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略赂现出笑意。我们的交谈就此结束。　　我打开助手席的车门下车。夏日星期天的下午，天光明显淡了下来。我有些胸闷，一接触地面，脚底感触竟很奇妙。本田发动了引擎，她从我个人生活的疆域里撤离了，永远永远，大概。她放下车窗轻轻招手，我也举起手。　　回到宿舍，我把被汗水弄脏的衬衫和内衣投进洗衣机，淋浴，洗头，去厨房把没做完的午饭做完，独自吃了。之后缩进沙发，想继续看已看开头的书，但五页都没能看下去，只好作罢，合上书想了一会儿堇，又想投下脏水河的仓库钥匙，想紧紧抓在本田方向盘上的“女朋友”的那双手。一天好歹过去了，剩下来的是未经梳理的思绪。淋浴冲了那么长时间，可我的身上仍有烟味儿纠缠不去，而且手上竟落下了一种就好像拼命撕裂有生命物体的活生生的感触。　　我做了一件正确的事吗？　　我不能认为自己做的是正确的事，我只是做了对我本身需要做的事。这里边有很大差异。“很多人？”她问我。“我可包括在很多人里边？”　　说实话，那时我所考虑的，不是很多人，仅仅堇一个人。那里存在的，不是他们，也不是我们，只是不在的堇。　在希腊小岛港口分别以来，敏还一次都没跟我联系过，这很有些异常，因为她保证说情况明了也好不明了也好，都一定就堇的事同我联系。不能认为她已把我这一存在忘得一干二净，而且她也不是一时随便敷衍那类性格的人，想必是由于什么缘故而没找到同我联系的手段。我打算主动打电话过去，可是仔细一想，我连她的姓名都不知道，公司名和事务所地点也不晓得。堇根本没给我留下具体联系方法。　　堇的房间电话一段时间里仍是那个录音电话上的口信，不久就接不上了。我考虑是不是该往堇父母家打个电话，却又不知道电话号码。当然若弄到横滨市行业分类电话号码簿，找到她父亲的牙科医院，应该可以联系上，但我又没心思如此操办。去图书馆查阅了八月份的报纸，社会版以很小的篇幅登载了几次关于堇的报道：说希腊一座小岛上一个二十二岁的日本女游客下落不明，当地警察进行搜索，但一无所获，现在也一无所获。如此而已。我不知道的什么也没写。海外旅行当中下落不明者不在少数，她不过其中一个罢了。　　我不再跟踪消息报道。无论她失踪的原因是什么，也不管后来搜索进展如何，有一点是清楚的：如果堇回来了，敏无论怎样都会跟我联系的。对我来说这点至为重要。　　九月终了，秋天倏忽过去，冬日来临。十一月七日是堇第二十三个生日，十二月九日是我第二十五个生日。辞旧迎新，学年结束了。胡萝卜那以后没闹出什么问题，升入了五年级，转去新班。我没再同他谈起扒窃事件，因为我觉得从他的表现看大概已无此必要。由于换了班级，我同“女朋友”见面的机会也没有了。无论对我还是对她，我想这都是值得庆幸的事，毕竟一切都已成为过去。但我还是有时想起她肌肤的温煦，好几次差点儿打电话过去。那种时候使我悬崖勒马的，是那个夏日午后留在我手心的那把超市仓库钥匙的感触，是胡萝卜小手的感触。　　我不时在什么东西的触动下想到胡萝卜。不可思议的孩子——每次在学校相遇我都这样想，不容我不这样想。那细长而乖顺的脸庞后面到底伏藏着怎样的想法呢？我无法准确推导。但无疑他脑袋里有很多念头缠来绕去，而且一旦有必要便迅速而稳妥地采取行动的实战能力，这孩子身上也是有的，那里边甚至能使人感到某种深思熟虑。那天午后在饮食店直截了当地向他说出自己的心事应该是做对了，无论对他，还是对我。比较说来，更是对我。他——想来也是怪事——当时理解了我、接受了我，甚至饶恕了我，在一定程度上。　　我思忖，胡萝卜那样的孩子今后将度过怎样的日日夜夜（仿佛永远持续下去的成长期）而长大成人呢？想必是件痛苦的事，想必痛苦的事要比不痛苦的事多得多。我可以从自身体验预测那痛苦的大概。他将爱上一个人吧？也会有人顺利接受他的爱吧？当然，现在我在这里再想也没用。小学毕业出来，他将走向同我不相干的更广阔的天地，而我仍将怀抱着我自身应考虑的问题。　　我去唱片店买来伊丽莎白·施瓦茨科普芙唱的《莫扎特歌曲集》，听了好几遍。我爱其中美丽的静谧。一闭上眼睛，音乐便把我领去那个希腊小岛的夜晚。　　堇留给我的，除了若干历历如昨的回忆（当然包括搬家那个傍晚我所体验的汹涌澎湃的性欲），也就只有几封长信，以及一张软盘。我一次又一次读这些文章，甚至可以默诵下来。而且只有在重读它们的时间里，我才能够与堇共度时光，心灵同她息息相通，我的心因之受到无比温存的抚慰，就像从夜幕下驶过无边荒野的列车窗口望见远处农舍的小小灯火。灯火一瞬之间便被身后的黑暗吞噬了，但合上眼睛，那光点仍在我的视网膜上淡淡停留，停留了好一会儿。　　夜半醒来，我下床（反正睡不着）沉进单人沙发，一边听施瓦茨科普芙，一边回忆那座希腊小岛，如静静翻开书页那样回想那一幕幕场景。美丽的无人沙滩，港口的露天咖啡馆，男侍后背的汗渍。我在脑海中推出敏端庄的侧脸，再现从阳台上望见的地中海的粼粼碧波。广场上持续伫立的可怜的穿刺英雄。子夜从山顶传来的希腊音乐。我真切地记起音乐的奇异回响，记起被那遥远音乐唤醒时涌起的天涯沦落之感，记起那仿佛某种尖刺刺的东西悄悄地久久地刺穿麻木身体般的捉摸不定的午夜痛楚。　　我在沙发里闭目片刻，睁开，静静吸气，吐出。我想思考什么，又不想思考什么，而二者之间其实并无多大差别。我无法在事物与事物之间、存在物与不存在物车间找出一目了然的差异。我眼望窗外，直到天空泛白，云絮流移，鸟鸣时闻，新的一天起身归拢这颗行星的居民们的思维残片。　　在东京街头我看到过一次——仅一次——敏。那是堇消失大半年后的三月中旬一个乍暖还寒的星期日。天空阴云密布，沉沉低垂，眼看就要下雨的样子。人们从早上便准备好了雨伞。我有事去中心区一个亲戚家，途中在广尾明治屋十字路口附近发现了行驶在拥挤路面上的深蓝色“美洲虎”。我乘出租车，“美洲虎”沿左侧直行车线行进。我所以注意到这辆车，是因为开车的是一头漂亮白发的女性。一尘不染的车身的深蓝与她的白发，即使远看也形成鲜明对比。因我见过的只是黑发的她，将印象重合在一起多少花了点时间，但那毫无疑问是敏。她同以前一样妩媚动人，一样清秀脱俗。头发那令人屏息敛气的白，漾出一种使人不敢轻易接近的、堪称神话的凛然氛围。　　但车里的女性并非在希腊小岛港口向我招手的女性。虽然不过时隔半年，但她已判若两人。当然头发颜色不同这点也是有的，但不仅仅如此。　　简直是蝉壳——这是我对她的最初印象。敏的形象使我想起人们全部撤离后的空屋。某种至关重要的（如龙卷风一般摧枯拉朽地吸引堇、并拨动渡轮甲板上的我的心弦的）东西已离开她身上一去不复返了。其中剩下来的最重要的意义不是存在，而是不在。不是生命的温煦，而是记忆的静谧。头发的纯白使我联想到无可避免地经受岁月漂白的人骨的颜色，以致好半天我都无法顺利吐出深深吸入的气。　　敏驾驶的“美洲虎”时前时后地在我乘坐的出租车旁边行驶。她没发觉我就在近旁盯视自己，我也未能打招呼。不知说什么好，“美洲虎”车窗关得严严实实，何况敏正双手握着方向盘，笔直地挺起身子全神贯注目视远处。大概在深思什么，也可能在谛听车内音响装置淌出的《赋格技法》。她自始至终保持雪一般冷峻的神情，眼睛都几乎不眨。俄顷，信号变绿，深蓝色的“美洲虎”朝青山方向直行，我坐的出租车留下等候右拐。　　现在我们也都还各自活着，我想。无论失掉的多么致命，无论手中被夺去的多么宝贵，也无论完全变成另一个人而仅仅剩下一层表皮，我们都能这样没没无闻地打发人生，都能伸手拽过额定的时间将其送往身后——作为日常性的重复作业有时还会做得十分快捷。如此想着，我心里仿佛现出一个巨大的空洞。　　想必她虽已回到日本却怎么也同我联系不上。相比之下，她希求的恐怕更是保持缄默、怀抱记忆，就那样被某处无名的荒郊僻野吞噬进去。我是这样推想的。我不想责备敏，当然更谈不上怨恨。　　这时蓦然浮上心头的，是韩国北部一座山间小镇上矗立的敏父亲的铜像。我想象镇上的小广场、一排排低矮的民舍、落满灰尘的铜像。那地方常刮强风，所有的树木都弯曲得近乎虚拟物。不知何故，那铜像在我心中同手握“美洲虎”方向盘的敏的身姿合而为一。　　我想，所有事物恐怕从一开始便在远处某个场所悄然失却，至少作为合而为一的形象而拥有其应该失却的安静场所。我们的生存过程，无非像捯细线那样一个个发现其交合点而已。我闭目合眼，竭力回忆——多回忆一个也好——那里的美好事物，将其留在自己手中，纵使其仅有稍纵即逝的生命。　　做梦。我不时觉得做梦是一项正确的行为。做梦，在梦境中生活，如堇写的那样。然而梦都不长，觉醒很快把我抓回。　　夜半三时我睁眼醒来，开灯，欠身，看枕边的电话机，想象在电话亭里点罢一文烟按动我电话号码的堇的姿影：头发乱莲蓬的，身上的男式人字呢夹克松垮垮的，脚上的袜子左右不一样。她皱起眉头，不时呛一口烟，花些时间才能最后按对号码。但她脑袋里装满必须跟我说的话，说到早上怕也说不完，比如象征与符号的区别。电话机似乎即刻要鸣响，但不曾鸣响。我久久躺着看那保持沉默的电话机。　　但有一次电话铃响起来了，当真在我眼前响起，震动了现实世界的空气。我马上拿起听筒。　　“喂喂。”　　“嗳，我回来了。”堇说，声音十分冷静，十分清晰。“这个那个费了不少周折，但总算回来了。如果把荷马的《奥德赛》弄成五十字缩写版，就是我这样子。”　　“那就好。”我说。一下子我还很难信以为真。她的声音果真传来了？传来的果真是她的声音？　　“那就好？”堇（大概）皱起眉头问，“这算什么呀？我拼死拼话干辛万苦乘这个转那个——一说起来说不完——好不容易回来了，结果只换来你这么一句？眼泪都要出来了。若是不好的话，我可到底怎么办？‘那就好’，难以置信，实在难以置信。那些情暖人心妙趣横生的台词全都留给你班上刚刚弄明白四则运算的毛孩子了不成？”　　“现在在哪儿？”　　“我现在在哪儿？你想我在哪儿？在令人怀念的古典式电话亭里呢！在到处贴满冒牌金融公司和IC卡俱乐部小广告的不伦不类的四方形电话亭里。天空挂着颜色像在发霉的弯月、一地烟头。怎么转圈也找不到让人欣慰的物体。可以交换的符号式电话亭。对了，地点是哪里呢？现在搞不明白。一切都太符号化了。再说你怕也知道，地点最让我伤脑筋，口头表达不清楚，所以总给出租车司机训斥：你到底想去哪里啊？不过我想不远，估计相当近，我想。”　　“这就去接。”　　“肯那样我太高兴了。查看好地点再打电话过去。反正现在零钱也不够了，等着啊。”　　“非常想见你。”我说。　　“我也非常想见你。”她说，“见不到你以后我算彻底明白过来了，就像行星们乖觉地排成一列那样明明白白——我的的确确需要你，你是我自己，我是你本身！告诉你，我在一个地方——莫名其妙的地方——割开什么的喉咙来着，磨快菜刀，以铁石心肠。像修建中国城门时那样，象征性地。我说的你可理解？”　　“我想我理解。”　　“来这儿接我！”　　电话突然挂断。我手握听筒盯视良久，就像听筒这物件本身即是重要信息，其颜色和形状含有某种特殊意味。之后转念把听筒放回。我在床上坐起，等待电话铃再次响起。我背靠着墙，视线聚焦在眼前空间的某一点，反复进行缓慢的无声的呼吸，不断确认时间与时间的接合点。电话铃执意不响。没有承诺的沉默无休无止地涌满空间。但我不急，无急的必要。我己准备就绪，可以奔赴任何地点。　　是吗？　　是的。　　我翻身下床，拉开晒旧的窗帘，推窗，伸出脑袋仰望依然暗沉沉的天空。那里的确悬浮着颜色像在发霉的弯月。足矣。我们在看同一世界的同一月亮。我们确实以一条线同现实相连，我只消将其悄然拉近即可。　　之后，我展开十指，定睛注视左右手心。我在上面寻找血迹。但没有血迹。无血腥，无紧绷感。血大概已经静静渗入到什么地方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