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守户，他那反应还不是最坏的呢。我这样说着也渐渐和妻子一样陷入忧郁之中。第二天，因为星期天而不去上班的儿子，一整天什么话也不说，饭也是自己一个人草草了事，吃完在自己的房间一躺，对着电视新闻栏目望着，但是不看节目，向来喜欢听的超短波广播节目也不听了，整个一个人退回到小时候那副模样。星期一凌晨３点左右，住在他隔壁房间的我，心里总是不安便醒了，因为好几次都有前兆——也许是妻子把我叫醒告诉过我，儿子犯病之前也曾敲过墙，反正我醒来去看他的时候，儿子连身也没翻仍在睡觉——随后便是儿子身体僵硬，脖子往后仰，呼吸急促，发作的程度从来没有这么厉害，我只是守在他的旁边，别的毫无办法，等他发作完之后再过一会儿，儿子照例充满感激之情地说：“又是爸爸来救我！”到这时候他的发作完全停止，我把他依旧沉默不语的情况以及他发作的情况告诉妻子之后就睡下了。午饭之前起来一看，儿子在昨天还毫无兴趣的录音机之前摆起架式戴着耳机呢。据妻子说，仔细听了一下耳机漏出的细小声音，好像是肖邦的“奏鸣曲第二号”。下午开始，我们叫他他也答应了，一到晚上，就开始了他那唯一的一项智慧型活动——作曲。五线谱纸上开头就是“M安魂曲，E小调”。据儿子说，他生下来的时候的重大疾病经先生给他治好，这事他听过无数次，铭记在心，而且自己记事之后一个接一个的难关都是经先生之手才得以度过的。先生作为一位医生，而且对我们多年来始终如一地知己相待，一直受到我们的敬爱，然而我们却突然收到他逝世的消息。这对我们无异于突遭暴力一击。我儿子对于消息本身和告诉他这消息的我，乃至对于外界社会，一律排斥和拒绝，这就是儿子的第一阶段。紧接着便是第二阶段。这种排斥和拒绝持续下去，并且非常顽固从而进入第二天，便是发作。于是以自己最喜好的音乐，通过自作的送葬进行曲的奏鸣曲悼念他所敬爱的人之死，终于以其自作之曲达到他诚心诚意地表达了他内心的哀伤与追悼的情思。最后儿子复归于家庭，乃至复归于社会。关于精神医学，我连启蒙的书都没读过，儿子受到巨大的冲击之后，我观察他从痛苦中恢复过来的过程，我觉得他的发作——我以为类似癫痫——恐怕心理方面的作用未必不处于重要位置。和残疾的儿子一起生活中，他常常几乎是没有任何预示就表现出幼时的举止，必须观察他的内心世界，而且是尽可能地想方设法地多方面观察他的内心世界，这成了我们家庭生活的基调。这种观察给我们一家带来的效果，是给我们打算从受束缚状态之下把儿子解放出来的设想增加了力量和勇气。这次，我们观察到儿子对森安教授之死是以全身心地接受的态度这一发展过程，才使我和妻子从悲哀的笼罩中回到平静。这样卓越的医生之死，对于许许多多的人来说，当然是无可弥补的巨大损失。日本笔会每年举行“狱中作家之日”，我在今年的集会上讲了话。我明明知道可能受到过分偏于个人经验的批评，但是我依旧从前面写的这件事开始讲起。讲演的题目，本来选定威廉·布莱克预言诗《阿美利加》的一节之中，“锁链拴着的灵魂”那句话。“让转动石磨磨面的奴隶跑到原野去吧。／让他们抬头仰望天空，在光辉灿烂的大气中纵声大笑吧。／他们被关闭在黑暗和哀叹之中，３０年的日日夜夜全是疲惫不堪。／他们的脸上连一瞬之间的笑容也没有，让锁链拴着的灵魂，快快站起来吧，把眼光高高扬起吧。”围绕着这诗句，我已经写了小说，也用来作过讲演。小说确实是以我的残疾儿子为内容的。前面提到的讲演中，我介绍了《布莱克，帝国的反对者》作者D·V·阿德曼，以《阿灵利加》中的几节写成的１７７６年“独立宣言”的诗，以及它的表现、读解。我们知道，阿德曼１７９３年写的这长诗，在昂扬法国革命精神，在欧洲整个地区被当作美国独立原理的追求生命、自由、幸福的权利，以及推翻压迫的权利，看作给他们带来了力争解放的思想而被热情讴歌。前面引用的一段就是和自由有关的部分。（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有人看了我引用这首诗的小说，他没有看它的结尾，只凭看到的描写过程的文章，就批评我是把残疾孩子和他的父母一起，全当作锁在终生残疾这条锁链上的灵魂了。然而我考虑着布莱克的根本思想，同时也想到另外一面是这现实世界的人全都被拴在锁链上了。有残疾的人遇到偶发的一些事情时，就更加陷于窘境，在这些方面使他们得到解放这一点，和一般人是没有什么不同的。如果细说起来，以我的儿子为例，他在某个时间点上是怎样退到倒退的方向而痛苦不堪，随后又怎样趋向于前进的方向，或者再迈出一步解放自己，即使我们家人也难于掌握他这个过程。至于他本人，就更是困难的了。残疾孩子不可能认识到他自己的心理上如果朝着治愈方向去想，有意识地这么作，该怎样加快地治好自己。然而一般普通人却是无论谁都能自觉做到的。根据我个人的经验，我以为下述内容很重要：残疾儿在日常生活上，以及偶尔遇到自己无力处理的困难时刻，他们是怎样感悟、思考、行动的？对于这些，不仅他的家人，即使周围的人也应该尽可能多方面地注意观察和理解。有的时候——重度残疾儿更是常见的情况，他们在许多场合是和他的家人一起痛苦地奋斗，这种情况是常见的——残疾儿不知应该如何感悟，不会思考，也不能行动，所以还必须力求了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我想，经过努力，把残疾儿全身发生的信息同狱中作家越过人为的传达障碍发出的信息相比，前者未必是轻率的想法。我们需要的是努力把这种缺陷部分，或者在传达过程中难保完整的信息，如何复原、修复，然后很好地理解它，以及怎样才能创造出达到这一目标的能力。透过历史的时间的障壁读原著，也是如此。试举眼前的例子，对前面引用的布莱克的原著的理解，对于本世纪的研究者们来说，的确是需要努力的。布莱克长而且大的预言诗，除了唯一的例外，在出版书肆是找不到的，这位既是画家又是诗人，只有以其天才的艺术完成的彩饰版画才能被人们看到。布莱克生前，已经有人对他预言诗大加贬斥，说他的诗带有狂气，含义脉络不清，随意夸张。开始给予明确评价之后——那是凯恩斯主编真正的原著印刷刊行的本世纪以后的事，这样一来，甚至有的研究者简直把１７５７年生１８２７年去世的布莱克，当作２０世纪的诗人来研究——首先是由叶芝代表、立足于西欧密教传统的理解，此后是结合同时代的情况进行的解释。可以说，它的顶峰便是阿德曼的研究。今天的布莱克研究者们的工作，有上面提到的阿德曼，以及注意对其倾向的研究的同时，把秘教传统中的布莱克当作从今天走向明天的水瓮座时代预言者的卡斯林·莱恩，他们确实多方面地理解布莱克的原著，而且把它作为一个人的事业综合集中。由于多方面地理解和综合集中，今天呈现于我们面前的布莱克形象，曾经被锁在历史时间障壁的灵魂得到解放，既显示了他新的光辉，也使我们许许多多的人受到鼓舞。说到我和“狱中作家日”的关系，我过去和狱中的文学家还真的有过关系，我对这文学的工作直到现在依然关心，这人就是韩国诗人金芝河。他的书，屡遭禁止发行，他也屡次被关进监狱，在这过程中，当诗人被宣告死刑的时候，他最后采取绝食斗争以示抗议。许多的声援集会我都参加了。还有，去年我在加里福尼亚大学巴克莱分校讲学的时候，和当地大赦活动的支持者们召开了“谈金芝河的文学及其人”的集会。该地来自韩国的移民依然增加，集会又是在韩国留学生较多的巴克莱分校举行，所以我也作好了思想准备：对于金芝河抵抗的政治体制未必持批判态度的人们，对于日本人传达金芝河思想的这次集会如果出面妨碍开会，那就听其自然了。然而不仅韩国人听众，即使白人知韩派的听众也有热情反应，我再次感到金芝河深厚的影响力。我有时候也想过，日本人对金芝河显示的文学方面或者超文学的信息，如何理解的问题。日本人对于韩国和韩国人不怎么了解。日本人对于朝鲜这个国家和朝鲜人曾有过的犯罪行为业已忘却，现在的课题是对于朝鲜半岛这两个国家没有加深了解，不同水平的指责已经屡屡出现。在这种情况之下，日本人广泛的关心可以说只集中在一个诗人金芝河上了。他的作品中对日本和日本人的批判，把《源氏物语》的题名游戏文字化，改为《粪氏物语》就是极好典型。它对我们的眼睛和耳朵来说决不是舒服的。所以，日本人对金芝河热情容纳，我以为确有深层意义。他从狱中发表的《良心宣言》，给与日本年轻一代的冲击是惊人的。但是失掉自由的金芝河所表现的既有复杂的侧面又极其明确——政治层面如此，文学层面也是如此，我认为金芝河属于亚洲式奇形怪状现实主义的形象体系，在文学上把自己从根本上引到自我革新的方向上，我是这么想，也这么写了——而形成对照的是，一个时期以来我国出现了奇妙的现象。随着时间的进展，把金芝河关起来的总统遭到暗杀，然而他的苦难日子仍在继续，最后获得释放，但是诗人的自由却受到了限制。日本的新闻记者是用不着多说了，像那些精力旺盛的作家也前往韩国逗留不返，很想和他见面。我作为参加过拯救金芝河运动的人，曾经拟定旅行计划，申请护照前往韩国旁听对金芝河的宣判但遭到拒发签证，因为有此经验，又使我考虑到像我这样的人再同金芝河联系是否合适，所以我只好不再作亲赴韩国的打算，注意新闻记者和作家的报道。但是关于金芝河自由受到限制的为数不多的报道，我觉得几乎没有新的情报。我所看到的只是，金芝河在繁华街大喝其酒，或者我和金芝河喝了个通宵，如此等等而已。我想，如果对金芝河的工作依旧关心的人，即使酒席上和金芝河谈过话，他也不可能不问问他根据狱中写的创作笔记完成的叙事诗《张日谭》的进展状况，然而关于叙事诗的事连提也没有提过。和他见过面的日本作家说，金芝河现在不考虑政治批判那样的小事，而是构思更大的更有普遍意义的问题。现在只能看作方向上大致未错的信息而已。不过人们当时对于这个信息主要理解为新闻记者们散布的“转向”说的一个补充。总而言之，金芝河获得释放，虽有一定的限制然而还算得上自由了，允许多方面地观察他，但是却不允许把这些观察可能综合成真实的信息传达给外界，结果仍旧是把他罩在一个奇怪的障壁里。以上这些就是我几年来的感想。然而金芝河自己打开这信息封闭环境的是他那大说①《南》第一卷的出版。虽然遭到韩国禁止发行的处分，但是已经决定停刊的文艺杂志《海》仿佛开了最后一朵花，刻不容缓地把它翻译出来，组成特辑出版，计划之周到，速度之快，我以为是特别出色的。对于金芝河八年来的沉默曾作过种种猜想的日本人来说，《南》第一卷的出版，可以这样说，这是以综合手段送来准确无误的巨大信息。因为它是对于作者具有唤起多方面观察理解力量的作品，而且如果将其内容综合概括，那么，经过多年考验和锻炼坚定不屈的诗人之像，仿佛近在我们身旁一般站立起来了。它使我们不能不想到，文学原著决不会被其后的信息所搅乱，它是具有强大的直接的影响力。①即并非“小说”之意——译注。作为一个日本作家，我初次接触大说《南》的感动，是以极短的时日读完翻译稿而获得的，为《海》的特辑选的同哲学家鹤见俊辅之间的对话，我以为表现得最直率。这里且把我的话引用几段。关于《南》这部作品，早就听人说过，我曾担心我作为一个日本人是否能够理解它，但是读了立刻明白，很容易理解。结构方法，形象，语言，都是经过深思熟虑，我觉得金芝河本人也想希望读者很好地理解这部新作品的形式而尽心竭力了。其次，“大说”一词的意思包括整个结构和主题，金芝河作为一次尝试而自己写的，同时它也说明作品。／……在开头的介绍作品那部分所写的“大说”，或者称之为广大说的意思，使人很容易明白，至于作品生命的中心思想“万国生计即南朝鲜”这种含有政治意义的主题，一如开头的精采说明，作品的展开上没有过不足之感。我倒觉得的确是一部通俗易懂的作品。设定的名叫‘广大’这个讲述人……好像是出于最下层社会的罪犯，他自称有些道听途说的学问。规定这么一位朗诵人，可能是这部作品最成功之本，但是并非自己特意把自己降低，而是让在和那个人相同的位置上。是金芝河从过去到现在包括政治在内的生涯，把他引导到这个位置上的。／这部作品是以文学把宗教的内容、宇宙论的内容，乃至人民大众的内容等等全都包容进去，既广且大，这在以往的世界里是未曾有过的。与其说它是小说，倒不如称之为诗的世界更合适。我以为它把《圣经》、《可兰经》，以日本来说就是《古事记》，总之它把这些经书一类里面的神话全都包容进去了，我觉得它使宇宙的整个内容复活了，在这一点上，它是以文学回归到原点处的形式完成这部作品的。说“万国的生计即南朝鲜”，虽然世界到处一片混沌，但是表现了它是其中最苦的，最受蹂躏的，苦难最多，然而生命的恢复最有可能性的地方。它的成就在于净化整个世界，甚至是使宇宙复苏的主题。表现这一主题，对于生命本身有了很深的理解。生命，人、兽、草、虫都有。虽然个个孤立毫不相关，但就整体来说也可以说是一个，这前半部分，如以日本为例，构思好像同武田泰淳，属于佛教的。生命这一主题虽然出现数次，虽然和性与生殖纠结在一起。布莱克写他最后的预言诗《耶路撒冷》的时候，把所有人类全都合并为一个巨人。合并为海神之子这位神人。虽然全人类合并了，然其中还有原子一样一个一个的人活着。在这个之上的整体就是耶稣、基督。布莱克说，而且它也是想象力本身。和基督教的一个想法相似，这就是：人虽然是一个一个的人，但是不论从历史来说，还是以相同时间来论，全有一个一个的生命，而且这些人构成的整体是一个巨大的生命团块。我的看法是，金芝河是单独的一个人，然而他的思想是人类自古以来培育起来的思想之一。有人说，金芝河现在是否依旧持抵抗的态度还值得怀疑。我想还会出现这样的人：从金芝河这部《南》来看，他实际上并没有对韩国的现政权坚持对立的态度。不过我从这部作品看到的是，金芝河描写的敌人都是最高层的。……此时，金芝河把敌人规定为兜率天王，兜率天王是天国的王，可以说最高、最大的敌人了。面对这样的敌人，他简直是赤手空拳，破罐破摔，不住嘴地骂骂咧咧地战斗中，清晰地浮现出自己所想的世相。我以为他是以这个形式对现政权用‘广大’这个人物给予批判。／细一寻思，搞政治论争的时候，虽然有无论如何得下决心把对方打倒不可的办法，但是实际上把对方一个一个地打倒也不是个办法，必须和包括他们个体的整体一决雌雄才行。这方面的描写，书里常常出现。”“昨天夜里找出有关金芝河的计算机软盘，先从新闻报道看起，当我看到觉得这个人这样下去再也活不成了的时候，就同时想起那一天发生的事来。但是，他依旧活着。有报道说他已经转变方向了。想到这里这报道也不是不可想象的，可是“良心宣言”却发表了。／想到这里，就觉得历史对于正直地生活下去的人是很严格的。我是个悲观的人，所以觉得历史就是这样对待人的。把历史称之为时间也未尝不可。也许是最理想的形式。金芝河活到八十年代之后写出了《南》这部作品。我以为在发起救援金芝河的运动中无论多么乐观的人，十年前这件事是办不到的，可以说，完全是一种空想。文学对于一般的社会人，今天究竟有多大程度的效用，究竟还有什么任务？我特别对小说作了观察，我以为，对现实情况尽可能多方面地了解，在此基础上概括人的行为，它就有模范的效用和任务。金芝河的作品那样具有巨大综合性的诗也是如此。在这里如果按小说来谈，那么，小说作者的想象力，即使表现现实的一个侧面，也要把对象多方面地分段化，每一分段都要掌握它的真实性，并且加以概括，使文章和形象提示的情节发挥作用。读者的想象力也是以同样的作用，接受小说表现的内容。表现某一现实的时候，如果不把它多方面地分段化，既不能保证整体的真实，而作为单个存在的作家，必须超越单个的制约，要到达某一普遍表现的完成，除了经过这一概括之外别无他途。单方面地论述自己想法的写法，作为单个存在而受限制的方面只有扩大的作家的精神作用，不可能使他的小说达到普遍的表现。金芝河的大说《南》，只有彻底的表现上的多面化和概括，才能完成了今天和明天的朝鲜民众的整体规模上的自我表现。然而在经过多面化表现的总体上，一般说来，在其贯穿作品整体的文体上，也应该有经过概括的单个的声音。用观察理解这文学典型而锻炼出来的手法，多方面观察理解现实的形貌。然后，对它给与以自己为主体的概括，我认为这才能够说我们掌握了今天的现实，掌握了同时代。所谓掌握今天的现实，掌握同时代，也就是掌握今天的危机的现实，遍布危机的同时代，除此之外别无其他。掌握这样的现实，这样的同时代，肯定会导致我们对遍布深刻恐怖的世界有所认识，这样一来，我们岂不是在没有任何希望的援手之下，给吊在半空中了么？我在前面的引文之中提到我是悲观主义者，但是我接着也说了下面的话：“我想，金芝河自己也许不可能１０年前就预料达到《南》这部作品的文学与生涯之路吧。但是，现在看来，他的本质和奋斗精神中早就自然地联系在一起，所以才有现在的《南》。我觉得这差不多是文学的恩宠。从文学这个·知的单一领域更加扩而大之，对于哲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学，现在新的带有强大活力的知的领域，我们过去没能看得清的现实的侧面，当作彻底的多方面的能使我们看得见的方向，这是谁都应该注意到的。如此多方面地看到时代危机的形势，掌握了这些·知的领域，那么，我们在危机形势面前是朝后退的方向走呢？还是在这危机形势之中，朝着探索打开现实局面的方向走呢？我开头所说我有个残疾儿子，我们一家人都得应付他所造成的危机，我认为按前述中后者的标准行事才是人理所当然地选择的道路。与残疾儿子一起生活二十余年，每天都接受这样的经验和教育，因而使我这样思考了。生的定义十一　战斗的人道主义中野重治殁后五年之会，因为经办的年轻人们特别卖力，堪称一次盛会。我想这是中野的书简集《致我所爱者》（中央公论社出版）包括青年在内的读者特别广泛的反映。对中野的生涯给予支持的伟大女性们，只看其中的原泉、佐多稻子和在场的青年们联欢，就可以体会到“某种乐趣”的滋味。内容丰富的话在之前已经反复讲过了，轮到我上台的时候已经时间无多，再加上我们善于使用预先写好的草稿，来不及讲完就下了台。我想把准备讲的后半部分写在这里。“我在《读日本现代的人道主义者渡边一夫》里也曾说过，渡边一夫１９４８年写了‘文法学研究者也必须诅咒战争’和‘难道人就避免不了成为机器么？’中野重治把这两篇随笔牢牢记住，第二年年初以往复书简的形式给予批判。扼要地说，中野认为渡边犯了堪称为“文法的”错误。中野说：“你写道，‘人成了机械、制度、意识形态或者神的奴隶与工具，拼死拼活，符合必然性的人们能够活了下来，如果是文艺复兴以后人获得人类解放的结局，或者它也是历史的必然，那么，按我的见解，那简直是天真而又天真特别天真的反动言论。’但是，如果是这样，它岂不是和你所说的‘所谓人道主义……是文艺复兴期的宗教改革，１８世纪的法国革命，产业革命，１９世纪的共产党宣言这一连串人类最有声有色拼命奋斗的结果’这一说法在文理上岂不互相矛盾了么？你还说，‘如前面所说，如果成为机器是近代人的结局，那只能是瞑目瞎想而不是别的’。我认为这‘如果’二字用得太不合适了。”虽然这样批判了，但是中野在信的结尾却是这么说的：“我自己就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我这样写，我想你大概不会笑我。……我担心的是，你的文章的力点，在文法上恐怕会滑向悲观主义。反正被引向悲观主义，这是年龄或者说我们这个年龄的经历造成的结果吧。不过重复地说来，最浅薄的乐观主义者们既然愿意战争，那么，我们悲观主义者就必须毅然决然地前进了。”作为有较深的理解能力和经历的文化人，都不是肤浅的悲观主义者，从他们各自对现状的认识出发——如果是那样，能从社会的前线退下来么——但是为了改造它能够果敢地前进么？从如果派和但是派的对立，就是用以看渡边一夫和中野重治相互关系的方法。尽管如此，我还是常常想起渡边总是念念不忘的瑟南古①说的话：“人，归根结底也许是要毁灭的，也许剩下的只是虚无而已。但是，即使抵抗不也是照旧毁灭么？”“所以我真想说，难道渡边不也是属于中野的但是派的人么？顺便要提到的是，渡边在战败整整一年之后，翻译出版了托马斯·曼的《五个证词》，这本书有安德烈·纪德写的序。渡边一夫本来是研究法国文学的，但他却旁及自己专业以外的德国文学。这里我想引用《五个证词》中一段。因为它是中野重治殁后五年之会上我本来要讲的，但是没有来得及讲，所以把它写在这里。这是年逾７０的曼在危机正趋于严重的时刻，以“告欧洲”为题而写的文章的结尾部分。①Etienne，法国作家（１７７０—１８４６）。受卢梭影响颇深。悲观厌世思想的杰作《奥贝曼》为其代表作——译注。世界也许已经到了恐怕难以收拾的地步。既然无法从昏睡中把它弄醒，使之恢复意识，那么，世界就的确无可救药了。／所有的人道主义之中，都有脆弱这一要素。它是对于一切狂信主义一概嫌弃，清浊并饮的性格，以及趋向于宽大的怀疑主义的倾向，以一言以蔽之这都是因为它那本来具有的温厚。这样，在某种场合，对于人道主义本身就能成为致命的东西。今天对于我们极为必要的也许是战斗的人道主义，证明自己确实是威风凛凛的人道主义，确信自己的自由与宽容、自由检讨的原则，决不可能被它的仇敌们寡廉鲜耻的狂信主义眼看着就给吞食下去的人道主义。难道欧洲的人道主义再也不能使它获得更生，为它的原则夺回战斗力了么？如果不能自觉，不能使它恢复生命力，为战斗而作好准备，那时候，人道主义必然灭亡，与此同时，欧洲大概也要灭亡吧。那时欧洲这个名称，已经不过仅仅是地理学上历史学上的表现而已。那样，我们就得从今天开始立即在时间与空间以外寻求避难所，除此以外难道还有别的道路么？我对于企求生活于战后新生活之中的渡边一夫——他的性格是喜欢低声说话——所抱的希望，主要不是他自己写的文章，而是他翻译的文章所表现的，因为，我感到这里的的确确寄托了他的想法。也就是说，渡边其人的中心思想还是对于战斗的人道主义，证明自己确实是威风凛凛的人道主义，确信自己的自由与宽容、自由讨论的原则，决不可能被它的仇敌们寡廉鲜耻的狂信主义眼看着就给吞食下去的人道主义，怀有最后的希望。渡边一夫这种姿态如果和果敢前进的悲观主义者的中野重治的姿态加在一起，我以为那才是今天核状况的时代之下，我们必须和他们这样的思想家联系在一起的必然性。相信在如此严重的核危机之中，核武器战争之后获得胜利的国家会幸存于世的人仍然存在，也就是说，头脑最简单的乐观主义者们还有。覆盖全世界的核权力统率部证明了这帮人的存在，而且我国的外交政策却是支持他们的，扩充军备的政治家掌握政权，对此给予赞赏的文化人不在少数。深深忧虑有朝一日出现核冬季把整个地球冻住的人现在还有，他们是名副其实的悲观主义者。参加美国八大学足球联盟之一的布朗大学里，投票赞成大学里该预备核爆炸之后自杀用的毒药的学生们，一定当作悲观主义者受到批判。不过他们对美国政府的核政策却给与了尖锐的批判，由此可见，这些悲观主义者们正是果敢前进的悲观主义者。正因为是核时代，才是不能缺少他们的时代。中野重治在前面提到的往复书简里对渡边一夫说：“我把我的手放在你的手上。”我在这个会上说，我也想把自己的手放在他们的手上，更希望青年们许许多多的手放在他们的手上，就这样，潦草地结束了我的讲演，所以没有时间谈到渡边、中野这两位思想家与核状况在现象方面的直接联系。我想作为中野重治殁后五年之会的报告之一，应该把它写在这里。这年从秋末到冬初，中间只隔了一周，我去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奥斯汀和中国新疆的乌鲁木齐与吐鲁蕃旅行。现在是刚刚回国，把所见所闻熟悉一番，和青年时代的旅行比较起来，那是要用更长时间的。在旅行过程中，特别是相隔四分之一世纪重访中国，应该是认认真真地理解才对。但是在这里也只能像写“草书”一般写一写。从德克萨斯大学往回返的时候，顺便到巴克莱——和去年秋天在同一研究所生活过的朋友会会面，看看在此工作期间给我以鼓舞的树木，怀着这种想法才绕道而来——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尽管正是总统选举之前的忙乱时期，然而继去年秋季E·P·托姆逊的讲演之后，今年秋季批判核状况的高质量的讲演系列照旧开始举行了。连续一周的讲演之中有一天是邀请了西德的进入议会大搞反核运动的培特拉·凯里和巴斯齐安将军，特别是前者的发言，大受学生听众的欢迎，这种情况据说是常有的。大学的美术馆里正在开威廉·莫里斯的展览会。展览会展出的是莫里斯制作编织品、彩色玻璃制品、书籍装钉等等，那些书籍包括莫里斯的《社会主义者同盟的运动》在内，大部分是评传方面的书，而作者就是E·P·托姆逊。我认为，去年秋季托姆逊的讲演所播下的种子，居然这样多方面而且扎实地在巴克莱生根发芽。听过托姆逊关于批判核状况演说的学生，相隔一年之后，从展览会上看到莫里斯的实际制作和构想的世界史，可以说接触了一个杰出人物的正确生活态度的典型，其意义是深刻的。我以为托姆逊一定会想到，假如莫里斯生活在今天的核状况之下，肯定认为他是最可信赖的民众反核运动的领导者。从新疆往回返的路程中，经西安、北京然后在上海稍事逗留，我们一同旅行的伙伴得以拜访了当今亚洲最大的作家之一的巴金。我在今年于东京举行的国际笔会上听到巴金的讲演，那是最使我感动的讲演。那一天迎来了他的８０岁生日，这位大作家对我的旅行伙伴竹西宽子说，他也去过广岛，他一直祝愿被炸的人们幸福地生活着，《仪式》一书的作者竹西也以谦和但也如实而有充分信心的独特语言作了简短的应对。当时那番光景是令人难忘的。我对于作家们的谈论，以为他们或者她们是把自己的话写成文章的人，所以我的习惯是从不引我耳朵听到的他们说的话。在上海，时序已是初冬，下榻之处有广阔的前庭，树上仍有尚未辞枝的红叶，我在房间里引用兼有宽松与紧张气氛的两位文学家的文章。先从《仪式》开始。“那夏天的晚霞之美，并不仅仅是夕阳的缘故。苍茫之色首先从东方消失，渐渐地溶进灰黑色，天空虽然增加了暗度，但是晚霞始终未敛。不仅这样，随着相反一方的天空转暗，这一方的红光却亮了起来并且越来越扩大。阿纪蹲在不知是谁家的旱田的那块洼地里，一动不动，呆呆地仰头望着傍晚的天空。／早晨、闪光、爆炸声、喷烟、疾风、火……到此为止还记得清楚。其后，我就不知道怎么样了。这就是阿纪的记忆中填补不上的空白部分。／阿纪苏醒过来的时候，觉得自己好像被不认识的人搂着向大海跑去。他眼前看到的是扯开口子的衬衫，烧焦了的裤子，渗着血的短衫，少一只袖子的单长衫，灼伤的皮肤，坐在地上哀哀无告地看着眼前过往行人的老人，两臂搂着孩子的年轻女人，光着一双脚的大学生……‘着火啦！’有人这么喊了一声。回头望去，只见市街被黑烟包围，阿纪一点也估计不出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想一想都觉得可怕。／阿纪提着一个空铁皮水桶来到那块洼地蹲下。‘为什么拿一个桶来呢？’往这聚集的人以奇异的目光看着他，尖声地说。人们的嘈杂声突然停下来的时候，听到低沉的海啸。快到傍晚时刻，洼地上奇形怪状的人越聚越多。／已经不是夕阳残照的时刻了，地上的余烬烤着天空，一直烤了一个通霄，过不多久天亮了，同时再也看不见余烬的光彩。天亮之前，令人恐怖的声音像雪崩一般三番五次地摇撼着这块洼地。风送来烤肉的香味。也时时传来蛙声。巴金在国际笔会东京大会上的讲演中有下面一段话：亲爱的朋友们！讨论核状况之下的文学时，我们不能忘记当前紧迫的国际形势。外国军队依旧侵犯别国的领土，杀戮别国的人民大众，破坏别国的文化。两个核大国之间的核裁军谈判毫无进展，核军备竞赛愈演愈烈，世界各国人民头上正在吊着达摩克里斯的剑。说不定有朝一日核弹头就落下来，那时候蒙灾受难的就决不是广岛那么大的范围，整个文明世界统统遭受巨大灾难。但是，核状况下的文学也决不是悲观主义文学。不论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把人民大众的力量估计过低。因为人民大众永远是我们作品中无可取代的主人翁。发达的科学技术应该给人类带来幸福，原子能应该贡献于人类的进步。和平建设才有助于促进人类的繁荣昌盛，对于作家来说，拥护和平是无可回避的责任。／核状况下的文学，本来应该是建设和平的文学。文学是应该表现人类如何以其才智建设美好生活和灿烂文明的。作家的笔应该产生大量打动人心的作品，用人民大众在生活中创造的奇迹丰富我们的作品，反过来再用我们的作品鼓舞读者。在东京大会的会上，用兴高采烈的语言，推心置腹地畅谈我们美好的未来——这完全是理所当然的。然而我们却做不到。因为我们的头上笼罩着乌云，我们耳朵依然听到战争的呼喊。我们不能忘记广岛的悲剧。／……我们反对战争，尤其反对核战争。我们坚持和平，尤其希望长期的和平。对于我们自己的力量不能估计过低。我们手里的笔能够产生力量。以文学具有的无言的感化力培育人们的灵魂。竹西宽子仿佛以其明朗平静而且始终强韧有力的声音谈她的回忆。巴金那和霭可亲的面孔蕴藏的是强烈而毫不动摇的祈念。我们可以分出能理解这些话的人和不能理解这些话的人，前者之中也可以分出从中立刻看出战斗的人道主义的人和对此视而不见的人，最终的结局难道不是这样分的么？我们如果仔细看看自己周围，或者如有扩而大之能观察海外的眼力，那么，就会在许许多多的地方，许许多多的情况之下，战斗的人道主义，证明自己确实是威风凛凛的人道主义，确信自己的自由与宽容、自由讨论的原则，决不可能被它的仇敌们寡廉鲜耻的狂信主义眼看着就给吞食下去的人道主义，直到现在仍被优秀的人们坚持不懈。对于主要靠写出来的语言表达观察的情况和人这种类型的我自己来说，这也就是最上限了，我自己是这么看待自己的。同时对中野重治所说的喜欢玩弄战争的最肤浅的乐观主义者们，也不能不看到他们是执同时代的牛耳的人。而且，一旦战争开始，那就是把世界推向灭亡边缘的核战争。我们的确是被这最肤浅的乐观主义者们多方面多水平地包围着，饱尝着陷于深刻恐怖的苦味。例如，《世界》杂志４６９号译载的MIT《科学技术舞台》杂志刊登的乔纳桑·B·达卡的论文中，似乎信手拈来一样就能举出形容这种最肤浅的乐观主义者实态的多种例子展示给读者。原来这些乐观主义者们全是玩弄战争的人，他们打着大义名分的招牌，声称免于敌国的侵略而保卫自己的国家，为这种荒诞不经的所谓大事而奔走呼号的消息灵通人士。关于开发以BMD也就是宇宙空间站为主，靠激光制导的弹道导弹防卫系统的问题，达卡的论文结尾部分表明了冷静的专家们带有批判性的推测。激光BMD系统最坏的情况——指苏联以全面的核战争向美国挑战时，按战略家们的构想，除了情况特别明显之外未必会发生——出现时，必须应付苏联发射的两千个大陆之间弹道导弹和潜水舰发射的导弹，短时间之内进行的如此高密度的防御能作到么？宇宙空间站如果建成，那么，苏联也可能按照俗话所说“笨枪手多开枪，反正总有打中的”道理，制造更多的、成本比较便宜的核弹头。况且苏联已经开始生产巡航导弹，它和美国的托马霍克一样，能在宇宙激光射程之外的低高度飞行。还有军事卫星的突然故障，不是照样能导致核战争的么？既然批判的条件如此明确，宇宙空间站的开发不就应取消了吗？然而并非如此。里根总统把此项研究开发计划说得很好，用词很美，说它是“把希望给与未来的绝妙之物。”综合参谋本部花大力气建成综合宇宙司令部，总统本人和安全保障会议决定对该计划给与巨额资金。随后是众多的科学家和技术家开始工作，那规模巨大的活动带来的喧嚣，甚至从达卡的论文上也能感觉到。如果中野重治健在，我以为一定称他们为当今的最肤浅的乐观主义者，苦涩与愤怒之色形之于外，厉声谴责，然后号召大家：正因为这样，我们悲观主义者必须坚决前进。新疆之行回到北京之后，我们一行人加上外交官们举行午餐会，我在这个会上发表了一通议论，因为虽然交往时间很短，但是具有自由与宽容、自由讨论精神，人格高尚、经验丰富的实业家首先提出问题：特别重视核武器而扩充军备的西方既把苏联请到裁军会议的圆桌上来，应该是为了实现和平的，那么，过去的扩充军备难道不是有积极意义的么？对于实业家根据过去与现在情况的意见，我倒是对现在与未来的估计并重而发表了反对意见。因为这反对意见正是我常常思考的课题。记下它的内容之前，我先把回国之后立刻读到的新闻报道“美苏裁军的新谈判”这一消息展示在这里。我这里引用的是《朝日新闻》１１月２３日华盛顿发出的报道。美国白宫２２日发表，同意举行美苏两国新一轮一揽子裁军谈判，作为预备谈判，美国国务卿舒尔茨与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于来年一月七八两日在日内瓦会谈。发表此项新闻的总统助理麦克法伦（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谈称，新一轮谈判包括核武器以及宇宙武器等等一切有关裁军问题。总统助理强调，此次谈判并非只是去年年底相继中断的日内瓦美苏两个核裁军谈判，即战略武器谈判（START）和限制中距离核力量谈判（INF）的重新开始，而是新的谈判。此次谈判可以看作，两个谈判处理的中长距离的攻击核武器之外还加上了宇宙武器的限制、禁止，以及禁止化学武器、禁止核试验等等，意味着包括一切裁军领域。去年秋季我在美国逗留期间，因日内瓦谈判中断的新闻带来的心情郁闷和动摇，在本书开头第一章里已经有了。但是美苏之间重开裁军谈判，肯定是一种鼓舞。其次，可以明显地看出，此次重新开始谈判的动机，是因为美苏两国对于无休止地开发宇宙武器都感恐惧之故。总而言之，表面上有了进展，促成这次重开裁军谈判的直接原因，可以看作由于双方都对无止境地开发宇宙武器怀有恐惧。１９８３年３月２３日，里根总统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表明保卫美国免受核攻击的长期规划，其中开发宇宙空间站系统的特大扩军计划是把苏联引到裁军谈判的桌上来的，这种情况也并不是不可能的。因此，前面提到的那位实业家所谈，可以说是现实的。近来综合性杂志有一股潮流，甚至用夸张的语言说没有扩军就没有裁军谈判，用这种臭不可闻的歪理代替一般理论的论文也出现了。但是，我对于上述现象虽有所见，然而却依旧反对扩军是实现和平的跳板这类看法。因为就今天的核状况而论，开成一次裁军会议，和在此之前行之已久的核武器开发与生产、储备等等可怕的效果，不论任何时候，都是以和这类会议的成果极不相称的汹涌澎湃的规模进行的。也就是说，一次裁军谈判即使取得成果，现实的看法无非是有得有失，总归是使世界危机前进了一步。根据前面列举的塔卡论文，重新观察这个问题。下面引用的部分中，虽然塔卡的论文只谈北大西洋会议（NATO加盟国的议员团）的反应，但是，关于开发激光宇宙空间站对给与日本周围国际政治方面的影响之程度，恰好清楚地露出了欧洲反应内在的一面，活现出一幅足以陷我们于痛苦的示意图。靠战略的防卫即使能够使美国本土免遭核导弹的攻击，但是也破坏不了指向西欧或东亚的SS－２０那样的苏联中距离导弹、短距离导弹和炮弹一类的战术核武器。所以，靠保护美国之盾把美国和其他同盟国之间的命运分离开，把对美国的“核保护伞”的信赖性搞垮，那么，在抑制苏联对欧洲的攻击，美国就不得不依靠常规武力了（笔者注：在东亚，由于增加了托马霍克搭载舰船和日本加强了扩军，得到直接增进，而且目前仍在前进）。更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