，困难就越多。所以，“多难”必是“寡信”的结果。因此，圣人做事与轻诺的人不同，他总是举轻若重，慎终如始，这样一来，他就自始至终都不会有困难了。本章以辩证法的观点，论述了大小、多少、轻重、难易的辩证关系，并指明了解决这些矛盾的具体措施，即遵循事物发展的量变质变规律。五十八章 防患于未然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泮：通“判”，分解、分裂的意思。国家安定的时候，社会秩序易于维持，社会未出现混乱征兆的时候，易于谋求预防措施。脆弱的东西容易破碎，细微的东西容易失散。社会弊端尚未形成的时候要有防范意识，一旦发现征兆就应及时地把它们消灭在萌芽状态。《黄帝内经》上说：“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夫病以成而后药之，乱以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这和老子所说的道理是完全一致的。这一节，强调圣人之治的重点在于认识并遵循自然规律，防患于未然。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合抱粗的大树，生长于细小的嫩芽；九层的高台，是由一筐土一筐土堆筑起来的；千里远的行程，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这里列举三个具体事例，说明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有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只求质变而不注重量的积累是不切实际的。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为者，主观妄为而不顾客观规律的人；执者，执着于自我使自我居于支配地位的人。 主观妄为而不顾客观规律的必然失败，执着于自我使自我居于支配地位的必然失去支配地位。因此，圣人始终遵循客观规律而为，所以没有失败；始终不使自我居于支配地位，所以没有丧失。这一节，从正反两方面说明了顺其自然的重要性。人是大自然的产物，应当接受自然规律的主宰。如果不能自觉遵循客观规律，却执着于自我而妄作妄为，必然要遭到惩罚。民之从事，常以几成而败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人们从事于某一项事业，常常在接近成功的时候遭受失败，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不能遵循自然规律，而是心存自我，心存名利，心存狂妄。如果在其接近成功的时候仍能保持举事之初的谨慎，就不会有失败了。如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往往在接近成功的时候遭到失败，病根就在于那些领袖人物当革命临近成功的时候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化。举事之初，他们怀着对统治阶级的无比仇恨和对劳苦大众的无比同情而高举义旗，旨在为穷人打天下。革命既将成功的时候，他们却迫不及待地享受胜利果实，以至内部之间争权夺利，导致革命失败。如李自成、洪秀全之流，倘若他们能够慎终如始并摆正自己与人民、与国家的利害关系，就不会出现失败的命运了。这一节说明慎终如始的重要性，强调任何时候都不能偏离大道。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圣人所欲，为真朴之欲，常人所欲为自我名利之欲。圣人之欲在内，常人之欲在外。欲望在内的不贵身外之物却能保全自我，欲望在外的求名求利却祸患不离自我。圣人所学为大道之学，目的在于返朴归真；众人所学为名利之学，目的在于升官、发财。圣人不学众人所学，是因为大道之学利人利己，扭转、避免了众人所学中的过失。众人所学损人利己，最终人己倶损。大道之学在于掌握世界的本质规律，用以辅助万物因循自然规律，而决不敢违背自然规律去妄作妄为。辅：辅助。一个“辅”字表明人是具有能动性的。人与自然是对立统一的，承受着自然界作用的人，并非单纯消极地适应自然，完全有能力去把握和利用自然规律，从而能动地辅助万物，利用万物，充分享用大自然馈赠给人和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一切财富。但是，人的能动作用决不能脱离自然规律的轨道去任意发挥，否则，势必遭到大自然的报复和惩罚。这一节说明圣人所欲、所学都是合乎大道的，常人所学则是偏离大道的。本章论述了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人是属于大自然的，大自然的发展是有规律的，规律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人具有能动性，可以认识和利用自然规律。人的自身实践活动及社会实践活动只有尊重自然规律，才能获得与大自然的和谐统一。五十九章 大顺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古代善于以大道来教化百姓的圣人，不是教育百姓怎样用“美言”、“美行”去获取个人名利，而是用大道来转化他们的思想观念，培养他们的“傻子”精神。这是建设文明社会的指导方针。老子的“愚民”思想实为明民之举，绝不是“愚民政策”。愚，是扬弃自我之智而明真我，明真我才能明白世界，明白一切。常人明自我而昧真我，实为内外皆愚。守自我而不明真我，必然以自我为中心，以自我为中心，则行“人之道”，“损不足而奉有余”；明真我，自然形成以“他人”为中心的世界观，以他人为中心，则行“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和“天之道”是对立的。“人之道”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天之道”是集体主义、利他主义。如果用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去衡量“明”和“愚”，那么，具有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思想的人是“明人”，具有集体主义、利他主义思想的人是“愚人”。相反，如果用集体主义、利他主义去衡量“明”和“愚”，那么，具有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思想的人是愚人，具有集体主义、利他主义思想的人是明人。也就是说，观念一致的同为明人，观念不一致的对方是愚人。“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是说要消除人们的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思想，培养人们的利他主义、集体主义思想，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因为，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是人心浮躁、社会纷乱的根源，而集体主义、利他主义是人心思定、天下大顺的根本。民之难治，以其智多。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国家之所以混乱，人民之所以难以管理，就是因为自我之智太多的缘故。用自我之智去观察世界，必然以自我为中心，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思想就会主宰自我。为了实现个人目的，满足自我欲望，自我之智就得以无限扩展，唯名利是图甚至不择手段，铤而走险，以致社会混乱不安。“以智治国”，就是利用自我之智实行“人治”。所谓人治，就是由统治者垄断国家权力，搞专制统治，以一人之心或少数人之心奴役全国人民，最大限度地满足统治者的欲望，这难道不是国家的最大祸害吗？“不以智治国”，就是实行“无为之治”即民主法治。实行民主法治必然“以百姓之心为心”。人民当家作主，享有充分的人权和自由，这自然是国家和人民的福气。“国之贼”说明独裁统治对于国家的危害性，是对人治的否定；“国之福”则是对法治的肯定。知此两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是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两者：“以智治国”和“不以智治国，”即人治和法治。稽：分析、辩证的意思。稽式，即辩证方式，用现在的说法，就是辩证法。“知此两者亦稽式”，是说认识到了人治之于社会的危害和法治之于社会的有益，也就懂得了辩证法。能够自始至终用科学的辩证思想来指导国家建设和人们的道德实践活动，就是具备了玄德。玄德：来源于道的正确意识，是合乎自然规律的普遍真理。玄德的指导作用是巨大的，影响是深远的。玄德与名利观念完全相反，只要用玄德取代了人们以自我为中心的名利观念，“人之道”就会转向“天之道”，天下大顺的局面也就形成了。大顺：社会规律完全符合自然规律的理想社会。本章论述了道德教育之于社会进步的重要性，而完善的社会制度是进行全民道德教育的基础。老子否定人治，肯定法治，强调“愚民”，旨在建立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道德观，反对极端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六十章 平凡与伟大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成百谷王。江海之所以能够成为百谷之王，是因为江海处下而不与百谷争高，因此成为百谷之王。这是以江海比作圣人。圣人之所以能够成为百姓之王，是因为圣人具有谦下而不与百姓争权夺利的高尚品德。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所以，要想成为人民所爱戴、敬仰的人，就必须心里装着人民，敢为处于社会下层的劳动人民说真话；要想处身于人民的前面，成为领袖人物，就必须把自身的利益放在人民的后面，正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的人自然成为人民心目中的圣人。因此，圣人处于社会的上层，成为统治者而人民不感到沉重，处于人民的前面而不被人伤害。所以，天下人民都乐于推选圣人作为领袖而不感到厌烦。这里，“以言下之”、“以身后之”是“天下乐推而不厌”的前提条件。“以言下之”是言，“以身后之”是行，只有言行一致，人民才会“乐推而不厌”。“天下乐推而不厌”，是老子彻底的民主思想，理想的统治者是由人民推举产生的，统治者的权力来源于人民。 上一页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圣人的权力不是凭借搞阴谋诡计得来的，也不是世袭继承来的，更不是独裁者“培养”和“选拔”的接班人，而是以实际行动赢得人民信任的结果。如果不能获取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任何人都不可能和圣人争夺权力。在有道的社会里，统治者的权力是扎根于人民的。那些为了个人名利而争权的人，人民决不会把权力授予他们。不争名利而争得民心，即是“不争之争”。“不争之争”，是争名争利者永远不可战胜的。天下皆谓我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细也夫！我，指圣人。肖：相似。和圣人相比较的对象就是独裁者。天下人都说圣人伟大，但是，他那平易近人的形象和以往人们心目中显赫的帝王形象不一样。正因为伟大，才和已往的帝王们不一样。如果和他们一样的话，那么，随着历史的发展、时代的变迁，也就逐渐变得渺小了。这里，老子对圣人和帝王作了一番比较：圣人于平凡中见伟大，帝王于显赫中见渺小；圣人是民心所向，帝王是民心所背；圣人的伟大是长久的，帝王的显赫是一时的。本章是老子的民主思想。热情讴歌了实行民主法治的圣人，褒扬了圣人的伟大，并对不道的统治者进行了否定和抨击。附：河上公、王弼本把“天下皆谓我大，似不肖”以下三句置于下章前面，此从魏源本。魏源：“今案其文意，与下章不相属，而与此章相为首尾，故合并之。”这一观点是对的。六十一章 三宝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圣人以慈、俭、不敢为天下先为宝。此三宝，皆体道而得，为人生之至宝，当终生持而不失。慈，即仁慈。爱人之心，恻隐之心，皆慈之德。俭，即节约。节约而不奢侈，收敛自我而不放纵欲望，顺乎道义而有所节制，乃俭之德。不敢为天下先，即以礼为德。守静谦下，进退有节，不锋芒毕露，不以自我为主宰，乃礼之德。老子三宝，实为儒家仁、义、礼三德，只是道家三宝是顺其自然合乎客观规律的。儒家三宝虽不乏客观成分，但是却有着太多的主观规定性。通观下文，老子是从用兵的角度来论述三宝的。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今舍慈且勇，舍俭且广，舍后且先，死矣！慈，可以使士兵勇猛；俭，必然兵足将广；不敢为天下先，则因礼贤下士，懂得用兵之道而成为军队的首长。慈是强调仁爱之心，知爱则知恨，爱得真切则恨得深切，恨深则勇往直前。俭是强调用兵须小心谨慎，恪守道义，切莫乘一时之勇，以牺牲为代价，懂得爱兵才懂得用兵。不敢为天下先则强调在关键时刻应以守为攻，以退为进。倘若“舍慈且勇，舍俭且广，舍后且先”，乃兵家之大忌，完全违背了作战规律，必败无疑。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以仁慈之心指导战争，不以牺牲为代价，始终保持优势兵力，这样一来，战则胜，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不是说上天可以伸出救援之手，而是说仁慈之德合乎天地之道，合道则胜，违道则败。坚守仁慈之德，是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证。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古之极。“不武”、“不怒”，是慈德，不以感情用事。三国时许褚赤膊上阵遭箭穿，就是武、怒的结局。“不与”，是俭德，为胜敌的必要条件。“为之下”，是“不敢为天下先”，为谦下、守静之德。以退为进，以守为攻，是用兵策略，可以确保慈、俭之德不失。“不争之德”，是克制而不盲动，不争一时之勇。不争则守，守则敌动我静，动则必耗其力，我以逸待劳，以静制动，又以强大的兵力作后盾，自然可以取胜。这是最符合天地创始的规律的。配：相复合。古：天地之始。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行无行，攘无臂，执无兵，扔无敌。言：格言。为主：举兵伐人，处于攻势。为客：以静制动，处于守势。进寸：前进一寸。退尺：后退一尺。交战的关键时刻，前进“一寸”则全军覆没，后退“一尺”则海阔天空。凡用兵交战，有进有退，当进则进，当退则退。进则“不武”、“不怒”，只为取得战果；退则审时度势，是为保存优势兵力，决不作无谓的牺牲。“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三宝”之一“不敢为天下先”具体的运用。“行无行，攘无臂，执无兵，扔无敌”，是用兵的具体指导思想。“行不行”，是我静敌动，以静制动，以逸待劳；“攘无臂”，是说不要陷入敌人的包围圈。臂：以臂环抱。“执无兵”，是说要有无兵的精神境界。“扔无敌”，是强调抛弃轻敌意识。无敌，即轻敌。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故抗兵相若，哀者胜矣。轻敌思想是用兵的最大祸患。轻敌必骄，骄兵必败，败则丧我“三宝”。所以，两军相抗，兵力相当，有哀悯之心的一方取胜。哀者：以“三宝”为德的一方。本章是老子的用兵之道。慈、俭、不敢为天下先是用兵者最根本的指导思想。以“三宝”为指导思想的是仁义之师、正义之师。自古正义战胜邪恶，以争、贪为目的的侵略战争必然以失败而告终。附：河上公、王弼本以“善为士者不武”以上为一章，至“是为配天古之极”为二章，“用兵有言”以下为第三章。此从魏源本。魏源：“章首我有三宝，章末几丧我宝，首尾相应，词旨显然。”六十二章 微观认识论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我的话非常容易理解，措施也非常容易施行。可是天下却没有人能够真正理解，也没有人能够完全施行。这句话是说，大道至深至奥，却又简明易行。“甚易知，甚易行”，是对明道之人而言；“莫能知，莫能行”，是对不明道之人而言。问题的关键在于所遵循的认识路线。世人强调宏观认识论，老子强调微观认识论。世人执着于对外部世界的认识，老子则执着于对自我的认识。大道隐藏于自身，只有求之于内，才能认识世界的本质规律。关于道的学说，是老子毕生实践，独立思考的成果，这一成果很难为世人理解和接受。正因为老子考虑到“天下莫能知，莫能行”，所以为世人留下了不朽名著《道德经》以及功夫传人，使大道之学经久不衰，并且越来越为世人所重视。 上言有宗，事有君。宗：世界的本原。言有宗是老子的本体论。人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是受世界观支配的，一切言论必须以世界的本原为宗旨。君：自然规律。人类的一切实践活动必须遵循自然规律，接受自然规律的主宰。就自我而言，朴是自我之君，是通过自我修身实践创造出的真我，也是自然规律的化身。创造出真我，也就完成了认识的主体由自我向真我的过渡，从而，真我为君，自我为臣。一切言论要有它的本原，一切行动要服从客观规律。这是老子的自然观。夫唯无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则我者贵。是以圣人被褐怀玉。我：真我，不同于自我之“吾”。我知：用真我来认知世界。知我：明心见性，认识真我。 自我之知是对现象世界的认识，是肤浅的、主观片面的；真我之知是对世界本质的认识，是深刻的、客观全面的。这一节的意思是说：人们没有真知的唯一原因是因为不能以真我来认知世界，认识真我的人很少，能够效法真我亦即用真我来规范自我的人最可贵。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是因为圣人不执着于表面现象而贵在拥有真我。被褐怀玉：身上穿着粗布衣服，怀里揣着宝玉，说明圣人关注的不是表面现象而是内在实质。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圣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上：认识的上乘方法。病：认识上的弊病，即以对事物的表面现象的认识为认识上的弊病。认识上的弊病是产生自身疾病和社会疾病的主要原因。要消除一切疾病，必须首先消除认识上的弊病。病病：以认识上的弊病为弊病。这一节是说：能够认识到常人认识不到的东西，这是掌握了认识的上乘之法。不知道什么是最需要认识的，是认识上的最大弊病。只有以不识道这一认识上的弊病为弊病，才能消除认识上的弊病。圣人没有弊病，是因为他以不识道这一弊病为弊病，所以没有弊病。本章是老子的微观认识论。通过自我、真我之辩，说明自我认识是肤浅的，不足以消除自身疾病和社会疾病，只有创造真我，认识内在之道，才能真正认识和改造世界。附：河上公、王弼本分“知不知，上”以上为一章，以下为一章，此从魏源本。通言微观认识论，故分而不当。六十三章 自知、自爱民不畏威，则大威至。人民不再害怕统治阶级的死亡威胁的时候，统治阶级所真正害怕的事情也就到来了。这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法律本来是对付社会上那些损害人民利益的不法之徒的，当法律成为剥削和压迫人民，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时，法律本身就代表了邪恶。一旦人民不堪承受剥削和压迫，向反动势力以死抗争的时候，统治阶级的末日也就到来了。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夫唯不厌，是以不厌。狎：亲昵而无法留恋。这里是指因生活所迫无法留恋家乡。这句是说：不道的昏君呀，你们不要使百姓背井离乡，不要让人民因生活无望而厌弃生命。只有百姓不厌弃自己的生命，才能不厌弃你们！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当人们一旦感到生活无望，生不如死的时候，就会以死相拼，去反抗腐朽的统治阶级。纵观历史，不论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国家分分合合，每一个王朝都不是永久的。反动统治一旦出现无法挽回的政治危机，就会被一个新的朝代所代替。这一历史现象产生的根源就在于统治者“以智治国”，实行利己主义。只有实行“无为之治”，让权利永远属于人民，社会才能永远安定，人民才会永远富足。是以圣人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故去彼取此。自知不自见：知真我而忘自我。圣人自知则知人，知人则“以百姓之心为心”，实行朴治，而不以自我之见去治理天下。和“自知”相对的就是“自见”，自见是自我之智。以自我之智治国，就是让自我意志居于支配地位，实行独裁统治。圣人自爱则爱人，爱人则以民为贵。视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自然可以获得人民的爱戴。和“自爱”相对的是“自贵”，自贵就是贵自我。以自我为贵，就会垄断权力，独霸天下。这又成为人们狎其所居，厌其所生的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