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1970年11月25日　　　星期三下午的郊游　　从报纸上偶然得知她的死讯的一个朋友打电话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他在听筒旁缓缓读了一家晨报的这则报道。报道文字很一般，大约是刚出大学校门的记者写的见习性文字。　　某月某日某街角某司机压死了某人。该司机因业务过失致死之嫌正接受审查。　　听起来竟如杂志扉页登载的一首短诗。　　“葬礼在哪里举行？”我问。　　“这——不知道。”他说，“问题首先是：那孩子有家什么的吗？”　　她当然也有家。　　我当天给警察打电话，问了她父母家的住址和电话号码，然后给她父母家去电话打听葬礼日期。如某个人说的那样，凡事只要不怕麻烦总可以弄清楚。　　她家在下町。我打开东京区划图，用红圆珠笔在她家所在地段做了个记号。那的确是东京城普通老百姓的聚居地。地铁线、国营电气列车线、专列公共汽车线如乱七八糟的蜘蛛网一般纵横交错茫无头绪。几条脏水河从中穿过，杂乱的道路犹如甜瓜纹紧紧附在地表。　　葬礼那天，我从早稻田乘上都营电车。在快到终点的小站下来打开区划图，但地图和地球仪同样无用，害得我买了好几盒烟问了好几回路才算摸到她家门口。　　她的家是一座围着茶色木院墙的老木屋。进得大门，左边是个小院，窄小得仿佛是在说“或许不无用处”。院角扔有一个早已废弃不用的旧陶火盆，火盆里积有15厘米深的雨水。院土很黑，潮乎乎的。　　也是因为她16岁便跑出家再未回来，葬礼只有亲属参加，静悄悄的。亲属也几乎全是上年纪的人，一个30岁刚出头不知是她胞兄还是堂兄的人在操持葬礼。　　父亲五十六七岁，个不高，黑色西服胳膊上套一个葬礼袖章，立在门房几乎纹丝不动，样子使人联想起洪水刚退的柏油马路。　　临走时我向他默默低了下头，他也默然低头。　　第一次见到她是1969年的秋天，我22岁，她17岁。大学附近有个小咖啡馆，我常在那里等朋友。咖啡馆虽不怎么起眼，但可以听到摇摆舞曲，边听边喝味道一塌糊涂的咖啡。　　她总是和我同座，臂肘拄在桌子上出神地看书。虽说她戴的眼镜俨然牙齿矫正器，手也骨节分明，但总像有一种容易让人接近的感觉。她杯里的咖啡经常冷冷的，烟灰缸经常堆满烟头。而书名却换来换去。有时是米奇·思比雷尔，有时是大江健三郎，有时是《金斯堡诗集》。总之只要是书即可。咖啡馆出入的学生借书给她，她便像啃玉米棒似的一本接一本看下去。那个时代大家都想借书给别人，我想看书方面她是从来没有为难过的。　　德尔茨、“滚石”、巴茨、迪普·帕布尔、穆迪·布鲁茨——也是那样一个时代。空气总好像紧绷绷的，似乎稍微用力一踢，一般东西都将顿时土崩瓦解。　　我们喝廉价威士忌，没滋没味地交欢，没头没脑地闲聊，借来借去地看书，如此一天天打发日子。而那个笨手笨脚的60年代也发着吱吱呀呀的响声即将落下帷幕。　　她的名字忘在了脑后。　　抽出报道她死亡的那个剪报自然可以记起，但时至现在名字之类已无可无不可了。我已忘掉她的名字，如此而已。　　一次见到往日同伴，偶尔提起她来。他们也同样不记得她的姓名。对了，过去不是有一个和谁都困觉的女孩么，叫什么名字来着？忘得一干二净。我也和她困过几次，现在怎么样了呢？路上突然碰见怕也闹不明白了。　　——从前，某个地方有个和谁都困觉的女孩。　　这便是她的名字。　　当然，准确说来，她也并非和谁都困觉，也自有她自己的基准。　　尽管如此，作为现实问题来看，她是同差不多的男人困了的。　　一次，我单纯出于好奇心，问过她的基准。　　“这个嘛——”她沉思了30秒，“当然不是说任何人都可以。觉得讨厌的时候也是有的。不过，也许终归我是想了解各种各样的人，或者说想了解对我来说世界是怎样构成的。”　　“通过一起困觉？”　　“嗯。”　　这回轮到我沉思了。　　“那么……可多少了解些了？”　　“多多少少。”她说。　　1969年冬到1970年夏，我和她几乎没见面。大学不是关门就是停课。我倒与这个无关，而在为一点个人的事焦头烂额。　　1970年秋天我再去那家咖啡馆时，顾客面孔全都换了，认识的只剩她一个。摇滚舞曲固然仍在放，但那股紧绷绷的气氛已荡然无存。唯独她和味道糟糕的咖啡同一年前无异。我坐在她对面的椅子上，边喝咖啡边谈论过去的同伴。　　他们大多从大学退学了。一人自杀，一人下落不明。　　“这一年干什么了？”她问我。　　“一言难尽。”我说。　　“聪明点了？”　　“一点点”　　那天晚上，我和她困了，是第一次。　　她的身世，我不太详细。好像有人告诉过我，也好像在床上从她口中听说过。大概是说高中一年级（高中！）的夏天同父亲大吵一架跑出家门。至于到底住在哪里，靠什么维持生活，就无人知晓了。　　她一整天都坐在摇滚乐咖啡馆椅子上左一杯右一杯喝咖啡，左一支右一支吸烟，边翻动书页边等有人代付咖啡钱和烟钱（对当时的我们来说还是一个数目的），之后基本同对方困觉。　　这便是我就她所知道的全部。　　那年秋天至翌年春，她每星期二晚上来一次我在三鹰市郊的宿舍。她吃我做的简单的晚饭，把烟灰缸装满，一边用大音量听FEN①的摇滚乐节目一边性交。星期三早晨醒来去杂木林散步，一起散步到ICU②校园，顺便去食堂吃午餐。下午在休息室喝稀释的咖啡，天气好的时候躺在草坪上看天。　　①Far East Network之略，美军远东广播电台，总部在洛杉矾。　　②International Christian University之略，国际基督教大学。　　她称之为星期三的郊游。　　“每次来这里，都觉得真像来郊游似的。”　　“真像来郊游？”　　“嗯。草坪一望无边，人们喜气洋洋……”　　她坐在草坪上，浪费了好几根火柴才把烟点燃。　　“太阳升起落下，人们赶来离去，时间像空气一样流淌，岂不有点像郊游似的？”　　那时，我21岁，再过几周就22了。眼下没希望从大学毕业，却又没有像样的理由离开大学不念。在这一切都莫名其妙地搅和在一起的绝望之中，几个月时间我都一步也未能踏出。　　我觉得整个世界在运转不休，唯独我滞留同一场所不动。1970年秋，目力所及，似乎无一不凄凄切切，无一不惨惨淡淡。就连太阳光和青草味儿以至低低的雨声都令我焦躁不安。　　好几次梦见夜行列车，千篇一律。车上充满烟味儿厕所味儿问乎乎的人群味儿，挤得几乎无立足之地，座席沾有过去的呕吐物。我忍无可忍，离开座位，在一个车站下来。而那里一片荒凉，一户人家的灯火也见不到，站务员也没有，没有时钟没有时刻表，什么也没有——便是这样的梦。　　那段时间里，有几次我好像对她很粗暴。如何粗暴如今是想不起来了。是否自己对自己粗暴亦未可知。但不管怎样，看上去她丝毫没有介意，或者不如说（说得极端一点）是在引以为乐，为什么我不知道。说到底，她在我身上寻求的恐怕并非温情。如此一想，现在也觉得不可思议，一时悲从中来，仿佛手突然触到空中飘浮的肉眼看不见的厚壁。　　1970年11月25日那个奇特的午后我至今仍记得真真切切。一场大雨打落的银杏树叶染黄了——黄得如干涸的河——杂木林间一条小径。我和她双手插进大衣袋，在这条小径来回踱步。除了两个脚踏落叶的鞋声和鸟尖锐的叫声别无任何声响。　　“你到底苦恼什么呢？”她忽然问我。　　“没什么大不了的。”我说。　　稍往前走了一段后，她在路旁坐下吸烟，我也挨她坐下。　　“总做坏梦？”　　“总做坏梦。大多梦见自动售票机找不出零钱。”　　她笑笑，手放在我膝头，又缩回去。　　“肯定不大想讲，是吧？”　　“肯定讲不好。”　　她把吸了一半的烟扔在地上，用运动鞋小心碾灭。“真想讲的事是讲不好的，不是么？”　　“不明白啊。”　　地面“扑棱棱”飞起两只鸟儿，仿佛被吸进去似的消失在没有一丝云絮的天空。我们默然望着鸟儿消失的方向。良久，她开始用小小的枯枝在地面画出几个莫名其妙的图形。　　“和你一起睡，我时常悲伤得不行。”　　“觉得很抱歉。”我说。　　“不怪你的。也不是因为你抱我的时候想别的女孩。那怎么都无所谓。我，”她突然闭住嘴，在地面缓缓拉出三条平行线，“不明白。”　　“也不是想把心封闭起来，”停了一会我说，“只是自己也把握不住发生了什么。我本想尽可能公平地把握各种事情，不愿意过分夸大或过分讲究现实。但那需要时间。”　　“多长时间？”　　我摇下头，“说不准，或许1年，也可能花上10年。”　　她把小树枝扔在地上，起身拍打大衣上沾的枯草。“暧，你不认为10年就像永远永远？”　　“是啊。”我说。　　我们穿过树林，走到ICU校园，一如往日坐在休息室咬热狗。下午两点，休息室电视上翻来覆去推出三岛由纪夫来。音量调节器出了毛病，声音几乎听不清。反正都跟我们无关。我们吃罢热狗，又各喝一杯咖啡。一个学生骑在椅背上拧了一会音量调节钮，之后作罢，跳下椅子不知去了哪里。　　“想要你。”　　我说。　　“可以呀。”　　她微微一笑。　　我们仍把双手插进大衣袋，慢慢走回宿舍。　　蓦地醒来时，她正在吞声哭泣。细窄的肩头在毛巾被下急促地颤抖。我点燃取暖炉，觑了眼钟：凌晨2时。夜空中央浮着一轮白亮亮的月儿。　　等她停止啜泣，我烧水泡了袋装红茶，两人喝着。没有砂糖没有柠檬没有牛奶，仅仅是热茶。之后点两支烟，一支给她。她吸一大口喷出，连续三回，随即咳嗽了一大阵子。　　“我说，你可打算过杀死我？”她问。　　“杀死你？”　　“嗯。”　　“干吗问这个？”　　她叼着烟用指尖擦了下眼睑。　　“只是想问问。”　　“没有。”　　“真的？”　　“真的。”我说，“为什么非杀死你不可呢？”　　“是啊，”她不耐烦似的点下头，“只是一下子觉得，给谁杀掉也并不坏。”　　“我不是杀人那类人。”　　“是吗？”　　“大概。”　　她笑笑，把烟戳进烟灰缸，喝了口杯里剩的红茶，又点燃一支烟。　　“活到25，”她说，“然后死掉。”　　1978年7月她死了，26岁。第二章　1978年7月　　　1．关于16步　　确认电梯关门那“咻”的一声压缩机声在背后响过之后，我缓缓合上眼睛。我将意识的断片归拢在一起，沿走廊朝门那边走了16步。闭眼16步，不多也不少。威士忌把脑袋搞得昏昏沉沉，犹如磨损了的发条。口中满是香烟的焦油味儿。　　尽管如此——即使醉得再厉害——我也能闭着眼睛像用格尺拉线一样径直行走16步。这是长年坚持这种无谓的自我训练的结果。每次喝醉我都直挺挺伸直脊背，扬起脸，把早晨的空气和水泥走廊的气味大口吸入肺中，尔后闭目合眼，在威士忌迷雾中直行16步。　　在这16步天地里，我已被授予“最有礼貌的醉酒者”称号。其实十分简单，只消把醉酒这一事实作为事实接受下来即可。　　没有“可是”没有“但是”没有“只是”没有“不过是”什么也没有，醉了就是醉了。　　这样，我得以成为最有礼貌的醉酒者，成为起得最早的白头翁鸟，成为最后通过铁桥的有篷货车。　　5、6、7……　　第8步站住睁开眼睛，做深呼吸。有点耳鸣，仿佛海风穿过生锈的铁丝网。如此说来，已有好久没看到海了。　　7月24日，上午6时30分。看海理想的季节，理想的时刻，沙滩尚未给任何人污染。唯有海鸟的爪痕如被风吹落的针叶零星印在水边。　　海？　　我重新起步。海忘掉好了，那玩意儿早已消失在往昔。　　第16步立定睁眼一看，自己已照例准确站在球形门拉手跟前。从信箱取出两天的报纸和两封信，夹在腋下。然后从迷宫般的衣袋中摸出钥匙，拿在手上把额头贴在凉冰冰的铁门。片刻，耳后似乎传来“咔嗤”一声响。身体如棉花吸满酒精，只有意识较为地道。　　罢了罢了！　　门打开三分之一，滑进身体，把门关上。门内寂静无声，过度的寂静。　　随后，我发现脚下有一双无带无扣的红色女鞋。鞋很眼熟，夹在满是泥巴的网球鞋和廉价沙滩拖鞋之间，看上去好像过时的圣诞节礼物，上面飘浮着细小尘埃般的沉默。　　她趴在厨房餐桌上，额头枕着两只胳膊，齐刷刷的黑发掩住侧脸。头发间闪出未遭日晒的白皙的脖颈。没印象的印花连衣裙肩口隐约闪出胸罩细细的吊带。　　我除去上衣，解下黑领带，摘下手表。这时间她一动没动。她的背使我想起过去，想起见到她以前的事。　　“喂！”我招呼一声，但听起来全然不像自己的语声，声音仿佛从很远的地方特意运来的。不出所料，没有回音。　　看情形她既像睡，又像哭，也好像死了。　　我坐在桌对面，指尖按住眼睛，鲜亮的阳光把桌面分开。我在光之中，她在淡淡的阴影里，阴影没有颜色。桌上放一盆枯萎的天竺葵。窗外有人往路面洒水。柏油路面响起洒水声，漾出洒水味儿。　　“不喝咖啡什么的？”　　还是没有回音。　　确认没有回音之后，我起身进厨房碾够两人喝的咖啡豆，打开晶体管收音机。碾罢豆粒，发现其实是想喝加冰红茶。我总是事后接二连三想起许多事。　　收音机一首接一首播放极为适合清晨的无害流行歌曲。听这样的歌，我觉得10年来世界好像一成未变。无非歌手和歌名不同罢了，我增加10岁罢了。　　看壶水开好，我关掉煤气。等30秒钟，把水浇在咖啡末上。粉末足足吸进热水，开始缓缓膨胀，这时温暖的香气开始在房间荡漾，外面好几只蝉叫了起来。　　“昨晚来的？”我手拿水壶问道。　　她的头发在桌面上略微上下摇了摇。　　“一直等我？”　　她没回答。　　水壶的蒸气和强烈的日光使房间变得闷气。我关上洗碗槽上面的窗户，打开空调器，把两个咖啡杯摆在桌面。　　“喝呀！”我说。声音一点点变回自己的语声。　　“喝点好。”　　足足隔了30秒，她才以缓慢而均衡的动作从桌面扬起脸，怅怅地盯视枯萎的盆栽。几根细发紧贴在湿脸颊上，微微的湿气如灵气在她四周游移。　　“别介意，”她说，“没打算哭的。”　　我递出纸巾盒，她用来无声地擤把鼻涕，不无厌烦地用手指拨开脸颊上的头发。　　“本来想在你回来之前离开来着，不愿意见面。”　　“心情变了？”　　“哪里，只是哪里都做得去。不过会马上离开的，别担心。”　　“反正先喝杯咖啡好了。”　　我边听收音机里的交通信息边啜咖啡，用剪刀剪开两封信的封口。一封是家具店通知，说若在指定期间购买家具可全部减价两成。另一封是一个不愿意想起来的人来的不愿意看的信。我把两封信揉成团扔进脚下废纸篓，嚼了剩下的一块奶酪饼干。她像在驱寒似的双手拢住咖啡杯，嘴唇轻贴杯边定定看着我。　　“电冰箱里有色拉。”　　“色拉？”我抬头看她。　　“西红柿和扁豆，只剩这个了。黄瓜变坏扔了。”　　“唔。”　　我从电冰箱拿出装有色拉的蓝色深底冲绳玻璃盘，把瓶底仅剩5厘米的色拉调味料全部淋到上面。西红柿和扁豆冻得如阴影似的瑟缩着，索然无味。饼干和咖啡也没有味道，怕是晨光的关系。晨光把所有的东西都分解开来。我不再喝咖啡，从衣袋掏出皱巴巴的香烟，擦燃完全陌生的火柴点上。烟支端头“嚓嚓”发出干燥的响声。紫色的烟在晨光中勾勒出几何祥图形。　　“参加葬礼去了。然后去新宿喝酒，一直一个人喝。”　　猫从哪里走来，打个长长的哈欠，然后一闪跳上她的膝盖。她搔了几遍猫的耳背。　　“不必解释什么，”她说，“那已跟我无关。”　　“不是解释，说说而已。”　　她略微耸下肩，把胸罩吊带塞进连衣裙。她脸上全然没有堪称表情的表情。这使我想起在照片上见到的沉入海底的街市。　　“过去一个一般的熟人，你不认得。”　　“是吗？”　　猫在她膝头尽情摊开四肢，“呼”地吐一口气。　　我缄口不语，望着烟头火光。　　“怎么死的？”　　“交通事故，骨头折了13根。”　　“女孩？”　　“嗯。”　　7点定时新闻和交通信息结束，收音机开始重新播放轻摇滚乐。她把咖啡杯放回碟子，看我的脸。　　“暧，我死时你也会那么喝酒？”　　“喝酒跟葬礼没有关系，有关系的只是开头一两杯。”　　外面新的一天即将开始。新的炎热的一天。从洗碗槽上面的窗口，可以望见高层建筑群，它比平日远为炫目耀眼。　　“不喝冷饮什么的？”　　她摇头。　　我从电冰箱拿出一罐彻底冰镇的可乐，也没往杯里倒，一口气喝光。　　“跟谁都困觉的女孩。”我说。简直像悼词，故人是跟谁都困觉的女孩。　　“为什么对我说这个？”　　我也不知为什么。　　“总之是跟谁都困觉的女孩子？”　　“的的确确。”　　“但跟你是例外喽？”　　她声音里带有某种特殊意味。我从色拉碟扬起头。隔着枯萎的盆栽看她的脸。　　“这么认为？”　　“有点儿。”她低声道，“你嘛，是那种类型。”　　“哪种类型？”　　“你有那么一种地方，和沙钟一个样，沙子没了，必定有人赶来填回。”　　“大概是吧。”　　她嘴唇绽开一点点，又马上复原。　　“来取剩下的东西的。冬天用的大衣、帽子，等等。已经整理装在纸壳箱里了，有空儿运到运输社那里可好？”　　“运到你家去。”　　她静静摇头：“算了，不希望你来，明白？”　　的确如此。不着边际的话我是说得太多了。　　“地址晓得？”　　“晓得。”　　“这就完事了。打扰这么久，抱歉。”　　“文件那样就可以了？”　　“唔，都结束了。”　　“真够简单的。还认为呷嗦得多呢。”　　“不知道的人都那么认为。其实很简单，一旦结束的话。”这么说着，她再次扬猫的脑袋。“两次离婚，差不多成专家了。”　　猫闭眼伸了下腰，脖子轻轻枕在她手腕上。我把咖啡杯和色拉碟放进洗碗槽，拿账单当扫帚把饼干渣收在一起。眼球里面一剜一剜地痛。　　“细小事都写在你桌子的便笺上了——各种文件放的地方啦，收垃圾的日期啦，不外乎这些。不清楚的就打电话。”　　“谢谢。”　　“想要孩子来着？”　　“哪里，”我说，“不想要什么孩子。”　　“我相当犹豫过。不过既然如此，没有也好。或者说有小孩不至于如此吧！”　　“有小孩离婚的也多的是。”　　“是啊，”说着，她摆弄一会我的打火机，“现在也喜欢你的，肯定不是这方面有问题。这我自己也非常清楚。”　　　2．她的消失，照片的消失，长筒裙的消失　　她走后，我又喝了一罐可乐，然后冲热水淋浴刮须。香皂也好洗发液也好剃须膏也好，什么都开始变少了。　　淋浴出来，梳发、抹香水、掏耳朵。接着去厨房热了热剩下的咖啡。餐桌对面再也没有人坐。静静望着谁也没坐的椅子，觉得自己好像成了小孩子，一个人留在基里柯油画中奇异陌生的街道上。但我当然不是小孩子。我什么也不想地啜着咖啡。慢慢花时间喝罢，发了一会呆，之后点燃支烟。　　整整24小时没睡，却莫名其妙地不困。体内倦倦的懒懒的，唯独脑袋犹如熟悉环境的水生动物在纵横交错的意识水路中没头没脑地往来穿梭。　　怔怔打量无人椅的时间里，我想起过去看过的一本美国小说。妻子离家后，丈夫把妻子的筒裙挂在对面椅子上挂了好几个月。如此想着，开始觉得这构思不坏。倒不是能解决什么，但总比放早已枯萎的天竺葵盆栽聪明得多。即使拿猫来说，若有她的东西也可能多少安静些。　　逐个拉开卧室她的抽屉，哪个都空空如也。一块虫子咬过的旧围巾，三只衣挂，几包卫生球，别无他物。她把什么都席卷一空。原先逼仄地摆在卫生间里的零零碎碎的化妆品、卷发夹、牙刷、吹风机、莫名其妙的药、月经用品以及长筒靴、木展、拖鞋等所有穿的东西，帽盒、整整一抽屉饰物、手袋、挎包、小提箱、钱夹，总是叠放得整整齐齐的内衣、袜子、信——大凡散发她气息的东西尽皆荡然无存，甚至指纹都了无遗痕，我觉得。书箱和唱片架的大约三分之一也不翼而飞。那是她自己买的或我送给她的书和唱片。　　打开影集一看，她的照片全都取下，一张没剩。我和她的合影，她那部分齐齐剪下，只有我剩了下来。我单人的照片和风景照动物照依然如故。这样，3册影集里收存的便成了被彻底修整了的过去。我总是孑然一身，其间点缀着山、河、鹿、猫的照片，简直就像生下来时一个人，迄今始终一个人，以后也一个人似的。我合上影集，吸两支烟。　　我想长筒裙留下一条何尝不好，但这当然是她的问题，由不得我说三道四。她决意什么也不留下，我只有顺从而已。或者如她期望的那样，只好当她一开始就不存在。她不存在的地方，她的长筒裙也不存在。　　我把烟灰缸浸入水中，关掉空调和收音机，又想了一通她的长筒裙，死心上床。　　我答应离婚，她离开公寓已过去1个月了。这1个月几乎毫无意义。虚无缥缈的、犹如温吞吞的咖喱样的1个月。我根本不觉得有什么发生变化，实际上也什么都没变。　　早上7点起床冲咖啡，烤面包片，出门上班，在外面吃晚饭，喝两三杯酒，回到家在床上看1个小时书，熄灯睡觉。周六周日不工作，一清早就开始转几家电影院打发时间。之后照常一个人吃晚饭，喝酒，看书睡觉。一个月我就是这样度过的，恰如某种人把月历上的数字一个个涂黑。　　她的消失，在某种意义上我觉得是无可奈何的，无非已经发生的事发生了罢了。哪怕我们4年过得再风调雨顺，那也已不再是重要问题，一如被抽去照片的影集。　　与此同样，即使她同我的朋友长时间以来定期睡觉而某一天索性搬去同居，也算不上什么了不得的问题。那种事是完全可以发生并且实际上屡屡发生的。纵然她果真如此，我也并不觉得发生了什么特殊事件。说到底，那是她本身的问题。　　“说到底，那是你本身的问题。”我说。　　那是她提出离婚的6月间一个周日午后，我把啤酒罐的易拉环套在手指上玩弄。　　“你是说怎么都无所谓？”她问，语调非常缓慢。　　“也不是说怎么都无所谓。”我说，“只是说那是你本身的问题。”　　“说实话，并不想和你分手。”她稍后说道。　　“那，不分不就行了！”　　“可是和你一起，哪里也到达不了的呀。”　　往下她什么也没说，但我觉得她想说的不难明白。再过几个月我就30，她就26岁了。较之前路上将面临的物的规模，我们迄今所筑造的委实太微乎其微了，或者说是零。4年时间简直是在靠存款坐吃山空。　　责任基本在我。我大约是不该同任何人结婚的。至少她不该同我结婚。　　起初，她认为自己为社会所不容而我为社会所容。我们较为成功地扮演了各自的角色。然而在两人认为可以一直这样干下去的时候有什么坏掉了。尽管微不足道，但已无可挽回。我们置身于被拉长了的、平静的死胡同中。那是我们的尽头。　　对于她，我成了已然失却之人。无论她怎样继续爱我，那都已是另一问题。我们过于习惯相互的角色了。我再也没有能够给予她的了。她本能地明白这一点，我凭经验了然于心。不管怎样都已无救。　　这么着，她连同几件筒裙一起从我面前永远地消失了。有的东西被遗忘，有的东西销声匿迹，有的东西死了，而其中几乎不含有悲剧性因素。　　7月24日，上午8时25分　　我确认电子表上这四个数字，然后闭起眼睛，睡了。第三章　1978年9月　　　1．鲸的阴茎，身兼三职的女郎　　同女孩困觉，我觉得既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又好像相反根本不值一提。就是说，有作为自我疗养行为的交合，有作为消磨时间的交合。　　有的交合始终属于自我疗养行为，有的交合一贯是为消磨时间。既有起初属于自我疗养行为最后算是消磨时间的，又有相反的情况。怎么说呢，我们的性生活同鲸鱼的性生活有着根本差异。　　我们不是鲸鱼——就我的性生活而言，这乃是极重要的命题。　　小时候，从家里骑自行车大约30分钟路程的地方，有个水族馆。水族馆内总是阴冷冷的水族馆式的沉默一统天下，只有时而“哗啦”溅起的水花声从哪里传来。暗幽幽的廊角仿佛有鱼身人在屏息敛气。　　一群金枪鱼在巨大的水池里往来游动，鲟鱼沿狭窄的水路逆流而上，锯刺鲑朝肉块呲出尖牙利齿，电气鳗鱼一闪一闪亮起小里小气的电珠。　　水族馆里有无数的鱼。它们名字不同鳞片不同腮鳍不同。我实在不明白地球上何以存在如此种类繁多的鱼。　　当然，水族馆里没有鲸。鲸过于庞大，即使把水族馆毁掉弄成一个大大的水槽也没办法养它。但水族馆里放有鲸的阴茎，也就是所谓代表物。这么着，整个多愁善感的少年时代我都没看原原本本的鲸而一个劲儿看鲸的阴茎。在阴冷冷的水族馆式甬路散步散腻了，我便坐在寂无声息的天花板极高的展厅沙发上，对着鲸的阴茎呆呆地度过几个小时。　　看起来它有时像一株干枯的小椰树，有时像一穗巨大的玉米棒。如果那里设立有“鲸鱼生殖器·雄”的标牌，恐怕任何人都不会注意到那便是鲸的阴茎。那与其说是南极的产物，莫如说更有中亚沙漠出土文物的意味。它不同于我的阴茎，也有异于此前我见过的任何阴茎。并且那上面漾出一种哀戚，一种被割阴茎特有的难以言喻的哀戚。　　第一次同女孩性交后想起的，也是这巨大的鲸鱼阴茎。想到它是沿着怎样的命运之路经过怎样的经纬来到这水族馆空空荡荡的展厅的，不由一阵心痛。我觉得这里边没有任何获救的希望。但我才17岁，显然还太年轻，不可能对一切感到绝望。于是，那以后我便这样认定：　　我们不是鲸！　　我在床上一边用指尖捏弄新女友的头发，一边不断考虑鲸。　　我所记起的水族馆总是时值秋末。水槽玻璃冰一样冷，我身裹厚厚的毛衣。从展厅大玻璃窗望见的海呈深铅色，无数白浪使人想起女孩身上连衣裙的白色花边。　　“想什么呢？”她问。　　“往事。”我说。　　她21岁，拥有苗条娇好的身段和完美得足以使人入魔的一对耳朵。她在一家小出版社当临时校对员，又是耳模特，还是仅由有教养的圈内人组成的小俱乐部所属的应召女郎。至于3个之中哪个是她的本职，我不清楚，她也不清楚。　　但若从哪个是其本来面目这点来看，耳模特是她最为自然的面目。我这样认为，她也这么想。只是耳广告模特大派用场的领域极其有限，所以无论作为模特的地位还是酬金都低得不能再低。一般广告代理商、摄影师和制作人都仅仅把她作为“耳持有者”来对待。耳以外的她的肉体和精神被完全抛弃完全置之不理。　　“其实不是那样的，”她说，“耳朵就是我，我就是耳朵。”　　作为校对员的她和作为应召女郎的她绝对——哪怕一瞬之间——不向人出示耳朵。　　“因为那不是真正的我。”她解释道。　　她所在的应召女郎俱乐部的事务所（名义上大致为演员俱乐部）位于赤坂，大家称为埃克斯夫人的经营者是个满头银发的英国妇女。她在日本生活了30年，讲一口流利的日语，基本汉字也差不多认得。　　埃克斯夫人在距应召女郎俱乐部不到500米的地方开一间专间招收女性的英语会话教室，在那里她把看起来纯正的女孩挑到应召女郎俱乐部去。反过来，应召女郎也有几个人在英语会话教室学习，她们当然得以免除几成学费。　　埃克斯夫人把应召女郎称为“Dear”①。她口中的“Dear”有一种春日午后般绵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