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带来的悲哀。在记忆里把它不断地加以改造的过程中，这悲哀就提高而成为世人的资产，终于表现为文学，使人甚至感到因它而获得救助。鲍奈伽特描写了德累斯顿遭受地毯式轰炸，例如《屠宰场五号》所记录的，为一桩鸡毛蒜皮的小偷小摸而处死一名士兵，这样不合理的事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对于那个士兵个人来说，死非其罪当然是无法补偿的。但是对于德累斯顿地毯式轰炸这个２０世纪人类悲剧的愚蠢行为，由于鲍奈伽特的介绍而使我们无不予以注视，而且，对该悲剧中幸存下来的人无比信赖，也是通过鲍奈伽特才确认的，我相信，这才是文学的今天的作用。描写奥斯威辛空前的惨剧以及为它带来的后遗症长久困扰、痛苦到最后终于一死的女性，斯泰龙创作的文学可以说也具有和上述相同的作用。确如斯泰龙所写，即使通过她的作品，人也无法理解奥斯威辛。总而言之，理性上不能超越它，然而读完《索菲的选择》之后，我们的感受是，确实依然深深信赖属于人的行为，这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我和斯泰龙谈了相当长时间的话——如果把我这个想法向作家说出来，就可能像山村的孩子怕见生人似地妨碍她说话，所以只是一直默默地听着——全是２０世纪人类受非情悖理的苦，以及经过这种痛苦之后的更生这一主题，了解到自己和眼前的这位美国作家都是朝着相同的方向努力的，所以，我认为文学即使现在不也是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桥梁么？《索菲的选择》是在叙述者即作家被巨大的悲痛摧垮而睡在海边，作了个被活埋的令他痛苦的梦，醒来时看到沙滩上嬉戏的孩子们往他身上堆沙子，此刻夜已过去，故事就在这里结束的。叙述者说：“我自己祝福我的更生，与此同时，孩子们好像用沙子保护我，把我埋上，我紧紧裹在外套之下，像木乃伊那样直挺挺地躺着，随他们摆布。就在这时，我把以下的话写在心上：‘在凉沙之下，我梦见自己死去／但是我醒来看到黎明／看到灿烂的晨星，在光辉之中，’／不是审判的日子——是个无异于往常的早晨。早晨，一个美丽的、真正的早晨。”总之，斯泰龙描写回到日常生活中更生的小说就这样结束了。２０世纪残酷的历史给人类带来的悲痛，通过文学的表现过程，同时也是对于具有人类规模的普遍性的更生给以鼓舞的过程。它使我重新思考的是，为出席国际笔会而来东京的作家中，有一位曾提问：关于广岛的文学为什么是必要的？——我在那里，在那里我饱尝了这种悲惨，仅仅凭这两句话本来就能给他以强力的冲击！——但是对如此提问我却得到启发。前面我已经写过，我受日本笔会的出版委员会委托，选出了土生土长于广岛、长崎的受难者写出的经历，以及外地人追记自己的经历等等短篇，编辑成集，题名为《面对一无所知的未来》，并且协助出版了英语版的《AtomicafCtermath》。这英语版对外国人参加者一律发给一册，所以我有责任直接回答这个提问。方才提问的问题，他如果读一下业已发给他的英译本原子弹小说集，他本来自己就能解答的。那时我在奥斯威辛。这句证词任何时候都会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再加上斯泰龙的小说里，正如她写下来的这句话一样，使怀有巨大悲痛的人，有朝着更生的方向前进的鼓舞力量。奥斯威辛以后，作家费了３０年的努力，从那时我在奥斯威辛，从她曾经在奥斯威辛这个地点，直到看见跳过悲剧求得更生的方向之处，我以为可以说她是怎样不停地修筑这条路的啊。在这个不停的过程之中，作为资产的悲哀发挥了作用。说起日本人之中根据遭受原子弹轰炸的经历而写的作品，首推前面提过的林京子写的《空罐》。它描写的是３０年前，女中学生们遭遇大灾大难而幸免于死的同班生们聚会于长崎，在行将停办的母校畅谈往事，并叙述此举之动机的短篇。年轻的姑娘们所经历的，是没有任何意义、完全不合情理的——借用井伏鳟二在《杜若》里说的话，那就是荒唐诱顶——极其残酷的事。如果把它用数字和主要用记述文章表现，就是以下这样的：“毕业以来，我是第一次看到礼堂。站在门口时我呆立不动，当时我想到的是，在这礼堂里既没有举行过音乐会，也没有举行过毕业典礼，而是战争结束的当年１０月举行的追悼死于原子弹的学生和老师们的追悼会。我献上无言的祈祷，是给那一天死难的朋友们的亡灵。大木她们也是这么想的吧。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原和大木被动员到浦上兵工厂作工，工厂被炸而负重伤，她俩被抬来放在礼堂的地板上。原和大木后来伤愈活了下来，但是几十位女生在老师和同学们眼前死在地板上了。学生一千三四百人之中，光死者就将近３００人，这是从８月９日到１０月开追悼会的数字。被动员到浦上军需工厂而当时就被炸死的人，在自己家里死去的人，各种各样都有。用日本纸和毛笔写的学生们的姓名，在礼堂的粉皮墙上从头到尾分四、五段贴才能容得下。”那么，如此巨大不合情理的事，是怎样通过人的感情而被记忆的？如果联系前面的那些话，那残酷的事如何提高到人们作为资产的悲哀就清楚地表现出来了。每个班由任课教师念学生们的名字。任课教师被炸死的班，由同学期的教师代替念该班学生的名字。念到每个人的名字时，活着的学生们之间总要发出一阵惊讶声。过了一阵，惊讶之声没了，我们丧魂失魄一样垂头丧气地坐在长靠椅上。三面墙壁前面坐着死难的学生们的父母。追悼会开始之前，那些父母们就眼泪汪汪。流泪变成鸣咽，学生们向坐在中央的父母们走来。原自言自语地说：太让人伤感了，她这句话在每个人心里唤起往日的记忆，如实地表达了大家的心境。从礼堂去了教室，她们边说着话边到各个教室，同年级生们不约而同地想起了一个少女。“大木问大家：‘还记得她么？就是总带个空罐的绢子。’野田问：那空罐是怎么回事。大木说：‘那空罐里装着她父亲和母亲的骨灰，每天都带来。’啊，我不由得叫了一声。原来那姑娘就叫绢子。她是我的同班同学啦。我还记得，她把双亲的骨灰放在手提式书包里来上学。她把骨灰放在没有盖子的空罐里。怕骨灰撒出来，罐口盖上报纸，用红绳系好。她一落座就从手提式书包里拿出课本，然后双手捧出罐子，把它放在课桌的右边。一下课她就把罐子捧进书包，然后回家。起初，我们谁也不知道罐子里装的是什么。她也不想告诉别人。遭轰炸之后，我们说话不直率的事多起来了，因此，尽管挂念这回事，但谁也没问。她捧那罐子时手指的动作十分优美，就更不想问个究竟了。”有一天上课时受到教师责问，这时她才说，父母被烧死，从废墟拾到的双亲遗骨，还没有办埋葬手续，所以只好提来提去。娟子早已成大人了，然而依然独身，现在当小学教师。她身上还有挨炸时嵌进去的玻璃片，最近开始感觉疼痛。在朋友的记忆中，这位提着双亲骨灰罐的绢子，她本人内心还有另一个那一天的近乎荒唐的记忆。“并没有看清遗体，爆炸的闪光冲击了头部，整个人都熔化于光中而什么都看不见了，就在这眨眼之间看见了T老师，当时他对绢子张着大嘴在喊。喊的什么当然无法听清。也许仅仅是喊叫，但是绢子却一直在想，无论如何也要弄明白T教师最后喊的究竟是什么。”小说的结尾是这样的：“据说，绢子明天入院。绢子脊背上长达３０年的玻璃片，这回总要拿出几个来吧。无影灯光中拿出来的包着白脂肪滑溜溜的玻璃片，放着什么光彩呢。”包着白脂肪滑溜溜的玻璃片，这在作品中已有伏线的叙述，从而成为读者共有的知识。“‘人的身体可真出好东西啊！’大木这样说。因为据说四、五年前就从大木的背部取出一块玻璃。医生割开皮肉取了出来，原来是白棉花一般的脂肪包得结结实实的一个疙瘩。四、五毫米的小玻璃片成了脂肪的核，圆圆的，包得像颗珍珠一般。人的脂肪把进入人体的玻璃片包起来，经过人的肉体劳动，如果说这就是更生的暗喻，可能有些唐突。但是，人的肉体组织从这类近乎残酷之处更新生长，向着生命所指的方向，发展下去，如此想法，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归根结底这就是走向更生的思想。长崎挨原子弹轰炸之后，立刻把双亲的遗骨收进罐里，自己身上一直带着玻璃碎片的那姑娘的面容，同３０年后才动手术，想继续工作下去的女教师相联。而且清清楚楚地提示了这３０年过程之中，非哀的资产的厚而且重的存在感，我以为这才是文学的力量。而且不仅如此。自己就在那个地方，所以才饱尝了那里的悲惨，凭这两句话就足以给对方强烈的冲击，因为这是人的呼声。林京子的短篇，不言而喻，是长崎原子弹惨祸的明确证言，同时也是今天核状况之下，我们是否能活着走向未来而发出的表明这一希望的声明。它是至关重要的声明。由单个传达于全人类，渴望更生的这一声明之中，我们能听到全人类正在走向毁灭，以及不愿开倒车的甚嚣尘上的不协和音。今年５月，和几位有代表性的法国文化人谈过一次话。其中有哲学家杰克·德利达·埃特格尔·莫兰，作家有参加过国际笔会的阿兰·罗布·格里叶。和美国作家们谈的一样，我如果是发表对方所写的文章的人，和他们直接的对话是：我不把他们的文章引用于我的文章之中。因为我想到，他们各有独自的文体，如果引用得不够恰当，就不能很好地表现他们的思想，甚至妨碍了那些文章的真正原意。但是，因为和他们直接谈话，在这个光源的映照之下发现新的侧面，再回到他们的著作上来予以重新审视，这倒是常有的事。从这个角度重新介绍他们的工作也往往有之。这首先是我必须重新阅读他们的原作的良好契机，也是难得的机会。和德利达他们起居与共地谈了３天的话，是在举行日法文化最高级会议时进行的。和国际笔会一样，因为已出版正式记录，所以详细情况就请参照它了。这里我之所以想把和前面所谈的有关课题概略地谈一谈，是因为对于现在的密特朗社会党政权给予支持或持好感的法国文化人们，对核状况的认识和对保有核武器的态度的某种一贯性。我正如前面所述，在会议上自己的发言中，联系日本效法西欧力求现代化的历史，把广岛、长崎的经验作为主题之一。与此相对应，法国与会者们各自作了以目前核武器情况为主的发言，因为从现在欧洲的核状况的紧迫性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仍然表示感谢。特别是站在个人立场以核状况为中心的发言，会议主席团为了进行非公开性总结的讨论，从东京去箱根的路上，在大型汽车——座位能够转动，而且车里通道也宽敞，谈话非常方便的汽车——里也展开了亲切而深入的讨论。德利达其人和他的著作特别是被介绍到我国的情况，给人造成的印象完全相反，会议上答复听众的质疑时，他以周到的教育家的姿态，俯就对方的语言和论理的水平，然后又提到比自他两方都高的论点——比如就语言来说，把“脱离构筑”一词提高到能够活用的地步——加以阐述，我对于此人的印象是极好的。他以沉郁的表情和我谈了他读了我给《Atomicaftermath》写的序文之后，参加在康奈尔大学召开的“对核的批判”座谈会的大致情况。我认为，一方是以最近美国电视片《事情发生的第二天》引发的、群众大规模的核讨论，十分热烈；一方是敏锐的学院派头头脑脑们，以他们的方法来思考核问题上，同样搞了活性化。我的印象是，如果把开头第一章所引用的中野重治的话再一次写在这里，那就是对于德利达自身来说，包括法国保有核武器在内的核课题也是“此项待续”，也就是还有不少。至于埃特格尔·莫兰，我从他的《加里福尼亚日记》上读到他和制造出小儿麻痹疫苗，把世界儿童从恐惧与痛苦中解救出来的索克博士的对话，特别是索克想起中国人的危机一词是把危险与机会两项包括在一起的语言，从这里开始，主要是莫兰为主的长篇谈话。莫兰说明的是，构成法国政府拥有核武器的背景是一般法国人对苏联的看法。假如法国国土遭到苏俄坦克的蹂躏——他说，日本是周围环海的国家，与法国人民的看法是根本不同的。我叙说了电影脚本美苏之间开始了核战争，这时候在成为国境的海域上的日本参加了战争——时，法国进行报复，用它拥有的核弹可以毁灭苏俄两三个城市。但如果升级为全面核战争，用核武器是不可能毁灭苏联势力范围内的所有城市，所以，全体民众对核武器的信赖是幻想，但是，尽管如此，人是靠幻想活着的。莫兰说这些话时怀着深沉的忧郁和面带苦笑。国际笔会上，阿兰·罗布·格利叶说，现代是核状况下时代的同时，也是超级市场和可口可乐的时代，对于他的这种发言，报刊屡有报道。他在一次座谈会上问日本的法国文学家，为什么只谈原子弹给广岛、长崎造成的悲惨而不说东京大空袭造成的悲惨，得到的答复是很有同感。如果罗布·格利叶向我提出与此相同的问题，我想用下面的话回答他。现在我和他在电视上的谈话，可以略见端倪。说日本人只谈广岛、长崎被炸，忘了东京大空袭，这不符合事实。有不少人发动把东京大空袭具体地记录下来的运动。而且他们都是把广岛、长崎遭受原子弹灾害和东京大空袭联系起来并给予足够注意的人，对于核时代的今天和明天一直明确地表示意志的人。他们认为，核状况是指从异常庞大的常规武器发展出生物化学武器、人造卫星、集工艺技术文明之大成而达到顶点的核武器为主，反对它，而发出号召，要把从广岛、长崎到东京大空袭，以及各地方城市的空袭惨祸的历史，特别是联系个人的悲惨经历，把如此等等作为一个整体来掌握。生的定义六　大可破坏的最后的东西加里福尼亚大学巴克莱分校的朋友访问日本时，除了新出版的书之外，还给我带来一根带有硕大嫩叶的欧洲栎的小枝，如果用交换树木的朋友回顾往昔的话说，那叫EnglishOak。巴克莱校园有许许多多高矮不一的植物，其中有远近闻名的躯干高大的巨树桉树，有特别显眼的橡树。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女教师宿舍进门处一年到头总是盛开的常春花，以及对着宿舍房间的中庭里的巨大欧洲栎树。上午倒是名副其实的加里福尼亚晚秋的晴天，但是一到黎明时就刮大风，那风好像往下砸的一般，这只此一棵的欧洲栎树，那叶子互相敲打的响声简直仿佛一片森林。我来的时候还一片嫩绿的欧洲栎，几天之内就使书斋香气四溢，令人倍感亲切，现在那明亮的嫩绿已褪，但仍旧不时飘来上等香茗一般的茶香。梅雨期之前的几天，我去日本东北地带旅行，眺望了我以为树木最美时期的树林，因为此时的树叶发育到极佳状态，但是此行主要是想看看青森县的丝柏，也就是青森的罗汉松林。因为同去的不只我一个人，不能进原生林，不过在火车、飞机的移动中心不旁鹜的领略了罗汉松林的美景。这几年每当我眺望美丽的大森林时，刹那之间总被某种强迫观念俘虏。我在《新人啊，醒悟吧》里，坦诚地写了自己希望长久地欣赏德国那雄伟辽阔的大森林，以及仿佛被它迷住般的思绪。“从‘黑森林’边缘的黑森林山的斜坡俯瞰莱茵河，在古老的大学街弗赖堡根本没有冬季寒意的阳光中，去郊外滑雪客人饭店用午饭，眺望着已经落叶的山毛榉、橡树、枞树大片树林，我眼前出现了这些森林被核弹炸成一片火海的幻觉。”如果说出现这种幻觉是病态的，那么，这也许是无可奈何的吧。不过，美苏之间一旦发生核战争，可以想象到，我国的航空自卫队、海上自卫队可能参与美国核战略一部分的封锁三大海峡的直接行动。苏联为了打破津轻海峡的封锁，发射核导弹难道不是后果残酷却是极其自然的结果么？如果想到，１５０年、２００年树龄的罗汉松林被大火吞没，也并不是乖离现实的胡思乱想吧。想的首先不是人口众多而且集中的城市，而是最具实感的森林，如此性癖，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年龄的增长，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对四国①的森林山溪有着强烈怀念的缘故。①四国岛，即古代的阿波、濽岐、伊予、土佐四个古国的总称，现在的德岛、香川、爱媛、高知四县——译注。但是，自己这种想法，最近曾经几次受到来自意料之外方面的提醒。说什么，核武器破坏城市，暗示这只是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但自己常想森林着火，这无意识的深处使人感到树比人更重要，虽然不是什么严重问题，但使人为此感到不安云云。对于这一点，我本来是有意识地克服——然而一直是这么生活过来的——却一直没有战胜它，这也悄悄地反映了人一般倾向于悲观主义的内情。我得以反省这种思想是因为有了契机。这几年来，对于彻底废除核武器的世界范围的市民运动，以及与此相呼应的日本人的市民运动，有各种各样的评论。而且有的现在正在进行之中。特别是文学工作者们，对于签名的声明和集会——最近的表现是指向以“核状况下的文学”为主题的国际笔会——给予集中批评。批评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对于这一点和那个细节的处理还是改改吧，在这个基础上希望大家协调一致才好。总之，不是建设性的批评，而是类似嘲骂。其中有的作家和评论家的发言，有特别引我注目的倾向：他也说反对核武器，可是a说：光提反对毁灭全人类就行了么？不关心动物、鸟、虫、鱼、微生物难道行么？还有把这种想法更特殊化了的，b说：人类全部毁灭，对于其他动物、生物难道不是件好事么？它们取代这愚蠢透顶的人类，由别的生命体领导地球，难道不是可喜的么？a种声音，以乔那桑·谢尔为代表，忧虑生态环境现在与未来的人们的发言，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如果站在广阔的视野考虑人的生态环境，那么，动物、微生物不能生存和发展的世界里人却能繁衍下去的设想，实在是荒诞的。然而这只是一个方面，具体地表现在我们的经济生活、消费生活正在朝着异常庞大的方向发展，而且它和核武器水平的危机概不相关，所以人类的恢复必须从两个危机方面着眼才对。不言而喻，其具表现就不论外国也不论我国，特别是年轻的母亲们或女儿们那么热烈地聚集在市民运动的现场。在这里我看到了可称郑重其事、自然、诚实认真、由衷高兴的场面。我把自己对树木的关心，与残疾儿子共同生活，作为核状况下的生命课题写进小说。于是许许多多同一代的或者更年轻的母亲们给我寄信来，畅谈自己的体验，说这种类型的市民运动现在正在举行，虽然自己尚未参加，但对运动无不怀有好感，并给我以鼓励。b类的发言，发言者和他说的话，两者的关系是扭曲的，使接受者不能不感到困惑。凡是我所看到的，应该说全是这样，概无例外。结论是这些发言离间市民反核运动而捏造的一派政治语言。这些发言者们今后也不可能提高他们的论理和世界观的水平。所以，可以举出他们发言的具体例子，却不必把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他们不论生活方面的欲望，也不论政治上的野心，无一不是积极得令人惊奇的人，对于他们那仿佛大彻大悟的谈论，让人首先怀疑自己的眼睛是否看错了人——列举出来，现在就已经知道，几年之后他们任何人对于自己说的话都概不负责，空无一物，留下来的只有我们给予批判的论评。所以，倒不如我们主动地把a类、b类的发言提到高水平上来，在这个水平上作一番讨论——也就是以此为媒体，对于自己关于废除核武器的看法、感想，进行自我批评——更有益。我对广岛、长崎原子弹灾难给人带来的悲惨十分重视，至于灾难对动物、鸟类、鱼类造成的灾害给予强烈的关心，也常常自觉地表现过多次。例如，我在《广岛笔记》里，就把丸木位里、赤松俊子合著的《原子弹》里的图和短文借用过来，作为书中各章的扉页，其中之一便是“亮光一闪随后便是一声巨响……从市内向郊外以迅猛之势跑在最前面的是牛。”另一个例子是“浅野泉公馆的水池里，尸体与尸体之间鲤鱼仍在游动。”我以为，我之所以采访广岛的遭灾者，请他谈那番痛苦经历，写成文章，画成速写，都是受这些卓越画家们的感受性和对待动物和鱼类的影响的结果。我和重藤文夫博士的《对话，原子灾难后的人们》里，从这位原子病医院院长下面的话得到超过文字记录多倍的深刻印象。那上面说：“我们注意到了，除了人的尸体之外，有的小鸟翅膀受伤，飞不了，掉在地上。看它们这副样子实在觉得惨。一瘸一拐，好像往有水的地方奔一般，低着头逃跑。常常看见它们出来，但是不会飞。大多是燕子和麻雀。这些鸟类看起来觉得比受伤的人还惨。爆炸当时，许多人都往练兵场跑，跑到那里就死了，所以练兵场上满是尸体……”原民喜①自杀前一年，即广岛被炸之后５年，他那回顾广岛经历的短文中的一节，至今难忘。他的另一篇论述《格里佛游记》中人面马身兽的结尾部分，谈了如下情景，足见原民喜的心上刻下的广岛惨象是多么深。他说，“广岛遭灾之后，有一天我随便闲望，看到一件怪事，只见东练兵场上有一匹马，那马并没有受伤，可它却愁肠百结一般，像个哲人似地低着头。”①原民喜，小说家，诗人（１９０５—１９５１）。广岛遭原子弹轰炸时正在该地。为悼念受灾而死者与祈祷和平，著有短篇小说《夏季之花》。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精神上受到刺激而自杀——译注。原民喜的《一匹马》中是这样写的：“然后我就往东照宫的方向走去，猛抬头只见练兵场边上的柳树附近有一匹马，只见它茫然地呆在那里不动，那马没有鞍鞯缰绳等等。凭眼睛看，它哪里也没伤，但是却无精打采地低着头。那神态似乎为什么而惊叹一般，令人觉得奇怪。／我回到东照宫庙院之后就躺在石墙的背阴处。午间领了罹灾证明回来不久，从三原市来的救援卡车就到了。／我两手捧着领来的两个大饭团，回到石墙的背阴处。因为太饿了，所以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吃起来。可是我脑子突然闪出了这样的偏差：现在你怎么能在这儿消消停停地吃呢？突然一闪的意识使我伤感备至，觉得这可不行，于是立刻就有‘呕吐’的感觉，难以下咽。”这些证言给我的印象极其深刻，我想，如果把这些证言的内容加以整理，也可以分成两项，即：C，人即使在这么大的灾难之中，人对于动物，包括一些小动物在内，以及周围的环境，仍然以人的心灵关照它们。d，而且人即使在这样的灾难之中，并没有陷于相信无论人和动物都将悲惨地死去那种消极的相对主义之中，而是尽所有力量力求恢复人类所有的一切。重藤博士在作上述观察的前后，他本人已是受原子弹伤害的人，但是他为了救助受灾者，一刻也没有停止他作为一名医学家的工作。原民喜强忍“呕吐”感，为了活下去，把涌上来的食物咽下，动手写起受灾者的经历。这样的提问不能说是高尚的，我不喜欢这样作，比如说，现实的情况是一家人都在广岛、长崎的市中心，当人和动物与阿米巴的生命谈不到有什么差别的情况下，按这种原理行事的人们，能够放弃给他家属的一个饭团而给那神态悄然的马一捧杂粮么？其次，即使能有这种选择，能说那就是人合乎礼仪的举措么？至少是对具体事物缺乏想象力才说只提核武器毁灭人类才当作大问题是傲慢的，如此等等的批评，肯定常常出现，但我认为这是过于天真的人的行为。已经去世的战后文学家武田泰淳，对于佛教的宇宙观、人生观有深刻的认识，也是一位对全人类的毁灭问题深思熟虑过的人物。他亲口告诉我——他的意图极其明显地呼吁后进作家，把废除核武器当作首要的事考虑——说，生命的毁灭不仅仅是人类，必须考虑到动植物直到阿米巴，武田泰淳业已过世，即使对武田的思想最好的批判地继承者竹内好也离开人世，在这种现实情况下，我觉得必须重新抓住武田泰淳的思想核心。武田泰淳战后立刻动笔写了那篇题为“关于毁灭”的文章，我曾经边引用该文章边论述他本人，现在我想重新谈论他一次。而且，再读、三读这篇文章，从当年使年轻的我深受打动的部分之外的其他部分的引用中，找到我自己。但是，所谓毁灭产生文化，从毁灭本来的意义来说是不可能的。既然产生文化，那一定有非毁灭的一条线，一条极细、几乎看不见的一条线。过去确有这么一条线。世界对于这一条线曾经慷慨地允许过。但是今后是否允许？第二次、第三次屡屡发生的近代战争的性格，使毁灭越来越趋向并靠近全面毁灭的今天，科学一定用不了太多时间，就把以往估计的毁灭一部分、一个豪族、一个城廓的毁灭形式，变成陈迹。这样，就有可能在一瞬之间发生突然变异的现象。如同没有枪的部落的土人突然遭到另一人种的攻击，还没明白过来为什么遭到攻击，立刻就完全毁灭一样，今后的世界有可能远比这种部落大得无可比的地带，倏忽之间全面毁灭。／那时候，人道主义以什么阵容面对如此局面？文学，常常赋予人道主义的新内容的文学，以什么表情迎接这样的毁灭？特别是苍白无力的日本文化人，对于这不曾见过的暴力，将以什么样的亲切、激动、颤栗对待它？南方传来的佛典《本生经》里有这样的记述：佛出现之前有三个预告。第一个预告是毁灭。这个毁灭是由名为世界群集这一属于欲界的天人执行的。天人们披头散发，哭丧着脸，不停地擦眼泪，穿着红衣服，怪模怪样的形象在人的世界徘徊。而且不停地喊：‘诸位，此后十万年，劫难就开始了。那时，这个世界毁灭，大海干涸，这大地和须弥山一起烧光，直到火梵天为止的整个世界不复存在。诸位，大发慈心吧，大发悲心、喜心、舍心吧！’／这里所说的毁灭，是在超越常识的时间与空间预告。预告的时空是‘此后十万年’、‘和须弥山一起’、‘直到大梵天为止’，预告者是穿着红衣服的怪模怪样的天人到处喊叫。毁灭的预告对着世界群集，没有预告平常该如何准备，只要求大发非常之心。为了使巨大的智慧出现而作的第一预告就是毁灭，显示毁灭具有巨大作用和巨大的契机。全面的毁灭，面对最大范围毁灭的人道主义，文学的对应，对于这一系列挑战性的构想，我想表明我的想法，不过我想对于前面引用的第二段文章以及整个结尾部分，着重说明这佛教思想的介绍，是以印度教为媒介而同埃利亚德的思想相通这件事。同时也希望引起注意，对于武田泰淳这种佛教的毁灭观，实际上已经有人提出异议。三岛由纪夫死后不久，武田泰淳和寺田透之间围绕着道元①的谈话中，武田是这么说的：①道元（１２００—１２５３），京都人，镰仓初期的禅僧，日本曹洞宗开山祖，号希玄。１２２３年入宋，自宋高僧如净受法。１２２７年回国后于京都立兴圣寺弘法。谥号承阳大师。著有《正法眼藏》、《永平广录》等——译注。头一项罪是与女人通奸，原始教团的第一条就是此罪，年轻时就考虑好，这条如果作不到，那是绝对不行的。但是说到生存，没有性交是绝对没有后代的，所以这是难以解决的矛盾。比如，既是社会主义，当然有社会主义的一套。这样，社会主义才使人幸福。虽然幸福，社会主义没有性交那就没有社会主义，所以承认性。但是佛教在这方面却是暧昧的。结果是停止性生活的人和有性生活的人没什么区别。这实实在在荒唐。如果按原始教团的规矩行事，也许子孙、国家、社会早就没有了。即使没有了，但是否正确尚属疑问。一切都成了枯木寒岩，什么国家的繁荣啊，高度成长啊概不存在，没有大国也没有小国，整个世界就成这种状态。现在受日本教育的本人是否耐得下去很难说。如果推行这种学说，那结果实在可怕。没有善也没有恶，全都死光了也无所谓，当然不可能走到这一步，可是像希特勒杀人一样，全面抹杀，把这个更加扩而大之，就成了全部抹杀也无关紧要了。如果到了那步田地，那才是非常危险的虚无主义。／我以为佛教就包含其中的某些部分。佛教决不能和国家安泰啦，人道主义啦，社会主义啦，平平安安地联系在一起的。把武田泰淳提到的人道主义，在共同理解的基础上，不妨回到从“关于毁灭”所引用的第一段结尾，前面所说的挑战性的构想上来。这也是立足于今天核武器覆盖世界的现实，也就是对全人类全面抹杀，不论是出于按计划行事还是由于无意的事故，都有可能造成恶果的眼下的现实情况而言的。关于目前核状况的荒唐现实，还在氢弹出现之前，武田泰淳就已经写了下面等于预言的话。这从巡航导弹业已服役的现实情况来看，它简直是对实际状况作解说一般的预言。（《无感觉的按钮》）仍然是在无线电波操纵的飞机上装载高爆炸力的炸弹，到达目的地上空时只要按一下按钮或揿一下开关就能投弹。看不到类似战场的战场，也无从目击血腥和凄厉的光景，既听不到喊叫声也看不见冲天火焰，根本接触不到一切正在发生的惨象，极其简单地使一切化为乌有。被害者有多少，被害的结果如何，对于行凶者来说都是毫无意义的，被害者的容貌、性格、命运如何与他更无任何关系，巨大的破坏只靠一个按钮完成。行凶者与被害者之间，有个辽阔的空间，靠的是科学机械这种无感情之物，以它们的光线、原子以及其他决非一般人能懂，也不能抵抗的作用，完全以复杂、间接的程序，切断所有人间关系，好像天灾一样肆虐于人间。惟一的目的就是扩大破坏范围，破坏现存的一切，而这里所说的一切又没有具体内容。而且，按这最后按钮的这只手所需要的，并不是周密计划，也没有肉体的紧张，也用不着哲学的说明，仅仅是轻轻一按而已。武田泰淳以文学为职业，他给文学下的定义是必须经常给人道主义以新的内容。并且在这个基础上他经常提问：对于人道主义以及进一步对人道主义加以重新改造的文学来说，将怎样应付全人类毁灭这个巨大课题？也就是说，他质问的是，靠立足于人道主义的想象力，人应怎样面对全人类遭到毁灭的可能性这个问题。本来，武田泰淳没有感觉过日本人要毁灭，特别是全部毁灭，广岛、长崎遭受原子弹灾害之后他才考虑“对于日本的历史，日本人有关灭亡的感觉的历史来说，把全新的、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全部灭亡的相貌，成功地给予了灭亡。”于是失去青春苍白无力的日本文化人们这样的词句，在前面一段里出现了。这样的日本人把文学作为实验场地，也就是使文学模特先行的方法，以立足于什么什么样的人道主义的想象力表现全人类的灭亡，这就是武田泰淳向不远的将来发出的疑问。作为今天、明天课题，就文学家对于全人类走向灭亡的想象力的活动——也就是回答武田泰淳的疑问——来说，我以为现在只有一种形式，这就是前面提到的经我整理的一群文学家的谈论。（a）只提人类全部毁灭就行了么？对于动物、鸟类、虫、鱼、微生物、树木、草类等等概不关心也可以么？（b）人类毁灭，对于其他动物、生物岂不是件好事？由它们代替愚蠢的人类领导地球，难道不是可喜的事？说起这里所谈的几种立足于人道主义想象力的性格，我觉得确实符合失去青春苍白无力的日本文化人的表现。他们一开始就屈服于这个陌生的“男性”的暴力。对参加销毁核武器的市民运动持批评态度者之中，有一个人点了我的名，说我是受虐狂，如果借助于逻辑手段来看，那像朝天吐唾沫一样，我想肯定会落在他那得意洋洋的脸上。他们是对于今天支配核状况的大国专制连抵抗的想象力也没有的人。他们好像驯服的羊，顺从现实如核状况。总而言之，他们对于今天威胁全人类有使之全部毁灭的可能性的结构，丝毫也不想改变，照葫芦画瓢，是一群放弃探索全人类再生之道的人，尽管他们自己软弱无力，却煞有介事地装得十分正派，净讲满篇大道理的人。说什么动物、鸟类、虫、鱼、微生物等等，和人相比，难道不是很重要的么？由别的什么代替愚蠢的人类领导这个地球，不是很好的么？如果这一连串的发问被蟑螂、变形虫或者来自异星的新统治者听到，它们也会说人类能听懂的话，我以为它们一定道谢：“太感谢啦，将要毁灭者们！”所以，我觉得必须作出和这些从里到外浸透了悲观主义毒素，对核大国专制的顺从主义者绝对不同的回答。也就是说，我认为面对另一形式的全部毁灭的可能性，必须提出立足于人道主义想象力的文学典型。本来，正如人类生命极其重要一样，动物、鸟类、虫类、鱼类、微生物类的生命也重要。我想此外还应该加上树木和草的生命。不过，如果对于它的重要性的认识经过反复考虑，结果导致贤明的地球新统治者比人类好，如此着想——说这种话的大学教授，所谓评论家之中的世俗派假定他是真的这么想——纯属倒错。人类要生存下去，动物、鸟类、虫、鱼、微生物，乃至树木、草类要生长，必须有地球环境，这种想法才是正道。于是使业已开始的破坏停下来，扭转方向，回到使地球环境朝着再生的方向前进，为了千方百计地保持住人类能够生存下去的场所，必须制造世界范围的舆论，推倒现在的核状况，把垄断核权力者逼迫到不得不消灭核武器方向上去。所以，如果想象一下立足于今天人道主义的到达点，我以为注视着人类毁灭的对话，在武田泰淳之间是可能有的，我真希望对那位卓越的先知、预言者的灵魂给予回答。我还想说一说立足于这种新人道主义而提出代替方案的乔治·F·凯南近来的工作。收在他的《核的迷妄》的论文之一，是他于１９８２年写的“基督教徒对于军备竞赛的意见”一文。他无论在信仰方面或者宗教学识方面，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基督教徒而已，然而他却对这个问题开始说话了。他不怕招来那些简单幼稚的批评，那确切的原理同对和平毫不动摇的信条很好的结合，表明了经验丰富的这位外交官近来发言的特征。（PantheonBooks）凯南首先明确表示，以往的常规武器，尽管它非常可憎，然而它具有合理的目的和服役于政策的性格，但是核武器的性质与此根本不同，可称之为不合理武器。凯南曾经预料过，这种想法有的人不会接受。退一百步来说，如果不是这样，核武器同常规武器一样也必须遵守国际法。于是他提问：核武器系统难道真是遵守国际法而受其约束的武器系统么？杀伤非战斗人员，以往的战争中，由于事故、不小心或者感觉迟钝、无视周围环境等等，也难以避免，但是核武器却是不可避免地杀伤非战斗人员。凯南说，即使动用核武器者并无杀伤非战斗人员的意图，但是大量非战斗人员无可避免地被杀伤。“当然，还有更坏的，从我看到的基督教徒的观点来说根本无法理解的是，用无辜的人为他们政府的政策作人质，用应该罚他们政府的方法处罚人质，并为此作好准备，以及施加威胁。”凯南还提到，前面提到的谢尔以及许多科学家曾发出警告：核武器爆炸，不仅对于北半球，而是对于整个地球继承下来的文明给予严重破坏，将来无法进行再创造。“我们所谈的文明，并非只为我们这一代人所有。我们不是它的所有者，不过仅仅是保管者而已。因为它比我们无限大，无限重要。它是整体，我们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它不是我们建设起来的，而是出自别人之手，我们并没有参与创造，而是继承者，是被授与者，是和下述不言自明的义务一起被授与的。这不言自明的义务就是对它慈爱，善加保护，使它发展，更希望它日新月异地不断改良，妥善地交给我们的后来者们。”凯南说：我们的父辈祖辈为文明作出贡献，那不仅是他们努力的结果，也是他们的希望与信条所赐。如果把这文明全部破坏，那就使我们父祖辈的生命，以及他们曾经象征地显示了人类过去的一切变得毫无意义，而且也有违基督的“敬父母”之教。那样的事我绝对不作。我是希望自己决非不公正而又无感谢之心的人。考虑这些，就觉得用核武器对待别人——也就是对待我们不知道，也从未见过，根本不能由别人决定他们是有罪还是无辜的人们——并为此作准备，以核武器使一切文明处于危险状态，根本不顾我们这一代人类的安全，不顾我们承认的利害，不顾文明史上曾经发生过以及文明的未来等等，这简直是傲慢亵渎和侮辱神灵！怪物式的次元的侮辱，只能看作对神的侮辱！以为人类之后的地球统治者总比愚蠢的人贤明，总而言之希望除人类之外别的什么统治地球，这种企图和想法，即使我这个无宗教信仰的人也认为，这纯粹是怪物式的次元的侮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