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军　　我终于懂得了什么叫生离死别，我也终于在父亲去世的瞬间真正长大了。哥哥姐姐婶子姐夫们张罗着后事，我唯一的任务就是陪着母亲，因为我知道，我失去的是一个父亲，而母亲失去的是她的整个世界——　　然而，母亲表现出来的平静、镇定，超乎了我们的想象。她不声不响地坐在一边，顺从地听着大家的各种安排，没有一点特殊的要求。母亲不让我们哭，不让我们给父亲下跪，因为父亲不准儿子跪下，男子汉膝下有黄金。我整日陪伴着母亲，我不敢轻易提起父亲，怕引起母亲的悲伤。晚上，我和母亲睡在一张床上，我躺在爸爸原来的地方，谭梅睡在母亲的另一边。我搂着母亲睡，就像小时候母亲搂着我一样。小时候，我经常有特权睡在爸爸妈妈的中间，现在我让母亲睡在我和妻子中间，我们用体温给母亲焐被窝，给母亲讲故事，我保证在母亲睡着后再睡着，我不让母亲有一分钟没人陪伴的空闲时间。那回是我从17岁当兵后，陪伴母亲最久的一次。搂着母亲，我总是非常害怕，怕醒来的时候母亲也走了——　　父亲的去世让我产生了极大的恐惧，我感到了从来没有过的对家的依恋和害怕失去亲人的深深忧虑。我知道，母亲也害怕，母亲从16岁开始就再也没有离开过父亲，在他们看似平淡的婚姻生活中，早已相依相随，无法分离。而今父亲走了，儿女再孝顺，既便儿孙满堂，也替代不了父亲的位置，化解不了母亲心中的悲伤。他们这一代人是羞于表达爱情的，是将爱情化成亲情释放出来的，他们从没有给我们讲过他们之间的故事。但是我知道父亲走了，母亲的心一定跟去了——　　在父亲入土后的100天，按照传统习惯，儿女要给老人立碑。我们见母亲的身体和精神尚好，就带着母亲一块来到墓地。远远地大哥指指一片葱绿掩映的地方对母亲说：“就在那儿！　　”　　听了大哥的话，母亲抬眼看了一眼，忽然间号啕大哭，那声音撕心裂肺，安静的陵园因母亲的哭声而充满了悲伤。　　我们7个孩子站在那里呆住了，父亲走的那天母亲都没有这样哭过，今天面对父亲新的休憩之所，母亲完全无法克制这些天来压抑在心中的悲恸，把全部的思念倾吐出来。家里所有的人都哭了，连来给亲人扫墓的陌生人也哭了。没有人知道，父亲母亲之间充溢着怎样的情感？也许母亲意识到了，自己也会在百年之后来到这里“生活”，也许母亲知道，父亲就在这里等待着她的到来。一个普通的女人，失去了与她一生相伴的爱人，又见到了他们来世可能相遇的地方，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样的情感。只觉得一瞬间所有的感情都不值一提，人间的悲伤不过如此了……带眼的贝壳(1)朱军　　林教授缓慢地说：“朱军呀，老太太玩几天就回去吧，也该准备了，淋巴癌，晚期了……”　　我带母亲出来玩，母亲很开心，但我也知道一生勤劳的母亲其实并不向往名山大川，也不向往珍馐美味，在她的心里，没了父亲，什么风景都没有了。　　与其说是让母亲开心，不如说是在了却自己的心愿。　　父亲离去以后，母亲身体状况急转直下，一个精神矍铄的老人顿时失去了往日的光彩。我不敢去想，但我似乎预感到了母亲也将不久于人世，我不想点破心里的这张窗户纸，但面对现实又十分恐慌，就特别想带母亲出去走走，坐坐飞机，逛逛故宫，登登长城，看看大海……　　到了父亲去世第二年的夏天，母亲的身体越来越不好，大哥终于说服了母亲，和两个姐姐一起陪着她来到了北京。大哥因为工作忙，在北京开完会就匆匆赶回兰州了。　　那时，我在北京贷款买了一套房子，算是有了一个稳定的家。母亲到了这里看看这儿，摸摸那儿，脸上总带着满意的笑容。那些天，我安排好了台里的事情，专门陪着母亲到处转悠，那些日子应该是母亲一生中最奢侈的几天。　　母亲从小在河南长大，出嫁后跟着父亲转战西北，来到兰州，从此便以兰州为家生活了一辈子，中间只去过一次徐州，50多年就在一个地方生活，即便是兰州也有很多地方没有去过。　　母亲一生没有见过大海，我和两个姐姐就陪伴母亲到秦皇岛看海。到了海边，母亲特别开心，她喜欢贝壳，让我们带她到海边捡贝壳。那时的秦皇岛海边治理得非常干净，早已没有什么贝壳，倒是有很多卖贝壳的小商贩。　　于是，我就悄悄地买了几串贝壳，将绳子解开，请朋友悄悄扔在沙滩上。到了傍晚，前脚我的朋友去扔，后脚我和两个姐姐就搀扶着母亲去捡，母亲开心得像个孩子，一边一颗颗地拣拾着贝壳，一边像宝贝似的装进口袋。　　那是我记忆中母亲最开心的一个晚上。那几天，母亲的精神经常会出现恍惚的情况，有时候早上一醒来，着急地跟我说，爸爸缺东西了，叫她给送去。吓得我请了北京最著名的精神病医生给母亲看病。我们撒的贝壳被母亲一口气拣完了，我又偷偷地去买，拆了线绳就往沙滩上扔，卖贝壳的阿姨看见了，好奇地问这是在干什么？　　我的一个朋友悄悄地将实情告诉了阿姨，善良的阿姨感动得热泪盈眶，主动将一大堆还没有穿绳的贝壳推到我面前说：“孩子，就冲你这份孝心，要多少你随便拿，全送你。”　　说着阿姨将剩下的半盆贝壳都送给了我，拾掇拾掇东西就收摊了。阿姨说：“让老太太捡吧，难得老太太喜欢，我赶紧走了，别让她看见我，你们该露馅儿了！”　　无论我们怎么坚持，阿姨就是分文不要。看着阿姨，我心中一阵感动，古语说得好：“孝子不匮，永赐尔类。”孝顺父母是美德，孝敬父母的人会赢得尊重。　　那个海风吹拂的傍晚，我感到心里特别舒服……　　母亲真的捡了很久，我们撒的贝壳几乎都被她拣回来了。母亲高兴地说：“这个海真好，有这么多的贝壳。我多拣点给你父亲带去……”　　听了这话，我又是一阵颤动，刚好了几天的母亲又开始了呓语，母亲拿着贝壳仔细地研究，突然问我一个朋友：“这些贝壳为什么都有一个眼儿呀？”　　我的朋友就嘻嘻哈哈地哄着母亲：“大妈，这大海里的贝壳生来就是有眼儿的。”　　母亲疑惑着，把贝壳用水洗干净，装好，当宝贝似地拿着，嘴里老是喃喃地说：“我给你父亲带过去。”　　我不知道母亲和父亲之间是不是有什么关于贝壳的约定，也许是一个浪漫的承诺？也许代表只有他们才懂的意义？但我知道，假如有的话，一定是一个遗憾，我知道父亲和母亲没有一起看过海，也没有一起捡拾过贝壳。我真的想告诉天堂里的爸爸，见了妈妈一定告诉她贝壳就是有眼儿的，一定不要让我的“谎言”穿帮。我不知道母亲为什么要给父亲带点贝壳去，但我知道这里一定有一份属于父亲母亲的爱情故事——带眼的贝壳(2)朱军　　在北京的时候，我也借机带着母亲遍访名医，而母亲却总是萎靡不振，茶饭不香，还经常神情恍惚。母亲来的第三天，我一个朋友邀请我们在一个四合院餐厅吃饭，母亲吃了几口就坐在院子里面乘凉，我就跟着出来和妈妈聊天。一起吃饭的朋友中有一位是301医院的林峰大夫，他是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医生，他看着母亲和我，神情有些黯然。吃完了饭，大家散去，林教授缓慢地说：“朱军呀，老太太玩几天就回去吧，也该准备了，淋巴癌，晚期了……”　　对于林峰大夫的话我似乎早有思想准备，然而一旦挑明，仍然像天崩地裂一样地难受，我强打着精神谢过林峰大夫，又整整陪了母亲一个礼拜。将母亲送回兰州的那天，我特别害怕，真怕这是和母亲的诀别……　　看着飞机起飞，我的心刀绞一样地痛，儿女长大成人了，有了自己的一方天地，父亲母亲也到了风烛残年，这时的儿女能孝敬一下父母是天大的福气。记得2002年我们制作了一档春节特别节目《我的父亲母亲》，其中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翟俊杰导演说了一句话，让我深深地感动，翟导的母亲还健在，他说：“我一个60岁的人，回家之后还能喊一声‘娘’，娘还在，还能答应，这是多么大的幸福呀！”　　我太怕没有这样的福气了。母亲回兰州以后，我就三天两头回家，有事没事看看妈妈。每次离开的时候都忧心忡忡，总怕是最后一回。家里哥哥姐姐、嫂子姐夫们一如既往，家里有什么事情我总是最后一个知道，他们将一切安排妥帖之后才会告诉我，不想影响我的工作。我有点名气之后，他们丝毫没有沾光，反而更加操心。哥哥姐姐们在外愈发注意自己的形象，生怕给我带来不好的影响。世界上最爱我的人去了(1)朱军　　我在屋子中的一块空地上，冲着兰州的方向双膝跪倒，给还没有走远的母亲磕了一个头，终于不能自己，忽然号啕大哭。　　那些天，我在安徽的铜陵演出，忽然觉得心里特别不踏实，像猫抓似地坐卧不宁，我先给在北京的妻子打了电话，一切都好，但是谭梅说话的口气变得支支吾吾。　　我又给已经调回兰州工作的大哥打了一个电话，大哥先是没接，又很快打了过来，听的出来大哥的声音显得有点疲惫。在家里除了父亲，大哥在我心中有足够的威严，大哥只是淡淡地说：“你最近忙吗？不忙的话，就回来一趟吧……”　　我再怎么追问，大哥都是含糊地说：“没事，先忙工作，有空就回来。”　　放下电话，我心中笼罩一层不祥的预感，但是我不敢沿着这个预感继续往下想……　　回到北京，谭梅和我的大侄子朱涛在机场接我，谭梅见了我，假装漫不经心地说：“大哥说没事就回去一趟。”　　我指了指朱涛，问她：“是让我一个人回，还是让咱仨一块？”　　谭梅胆怯地说：“让咱仨一块……”　　在我们这样传统的大家庭中，我是幺子，谭梅是幺儿媳，朱涛是长孙，让我们三人一块回家，一定不是什么好事。我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　　当时我们在机场就买好了第二天最早飞兰州的机票，回到台里匆匆安排了一下，第二天一早赶到了兰州。二哥直接将我们接到了医院。　　我来到医院，看到病榻上的母亲，知道任何人都已回天无力了。于是从下飞机开始，整整14天，这14天我寸步不离母亲的病床，没有回家，没有刷牙洗脸，每天在医院吃饭，睡在一张陪护用的躺椅上。我拉着母亲的手，想着记忆中那些支离破碎的片段，有时觉得回到了童年，那时我得阑尾炎天天上医院输液，母亲每天都花七分钱给我买一碗油茶，她却从来舍不得喝一口，母亲说她不爱喝。　　每次母亲稍一清醒叫我的时候，我都在身边，我希望听到妈妈说点什么，但是直到她离开一直都是无人听懂的呓语，我知道她真的要去找父亲了——　　2000年12月10日，我接到了台里的通知，主持中纪委的一台晚会，台里领导当时并不知道我母亲病危的事，再说我“逃跑”了半个月，已经无计可施。就在14日我收拾东西准备走的时候，我知道这是和母亲真正的诀别。清晨醒来，天还没有亮，医院非常安静，母亲躺在床上，样子十分安详，我看四下无人，扑通一下跪倒在母亲床前，重重地给娘磕了三个响头，心中默念着：“谢谢娘的养育之恩！儿子走了，娘一路平安呀……”　　我不敢哭，怕吵醒了别人，怕不吉利，母亲还在呢！那一刻我真正懂得了什么是生离死别……我被痛苦击倒，拖着一身的疲惫回到北京。下午彩排，晚上直播，见我的人都问：“这些天你跑哪里去了，脸色铁青，瘦了一圈，额头上还一个大红包？”　　回来后，我的情绪根本无法平静。　　一旦离开了兰州，无论家里出了什么事，大哥的电话中只有简单的几个字：“挺好的，没有什么事情，妈妈很平静。”　　给二哥打，也是一样的口气；打给大姐、二姐、三姐、三哥，几乎是众口一词地说没有事情。然而我知道，母亲其实每天都在生与死的门槛上徘徊，母亲舍不得我们兄弟姐妹，每天都用最微弱的呼吸暗示身边的儿女，也让唯一不在她身边的小儿子放心。　　在北京的我，一直心烦意乱，我知道母亲的离开就是一个时间问题。尽管母亲再也不能醒来清晰地和我说话，但是我强烈地希望母亲一直活下去，母亲活着，我就永远是有人疼爱的幺子。我尽力安排台里的事情，希望将手头上的工作赶紧做完，我希望母亲走的时候我在身边，我希望我的心一直陪伴着母亲。　　两天后还有一台大型晚会，晚会一结束我就马上回家，我每天盘算着时间，希望自己能赶上母亲最后的时刻……世界上最爱我的人去了(2)朱军　　那天下午，我在家里做饭，忽然接到了好朋友张华的电话，说在兰州有一场商业演出，人家出20万元请我主持。接到电话时，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20万元请我出场主持节目，还在自己的家门口，这样的事情如同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而且演出就在第二天，手续合同一切都替我谈妥了。　　张华是我最好的朋友，他说的话我当然相信，但是即便是这样，也刚好和台里的一场晚会撞车，而且即将出台的新栏目《艺术人生》还有一个月就要开播，我根本抽不出身，我遗憾地婉言谢绝了。　　放下电话，马上感觉不对劲，张华本来是做生意的，和搞演出的人八竿子打不着，怎么突然张罗起这件事?我疑惑着放下电话，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过了大约半个小时，电话又响了，是大哥的号码，我心里一激灵。说实话，这几天我最怕收到大哥的电话。大哥在这种时候是不会轻易给我打电话的，要打绝不会是什么好事。我颤颤微微地拿起电话，大哥的声音特别小，气力特别微弱，缓慢对我说：“军呀，你这几天是不是挺忙的呀？”　　听到大哥的话，我的心里一下明白了，母亲一定是已经走了。我了解大哥，我知道我亲爱的妈妈已经不在人世了。　　我顿时觉得浑身无力：“大哥，你告诉我，是什么时候？”　　大哥又淡淡地说：“没事，忙就别回来了。”　　我提高了嗓门：“你告诉我，是什么时候！”　　大哥还是淡淡地说：“你尽到心了，妈妈走的时候挺平静的。”　　我几乎开始嚷着对大哥说了：“求求你，告诉我，是什么时候？”　　大哥顿了一下，仍然淡淡地说：“就在刚才。”　　说完了一阵长时间的沉默……　　我这才反应过来，张华的演出合同不过是家人对我的一种试探，这样好的差事都不回来参加的话，一定真的是非常忙，张华来电话的时候应该就是母亲离开的时候。我明白了，我一下子瘫软了，呆呆地对着电话说：“大哥，你让我想想”　　说完，我们都收了线。尽管母亲的离开已经在我预料之中，当大哥的电话真的打来的时候，我仅剩的一点侥幸全没了。母亲病危的时候，尽管天天惦记，但我知道母亲还在，而今，在我37岁的时候，生养我的父亲和母亲都去了天堂，他们一定是放心了，认为自己的小儿子都长大了，没有牵挂了。大哥说母亲走的时候很平静，母亲走的时候也许是幸福的，因为天的那边有他深爱的父亲。而天的这一边，七个儿女都已经长大成人，母亲放心了！　　我呆坐在沙发上，屋子里异常宁静，我知道此时在兰州，哥哥姐姐嫂子姐夫们一定在忙碌着。我在屋子中的一块空地上，冲着兰州的方向双膝跪倒，给远方的亲人和也许还没有走远的母亲磕了一个头，我终于不能自已，忽然号啕大哭……　　后来听朋友说，大哥给我打完电话之后，就把手机扔了，自己站在医院的楼道里痛哭不止。　　母亲走了，我忽然觉得一阵孤独，在我37岁的时候，我成了没有爸爸、没有妈妈的“孤儿”，这个世界上最疼爱我的人去了……　　谭梅穿着我做的衣服走到外面，没人会相信，如此精致的衣服会出自丈夫之手。第一次见到谭梅，觉得我们是两代人(1)朱军　　第一次见到谭梅是在部队大院里，春暖花开的季节。我到开水房打水，路边有一排槐树，只见几个小姑娘在树底下用竹竿勾槐花，其中一个看背影像是初中生，穿着一条花背带裤，几人中数她敏捷。在军纪肃然的大院中毫无顾忌地活蹦乱跳，实在不多见。我留意了一眼，只见那小姑娘也回头看了我一下，四目对视的瞬间我们不约而同地礼貌地打了一个招呼。一闪而过，我继续去打开水，她继续和她的伙伴玩耍。一次偶然的，毫不在意的相遇，当时我连这个小姑娘叫什么名字，在什么单位都不知道，现在回想，那时唯一留下的印象倒是很有意思，我觉得这女孩特小，和我像是两代人。　　没过多久，我们下部队到新疆演出，我的任务是在舞台上方的灯光槽里面打追光灯。在一个舞蹈节目中，我猛然发现那个穿背带裤勾槐花的小姑娘，一头披肩发，长裙曳地，舒展的舞姿，让我惊住了。怎么会是她?小女孩瞬间变成了妙龄少女。一下子，我像遇见了“熟人”，于是利用“职务”之便，用手里的追光一直追逐她。记得那天的节目，她一共出场了四次，有时完全是伴舞，但我手中的光束始终以她为中心。　　从此，我的生活中多了这样一个伊人的身影。　　记得我们确定了关系之后，我很正式地对她说，我们在一起的事情，你要认真地告诉你的妈妈，妈妈同意了，我们才能在一起。于是，她给妈妈写了一封信，将我的一张一寸标准照片寄给了她，信的内容几乎全部是我的个人简历。收到信后不久，谭妈妈就说要来兰州看我们，显然是来相“女婿”。　　未来丈母娘要来“考察”，紧张得我好几个晚上都没有睡好。那时，我住在“兰战”的一间小宿舍里面，巴掌大的地方，只有单位统一配发的简单家具，我又囊中羞涩，于是拿出了20年练就的“十八般武艺”，将家里的旧家具统统废物利用，两个箱子横着一个竖着一个，改造成当时最时髦的高低柜，按照市场上的样式加上抽屉和一些适当的装饰，再刷上油漆；将两条长木头椅子垫上旧衣服和棉花，外面用皮革一包，手工做了几个颜色统一的靠垫儿，一个时髦的沙发大功告成。这些木匠活儿，我是无师自通学会的。从小家里穷，什么都买不起，所有东西几乎都是父亲母亲和哥哥们自己制作的，我们也因此有了丰衣足食的生活。也许是耳濡目染的缘故，我从小也算得上心灵手巧，喜欢鼓捣点小玩意。没想到，这种贫寒生活中练就的一技之长，在关键时候派上了用场。直到今天，我有的时候还客串一下“木匠”，家里的角角落落经常摆着我的发明创作，我以为那些都属于生活情趣，是花多少钱也买不来的。　　折腾了将近一个月，准备工作基本就绪。我又花30块钱买了一块草垫子，铺在小屋中仅有的一块空地上，如果说沙发和高低柜是当时家庭里时髦的摆设，那么这块草垫子几乎是“时尚”和“前卫”的展示。经过精心打理，我那间单身宿舍变成了一个温馨的小屋。算算钱，除了那个30块钱的草垫子，几乎分文没花，所有的东西都是废物利用。从那以后我坚信，爱情能激活人的全部灵感和创造力。　　谭梅在我那间整饬一新的小屋里，幸福得就像城堡里的公主，我没有什么甜言蜜语、山盟海誓，但是我用行动给她和自己一个安全幸福的感觉，我相信这种感觉无论什么时候都是爱恋中最珍贵的添加剂。　　谭梅的爸爸在她当兵的时候就去世了，妈妈将三个女儿抚养成人，谭梅最小，又在外地工作，一定是妈妈最放心不下的，天下的父母都一样。当时我这样里里外外紧张罗，当然是想给未来的丈母娘一个许诺：女儿交给这个男人，尽可以放心!同时，也是我对一个母亲的由衷尊重。在我们这代人接受的教育中，婚姻不仅是两个人的结合，更是两个家庭的缘分，我觉得自己有义务孝顺谭梅的妈妈，照顾她的家人，见丈母娘是男人生命履历中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愿意给未来的妈妈带来快乐和欣慰。第一次见到谭梅，觉得我们是两代人(2)朱军　　收拾完屋子，自己也NFDA1饰了一番，穿上崭新的衬衣，做了一个自认为很“帅”的发型，和谭梅一大早就到火车站。等了将近一个上午，那趟火车上最后一个乘客都走了，也不见丈母娘的身影。那时也没有什么电话手机，急得我和谭梅团团转，最后没有办法又跑回“兰战”。　　刚一回来，就看到丈母娘站在兰战的门口，笑呵呵地等着我们呢!和丈母娘见面后，我将她接到父母的家里，双方的老人没过三分钟就聊得热火朝天，我妈妈和她妈妈，竟然很快地以“亲家母”相称。这样“一见钟情”的相亲可把我美坏了，赶紧在厨房里煎炒烹炸地忙乎起来。不一会的工夫，七碟八碗地做了一桌子的菜。那天的事情成了我们家庭中一段快乐的记忆。　　从那天开始，在我的心中，谭梅就是名正言顺的未婚妻了，和我一起经历生活的磨砺。　　我在人生事业关键的时候遇到了她，在我面临人生重大决定的时候，她用女人特有的坚韧支　　持我的选择。我深深知道稳定的感情给了我人生怎样的滋养。尽管有时想想，我们的故事并不那么离奇和浪漫，但是，在我们共同的记忆中，都深深镌刻着对方的烙印。爱是什么？在我的心中，爱就是那些一起走过的日子……　　八十年代末，社会上有一种很重名利的风气，歌舞团很多女孩都以找到事业有成者为荣，她们有很多漂亮的衣服和首饰，出入会有汽车接送，而我只能骑着自行车带着谭梅满大街地转悠。不像人家有能力买高级衣服，我也有自己的办法。记得当时有一种裁剪衣服专用的比例尺叫“一拉得”，这种简单的尺子能让一个没有裁剪经验的人学会做衣服，我从小动手能力强，于是十块钱买一个“一拉得”，在商场中见到什么好看的布料，买上一块，半天的工夫，一件新衣服就做成了。做的最好的是一件条绒的夹克，做完了觉得颜色太素，我又在碎布头里找了一小块黄缎子，做了一个不规则的装饰贴在胸前。那件衣服着实让谭梅在歌舞团姐妹中风光了一把，大家竟然都以为是在国外买的。我甚至用穿旧的皮鞋底子，加上很多彩色皮带给谭梅做了双凉鞋。那时她的衣柜里面几乎全是我做的各种衣服，冬天甚至做过羽绒服。谭梅穿着我做的衣服走到外面，没人会相信，如此精致的衣服会出自丈夫之手。她为此十分自得。而我也有一种创作的快感。今天，在那些时装杂志上看见衣服样式的时候，最让我骄傲的不是我能买得起，而是我也能做得出来。　　当你深深地爱一个人，并且可以用自己的力量让她快乐的时候——那是男人最有成就感的时刻。小酒馆里“聊”出《艺术人生》朱军　　那天，我们越聊越兴奋，后来索性找了个小饭馆，开始了《艺术人生》最初的策划。　　我曾经在无数的场合说过，我是《艺术人生》最大的受益者，就个人感觉而言，在《艺术人生》中我才真正找到做电视节目主持人的感觉。　　当2003年度的金话筒奖杯递到我手中的时候，当连续3年的星光奖杯摆在栏目组窗台上的时候，我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这其中，有事业成功的快乐，更多的是一种深深的感激之情。感谢《艺术人生》，是她给了我37年人生经验一个倾诉的出口。当我点滴的生活感受都成了节目素材，我忽然发现，原来，我时刻都在为《艺术人生》准备着！　　《艺术人生》的诞生是在2000年。那时侯，我常和二炮文工团的策划徐小帆老师在一起聊天，因为他也经常参与中央台节目的策划，《同一首歌》他就是策划人之一。说起徐老师，不紧不慢、不急不躁的性格在电视圈里还真是少有。有一次，开会开到半夜，徐老师出门找车，车没了，又踱着方步回来，笑呵呵地对大家说：“你们猜怎么着，我的车没了，可惜了，车里还沏着一杯香茶呢——”说完又慢悠悠地加了一句：“今儿没法送大家了——”　　那时正赶上台里三套节目要改版，我们就常常在一起讨论改版的事，可经常聊着聊着就变成了诉说各自的“苦难家史”，还说得“激动万分”。于是徐老师就建议，干脆做一档节目，专门讲述大家曾经的艰难生活，唤起共鸣，一起分享并从中受益，我们相信能够感动自己的东西也一定能够感动观众。那天我们越聊越兴奋，后来索性找了个小饭馆开始了《艺术人生》最初的策划。徐老师执笔将我们的想法写成一个初步方案，找到当时正在深圳做节目的孟欣作了汇报，并交给了改版委员会的领导。　　无意间的一个感慨给了我们灵感，共同的生活感悟和对电视节目的思考给了我们创意，一档叫《艺术人生》的节目就这样应运而出。　　后来我们还在一起回忆，“艺术人生”这4个字到底是谁起的？可大家竟都想不起确切的人来，但是每一个参与策划和改版的人都为这4个字注入了自己的智慧和感情。记得节目刚批下来的时候，大家还在琢磨，“艺术”、“人生”，这么大的题目怎么做呀？感动归感动，激情归激情，可电视节目需要极其理性而复杂的制作过程。于是，我和徐小帆继续策划，台里任命了当时戏曲音乐部的王峥担任节目制片人，王峥是广院的研究生，年轻、有激情，又颇有文化情怀。王峥又带来了原来节目《艺术无极限》中的导演别航程和刚刚大学毕业的马宁。就这样，一个年轻、没有经验但充满理想的团队在中央电视台后面的一个小饭馆中诞生了，我们至今还经常怀念那晚四处飘散的烤肉香……　　连我们自己也没有想到的是，3周后，我们的首期节目获得央视综艺频道收视率第一名。　　近4年的时间，《艺术人生》的团队不断壮大，也动用了电视界几乎最强的策划阵容。虽然台上享受荣誉的只是我一个人，但一个受欢迎的主持人的身后，一定有个非常精干的团队，他们的专业素质、敬业态度，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智慧、才华和胆识，组成了《艺术人生》辉煌的今天。在我的事业生涯中，我感到最幸运的，就是有这样一个充满朝气而又亲密无间的团队，遇到了这样一群优秀的合作伙伴。那支话筒，那支金话筒朱军　　2003年11月，“金话筒”颁奖晚会在山东淄博举行，主持人是聪明洒脱的张越。多少次走上各种晚会的舞台，我以为自己面对所谓的“大场面”不会太紧张。谁知道，从登上飞机的那一刻开始，我的心中就激荡着一股冲动，尽管我很明白这在我的主持人生涯中仅仅意味着一个新的起点，而不是一劳永逸的犒赏。那么是终获认可的快慰或激动吗？好像也不是……　　那天的晚会有一个与众不同之处：除了宣布奖项和文艺表演，还有一项特殊的安排——访谈。访谈别人是我的强项，正儿八经地接受别人的访谈却是头一回。当然，因为现场直播的缘故，访谈时间必须严格控制。　　我正在台下候场，看到张越和导演嘀咕了一阵后，一声不吭地站在台口，没一会儿工夫就开始啪嗒啪嗒地掉眼泪。一向“有泪不轻弹”的张越今天这是怎么了？我走过去，调侃似地问她：“您这是怎么了？谁的先进事迹把您感动成这样？”　　张越见我走过来“逗贫”，叹了一口气，遗憾地摇摇头：“朱军呀，你都不知道，真的，你真是不知道！”　　我不知道什么呀？我疑惑地看着她，越来越糊涂。　　这个时候，站在一旁的一个编导走过来对我说：“朱军，真对不起！我们原本安排了一段您的访谈，但前面的节目超时了，到您这儿访谈只能截掉。”　　编导话音刚落，我几乎笑出声来——直播临时有变化再正常不过了，都是台里的同事，哪至于编导道歉、主持人还掉眼泪的？我走到张越那里，还在开玩笑：“没想到你那么脆弱。干这么些年了，节目有点变动就哭？”　　在那之前，我还真没见过张越掉眼泪，她给人的印象一直是坚强和理智的。　　张越看了看我：“朱军，我是遗憾呀！你过来看看。”说着她拖来一个行李箱，“这里面，除了我参加节目的一件衣服，全是你的东西。”　　这一看，我愣住了。　　原来，编导将原计划20分钟的谈话制作成了一个小型的“艺术人生”，专程跑了一趟兰州，遍访我的亲朋好友、成长故地，还与我家中兄嫂进行了一场“秘密会谈”。箱子里，装载着青葱岁月里太多的纪念，还有家人对我沉甸甸的牵挂。我一看便知，编导人员付出的心血毫不亚于我们筹备一期《艺术人生》的投入。　　“朱军，我不是遗憾我们上不了台，而是当我拿到这些资料的时候，终于也明白了你。兄弟，有今天，真不容易啊！不说说，我觉得心里别扭。”原来，张越从好几个星期以前就着手准备这件事，她那无奈的样子我至今记忆犹新。　　在这些“道具”里面，我发现一张餐巾纸，上书十个字：“得意时淡然，失意时坦然”。这是一次全家聚餐时我酒过三巡随手留下的“杰作”，没想到二哥、二嫂竟然将它保留到今天。那时的我还是个在中央电视台寻梦的年轻人，是狂言也是警言，是站在人生的岔路口上借酒壮行。时隔多年，纸上的字迹已模糊，但我清晰地看到了亘久不变的爱。　　是的，《艺术人生》让我有机会走上“金话筒”的领奖台，但我方才明白我的嘉宾们每每潸然泪下的真正原因。当你的故事有人用心地倾听，当你的过往被人苦心地记住，原来是这么的幸福。无论达官贵人，还是平头百姓，人人都有一段思索过、徘徊过、痛过也笑过的心路历程。而当你在一个特殊的舞台上将记忆开启，交流的就不只是话语了，而是人心啊！　　那么“金话筒”意味着什么呢？不是英俊的面孔和流利的表达，不是恢宏的场面和至高的荣誉，不是孔雀身上那支最值得炫耀的翎毛，而是母亲曾经的操劳、父亲谆谆的教导、老师踹我上台的良苦用心、等在中央电视台门口的茫然、朋友的仗义、同事的奉献，是观众在电视机前终于滚落的那滴泪，以及心心相印的温暖情怀……　　我终于懂得了“金话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