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伫立在猿猴桥上，河水乌黑而浑浊。从这里到八丁掘一带为止，已经盖成了木板房城镇。我来到别人指点我的街道，右侧有一爿铺而很大的杂货批发店-T店。店里摆满了菰包和箱子。我在店前来回走了两三遭，最后终于下决心走了进去。　　老板是个胖子，胖得似乎可以练柔道。我从背囊中取出扫帚给他看，他握住竹把子，里外拍打了两三次，看了看，对正好从旁边走过的一个象是同行的人说：　　“有这个总比没有强。”　　“这个多少钱？’他又问。　　对于广岛方言，我感到挺亲近。　　“哎呀！战前冈山那边进过黍子扫帚，至今那种扫帚不来货，唉，现在也只能拿这样的货色凑合了。”　　他连价也不开，就说送来几捆都行。　　我轻松愉快地离开了那里，这次专程从小仓来，光一家的买卖还不够，于是我又迈脚去八丁堀。　　当时八丁堀还是燃烧过的模样。只有一家叫福屋的百货商店的建筑，孤零零地立在那里。其余是些稀稀拉拉地盖起来的低矮的木板房。水泥地基与歪歪扭扭的钢筋扔在那里，还没有安装。在福屋百货店附近，又建了一个专营杂货批发的小店，那里也说可以送两三捆来看看。　　乘夜车回去，现在还有些时间，那天我在受战争破坏的广岛市区里转了转。　　原子弹落下时的中心地区，除了留着残骸的银行外，仅有的几处建筑都毁坏了一半，这一带还没有建木板房。银行大门外的石阶烧得发黑。登上比治山，只见广岛的街道烧得一光二净，而山岗另一边的宇品方面，古老的房屋大多还保留着。正因为那些房屋还保存着，更使人对广岛市内的断壁残垣感到惨不忍睹。孤零零建起来的木板房的新木头，让人觉得刺眼。　　一月一次的广岛之行，只限于在市内办事，有点不划算。为了乘夜车，要在广岛市内呆半天，我觉得非常可惜，老考虑回程路上能否利用起来干点什么。我查了一下火车时刻表，进入山口县后有一个叫防府的城镇，从广岛到那里要用三个小时，从防府到小仓为四个小时。　　如果在广岛上午办完事，乘中午的火车三点到防府，就可以在那里呆上一个小时，然后乘下次火车回小仓，抵小仓时已是夜半时分。　　我想看看自己不了解的地方。只是从小仓乘夜车往返广岛没有意义，因此，我把计划付诸实现了。　　防府是在河边排列着建筑仓库的旧房子的一个镇子。白色墙壁的影子投射在河面上，镇里的商店，里面暗处的榻榻米上有用格子窗围住的帐房，挂着流水帐。　　我的“生意”忙起来了。接受订货后，我必须向生产地订好能赶上供应的商品。刚从广岛回来，又要马上去乘到佐贺一天往返的火车。　　报纸的机能还不能恢复到旧样，但晚刊已经完全采用了别的报社名，开始发行，可那也并不需要我的工作。采购假还被承认着。如果没有采购休假，我这种自由的副业就搞不成了。　　我终于把脚伸到了大阪。　　坐上下午六点左右的夜车，到大阪是次日早晨七点左右。然后去天王寺的商店，转转京都，再乘夜车回去。这趟列车第二天五点左右抵广岛。　　——冬天到了，天气转冷。来到广岛车站前，广场上有几处篝火在熊熊燃烧。我把手伸过去，便要我交“烤火费”。有卖面疙瘩汤的小摊。广场上，天虽然没亮，但人已聚集了很多。到天完全大亮时，篝火减弱了。到阳光普照的时候，人群散开，只留下黑色的灰烬。在黑暗的广岛车站前，那烧得通红的篝火，反而更让人背上感到夜晚的寒冷。　　天这么早，我不便去批发店。我所要办的是接受订货，同时收取过去送来的货物的货款。因此，商店开门前，我只能在市内转来转去。一大早就去要钱，那是非常忌讳的。　　有时我乘上电车去宇品，有时登比治山，以此来消磨时间。我常常在宇品海上的似岛上，看朝阳喷薄而出。　　到大阪又不能使我满足了。换句话说，就是早晨抵达，不到晚上也不能从大阪车站出发。为了消磨时间的市内观光，也渐渐使我厌倦了。我觉得既然专程到了大阪，干脆就到京都去做做买卖。　　开始订货的商店在粟田口，它位于三条大桥到大津的电车线上。　　“哎，是从九州的OGURA来的吗？那可真够呛啊！”一个象是掌柜的人有些惊异地对我说。　　为什么关西人说小仓，不说KOKURA，而读成OGURA呢？也许因为京都有座OGURA山（小仓山）的缘故吧！　　只要有货，有多少要多少，钱是用现金支付给我的。因此，洽谈买卖，如果运气好，一家商店花上二十分钟就够了。后来这样不行了，可那时还很好办。从大阪到京都转一圈，时间还有富裕。我参观京都，也是肩背插着扫帚样品的背囊，不过后来可看的地方已经没有了。　　最后是大津。想起去那里，是因为有一次，我在粟原口的店铺中心不在焉地望着开往大津的电车，一想到有三十分钟就可以去大津，便下决心去那里开拓。大津的那家店铺位于码头前的街里，进东面的一条窄巷。　　昭和二十三年（即1948年）一月，我从八濑方面乘缆车登上了比叡山（位于京都市东北部。其最高点四明岳海拔848米）。我穿上大衣，再背上背囊，里面插着短把和长把的扫帚头。缆车上的乘客只有我一个。翻过白雪皑皑的山顶，也只是我一个人。　　从四明岳的山上俯瞰琵琶湖（位于滋贺县，为日本第一大淡水期，盛产淡水鱼，风景美丽），我在雪中站了很久，并不觉得寒冷。　　我从小学时起就喜欢地理，不过那时课本上没有照片，差不多都是凸版的图画。那些画使我不知产生过多少梦幻。可以说，我是从地理教科书中体会到旅行的魅力吧！田山花袋的旅行著作中终于有了照片。我从儿童时代就觉得自己一辈子不能远游，所以一直对旅行怀着憧憬。然而，在这里，不是图画，也不是照片，我看到的是真正的琵琶湖，来到根本殿堂，我还是一个人也没遇到。下到山脚的日吉神社，这才第一次遇到人。　　那天晚上，我在坂本的街上四处寻找住宿的地方，不管哪家旅店都关着门，不象是有客人。　　我还利用空余时间，到过泉州堺。有一个叫佐野店的兼卖杂货的整洁的批发店，就在城址附近。　　每个地方都有各自风貌独特的山。火车驶近那个城镇，那里的山就进入了视野。防府市有秃山，宇品市的海面上的岛屿很象富土山，临近神户的是六甲山，耸立在京都北面的有比叡山，在大津能眺望比良山，岸和田市有长满繁茂森林的归城址。还有在佐贺平原的远方，那些隐约可见的群山。——有远方的山，也有近处的山，从那些山峦的形象可使人联想到城市的风貌。每当从火车的窗口慢慢接近我见过的山，那个城市的生活就在我心里拓展开来。　　采购粮食的任务，主要是到佐贺农村订扫帚成品时完成的。这个产扫帚的村子里，沿着神崎川的土堤，有十五六户人家。最初是农家业余做做，可战争结束后，一下子增加了需要，无论哪家都扎起了扫帚。　　佐贺平原以盛产大米而闻名，秋收结束后，年内来不及脱谷，稻子带着稻穗堆放在田里。十一月的时候走在田边，到处可以看到收割后的稻田里堆放着的稻子堆，所以不缺稾（即各类植物的茎秆）。　　扎扫帚的材料是用木槌捣稾，抽去里面的蕊，用水洗后放在太阳地晒干。这个地方把它叫“斯宝”。广岛地方叫做“稾西蓖”。为了收集稾，扎扫帚的人家全家出动，到附近的农家去。随着扫帚销路好了，稾开始供应不足，生产价格上涨了。各地都明白扫帚销路好，新的经纪人也多起来了。我联系的货物获利逐渐减少。　　但如果说按我开出的价，农家不愿给我货物，那倒也并不是。生产景气的地方也有苦衷。主要是扎扫帚的材料——竹子和铁丝不足，特别是铁丝实行统销制度后，市面上见不到了。扎扫帚主要使用二十二号铁丝，是镀铝的。　　“只要把铁丝弄来，要多少都可以扎出来！”　　每个生产者都这么说。我为了让他们把扫帚扎出来，必须去找铁丝。铁丝和竹子　　在这个村子里，我请了三家来扎扫帚，一家是大批量的，那家男人胸部患病后，半截倒下了。他原来脸色就不好，嘴唇特别红。尽管如此，直至卧床不起，他一直让附近的农家扎扫帚，由他来收货。　　其余两家都是老人，他们不搞很多的经营，只由自家人来扎扫帚。不单这三家，扎扫帚的人家互相之间都很得意自家的成品，贬低别人的货物。同时向三家收购，在这里检好听的话说，很可能听着听着就成了说别人家的坏话了。　　扫帚产地的定货增加后，稾的价格上涨，收购的价格也上涨了。有时还偷工减料，结果受到顾主的责备。那时，上市的扫帚已经相当多了，买主也强硬起来，付款开始拖欠，挑剔也多了起来。　　尽管如此，扫帚还是卖出去了。问题是如何让订货的商品及时送到。　　佐贺那里生产扫帚的人让我拿铁丝来可是新铁丝属统制品，第三者的手是力所不及的。扎扫帚用二十二三号的细铁丝最合适。小仓有一个属于住友系统的小仓炼钢厂，那里生产镀锌的亮光闪闪的新产品，但是以黑市价格购买都行不通。　　正在这时候，我认识了一个名叫小田的人。他是出入于小仓炼钢厂的小工，在负责处理从工厂淘汰下来的不合格的铁丝中取得了成效。　　所谓不合格品，也是新的，用机器卷铁丝时，稍微一乱，铁丝就象线一样绞在一起。炼钢公司不能把这种东西拿出厂，而是作为废品，以半价以下的价格让小田处理。不过，虽说是半价，如果知道解开那些绞着的铁丝的工钱和辛苦，就感到不象实际价格那么便宜了。可这毕竟是新货，倘若连这些绞着的铁丝也没有呢？当然，也只是这些东西，才能到小田这样的人手里。　　小田的家住在小仓到门司之间，靠山近海的延命寺。电车通过隧道后，有一片松林，前面可以看到彦岛。小田的家是正在海岸上的一所小屋，小田和妻子、孩子三个人住在那里。海风从小房子里木板墙的缝隙吹进来。这间小屋我去过好几次，央求他多给我一些处理的铁丝。从报社所在地的沙津到那里，乘电车用二十分钟左右，我可以利用午休时间去。　　小田费劲地将那些乱成一团的铁丝卷起来，为此还叫过四五个小工。我把这些铁丝送到佐贺扎扫帚的农家，不管哪家都非常高兴。虽说是处理品，但只要解开，便和新的一样，因此，我的扫帚供货进展顺利。　　小田为从炼钢厂争取由他来处理这些铁丝，自然也有一份辛苦。他给仓库管理员送礼、送酒，后来好象每况愈下，再也从厂里拿不出铁丝了。我不能如数给佐贺提供那些铁丝，非常为难。　　小田四十二三岁，驼背，脸上布满皱纹，因为从早到晚都脏得黢黑黢黑的，深陷的眼睛总是闪闪发亮。他穿着肮脏的军装和补着补钉的外套，走路时身体向前倾斜，一副穷酸相。他的妻子总是把小屋子收拾得整整齐齐的。小田很疼爱他的妻子，曾对我说过：“你是报社的，把我老婆写的短歌（三十一字的日本诗歌）拿去看看吧！”　　他的妻子把用作工作间的木板房内宽敞的一角隔出四叠半大小，在嵌在木板墙上的玻璃窗下，摆上桌子，桌上总是摆着一束插花。小田象口头禅似地把“我老婆、我老婆”的挂在嘴边。我有一次让他妻子把短歌拿来看看。她羞涩地笑了，说：“孩子他爹怎么连这点不足道的事都对您说了？”她是东京人，虽说这样，她还是给我看了她写在大学笔记本上的诗歌原稿。那些短歌的句子我忘了，好象大意是说在贫困的日子里愉快地度过着每一天。　　小田把“我老婆是东京生的”引为自豪，的确，她的语音不象是穿裙裤和棉坎肩的形象，说话口齿很清晰。我觉得她比小田大概要小十岁。她挽着发髻，洗得干干净净的脸上不施脂粉，显得很利落。　　炼钢厂不再给铁丝以后，小田大概也着手做了许多别的事，但哪个可能都未成功。一天，他到报社来找我。　　他同我告别说：“给您添了不少麻烦，现在我要搬到宫崎去了。在椎叶那地方要动工修一座水库，我决定带着妻子到那里。在这里真是毫无办法啊！”　　我也给小田添过不少麻烦，当时给了他一些钱作为饯别。现在写到这里，很挂念他和他的妻子在何方，又在干些什么呢？椎叶水库早已完工，小田又会转移到什么地方生活呢？他的女孩子也一定出嫁了。小田那位咏短歌的妻子，或许依然在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家中，看上孙子了吧？　　我自从得不到小田的铁丝后，不得不从别的地方想办法。不知是怎么认识的，现在怎么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我与一个叫芝山的人接近起来。芝山住在八幡稍稍向西一个叫黑崎的地方，在那里他有一个更新废铁丝的“工厂”。据他宣传说：军需工厂处理一批二十二号铁丝，可以匀出一些给我。　　于是，我随他去了黑崎。下了电车，走进山边高高的小巷。他所说的“工厂”，原来是借前面铁工厂的一幢破烂房子。似乎是从附近找来的五六个女人坐在那里，正解着绞在一起的铁丝捆。芝山象个厂长似的，只有他一个人穿着笔挺的西装。　　这些现货虽然是二十二号铁丝，可都是黑乎乎的旧货，与小田拿出来的镀锌的闪亮闪亮的铁丝，根本无法相比。　　“总之，就是旧铁丝，也希望一定让给我。”我刚一提出，芝山便说，不预先付款就不给。我记不得金额了，总之是从两卷可怜的本钱中付了款。我立即把这些送到佐贺，告诉他们虽比不上过去的铁丝，总还可以用。没有别的铁丝进来。他们也只得用那些来将就。　　芝山又来找我说，这回又来好货了，不来看看吗？我和他一起去乘电车，他在路上自豪地说：　　“军队的东西，是旧的，又粘乎乎的，沾满了油，所以卷起来特别费劲。我叫女人们来卷，效率不高。于是，由我认识的一个从东京高等工业学校毕业的男人发明了卷取机。现在，正在把铁丝捆放上去进行作业，如纳入轨道，不管有多少铁丝都可以更新出来。”　　到了黑崎他的“工厂”一看，我吃了一惊，木制的“机器”象瞭望楼似的，架得快到房顶了。　　芝山向我介绍那位设计这座“瞭望楼”的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出身的“总工程师”，这是一个脸色发青、三十上下的纤弱的人。他不怎么爱说话，左右查看着刚刚组装起来的“瞭望楼”。这座“瞭望楼”就是卷铁丝的机器。”　　“这东西真了不起呀！如果启动起来，原料从广岛能搞到很多很多，便可以大批生产啦！这家伙是东京高等工业学校毕业的，脑子可好使呢！和我们根本没法比。”　　芝山说到这儿时，信赖地望着爬上木制机器的男人。我望着象是由他设计，甚至连木工活都是让他做了的“瞭望楼”，越看越觉得有点靠不住。这个“机器”一点也投有使用铁器，只在有些地方拧进一些铁螺钉。　　“动力怎么办？”　　我望着看不到螺钉和马达的“机器”问。“用的是人工呀，让两个男人转动把柄就行了。”　　芝山自信地答道。　　可是过了一个礼拜以后去看，那饥器还是停着未动。　　“这是怎么回事？”　　“情况还是不好呀？好象什么地方设计错了。现在总工程师正在加紧改进那一点呢！”　　芝山有些无精打彩地说。　　就算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出身的工程师能改进成功，而我所发愁的是尽快让他拿出铁丝来。　　如果按照约定时间，三天之前铁丝就应该到我手里了。　　“没有办法，现在叫女人们用手工先解着呢。”芝山招认说。　　他说，“好歹先给你一卷吧！”　　钱已经预先支付了。我马上让他们尽快把那卷铁丝送到佐贺去，然后回去了。　　后来，我从京阪经广岛直奔佐贺，扎扫帚的人们向我发泄了一大堆不满。　　“送来这样的破铁丝，一点也不顶用，根本不能使呀！”　　“怎么了？ ”　　“也不怎么。只是用那铁丝刚要勒上扫帚，马上就零零散敝地断开，一点韧劲也没有。都是火灾中烧过的东西，你看看这！”　　他们拿出那些铁丝，在眼前用手指折弯曲，还正弯着呢，铁丝就象铅笔芯似的一节节地断开了。　　我这才恍然大悟，芝山说这些铁丝出自广岛军需工厂，那肯定是被原子弹爆炸搞坏的。而且，是为了遮掩烧了的地方，才在铁丝捆上涂上黑油的吧！扎扫帚的人们说是让火烧过的，实际上是受过原子弹幅射，所以溃烂朽坏了。　　从佐贺同来的路上，我立即来到芝山的工场，那架木制的机器在破屋子的工场里还在炫耀着雄姿，但却静止不动，只有芝山一个人，“总工程师”、“工人”连影子也没见。　　“啊，非常对不起。”芝山挠着头说。　　“完全上当受骗了。就象你说的，这些东西遭过原子弹爆炸。而且那个‘总工程’师说用机器解铁丝，再加上化学处理就可以恢复原状，我便信以为真。单单制造这架不顶用的机器，就让木工改过好几次，光这就花了不少钱呀！真是遇到了骗子手！”　　他失望地说道。　　——下面谈谈竹子。　　北九州竹子不多。要说竹子的产地，是大分县、熊本、鹿儿岛县。　　在大分县，有个丰后高田市，从宇佐车站支线分开的终点，就是竹子的集散地。　　到那里去，从小仓乘火车要用三个小时。丰后高田市位于国东关岛向外突出的北面的底部，也是个渔港。走到街上一看，我大吃一惊，街上所到之处都有堆放着竹子的批发店。这些竹子从国东关岛的中部砍伐下来，在高田集巾起来。主要用于雨伞的把柄，也可以用做灯笼的骨架。从战国起，此地就主要向岐阜地方供货。做伞把粗细的竹子正好适用于扫帚把，为此我很高兴。　　我之所以频繁去高田，是为了把竹子运到佐贺。除此之外，还产生了一种愉悦，就是丰后高田市附近有很多我想去的地方。从高田向南大约走二十公里，有一个叫蕗的大堂，是平安时代（日本历史上幕府政治以前以平安为京城的时代。始于公元794年桓武天皇迁都平安（今京都）。贵族藤原氏专权，行摄关政治，长期控制国政。经院政时期，至1192年源赖朝开创镰仓幕府，平安时代终结）留下来的建筑——富贵寺。那附近有摩崖佛群。高田街道的尽头还有平安时代的遗迹，例如阴刻的佛像画像石。　　从前，我在滨田耕作的论文集《丰后的摩崖佛研究》中读过关于这些石佛、石像石的记述。自己虽然想去看一次，但一直没有机会。奈良、京都也是那样，作扫帚经纪人，搞副业，旅费还是有的。这种愉悦比“生意”更令我不停地奔跑。　　画像石只在崖的斜坡上列成一排，经受着风吹雨打。因为是水成岩，雕刻的细线条，现在只能隐隐约约分辨出来，磨损得很严重。看来没有专程来看这些的人，画像石乱放在农家里。泥砂　　去看富贵大堂也是那个时候，它在从高田向南乘大约一个小时汽车才抵达的一个叫作蕗的地方。那时候的汽车还是木炭车。车在狭窄的、坑洼不平的山路上喘息着向上爬，很费时间。我只要夜里赶回小仓就行，所以并不感到特别匆忙。　　在飞鸟园发行的“图解日本美术史”、天沼俊一的《日本建筑史》等书上，我读到过富贵寺，也曾想去看看这个偏僻的山村中埋藏的平安时代遗留下来的建筑。听说明治时期后富贵寺曾经修复过，从那时以后，历经风吹雨打，已经成为孩子们游玩的地方。　　从汽车站下来，穿过只有十来家的部落旁，就来到富贵寺。自然，这里没有一个人走动。寺庙坐落在一座小山岗的半山腰。这条铺着石台阶的坡路，在我后来访问平泉的金色堂时，曾联想到这两处的地形很相似。　　不过，处于丰后山中的这个堂，就象是被人们遗忘了似的，孤零零地留在小林，使人觉得象座荒芜的殿堂。佛堂的门上着锁，我又从石阶走下来，在停车前的小杂货店打听，原来这就是管理人的家，一个五十多岁的主妇提着钥匙和我一起返回来。　　没有任何照明，只好借着外面的光亮模模糊糊地向里面张望，大殿的须弥坛的背面，描绘的恐怕是极乐净土图，不过只稍稍留着一点朱色和胡粉（用烧过的贝壳制作的颜料）的颜色，分辨不出是什么图案。同样的，内殿和外堂的柱子上，拉窗上，斑驳脱落的痕迹也很严重，发霉似的渗着白色。尽管如此，拉窗上还是残留着一些手拿笛子和琵琶的飞天像。　　站在我身旁的主妇，讲起战前来临摹壁画的堂本印象，就曾住在她家。我站在这个山中的古迹之中，竟一时忘却了现实的艰苦。　　去吉野也是那个时候。从檀原神宫到下市，我被塞逃了货车。只是从货车稍微启开一点的门缝中，射进一点光线。乘客或者坐着，或者站在席子上。我想那是在京都做完“生意”后的归途之中。我的背囊中放着扫帚的样品和到住宿地时准备做一顿饭的大米。沿着吉野川的溪谷，一片新绿显得非常美丽。　　我这样周游各地，慢慢地觉得无聊。开始时看到陌生的土地，产生出一种在现实中看到了在书中读到过的地方的兴奋感，但这也逐渐难以满足我的要求了。总而言之，对这类周游我已经感觉不到意义了。　　战前，我游览北九州各地的横穴古墓时，一位朋友曾对我说过：“干这事到底有什么用？”现在与这些话倒取得了一致。这不过是我驱遣空虚的作为罢了。　　我的扫帚生意也越来越糟。商品上市，正规的批发店恢复了过去的秩序后，已经没有我这样的人钻进去的空隙了。而且，我在经济方面也拮据起来，以前用现款支付的订货改变成先付支票或票据。而那也慢慢开始拒付后，这工作也就只能罢手了。　　阪神地方开始出现过去那样的黍扫帚以后，我们的情形就更别提了。对黍扫帚，质次的稾扫帚是无法与之竞争的。再这样下去会给扎扫帚的人家增加麻烦。以昭和二十三年（即1948年）三月为界，我结束了我的生意。去大津、京都、大阪、广岛、三田尻收款归来之际，一想到这就是一个终结，我便对这些地方产生了依依之情。　　在上述旅行之中，我大多是连饭也不吃的。为了协调火车与所去目的地的时间，只能耽误吃饭。例如，我去收款，如果那家店里来了买东西的顾客，店里总要先招呼顾客，把我的事放在后面。如果顾客接二连三地来买东西，买多长时间我就得等多长时间，想到要赶不上预定搭乘的下次火车了，真是坐立不安。这些难言之苦，只好一个人咽在肚子里。　　到了昭和二十三年，吃的东西开始丰富起来，尽管有的东西很想买，但价钱贵，想到一买就减少一部分储蓄，终于还是忍住了。在很长的时间里，我被混杂的列车摇晃着，深夜才能回到家，第二天一早还必须按时去报社。　　我的这门“生意”结局如何呢？最后，我是一点儿也没有存下钱，相反，那些无法支付的票证倒成了损失。不过，在通货膨胀的过程中，我带着这七口之家平安无事地过来了，这就算万幸了。能看看自己向往的地方，也算是我很大的收获。　　不得不让“生意”下马的理由还有一个，那就是食物丰富后，报社不再认可工作人员采购东西的休假了。我本来也不是随便不上班去搞这些副业的人，所以没有给报社添什么麻烦，但精神上还是有一种欠债感。领着月薪，却干这种“生意”，即便说是为了养活大家庭的需要，可心情上却决不轻松。时至今日，这仍象是事后的坦白。　　我重新恢复纯职员生活，倒退到单调无聊的日子之中。　　——顺便讲讲《朝日新闻》社，在这期间，有过一次主要领导大撤换。新的主要领导都是根据工会的意图选出来的，长谷部忠氏被选为社长。问题出在部长这一级上，人们议论说部长也要由工会选出，当时的部长们都面带愁容。不过，这件事没有进行就了结了。　　我家从佐贺回来时，借住在原兵器工厂的职工住宅，从那里再也没能挪动。六叠、三叠、四叠半的房间里挤着父子八人，而且连我搞副业的地方也要留出来。那时，我的大女儿上中学一年级，最小的儿子刚两岁。两个老人、四个孩子，简直没有立足之地。　　“扫帚生意”罢手后，我的副业是专门画印刷所的原版画和给赏金的广告画。我将对开大小的两用纸用水贴在木板上，置于榻榻米上，然后趴在上面涂颜色，用喷雾刷色器刷色。　　使用喷雾刷色器是我开始在《朝日新闻》社画新闻广告的原版画时，接受社里同仁的劝告，从博多以按月付款形式买来的。机器很旧，用起来摇摇晃晃的。尽管如此，我还是拼命地压泵。这种作业，有时要持续到深夜一两点钟。　　而且，印刷所的工作时间紧，有些时候我自己去印刷所，不是在纸上画原图，就是面石版或锌版的原版。等回到家里，已经过了深夜一点。假如不这么干，凭月薪是远远不够的。　　还有，受人之托，我也搞过商业街上的橱窗装饰，工钱很便宜。在狭窄的房间里，往陈列用的大木板上涂颜色所花费的力气真是超过想象。有一次，我正等着颜色变干时，竟躺在榻榻米的空隙上，不知不觉地睡着了，翻身的时候把好不容易涂好的颜色搞得乱七八糟。　　画好了的东西，如果主人能够喜欢还算好呢，一般总要发几句牢骚，然后马上降价。这样一来，报酬也就刚够我的材料费。　　就是这样的副业，也不是每天都有，一个月中顶多够干一个星期。　　报纸基本上恢复了原状，只是早刊变成了四页。我的工作也总算恢复到接近战前的水平。不过，那并不能使我心里产生兴趣。　　报社里的空气丝毫不能使我感到愉快。走动起来动作很活跃的只是那些从学校毕业的注定要成名成家的人们。他们从大阪来，在九州过两三年临时生活，很快就回到大阪或东京去了。每一次，都往上升一级。对于这些人，连部长也用特别的眼光看待。我的这些看法，恐怕并不只是个人的偏见。　　我也快四十岁了。　　没有副业干的时候，除了打打麻将，没有什么可以消遗的。我还下象棋，希望忘却自我。　　以前，我进印刷所做学徒的时候，那里的店主爱打麻将，并且教会了我。做完了夜活，围着桌了，有时半夜一点才休战。那时，从附近可以送饭菜上门的饭馆里要来一盘炒面条，我觉得世界上没有比它更香的食品了。我穿着油腻的工作服，盘着腿喝着中华面汤，简直不能再有比这更惬意的了。我的身份远不够能自己出钱买炒面吃。　　听说有位穷老太太，消极厌世，打算自杀，她走在寻找死亡之处的道路上，作为最后的回忆，吃一碗“善哉”（一种加粘糕片的甜小豆粥），老太太没想到世界上还有这么好吃的东西，决定不去死了。从我的体验来看，并不认为这话过于夸张。　　在那家印刷所当学徒结束后，我不再打麻将了，可报社这伙人差不多每天晚上一下班就都抓起了牌。如果不这样做，直接回家，那简直忍受不了。打麻将的对手，大都是所谓“有资格者”，象我这样的人，大概是因为缺人手，才不得不被加进来的。　　打完麻将，步履蹒跚地往家走，如果是冬天，猎户星座正好升到头顶上的天空。“啊，不能干这种事，得想个办法。”这种想法沉重地压到我心头，不是焦躁，不是后悔，也不是什么虚无感。　　下象棋的搭伴是广告部一个叫冲原的男人。他曾是东京总社的警备员，从战场当军曹回来后，分配在九州，被提升为社员。战后，《朝日新闻》社中自然已没有社员、预备社员、雇员的等级，只有社员与庶务部方面的雇员之分。警备员隶属于庶务部。　　这位冲原在东京总社担任警备员时，有个右翼分子来到报社印刷厂捣乱，用日本刀砍伤了编辑局长铃木文史郎。冲原从暴徒身后两腋下伸过手去，交叉着勒紧那家伙脖子，那便成为他引以自豪的话题之一。　　冲原家的附近，有广告部长的家，广告部次长的家也在那边，次长很得部长赏识，从会计主任连连晋升，当上了次长。冲原利用家住得近之便，千方百计地讨好部长，他让自己的老婆不管是早晨还是晚上都去部长家，象个女佣人似地给他家帮忙。这不可能不刺激住得很近的次长家属，次长马上对部长说了，让部长疏远了冲原。　　不走运的是，冲原恰恰在那个次长手下当会计。冲原以军队里很自然的那套诀窍，巴结部长喜欢的次长，大概很想钻到“主流”里去吧。结果恰好相反，他后来大受次长虐待，最后终于从会计股调出，调到校对股。他坦白地说，从此后他“经常嚎啕大哭。”但又有谁会耻笑冲原呢？还不足三十人的广告部里，就分成部长的亲信和非亲信两派。　　大家暗地里笑话冲原生出与自己身份不相适应的野心，这也是一个没有资格的人想钻进宝塔尖的一种挣扎。“落到”校对股后，他大概对“出人头第”已完全丧失了信心，心情轻松起来了，以前拼命也要去上的夜班现在也不上了。　　部里的职员总是讨厌这位冲原，可我理解他的心情，有时和他下象棋。也可以说，我这个除此之外无处解忧的人，除冲原以外，再也找不出下象棋的对手了。有一年过新年，因为冲原常去值班，我也来到没有任何旁人的报社，和他下棋玩，从早晨一直下到半夜，一直玩了十二个小时左右，我也自暴自弃了。　　心里老象嚼沙子一一样，陷入灰色的境遇……这些用惯了的形容词我也是会用的，但用这样的词句来表现自己又是很难的。虽然处于连续的焦躁之中，但那种愿意在泥沙之中窒息、绝望的痛快劲儿，那种虐待自己身体的心情，我也是有的。　　我家附近有个报废了的煤矿，矿上有一座不很高的废煤堆成的山。晚上，我带着大女儿，站在山顶上，教给她星座的名字。从山边升起来的天蝎座，闪耀着红色的眼睛，比起图上看到的出人意外的要大得多。头顶的天空中有白鸟座、鹫座，呈三角形，“那是白鸟座。”“那边是牵牛星。”我用手指点着告诉孩子。我只能这样做，但我的心中，连一颗星也看不见。　　没有副业干时的星期天，我无处可去。在家，焦躁不安；出去，也不能填补空虚。在人流汇集的街上走着走着，也会毫无理由地生起气来。不管是下象棋、打麻将时，也不管是在工作时，我的额头都流着冷汗，必须不断地用毛巾擦，为此受到同事们取笑。我也许得了神经衰弱，晚上也睡不好。　　从小仓隔山面对着的濑户内海的海岸，位于北九州的里侧。路上有座石灰山，有水泥厂的采石场。公路绕过山麓，伸展到半岛顶端的门司的后面。无处可去的我，毫无目的地乘上公共汽车，到松枝下车，在海岸上散步，不见人影的海边，只能看见一个不知名字的小岛。　　我有时在海边坐下，眺望大海，有时在松林中漫步。回到人口众多的家，我感到厌烦，出去也没有可去的地方。倘若我有更为直接的动机，那时我可能会企图自杀。但是，我身上连这样强烈的动机也没有。思想沉浸于急躁，怠惰的情绪中，虽然心里着急，但身体是倦怠的，头脑是懒散的。　　我甚至没有欲望去读一本书，觉得读了书也没有用处。做扫帚生意，乘着夜车往返于京阪、广岛，佐贺之间，已成为遥远的往事。颜色　　朝鲜战争爆发后，驻小仓的美国兵频繁调动。因为有禁止外出的命令，所以在街上看不到军人。　　自从这里成了占领军的营地后，城南很快增添了拉客的妓院，妓院周围云集着出租三轮车。美国兵的调动一定是乘夜间的火车，不让市民们看到，只是作为一些传闻，什么昨天夜里大部队好象换防了，什么后续部队到来啦，等等。这些传闻，大多是从在营地里做工的日本劳工嘴里传出来的。　　黑原的美军补给厂，原封不动使用过去陆军补给厂的建筑，大小有二万坪（日本的一坪大约等于三点三平方米）左右。周围拉上了美国式的铁丝网，探照灯从高台上照射着四个角落和中央。　　我家就在黑原兵营的旁边，前边也写过了，那里是兵器厂的职工住宅，与补给厂紧挨着。有浴池，也有菜店、干菜店、鱼店等等。　　我去《朝日新闻》社上班，走的是另一条路，所以很少到营地旁边去，但有时也路过。补给厂的里面有一条道相通，一直连到公路上。隔着铁丝网所见到的景象，与美军刚进驻时没有任何改变。暗绿色的吉普车和卡车群，可口可乐的空瓶堆成的小山。里面，有身穿军装徘徊着的美军。……那时，我没怎么见到黑人士兵。　　到了昭和二十五年（即1950年）六月，美军在朝鲜的境况转为不利。报纸上报道说，美军放弃了大田机场，向前线投入了两个师团的步兵部队。由于北朝鲜的挺进，美军后退到大田、釜山一线。　　我觉得，其实是美军太弱，北朝鲜的军队并不很强大。一到报社，就在那里互相争夺校样看。编辑系统的动向很不稳定。　　美军的师长戴因少将去向不明的消息，在报纸上发表也是在那个时候。戴因家在户大田的安川，过去是煤炭暴发户的宅邸。　　记者福留，毕业于青山学院，英语很好，负责占领军方面的报道。有一次，他到楼下来说，戴因恐怕是当了俘虏被杀了吧等等。　　我过去工作过的小印刷所店主的哥哥，在印刷所倒闭以后，换了很多职业，到那时当上了三轮车夫。干这一行好象攒了不少钱，后来可能是看到拉客能挣钱，便修缮了房屋，又弄来三个年轻的女孩子。他过去在大分县的农村做过细木工，心灵手巧的。　　他的妻子到小仓后，大约过了三年就病死了。后来，他娶了一个招揽顾客出身的女人为继室。这正好适合他的新生意。也就是说，老婆经营拉客的妓院，丈夫在外拉车，带来男人。　　我有时到他那里去玩，他的妻子被穿得花里花哨的女孩子们叫作“妈妈”。她在过去的职业中，也被人叫“妈妈”，这是美国的流派。她这样被人称呼好象很满足，士兵们与女人们熟识之后，差不多总是那些人来。但是，战争开始后，“顾客”就频繁地更换起来。美军的调动非常之快。　　开始的时候，士兵们说去打仗就是为了钱，回来休假时，兴高采烈的，但美军战局失利后，只要一提起朝鲜，他们就耸起肩头，露出忧郁的神情。这些士兵再没有第二次露过面。在妓院这个小小的世界中，也可以实际感受到美军在朝鲜的败绩。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黑人士兵在兵营中增多了。有时看到一连串的大型卡车，载着士兵们开走了，身穿作战服的士兵全部是黑人士兵。　　由美军引起的与市民发生摩擦的事故也增加了。　　这些，报纸上是决不会刊登的，在城郊的兵营旁，曾经发生过黑人士兵杀死一家日本人的事件。拂晓时，那个黑人士兵醉熏熏地回到营房附近，对在外面搧着炭炉的妇女调情。那是夏天，主妇只穿了一件衬裙。听到喊声，那女人的丈夫和该子们从家里跑出来，那个黑人士兵昏了头，竟用佩戴的大折刀杀了那女人，杀了她丈夫，还杀了两个男孩。只有一个孩子，不知是哥哥还是弟弟逃了出来，才得以幸存。　　类似的事情都是在口头流传，市民们半信半疑。因此，也不那么特别警惕美国兵。这些事情朝鲜战争以前从没有听到过。黑人士兵是上前线的主要兵力。如果一支部队从城郊的营地出发了，不知来自何方的补充部队就会到来。他们呆上几天后，又匆匆忙忙出发，接着又来了替换部队。那时，美军的前线已被压到朝鲜最南边，替换部队的命运大多是被派到那里。黑人士兵们完全明白自己已被逼到死地，差不多已经自暴自弃了。　　在这种情况下，不知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而美军的司令官、宪兵队长、小仓市长、警察署长却都摆出一副无忧无虑的样子。至少小仓的市民们是这样看的。　　比这种稳稳当当的状态更甚一步的，是六月十二日开始的祗园会。　　祗园会是小仓的拿手好戏。一临近这个节日，街上到处响着鼓声。装着大鼓的人拉彩车行进，是小仓祗园的纪念活动，还曾有个名字叫大鼓节。为了敲这个大鼓，街上的青年人自告奋勇地站出来出风头。少年们在节日到来的五天之前，就半是练习似地敲起放在街上的大鼓。每年小仓的市民都这样认为，大鼓一响，祗园会就来到啦！　　黑原离市中心很远，所以只能在远处遥听那些鼓声。　　六月十一日晚上，我大约在八点钟离开了报社。我记不太清楚了，可能是因为下象棋回去迟了。　　从报社到我家，沿着铁路线走是径直路线，所以我总是往返于那条铁路线。晚上从那里走有危险，我就乘电车回去。下车的地方有一个车站叫三郎丸，从车站到我家有一点五公里，这条路的旁边挨着美军补给厂的后身，住家稀少，一到晚上九点来钟，即使在夏天人们也早早关紧门户，外面看不到什么灯光。在田地的对面，散布着农户。　　我想，我路过那里是九点过后，丝毫没有与往日不同的迹象。路上有个小坡，下坡的地方是聋哑学校。再往里是补给厂的厂界，当时在那里我没有遇到过一个士兵。所以那天晚上我回到家里很快就睡了。第二天早晨，总觉得外面人声纷扰。街坊邻居们每个人都露出不安的神情，悄悄地在议论着什么，警察仍在四周来回巡视。　　我对所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昨天晚上，就在离这里很近的兵营中，黑人士兵集体逃跑，闯到民宅和附近的民户，发生了暴行。据邻居说，有四五个全副武装的黑人士兵闯入店铺，白白喝了那里的酒，还把架子上放的威士忌偷偷带走了。还说，有的人家丈夫挨了拖把的痛打，有的人家主妇遭到了强奸。　　住宅区的东边就是足立山，山脚下散布着农家、商店和住宅区。黑人士兵大概认为在营地旁边会被捉住，于是闯入到很远的住家，听说昨天夜里，手枪射击着，有时打照明弹，就如同巷战一般。听偶然路过那里的上班的人说，宪兵守在道路上，说不许通过那里。有好几辆侧面装着机关枪的吉普车飞驰而过。　　后来我才知道，这些黑人士兵是从滨松方面调过来的一伙人，在黑原营地住了两夜，第二天马上就要出发去朝鲜。出发的前一天晚上，他们从兵营院子通向外边道路的阴沟中的大缸管里，爬出去逃走了。缸管在铁丝网的下面。　　我每次经过这里时，也看到过这些缸管。不仅是黑人士兵，其他士兵也经常在深夜跑出来，到女人家去过夜，第二天天没亮时再穿过缸管回到营地。我夜里走在路上，时常遇到这样的士兵。黑人士兵逃走时就利用了缸管。不知什么原因，卫兵也不去注意警戒缸管，大概卫兵们同逃跑的士兵串通一气，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走的吧！　　我不清楚逃走的黑人士兵的人数，听说有二百人左右。他们手持卡宾枪，携带着手榴弹，全副武装。他们都是要好的同伴，在各个地方胡作非为。　　听到这个紧急情况，宪兵从市内赶来了，因为对方有武器，光凭宪兵也对付不了他们。于是，出动了镇压部队，“战斗”马上结束了。那些逃兵在机关炮、机关枪的袭击下，束手无策。来镇压的部队一边打着照明弹，一边开着吉普，追击那些在机关枪射程内的黑人士兵，把他们赶进营地。　　然而，还有一百名士兵逃进了足立山。数字可能没有那么多，却使山麓一带的居民惊恐不安。搜查队开始搜山，他们占据山脚的要地，企图逮捕下山来的逃兵。逃走的黑人士兵没有带粮食，不可能在山里彷徨几天。　　日本的警察得知此事，是事件发生后第二天的下午九点。警察署长召集全署人员，中断了从市内到城外的全城交通。报社用广播车向市民报告着危险，警告他们要关严门户。这是日本方面的警察所能采取的最大措施，不允许他们参加占领军的镇压活动。　　当然，警察的广播车也不能广播说占领军发生了集体逃跑事件，他们的态度是暧昧的。这种暧昧态度反而进一步加大了市民的紧迫和不安。广播车只是要人们关好门户、不要外出。　　这个事件结束后，市民受害的情报汇集到小仓警察署，仅此项就大约有八十起，都是暴力行为、抢劫、威吓。没有告发的强奸妇女的事件数字不明。　　那是镇压时发生的事件，听说逃兵所在的二十五师的M准将表示，责任在他身上，他要亲自去说服叛逃士兵，就乘上吉普车出去了。前来镇压的部队大约有两个中队，除了装备机关枪的吉普车外，还有装载着二十厘米机关炮的装甲车。　　但是，尽管发生了骚动，市民在报纸上却没有得到任何消息。兵营的司令官说：　　“这次，一部分占领军士兵给市民添了麻烦，非常遗憾。希望大家不要因为这个事件对美军抱有恶感，今后我们要继续保持友好关系。”　　报纸上只发表了司令官这个既不象道歉、又不象声明的东西，而且还只是在北九州地区的报纸上刊登了，除此之外，一切情况都不允许在报刊上发表。　　那是后话了，昭和二十九年（即1954年）我到东京去时，问过东京的人。这件事，他们一点儿也不知道。由于占领军的命令，报道只限于北九州的部分地区。因为出事的地方当时总不能佯装不知，所以只能象如前所述的那样漠然地发表消息。以这次骚乱为动机，我开始对占领时代日本人不曾了解的那些方面发生兴趣。　　虽说在自己居住的土地上时而也有这类变化，但它与当时的我没有任何关系，就象过往观看的风景一样。它既没有影响我的生活，我也没有被卷进去。　　无聊的每一天，依然持续着。我依然搞些印刷所的副业，有时也画有赏金的广告画。　　我还是穿着军靴，往返于铁路线。走在这条石子路上，不穿军靴是耐不住的。我原来曾有一双普通的鞋子，因为买不起替换的鞋，结果脚后跟破烂不堪，已经不成形了。那双鞋是比着自己的脚买的，不过是便宜货，它越穿越大，最后终于一走路，就跟不上脚了。从后面看得清清楚楚，一个朋友评论说简直就象神官穿的木屐。　　在铁路线旁长满野草的道路上，有煤窑，有铁桥，有简陋的房屋，也有猪圈，那就是当时我走的道路。后记　　我很少在小说中写到自己。所谓的私小说不适合我的气质。把这些素材用于虚构的世界，我觉得可以强调出自己想表达的东西和感情。我认为这是小说的正道。我并不想否定占有一席之地的私小说，只是认为它与自己的道路有所不同。　　尽管如此，我还是写过两三篇类似私小说的作品，但结果还是印证了以上的看法。　　不过，也并非作不想回过头来看看自己走过来的脚印。我已经五十五岁了。在公司来说，已经是退休年龄了。实际上，我看过报社等处退休后的人们在杂志上发表的一些简短的回忆，便也动了念头想写写看。不是写小说，而是出于对自己的问候。　　迄今为止，人家劝说我写写这类自传的东西，已有两三次了。但我总没有心思，理由是还为时尚早，可是一过了五十五岁，心情就有所改变。这时，《文艺春秋》社劝我动笔。我终于拿起了笔，但连载结束以后，翻过来读一读，还是不满意。后悔这不算写作。我懂得了，自己的前半生是多么乏昧呀！真是一成不变。为了合订成书，我把连载的稿件拿起来看了看，最后只是做了一些删节。　　在连载的过程中，编辑部要我一直写到当了小说家以后。我拒绝了。理由有两个，其一，因为我开始就没有从事文学创作的志向，因此，不会谈什么所谓的文学进修；其二，在以写小说为生之前，我的人生已经度过了四十多个春秋，以后的十二三年仅仅是一小部分。我在文坛上交游不多，所以也写不出来与哪位作家熟识，或者了解某某作家的情况，这样就会使读者感到没有趣味。而且，过于接近现实，极不成熟，所以即便真的要写，也想放在十年以后再说。如果活不到那时候，那就不写而终吧。　　不过，本书在这里结束，也会使人有不了了之的感觉。因此，作为与目前的生活相连接的部分，想简单加一点以后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