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刻准备着　　朱军坚持选用《时刻准备着》这样一个看上去很“正”又很“嘎”的名字，是因为他觉得长期以来，面对命运的种种变化，自己的状态始终是“时刻准备着”，而机遇都是在积极“准备”中光顾的。在书中朱军毫不掩饰地揭自己的短：猴年春节晚会面对数亿观众的“重大”口误；“飞跃黄河”直播时观众的尖锐批评；与《无间道》大侠过招时网友们铺天盖地的评判等等，同时也直率地谈了自己的想法。前言朱军　　11年前，杨澜不经意间的一个提议，让当时还在兰州工作的朱军，有了躁动不安的“白日梦”——“进军”中央电视台。然而当他携带家中全部积蓄2000元钱只身来到北京后，却远不是想像中的顺遂人意，而是这座城市对他这个“外地来京打工人员’的冷落。拒绝、孤寂、漠然和生活无着，使他一面想就此止步“打道回府”，一面自我宽慰“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这其中的跌宕起伏、悬念层出，似乎让人走入了小说情节，但毫无夸张的都是朱军实实在在真真切切的经历。当他做成《艺术人生》之后，张越曾推心置腹地说：“兄弟，有今天，真不容易啊!”而朱军觉得，还得信那句老话：　　机遇，从不光顾毫无准备的人!　　那么朱军究竟“准备”了什么?在这里，朱军一一生动道来：父母近乎“苛刻”的家教；侦察兵脱胎换骨的磨砺；才艺上的天赋和痴迷；目标确定后固执甚至“愚讷”的追求；当然还有因为好心眼积蓄的好人缘，所有这一切让他经历中有数次不可思议的机缘巧合，极为传奇。18岁的照片，这一年我经受了人生第一次挫折　　被人知道，受人关注，是所有成长中的年轻人的向往，我忽然有了这种梦想，并且有了之后就很难泯灭。　　到中央电视台之前，我是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的相声演员，兼任团里的节目主持人。当时主持人在舞台上还有一个更贴切的称呼：报幕员。常年相声的基本功，绕口令，贯口的功夫，使我当个报幕员还是游刃有余。由于我是部队老兵，形象还算一身正气，嗓音尚属浑厚，是八十年代比较标准的部队文艺工作者形象，所以在“兰战”稳步发展。　　当时在部队生活比较简单，有那种单纯的快乐。我和谭梅也建立了一个幸福的小家，干柴细米，不漏的房屋，加上娇妻的陪伴，日子也还悠然自得。由于我和谭梅都在部队文工团工作，我们并没有感受到过多的生活压力，我有300元左右的工资，两个人加起来月收入有500多元。小富即安在部队宣传队，我(左)是从说相声“起步”。　　那时我在兰州已小有名气，经常被邀请主持一些社会活动，所以常有些“外快”补贴。团里吃饭免费，给演员发饭票，吃不了可以换成钱。那时，还不懂理财，不像现在的小两口，供房供车，还银行贷款。我们那时侯不用，再加上部队文艺工作者处处受到大家尊敬，所以对自家的小富即安，十分知足。在我生活的城市，我拥有的一切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不忙的日子我就骑着我的摩托车，带着谭梅到兰州最美丽的滨河路上兜风。　　其实，我是个野心不大的人，如果没有命运的垂青，机缘的巧合，我设想自己的今天应该就是住在兰州一幢比较普通的居民楼中，可能会有一个快上初中的孩子，没准正希冀着买辆家庭轿车或供着一套新的房子。其实想想，大多数人都这样过着恬静、淡然的日子，至今我也不认为这样的人生碌碌无为，只不过有些时候，人生是可以在一个不经意的决定中改变。初识电视朱军　　1989年的元旦，甘肃电视台筹备一台军民“双拥”晚会，节目除本台主持人外，还要从部队文艺团体中挑选一个主持人。说是主持人，不过是报幕员换个体面说法而已。当时的甘肃电视台文艺部主任纪天智亲自为晚会挑人。于是，凡在部队文艺团体里的“报幕员”都纷纷被叫来面试。　　那时电视对于我来讲，与“电视机”基本上属于一个概念。至于电视节目制作的过程，我和为数众多的观众一样充满神秘和好奇。到了电视台，一切都觉得新鲜，也对那些忙碌的编辑记者从心底里羡慕和敬重。导演跟我聊了几句家常话，就让我回去了。当时觉得电视台办事效率真高，来了就直奔主题说事，说完就走人。那次对电视根本没来得及产生兴趣，权当是组织上交给的任务。唯一想到的是要真的上了电视，朋友们在家里就能看见我，多有意思！但是，出门后回家，很快就把这件事情忘了，继续以往的生活。　　几天后，我因为感冒发烧，在家休息。迷迷糊糊中接到“兰战”领导的电话，通知我到电视台商量节目的事。浑身酸软的我只好带病前往，当时只有一个单纯的想法：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到了电视台，我仍在药力作用下昏昏沉沉，隐约听见领导让我当这台晚会的主持人，而且录制时间近在眼前。这无疑是军令如山，没有后路可退。　　于是，我一口气打了八支柴胡，吃了一大把各种感冒退烧药，就踉踉跄跄去了录制晚会的礼堂。与导演交流了一阵之后，刹那间台上灯火通明，一股灯光热气扑面而来，对这些我并不陌生，只是觉得舞台上的灯光比平时亮许多。　　不知道为什么，就在一瞬间，我忽然感到精神大振，病也好了，人也变得特别兴奋。下了台依然亢奋不已，直到晚会录制完毕，我一直兴致昂然，这是我从来没有过的感觉。　　现在我常和朋友开玩笑说，要不是发烧烧糊涂了，还真干不了这行！那次以后我才知道，一个两小时的晚会，录制成电视得多出好几倍的时间。当时因为发烧迷糊，也忘记了紧张，录制地点又在一个我熟悉的剧场，和平时演出并无大异，只是多了很多摄像机，但是它们离我很远，基本上与我不发生关系。于是，这第一次触电的经历在我看来也没有什么传奇，只是带病坚持工作之类的表扬不绝于耳。唯一留下的就是那种久久不能平静的兴奋。萌生梦想和许秀林老师（右）说相声，当年他的一句话，改变了我的命运　　那次在甘肃台“双拥”晚会之后，我新奇地发现，当我走在大街上，竟然有不认识的人指着我说：这不是电视里的那个人吗？我惊愕地看着说话的人，人家说说就走了，我却琢磨很久，甚至有了瞬间的得意，那种感觉和立功受奖不一样，是一种从小到大都没有感受过的兴奋。直到今天，我都觉得那种感觉无法细致描述。现在想想，其实人都需要被鼓励，被承认，电视最大限度地满足了人的这种特殊感受。　　回到家，我端详着家里的电视机，方方的一个大黑匣子，居然可以给人带来如此激动!我这才对电视节目主持人有了清晰的概念和瞬间的梦想。　　记得毛阿敏在《艺术人生》节目中回忆，她在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唱完了乔羽老师那首《思念》之后，在回上海的飞机上大家指着她说，你不就是昨天晚上唱歌的毛阿敏吗？讲起这段时她非常兴奋，“我好荣幸，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人注意过我。”那一刻让她有了梦想，梦想真厉害，它可以改变人的一生。　　我站在街角那一瞬间也开始有了梦想，有了对未知世界的向往。在那个相对简单一些的年代中，我还不会想到今后可能的那些名利，但是被人注意、被人知道，是所有成长中的年轻人的向往。我忽然有了这种兴奋，并且有了之后就很难泯灭。难忘那一天朱军　　杨澜说：“朱军，你主持得挺好，你应该走出去试试，要是原地不动的话，五年，也就是五年，你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发展了。”　　1993年6月21日，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天。　　当时甘肃省电视台正在筹备庆祝党的生日晚会，这是省台重大事情，各级领导高度重视。我在当地也算“脸熟”主持人，因此选定由我来担任晚会主持。而这次晚会，对我来说有着非同一般意义的是结识了杨澜。当时省里从中央电视台请来了当红主持人杨澜。　　那时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在全国有极高的收视率，杨澜和赵忠祥老师那句著名的“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成为无人不晓的流行语。杨澜北外毕业的文化背景、知识女性的文雅举止以及清新流畅的主持风格，深为大家喜爱，更重要的是，她来自中央电视台。在地方台，中央电视台的地位是毋庸质疑的，在电视观众心目中的威信无与伦比，能和他们合作当然荣幸之至。杨澜的时间安排得特别紧张，算上录像在兰州逗留的时间不过十几个小时，而站在台上和杨澜搭档的主持人便是我。　　为了抓紧有限的时间，导演让我们到机场接杨澜，下了飞机就开始对词，晚上就正式录像，这期间连寒暄的时间都没有。杨澜很职业，没有电视上漂亮，但是气质很好，说话做事得体到位。第一次见到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我挺拘谨，大家都上车开了一段时间，我才腼腆地自我介绍，我就是要和她搭档的主持人。杨澜很热情地和我聊天，幽默地说：“哎呀，原来您是主持人呀！我下了飞机还纳闷的，怎么甘肃台接人的小伙子都这么帅，失礼失礼了！”　　一下子，我和杨澜就熟识了起来。　　杨澜始终一脸笑容。她记忆力非常好，只需问一遍，就可以记住每一个工作人员的姓名。我也不含糊，积极配合，初见“大牌”时的紧张也已烟消云散。当然，为了和杨澜合作，我还是特意花钱做了一套浅紫色西服，那种紧张和兴奋的心情至今都记忆犹新。　　录制非常顺利，这是一次愉快的合作。后来到了中央电视台，我和杨澜经常一起主持各种节目，还常兴致勃勃地说起那次晚会。杨澜开玩笑说：“朱军那时侯真土！”我也不含糊，回敬一句当时想说没敢说的话：“我觉得你在生活中不如电视上漂亮。”　　录制结束的时候，很多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都抢着和杨澜合影，这时杨澜趁着空闲走过来对我说：“朱军，你主持得挺好的，你应该走出去试试，要是原地不动的话，5年，也就是5年，你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发展了——”　　听上去几句不经意的话，似乎只是礼貌的建议，我并没有太在意，只是笑着应答着，和她互留了地址和电话，匆匆忙忙买了10斤兰州特产白兰瓜送给他们。我和我的同事将北京的贵客送上飞机。幻想北京朱军　　看着他们匆匆离去的背影，我忽然感到有些怅然。是啊！北京，中央电视台，外面的世界，这些意念中曾经遥远的事物，忽然变得清晰了起来，我朦朦胧胧地开始梦想。　　然而30岁的人，不是十几岁的初生牛犊了，变得实际甚至有点世故。我在部队是干部，在兰州当地甚至小有名气，和爱人有了一个不大但却温馨的小家，母亲和父亲催促我们尽快要个孩子——　　这以后每当看到电视屏幕左上角CCTV的标志，尤其是周末杨澜和赵忠祥老师主持的《正大综艺》时，看到家喻户晓的“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我就会忽然想起杨澜那句友善的建议——“5年，也就是五年，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发展了!”这个坚决和不容质疑的建议，使我不能无动于衷了。我开始幻想北京——　　电视就是如此神奇，坐在家看不觉得，一旦面对镜头的时候，你会感觉像亚当夏娃看见了对方的身体一样，有按捺不住的激情——　　说来也巧，在杨澜他们走后不久，1993年9月的时候，中央电视台的又一个摄制组来兰州，这是中央台当时很有影响的一个栏目，叫《地方文艺》，每期节目选择一个有特色的地方，与当地电视台合作，介绍那里的风土民情、人文环境。　　当时到兰州和其它九个省联合录制特别节目《地方歌会》。中央电视台《地方文艺》的导演作为贵宾被邀请对节目进行指导。中央台的导演都是一副火急火燎的性格，干起活来把人赶落地团团转，当时一位年轻干练的女同志，在节目录制间歇走到我面前，很客气、很职业地问我：“你怎么称呼？是哪里的主持人？”　　我一一礼貌作答之后，她对我说：“主持得不错，有空我们聊聊吧。”　　我点头答应着，却连她是谁都不知道。我的一个同事连忙把我叫到一边，说：“你怎么对人家那么冷淡，这可是中央电视台的高导演呀。”　　“导演，中央电视台的导演？”我在心里重重地重复着，原来中央电视台的导演还有这样的，女性，职业，年轻，我原来以为中央台的导演都是岁数很大、长着大胡子的哩！做饭如做人（图）朱军真不知道丈母娘当时怎么就看上了相片上这个小伙子(岳母第一次到兰州相女婿)　　后来才知道，她就是当时《地方文艺》的导演，现在中央电视台戏曲音乐部《诗歌散文》的制片人高立民老师。得到中央电视台导演的肯定，心里感觉还是满舒服的。但是，那时对中央台的人虽然心存向往，却不敢轻易“套磁高攀”，我心里总有那么一点矜持和西北汉子的大男子主义，再加上对今后发展并没有那么坚定和迫在眉睫的决心，所以没有主动出击。但出于西北人的热情，我还是在节目录制的间歇到了高立民处，礼貌地邀请她和甘肃电视台的同事到我家里吃饭。　　我一时性起，大声地冲他嚷嚷：“告诉你们，中央电视台都要我了，你们等着瞧吧!”　　九十年代初，在自己家里请客吃饭是很常见的事情，当时还没有到外面吃饭的习惯，当然经济条件也不允许。还有一个特别的原因，我是一个很出色的厨师，露一下拿手好菜，尽地主之谊，是情理之中事。第二天一早，谭梅备起了做“重庆火锅”需要的一切原料，洗菜削皮地给我打下手。做饭对我而言是一个乐趣，直到今天我对待最好朋友的礼遇仍然是自己亲手做一顿饭。高立民和甘肃台的哥们儿一起来了。到了家，什么中央台不中央台的反倒不重要了，大家嘻嘻哈哈地在一起，盛赞我的厨艺，我撩胳臂挽袖子十分卖力，听到人家说我做饭一级棒，比说我主持得好还高兴。其实那时候的人真的很单纯，对朋友的那份诚意简单而淳厚，没有任何私心杂念。现在经常为了各种事情在各种豪华场合推杯换盏，吃的是丰盛了，真情实感缺失了。而那顿家常火锅，煮沸了热情和当时对生活的希望。直到今天高立民老师还经常怀念那顿火锅，逢人便说，朱军做饭真棒！其实做饭如做人，用真材实料，加上精心地烹饪，一定是“味道好极了！”　　吃火锅之后的第二天，高立民老师他们就回北京了，临走撂下了和杨澜类似的一句话：“你条件不错，有机会到北京，到中央电视台来看看吧。来的时候给我打电话。”留下了一个010－6850****的号码。　　后来才知道，6850开头的都是中央电视台的电话，直到今天那个号码还存在，我还经常拨打，谁又能知道那是我与中央电视台的第一次联系呢。高老师的建议似乎更加具体，我如获至宝地拿着电话号码，用大号的字，彩色的笔，记在了通讯录的扉页上……暗下决心，无论如何都要去趟北京。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朱军　　1993年年底的一天，我忽然接到了高立民老师的电话，寒暄之后，她邀我有空到北京看看，没有说具体事情。说实话，自从杨澜和高立民老师不经意中提议我走出兰州去发展，说者无心，听者却有意了。我总得有种隐隐的冲动——想去北京走走。这一次，妻子在西安演出，团里不是很忙，甘肃台的杨平导演又恰好要去北京出差，我就和他结伴登上东去的火车，懵懵懂懂来到北京。还好，我可以蹭住在杨平出差的公费旅馆里。　　到了北京，才知道天下有多大，也才知道自己的眼界有多小，再加上对北京从小的崇拜向往，在兰州时的小小成就和得意一扫而光。杨平有公事要办，我成了无所事事的闲人。奇怪得很，在家时最希望忙乱中能闲上一天。到了北京，却闲得人心慌，看着清洁工忙碌地扫马路都觉得比自己充实。看来“闲”也是一种心境，是一种很奢侈的行为。高老师很忙，杨平也很忙，中央电视台的人更忙，我不好意思打扰，就一天天在街上闲逛。那个时候北京没有现在繁华，但是宽阔的长安街，林立的大楼，陌生的北京人，忽然让我觉得不踏实，这是我的家吗？我觉得我像个游客，我甚至想家了，我明白想家就意味着胆怯——　　终于有一天，大家停下手里的活，高老师请大家吃了一顿饭，印象特别深，吃的是当时兰州还没有、在北京尚属时髦的“麦当劳”，几个汉堡，一人一个盘子，冰凉的饮料。当时觉得味道很怪，哪有我们兰州的火锅好吃呀！饭后，我得到了一次奢侈的活动安排——参观中央电视台！　　进门的时候几个朋友在一起，由他们交给武警一张纸条。当时觉得进门真容易，后来才知道那张纸条叫“进门条”。许多天后，为了弄一张这样的纸条，我竟然费尽了周折。　　进中央电视台的兴奋自不用说，像刘姥姥进大观园——只不过比刘姥姥矜持一些，其实也是故作镇静。那天我扒着门缝看了一眼演播室，没有录像的时候里面什么都没有，黑洞洞的，像个大仓库。那时只觉得中央电视台真大，大大小小那么多演播室，他们随意指着一个说：“《正大综艺》在这里录！”我一下子兴奋了很久，原来“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就是在这里录的呀！　　参观是短暂的，中央电视台不是旅游景点，里面的人忙得不可开交，走路都是一溜小跑。转悠了一圈，时不时地碰见几个脸熟播音员，也不好意思盯着人家看，一趟走下来，转得我晕晕乎乎。道别的时候，高老师的脸上还带着些许歉意：“让你大老远的来一回。”我对她的话至今感激涕零，因为我不止一次对自己说：机会不会在北京等着我，我得自己去找它去！酒后吐真言朱军　　出了门，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再进来。这次参观是我在北京唯一的收获。参观结束后我知道我该回去了。整整一个星期，我在北京天天躺在旅馆里无所事事，也没有游山玩水的心情，但却感觉筋疲力尽。满脑子回荡的就是齐秦的一句歌词：“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坦率地讲，那时，我没有太强的斗志和愿望，甚至不如在兰州时兴奋，我真的不知道下面应该干什么了。然而，有一点是明确的，一旦回到兰州，我一定会不知足了——　　我没有回兰州，上西安找谭梅去了。　　回到丈母娘家，为了面子，我将北京之行说的紧张而忙碌，又换来了亲人朋友的诸多鼓励。我知道我是在打肿脸充胖子，但是我也知道谭梅从我超标的酒量上看出了破绽，西北男人借酒消愁的习惯古已有之，我至少在妻子面前“露馅儿”了。　　那天我醉了，踉踉跄跄地被谭梅的姐夫搀着下楼，不知道为什么忽然和兰州部队的一个熟人发生了口角，那人似乎是说了一句什么挑衅的话，我一时性起，挣脱姐夫，大声地冲他嚷嚷：“告诉你们，中央电视台都要我了，你们等着瞧吧！”　　酒后吐真言——深藏心底的愿望坦露无遗。　　酒醒后，一切都忘了，唯有那句狂言记得真切。其实大家都没有在意我的狂话，和那个朋友事后也言归于好。只有我觉得像是隐私被揭穿一样地惴惴不安，老感觉有人在背后指指戳戳地嘲笑我，回头一看，其实空无一人……除了我自己，也许没有人在意什么。人最怕自己内心深处的不知足。我也承认，我的梦想已经不仅仅是年轻人血气方刚的冲动，我那么渴望人生真正意义上的成功，甚至开始有了躁动不安的“白日梦”。　　很多年后，有一天，我和我侄子朱涛聊天，给他讲起自己当年的这段经历。小涛当时刚刚大学毕业，在北京找工作，会意地给我讲起了中学的一篇英语课文：名字叫《DAY DREAM》（《白日梦》），说是西方有一种做法，没事的时候幻想自己的未来，想得越具体越好，想得越遥远越好，然后将自己的“白日梦”大声地讲给周围的朋友听，让所有的人知道。从此，碍于“说到做到”的面子，不断激励自己，不断将别人的嘲讽做为前进的动力。　　据说克林顿从小就口出狂言“我长大了要当总统”。这是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与东方人不同。现在想想，这确实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我当年的那句狂言把自己逼到了绝路上，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背水一战，拼死一搏，却神奇般有效。一签定命运（图）朱军“北漂”朱军难得和妻子在北京相会。　　稍事平静，我仍在家里琢磨，觉得自己属于温火慢炖的性子，总需要一点外力的推动，否则就是“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现在想想都有些后怕，因为很多选择都是一念之间的事情，稍不留意就会坐失良机。　　1994年是农历狗年，春节放假，大年初八，我和谭梅骑着我的南方125摩托车在大街上转悠，不知不觉来到了位于兰州滨河路的白云观。这是兰州的一个著名道观，每到春节，香火鼎盛。闲来无事，我们也去凑凑热闹，求个签讨个吉祥话。在大殿里，我随意地摇着签，由于不太掌握摇签的方法，刚一动手就掉出了一只竹签，我捡起来，弹了弹土，上面用老旧的油漆写着一行字：　　“璞玉雕琢已成器，东西南北任你游，四海皆朋友。”　　读完此话，我竟然一下子心惊肉跳，迟缓地将签放回去，一句话都没有说，示意谭梅也抽一个。谭梅拿着签筒摇了几下，竟然掉出了两只签，其中的一支原话我记不住了，但是清楚地记得那个解签的道士说的话：“你要想成事，你们两个谁也离不开谁，必须在一起。”另外的一只签子更加让我惊讶，竟然和我抽到的那个一模一样!　　我问谭梅抽签的时候在想什么？谭梅淡淡地说：“在想你去北京的事情，又在想假如你去了北京之后我们的事情……”　　我明白她含蓄的表达，知道她一直和我一起忧虑我们的前程。我尽力让自己客观地想这个问题，尽量抑制着自己有些激动的心情。　　“璞玉雕琢已成器，东西南北任你游，四海皆朋友。”原以为求个平安健康的祝福，换一日的好心情，原以为上天可以说句“知足常乐”之类的话，让我放弃久已萌生的不切实际的愿望。没有想到，是造物弄人，还是命运提醒，人生难道真有这么巧合的事情？说实话，从小在军人家庭长大，自己又是个军人，从不相信宿命的东西，但是自从杨澜的提醒和高立民的建议之后，我的心情就一直徘徊和躁动着。这次抽签更是推波助澜，给我愁上浇愁。飞向北京朱军　　从白云观出来之后，我一直闷不作声，路还是原来的路，景还是原来的景，但我似乎开始冲动了，越来越感到不安，与路边人们的悠闲格格不入。我从来没有如此迫切地想马上离开兰州。　　我到家拿了存折，取了里面仅有的2000元钱，径直到民航售票处，买了一张第二天早上8：50飞往北京的机票。说实话，这在我30年的人生经历中是绝无仅有的一次。以前花100元以上的钱都要反复考虑好几天，出远门也要周密地计划很久。而且在此之前，除了军用飞机，我从来没有坐过民航飞机。一切都毫无计划，一切都不符合我稳健的习惯做法，然而我怕我一回家认真考虑便会犹豫不决，我怕自己思前想后做出保守的决定。再说去趟北京怎么了？又没有生命危险，顶多花掉半年的工资，钱是可以挣回来的，过去看看，不行就回来，现在是放春节大假，管它哩！我把一切事情按照非常态的思路想了一遍，除了理智客观的困难不敢想，剩下的都想好了，就这么定了!　　谭梅一直保持着沉默，用女人的善解人意为我收拾着简单的行李，但是我从她平和的眼神和纤细的手指间看到了鼓励。梅梅身上有东方女人优良的美德，她的温和善良总让我心里觉得无比踏实，借用一句歌词：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　　我不敢多想什么离情别绪!第二天，带着坚毅的冲动，我登上飞往北京的飞机。拎着行李走在飞机的舷梯上，我不敢回头，我希望即便有一天后悔，也是在许多年之后。　　记得《艺术人生——朱明瑛》节目中，她讲到自己为了到美国的伯克利音乐学院学习，放弃了在东方歌舞团已有的名气和地位，放弃了稳定温馨的生活，在登上飞机舷梯的瞬间，她说了一句话：“走是为了更好地回来。”后来的一切虽然遂了人愿，但其中的艰辛只有经历的人自己知道。每当听到嘉宾讲述这样故事的时候，我的心都跟着他们一起怦怦地跳，那种复杂的心理选择，会在经历过的人身上形成一种冲击，无论什么时候提起都会激动不已。人生就是这样，没有艰难的选择就没有后来的一切。　　我思忖着白云观签上的那句话：“璞玉雕琢已成器，东西南北任你游，四海皆朋友。”后来，我第一次担任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的时候，那档节目就叫《东西南北中》，尽管我唯物，尽管不信命运，但是我唏嘘慨叹人生的巧合！　　两个多小时的飞行，很快，很短，我没有那么多考虑具体问题的时间，整个旅程都处在亢奋和激动中。飞机是一种很神奇的交通工具，不仅仅因为快，它让我有恍如隔世的迷离感，因为起飞的地方和降落的地方是两个世界。　　到了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熙熙攘攘，虽然没有今天那么豪华，但是各种指路灯箱，五花八门的广告也足以让人目迷五色。机场挤满了离别和团聚的人们，而我即不属于离别，也没有人等待团聚。对于北京，我是异乡客，用现在的话说：我是一个“北漂”。　　狠狠心打了一辆出租车，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坐出租车。上车之后坚定地说了一句：去中央电视台!当时北京正在修建三环路，像个巨大的工地。还没到正月十五，街上的人不多，节日的气氛依稀存在。晃晃悠悠40分钟，到了中央电视台东门。我拎着不多的行李，风尘仆仆地来到东门传达室，傻傻地递上军人证和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的工作证，对值班阿姨说：“我去文艺部找人。”在兰州“触电”，电到了我一根麻木的神经(1)朱军　　到中央电视台之前，我是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的相声演员，兼任团里的节目主持人。当时主持人在舞台上还有一个更贴切的称呼：报幕员。常年相声的基本功，绕口令，贯口的功夫，使我当个报幕员还是游刃有余。由于我是部队老兵，形象还算一身正气，嗓音尚属浑厚，是八十年代比较标准的部队文艺工作者形象，所以在“兰战”稳步发展。　　当时在部队生活比较简单，有那种单纯的快乐。我和谭梅也建立了一个幸福的小家，干柴细米，不漏的房屋，加上娇妻的陪伴，日子也还悠然自得。由于我和谭梅都在部队文工团工作，我们并没有感受到过多的生活压力，我有300元左右的工资，两个人加起来月收入有500多元。　　那时我在兰州已小有名气，经常被邀请主持一些社会活动，所以常有些“外快”补贴。团里吃饭免费，给演员发饭票，吃不了可以换成钱。那时，还不懂理财，不像现在的小两口，供房供车，还银行贷款。我们那时侯不用，再加上部队文艺工作者处处受到大家尊敬，所以对自家的小富即安，十分知足。在我生活的城市，我拥有的一切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不忙的日子我就骑着我的摩托车，带着谭梅到兰州最美丽的滨河路上兜风。　　其实，我是个野心不大的人，如果没有命运的垂青，机缘的巧合，我设想自己的今天应该就是住在兰州一幢比较普通的居民楼中，可能会有一个快上初中的孩子，没准正希冀着买辆家庭轿车或供着一套新的房子。其实想想，大多数人都这样过着恬静、淡然的日子，至今我也不认为这样的人生碌碌无为，只不过有些时候，人生是可以在一个不经意的决定中改变。　　1989年的元旦，甘肃电视台筹备一台军民“双拥”晚会，节目除本台主持人外，还要从部队文艺团体中挑选一个主持人。说是主持人，不过是报幕员换个体面说法而已。当时的甘肃电视台文艺部主任纪天智亲自为晚会挑人。于是，凡在部队文艺团体里的“报幕员”都纷纷被叫来面试。　　那时电视对于我来讲，与“电视机”基本上属于一个概念。至于电视节目制作的过程，我和为数众多的观众一样充满神秘和好奇。到了电视台，一切都觉得新鲜，也对那些忙碌的编辑记者从心底里羡慕和敬重。导演跟我聊了几句家常话，就让我回去了。当时觉得电视台办事效率真高，来了就直奔主题说事，说完就走人。那次对电视根本没来得及产生兴趣，权当是组织上交给的任务。唯一想到的是要真的上了电视，朋友们在家里就能看见我，多有意思！但是，出门后回家，很快就把这件事情忘了，继续以往的生活。　　几天后，我因为感冒发烧，在家休息。迷迷糊糊中接到“兰战”领导的电话，通知我到电视台商量节目的事。浑身酸软的我只好带病前往，当时只有一个单纯的想法：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到了电视台，我仍在药力作用下昏昏沉沉，隐约听见领导让我当这台晚会的主持人，而且录制时间近在眼前。这无疑是军令如山，没有后路可退。　　于是，我一口气打了八支柴胡，吃了一大把各种感冒退烧药，就踉踉跄跄去了录制晚会的礼堂。与导演交流了一阵之后，刹那间台上灯火通明，一股灯光热气扑面而来，对这些我并不陌生，只是觉得舞台上的灯光比平时亮许多。　　不知道为什么，就在一瞬间，我忽然感到精神大振，病也好了，人也变得特别兴奋。下了台依然亢奋不已，直到晚会录制完毕，我一直兴致昂然，这是我从来没有过的感觉。　　现在我常和朋友开玩笑说，要不是发烧烧糊涂了，还真干不了这行！那次以后我才知道，一个两小时的晚会，录制成电视得多出好几倍的时间。当时因为发烧迷糊，也忘记了紧张，录制地点又在一个我熟悉的剧场，和平时演出并无大异，只是多了很多摄像机，但是它们离我很远，基本上与我不发生关系。于是，这第一次触电的经历在我看来也没有什么传奇，只是带病坚持工作之类的表扬不绝于耳。唯一留下的就是那种久久不能平静的兴奋。在兰州“触电”，电到了我一根麻木的神经(2)朱军　　那次在甘肃台“双拥”晚会之后，我新奇地发现，当我走在大街上，竟然有不认识的人指着我说：这不是电视里的那个人吗？我惊愕地看着说话的人，人家说说就走了，我却琢磨很久，甚至有了瞬间的得意，那种感觉和立功受奖不一样，是一种从小到大都没有感受过的兴奋。直到今天，我都觉得那种感觉无法细致描述。现在想想，其实人都需要被鼓励，被承认，电视最大限度地满足了人的这种特殊感受。　　回到家，我端详着家里的电视机，方方的一个大黑匣子，居然可以给人带来如此激动!我这才对电视节目主持人有了清晰的概念和瞬间的梦想。　　记得毛阿敏在《艺术人生》节目中回忆，她在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唱完了乔羽老师那首《思念》之后，在回上海的飞机上大家指着她说，你不就是昨天晚上唱歌的毛阿敏吗？讲起这段时她非常兴奋，“我好荣幸，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人注意过我。”那一刻让她有了梦想，梦想真厉害，它可以改变人的一生。　　我站在街角那一瞬间也开始有了梦想，有了对未知世界的向往。在那个相对简单一些的年代中，我还不会想到今后可能的那些名利，但是被人注意、被人知道，是所有成长中的年轻人的向往。我忽然有了这种兴奋，并且有了之后就很难泯灭。原地不动，5年。你就没有太大发展了！朱军　　杨澜说：“朱军，你主持得挺好，你应该走出去试试，要是原地不动的话，五年，也就是五年，你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发展了。”　　1993年6月21日，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天。　　当时甘肃省电视台正在筹备庆祝党的生日晚会，这是省台重大事情，各级领导高度重视。我在当地也算“脸熟”主持人，因此选定由我来担任晚会主持。而这次晚会，对我来说有着非同一般意义的是结识了杨澜。当时省里从中央电视台请来了当红主持人杨澜。　　那时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在全国有极高的收视率，杨澜和赵忠祥老师那句著名的“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成为无人不晓的流行语。杨澜北外毕业的文化背景、知识女性的文雅举止以及清新流畅的主持风格，深为大家喜爱，更重要的是，她来自中央电视台。在地方台，中央电视台的地位是毋庸质疑的，在电视观众心目中的威信无与伦比，能和他们合作当然荣幸之至。杨澜的时间安排得特别紧张，算上录像在兰州逗留的时间不过十几个小时，而站在台上和杨澜搭档的主持人便是我。　　为了抓紧有限的时间，导演让我们到机场接杨澜，下了飞机就开始对词，晚上就正式录像，这期间连寒暄的时间都没有。杨澜很职业，没有电视上漂亮，但是气质很好，说话做事得体到位。第一次见到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我挺拘谨，大家都上车开了一段时间，我才腼腆地自我介绍，我就是要和她搭档的主持人。杨澜很热情地和我聊天，幽默地说：“哎呀，原来您是主持人呀！我下了飞机还纳闷的，怎么甘肃台接人的小伙子都这么帅，失礼失礼了！”　　一下子，我和杨澜就熟识了起来。　　杨澜始终一脸笑容。她记忆力非常好，只需问一遍，就可以记住每一个工作人员的姓名。　　我也不含糊，积极配合，初见“大牌”时的紧张也已烟消云散。当然，为了和杨澜合作，我还是特意花钱做了一套浅紫色西服，那种紧张和兴奋的心情至今都记忆犹新。　　录制非常顺利，这是一次愉快的合作。后来到了中央电视台，我和杨澜经常一起主持各种节目，还常兴致勃勃地说起那次晚会。杨澜开玩笑说：“朱军那时侯真土！”我也不含糊，回敬一句当时想说没敢说的话：“我觉得你在生活中不如电视上漂亮。”　　录制结束的时候，很多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都抢着和杨澜合影，这时杨澜趁着空闲走过来对我说：“朱军，你主持得挺好的，你应该走出去试试，要是原地不动的话，5年，也就是5年，你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发展了——”　　听上去几句不经意的话，似乎只是礼貌的建议，我并没有太在意，只是笑着应答着，和她互留了地址和电话，匆匆忙忙买了10斤兰州特产白兰瓜送给他们。我和我的同事将北京的贵客送上飞机。　　看着他们匆匆离去的背影，我忽然感到有些怅然。是啊！北京，中央电视台，外面的世界，这些意念中曾经遥远的事物，忽然变得清晰了起来，我朦朦胧胧地开始梦想。　　然而30岁的人，不是十几岁的初生牛犊了，变得实际甚至有点世故。我在部队是干部，在兰州当地甚至小有名气，和爱人有了一个不大但却温馨的小家，母亲和父亲催促我们尽快要个孩子——　　这以后每当看到电视屏幕左上角CCTV的标志，尤其是周末杨澜和赵忠祥老师主持的《正大综艺》时，看到家喻户晓的“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我就会忽然想起杨澜那句友善的建议——“5年，也就是五年，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发展了!”这个坚决和不容质疑的建议，使我不能无动于衷了。我开始幻想北京——　　电视就是如此神奇，坐在家看不觉得，一旦面对镜头的时候，你会感觉像亚当夏娃看见了对方的身体一样，有按捺不住的激情——北京有多远朱军　　说来也巧，在杨澜他们走后不久，1993年9月的时候，中央电视台的又一个摄制组来兰州，这是中央台当时很有影响的一个栏目，叫《地方文艺》，每期节目选择一个有特色的地方，与当地电视台合作，介绍那里的风土民情、人文环境。当时到兰州和其它九个省联合录制特别节目《地方歌会》。　　中央电视台《地方文艺》的导演作为贵宾被邀请对节目进行指导。中央台的导演都是一副火急火燎的性格，干起活来把人赶落地团团转，当时一位年轻干练的女同志，在节目录制间歇走到我面前，很客气、很职业地问我：“你怎么称呼？是哪里的主持人？”　　我一一礼貌作答之后，她对我说：“主持得不错，有空我们聊聊吧。”　　我点头答应着，却连她是谁都不知道。我的一个同事连忙把我叫到一边，说：“你怎么对人家那么冷淡，这可是中央电视台的高导演呀。”　　“导演，中央电视台的导演？”我在心里重重地重复着，原来中央电视台的导演还有这样的，女性，职业，年轻，我原来以为中央台的导演都是岁数很大、长着大胡子的哩！　　后来才知道，她就是当时《地方文艺》的导演，现在中央电视台戏曲音乐部《诗歌散文》的制片人高立民老师。得到中央电视台导演的肯定，心里感觉还是满舒服的。但是，那时对中央台的人虽然心存向往，却不敢轻易“套磁高攀”，我心里总有那么一点矜持和西北汉子的大男子主义，再加上对今后发展并没有那么坚定和迫在眉睫的决心，所以没有主动出击。　　但出于西北人的热情，我还是在节目录制的间歇到了高立民处，礼貌地邀请她和甘肃电视台的同事到我家里吃饭。　　我一时性起，大声地冲他嚷嚷：“告诉你们，中央电视台都要我了，你们等着瞧吧!”　　九十年代初，在自己家里请客吃饭是很常见的事情，当时还没有到外面吃饭的习惯，当然经济条件也不允许。还有一个特别的原因，我是一个很出色的厨师，露一下拿手好菜，尽地主之谊，是情理之中事。第二天一早，谭梅备起了做“重庆火锅”需要的一切原料，洗菜削皮地给我打下手。做饭对我而言是一个乐趣，直到今天我对待最好朋友的礼遇仍然是自己亲手做一顿饭。高立民和甘肃台的哥们儿一起来了。到了家，什么中央台不中央台的反倒不重要了，大家嘻嘻哈哈地在一起，盛赞我的厨艺，我撩胳臂挽袖子十分卖力，听到人家说我做饭一级棒，比说我主持得好还高兴。其实那时候的人真的很单纯，对朋友的那份诚意简单而淳厚，没有任何私心杂念。现在经常为了各种事情在各种豪华场合推杯换盏，吃的是丰盛了，真情实感缺失了。而那顿家常火锅，煮沸了热情和当时对生活的希望。直到今天高立民老师还经常怀念那顿火锅，逢人便说，朱军做饭真棒！其实做饭如做人，用真材实料，加上精心地烹饪，一定是“味道好极了！”　　吃火锅之后的第二天，高立民老师他们就回北京了，临走撂下了和杨澜类似的一句话：“你条件不错，有机会到北京，到中央电视台来看看吧。来的时候给我打电话。”留下了一个010－6850****的号码。　　后来才知道，6850开头的都是中央电视台的电话，直到今天那个号码还存在，我还经常拨打，谁又能知道那是我与中央电视台的第一次联系呢。高老师的建议似乎更加具体，我如获至宝地拿着电话号码，用大号的字，彩色的笔，记在了通讯录的扉页上……暗下决心，无论如何都要去趟北京。机会不能等(1)朱军　　1993年年底的一天，我忽然接到了高立民老师的电话，寒暄之后，她邀我有空到北京看看，没有说具体事情。说实话，自从杨澜和高立民老师不经意中提议我走出兰州去发展，说者无心，听者却有意了。我总得有种隐隐的冲动——想去北京走走。这一次，妻子在西安演出，团里不是很忙，甘肃台的杨平导演又恰好要去北京出差，我就和他结伴登上东去的火车，懵懵懂懂来到北京。还好，我可以蹭住在杨平出差的公费旅馆里。　　到了北京，才知道天下有多大，也才知道自己的眼界有多小，再加上对北京从小的崇拜向往，在兰州时的小小成就和得意一扫而光。杨平有公事要办，我成了无所事事的闲人。奇怪得很，在家时最希望忙乱中能闲上一天。到了北京，却闲得人心慌，看着清洁工忙碌地扫马路都觉得比自己充实。看来“闲”也是一种心境，是一种很奢侈的行为。高老师很忙，杨平也很忙，中央电视台的人更忙，我不好意思打扰，就一天天在街上闲逛。那个时候北京没有现在繁华，但是宽阔的长安街，林立的大楼，陌生的北京人，忽然让我觉得不踏实，这是我的家吗？我觉得我像个游客，我甚至想家了，我明白想家就意味着胆怯——　　终于有一天，大家停下手里的活，高老师请大家吃了一顿饭，印象特别深，吃的是当时兰州还没有、在北京尚属时髦的“麦当劳”，几个汉堡，一人一个盘子，冰凉的饮料。当时觉得味道很怪，哪有我们兰州的火锅好吃呀！饭后，我得到了一次奢侈的活动安排——参观中央电视台！　　进门的时候几个朋友在一起，由他们交给武警一张纸条。当时觉得进门真容易，后来才知道那张纸条叫“进门条”。许多天后，为了弄一张这样的纸条，我竟然费尽了周折。　　进中央电视台的兴奋自不用说，像刘姥姥进大观园——只不过比刘姥姥矜持一些，其实也是故作镇静。那天我扒着门缝看了一眼演播室，没有录像的时候里面什么都没有，黑洞洞的，像个大仓库。那时只觉得中央电视台真大，大大小小那么多演播室，他们随意指着一个说：“《正大综艺》在这里录！”我一下子兴奋了很久，原来“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就是在这里录的呀！　　参观是短暂的，中央电视台不是旅游景点，里面的人忙得不可开交，走路都是一溜小跑。转悠了一圈，时不时地碰见几个脸熟播音员，也不好意思盯着人家看，一趟走下来，转得我晕晕乎乎。道别的时候，高老师的脸上还带着些许歉意：“让你大老远的来一回。”我对她的话至今感激涕零，因为我不止一次对自己说：机会不会在北京等着我，我得自己去找它去！　　出了门，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再进来。这次参观是我在北京唯一的收获。参观结束后我知道我该回去了。整整一个星期，我在北京天天躺在旅馆里无所事事，也没有游山玩水的心情，但却感觉筋疲力尽。满脑子回荡的就是齐秦的一句歌词：“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坦率地讲，那时，我没有太强的斗志和愿望，甚至不如在兰州时兴奋，我真的不知道下面应该干什么了。然而，有一点是明确的，一旦回到兰州，我一定会不知足了——　　我没有回兰州，上西安找谭梅去了。　　回到丈母娘家，为了面子，我将北京之行说的紧张而忙碌，又换来了亲人朋友的诸多鼓励。我知道我是在打肿脸充胖子，但是我也知道谭梅从我超标的酒量上看出了破绽，西北男人借酒消愁的习惯古已有之，我至少在妻子面前“露馅儿”了。　　那天我醉了，踉踉跄跄地被谭梅的姐夫搀着下楼，不知道为什么忽然和兰州部队的一个熟人发生了口角，那人似乎是说了一句什么挑衅的话，我一时性起，挣脱姐夫，大声地冲他嚷嚷：“告诉你们，中央电视台都要我了，你们等着瞧吧！”　　酒后吐真言——深藏心底的愿望坦露无遗。　　酒醒后，一切都忘了，唯有那句狂言记得真切。其实大家都没有在意我的狂话，和那个朋友事后也言归于好。只有我觉得像是隐私被揭穿一样地惴惴不安，老感觉有人在背后指指戳戳地嘲笑我，回头一看，其实空无一人……除了我自己，也许没有人在意什么。人最怕自己内心深处的不知足。我也承认，我的梦想已经不仅仅是年轻人血气方刚的冲动，我那么渴望人生真正意义上的成功，甚至开始有了躁动不安的“白日梦”。机会不能等(2)朱军　　很多年后，有一天，我和我侄子朱涛聊天，给他讲起自己当年的这段经历。小涛当时刚刚大学毕业，在北京找工作，会意地给我讲起了中学的一篇英语课文：名字叫《DAY DREAM》（《白日梦》），说是西方有一种做法，没事的时候幻想自己的未来，想得越具体越好，想得越遥远越好，然后将自己的“白日梦”大声地讲给周围的朋友听，让所有的人知道。从此，碍于“说到做到”的面子，不断激励自己，不断将别人的嘲讽做为前进的动力。据说克林顿从小就口出狂言“我长大了要当总统”。这是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与东方人不同。现在想想，这确实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我当年的那句狂言把自己逼到了绝路上，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背水一战，拼死一搏，却神奇般有效。东南西北任你游(1)朱军　　稍事平静，我仍在家里琢磨，觉得自己属于温火慢炖的性子，总需要一点外力的推动，否则就是“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现在想想都有些后怕，因为很多选择都是一念之间的事情，稍不留意就会坐失良机。　　1994年是农历狗年，春节放假，大年初八，我和谭梅骑着我的南方125摩托车在大街上转悠，不知不觉来到了位于兰州滨河路的白云观。这是兰州的一个著名道观，每到春节，香火鼎盛。闲来无事，我们也去凑凑热闹，求个签讨个吉祥话。在大殿里，我随意地摇着签，由于不太掌握摇签的方法，刚一动手就掉出了一只竹签，我捡起来，弹了弹土，上面用老旧的油漆写着一行字：　　“璞玉雕琢已成器，东西南北任你游，四海皆朋友。”　　读完此话，我竟然一下子心惊肉跳，迟缓地将签放回去，一句话都没有说，示意谭梅也抽一个。谭梅拿着签筒摇了几下，竟然掉出了两只签，其中的一支原话我记不住了，但是清楚地记得那个解签的道士说的话：“你要想成事，你们两个谁也离不开谁，必须在一起。　　”另外的一只签子更加让我惊讶，竟然和我抽到的那个一模一样!我问谭梅抽签的时候在想什么？谭梅淡淡地说：“在想你去北京的事情，又在想假如你去了北京之后我们的事情……”　　我明白她含蓄的表达，知道她一直和我一起忧虑我们的前程。我尽力让自己客观地想这个问题，尽量抑制着自己有些激动的心情。　　“璞玉雕琢已成器，东西南北任你游，四海皆朋友。”原以为求个平安健康的祝福，换一日的好心情，原以为上天可以说句“知足常乐”之类的话，让我放弃久已萌生的不切实际的愿望。没有想到，是造物弄人，还是命运提醒，人生难道真有这么巧合的事情？说实话，从小在军人家庭长大，自己又是个军人，从不相信宿命的东西，但是自从杨澜的提醒和高立民的建议之后，我的心情就一直徘徊和躁动着。这次抽签更是推波助澜，给我愁上浇愁。　　从白云观出来之后，我一直闷不作声，路还是原来的路，景还是原来的景，但我似乎开始冲动了，越来越感到不安，与路边人们的悠闲格格不入。我从来没有如此迫切地想马上离开兰州。　　我到家拿了存折，取了里面仅有的2000元钱，径直到民航售票处，买了一张第二天早上8：50飞往北京的机票。说实话，这在我30年的人生经历中是绝无仅有的一次。以前花100元以上的钱都要反复考虑好几天，出远门也要周密地计划很久。而且在此之前，除了军用飞机，我从来没有坐过民航飞机。一切都毫无计划，一切都不符合我稳健的习惯做法，然而我怕我一回家认真考虑便会犹豫不决，我怕自己思前想后做出保守的决定。再说去趟北京怎么了？又没有生命危险，顶多花掉半年的工资，钱是可以挣回来的，过去看看，不行就回来，现在是放春节大假，管它哩！我把一切事情按照非常态的思路想了一遍，除了理智客观的困难不敢想，剩下的都想好了，就这么定了!谭梅一直保持着沉默，用女人的善解人意为我收拾着简单的行李，但是我从她平和的眼神和纤细的手指间看到了鼓励。梅梅身上有东方女人优良的美德，她的温和善良总让我心里　　觉得无比踏实，借用一句歌词：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　　我不敢多想什么离情别绪!第二天，带着坚毅的冲动，我登上飞往北京的飞机。拎着行李走在飞机的舷梯上，我不敢回头，我希望即便有一天后悔，也是在许多年之后。　　记得《艺术人生——朱明瑛》节目中，她讲到自己为了到美国的伯克利音乐学院学习，放弃了在东方歌舞团已有的名气和地位，放弃了稳定温馨的生活，在登上飞机舷梯的瞬间，她说了一句话：“走是为了更好地回来。”后来的一切虽然遂了人愿，但其中的艰辛只有经历的人自己知道。每当听到嘉宾讲述这样故事的时候，我的心都跟着他们一起怦怦地跳，那种复杂的心理选择，会在经历过的人身上形成一种冲击，无论什么时候提起都会激动不已。人生就是这样，没有艰难的选择就没有后来的一切。东南西北任你游(2)朱军　　我思忖着白云观签上的那句话：“璞玉雕琢已成器，东西南北任你游，四海皆朋友。”后来，我第一次担任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的时候，那档节目就叫《东西南北中》，尽管我唯物，尽管不信命运，但是我唏嘘慨叹人生的巧合！漂在北京(1)朱军　　两个多小时的飞行，很快，很短，我没有那么多考虑具体问题的时间，整个旅程都处在亢奋和激动中。飞机是一种很神奇的交通工具，不仅仅因为快，它让我有恍如隔世的迷离感，因为起飞的地方和降落的地方是两个世界。　　到了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熙熙攘攘，虽然没有今天那么豪华，但是各种指路灯箱，五花八门的广告也足以让人目迷五色。机场挤满了离别和团聚的人们，而我即不属于离别，也没有人等待团聚。对于北京，我是异乡客，用现在的话说：我是一个“北漂”。　　狠狠心打了一辆出租车，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坐出租车。上车之后坚定地说了一句：去中央电视台!当时北京正在修建三环路，像个巨大的工地。还没到正月十五，街上的人不多，节日的气氛依稀存在。晃晃悠悠40分钟，到了中央电视台东门。我拎着不多的行李，风尘仆仆地来到东门传达室，傻傻地递上军人证和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的工作证，对值班阿姨说：“我去文艺部找人。”　　在北京这个陌生的城市，我找不到属于自己的角落。但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我是男人！我拎着不多的行李，风尘仆仆来到中央台东门，傻傻地递上军人证和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工作证，对值班阿姨说：“我去文艺部找人。”　　“先打电话吧！”阿姨努努嘴指着放在窗台上的电话。　　我想起了那个6850开头的电话号码，不用看通讯录，烂熟于心。　　高立民的电话没人接。　　又打了一个，杨澜的电话没人接。　　之后，我再打，找高立民，找杨澜。　　属于我歇脚的地方就是传达室的长凳，上面坐着一排人，两个上访告状的，三个等人的，一个学生模样的。不一会，上访的走了，等人的等到了朋友也走了，学生模样的人不断地打电话，终于得到了一个否定的答复，悻悻地走了。最有悬念的就是我，干等。　　就这样，在那条长凳上度过了我在北京的第一天，从我决定来北京到现在，整整24小时。24小时，我的世界变样了，但是至少此时此刻我还没有后悔。　　到了快下班的时间，我开始着手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　　晚上的住宿是我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看似简单的衣食住行离开家全成了事儿。在家的时候听一个来过北京的朋友说，文化部附近有一些旅馆比较便宜，也许文化部招待所住的都是比较有文化的人吧，这就是我当时的逻辑。但是文化部在哪儿呀?和中央电视台一个性质，应该不远吧？此时的我一天都没有吃东西，我找了个小面馆勉强吃了一碗汤面，比我们的兰州拉面差远了，还特贵。我又狠狠心，再打一辆“面的”，坐在车上心里特别不踏实，文化部的招待所究竟在哪儿？车似乎又开了很远，看着计价器开始蹦字儿，我的心揪着疼，什么都没干成，就花了这么多钱，今后怎么办?也许自己真的太莽撞了，来北京之前竟然连个朋友都没有联系，弄得如此狼狈不堪。　　好在出租车终于在20元之内到了文化部。当时的文化部在现在文化部的对面，是一个高大但老旧的楼，门口有警卫站岗。我被出租车丢下后孤零零地拎着行李在大街上没目的地走，眼中踅摸着有没有什么旅馆。我的衣着打扮和手中的行李都昭示着我是一个外地人，用现在的话说：外地来京打工人员。　　文化部在沙滩儿，北京人说的时候加上儿化音，我不知道，只知道自己在“北京的沙滩”　　转悠了很久。在天即将擦黑的时候，我在路边的角落里看见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招待所”　　三个字。走进去一看，是一家人防工事改造的地下旅馆。走过一条很黑的楼道才看到旅馆的“前台”，一个胖胖的大妈操着熟练的北京话，盘查了我的军人证。登记之后，分给了我一间三人房中的一个床位，价钱是每夜14元。就这样，我在繁华北京的地下，找到了一个落脚的地方。值得庆幸的是，和我同住在一间屋里的是两个来北京寻梦的画家，沙滩离美术馆很近，他们住在这里到美术馆非常方便。在这个简陋的小屋，至少有三段不同的梦想。漂在北京(2)朱军　　住在文化部招待所非常不方便。北京之大，出乎想像，到中央电视台要坐一个多小时的公共汽车，而且没有直达车，倒车就要倒好几回。我已囊中羞涩，不可能像头一天似的那么奢侈地打车了。向大妈问清了路线，第二天一早，我穿了一件干净便装，又辗转来到了中央电视台。当时中华世纪坛的位置是一个公共汽车总站，从那儿下车后，到中央台东门。　　来到中央台东门口，武警森严地把守着大门，传达室的窗台上依旧放着几部分机电话，直拨6850之后的四位数字就可以。于是，我又开始拨打高立民的电话，经过了很长时间的等待后，依旧无人接听。于是不厌其烦地拨打和等侯。从中午一直到下午四点多，简单的四位数字打了整整半天，这个号码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到了很晚的时候才听别人说，因为春节假期还没有完全过完，多数部门都没有上班，只有新闻部以及有晚会任务的部门在值班，其余的还在享受大假。估计高立民他们也是这种情况。　　第一天就这样无功而返，回去的路上又随便吃了碗面条。整整一天，除了问路，我竟然一句话都没有说！是啊！跟谁说？说什么？没有朋友，更没有亲人，又舍不得打长途电话回家。　　在兰州我虽然也是一个无名小辈，但是从来没有感觉到孤独。　　人在一个没有亲情环境中的寂寞，是一种无法排遣的煎熬！回到地下旅馆，倒头便睡。同屋的画家也是寻梦未归，半夜听到他们回来的脚步，疲惫而沉重，尽管没有交流，但我知道他们也许遭遇了这个城市同样的冷遇，现在知道那种感觉就叫“郁闷”。　　第二天，依然是同样的程序，依旧是无人接听的电话，我开始不奢望什么了。想想自己也挺莽撞的，为什么不在兰州联系好了再来？为什么不先确认人家上班的时间？看来光是鲁莽和激情远远不够，还要得要领才对。传达室的阿姨对我的到来熟视无睹，也许这样的人她们见得太多，早已见怪不怪。　　晚上仍旧回到地下，仍旧到那个面馆吃面。其实中央电视台到文化部之间的这段路，要经过繁华美丽的长安街、天安门，可以看到北京最令人心动的夜景，我在黑暗的心情包裹之下，哪能看到亮丽的景致?当时中央电视台对我来说就是北京的全部。这一天显然对周围的环境熟悉了一些，我安慰自己：碰壁的主要原因是没有经验，没有找到要找的人，一旦电话打通，就会一通百通。“黑夜过去，就是早晨”我这样开导自己第三天依然执行旧的程序。早上，和我同屋的那个画家退房走了，临走的时候还向我道了声再见。真不知道他遭遇到什么，而今又在何方？也许已经如愿以偿地在巴黎开画展了?也许他不会想到当年那个天天上电视台找人的小伙子已经是观众熟悉的主持人了吧？青春岁月的那种执着追求是令人终生难忘的。　　真是天道酬勤。第三天我竟然打通了杨澜的电话。　　当电话忽然有人接听的时候，我的心都快蹦出来了，声音非常熟悉，是杨澜!“杨澜，你好！我是兰州的朱军。”　　“啊，你好。”她竟然记得我。　　“我来北京了，我在中央电视台的东门，你能接我进门吗？”　　“对不起，我不在台里，我在外地呀！”　　顿了两秒钟，杨澜问我：“你住哪里呀？”　　“文化部招待所。”　　“怎么住那么远呀！那边有招待所吗？干脆你住燕京饭店吧，梅地亚太贵了，我在外地不方便，等我回来咱们再联系吧。”　　“好啊，谢谢！”我急忙道谢，我是挺虚荣的人，绝对不想给人添麻烦。不管怎么，杨澜给了我一条切实的建议，我还是很感激的。　　我一生都会记住，把我领进中央电视台大门的，竟然是一个我至今都不认识的陌生女孩高立民的电话还是没有打通，反正也没事，到燕京饭店看看吧。杨澜提到的梅地亚宾馆在中央台北边，当时显得特别气派，听说台里重要的嘉宾都住在那里，这个宾馆几乎和中央电视台齐名。而燕京饭店也属于老字号，离中央台步行20分钟可以到，就在长安街的边上。但是一走进大堂我立刻后悔了，这样金碧辉煌的地方我断定根本没有能力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