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和儿子称呼他为“博士”，博士则唤我儿子为“平方根”，因为儿子的头顶就像平方根符号那样平。　　“嗬——看来里面装着一颗聪明的心啊，难得难得。”　　博士边说边在自己头上摸来摸去，也不管会弄乱头发。儿子怕被伙伴们嘲笑，平常总戴着帽子，当下起了戒心，把小脑袋一缩。　　“用这个，不管是无穷数还是肉眼看不见的数字，都能给它一个明确的身份。”他说着伸出食指，在积了一层灰的办公桌一角画出平方根的样子。　　在我和儿子从博士那里学到的数不尽的知识当中，平方根的含意占有重要的地位。博士相信世界的构成能够通过数字这种语言来表述，数不尽之类的说法可能会引起他的不快。但是除此之外还能怎样表达呢？我们虽然学了十万位数的巨大素数，也学了载入吉尼斯纪录的、数学证明所用的最大数字，还有关于超越无穷的数学概念，但即使再怎么活用这些数字和概念，也无法计算出与我们和博士共同度过的时间密度相等的数值。　　还清楚地记得我们三个人一起往根号内填入数字，看看会有怎样的魔法发生的情景。那是刚入4月不久的一个雨天的傍晚，昏暗的书房里亮着白炽灯，儿子脱下的双肩包扔在地毯上。窗外，雨水打湿了杏花。　　无论何时何地，博士要的都不仅仅是正确答案。比起闷声不响不做任何回答，他更喜欢我们在百思不得其解之下犯错，哪怕错得离谱。一旦错误解答导致新问题产生，新问题的难度又胜过原先的问题，他就越发高兴了。他对于正确的错误有着独特的见解，越是绞尽脑汁都解答不出的时候，他越能激发我们的自信心。　　“好，现在我们把－1填进去试试看。”博士说。　　“只要把同一个数字乘两次求得－1就行了，对吧？”　　儿子在学校好不容易才学到分数，可听了博士不到三十分钟的课，就已经接受了比0更小的数字的存在。我们脑海里浮现出－1。100的开方是10，　16的开方是4，1的开方是1，因此，－1的开方就是……　　博士决不会催促我们，他最爱目不转睛盯着我和儿子努力思考的脸瞧。　　“这样的数字会不会不存在啊？”我小心翼翼地开口说道。　　“不对，它就在这里。”他指着自己的胸口说道，“这是一个非常拘谨的数字，不会出现在我们看得见的地方，可是它的的确确就存在于我们心里面，用它小小的双手支撑着世界。”　　我们再次陷入沉默，想象起－1的平方根在某个陌生又遥远的地方，竭尽全力伸长了双手的样子。屋里静得只听得到外面的雨声。儿子把手放到自己头顶，试图再一次确认平方根符号的模样。　　博士并非一个好为人师的人，对于自己不懂的事情，他表现得很谦虚，客气程度不输给－1的平方根。有事叫我，博士必定会这样说：　　“抱歉，麻烦你……”　　比如，甚至仅仅是让我把电烤箱的旋钮搁到三分半，他也不忘加上一句“抱歉”。当我转动旋钮的时候，他就伸长了脖子注视着烤箱内部，一直到吐司烤好。他出神地望着吐司，仿佛我这一转一扭之间就是一个通向某一条真理的证明过程，而他要把这一过程看个清楚明白，他简直认为这条真理具有与毕达哥拉斯定理同等的价值。　　曙光家政服务介绍工会首次派我到博士家，是在1992年的3月。工会位于濒临濑户内海濑户内海：位于西日本的内海，周围为本州、四国和九州，风光明媚，岛屿众多。的一个小镇上，我虽然是登录在册的保姆中最年轻的一个，但其实相关工作经验已经超过十年。在这期间，我和无论何种类型的雇主都相处融洽，我为自己在家政服务方面的专业水准感到自豪。就算工会组长把其他人都敬而远之的麻烦客户强行摊派到我头上，我也不会抱怨半句。　　说到博士，光看客户卡，我就预感到他不好对付。当由于对方的投诉而更换保姆时，卡背面就会盖上一个蓝色星号章，博士的卡上当时赫然敲着多达9个的星号，那是我曾经服务过的案例中的最高纪录。　　拜访博士家接受面试那天，出来接待我的是一位气度高雅的瘦小老太太，她把染成棕色的头发扎了起来，身穿一件针织连衣裙，左手拄着一根黑色拐杖。　　“需要你照顾的是我的小叔。”她说。　　最初我并不了解博士和老太太之间是什么关系。　　“无论哪位都做不长，让我和小叔非常为难，每逢新来一位，一切都要从头开始，纯粹是在浪费时间。”　　我终于理解了她口中的小叔指的是小叔子。　　“我们对你没有特别复杂的要求，你只要在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11点钟来做中饭给小叔吃，然后把屋子收拾干净，买好东西做好晚饭，晚上7点就可以回家了。你需要做的，就只有这些。”　　从她口中说出的“小叔”这个词，听来似乎有些犹犹豫豫。尽管她在态度上显得郑重其事，但她的左手，就只有左手，却在烦躁不安地摩挲着拐杖。偶尔，她会朝我投来充满警戒心的一瞥，并小心翼翼地不和我的视线相撞。　　“至于细节问题，就照我们交给工会的合同办。总之，只要你能够让小叔过上任何人都在过的、正常至极的日常生活，我就不会有任何不满。”　　“请问您小叔现在在哪里？”我开口询问。　　老太太举起拐杖往后院的偏屋一指。只见修剪得漂漂亮亮的红罗宾红罗宾：观赏性植物红叶石楠的常见品种之一，蔷薇科石楠属，常绿小乔木，新叶呈亮红色。篱笆墙对面，枝叶掩映间，露出一段暗红色的石板屋顶来。　　“请不要在主屋和偏屋之间走动。你的工作场所说到底是小叔家。北面靠马路这头有一道偏屋专用的大门，麻烦你从那里进出。小叔惹的麻烦事，麻烦你在偏屋里就把它们解决掉。你可听明白了？以上这些希望你能够遵守。”说完，老太太把拐杖往地上一顿。　　之前的那些雇主向我提出过种种千奇百怪的要求，有的要求我把头发扎起来，而且每天换头绳；有的要求茶水的温度必须保持在75度，高一点低一点都不行；有的要求我在金星升空的那一刻双手合十膜拜……相比之下，老太太的要求并不算太难。　　“我能见见您小叔吗？”　　“没有必要。”　　可能因为她回绝得实在太干脆，我觉得自己好像说了无可挽回的错话。　　“就算他今天同你见了面，明天也会忘记，所以，没有这个必要。”　　“您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不妨坦白告诉你，他是记忆有缺陷。倒不是痴呆，整体来看，脑细胞运转正常，但是大约17年前，其中极少的一部分出了问题，丧失了记忆事物的能力，情况就是这样。他遇上了交通事故，撞伤了头部。小叔记忆库的存储活动终止于1975年，那以后，即使再想积累新的记忆，新记忆也将马上消失。他记得30年前自己发现的定理，可昨天吃过的晚饭却记不住。简单地说，他的状态好比脑袋里就只装得进一盘80分钟的录像带，重录一开始，先前的记忆就会统统被消去。小叔的记忆只能维持80分钟，不多不少，正好1小时零20分钟。”　　看来老太太已经反复解释过无数遍了，她说起话来不带任何感情，流畅爽利。　　很难赋予80分钟的记忆一个具体的形象。当然，我曾经无数次照顾过病人，可我想象不出那些经验究竟能发挥怎样的效用。此时此刻，客户卡上密密麻麻排列着的蓝色星号在我脑海重现出来。　　单从主屋望过去，偏屋显得是那样的寂寥，感觉不到有人生活的气息。红罗宾篱笆墙上安着一扇前后开的门，通向偏屋，样式古老。再看仔细点，就看到门上挂着一把牢固的大锁，已经锈得不成样子，还黏着鸟粪，看样子无论插进去怎么样的钥匙都打不开了。　　“那么，从后天也就是礼拜一开始。你没意见吧？”　　老太太似乎不想给我多余的窥探空间，直奔主题。就这样，我成了博士的保姆。　　同气派的主屋相比，偏屋简陋过了头，显得寒碜。平房结构，冷然地缩着，给人勉勉强强建在那里的印象。或许是为了掩饰这种印象，偏屋周围一任树木恣意地生长，不加修剪。另外，大门口日照不足，门铃坏了，揿不响了。　　“你鞋子穿几码？”　　当我告诉他我是他的新保姆时，博士最先问的不是我的名字而是鞋子的尺码，此外没有一句寒暄，也没有点头或躬身致意。无论在怎样的情况之下，面对雇主都不能用问题来回答问题，我遵照这一保姆的铁的戒律，按照他所问的做出回答：　　“24。”　　“嗬！真是个爽快的数字。是4的阶乘。”　　博士说完双手抱胸，闭上了眼睛。接着一阵沉默。　　“请问阶乘是什么？”　　我想，虽然不明白他用意何在，但既然对于雇主来说鞋子的尺码意义深远，那我就应该把话题再往上面引，于是问了这个问题。　　“把从1到4的自然数相乘就得出24。”博士闭着眼睛答道。“你家电话号码是多少？”他又问。　　“5761455。”　　“5761455？很不错嘛！等于1到1亿之间存在的素数的个数。”博士点着头，像是由衷地表示赞叹。　　尽管无法理解自己家的电话号码好在哪里，但我能感受到他语气中所含的暖意。他的样子不像在卖弄自己的学识，反而能让人感觉到谦虚和坦诚。他传达了一种温情，让人陷入一种错觉，以为自己的号码或许蕴藏着某种特别的命运，而拥有这个号码的自己的命运也是特别的。　　开始保姆工作、进出这个家一段时间后，我得出一个结论：在不知所措、不知说什么好的时候，博士会搬数字出来代替语言，这是他的习惯，是他为了同别人交流编出的一个方法。数字是他为了同对方握手而伸出的右手，同时也是他保护自身的外套。这件外套又厚又重，从外面摸不出身体的轮廓，也没有一个人能够把它脱下来。只要穿着它，他暂时就能确保自己的位置。　　在我辞去这份工作之前，我们每天早晨都要在大门口谈谈数字。对于80分钟一过记忆就会消失的博士而言，出现在大门口的我永远是初次见面的保姆。因此，他每回必定要表示对于初次见面者的客气。他询问的数字除了鞋子尺码和电话号码，还有邮政编码、自行车牌照号以及名字的笔画等，但无论哪个数字，他总能立刻给出那个数字的涵义。他一点没有竭力寻找涵义的样子，倒像是阶乘啦素数啦这些东西随随便便自己就从他嘴里跳出来了似的。　　在听博士逐个解释过阶乘及素数的构成之后，我依然对大门口的问答感觉新鲜有趣。当得知自己家的电话号码除连接电话之外还包含着另一层涵义，当那涵义所带有的澄澈的回响在耳畔萦绕，我就能安安心心地开始一天的工作。　　博士64岁，原本是大学数论专业的教师。他外表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苍老。不单单显老，他给人的印象是营养没能很好地输送到身体的角角落落。他佝偻得厉害，显得他不足一米六的身体越发地瘦小了；瘦骨嶙峋的脖颈上，皱纹之间积着体垢；一头白发乱蓬蓬的，随心所欲地跳向东跳向西，把一双难得的大耳朵遮住了一半。他声线细细弱弱，动作慢腾腾，无论做任何事，所花费的时间都是你我所预想的两倍。　　尽管如此，但只要你不被这样的苍老表象所迷惑，仔细观察的话，就能发现他长着一张美男子的面孔。残留着的面影使人想到至少在过去，他曾是一名美男子。他下巴轮廓分明，五官深刻清晰，营造出迷人的阴影。　　无论在家还是次数极少的外出，博士无一例外每天穿西装打领带。他衣柜里的所有衣物包括分别在冬、夏、春秋穿的西装共三套、领带三条、衬衫六件，真真正正的羊毛外套（不是数字编织而成）一件，此外连一件毛衣、连一条棉裤也没有。对一个保姆来说，这倒是一个难得的、容易收拾的衣柜。　　他可能不知道这个世上除了西装之外还存在别的衣服款式。他对别人的装扮之类不感兴趣，恐怕更是从没想过把时间浪费在关心自己的外表上。早晨起来打开衣柜，看到哪套西装没包干洗店的尼龙袋，就拿过来穿上，这样就可以了。三套西装每套都是深色，都穿旧了，与博士的气质非常相称，甚至几乎就像早已化作了他皮肤的一部分。　　说到西装，最令我困惑的是上面这里那里用回形针别着的无数张便条。这些便条占据着领口、袖口、口袋、上衣下摆、裤腰带以及纽孔等所有你能想得到的地方。西装被回形针别得皱皱巴巴，都走样了。便条有的是随手撕的纸片，也有的已经发黄，眼看要破了，上面都写了些字。要想知道内容，就得凑近了凝神去看。他为了弥补80分钟记忆的不足，记下必须记住的事情，为了怕忘记把便条搁哪儿了，就把它们别到身上——这一点我能理解，但要我接受他的这种形象，这可远比回答鞋子尺码难多了。　　“总之你先进来。我还有工作要做，顾不上招呼你，你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吧。”　　博士说着招呼我进屋，然后径自去了书房。他一动，便条随之擦响，发出沙沙沙、沙沙沙的声音。　　根据我从那九个被解雇的保姆的话里一点一点收集到的信息，主屋的老太太是孀居，她去世的丈夫和博士是兄弟关系。博士的父母去世得早，博士之所以能够去英国的剑桥大学留学、一心专攻数学，全靠他哥哥辛辛苦苦把父母留下的纺织工厂发扬光大，为比自己小一轮的弟弟交了学费。而就在弟弟拿到博士学位（他是真正的博士）、在大学的数学研究所找到工作、终于能够独立的时候，哥哥却得急性肝炎死了。遗孀不曾生养小孩，就关了工厂，在原来的那块地上建起了公寓，开始靠房租收入维持生计。叫两人平静的生活为之一变的，是博士47岁时卷进去的一起交通事故。那天，反向车道有辆车的车主瞌睡驾驶，撞上了博士开的车，致使他脑部遭受到无法治愈的损伤。结果，他失去了研究所的工作。从那以来，他除了依靠解答数学杂志上的悬赏问题赚取可怜的一点奖金外再没其他收入，他也没结婚，直到64岁的现在，他都离不开孀居老太太的资助。　　“有这么个怪人小叔子跟个寄生虫似的黏着甩也甩不掉，吃空她老公的遗产，那个寡妇也真是可怜喏！”一个老资格保姆无限感慨地说道。她招架不住博士的数字攻势，才一个礼拜就大叫着吃不消，辞工不干了。　　和外观一样，偏屋的内部也是那样地凄凉。总共就两间房，一间厨房兼饭厅，一间书房。先不说狭窄，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是凄凉的氛围：家具无论哪件都是廉价货，墙纸黑糊糊，走廊地板一踏上去就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声响。而且不只门铃，其他所有物事都已经岌岌可危。厕所的小窗开裂，厨房的半个门把手一碰就掉，橱柜上面的收音机任凭你怎么按开关愣是不肯出声。　　最初的两个礼拜我感到无从着手，累得精疲力竭。照理说根本没干过粗重活，可肌肉就是僵硬，身体沉重。无论被派到哪个雇主家，在掌握工作节奏之前是会有些辛苦，在博士家却是特别地辛苦。通常，雇主会发出指示说那事该干这事不该做，这样，我们自然而然就能渐渐地摸清他们的性格，从而掌握注意力的分配比例，知道避免起争执的方法，领会工作要求。但博士从不吩咐我做任何事。他无视我的存在，仿佛我静静地呆着一动不动就是他最大的希望。　　假如按照主屋的老太太所说的去做，那么首先需要做午饭。冰箱自不必说，厨房里所有的橱柜我都翻了一遍，可除了发潮的燕麦片的盒子和在4年前就已到保质期的通心粉以外，没找到一样看起来可以放入口中的吃食。　　我敲敲书房的门。没听到回应，又敲了一次。仍旧没反应。我知道这样做很失礼，但还是打开门对着坐在办公桌前的博士的后背开口说道：　　“对不起，打扰您工作了——”　　后背纹丝不动。我猜想他不是耳背就是戴了耳塞，于是靠近他问道：“请问您中饭想吃什么？您有什么偏好，什么食物会让您过敏？请您告诉我，方便我做事，您看呢？”　　书房里充满纸张的气味。也许是通风差的缘故，气味在房间角落里沉淀了下来。窗户被书箱堵住了一半，架子上到处是堆成小山的书本，靠墙摆放的床上有条磨破了的褥子。桌上只摊着一本笔记本，也没台电脑，博士手中甚至连笔也没拿。他只是凝视着空中的某一点。　　“如果您没要求，那我随意准备一点，您看行吗？您有话只管说，不需要客气。”　　别在他身上的几张便条映入我眼帘。“……解析方法的失败……”、“……希尔伯特第13问题……”、“椭圆曲线的解”。在一堆涵义不明的数字、符号和不成句的词语里，我发现了惟一一张我看得懂的便条。纸面黏满污渍，四个角卷起来了，回形针已经生锈，看来别在那里的时间相当长久了。便条上写着：“我的记忆只能维持80分钟。”　　“我没什么要说的。”博士冷不防转过头来大声说道。“我现在在思考。思考的时候被人打断，比被人掐脖子还痛苦。我正在和数字交欢，你却冒冒失失地闯进来，这比偷看人家上厕所更失礼，你知不知道？”　　我垂下头，连声道歉。但我的话传不进他的耳朵。他再次返回到空中的某一点上去了。　　第一天，什么工作都还没做就被斥责一通，情况严重。但愿我不要成为第十个星号。我记牢一条：在他“思考”期间，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准打扰他。　　但是博士整整一天都在思考。间或从书房出来坐到餐桌边，或站在盥洗台前漱口，或做奇特的体操放松身体，他依然保持思考状态。我哪怕不知道放水桶的地方、不懂热水器的使用方法等等，也不敢问他。我小心翼翼，屏声静气，生怕发出不必要的响声。我就在陌生的家中东走走西走走，等待他的头脑稍息。　　就在两个礼拜即将过去的礼拜五，傍晚6点，博士以他惯有的模样坐到了餐桌前。考虑到他是在几乎无意识的状态下进食，需要剔骨和剥壳的菜不适合他，我准备了奶油炖菜，以便他一调羹下去就能同时摄取蔬菜和蛋白质。　　也许因为父母死得早，他的餐桌礼节叫人不敢恭维。我从没听他在吃饭前说过一句“我要吃了”，而且他每吃一口总要洒点出来，他还用脏兮兮的团成一团的餐巾纸掏耳朵。他是不会抱怨菜味道不好，但也压根无意同侍立一旁的我愉快地聊聊天。　　蓦地，我发现他袖口别着一张昨天之前还没有的全新的便条。每回他把调羹伸进碟子，便条都险些沾到炖菜里。　　“新保姆。”　　笔迹细小纤弱。字背面画着一个女人的脸：短发、圆脸，唇边有颗痣。绘画水平和幼儿园的小朋友差不多，但我马上就看出那是我的脸。　　听着他吮吸炖菜的声音，我的脑海中浮现出博士在我回家之后，趁着记忆尚未消失，急急忙忙画那张脸的样子。这一张便条，是他为了我中断宝贵的思考时间的证据。　　“您还要再吃点吗？我煮了满满一锅呢，要多少都给您倒。”　　我不小心表示出了亲密。回应我的不是他的话音，而是打嗝声。博士没朝这边瞥一眼，径自消失进了书房。盛炖菜的碟子里只剩下胡萝卜。　　新的一周的礼拜一，我按照惯例报上自己的名字说明自己的身份，然后指指他袖口的便条。博士看看便条又对照着看看我，为了回想起便条的意思，他沉默了。半晌之后，他这才发出心领神会的声音，接着问我鞋子尺码和电话号码。　　但我立即感觉到他的样子和前两个礼拜有些不同。因为他把密密麻麻写满算式的一捆纸给我看，托我把它邮寄给《JOURNAL OF MATHEMATICS》杂志。　　“抱歉，麻烦你……”　　从书房里的斥责口气是怎么也想不到他会有这样彬彬有礼的时候。这是他首次对我提出要求。他的头脑业已不在“思考”了。　　“好的，您放心，很容易办到。”　　这两个词我连怎么发音都不清楚，为了避免出错，我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抄在信封上，再写上“悬赏问题征答办公室公启”，随后干劲十足地一路跑到邮局。　　没在思考的博士大多时间躺在饭厅窗边的安乐椅上，所以我终于能够打扫书房了。我把窗户敞开，把被褥枕头拿到院子去晒，把吸尘器开到最大挡。房里虽然杂乱不堪，可呆着还挺舒适的。当拿吸尘器去吸办公桌下落满的大量毛发时，当从坍塌的书堆里掉出发霉的冰棍棒以及炸鸡骨头之类时，我也没怎样大惊小怪。　　大概因为这里存在着我不曾体验过的一类静谧吧，我想。那不是单纯悄无声息的静。当博士在数字的森林里迷失，充满博士的心灵的沉默，就把自己一层层地涂在他身上，保护他免受脱落的毛发以及霉斑的侵袭。这沉默是透明的，就像隐藏在森林深处的湖泊。　　房间尽管比较舒适，但若要问我是否属于能够引起一名保姆的兴趣的类型，我就要不得不摇头了。因为这里找不到一样有助于让保姆发挥她的想象力，体味些许乐趣的事物，比如记录着主人历史的温馨的小物品、神秘的照片、引人生叹的装饰品，等等。　　我开始掸书箱上的灰。《连续群论》《代数整数论》《数论研究》……谢瓦莱、哈密尔顿、图灵、哈第、贝克……这么多的书竟没有一本勾得起我的阅读兴趣，真是不可思议。一半的书是外文版的，我连书脊都不可能读懂。桌上堆着大学的笔记本，躺着几枝磨秃了的4B铅笔和几枚回形针。真是一张煞风景的桌子，无法让人联想到这是脑力劳动的场所，只除了一点橡皮的碎屑能够表明直到昨天的工作情形。　　数学家难道不应该是用一般文具店里买不到的高级圆规，或者安有复杂装置的尺子的吗？我一面想一面擦掉橡皮碎屑，整理好成堆的笔记本，再把回形针归到了一处。布面椅子上，有一处凹进去了，正好与臀部的形状相吻合。　　“你的生日是几月几号？”　　那天都吃过晚饭了，博士也没马上进书房，见我在收拾，他像是特意想找个话题出来的样子。　　“2月20日。”　　“嗬——”　　博士光把土豆色拉里的胡萝卜挑出来，剩了没吃。我洗好碗筷，抹了桌子。他不思考的时候，桌上也还是会有食物洒出来。明明已是春意盎然的时节，夜幕降临后却会骤然降温，我在饭厅一角点燃了煤油炉。　　“您平常总要那样给杂志写论文投稿吗？”我问。　　“不是什么论文这么了不起。我不过是看到那些刊登在面向业余数学迷的杂志上的题目，拿来解着玩玩罢了。运气好的话有钱赚。有些喜爱数学的大富豪会拿奖金出来。”博士说完开始在自己身上找来找去，视线最后落在了左口袋口子上别着便条上。“这样啊……今天寄出去的是《JOURNAL OF MATHEMATICS》No.37的证明啊……唔，很好很好。”　　这当儿距离我早上去邮局老早过了80分钟以上。　　“哎呀，完了！真是对不起！我应该寄快递的。不是最先寄到的话就拿不到奖金了吧？”　　“没关系，不需要寄什么快递。当然，实际到达得比谁都早是很重要，可证明要是不美也是白费劲。”　　“证明还有美和不美的区别？”　　“那是当然。”博士站起来，盯着站在水槽边洗东西的我的脸，断然说道，“真正正确的证明，是不容分毫隙缝的全然的坚实与柔美的，没有矛盾的和谐统一。有的证明是没有出错，但是又啰嗦又肮脏，惹人发火，这样的证明不计其数。你能明白吗？就像谁也无法解释星星为什么如此美丽一样，要表现数学的美也很困难啊。”　　博士难得主动跟我讲这么多话，我不愿败他的兴致，停下手上的活，朝他点点头。　　“你的生日是2月20日。220，真是个富有魅力的数字。你再来看看这个。这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因为一篇有关超越数论的论文获得校长奖的时候得到的奖品……”　　博士摘下手表递到我眼前，以便我看得清楚些。这是一块与他的穿着品位大相径庭的、外国产的高档腕表。　　“你荣获了一个了不起的大奖呢！”　　“这个事情不值一提。你看得见这里刻的数字吗？”　　只见表盘背面刻着“校长奖No.284”。　　“这是历史上第284位获奖者的意思吗？”　　“恐怕是的吧。问题在这个284上。来，先别管洗碗了，我们来看看220和284。”　　博士拉着我的围裙要我在餐桌边坐好，然后从西装内口袋里掏出磨秃了的4B铅笔，在夹页广告背面写下两个数字：　　220　　284　　不知为何，两个数字中间隔开一段微妙的距离。　　“你怎么想？”　　我在围裙上擦着湿淋淋的手，感到事情正在朝我应付不来的方向发展。我不愿辜负兴致勃勃的博士的期待，问题是他问我怎么想，我怎么可能拿得出一个能让数学家欢喜的答案？那两个不过是单纯的数字呀。　　“唔，这个么……”　　我支支吾吾口齿不清地试着回答道：“两个都是三位数……唔，怎么说好呢……它们好像有点相似。应该相差不大吧。就像在超市里卖肉的地方，如果有一包绞肉是220克，还有一包284克，它们对我来说就没什么分别。无论哪包都行，只要生产日期比较新我就买了。粗粗一看，感觉很像，百位数相同，无论哪位数都是偶数……”　　“你的观察很敏锐。”　　博士摇晃着手表的皮带用力地夸奖我说，这反而令我感到困惑。　　“直觉很重要。就像翠鸟对背鳍一瞬间的闪光迅速做出反应，猛地俯冲向河面那样，要凭直觉抓住数字。”博士说着把椅子朝我这边拉拢，试图由此使两个数字更加接近。博士身上同书房一样，散发着纸张的味道。“你知道因数吧？”　　“大概知道，以前好像学过……”　　“220能被1整除，也能被220整除，没有余数，因此，1和220是220的因数。自然数必定拥有1和它本身两个因数。那么，另外还能用几来除？”　　“2、　10……”　　“正确。看来你还是懂的。那么，让我们把220和284的因数，除去这两个数字本身，写下来看看，就像这样——”　　220：1245101120224455110　　14271421：284　　博士写的数字圆溜溜的，头都稍有些低，柔软的笔芯化成粉散落在数字周围。您通过心算就能把因数全部算出来吗？”　　“我没有一个个去算，和你一样，只凭直觉。好，进入下一步骤。”　　博士添上了符号。　　220：1+2+4+5+10+11+20+22+44+55+110=　　=142+71+4+2+1：284　　“你算算看，慢一点，不要紧。”　　博士把铅笔递给了我。我在夹页广告的空白处进行笔算。因为他充满预感和饱含温情的语气，我得以避免产生接受考试的糟糕情绪。相反地，我油然而生一种使命感，认为摆脱刚才所陷的困境、导出正确答案，非我莫属。　　为了确定没有算错，我前后检查了三遍。不知不觉间，太阳已经落山，夜晚即将来临。间或传来水从水槽里洗了一半的餐具上滴落的声音。博士在一旁静静地看着我运算。　　“我好了。”　　220：1+2+4+5+10+11+20+22+44+55+110=284　　220=142+71+4+2+1：284　　“正确。你看，来看这一串精彩的数字，220的真因数之和是284，284的真因数之和是220。〖JP+1〗它们是友好数，这可是为数不多的组合啊。就算是费马和笛卡儿，也都分别只发现过一对。它们是经由上帝的安排而结合的数字。很美不是吗？你的生日和我手腕上刻的数字，竟然是用如此美妙的链子联结在一起的。”〖JP〗　　我们的视线落在单纯的广告纸上，久久不曾移开。就像把一闪一闪的星星连接起来在夜空描绘出的星座那样，博士写的数字和我写的数字，形成一股没有阻滞的细流，我和博士用目光追逐着它进入循环的轨迹。〖LM〗　　〖BW(S(S,,)MD1*2〗〖BW)〗　　〖BW(D(S,,)MD1*2〗〖BW)〗　　〖HS(8〗〖JZ〗〖HT2〗〖JZ〗〖STHZ〗2〖STBZ〗〖HT〗〖HS)〗〓〓　　晚上回到家，哄儿子睡下后，我起了心思，试图亲自寻找友好数。一是想验证一下是否真如博士所说，那当真是稀有组合；另外还想，单单是写出真因数再求和，还难不倒没念完高中就辍学的我。　　然而我很快有了觉悟：进行这项挑战是何等地鲁莽。我遵照博士所言，依靠直觉随意选择数字，可就是写下一个失败一个。　　起初，我认为偶数的可能性比较大，约数也容易找，就一个劲地用两位数的偶数做试验。过了一阵，眼看答案遥遥无期，就把范围扩大到奇数，还豁出去导入了三位数，可仍旧不见一丁点进展。无论哪个数字都显得那样冷淡，都把背对着别人，就连稍稍碰触一下手指尖的组合也不可能出现。　　博士说的话果然是真的。我的生日和博士的手腕，在广阔的数字世界里，是历经一番艰辛才得以相遇，才在严丝合缝的相互拥抱中培育了友爱之情的。　　不知不觉间，手底的纸上已然爬满了随手写下的数字，没留下一丝空白。原本是尽管幼稚但毕竟合情合理的一项作业，到头来却混乱得一塌糊涂。　　但我还是有一个小小的发现：把28的真因数相加，结果等于28。　　28：1+2+4+7+14=28　　不是说这样就算弄了点名堂出来。在我的试验过程当中，没有发现真因数之和同样等于数字本身的其他数字，但也许我所发现的本来就是一条相当普遍的规律。我也知道，使用“发现”这样夸张的词藻是何等的滑稽可笑。可又有什么办法呢？我就是发现了呀。　　在一堆莫名其妙的乱七八糟的数字和算式当中，惟有这一行，就像贯穿着某个人的意志那样精神抖擞地挺立着，它浑身涨满力量，一碰便叫人生疼。　　躺到床上一看表，此时距离和博士两个人同友好数嬉戏早已经过去80分钟以上了。友好数对博士而言想必是单纯至极的幼稚的事实，但他仿佛那时那刻才刚察觉到它的美而惊诧莫名，就像一名在王面前的跪倒仆人。　　但是，博士恐怕已经忘记了我们之间隐藏着的友好数这个秘密了吧。也已经想不起220是来自谁的什么的一个数字了吧。这样一想，我久久难以入眠。　　这个家很狭小，非但不会有客人到访，连电话也不会响上一回；饭菜则只需准备一份，对象是一位对食物不感兴趣的胃口不大的男士——博士这个案例，从保姆的劳动标准来看，属于轻松的一类。以往人们总是要求我在规定时间内尽量提高工作效率，相比之下，博士允许我慢悠悠地花时间做事，无论清洁房间、洗衣服，还是做饭，这使我很开心。我已经可以辨别博士埋头解答新的悬赏问题的时期，也掌握了不干扰他的窍门。我拿专用清漆擦拭餐桌，擦到自己满意为止；我把褥子用碎布头补好；我绞尽脑汁把胡萝卜巧妙地掺进饭菜里让他吃下去。　　〖JP+1〗然而最大的困难，还在于把握博士的记忆的结构。据老太太说，他的记忆终止于1975年，但我不知昨天对他来说是几时，不知他能否预料明天的事，不了解这种不便给他带来的痛苦有多大。〖JP〗　　但有一点似乎是确定无疑的，就是无论过去多少天，他依然记不住我的存在。别在他袖口的那张画着脸的便条，只不过告诉他我并非初次见面的人这一事实，无助于帮他回忆起和我共同度过的时间。　　出去购物时，我总尽量赶在1小时20分钟之内回来。与他数学家的身份相符合的是，〖JP+1〗设置在他头脑里的80分钟的计时器比钟表更加精确。当我说声“我出门去了”，然后在1小时18分钟后回到家，他会说着“呀，你回来啦，辛苦了”来迎接我；但假如我不小心花了1小时22分，他的第一句话就退回到“你鞋子穿几码”。　　我总担心自己无意中说漏嘴。我不是说到一半赶紧闭嘴，比如“今天早上的新闻里出来了，宫泽首相（宫泽首相：这里指宫泽喜一（1919—〓），日本政治家，历任外务大臣及大藏大臣等职，1991年11月至1993年8月任自由民主党总裁、首相。）……”（博士所知道的首相到三木武夫（三木武夫（1907—1986）：日本政治家，历任通产大臣及外务大臣等职，1974年12月至1976年12月任自由民主党总裁、首相。）为止）；就是无意识地讲一整段，比如“在夏季巴塞罗那奥运会开始之前，买台电视怎么样？”（对他而言最后一届奥运会是慕尼黑奥运会）。说完就后悔。　　但表面上，博士并未表露出介意的样子。每当谈话朝着他跟不上的方向发展时，他不会气恼，也不焦躁，只是耐心地等待自己能够再一次发表看法的状态的到来。不过，他无意询问我的身世。我是什么时候开始干这一行的，老家在哪里，家里可还有亲人，这些他统统没问。大概他是怕同一个问题问多了招人嫌吧。〖JP〗　　我们能够毫无顾虑一谈再谈的，就只有数学方面的话题。从上学那时候起我就讨厌数学，只要一看见课本就打寒噤。但博士教给我的数字知识，自然而然就能进入我脑袋里。这倒不是因为身为一名保姆力求对雇主投其所好，而是因为他教授的方法非常高明。单是他在算式面前所发出的惊叹、赞美、眼里同时闪现的光芒，就已经意味深长。　　多亏他的记忆是一次性的，我才得以毫不客气地一遍又一遍提问同一个问题，这也是关键的一点。一般学生一次就能学会的东西，我需要解释上五回、十回才总算能够领会。　　“最先发现友好数的人可真了不起啊！”　　“那当然。是毕达哥拉斯，在公元前6世纪的时候。”　　“那么久以前就已经有数字啦？”　　“当然。难不成你以为是江户时代快要结束的时候才产生的？数字在人类出现以前，不对，在这个世界形成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我们谈话的地方必定是在饭厅。博士不是坐在餐桌旁，就是躺在安乐椅上休息；我则不是在煤气灶上的锅里搅拌食物，就是在水槽边清洗餐具。　　“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数字是人类发明的呢。”　　“是啊。假如是我们自己发明的，那么谁也不需要为了它劳心劳力，数学家也不需要了。没有一个人曾经目睹数字诞生的过程，当我们察觉到的时候，它就已经存在了。”　　“所以聪明的人们要绞尽脑汁，努力弄清楚数字的结构吧。”　　“同制造数字的造物主相比，我们人类实在是太愚钝了。”博士边说边摇头，接着躺到安乐椅上翻开了数学杂志。　　“肚子饿了就更加愚钝了吧。要吃得饱饱的叫营养运行到脑袋的各个角落才行呀。您再稍等一下，马上就可以开饭了。”　　我把胡萝卜捣碎了掺进肉末里做了汉堡牛肉饼。为了不让博士发觉，我把胡萝卜的皮扔进了垃圾桶。　　“除了220和284以外，我想自己也找一对友好数出来，最近每天晚上都在埋头苦干，可是看来不行。”　　“接下来的一对小小友好数是1184和1210。”　　“是四位数？我到底还是不行啊。我叫儿子也帮忙找过，虽然他找因数好像有点困难，加法还是懂的。”　　“你有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