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他们向南房总出发，碰头的地点依然是旗之台的咖啡馆。先到店里的纯一边吃早点边等南乡，看到南乡的车到后，纯一立即钻进装满家常日用晶的汽车。他们去中凑郡的路线与上次相同。“刚才的那个杂货店是她的家吗?”汽车一开动南乡马上就问，纯一吃了一惊。这大概是南乡的狱官生涯培养出来的独特嗅觉吧。“那个叫百合的店。”今天早上没能看到友里的身影。纯一想，这事告诉南乡也没有什么不好，就在认为可以说的范围内承认道：“是的，高中时一起离家出走的就是她。”“离家出走?”南乡一副吃惊的表情，“十年前吗?”“是的。”“你们一直在交往吗?”“是的……只是作为普通的朋友。”“她可爱吗?”“我是这样认为的。”纯一改变了话题，问道：“南乡先生，您是怎么当上狱官的?”“请你不要对我用敬语。”南乡说完后，就把方向盘向去往东京湾横断路方向的车道上打了过去，然后就讲起自己的成长经历。“我家是开面包房的，不愁吃，但是如果供孩子读大学，家里能够承受起的教育费只够一个孩子的。因此父母决定只生一个孩子。”讲到这里，南乡停顿了一会儿，说，“可是等孩子生下来却是双胞胎。”纯一不由得看着南乡的脸，“那么，川崎老家的哥哥是……”“与我长得一模一样的双胞胎兄弟。”纯一笑了。南乡也风趣地边笑边说：“听说我有个双胞胎哥哥，大家都会笑。为什么?”“这．．．．．”“总之，后来到底送我们两人谁上大学这个大问题被提到议事日程上，结果，父亲决定让被好大学录取的上学。于是哥哥上了大学。我读完了高中。高中毕业后宁年的时间里，我是无职业的社会闲人。恰在那时，一位来家里买面包的法官很随意地说了一句话，那么你去当狱官吧。”南乡说话的语气中带着一种使人快乐轻松的气氛。他说话时，抖动的眉毛都连在一起了。“当时我听了他这句话感到狱官的世界竟然是那么公平的世界，并不会因为学历低而影。向晋升，一个高中毕业生也能够当到管教区区长这一高职。”纯一虽然在监狱呆过，但是并不了解这些情况。“真不错。”“就这样，我以当狱官为奋斗目标。在我那个时候还比较好，现在的竞争率是1比15，成了难进的窄门了。工资待遇也比公务员优厚。”既然这样，为什么南乡还要辞去狱官的工作呢?纯一觉得不可思议，但是他并没有说出口。“去上大学的哥哥至今还为此感到过意不去，一有什么事，就想向我还债。”南乡用下颏点着塞满被褥和烧饭器皿的后座席说，“连这些东西都给我准备好了，是个好兄弟吧?”“嗯。”纯一点点头，他想说，因为他是和南乡君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嘛，所以……但是又感到这像在奉承人，说巴结话，就作罢了。驾车旅行一路顺风，这天早上刚宣布进入梅雨季节，天空一直阴着脸，但并没有下雨的担心。汽车一驶进房总半岛，南乡认为时候到了，就指示纯一拿出后座席上的包，“里面有手提电话和名片，把它们给我拿来。”纯一按照南乡说的取出一叠以自己名义印制的名片和手提电话。名片上写着：杉浦律师事务所三上纯一。上面还印着事务所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尽管纯一对那个律师没有什么好感，但是一看到名片，心里强烈地感觉到自己这个有犯罪前科的人有了强大的后盾。南乡告诉纯一自己的手提电话号码，并说单独行动时用它可以互相取得联系。“文件袋没装在包里吗?”纯一往包里一看，有一个厚厚的文件袋。“里面装了20万现金。如果用于个人消费的场合，可以从月末的报酬中扣除。用于必要的经费开支时，请你开发票给我。”“好的。”纯一把这叠钱塞进钱包，放入屁股后的口袋。两个半小时的驱车行程快结束了，沿着国道已经可以看见星星点点的人家了，他们已经进入中凑郡境内。“在地图上帮我找出这个地方。”纯一接过南乡递过来的一个便条，上面有宇津木的名字和住址。十年前案件的第一个发现者的家就在中凑郡最繁华的街道矶边町的靠海边的一角上。那座崭新的二层楼房就是被害人儿子的家。与周围的住宅相比，他的房子要大一圈。而当年的案发现场宇津木耕平的寓所已经破烂不堪，正因为有这种对比，这座新建的豪宅才让人感到意外。下了车，南乡问：“咱们看上去像律师事务所的人吗?”纯一看了看他们两人的服装，南乡的打扮就像很久以前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叔叔一样。纯一还是依旧，穿着年轻人爱穿的休闲衬衣和休闲裤。“不必在意服装。”南乡这样说着，又摘下宽檐帽放进车内。纯一一边抚平衬衣上的皱折，一边和南乡一起向宇津木启介的住所走去。在大门口除了漂亮的木制门环以外还有个门铃。按了门铃，等了一会儿就传来了“来了”的声音，出来一位 50多岁的女人。“是宇津木家吗?”“是的。”对于南乡的问话，对方没有任何警戒心地回答道。“您是宇津木家的芳枝?”“是的。”纯一的眼睛盯着被害人夫妇的儿媳妇，对不认识的生人笑脸相迎，在大都市是见不到的。“我们从东京来。”南乡递上名片，纯一也仿效。“我叫南乡，这位叫三上。”看了名片后，芳枝一脸惊奇的表情：“律师事务所?”“是的。对不起，虽然难以启齿，可是……我们是为调查十年前的事件而来。”芳枝吃惊地合不上嘴，反复看着面前的这两人。“如果可以的话，请允许我们看看您公公的房子。”“为什么现在又……”芳枝用没有起伏的平稳的语调说，“事情不是早就结束了吗?”“是那样的。可……”南乡犹豫了一下到底是说还是不说，随后又改变了作战方案，“都是一些细小的事，其实你只要告诉我们那里的住宅里有没有台阶。”“台阶?”“是的。我们在这里打听就可以了。”纯一明白南乡的苦心，如果说这是为了树原亮的冤罪翻案的话，肯定会刺激被害人的感情。但是芳枝连这么简单的问题也不予以回答。“请你们等一等。”她简单地应付了一句，就转身走进家中。“出师不利呀。”过了一会儿，一位高个男子跟芳枝一起走出来了，是被害人的儿子宇津木启介。启介用怀疑的目光盯着南乡他们。“我是这家的户主。你们有什么事吗?”“今天您在家呀?”“今天是我的研究日。”启介说完，又补充道，“我是高中教师，一个月有一天在家搞研究。”南乡准备再做一次自我介绍，启介打断他的话说道：“我听妻子说过了，你们为什么又挖出这件事来?”“不过是一般的事后调查。其实我只想知道您父亲的寓所里有没有台阶。”“台阶?”“是的。虽然那是所平房，但是也可能有地下室什么的台阶。”“请等一下。我的问题是你们为什么又挖出这件事来?”启介不等南乡回答，就自己触及到问题的核心，“是不是为了罪犯的重审请求?”南乡勉强地点点头说：“是的。”“如果是这事，我不打算与你合作。”“既然你这样说，作为我们也不能再说什么了。”南乡好像在花言巧语地推卸责任一样客气地说，“我们也不是要包庇罪犯……可是法院的审判中还有些合理的疑点。”“没有疑问。”启介威严地俯视南乡和纯一，“是那个叫树原亮的不良青年杀死了我的父母。他为了那么一点点钱就杀死了我的父母。”“有关审判的经过，您知道吗?例如……”“别说了!”启介突然激动起来，“什么是合理的疑点?难道不是那个不良青年穿着溅上父母鲜血的衣服，拿走父亲的钱包吗?这难道还不够吗?”南乡和纯一在宇津木夫妻紧盯着他们的目光下，什么也不说了，一直站在那里。纯一深深地体会到，对死刑罪犯的判决提出疑问是对被害人亲属感情的蹂躏行为。在他们这里，任何道理都没有可乘之机。“你们有过父母被人杀害的经历吗?我可是亲眼看到了那个悲惨的现场呀。”宇津木启介的眼中满眼泪水。那是愤怒和悲哀两种眼泪。他突然低下头，放低声音说：“我发现的时候，脑浆正从他的额头流出来。”在一段时间内，没有人出声，只隐约听到海浪的涛声。过了一会，南乡垂下视线说了句“真可怜。”声音里饱含了同情，“获得足额的赔偿金了吗?也就是国家对被害人的给付金?”启介软弱无力的摇摇头说：“那是什么狗屁制度，正当我们还在要求被告人赔偿时，时效已过了。”“时效?”“是的。过了两年，就不能申请了。可事先谁也没有告诉过我呀。”南乡微微地点点头说：“我事先没有充分地考虑到您的心情，就来找你，对不起了。”“你们能理解这点就行了。总之，我一生最后悔的事就是为摩托车事故现场的人叫了救护车。当时如果我不叫的话，当场就判他死刑了。”由于遗属表现出强烈的报复情绪，纯一有点呆不住了。他的脑海中浮现出佐村光男的面影。当加害者纯一去谢罪时，失去儿子的父亲会有什么感觉呢?正如宇津木所说的那样，有一种对犯人的报复心吧?但是光男没有碰纯一一根手指头，这是需要有巨大的控制力的。“幸运的是，法院为我们下达了死刑判决。”宇津木启介自言自语地小声嘟哝着，“就是因为他，父母亲再也回不来了，但是这也比让罪犯活下去要强。也许你们不能理解我的这种心情。”“不。”一直低着头的南乡简短地回答。“我再大声地说一次对不起，我只能这样。”启介说完，微微地鞠了个躬，径直回家中去了。芳枝依然留在那里：“我们的话也许言辞过于激烈了，对不起，请你们理解我们。从那件事发生后，我们每天都过着地狱般的日子。葬礼都还没来得及准备就开始接受警察的调查，后来门铃声从早到晚一直都不停，全是媒体来采访……这些高叫着报道自由的人们就像罪犯一样向我们扑来。我和丈夫被搞得完全崩溃了，住进了医院，当然医疗费要我们自己负担，而那个头部负了伤的罪犯却由国家付治疗费，还接受了手术。”芳枝的眼中涌出了泪水，纯一挪开了视线。“杂七杂八地说了那么多，对不起。我是想请你们明白，在这个国家里，你刚成为恶性犯罪的受害者，社会就又成了你的加害者。而且无论他们怎么欺负你这个被害者，谁也不会来谢罪，也不承担责任。”满脸厌恶感的芳枝望着他们两人接着说，“结果，作为遗属，只有把一切的不是归到罪犯身上。对不起你们二位了，我还是希望罪犯的重审请求被驳回。”说完，芳枝伸出手轻声地关上了大门。纯一越来越感到不是味，双眼紧盯着已经关闭上的大门。他的眼前浮现出迎接自己时的芳枝的笑脸。宇津木夫妻已经把十年前的沉重记忆埋藏在自己心灵的深处，表面上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过着平静的日子。但是纯一他们的拜访破坏了他们拼死保持的表面上的平静。“我们太疏忽大意了。”南乡说。纯一点点头。“我们事先应考虑到这点。”纯一又点点头。当天下午纯一和南乡就在胜浦市住下了。他们把带来的全部家当都搬进成为他们今后活动据点的公寓“胜浦别墅”的二楼房间。他们接通了煤气，与邻居打过招呼，办好了人住手续。这套房子里有个四铺席大的厨房和组合式浴室，还有两个六铺席大的房间。房间比想象中的要好许多，纯一很吃惊。原来他以为只有一间卧室，他与南乡合住。如果天气好的话，从分配给纯一的房间中远远地可以看见大海。寻找公寓的辛劳全部都由南乡承担了，纯一想对南乡说声“谢谢”。“你会做菜吗?”南乡问。纯一老实地回答：“炒米饭还行。”“那还是我来做饭更好。”南乡笑着说，“我们分担家务吧。’你负责洗衣和打扫卫生。”随后两人又出去买了些食品和日用品等，南乡在准备晚餐的忙碌中度过了下午的五个小时。“南乡君，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可是……”纯一看着在厨房忙活的南乡，在卧室的榻榻米上问。“什么?”“是刚才提到的对犯罪被害人的国家补偿的事，我犯的那个事是怎么办的?”“你是说佐村光男得没得到这个补偿?”“是的。”“他没有得到国家补偿，因为你的父母赔偿了。”南乡略作思考后说，“事情是这样的，如果得到超过国家赔偿给付金的数额，国家就一分钱也不出了。”纯一迅速地在头脑里梳理了一下南乡的意思，问道：“那么国家给付金的范围是多少呢?”“大约lOOO万吧，这是法律规定的人命的价钱。”随后南乡又加上了一句， “这不过是麻雀的眼泪——一点点。”纯一点点头，在知道父母的苦境后，纯一曾对收下 7000万赔偿金的佐村光男有一种很复杂的想法。然而站在被害人的立场上来看，这不过是最起码的要求。如果想想刚才宇津木夫妇表现出的愤怒，佐村光男对纯一表现出的态度应该说十分宽容了。当确信自己被恩赦时，纯一的心中确实升起了对不起的心情。自己还需要继续改造。纯一发现自己的目光正盯在南乡的后背。刚才认为是无谋之举的拜访宇津木住所的行动，真是南乡的疏忽大意吗?还是有什么教育目的，特意把纯一带到那里去的呢?“在我的房间里有诉讼记录。”南乡说， “量相当大，你要不要看一遍?”“好的。”纯一回答道，并走进南乡的卧室。那里有一个用包袱皮包裹着的、厚约15公分的文件捆。“尽管这么多，还仅仅是一部分。”南乡边笑边说。纯一一边说着从哪儿开始看好呢，一边小心地翻开了文件。里面有第一审的审判书主文判处被告人树原亮死刑。扣押125 cc摩托车一台(平成三年押字第1842号——9)，白色男式衬衫一件(同号——10)，蓝色男式裤一条(同号——11)，黑色男式运动鞋(同号——12)。扣押的现金20万(面额十万元纸币二张)(同号——1)，现金2000元(面额一千元纸币二张)(同号——2)，现金40元(面额十元硬币四枚)(同号——3)，被害人宇津木耕平名义的汽车驾驶证(同号——4)，被害人宇津木耕平名义的现金卡(同号——5)，黑色皮革钱包(同号——6)全部返还被害人宇津木耕乎的继承人。——以上是树原亮受到的全部判决。纯一试想，当宣布判决时被告人的心情会是什么样子。大概与纯一本人受到判处两年徒刑时的心情无法比较，他一定感受到恐怖的袭击了吧。死刑这个词当时肯定充斥他的大脑，扣押和返还等的主要内容他一定什么都没有听见。“主要内容”之后的判决理由是B5的纸，竖排式文字的文件，共20多页，其中在“量刑理由“这一项中，涉及被告人情况的段落是这样写的：“由于被告人头部负有外伤，所以目前处于逆行性健忘，即记忆丧失症状之中，尽管对被告人现状给予了酌情考虑，但是由于造成负伤的车祸是在被告人从犯罪现场逃走途中发生的，又考虑到他没有向被害人的遗属表示过谢罪和补偿，法庭只能认为他没有一点改过之心。另一方面，法庭不给予特赦的理由还有，考虑到被告人的成长历史与他以后的不良行为以及偷盗均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很难对他从轻判决。”对于被告人的成长历史这一句话，纯一想到自己对树原亮这个人还什么都不了解。他翻过一页，“在判决书的犯罪事实”一栏中有他的生长记录。树原亮，1969年生于千叶市。父亲不明，五岁时母亲因卖淫被逮捕。他被送到鸭川市的亲戚家，从当地的中学毕业，因与收养人的关系恶化以及经常有偷窃和恐吓等的不良行为，受到了监护观察的处分。成年后在千叶市内靠打零工维持生计，不久他又因从他工作的快餐店的收款机中盗走现金而被逮捕，受到缓期执行的有罪判决。第二次受到监护观察处分。当时由于他的身份保证人——小学时代的班主任宇津木耕平在中凑郡，所以他移居到中凑郡，同时宇津木耕平被选为他的监护人。一年后，树原亮就因涉嫌杀害监护人夫妇被逮捕。纯一发现死刑犯与自己是同一时代出生的人，树原比自己大五岁。事件发生时才22岁。纯一觉得这个案子很奇怪，至今未发现凶器，现在也只是推测是锛子和柴刀之类的大型刀具。但是一个刚二十出头的年轻人难道会使用这种刀具吗?假如换成自己的话，纯一想，会用小刀。别的地方难道就没有令人怀疑的地方了吗?纯一边想边打开了诉讼记录，翻到与证据有关的地方。首先进入视线的是宇津木名字的影印件。看样子是从送往银行的印章中复印下来的。一看到这个简单朴素的字体，纯一立刻就明白了从犯罪现场拿走的印鉴不是银行正式备案的印章，而是手戳。接下来的一页是标题为“检证调查”的文件。里面有胜浦警察署警官的署名和手印，由此看来这份文件可能是现场检证的报告书。宇津木耕平住所位置的特别说明，接在后面的标题为“现场情况”，在这一项中详细记录了房屋的结构，不过在这些记录中没有明确提到家中有没有台阶。但是有“厨房的地下有放杂物的空间”这样的简单陈述，说明了台阶存在的可能性。因此纯一仔细看了附在调查书末尾的房屋配置图。进人大门，右侧的厨房地下被注明是“放杂物”的地方画有个四角的框，但是并没有记载有没有台阶。纯一又往后翻了翻，想看看有没有更详细的说明。此时突然一副意想不到的照片进入他的眼帘。在血海中已经断气了的宇津木耕平的尸体的照片。纯一急忙挪开目光，但是那个凄惨的景象却已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中。我看到的时候，脑浆已从父亲的额头……在慌忙喘气缓解紧张的时候，纯一想到，现在看这些记录是自己的义务。这时他闻到了从厨房飘来的高汤的气味。他又重新把视线落到现场的照片上。这张彩色照片上的色彩令人心悸。微黄色的脑浆，鲜红的鲜血，雪白的头盖骨。纯一此时才明白被害人的儿子已经表现得相当克制了，也明白了他们为什么没有涉及到母亲的惨状。下一页上贴着宇津木康子的死亡照片，康子的前额受到有力的一击，眼球……纯一禁不住得悲叫起来。正在厨房烧菜的南乡也好像停下了手里的活，但是他什么话也没说。纯一忍不住地捂住自己的嘴，他忘记自己犯过的罪，诅咒起这个杀人犯来。这不是人类干的事。这确实是值得判处极刑的残暴行为。法务省管教局宽敞的会议室一角，坐着三个男人。天花板上的一排荧光灯就像是为了照射他们而安装的一样，只亮了他们在的那一半。“从拘留所所长那里收到了报告。”参事官边说边用目光轮流扫视着局长和总务科长的脸。“身份簿的复印件明天就送到。”局长和总务科长两人都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他们的视线都落在桌子上。参事官想，这个工作无论做多久，大概也不会习惯。“所长的报告中没有提到什么问题吗?”总务科长问。“如果除去不接受教育这一点的话……”“不接受教育?”“是的，还是因记忆问题。”总务科长理解地点点头：“他还是认为不是他干的?”参事官问：“记忆丧失不能成为停止执行的理由吗?”“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应该等到他本人恢复记忆哕?”“至少是不是应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这时，局长插话：“我认为停止执行是不妥当的。他是不是真的丧失了记忆?以后能不能恢复也只有他本人才能知道。如果他继续他的丧失记忆的表演，那我们就永远不能执行了。”“也就是说他有装病的可能性哕?”“不排除。”参事官心情沉重地把话题又回到报告上：“除了记忆问题以外，没有情绪不稳定的报告。”“好。”局长说完，就和总务科长一样不再说话了。参事官一边等着他们两人开口，一边在心中暗自希望这个死刑犯发精神病。如果犯人精神不正常，死刑就可以停止执行。如果经诊断他的精神状态不能恢复正常，统计上就作为“已完结”，在“不能决定执行”一栏上列入“1”类。虽然这样对本人来说也很可怜，但是也比在本人不承认的情况下被处决要好。至少对与执行死刑有关的30名左右的工作人员来说，他精神异常更好些。整个会议室都笼罩着沉闷的气氛。参事官想，为什么死刑犯还能保持精神正常呢?这真是个疑问。每天早上他们都要面对“接人时刻”的恐怖，每天就像抱着个定时炸弹过日子。但是在参事官所知的范围内，死刑犯发精神病的事例很少。其中有印象的就是昭和26年(1951年)一名被判死刑的女性死刑犯的例子。这名生活在贫困底层的死刑犯杀死了邻居的老婆婆，偷走了很少一点点的钱，她被以偷窃杀人罪的罪名被起诉。当被确定死刑后，她对马上就要生离死别的孩子的思念，引发了精神病。反复做着意思不明的举动，如洗澡时用烫水浇身等等异常行为。最后她被免于执行死刑。但是虽然她拣回一条命，可喜讯并没有使她恢复正常。她一直精神不正常地在疗养所度过了余生。每次回想起这件事，参事官的心情都很难过。可以断定她犯罪的动机是为自己的家人搞到需要的食物。“尊敬的皇室们，阿贞哈瓦先生，马卡萨元帅先生……”在当时的审讯记录中记录下了她的这些话，“大家是我的恩人……为了孩子，为了丈夫我接受这难得的恩惠。”然而她抢劫杀人的被害人只有一名，如果放在现在无疑是不会判处死刑的。一名参与大型恐怖行动，无辜地剥夺了13人性命的男人，因为法庭认定了他的自首行为，就受到了无期徒刑的判决，这一事例他至今依然记忆犹新。为什么不判这个男人死刑，而50年前的那位妇女要被判死刑呢?刑法用它的强制力来保卫的正义其实并不公正嘛?对于参事官的这个疑问，毫无疑问，别人可以说，人在正义的名义下审判罪犯时，对正义并不存在普遍的标准。“如果本人不承认犯罪，就不能申请减刑吗?”局长终于开口了。参事官又从一个普通市民的思维中回到了职业法律工作者的立场上，说：“是的。”“议案书呢?”“在这里。”参事官这才拿出了刚从刑事局转过来的“死刑执行议案书”。在厚二英寸左右的文件封面上已按上了完成了审查工作的刑事局的参事官、刑事科长和刑事局长的裁决印。“等树原亮的身份簿到了，我再审查。”局长对参事官说，“在我审查结束之前，拘留所长的报告请不要中断。”“明白了。”2南乡驱车向胜浦警察署开去。一路上他憋住哈欠。昨晚没有睡好，因为隔壁房间的纯一一晚上都在做噩梦，哼哼唧唧的。大概是因为看了诉讼记录中的现场照片，或者是因为他自己犯的事依然还留在他的脑海中吧。偷偷看了一眼坐在助手席上的纯一，一副似睡非睡的样子，南乡突然忍不住笑了起来。为了驱赶睡意，南乡打开了车窗，向纯一问道：“心烦吧?”“什么?”纯一反问。“用老婆的话说，我这个人好像每天晚上都被噩梦缠身。”“是呀。南乡，我也被噩梦缠上了。”纯一笑着说，“我说梦话了吧?”“哎。”南乡此时深感自己当时租下有两个卧室的公寓的决策太对了，否则的话，两个男人晚上睡觉时在彼此的耳边哼哼唧唧地说梦话。“我过去就有这个毛病。”“我也是。”关于被噩梦缠上的原因，纯一什么也没说，“南乡君有妻子吗?”“哎，老婆孩子都有，目前正在分居中。”“分居?”纯一话一出口，马上就有顾虑了，把下面的话吞了回去。南乡满足了纯一的好奇心：“快要离婚了。我老婆不愿当狱官的妻子了。”“她这么说的吗?”“当狱官就要住在公务员宿舍中，监狱的高墙内。”“你在松山是这样的吗?”“哎，因此感觉自己就跟犯人一样，而且只跟同事们住在一起，所以觉得世界很小。有的人很快就习惯这种环境，有的人却总也不习惯这种环境。”纯一理解地点点头。“我本人也觉得工作太紧张了。”“南乡君要辞去狱官的工作是因为这个原因吗?还是考虑到分居中的夫人?”“不仅仅因为这些，当然这是个主要原因。我不想离婚，一想到老婆孩子，就觉得他们还在我身边一样。”南乡用眼角的余光看到纯一正在笑，慌忙补充道，“不是因为爱情或迷恋老婆，是因为牵扯到孩子，因为我们一直一起生活。”“是儿子吗?”“是男孩，快16岁了。”纯一不再说话了，从他脸上的表情看，他陷入了回忆思考之中。大概他又想起自己高中时发生的离家出走那件事了吧。过了一会，纯一打开窗子，南房总的清风吹进了车内。“辞去狱官的工作，咱们这项工作也结束了，南乡君打算怎么办?”“开面包房?”“面包房?”纯一吃惊地望着南乡。“你忘记了以前说过的话了?我的老家就是开面包房的。”南乡笑着说，“不仅要做面包，还要做点心和奶油蛋糕什么的。要办成一家孩子们都愿意来的店。”纯一快活地笑了，“店名叫什么呀?”“南乡面包房。”“太严肃点了吧?”“是吗?”南乡琢磨起来，这时他感觉到吹拂在脸上的海风，就说，“南风，南风的英语怎么讲?”“South Wind。”“就是它了，South Wind面包房。”“我认为这是个好名字。”南乡与纯一一起笑起来，又加上一句：“带着家人回去开面包房，是我现在的一个小小的梦想。”他们来到紧挨渔港的胜浦警察署，南乡把汽车停到停车场，自己一个人下了车，他认为向刑事打听事情，以狱官的身份比用律师事务所的名义要有利。纯一理解了他的意思，老老实实地坐在助手席上。走进大门，南乡在收发室打听刑事科在哪里，一位女警官在询问了他的来意后马上用手指向二楼。刑事科办公室相当宽敞。在宽敞的办公空间里，总务科、交通科等也都在一起办公。写有刑事科的金属板从天花板上吊下来。办公桌有15张，搜查员大概都出门了吧，目前在刑事科的搜查员只有三人。南乡向里面窗户边的科长席走去。身穿短袖衬衫的刑事科长正与另一位客人谈得正欢。南乡用目光打了个招呼后，就在旁边等他们谈话结束。与科长谈话的男子30多岁，胸前别着个检察机关徽章。作为狱官，与和警官的关系相比，与检察官更熟悉些。南乡不由得松了一口气。过了一会，科长才抬起眼睛问南乡，“你有什么事?”“突然拜访，失礼了。这是我的名片。”南乡向和自己同龄的刑事科长鞠了个躬，拿出名片，“我是从四国的松山来的，我叫南乡。”“你从松山来的?”科长吃惊地说，他越过眼镜片注视着名片。旁边的年轻检察官也掩饰不住好奇心向这边望。“我是刑事科长船越。”对方一边递名片一边说，“有什么事?”南乡打算虚实结合地进攻他。“实话实说吧，我想问一件十年前的事，是树原亮君的案件。”一听到树原亮这个名字，不仅船越，连检察官的表情都变了。在对方还未转过神来之前，南乡一气说完了自己的意思。他说自己是个即将辞去工作的狱官，过去曾在东京拘留所工作，与树原亮认识，而且现在有点私人方面的事要与他联系。“你有什么事要与他们联系?”船越科长问。“想问问现场或现场附近有没有台阶?”“台阶?不，没有。”船越说完后，又用郑重的语气问那位年轻的检察官，“没有吧?”“是的。”检察官说。然后他就起身站到南乡的面前，满面笑容地递上名片，“我是千叶地区检察院馆山分院的中森。我刚到当地任职时，曾经负责过树原亮的案子。”“是嘛。”南乡一边说，一边在心里想，一定要与他联系。“你为什么要问台阶什么的?”南乡一说出死刑犯复苏了有关台阶的记忆，中森就和船越对视了一下目光。“据检证调查书中记载，那所房子里有放杂物的地下室，难道会没有台阶吗?”“你说的情况，我们还不太清楚。”南乡微微点了点头，马上就又提了个问题，必须直接进入要害。“在法庭没有公开的证据中，有没有能看出有第三者存在的物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