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美苏如果一起配备防卫系统，据说就能保障各自本土的安全，因此，也许挑起一场包括欧洲的核战争在内的“有限的”纠纷（笔者注：有必要使围绕日本列岛海域的核战争恶梦再次重复么）。所以北大西洋公约总部警告说，美国的战略防御能引起“同盟国内危险的分裂倾向”。概括我自己的想法，就是在今天和明天的核状况之下，把新的扩军用于裁军谈判的条件这一有冒险性的危险上，任何谈判的成果都不可能得到平衡。我已经重复写过，除非从乔治·凯南起，凡是真心忧虑今天核状况，有多年来身居负责岗位，有经验有思考的有识之士们提出提案时，首先是核保有国主动地开核裁军会议，以此为立足点，召开一次本质上和以前大不相同的核裁军谈判，就根本不可能是“把希望给与未来的绝妙之物”，这事我在北京那次午餐会上本来想说，但是担心有损于那个团聚气氛而没有说，但明年想公之于众的想法。重复地说，我对于托姆逊、凯南以及凯利，对于战斗的人道主义者都有深刻印象。尽管凯南总是自觉地以基督教徒为立足之点而发言，最近他的谈论中还不习惯“战斗的”这个词，但他毕竟是个温厚的人。他们的战斗的人道主义，正如曼自己就是这样的人一样，毕竟通过苛酷的现实经验，特别是经过了反对把自由与宽容，自由讨论的原则被它的仇敌们寡廉鲜耻的狂信主义眼看着给吞食下去的锻炼。谈文化大革命中自身经历的巴金的《随感录》、《真话集》无不明确地表明了这一点。在东京的讲演中，巴金排斥了悲观主义文学，这位老大家憎恶最肤浅的乐观主义者们，他那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可能有的、包括对自己充满苦涩的自我批判的书，是使人完全相信的。如果重新考虑战斗的人道主义的定义，我认为它和中野重治所说的果敢地前进的悲观主义者是表里一致的。只要从日本人这方面来看今天的核状况，我一直在想，我们自己把自己无条件地搞成了深重的悲观主义的俘虏。大学时代就是好朋友的一位医学家对我说，你没有因为悲观主义而自杀，与其说是由于自我勉励的精神力量，倒不如说是由于强健的肉体的力量，这一点也许你自己没有意识到。我的身体的确如朋友所说那么强壮，没有麻烦他们当医生的。回想起来，中野重治和渡边一夫都是身体强壮的人。如果他们携起手来，以果敢地前进的悲观主义者的姿态大步前进，可以想象那前景是错不了的。而且通过这一想象，我对于他们共有的战斗的人道主义有了更明确的定义。我想把它用自己的语言传达给年轻的人们作为自己的一项工作，才写了这篇文章。此次中国之行，对于作家的我来说，最使我感动的是，在北京参观了鲁迅故居和博物馆的时候。青年们常常念诵的裴多菲的诗句，我看到鲁迅也引用过，为了很好地理解它的思想，我想起《野草》这个有名的短篇，由此也想到１９３２年他在上海出版的自选集上的自序，我想把其中的一段抄在这里。他也是战斗的人道主义者。是竹内好译的。“我开始写小说是１９１８年，《新青年》上提倡‘文学革命’的时候。……但是老实说，我对‘文学革命’还没有热情。我看到辛亥革命，看了第二次革命，看了袁世凯炮制的阴谋和张勋复辟的阴谋，看了其他许许多多，完全怀疑了，失望之余非常沮丧。今年，民族主义文学家在某小报上写道：‘鲁迅深表怀疑’。说的一点也不错。我目前就怀疑这些人未必是民族主义文学家，谁也不知道今后变成什么样。不过我也怀疑自己的失望。因为我看的人和看的事极其有限。这想法给了我拿起笔的力量。／‘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我觉得这么谈的鲁迅才是最值得记住的具备战斗的人道主义的、果敢前进的悲观主义者。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生的定义十二　“此项待续”和这些生在同一时代的、而且以彼此了解深以为幸的人们一起，以编辑者为中心多方筹备的季刊《海尔梅斯》①（岩波书店出版）终于创刊了。纪念出版的集会上编辑者们谈话的时候，我引用了两首诗。这些诗是从以前每逢自觉意识到生活转换期的时候，就像地下水一涌而出一般在我心里复苏的诗，也是年复一年徒增感慨而反复吟诵的诗。总之，花费好长时间和朋友们创刊了新的杂志，也可以说这是自己的人主告一段落，自然而然地有此表露吧。①HermeS希腊神话中为众神传信，并掌管商业管理道路之神——译注。第一首诗是叶芝的作品，是长诗《一九一九年》的一段。我曾经为加深记忆而把它试译出来，夹在全诗集里。“飞向荒凉天空的天鹅。／它的形象带来了粗犷，也带来了愤怒，／所有的事物应该让它结束，／用回忆描写我辛劳备至的人生／甚至半靠思索描写／甚至仅仅写了一半／啊，我们已经进入梦境／为什么现在不抹掉恼人的困厄／寒冬的风吹来／不学不行么？梦中我们的头已经破碎。”当时我特别注意布莱克的新柏拉图主义，所以对我来说，这首诗首先使我深入地理解了这部作品，原来早就由叶芝经过先进地侧面研究，认为它是布莱克重振风采的很有力量的作品，并且在“柏拉图周年”时提到它，同时称它是歌颂新柏拉图主义的灵魂与肉体的作品。那印象一直持续到现在，再加上想到它是表明多年工作的诗人一生之中分歧点的作品，仿佛诗人那粗犷的叹气声依然回响的作品，所以照旧打动我的心。因为我也正处在一生中的分歧点，怎样发出回声，有待我不久的将来以小说的形式表现——总之，随笔文章过于带有自白式的多义性——它的内容。所以，我把天鹅的飞翔当作粗犷和愤怒的象征在头脑中描绘，同时重复了下面一段：“啊，我们已经进入梦境／为什么现在不抹掉恼人的困厄／寒冬的风吹来／不学不行么？梦中我们的头已经破碎。另一个诗是奥登①的《一九二九年》中的一段。这位诗人使我对诗的感受性受到尖锐而且深刻的影响。我这里引用深濑基宽的译文。奥登是对叶芝怀有复杂心情然而深表敬意的晚辈的诗人。奥登悼念叶芝逝世的诗中，下述一段我至今仍然牢记在心：“诗人啊，起步吧／一心一意地朝着暗夜的深渊之路走去吧／你以沉静的声音／述说我们的欢喜之路吧／／给诗的调子培上土吧／从诅咒之中开辟出葡萄田吧／把人间的蹉跌／以悲叹的欢喜歌唱吧。／／在心脏的荒野之中／让厚惠于人的泉水喷出来吧／让幽囚于牢狱者尽成自由之人／教给人们以赞美之道吧。”①Wystan Hugh Auden，英国诗人（１９０７—１９７３）。艾略特之后的新诗运动的代表人物。经常发表政治色彩极浓、社会主义内容的诗。代表作有《不安的时代》——译注。《一九二九年》在下述写得很美的开头部分已经肯定地发出了不祥之音，这是充满苦涩的自省自察的诗，我读了它的开头部分。那是复活节的时候，我在公园里漫步／边走边听池中的蛙鸣／美丽的云团在那辽阔的晴空／十分悠闲地飘然而去，我却目不转睛地望着它／给新的名字加进新的意义／对伸过来的新手用新的力量去握，为不停地前进的人世而使用新的语言／这是世上所有的恋人和诗人们都能看得见的季节。／边想这些忽然看到／孤零零的一个男人坐在便椅上哭泣／低着头，咧着嘴／衣冠不整，面貌丑陋，像个刚出蛋壳的雏鸡。现在重新把它抄在这里。对于为纪念《海尔梅斯》季刊创刊而前来相聚的人们，我把这两篇诗各引一段并讲了话，但是我仍然担心，是否没有很好地传达我的意思。至于在我的讲话里怎样把这两篇诗联系起的，我看只要明白叶芝的《一九一九年》和奥登的《一九二九年》相隔十年而标题相似这一点就行了。于是我想重新整理自己对这诗的感受。看一看一定的生存期间一直从事文学工作——说看一看一直在艺术以及其他领域工作也可以，与艺术无关的工作也一样。我注意的是一定的生存期间这个问题，这里我想立足于自己的经验说话，所以先把文学工作当作立足点，然后再向一般方面展开——觉得准确到连年、月、日都清清楚楚。这时，断开之处的两侧就像两脚各踩一侧站在那里一样，过去的工作就会叠在上边，回顾一定的生存期间，过去自己从来没看到的光景，自己本人在这一光景里往往是轮廓分明，分明得使自己不能不为之愕然。使我觉得这个自己，或者是不学不行么？梦中我们的头示经破碎而必须向自己诉苦。或者这个自己在清楚地看到从过去到现在的生存光景之中，和那个坐在便椅上哭泣，低着头，咧着嘴，衣冠不整，面貌丑陋，像个刚出蛋壳的雏鸡的人一模一样。奥登的诗没有完，接下去便是以下这样的句子。因此我想起了死去的人们／他们的死成了季节开始的必然条件的人们／对于这个季节只是凄凄惨惨回头望去／对于圣诞节的愉快怀念不已的人们／在沉默中消失，泪眼矇眬的冬天的对话等等。我对于这些诗的思索，主要是因为我自己现在正碰上它，同时也因为我对死去的人们抱有真挚的感情，比如说和十年之前自己所感受的，已经完全不同了。如果整理一下自己过去所思考的所谓死的定义，可能是这样的：年幼的时候，对于某些人的死，感到失去了极其宝贵的人，似乎出现了无法恢复原样的坑，而且这种感觉翻来覆去很难抹掉。但是自己现在意识到的是与此不可比较的几乎是暗淡的感情。总而言之，也就是自己已经找到自己的感觉是：他们死去的同时，活在这个人世上所遇到的最好的东西确实因此而丧失了一部分，已经无可恢复。我常常——差不多完全像个退职老人那种感触——怀念那些死去的人们的同时，也看到了和他们一起去了另一世界，对于这个现实世界所谓最好的部分久久念念不忘的自己。死去的人们之中，我最思念不已的是渡边一夫，他晚年常说，自己最亲近的人已经大多去世。那句话的最深层所包容的巨大的哀叹，到了我现在这个年龄我才觉得，有着现实的同感。年龄？对你来说，你是不是说得有些为时过早？既然这样，我就换个说法，只好说这个时代使我如此感知而早熟的。使我不能不感到，在这核时代，难道不是核覆盖了整个世界而且成了一种象征，它把世界上一切好的事物涂上了一层怎么也擦不掉的脏东西么？难道不是它让万民期望的高度科学技术社会前进的巨流，按照它所指的方向滔滔前进的么？我难以忘怀的许许多多死去的人们，在朝着规定方向的文明前进之中，无不坚决拒绝按它所指的方向前进，我也是按照他们这样展开思路的。总而言之，我的感情有时是被这样捆得紧紧的：那些死去的人们是没有直接的支持者的，而现在的我们又是正在被黑暗的浊流推着走下去，这个现实世界里，太阳全被阴翳挡住一般，毫无生气。如果还要引用深濑基宽译的艾略特的《空虚的人们》中的诗句，那么，我想引用如下一节，因为我感到这一节最恰当地表现了我的内心所思：“两眼发直地瞪大着眼睛／渡到彼岸死的王国的人啊／如果有心就把我们记住——／你成不了猛然纵身跳进地狱的魂灵／你只是空虚的人／只是剥制的人。”还说“在死的梦幻的王国／梦中的我害怕那凝视的眼睛／这眼睛，并不露出来／那眼睛在那里么／斑斑剥剥照在圆柱上的阳光／那里一棵树在摇曳／人声在风的歌里／比一颗黯淡下去的星星／还遥远还沉重的风的歌。”不言而喻，我也并不是一天到晚仅仅思考那些死去的人们的事，也不是仅仅思考他们从这边带到那边去的美好事物。如我开头所写，和自己差不多年岁相等——也就是同年代的生者与死者——的人们一起，创刊新杂志这样的事，的确是可喜的，而且以这种可喜的心情办下去。然而即使在这种积极的、有充实感的工作之中，和它带来的勃勃生机的喜悦并不矛盾的死去的人们那种阴翳插了进来。具体说来，《海尔梅斯》的发刊词上引用了，对于编辑同人来说无可代替的人，已经成了死去的人们中一员的林达夫的话。我发表在创刊号上的小说里，把围绕林达夫之死的思索作为最大的主题。总而言之，活下来的人们在他们自主的行为之中，总想把死去的人们带到另一世界而又无可代替的东西，或多或少地拿回现实世界来。把取回来的东西当作给与自己的智慧的资产，当作精神的资产，认真地给与重新认识，并且把它传达给下一代，我对此一定尽力而为，在这里先记下这一笔。让我再一次引用艾略特的作品，前面的那诗的结尾是这样的：“这样，这个世界就算完了／这样，这个世界就算完了／这样，这个世界就算完了／毁灭没有完，因为人在哭哭啼啼。”想到核时代亲眼目睹这个世界完全毁灭，那么，反复吟唱This is the way theworld ends，紧接下去的Not with a bang but a whimper．这一行，我以为具有极其生动的预言性。在核状况的沉重和黑暗日渐加大的情况下，我们不能让Withapang把这个世界毁灭，在最后关头只靠Whimper的呼喊而不奋起抵抗是不行的，这样的反省会激发我们奋起。总而言之，我认为在这个时代甘当果敢前进的悲观主义者，应该说是我们生存态度的根本定义之一。关于我们的生存态度的根本定义。我总觉得，具体地思念死去的人们之中这个人那个人的时候，他的定义中最具体的东西好像在自己的心里反刍一样。我在前面的文章中已经写了和他们的直接关系，写了他们给与我的生存态度的定义。残存的记忆之中他们直面的那些各种各样的生存局面不断地重现，他们昭示给我的生存态度的定义在我心中复苏的时候，他们已经是另一世界的人——尽管这种丧失之感再次感觉深而且重，但恰好因为这个缘故才有如此感觉——了，但是他们的生存态度的定义，现在仍然对于活着的我们起着作用，我相信，等我们走向另一世界的时候，他们昭示给我们的生存态度的定义上必须再加上我们的补注，传给活着的一代，而且也能够这样传下去。我手头有一篇最典型地表明着今天的情况之下，去了另一世界的人和活着的人们以及下一代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之中的生存态度根本定义。这就是广岛长崎的原子弹受害者们跨过巨大困难而活跃的“日本受害团体协会”，于１９８４年冬发表的《原子弹受害者的基本要求》。这是比多年来要求制定“原子弹受害者支援护法”运动更向前迈了一步的文章。我说多年来，证据之一便是我十年前写的《面对情况》的文章结尾部分用了“耻”的回忆这句话，现在把其中的一节引用在这里。“恐怖心和被动的情绪相反，它是源于想象力的人的自我表现，本质上是能动的，它突出地表现在（我并不是没有一般日本人引以为耻的记忆而写的）冬天或者通宵静坐的那些受害者要求制定受害者支援护法运动的全部过程中。受害者们已经是中、高年龄的人，他们为了健康和生活而要求国家给与援助，理由正当，但是他们提出此项要求的同时，还希望对他们要求国家走向和平之路的意志给与充分肯定，并且表明坚持此项运动的精神。／他们是原子弹带来的人间悲剧的体验者。饱尝痛苦与辛酸而活下来的受害者，他们也是我们这个时代对于核武器恐怖掌握最现实、最科学的确证的人。然而他们却不是被恐怖所能动摇的人。他们能动地为自己的健康和生活而斗争，并且为此不惜向政府挑战，同时更高瞻远瞩，怀有强烈希望国家和平的意志。他们对核时代的想象力，是把自己的健康与生活同希望国家和平的意志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他们才坚持要求制定受害者援护法的运动，并迈出了第一步。”这一运动影响之下形成了全国规模的高潮，具体表现就是作为厚生大臣咨询机构而成立了原子弹受害者对策基本问题恳谈会，但是，１９８０年政府却明确表示拒绝制定“原子弹受害者援护法”，政府按此方针行事，居然无视受害者们多年的奋斗以及国民的支持。然而受害者们决不屈服，他们差不多用了五年的时间，与专家反复讨论，表明“受害者团体协会”的基本构思才得到认可的就是这篇文章。文章根据长期运动的经验和周到的讨论，通俗易懂地表达根本性的设想。我是该文章的参与其事的人，对该文怀有敬意，不妨引用其中几段如下。美国投原子弹，造成了人类史上最早的核战争灾难。／其行为是无差别、非人道地对待战争，其违反国际法一事，已经由原子弹裁判裁定，日本政府也认为“违反国际法精神”。强制他人受原子弹灾害，决不能再次发生。／决不允许重演的原子弹灾害，根本不是由于受害者的责任引起的。“追本溯源，战争乃国家之行为而发生者”（１９７８年最高法院判决）。／反人类的原子弹灾害既然是战争的结果产生的，对其受害给与补偿，乃实行战争之国理所当然之责任。／及时制定‘国家补偿之原子弹受害者援护法’乃日本政府的义务。／日本政府关于对日和平条约，放弃对联合国提出一切请求损害赔偿权，其中包括原子弹受害者之请求权。这不仅无视原子弹受害者，事实上也放弃了追究投掷原子弹之责任。对美放弃请求权的政府更应根据本身之责任及早制定援护法。／尽管如此，日本政府不仅同美国占领军一起一直掩盖原子弹受害之事实，而且原子弹受害者最需要援护的１２年之间不采取任何援护政策，弃置不顾。在此期间许多受害者已经去世。／其后，作为运动之成果，制定了原子弹受害者医疗法、特别措施法，但对最多受害者的死者却没有补偿，各种津贴支付要领上还有所谓限制所得规定，简直谈不到对受害者给与“国家补偿”。甚至为了掌握原子弹受害者的实际情况应该作的调查，政府直到现在从未实现过。／原子弹受害者对策基本问题恳谈会对于上述意见，认为受害者的对策“应该是立足于广义上的国家补偿的见地考虑的，然而却以现行两法来充当。而且还说什么国民对于战争的牺牲“必须忍受下去”从而拒绝制定援护法。国家补偿的原子弹受害者援护法直到现在之所以仍未实现，是因为日本政府拿基本问题恳谈会的意见作挡箭牌，让原子弹受害者们依旧“忍受”下去，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广岛、长崎被炸以来已逾四十年，受害者很快就老龄化，“如不尽快补偿，我们就等不及了”，这呼声令人痛心。／核战争迫在眉睫的今天，为了使受害者生命多延长一天，让他们继续呼吁废除核武器，援护实为不可或缺的延命之粮。没有直接表现“受害者的要求”，紧接着便是下面的话：“当此被炸４０周年之际，受害者作如下由衷的呼吁。／不要发动核战争，废除核武器！／现在要立刻制定援护法！／此项要求有成果时，受害者才能以‘和平柱石’的面貌生存下去，死去的人才算瞑目。／要筑起为了防止人类‘重遭灾难’的城堡。——这是历史给与原子弹下幸存下来的我们的使命。惟有完成这个使命，才是受害者能够留给下一代的惟一的遗产。”把死去的人们和活下来的我们联系在一起，这不就是很好地表现出给下一代留下核时代认真的生存态度的定义么？表明胸怀此志而仍然活下去，虽有困难然而真挚地坚持生存的定义，这就是许多走向老年的受害者们生存态度的定义。从今年冬天起重新开展的以达到“原子弹受害者之基本要求”为目的的受害者团体协会的运动，必须要求日本各地许许多多的人们给予大力支持，特别是要求青年们参加此项运动，学习广岛、长崎受害者们生存态度的定义，对他们来说也是最重要的自我教育。应该提到，我们早就有负面的经验，但是，被核状况之下的悲观主义——并非果敢地前进的悲观主义者，而是守旧的悲观主义——拘束而不能重新振作的自己，认识到这是耻辱从而觉醒的，正是受害者团体协会以及受害者们的思想和行动促成的。因为他们认为，他们这些人顽强地主张要建立没有核武器的世界，但是另一部分人却认为废除核武器无望，这就等于把自己置于无舵之船一般，所以自己决不能对此采取容忍态度。这几年，不论在欧洲，在美国，有人告诉我，他们对于广岛、长崎的受害者们谈自身经历的话，听了大为感动，并会见了那里男女老少市民运动家们。每次和他们谈话，我总的感觉可以大致概括如下：广岛、长崎的受害者已趋老龄化，帮助他们的年轻的社会事业义务工作人员们展览被炸实相的照片，同时口述他们个人的经历。地上受灾的人之多之惨，规模之大，给每个参观者以巨大冲击。而且，他们述说众多的生活于悲惨之中的受害者们的经历——当然是那些众多被炸后死去的人口述而由义务服务人员转述的——这份辛劳非常感动，因为这对于防止未来重现原子弹受害者的惨剧很有帮助，而且关键的地方很受鼓舞。其次是因此他们也意识到，客观上核状况的条件越来越恶化——必须把它推翻，然而推翻它的方法和劳动量也日渐困难和增大——的情况下，人类是主体条件，有朝一日必然废除核武器，对于这个方向和理由更加相信。想到这些，我再次想起死去的人们之中，不用说对于我自己，即使对于众多的同时代的人也是无可代替的渡边一夫喜欢引用的塞南库尔说的话，那勉励人奋进的声音，仿佛清清楚楚地响在耳边。也许人要灭亡的。但是在抵抗之中倒下去好不好？假如我们抵抗以后仍是虚无，也不要把它硬说成是正确的好不好？只凭这样的话，我对塞南库尔新的认识也许很难让人理解。但是，假定一位受过原子弹灾难的老年人出现于寒冬之夜的集会——它不是作家靠他的想象力编造的场面，而是根据前面提到的基本方针开展的国民运动“受害者团体协会”的集会上屡见不鲜的现实场面——的时候也这么说：也许核武器终于毁灭了人类，也许就是这样，那么，我们在抵抗中毁灭好不好？即使我们抵抗之后是热核战争的虚无，也不要把它硬说成是正确的好不好？那么，听到这些话的新一代首先是他们自己受到鼓舞与勉励，一定奋发而起，为了不要出现全人类沦为这种虚无而仍旧说成正确的局面而下定决心，希望加入到原子弹受害者的运动中来，这样，岂不就找到了自己主体的存在了么？这样，就和果敢地前进的悲观主义者的决心直接联系一起了。总而言之，我相信这就是在我们自身之中复苏渡边一夫、中野重治坚持的生存态度的定义，把广岛、长崎３０余万死去的人们的遗念，让下一代当作筑起积极的城堡的使命，同幸存的原子弹受害者的生存态度的定义一致，并为此而奋起。我在开始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想到中野重治战后第一部小说中有“此项待续”这句话，自己也三番五次地感到必须写，实际也这么说出去了。在这篇文章结尾的时候，发觉要写“此项待续”的想法比预感更加强烈。我现在意识到也写过现在的自己正处在生存的断缝之处，正因为处在这断缝之处，所以脑子里常常想到，面对这断缝之处自己该如何把自己的人生连结起来，即使从这一意义来说，“此项待续”对现在的自己就是一个重要课题。何况自己已经是生存处于断缝之处的年龄，这把年纪的自己同要求和我谈话的新的一代之间，很明显的一点便是越过了这断缝之处，那么，这接合之处又是什么呢？这个问题不能不使我反复思索，所以，包括许多意义的“此项待续”就在我心中时明时暗。比如，中野重治写了“此项待续”，他是如何续起来的，从他的工作中可以明显地看得出来，然而中野是死去的人们之中的一位，他以后的“此项待续”，我也曾想过自行其事地续下去的方法，但是这种想法有时并不能约束自己。这些文章里反复写了我那残疾儿子的事，以此为主题的小说连续短篇集《新人啊，你醒来吧》的结尾处，我对于２０岁的儿子拒绝人们给他起的那个“好啊”的外号一事发了如下的感慨。儿子啊，我们从来就没有给你起过用“好啊”这样的婴儿奶名，一定叫你“小光”。因为你已经到那个年龄啦。一喊你小光，你和你弟弟樱麻两小青年人就站在我们面前哪。这时我把熟记在心中的布莱克给《弥尔顿》作的序中常常念诵的诗句，口若悬河般地念出来。Rouce up，O，Young Men of the New Age！set your foreheads against the ignorantHirelings！醒悟吧，啊，新时代的青年们！对于无知的雇佣兵们，你们要热情对待！因为我们的兵营、法庭或者大学都雇着雇佣兵。他们如果有所作为，那才是永久抑制智力之战，把肉体之战久久拖下去的人们。在布莱克思想指引之下，我的幻视中新时代青年一代的儿子们——在这穷凶极恶的核时代之下，更需要多多亲近雇佣兵们——身旁，感到仿佛还有一个青年人，也仿佛重生的自己站在那里。来自“生命之树”的声音是勉励人类的话，这话仿佛是对不久即将走向老年而必须承受苦难的自己说的一般。“不要怕，海神之子啊！我如果不死，你就不能生。／但是我如果死，我再生的时候将和你在一起。”写在这里的死和再生的主题，当然是以时代、世界的死与再生这一课题而展开的，但就其根本来说，正如这里谈个人的感怀一样，是把自己作为单独的个体对死与再生有所思索。所以，只要和小说的形象有关，我就把它放在主人公＝我的祈求的层面上来完成现实的表现。但是把同一主题重新写成随笔文章，我就怀疑，是不是没有把它写成有说服性的东西。因为我没有对来自“生命之树”的声音的主人耶稣、基督的信仰，所以感到甚至前面引用的布莱克的文章，也只能说仅仅是在小说里地地道道是我自己的文章但意义却是共有的而已。但是我确实想过，把时代、世界的再生和单独个体的再生放在一起，当作最实际的课题思考，首先是把它放在我利残疾儿子的共同生活上，联系布莱克诗里的形象而表现在小说的情节之中，使它成为支撑我现实生活的力量。然而小说的情节随着覆盖时代、世界的核武器黑云更密更浓，作为难以动摇的主题——可以认为，不深思这个问题，作家就一步也不能前进的紧迫问题——确实在自己头脑中开始存在了。我决心坚持“此项待续”以为我自己的生存和文学的课题。至于“续”下去的方法，我现在已经自觉地意识到，和自己有联系的死去的人们的关系上，比较清楚，然而和新一代的联系方法就比较不清楚了。因此，我想在这里更加认真地写下“此项待续”。生的定义附录　我在暧昧的日本①大江健三郎灾难性的二次大战期间，我在一片森林里度过了孩童时代。那片森林位于日本列岛中的四国岛上，离这里有万里之遥。当时，有两本书占据了我的内心世界，那就是《哈克贝里·芬历险记》②和《尼尔斯历险记》③。①该文为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于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７日，在斯德哥尔摩瑞典皇家文学院发表的讲演全文。该讲演标题直译应为《暧昧的日本的我》。因文章中多处借此标题进行对比说明，为便于理解，除标题外，文中各处均直译为《暧昧的日本的我》。②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作品。③１９０９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瑞典儿童文学女作家拉格洛芙的作品，在我国被译为《骑鹅旅行记》。通过阅读《哈克贝里·芬历险记》，孩童时代的我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了合法化的依据。我发现，在恐怖笼罩着世界的那个时代，与其呆在峡谷间那座狭小的房屋里过夜，倒不如来到森林里，在树木的簇拥下进入梦乡更为安逸。而《尼尔斯历险记》中的少年，则变成了一个小不点儿，他能够听懂鸟类的语言，并进行了一次充满冒险的旅行。在这个故事中，我感受到若干层次的官能性的愉悦。首先，由于像祖先那样长年生活在小岛茂密的森林里，自己天真而又固执地相信，这个大自然中的真实的世界以及生活于其中的方式，都像故事中所描绘的那样获得了解放。这，就是第一个层次的愉悦。其次，在横越瑞典的旅行中，尼尔斯与朋友（野鹅）们相互帮助，并为他们而战斗，使自己淘气的性格得以改造，成为纯洁的、充满自信而又谦虚的人。这是愉悦的第二个层次。终于回到了家乡的尼尔斯，呼喊着家中思念已久的双亲。或许可以说，最高层次的愉悦，正在那呼喊声中。我觉得，自己也在同尼尔斯一起发出那声声呼喊，因而感受到一种被净化了的高尚的情感。如果借助法语来进行表达，那是这样一种呼喊：“Maman，Papa！Je suis grand je suis de nouveau unhomme！”criatil。他这样喊道：——妈妈、爸爸，我长大了，我又回到了人间！深深打动了我的那个句子，是“Je suis de nouveau un homme！”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继续体验着持久的苦难，这些苦难来自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家庭内部，到与日本社会的联系，乃至我在２０世纪后半叶的总的生活方式。我将自己的体验写成小说，并通过这种方式活在世上。在这一过程中，我时常用近乎叹息的自吻重复着那声呼喊：“Je suis denouveau un homme！”可能有不少女士和先生认为，像这样絮叨私事，与我现在站立的场所和时间是不相宜的，可是，我在文学上最基本的风格，就是从个人的具体性出发，力图将它们与社会、国家和世界连接起来。现在，谨请允许我稍稍讲述有关个人的话题。半个世纪之前，身为森林里的孩子，我在阅读尼尔斯的故事时，从中感受到了两个预言。一个是不久后自己也将能够听懂鸟类的语言，另一个则是自己也将会与亲爱的野鹅结伴而行，从空中飞往遥远而又令人神往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结婚后，我们所生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弱智儿。根据Light这个英语单词的含义，我们替他取名为光。幼年时，他只对鸟的歌声有所知觉，而对人类的声音和语言却全然没有反应。在他六岁那年夏天，我们去了山中小屋，当听见小鸡的叫声从树丛对面的湖上传来时，他竟以野鸟叫声唱片中解说者的语调说道：“这是……水鸡。”这是孩子第一次用人类的语言说出的话语。从此，他与我们之间用语言进行的思想交流开始了。目前，光在为残疾人设立的职业培训所工作，这是我国以瑞典为模式兴办的福利事业，同时还一直在作曲。把他与人类所创造的音乐结合起来，首先是小鸟的歌声。难道说，光替父亲实现了听懂小鸟的语言这一预言？在我的生涯中，我的妻子发挥了板为丰富的女性力量，她是尼尔斯的那只名叫阿克的野鹅的化身。现在，我同她结伴而行，飞到了斯德哥尔摩。第一个站在这里的日语作家川端康成，曾在此发表过题为《美丽的日本的我》①的讲演。这一讲演极为美丽，同时也极为暧昧。我现在使用的英语单词vague，即相当于日语中“暧昧的”这一形容词。我之所以特意提出这一点，是因为用英语翻译“暧昧”这个日语单词时，可以有若干译法。川端或许有意识地选择了“暧昧”，并且预先用讲演的标题来进行提示。这是通过日语中“美丽的日本的我”里“的”这个助词的功能来体现的。①此处意译应为《我在美丽的日本》。因文章中多处将其与《暧昧的日本的我》作对比说明，为便于理解，特直译为《美丽的日本的我》。我们可以认为，这个标题首先意味着“我”从属于“美丽的日本”，同时也在提示，“我”与“美丽的日本”同格。川端的译者、一位研究日本文学的美国人将这一标题译成了这样的英语《Japan，the Beautiful，and Myself》。虽说把这个句子再译回到普通的日语，就是“美丽的日本与我”，但却未必可以认为，刚才提到的那位娴熟的英译者是一个背叛原作的翻译者。通过这一标题，川端表现出了独特的神秘主义。不仅在日本，更广泛地说，在整个东方范围内，都让人们感受到了这种神秘主义。之所以说那是独特的，是因为他为了表现出生活于现代的自我的内心世界，而借助“独特的”这一禅的形式，引用了中世纪禅僧的和歌。而且大致说来，这些和歌都强调语言不可能表现真理，语言是封闭的。这些禅僧的和歌使得人们无法期待这种语言向自己传递信息，只能主动舍弃自我，参与到封闭的语言之中去，非此则不能理解或产生共鸣。在斯德哥尔摩的听众面前，川端为什么要朗诵诸如此类的和歌呢？而且还是用的日语。我敬佩这位优秀艺术家的态度，在晚年，他直率地表白了勇敢的信条。作为小说家，在经历了长年的劳作之后，川端迷上了这些主动拒绝理解的和歌，因而只能借助此类表白，讲述自己所生存的世界与文学，即《美丽的日本的我》。而且，川端是这样结束讲演的：有人评论说我的作品是虚无的，可它却并不等于西方所说的虚无主义，我觉得这在“心灵”上，根本是不相同的，道元的四季歌命题为《本来面目》，一方面歌颂四季的美，另一方面强烈地反映了禅宗的哲理。我觉得，这里就有直率和勇敢的自我主张。他认为。虽然自己植根于东方古典世界的禅的思想和审美情趣之中，却并不属于虚无主义。川端特别提出这一点，是在向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寄予信赖和希望的未来的人类发出心底的呼喊。坦率地说，与２６年前站立在这里的同胞相比，我感到７１年前获奖的那位爱尔兰诗人威廉·勃特勒·叶芝①更为可亲。当时，他和我年龄相仿。当然，我并不是故意把自己与这位天才相提并论。正如威廉·布莱克②——叶芝使他的作品在本世纪得以复兴——所赞颂的那样：“如同闪电一般，横扫欧亚两洲，再越过中国，还有日本。”我只是一位谦卑的弟子，在离他的国度非常遥远的土地上，我说了以上这番话。①威·勃·叶芝（１８６５—１９３９），爱尔兰诗人，剧作家，１９２３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②威廉·布莱克（１７５７—１８２７），英国诗人、画家、神秘主义者，著有散文《天堂和地狱的结婚》（１７９０）等文学作品。此外，还创作了一批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绘画作品。现在，我总结自己作为小说家的一生而写作的三部曲已经脱稿，这部作品的书名①，即取自于他的一部重要诗作中的一节：“从树梢的枝头，一半全是辉耀着的火焰／另一半全是绿色／这是一株被露水湿润了的丰茂的大树。”他的全部诗集，在这部作品的每一处都投下了透彻的影子。为祝贺大诗人威·勃·叶芝获奖，爱尔兰上院提出的决议案演说中，有这样一段话：“由于您的力量，我们的文明得以被世界所评价……您的文学极为珍贵，在破坏性的盲信中守护了人类的理智……”①书名为《熊熊燃烧的绿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