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故乡　　昭和三十六年(即1961年)秋天，我参加了文艺春秋社组织的旅行演讲，来到了山阴(地名，位于本州西部)。在米子(即米子市，位于鸟取县西部)住了一夜，第二天早晨，我早早起来雇了一辆车，到父亲的故乡去。对这件事，我过去在一篇文章中也曾写到过。　　汽车在崎岖不平的道路上跑了两个多小时，才抵达接近中国山脉(位于本州西南中国地方的北部)脊梁山的山脚。我看到“沟口”等地名，便想起小时候父亲对我讲过的话，并不觉得陌生。　　我第一次来生山(地名，位于鸟取县日野郡日南町)这个城市，是战后不久。现在生山已经成为相当大的城市。听说，由于附近产硬铝矿石，这一带的光景一下子好了起来。　　矢户村这个地方现在已改名为日南町。山上有很多杉树。街中心狭长地排列着二十多户人家，不过这里既有邮局，又有养老院，在蒙蒙细雨中，有二十多人站在那里，等候着我的到来。他们都是父亲的生身父母家中的人。不过，都是我连见都未曾见过的亲戚。我去父亲的堂弟家（田中家），他们用野蔌(长在山上的野菜)和红米饭为我接风。父亲的堂弟已经八十九岁了，他的脸上某个地方长得很象我父亲。在一起的二十几个“亲戚”对我寒喧、介绍了一番，但是哪一位同我到底是什么关系，一时也没搞清楚。热心的人们待我如近亲，领着我看了父亲出生的地方和父亲这一边祖父母的墓。我走在小路上，头上的柿子树已经结果。　　父亲出生时的农舍，现在由与我家无亲无故的人住着，大门改作了牛棚。自从父亲离开家乡以后，再也没有看到过这所房子。　　日野川（流经鸟取县日野郡、佐伯郡、米子市的河川。全长八十公里）从村中流过，父亲在回忆往事的时候，总会提起这条河。父亲的堂弟耳背，根本无法与人对话。但是，人们说从前他患重病的时候，家里人给他录了音，于是就把磁带放给我听。那里面，谈到小时候他与我父亲一起玩过。　　父亲刚生下来，家里因为发生变故，把他送给别人作养子。父亲的亲生母亲怀孕期间，还一度与她丈夫离异。父亲被进去作养子，或许就是这个原因吧，但我不清楚详细情况，总感到心情阴郁。　　“峰太郎上小学的时候，常常来和我玩，但是后来不知不觉地就不来了。”　　磁带中的声音这样说。看来从那时起父亲就与故乡断绝了往来。　　亲戚们让我写点什么做个纪念，我写了如下的话：　　“父亲出走他乡，一生不曾回到故乡。我要替我父亲亲眼看看这个村庄。”　　我拍下了村子的照片，亲戚们本家旁友混在一起，我虽然分辨不出到底谁是谁，但大家在村子里都过得相当不错。只有父亲一个人，生下来就很不幸。——　　父亲叫峰太郎。他出生后马上就被送到米子的松本米吉、雅予夫妇那里当养子。我不知道那时这对夫妇做什么工作，但以后推断，好象是开过糕团店的，是既没有财产也没有土地的贫寒人家。田中家和松本家的关系，现在很难搞清了。但有一点，松本夫妇确实是没有孩子。　　米子与日野郡矢户村相距四十公里，不象现在，当时们备线（伯耆至备前，备中、备后的铁路线）没有通车，不知道两家是由怎样的缘分而来往的。　　峰太郎的母亲出身于同一个郡，一个叫作霞的地方的福田家。在这里她生下了长子峰太郎，可不知什么原因，她一度与田中家断绝了关系。把峰太郎送给松本家做养子后又复婚，接着生了两个男孩。如果猜想那人所不知的理由，可以联想到很多很多。　　被带到米子去的峰太郎，儿童时代时常回到矢户的亲生父母家，这的确如前面提到的那位峰太郎的堂弟田中老人所说的。“上小学时，常常来和我玩，但是后来，不知不觉地就不来了。”为什么不来了呢？是田中家回避峰太郎了呢？还是峰太郎幼小的心里察觉到自己的隐秘而不再涉足了呢？这里面的情形我也不知道。　　田中家失去了次子，第三个儿子长大了。他叫嘉三郎，后来离开家乡当了教员。　　不过，父亲似乎曾记得与这两个弟弟一起玩过。因此，我想那是他上小学的时候。父亲曾对我说过，他与两个弟弟躺在一起，母亲躺在旁边高兴地望着他们。　　峰太郎和嘉三郎后来曾在广岛重逢，那时，嘉三郎从广岛的高等师范学校毕业，时常来看望在广岛的峰太郎。接着，他可能到大分（县名，位于九州东北部）的一所初中任教，在那里成了家，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见过峰太郎。嘉三郎后来不再作教员了，住在东京，进了一家类似现在的学习研究社、旺文社那样的出版帮助学生复习应考杂志的出版公司。在那里，他发挥出编辑辞典等方面的才能，任过重要职位，现已去世。他的遗族现在在杉并（东京都的一个区）。　　我的小说中有一篇《父系的指南》。要说象私小说（日本文学术语，指专写作家的身边琐事和心理活动的一种小说）的作品，这篇是最近似的，里面几乎完全是按照事实，描写出我父亲同田中家的关系。　　峰太郎大概在小学毕业后，马上被雇到官署作勤杂工。可能从那时候起，他就按照当时的风气学习过汉文，但不久他就辞掉了勤杂工，离家出走。那时候的事情，多是我小时候枕在父亲胳膊上听故事听来的。不过，他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离开松本家的呢？是否得到过养父母的同意呢？我没听他说过。　　矢户村，如前面的引文中所写到的，位于中国山脉脊梁山的北部山麓。现在，如果从冈山方向乘伯备线去米子，中间有一个叫作备中神代的车站。过了这个车站，马上进入隧道，上面是鸟取县与冈山县的县界，同时也是分水岭。穿过隧道，进入伯耆地方，然后就到了生山车站。　　生山车站旁边是“日野川”上流的溪谷，叫“豪溪”。相传雪舟（雪舟等杨(1420-1506)是日本杰出画家，宋元水墨画派中的云谷派创始人。公元1467年（中国明宪宗成化三年）随日本使者到中国，向中国画家学画，成就极高，公元1469年回日本。日本人民称他为“画圣”）曾在附近的寺庙中住过。　　峰太郎离家出走，从米子沿着日野川走，从现在已划入日野町的根雨到了作州津山。那是他十七八岁的时候。这条路叫出云街道，在同一个县境上，有一个四十曲岭。　　我也很想走走从这四十曲到胜山、津山的路，前几年，旅行演讲时住过的皆生温泉的旅馆中，镜框里收藏着横山大观（横山大观(1868-1958)，日本著名画家，代表作有《潇湘八景》等）的一幅字画。那幅画上画着大观乘着人力车，奔跑在巍峨的山路上。大概是明治四十二三年（即1909、1910年）的事情吧。　　然而，峰太郎出走，直到最后，一辈子没有再回到过家乡。他从津山走到大阪，在那里做过什么，我不知道。接下来，父亲突然在明治二十七年（即1894年）的日清战争（即中日甲午战争）时期成了广岛县警察部长家的学仆。　　可以想象，峰太郎学习法律，当律师的学仆，可能是准备将来通过律师资格的考试。这从我已不小的时候，父亲还常常说起法律的事情这一点上可以看出。　　一次，不知因为发生什么纠纷，有人来到大门前，与父亲争执。当时，父亲好象是搬出了什么法律条文。至今，我还能回想得出来，在九州那个家的昏暗的门前，父亲正襟端坐，与人应对着的情景。我记得，对方大声喊叫着：“什么法律？要是搬出法律来，我可就没法子了。要是那样，就再说吧！”他叫骂着，粗暴地关上破旧的格子窗，走了。　　然而，父亲的法律学习因为警察部长调动工作而夭折，后来，他过上了广岛卫戌医院的护士勤杂工的生活。　　“躺在病床上的病人、伤员，半夜里总是‘给我水’、‘给我水’地叫着，往往使我一夜不能睡觉。”　　父亲说。　　再以后，他经历什么样的生活，我不能得知。不过，可以断定依然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大概是那时，峰太郎与广岛县贺茂郡志和村出身的冈田谷结婚了。　　我曾两次到过父亲的故乡，但未曾去过母亲的故乡。提起那个志和村，乘山阳线，要是用过去的机车，濑野与八本松之间陡得几乎只能挂两节车厢。到志和去，可以在濑野站下车，也可以在八本松站下车。每次乘山阳线经过这里，我都要靠近窗口，眺望一下母亲的故乡。　　冈田谷的娘家是农民，有姐弟五人。谷是大姐，离开村子后大概在广岛当过纺织女工。她一字不识。　　母亲常说，“小时候，我把学校的老师给惹恼了，从此就不再去上学了，后来老师还来接过我。要是那时去上学，也会识几个字。我看不了报纸，一点儿乐趣也没有。”　　我不了解，峰太郎和谷为什么从广岛迁居到了九州小仓。或许是当时的九州，由于战争以后的影响，煤矿还很景气吧。但是，小仓并没有煤矿，而且父亲又是一个厌恶劳动的人。恐怕是他听说由于煤矿兴隆，北九州挺繁荣，才游移不定地渡过了关门海峡（位于濑户内海西口，山口县下关市和北九州市门司之间的海峡，亦称下关海峡）吧。明治四十二年（即1909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我出生了。　　父母依旧继续过着贫苦的日子。家里本来不只我一个孩子，在我出生前，曾有过两个姐姐。她们都在婴儿时就夭折了，这样，只剩下我一个。　　“看看这个，你生下来的时候，就是穿了它才长起来的呀！”　　母亲经常打开旧柳条箱，拿出用破布片缝的婴儿襦袢让我看。她说，这是因为养不活孩子，为了保住我这条小命，她在市内的神庙到处烧香参拜，收集各家施舍的破布片，缝起了襦袢。　　下面我的记忆从小仓移到了下关（地名，位于山口县西南端）。　　现在，下关至长府（地名，位于山口县下关市东部海岸的旧城镇）之间通了电车，而当时沿着海岸只有一条狭窄的街道。现在，在一座叫“火之山”的山上，架了缆车，设有瞭望台，而那条街道叫旧坛浦，是平安（指平安时代，即日本历史上幕府政治以前以平安为京城的时代（公元794年-1192年））灭亡的古迹旧址。那里建起了一群住宅，排列在四五条街道上。后面就是海，因此，靠后边的房子有一半从石墙外面突出去，架在钉在海里的桩子上。我家是位于下关到长府之间，从街道上数算第二家的二层住宅。　　不知什么原因，这时，把本应在米子的松本米吉和雅子叫来同住。在那里，他们开了一家做街上过往行人生意的糕团店。　　真不知父亲那时干的什么活计。他不愿意劳动，过了一年，到我能清楚地记事的时候，他干过大米的买空卖空和无尽公司（加入者按期存款，经过一定时期，利用抽签办法，取得不动产等金钱以外的财产，作为偿还）等事，可见，他曾想轻轻松松地取巧发财。　　对我来说，已不记得相当于养祖父的米吉。在那遥远的朦胧的记忆中，出现了二楼的一个房间，里面铺着被子，影子般的人们站在那里，也许那就是祖父的临终时刻。　　我曾听母亲说过：“你还不会叫爷爷，就叫牙牙。爷爷临死前，看着你，说：‘你再怎么叫牙牙，牙牙，也答应不了啦！’”　　在我家后面，是翻卷着旋涡的海峡，船只来来往往。对岸的正前方有一座和布刈神社。背对着山，周围是郁郁苍苍的森林，神社的屋栋脊瓦在夕阳下闪闪发亮。到了夜晚，门司（即福冈县北九州市的一个区）的灯象连串的小珠在闪烁。　　母亲有个妹妹，她的丈夫是沿街叫卖的小贩，来这一带时常在店里休息。他手腕上有桃形的纹身，是个很能喝酒的人。　　顺便说起来，母亲唯一的弟弟在九州当了矿工，下面的妹妹成了卖鱼商的老婆，再下面的一个在山口县三田尻那个地方成了陆军特务曹长的老婆。再往下的妹妹那时去向不明。　　听说，这个妹妹有一天用儿童车推着我上街，把我丢下不管失去了踪影。过了些年，她到了相当的年纪，又见到了姐姐们。听说当问起她当时是怎么想的时，她说：　　“那会姐姐也太絮叨啦！”　　母亲确实是个絮絮叨叨的人。还时常提心吊胆的，这也是因为父亲过于悠闲，从不过问家务所致。我儿时对父母的记忆，几乎全让他们俩人打架给填满了。白色的图书　　父亲峰太郎八十九岁去世，母亲谷七十六岁去世。我作为独生子降临于世，自己大半辈子生活，都被父母捆绑住了。　　假如有兄弟姐妹的话，或许我会自由些，或者我家不这么贫穷，或许也能走自己想走的道路。那么，这本类似“自传”的东西肯定会更有意思的。但是，少年时代是生活在父母的溺爱中，从十六岁起为了添补家庭收入开始打临工，从三十岁时起，为了家庭和照顾父母，弄得身不由己。——我并没有美妙的青春，而是浑浊而昏暗的半生。　　父母接连不断地吵架，一直到死也还是这样。又不能离异，一起生活到最后。直到母亲先去世时，他们互相一直怀着怨恨。母亲咽气的时候，父亲虽说就在这个狡小的家中，却连她的近旁也不肯靠近。母亲说与父亲的结合是造孽，我也这样认为。没有比他们更不幸的夫妇了。　　父亲骂母亲是个没见识的女人。正是如此。母亲目不识丁。比起她来，父亲常读读报，知道一般的社会常识。　　父亲对时事政治很感兴趣。也许是当广岛警察部长的学仆时对法律略有所知的影响。当然，他对政治不是一般的关心，他向往着能观察政治家的动向。而且不可思议的是，他对历史很在行。这虽说是从讲谈（日本民间曲艺的一种。说者一人，只说不唱，用扇子作道具，以醒木拍桌子来加强气氛。擅长表现历史故事、英雄人物。传统节目都是长篇）本中得来的知识，但就是现在听起来，也决非可笑。　　冬天的夜晚，我把脚伸进暖炉，枕在父亲的胳膊上，听太阁记，真不知多有意思。现在，我仍然记得贱岳之战（指1583年4月21日，日本战国时代末期的武将丰臣秀吉与柴田胜家在近江贱岳发生的一场战争，丰臣秀吉取得了胜利。这一仗为丰臣秀吉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中的一段。　　“在大德寺发生烧香之争时，秀吉抱着三法师君悄悄地出现了。这个人才是信长的孙子，是所谓真正的继承人。他看不起柴田胜家，自愿来到佛坛之前。胜家很生气，要抓住他，寺庙的槅扇一下子打开了。胜家一看，寺庙周围满山遍野都布满了秀吉的军队。战旗摇动，海螺吹响。胜家看到这番景象，一下子吓得瘫软在地……”　　小时候，我听到这儿，眼前仿佛出现了大德寺周围的群山，就象我每天见到的火之山，在那里一片盔甲在阳光下闪着亮光。　　“……佐久间玄蕃攻破了贱岳的中川清兵卫和高山右近的两个碉堡后，耀武扬威，志得意满，在那里安营扎察，不听从部下关于柴田胜家会很快回来的劝告。他大概觉得正在攻岐阜的秀吉，回来还需要两三天吧，而秀吉一方，把柴田诱到贱岳，本是个计谋，因此，听手下人说胜家还在那里，一时大喜，立即吩咐部下，从岐阜到大垣、贱岳附近的路上，命令家家户户准备好喂马的干草和水，做好饭团，点燃篝火。秀吉骑马走在最前面。到了夜晚，因为有篝火，道路明亮；肚子饿了，可以吃上饭团；还可以给马饮水喂草，秀吉的队伍毫不疲惫。他们快马加鞭，当天晚上就赶到贱岳的山脚。……佐久间玄蕃看到火光后，起初不相信真的是秀吉的兵马，不多时，秀吉的兵马铺天盖地而来，那火炬火光在山下弯弯曲曲如同一条蛇似的。”　　我眼中好象真的看到了风声呼啸的漆黑的山上，燃起星星点点的篝火，我从远处看到山上起火的唯一的印象，就是从这个故事中联想而来的。　　父亲的口音混杂着伯耆话与广岛话。他把“家”（日语音为“ie”）发成“e”，把“火”(Ke)发成“Kwa”，据说接近于古代的发音。　　如果没有他与母亲的吵嘴，这些的确是愉快的往事。小学三年级时，我差不多能把这些故事理解一半了。那时候，我家已经从下关至长府的街上搬走了。　　那时，父亲开始发胖。有一天，有个流浪汉来了，吃了店里的糕团不给钱就逃掉了。我看见父亲追上去把他揍了一顿。我觉得父亲真棒，同时也挺同情那个年轻人。也许因为时近黄昏，才使我更有所感吧。等到我二十二三岁时，空着肚子，身无分文地走在街上，常常想起那时的情景。　　当时我家所在的旧坛浦，总共有六七家店，除一家面条店、一家人力车行以外，其余都是做造船木工，或打渔生意的。从那里到长府约有六公里的路程，说起附近的祭祀活动，有赤间富的先帝祭（日本皇室的祭祀之一，每年的先帝驾崩日在皇灵殿举行）和长府的乃木神社的祭祀。　　对于先帝祭我没有多少印象。只是隐隐约约地记得艺妓在行走，而乃木神社的祭祀留给我的印象却很深。小时候，那戴上乃木大将勋章的军服，在我心目中真新奇呀！　　有一次，父亲让我坐着邻居的人力车，和他一起去乃木神社。他给我买了酥脆饼干和别的什么东西吃，这对幼年的我来说是极大的奢侈。　　说起糕团来，那时，恐怕祖母已经把做糕团的方法教给父母了。至今我还记得，有用普通糯米做的糕团和黑颜色的糕团，后者是用甘薯粉做的，很不可口。　　“虽然有人说不好吃，可人各有所好呀！”　　我记得祖母坐在店门前，对顾客这样说过。　　从房间里面的暗处往外看，由于光线的原因，落坐的顾客都是一个个黑影子。过往顾客几乎都是步行从长府到下关去做生意的人，此处正好是个歇脚的地方。房子后面便是楼台（向海突出的台之意）。在一个狂风大作的晚上，有一条船撞到支柱上，把楼台撞坏了。因为上面差不多都是厨房，一阵巨响，零碎杂物都掉到了海里。　　“唉呀！”“唉呀！”母亲的叫喊声掺杂在风里，传入我耳中。由于海潮汹涌，这里常有渔船遇难。　　有时我也被带到下关去看廉价的演出，一到旧坛浦，有一公里左右的地方空荡荡的。尽头有一座白色的灯塔，很象是一条道路的终结。　　一个冬天的晚上，我正睡着，突然被母亲摇醒。家里乱作一团。母亲背着我，从二楼跑到靠海一面的屋檐下，顺着邻居的屋檐逃了出去。原来，近在眼前的火之山，发生了山崩，碎石一直滚到我家的门前。不过，当时竟悄无声息。那时我才第一次知道，山崩时并没有什么声音。　　我家曾一度搬到别的地方，但我记不得那是怎样的家了。现在即使到坛浦附近去，当然我家住过的房子和邻居都已荡然无存，找不到引人回忆的痕迹了。我们新搬去的地方，邻居中有个年轻女人，她经常唱“卡秋莎”这支歌。我抬头去看，那少女唱歌的咽喉是雪白雪白的。　　还记着那样一件事，那还是没有发生山崩的时候，父亲告诉我，第二天有一位了不起的陆军大将要经过这里，我们去迎接吧。次日一早，我被叫起来，来到离我家五百米远的海边的悬崖边上，看到人们举着旗子等候在那里，这些人象是从下关来的乡兵。　　因为是陆军大将，我想一定是象乃木大将那样，佩戴着勋章的人吧，然而，从长府方向所出现的不过是一位骑马的老年人，带着十来个随从而已。那位大将从我们前面走过，在列队的乡兵前面停住马，低声说着什么。我刚要开口，父亲马上告戒我，“肃静，别出声！”要我“肃静”，这使我觉得自己好象成了大人。我觉得老军人的训示很长，讲完了，一行人马又慢慢地朝下关方向走了。他就是福岛安正大将。后来，我一读起福岛中佐的西伯利亚的单骑旅行，总是会联想起这个低声说话的老人和父亲“肃静”的声音。　　这些回忆还算是幸福的部分。　　父亲和母亲接连不断地争吵。那时候，父亲的生活稍有好转，因为懂一点法律知识，时常出入于法院，大概做过调解员的工作吧。总之，一早起来，他帮母亲舂制糕团后，换上华丽的绸缎衣服，穿上直木纹的木屐，到法院去。那时也开始搞起无尽公司的生意。　　父亲虽然体格魁梧，却厌恶体力劳动。他只是干那些舒坦事。当时还存在着粮食交易所，他也搞过大米的买空卖空。也许是这个缘故，他很会看天气。傍晚，站在家门外，他眺望云彩的颜色，说明天下雨、或是好天，竟然一猜就准。大米的投机行市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天气所左右的。　　那时，我患了眼疾，险些失明。当时，母亲发起狠来，不去请医生，专心拜求弘法大师。我还记得，她带我走上坡道，把我带进高高的石阶之上的殿堂上。那线香的气味，蜡烛的火光，至今我记忆犹新。也可能我的眼睛实际上并来看见。和尚把经典象扇子一样摇动，我听到了那风的声音。　　就是在那会儿，父亲有了外遇，始终住在她那里。她好象是个妓馆的妓女，母亲背上我找到妓馆去。街当中有个玻璃工厂，工人们在长铁棒的尖上吹起象酸浆似的赤色玻璃球，那景象让人难以忘怀。这个工厂正好位于从我家到妓馆的正中间，母亲常在这里把沉重的我从背上放下来，自己喘口气。听说母亲背着我，一家一家地到晚上的妓馆去找。　　父亲生母亲气时，还把当天早上做出来的糕团全部丢到垃圾场。　　祖母帮母亲做糕团，她常说：　　“哎，谷呀，今天是春分，不要打架啦！”　　“家里不和可不是好事情，老闹别扭不会富裕的呀！”　　她是一个额头很宽的质朴的老太婆。　　由于父亲的放荡，家里开始拮据起来。祖母出去为别人家帮工，那时她已六十岁上下。我曾经到祖母帮工的人家玩过。那是一座安静而宽大的住宅。家里有个漂亮的妇女。也许是座妾宅。　　父亲的投机生意失败后，开始到祖母那里借钱。　　“你爸爸回家了吗？”　　祖母问我，那是我小学二年级前后的时候。　　父亲很长时间连家都不回。我觉得父亲一直在那女人身边。　　一天，我刚出校门，看到父亲呆呆地站在电线杆的阴影里，身上很脏，他叫我去玩，我对很久没有见面的父亲，多少有些不好意思，跟着他去了。那是一家小客店。散布着臭味的街道　　近来，城市的水果店里，已经很难见到枣了。由于栽培技术的进步，在颇为讲究的高级水果当中，枣之类的怕是已经无人问津了。但我却喜欢这种长着鸟卵斑点的、带草腥气的果实。我喜欢从干涩的舌头中渗透出来的那股酸甜的液汁。　　父亲把我从小学后门叫到那家小客店。在路过的一家疏菜店里，他给我买了枣子。在小客店粗俗的大房间里，旅客们横七竖八地躺倒着，其中还有一对对夫妇。父亲的地方，有二叠（叠就是日本式房间中铺的席子（即榻榻米），一张席子为一叠每叠的大小约为两平方米）大小，他盘腿坐在那儿，摊开报纸，叫我吃刚买来的枣。枣子出乎意外地多，我吃得饱饱的。　　“怎么样，你妈做什么呢？”　　父亲问我。他那时已经发胖，过去全盛时期身着绸缎，还很魁伟，可是如今穿着皱皱巴巴的衣服，只显出宽大的身体。父亲笑咪咪地向同住的房客们讲着我的情况。　　父亲的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搬至小仓。他在大米的投机生意中败北，又被经纪店赶了出来，他与相同的落魄者，每天在交易所前，象乞丐赌徒一样，以当天的行市作赌。　　父亲离开家后，母亲和我曾一度受到邻居一家鱼糕店照顾。母亲在那里象女佣人一样干活，而我则受尽那家儿子们的白眼。那家人把他们吃零散了的鱼骨头重新放在一起煮成汤，叫母亲和我吃。母亲时常暗中落泪。　　父亲总算回家来了，我家决定搬到小仓去。在小仓一个叫旧船场的街上，有一家浴池。我们得到了一位熟识的名叫奥田的老人的帮助，他在浴池里是烧火的。他们老两口心地非常善良，很得雇主龟井的信任。浴池的后面，有两间六叠大小的住房，浴池老板好象没有要房费，我们全家三人借住了其中的一间。　　我转了小学，成了天神岛小学五年级的学生。　　父亲叫处寻找工作，但年过四十的人是找不到什么理想的工作的。附近有家叫兵库店的百货店，父亲曾被雇去看管顾客进店时脱下的鞋。虽说是家百货店，当时顾客都是脱下木屐，走到榻榻米上的柜台。　　在浴池的市场附近，有一座桥，叫旦过桥，过了桥，角上有一家旧书店。我因为在窄小的房间里憋得透不过气来，便常去这家旧书店，站在店里看书。书店前有小电车，通向一个叫香春口的地方。　　铁道马车（明冶时代用马拉有轨道的公共马车）从香存口往返于一个叫北方的城镇。香春口的电车终点站附近，有一座木造的旧教堂。　　后来，我才矧道，鸥外（即森鸥外（1862-1922)，日本明治时代小说家、翻译家、评论家）就是到这个教堂去学法语的。鸥外的《小仓日记》中，写的就是与那里的法国神父贝鲁特朗的交游。　　从那年年底时起，父亲开始站在桥头卖起咸鲍鱼来。兜售对象是从市场上同来的顾客，价格看起来比市场上的要低点，结果买卖竟然出乎意料地好。　　从这时起，我们总算从借住的奥田家的住房中“解放”出来，迁到市外一个叫中岛的寒酸的出租房里。我家是小巷子里用木板围起来的木板房，有一半还由房主老太婆住着，屋子之间的隔墙也是木板做的。四周的居民都是穷人，是个又脏又乱的地方，小巷里白天也见不到多少阳光。　　不过因为总算有了一间象个家的房子，父母的心情都轻松些了。屋檐是马口铁做的，夏天，屋子里热得能蒸死人，冬天又冷得出奇。到了梅雨季节，榻榻米上会爬出好多只鼻涕虫来。　　父亲依然在桥上卖鲑鱼，大概也想在家里卖吧，有一天，在纸上写了“卖鲑鱼”几个字，贴在家门口。然而鲑龟买卖也没维持多久，后来，父亲又成了庙会上的露天商贩。　　要说交往，只是和过去借住过的奥田家往来。那家浴池的主人有个儿子，常听他们提起“龟井的小少爷”。他比我大一岁，在学校里总是得第一。小学毕业之后，他升入小仓初中，后来转入一所什么地方的高等学校，再进入东大。“龟井的小少爷”后来成了劳动省的事务次官。　　父亲有一定的社会知识，我想如果他运气好的话，说不定会成为相当有地位的人物。与父亲关系不好的母亲，对这点也承认，她对父亲说过：　　“你耳朵小，生来命就不好。”　　这话里也包含着父亲刚生下来就被送到贫困的旁人家当养子的命运。　　父亲的亲生父母田中家，二儿子去世，第三个儿子嘉三郎继承了家业，前面也提及过，他后来进了高等师范学校，又进入当时东京出版学习参考书的公司。他似乎和父亲没有什么书信往来。　　那时，父亲带着母亲出去在庙会上露天摆摊，但他们各做各的生意。　　母亲推着小小的摆摊车“轱辘辘”地离开家，父亲拉着排子车走。两辆车上装的都是破烂货。父亲的买卖，夏天大多是卖柠檬水之类。母亲用炭炉烧干鱿鱼，卖煮鸡蛋或今川烧（把渗了水的面粉倒入铜模子中，加馅制成的-种点心。始于江户神田今川桥边的一家店，故而得名）。她喜欢抽烟，烟袋从不离嘴。面前摆着卖不出去的货，眼望着过往的行人，她嘴里叼着烟袋，脸上一副不紧不慢的表情。父亲自以为加入江湖商人的行列，与他们用暗号谈着什么。　　不论做什么不起眼的生意，父亲很快就以内行自居，对别人眩耀着。他换做过各种各样的生意，大抵都是如此。我从未见到他痛不欲生的样子。只是在要帐的上门来的时候，他才有些困窘。　　母亲的性格是，总要找点苦受，才能心安理得。那时，父亲已经变正经了。诚然，穷到这个地步，什么女人都不会看上他了。母亲的弟弟常从下关来，一来便夸他：　　“姐夫简直象换了一个人。”　　母亲总是把与父亲吵架的“老底”捅给她弟弟。她的这个弟弟，原来曾在铁路上工作，那时已当上了市政府的职员，过着安份的日子。父亲看不起内弟那种小心谨慎的生活方式，而内弟又嗤笑姐夫懒散的无忧无虑的样子。　　我不知道父亲下关时代的那个女人是什么样的。反正我曾让母亲背着徘徊在花街（妓院集中的街道）里，可见那是个妓女。但我从父亲与母亲偶然的谈话中，知道那个女人的名字叫雪。所以提起她来，是因为这个叫雪的女人，恰巧来到小仓，成了小仓一条街上的一家衣橱店老板的妻子。父亲把这个告诉母亲，可见即使见到这个熟识的女人，他也产生不了恋情了吧！衣橱店位于行人较多的街上，父亲或许也是路过那里时看见她的吧！　　由此可见，父亲是个不知愁苦的人。换了一般人，在嫁到富裕人家的自己过去的女人面前，恐怕都要掩盖自己寒酸的样子。我觉得，父亲大概会在那家衣橱店前，与正在卖东西的雪交谈过。因为他是个好心人。　　在我的记忆中，还有父亲身着绸缎衣服，与做投机生意的同行们接触时的情形。我曾由父亲带着去过他的同行家，那些投机者中有一个是盲人。他叫一个比我大五岁左右的男孩子牵着他的手，在交易所四周转悠。在陋巷的脏水沟上，架着好几座小木桥。过了桥，在小巷的尽头，有一所黑色板墙的房子，那就是干“投机生意”的人们聚集的地方。他们都是些连经纪店都进不了的乞丐投机者中的渣滓。我忘不了坐在他们之中的父亲那高大的身体。　　在小仓的中岛的木板房的家前，有一条流着白色碱水的小河。附近的造纸厂排出的废水的臭气，飘散在低洼地中。不过，在这里住久了，如果闻不到那种臭味，反倒觉得不象在自已家了。每次放学回来，我一回到那散发着废碱昧儿的桥上，一种回到家里的轻松心情便油然而生。　　房东是位年过六十的老太婆，她和一个比我小一岁的女孩一起过日子，她们的生活很简朴。那女孩是老太婆的孙女，她说她父亲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工作去了。据邻居传说，她父亲入狱已有很长时间了。尽管如此，老太婆还在指望着，只要儿子能回来，今后就会好起来。　　小女孩一早起来做早饭，然后去上学。　　“奶奶，今天我不要饭盒。”　　一听到这声音，老太太就高兴地回答一声“噢，是吗！”孙女为了讨好她奶奶，常常不吃午饭。隔壁有一个患肺病的中年女人。我家没有厕所，外面有一个由附近二三家合用的公共厕所，那女人的丈夫背着病得神志不清的妻子去厕所，离去后，厕所里面尽是血。　　祖母好不容易来了。因为父亲和母亲追着高市要去很远的地方，需要一个做饭的帮手。父母亲天不亮就起身，推着排子车和货车出发，直到半夜才回来。他们到了哪里，走出多远，真是难以推测。所谓高市，就是乡下逢年过节时，搭些简单的戏台或耍把式的棚子，以这些棚子为中心，摆着卖软点心、糖、柠檬水、煮鸡蛋的露天小店。因为是冲着那些去的，所以每天必须赶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　　“哎呀，今天上当了。”母亲嘟嚷着回来了。比如，听说是村子的地藏庙会，等赶去一看，原来只是森林中的一个小祠堂，来的人都是些孩子，不过十四五个人，这种情况也不足为奇。　　后来，父亲在小仓练兵场边的路旁开了一个巴烧（印有巴字图案的糕点）店。　　在这里，父亲也发挥出了他那乐天派的天性，经常同过往的客人高谈阔论，也真是难为他，还每天订着报纸，得意地吹嘘着报上的那点知识。不过，总的来说，与当时的时事政治相比，他谈的更多的还是回忆自已年轻时的事情。不论是炎热的夏季，还是飞雪的严冬，父亲就在路旁的松树下用面粉袋子的布支起帐棚，卖了两年左右今川烧和柠檬水。　　我有这样一位父亲，也就掌握了一些常识。虽说是报刊杂志上登的杂乱无章的内容，但我觉得还是比其他同学懂得多些。　　读到小学六年级，伙伴们都开始着手准备升入中学的考试。那时，父亲好象和东京的田中嘉三郎有点书信往来了。嘉三郎在信中说，“我的儿子准备考中学了，你们打算怎么办？”父亲告诉他，想让我继续升学，可是没有学费，看他能不能借一些。从这以后。他们的书信往来就中断了。　　我上高小二年级的时候，父亲总算有了点好苗头，在过去住过的龟井浴池附近的绀屋町，开了一个小饮食店。似乎是借了很多钱才办起来的。对母亲说来那是“全盛”时期了。因为做生意的需要，甚至还雇用过三个女佣人。母亲坐在长火盆前，梳着插进青色发簪的圆发髻，母亲除了梳圆发髻，没有盘过什么别的头型。就是在露天小摊上卖干鱿鱼和煮鸡蛋时，也摆出如同那些手摸圆发髻的大姐的架式。　　但是，开饮食店时的圆发髫，其形状、盘法与过去都不相同。以前是自己随便盘的，自从干起这种招徕顾客的买卖后，每次都去梳头店。但是，依旧由于父亲的懒散，这个店的光景逐渐地萧条下来。　　我对上中学已经死了心。当时，报纸上登过早稻田大学出的中学讲义的广告，父亲就给我订来了。但是，就连这点微薄的费用，也没有坚持多久，因为家里的生意越来越糟糕了。征途　　大正十二年（即1923年），我从高小毕业，由父亲带着，来到小仓的职业介绍所（公共职业安定所的前身）的窗口前。　　当时，社会正处在萧条之中。职业介绍所窗口里面的职员，看到我瘦弱的身体，说：“有一个公司勤杂工的工作，到那里看看，怎么样？”说着，给我开了介绍信。那家公司是川北电气株式会社，本部设在大阪。它的营业所在花街附近，房屋低矮而阴暗。前身是家饭馆，只是内部改修了一下，便作了事务所，不论天气多好，室内必须从早晨就扭开电灯。　　最初我想进报社一类的单位。那时我的理想是当一名新闻记者。原因之一，可能是受父亲的影响所致。父亲终日向别人吹嘘着报纸上刊登的有关政界的情况，这使我感到新闻记者是个很有干头的职业。原敬（(1856—1921)，盛冈人，曾任过外务次官等职。1918年被任命为首相）是父亲所尊敬的人，而原敬、犬养木堂（犬养木堂(1855-1932)， 冈山县人，任过议员、政友会总裁、首相。1932年“五．一五事件”中被杀）过去又都是新闻记者出身，这也使我那颗幼稚的心灵充满了对报社的敬仰。　　做勤杂工时，我领到了奖金，拿出来交给父母，剩下一部分零用费。我带着当时价值两元左右的礼物，曾去拜访过中山神社的宫司（神社中的最高神官），中山神社在山口县丰浦村下关附近。　　中山神社是为了祀祭大和十津川暴动中有名的公卿——中山忠光的神社。忠光被诸侯毛利一隐藏起来，在此地遭到暗杀。我见到宫司，拿出带来的礼品，表明自己想听听有关忠光的情况，并且拿出笔记本作好准备。　　当时我大概有十七八岁，又不能说自已是一名真正的记者，于是就说是为一家同人杂志进行采访。由于要以忠光为题目，要求他给讲讲。或许是宫司由于面对着奢侈（我认为）的礼物吧，对我讲了有关情况，当我把那些话在笔记本的时候，我仿佛真的当上了新闻记者，激动得心潮滚滚。　　顺便写一下，后来那个川北电气株式会社因为不景气而倒闭，我失业了，我想，那年我十八岁。小仓有一家地方报纸《镇西报》，印得脏乎乎的，有四个版面。因为不是用轮转机而是用活版印刷，所以份数有限。我自以为能胜任地方新闻记者工作，但是，爬上了肮脏的报社的二楼，见到象是社长身份的人，向他诉说了我的愿望。年老的社长哼哼地笑了几声，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他毫无商量余地地拒绝说；“新闻记者都是上过大学的，象你这样的连小学都没毕业的人，是没有资格作记者的。”事情确实是这样，但我就是这样从小便憧憬当一名新闻记者。　　再说川北电气株式会社，主要是生产电热器和电风扇的公司，除此以外，也销售马达。KDK是它的商标，我觉得它生产的电风扇在同业界中大概算是水平最高的。电风扇上称为扇罩的螺旋形金属条，是川北电气的新设计专利。从那秀气劲儿来看，远远超过了日立、明电舍、安川电机什么的。　　小仓事务所，出售本社产品，另外，也承包地方性的九州电力轨道株式会社一个大公司的转包工程。九轨的社长是松方幸次郎、专务是松本松岁。不久这家公司被西铁买下，还经营北九州地区，门司至折尾行驶的电车。假如川北的事务所不去巴结这样的公司，就不能营业。　　事务所所长是四国出身，叫星加清明。他虽然年仅三十来岁，可我当时看来，觉得他有一大把年纪了。他是个非常亲切的人，对我这个完全不了解社会的人很照顾。但是，我是个起不了多少作用的勤杂工，是个很不机灵的勤杂工。　　支店在福冈，卖出货的发票，要给本社、福冈支店各复印发送一份，这也是我的工作之一。薪水最初是十一元，差不多全要给家里。那时，父母开着饮食店，但还是不景气，我的薪水要用来交房租。　　要说那时的痛苦，那便是在路上碰到已经上了中学的小学同学。我穿着西服，用自行车驮着发送的商品。如果在这时候我看到穿着制服的朋友，三五成群的背着放着教科书的书包，我就会马上从岔路上逃走。我时而也订阅过早稻田大学出的讲义，时而也去上过英语夜校，但都由于自己意志薄弱，什么也没有学出来。结果，读书便转向文艺方面。　　在川北电气株式会社的三年间，我读的主要是当时的春阳文库和新潮社出版的东西。特别是要先读芥川龙之介（日本著名作家。代表作有小说《罗生门》、《鼻子》、《河童》等）的作品。当时，芥川连续发表着短篇小说集，象《春服》、《湖南的扇子》等，都是我去银行办事、利用坐在椅子上等候的时间，贪婪地读过的。我希望等候的工夫尽可能长一些。　　当时《文艺春秋》杂志已经创刊，菊池宽（日本著名作家）称霸文坛已成定局。从刊物上发表的小说和戏剧中，我逐渐找到了合乎自己口味的作家。在戏剧方面，我喜欢铃木泉三郎（日本剧作家）、关口次郎、岸田国士等人，山本有三的作品也要先读。　　明治时代的作家中，大体读过漱石（日本著名作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我是猫》等）、鸥外、花袋（日本小说家。代表作有小说《棉被》等）、镜花（日本小说家。代表作有《外科室》，《妇系图》等）等人的作品，对自然主义作家，我并无很大兴趣。花袋的作品，比起他的《棉被》、《一兵卒》等，我还是喜欢他过去连续写下来的游记。曾读过正宗白鸟（日本著名小说家、戏剧家，代表作有小说《到何处去》、《战争受害者的悲哀》等）的《泥娃娃》，感到很无聊。我觉得私小说作家的东西，不符合我的爱好。评价甚高的志贺直哉的《暗夜行路》我也没有感到有什么魅力。相反，他的《和解》却令我感动。还有象《到网走去》、《学徒的神仙》、《在城崎》等，我也不知道好在哪里。我那时，在小说中追求的还是纯小说的东西。　　因此，芥川和菊池不能不吸引了我的兴趣。尤其是菊池的《启古故事》和芥川的《来自保吉的笔记本》，虽然也属于同样的私小说系统，但是与所谓的自然主义作家的作品相比，要有意思得多。自然主义作家有什么写什么的平板作品，我觉得无聊，欣赏不了。　　那时，《文艺春秋》连载了德田秋声（日本小说家。代表作有中篇小说《新家庭》、长篇小说《足迹》等）写的他与山田顺子的恋爱作品，但为什么写这些呢？我无论如何理解不了。　　在戏剧方面，我被菊池接受爱尔兰的近代戏风的影响而写出来的作品所吸引，还接触到岸田国士法国式的潇洒、轻松并且明快的作品，有一种非常新鲜的感觉。《村中最好的栗子树》、《玩弄命运的两个男人》、《梅腊诺的秋天》、《骤雨》等作品，我差不多在杂志发表的同时就读了。　　外国文学是从新潮社出版的最早的世界文学全集中熟悉起来的。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也是由于这个机缘读到的，其中吸引我的是《穷人》。象我这样的爱好，不可能对私小说感兴趣。记得读了原久一郎翻译的高尔基的《夜店》（又名《底层》），对书中那种凄惨的生活，我当时感到非常亲近。而且，据译者原氏在月刊上介绍，他似乎也曾有住小客店的经历，对他的忆旧短文我颇感兴趣，其中一首题为《纷落的雪花》的短歌，使我永难忘怀。那篇《夜店》，使我联想起我父亲的小客店。　　可能就在那会儿，仓刚百三（剧作家，评论家，擅长于宗教文学）的《出家人和他的弟子》，成为现在所谓的畅销书。有一天晚上，听说在市内的一个寺庙举办那本书的朗诵会，我赶去了。在昏暗的正殿中，有五六个男女青年，在一起朗诵着书中的道白，这种气氛，使我觉得十分高尚。这根本不是我这样的人可以参加的小组。我觉得，象我这样一个小学毕业生，公司的勤杂工，这样一个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是根本不能接触这类事的。　　那时，我对前途深感失望。我所在的公司在萧条中挣扎，草率地发行社债，企图摆脱困境。当时，日立、三菱已经开始发挥出垄断企业的作用，我所在的公司恐怕是在它们的压力下失败了吧。其根据，便是承兑我们公司社债的银行都是二流以下的银行，因为得不到强有力的支持，公司悲惨地走向倒闭。　　那是倒闭前一些时间的事情，对于我这样一个光读文学书籍的勤杂工，公司的人使用起来是不会觉得顺手的。不久，在一次减员中，我就和其它职工一起被赶了出来。　　但是，现在想来，我觉得十六岁至十八岁是我感觉最新鲜的时期，能挤时间乱看一些书，对今天来说也有着相当大的作用。我读了《穷人》，还曾一整天彷徨于象《看门人家的没落》中描写的那种荒凉的原野中。我想去住连名字都没有的旅店，也曾独自徘徊在山口县的海岸边的道路上。　　十九岁那年，我什么也没有做，晃荡了一年。想找工作，却没有地方雇用我。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我只是小学毕业，年龄又不大不小的，干体力劳动，身体又太虚弱。　　所幸的是，这时父母的饮食店略有起色，可以不指望我的薪水了。可能也因为饮食店的房间太窄，让我们租借了附近杂货店的二楼。前面已提到过的，那时我们与祖母住在一起。　　作为房东的那家杂货店主，是一家大批发店的代理人，并无店铺。照我看来，妻子比丈夫教养要好。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女孩，但妻子对丈夫的不满总是可以通过一些动作使人感觉得到。丈夫是在代理人中常见的那种狡猾的人，他把店里的商品拿回来以很贵的价钱卖给左邻右舍。这些商品是否是通过正当途径带回来的，令人生疑。那位太太经常埋头读着世界文学全集等书，当然，因为与我有年龄的差别，所以从未与我谈论过小说。然而，她是一个给人以好感的人。　　小仓有一个叫作东洋陶器的工厂，生产咖啡杯、西餐具。我有个同学是厂里的职工。经他介绍，我认识了厂里一位比我大十岁左右的H君，H君也是个爱好文学的青年，自己不写小说，但却自称为“诗人”。不过，我一次也没有看到过他的诗。我到他家去玩，他书架上的好多书，很令人羡慕。　　H君的朋友中有几个八幡制铁所的工人，比我都大七八岁，他们真的动笔写小说。由此，我与这些人开始交往，有时还给他们看我自己写的短东西。　　我那时也许是受了芥川的影响，好象写过倾向相同的东西。我的习作大约有一两篇。有一天，要召开作品发布会，我们聚集在一家小茶馆里，茶馆位于小仓郊外存有宫本武藏石碑的延命寺附近。　　时至今日，我还模糊地记得，那次我披露的短篇，讲的是朝鲜闹饥荒，人们吃起用土做的馒头。当然，故事是虚构的，也不是出于无产阶级意识而写作的，但八幡制铁所的人听了以后，却不当地夸奖说，我的短篇属于当时兴起的无产阶级文学作品之列。　　我对东京的文坛一无所知，只不过从书店的杂志中看到有什么小说，就站在那里读什么。说到那时的杂志，有一种叫《文章俱乐部》的。加藤武雄对小说来稿进行每期评论。我虽然也曾想投稿试试，但缺乏那种勇气。因此，关于当时产生的无产阶级文学，我是茫然无知的。　　但是，在八幡制铁所做工的朋友们，对无产阶级文学是真正感兴趣的，他们让东京把杂志直接送来，好象是《文艺战线》。　　芥川龙之介自杀了。在报纸社会版头条位置登了“文坛之雄”的大字。楼下的太太特意把报纸拿上来给我看。我看了报上文艺春秋社的广告，便汇去钱，让他们给我寄来了龙之介的照片。照片背后，有摄影者南部修太郎的墨笔签名。征途　　大正十二年（即1923年），我从高小毕业，由父亲带着，来到小仓的职业介绍所（公共职业安定所的前身）的窗口前。　　当时，社会正处在萧条之中。职业介绍所窗口里面的职员，看到我瘦弱的身体，说：“有一个公司勤杂工的工作，到那里看看，怎么样？”说着，给我开了介绍信。那家公司是川北电气株式会社，本部设在大阪。它的营业所在花街附近，房屋低矮而阴暗。前身是家饭馆，只是内部改修了一下，便作了事务所，不论天气多好，室内必须从早晨就扭开电灯。　　最初我想进报社一类的单位。那时我的理想是当一名新闻记者。原因之一，可能是受父亲的影响所致。父亲终日向别人吹嘘着报纸上刊登的有关政界的情况，这使我感到新闻记者是个很有干头的职业。原敬（(1856—1921)，盛冈人，曾任过外务次官等职。1918年被任命为首相）是父亲所尊敬的人，而原敬、犬养木堂（犬养木堂(1855-1932)， 冈山县人，任过议员、政友会总裁、首相。1932年“五．一五事件”中被杀）过去又都是新闻记者出身，这也使我那颗幼稚的心灵充满了对报社的敬仰。　　做勤杂工时，我领到了奖金，拿出来交给父母，剩下一部分零用费。我带着当时价值两元左右的礼物，曾去拜访过中山神社的宫司（神社中的最高神官），中山神社在山口县丰浦村下关附近。　　中山神社是为了祀祭大和十津川暴动中有名的公卿——中山忠光的神社。忠光被诸侯毛利一隐藏起来，在此地遭到暗杀。我见到宫司，拿出带来的礼品，表明自己想听听有关忠光的情况，并且拿出笔记本作好准备。　　当时我大概有十七八岁，又不能说自已是一名真正的记者，于是就说是为一家同人杂志进行采访。由于要以忠光为题目，要求他给讲讲。或许是宫司由于面对着奢侈（我认为）的礼物吧，对我讲了有关情况，当我把那些话在笔记本的时候，我仿佛真的当上了新闻记者，激动得心潮滚滚。　　顺便写一下，后来那个川北电气株式会社因为不景气而倒闭，我失业了，我想，那年我十八岁。小仓有一家地方报纸《镇西报》，印得脏乎乎的，有四个版面。因为不是用轮转机而是用活版印刷，所以份数有限。我自以为能胜任地方新闻记者工作，但是，爬上了肮脏的报社的二楼，见到象是社长身份的人，向他诉说了我的愿望。年老的社长哼哼地笑了几声，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他毫无商量余地地拒绝说；“新闻记者都是上过大学的，象你这样的连小学都没毕业的人，是没有资格作记者的。”事情确实是这样，但我就是这样从小便憧憬当一名新闻记者。　　再说川北电气株式会社，主要是生产电热器和电风扇的公司，除此以外，也销售马达。KDK是它的商标，我觉得它生产的电风扇在同业界中大概算是水平最高的。电风扇上称为扇罩的螺旋形金属条，是川北电气的新设计专利。从那秀气劲儿来看，远远超过了日立、明电舍、安川电机什么的。　　小仓事务所，出售本社产品，另外，也承包地方性的九州电力轨道株式会社一个大公司的转包工程。九轨的社长是松方幸次郎、专务是松本松岁。不久这家公司被西铁买下，还经营北九州地区，门司至折尾行驶的电车。假如川北的事务所不去巴结这样的公司，就不能营业。　　事务所所长是四国出身，叫星加清明。他虽然年仅三十来岁，可我当时看来，觉得他有一大把年纪了。他是个非常亲切的人，对我这个完全不了解社会的人很照顾。但是，我是个起不了多少作用的勤杂工，是个很不机灵的勤杂工。　　支店在福冈，卖出货的发票，要给本社、福冈支店各复印发送一份，这也是我的工作之一。薪水最初是十一元，差不多全要给家里。那时，父母开着饮食店，但还是不景气，我的薪水要用来交房租。　　要说那时的痛苦，那便是在路上碰到已经上了中学的小学同学。我穿着西服，用自行车驮着发送的商品。如果在这时候我看到穿着制服的朋友，三五成群的背着放着教科书的书包，我就会马上从岔路上逃走。我时而也订阅过早稻田大学出的讲义，时而也去上过英语夜校，但都由于自己意志薄弱，什么也没有学出来。结果，读书便转向文艺方面。　　在川北电气株式会社的三年间，我读的主要是当时的春阳文库和新潮社出版的东西。特别是要先读芥川龙之介（日本著名作家。代表作有小说《罗生门》、《鼻子》、《河童》等）的作品。当时，芥川连续发表着短篇小说集，象《春服》、《湖南的扇子》等，都是我去银行办事、利用坐在椅子上等候的时间，贪婪地读过的。我希望等候的工夫尽可能长一些。　　当时《文艺春秋》杂志已经创刊，菊池宽（日本著名作家）称霸文坛已成定局。从刊物上发表的小说和戏剧中，我逐渐找到了合乎自己口味的作家。在戏剧方面，我喜欢铃木泉三郎（日本剧作家）、关口次郎、岸田国士等人，山本有三的作品也要先读。　　明治时代的作家中，大体读过漱石（日本著名作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我是猫》等）、鸥外、花袋（日本小说家。代表作有小说《棉被》等）、镜花（日本小说家。代表作有《外科室》，《妇系图》等）等人的作品，对自然主义作家，我并无很大兴趣。花袋的作品，比起他的《棉被》、《一兵卒》等，我还是喜欢他过去连续写下来的游记。曾读过正宗白鸟（日本著名小说家、戏剧家，代表作有小说《到何处去》、《战争受害者的悲哀》等）的《泥娃娃》，感到很无聊。我觉得私小说作家的东西，不符合我的爱好。评价甚高的志贺直哉的《暗夜行路》我也没有感到有什么魅力。相反，他的《和解》却令我感动。还有象《到网走去》、《学徒的神仙》、《在城崎》等，我也不知道好在哪里。我那时，在小说中追求的还是纯小说的东西。　　因此，芥川和菊池不能不吸引了我的兴趣。尤其是菊池的《启古故事》和芥川的《来自保吉的笔记本》，虽然也属于同样的私小说系统，但是与所谓的自然主义作家的作品相比，要有意思得多。自然主义作家有什么写什么的平板作品，我觉得无聊，欣赏不了。　　那时，《文艺春秋》连载了德田秋声（日本小说家。代表作有中篇小说《新家庭》、长篇小说《足迹》等）写的他与山田顺子的恋爱作品，但为什么写这些呢？我无论如何理解不了。　　在戏剧方面，我被菊池接受爱尔兰的近代戏风的影响而写出来的作品所吸引，还接触到岸田国士法国式的潇洒、轻松并且明快的作品，有一种非常新鲜的感觉。《村中最好的栗子树》、《玩弄命运的两个男人》、《梅腊诺的秋天》、《骤雨》等作品，我差不多在杂志发表的同时就读了。　　外国文学是从新潮社出版的最早的世界文学全集中熟悉起来的。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也是由于这个机缘读到的，其中吸引我的是《穷人》。象我这样的爱好，不可能对私小说感兴趣。记得读了原久一郎翻译的高尔基的《夜店》（又名《底层》），对书中那种凄惨的生活，我当时感到非常亲近。而且，据译者原氏在月刊上介绍，他似乎也曾有住小客店的经历，对他的忆旧短文我颇感兴趣，其中一首题为《纷落的雪花》的短歌，使我永难忘怀。那篇《夜店》，使我联想起我父亲的小客店。　　可能就在那会儿，仓刚百三（剧作家，评论家，擅长于宗教文学）的《出家人和他的弟子》，成为现在所谓的畅销书。有一天晚上，听说在市内的一个寺庙举办那本书的朗诵会，我赶去了。在昏暗的正殿中，有五六个男女青年，在一起朗诵着书中的道白，这种气氛，使我觉得十分高尚。这根本不是我这样的人可以参加的小组。我觉得，象我这样一个小学毕业生，公司的勤杂工，这样一个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是根本不能接触这类事的。　　那时，我对前途深感失望。我所在的公司在萧条中挣扎，草率地发行社债，企图摆脱困境。当时，日立、三菱已经开始发挥出垄断企业的作用，我所在的公司恐怕是在它们的压力下失败了吧。其根据，便是承兑我们公司社债的银行都是二流以下的银行，因为得不到强有力的支持，公司悲惨地走向倒闭。　　那是倒闭前一些时间的事情，对于我这样一个光读文学书籍的勤杂工，公司的人使用起来是不会觉得顺手的。不久，在一次减员中，我就和其它职工一起被赶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