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9章 《恶魔的饱食》一书的理念内在性的疯狂 在一段时间内，我曾担心是否会永远写不出《恶魔的饱食》第三集的最后一章，现在得到了写成的机会，使我不能不有所感慨。 照片误用问题是在作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这使《恶魔的饱食》一书的继续写作，无论在精神，还是在物质上都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问题的发生不止是在“第二集”，甚至连“第一集”以及相关的图书也不得不停止出版。在这种情况下重新修订及继续执笔“第三集”，是两项极其痛苦的工作。 但是，这是日本民族在军国主义肆虐情况下所犯的罪行，必须由全体日本人来承担这种痛苦，这是推脱不了的。若诚心诚意地承受这种痛苦，就必须将这种痛苦作为日本人的债务而承担起来，并做出反省，以免重蹈覆辙。 发生误用照片以后，（在日本）出现了两种动向：有的人竭力缩小731部队的罪行，也有人从根本上否定731部队的恶魔罪行。 即使同是731部队的人员，但战后的经历多种多样。有的下级队员至今仍拖着沉重的枷锁，而高级队员们利用他们拥有的部队研究成果在社会上身居要职。《恶魔的饱食》里的证词，大部分是背着731这个枷锁的原委任官级的下级队员从赎罪观念出发提供的。 但是，在误用照片问题发生的同时，在高级队员中出现了“反对证词”。他们缩小或否定下级队员的证词，以维护731部队。过去一直缄口不语的高级队员，张开了紧闭的嘴，迫不及待地开始为731部队进行辩护。在谁都不愿意开口的时期，是下级队员挺身作证，使那些力图被隐瞒的战争罪行公之于众。与此相比较，那些辩解的证词，是何等的卑劣。 听了高级队员的一系列证词，令人感到他们毫无反省之意。 我曾接受了许多外国记者就《恶魔的饱食》问题的采访。他们异口同声地问我：“日本为什么不能由本国独自审判那些战争罪犯呢？”原来的高级军官和战争指挥者们在战后都窃据要职，怎么能审判呢？ 我回答问题时说，关于战争，所有的日本人都是同案犯。同案犯是既没有权力也没有资格审判同伙的。 虽说是在一部分军部领导人的诱导下，但是，日本人有一种“以天皇为首的大村落共同体成员”意识，还有一种大和民族乃“世界之冠”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军部正是利用这一点，驱使全体人民疯狂地参加了战争。 这就是“八纮一宇”（囊括天下为一家）的思想。这种思想，后来扩大为以日本为家长的大东亚共荣圈的思想。对此，日本军队的走狗宣传媒体，则大肆进行吹捧。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日本存在着一种容易被独裁者利用的国民秉性。“为了国家”这句话成了免罪符。在战后38年的今天，它又抬起了头，这种免罪符仍能保持其很好的有效性。这不正是日本本质危险之所在吗？ 所谓国民的疯狂，纯粹出自内因，而不是从外部加上的外因性疯狂，我认为这是日本国内不能审判战犯的重要原因。 但是，731部队的高级队员挥舞着“为了国家”、“因为是战争，没有办法”等免罪符，说“731部队里没有一个恶魔”等等。在这种自我辩解面前，我不得不提出一个疑问：日本人是否是一个不进行反省的民族呢？ 正如在本书第一集中所阐明的，采访写作这部纪实的目的，并不是追究个人的责任，但是，这并不妨碍对犯下的罪行进行反省。写这本书是为了促使人们反省罪行，相反，如果导致缩小731部队的罪行（不仅于此，还有日本的战争成因及其罪行），甚至隐瞒、搪塞其罪行的话，那么，我们就有必要重新考虑一下日本人把个人责任掩埋在集体之中的意识结构了。 我并不是把731部队的所作所为仅仅当作日军的一支部队的战争记录来追溯的，而是将731部队作为战争罪恶的一个象征来捕捉的，并且想通过这些对战争和军国主义的恶魔结构进行一次解剖的尝试。在“为了国家”的背后 附属于比个人更大的团体或组织，通过发誓来效忠于他们，从而得到团体的庇护，并将团体的权威和声誉视为己有，进而，在团体的名义下犯下的罪行，则作为团体的责任而被分散和掩盖，从而个人也就得以免除罪责。 个人多半是出于对团体的忠诚或使命感而犯下罪行的。但是，利用团体作为个人责任的“蔽护伞”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就731部队而言，在“为了国家”、“为了医学的进步”的“免罪符”和天皇锦旗之下，难道医学者们没有追求个人功名的野心吗？以活人为材料进行众多的实验，难道真的只是在“集体疯狂”下完成的吗？这里就没有个人的精密打算和作为医学者旺盛的求知欲望吗？这不是在“为了国家”掩盖下的“为了自己”又是什么呢？之所以这样说，证据就是在战后某些人把731部队在“为了国家”的名义下搞出的研究成果窃为私有。 若说是由于日本人的血液和秉性所产生的内在的疯狂导致日本人的战争罪行的话，那么，见过731部队的高级队员之后，总会感到在他们身上的某一部分似乎还存在着某种不同的因素，这又说明了什么？在这里难道不正是潜藏着731部队的恶魔性吗？ 他们绝不是为了日本这个集团而犯下了罪行，其实是利用集团的名义强烈追求私欲而发动了战争。正是因为具有强烈的个人欲望，所以对自己不利的证词就断然否认，或保持沉默，将其罪行缩小，甚至掩盖起来，丝毫没有反省之意。 731部队将活人视为医学和个人技术素材这一思想，一直持续到战后，成为“日本医学、医疗‘荒废’的起点”。731部队的思想，在日本医学界中仍然继续存在着。这些实情在高杉真吾先生为追踪731部队在战后医学界的足迹和影响而写的《追查石井细菌部队现存干部》（德间书店出版）一书中有详细的介绍。 由于高杉先生不休的调查，这样的例子发现了很多。如1952年至1976年期间，新潟精神病院曾以治疗“脑梅素”为名，对患者进行过恙忠病的人体实验。又如，1952年前后，名古屋市立医大的小儿科和细菌学教研室，以市立婴儿院的婴儿为对象进行过人体实验等，这些仅仅是冰山的一角。这种全国性存在的人体实猃，很明显和731部队的干部是有关联的。 如果爱护患者，尊重生命，绝不会产生“把人的生命当作自己医术素材”的想法。医学者的使命感，应该建立在对患者的爱和尊重生命的基础之上，任何医学者都应以此为志。然而，医学的使命感不知何时被个人的求知欲、功名心和提高技术的欲望所代替，并且打着为了国家和医学的旗帜来掩饰。斗争的理念 不仅是731部队，而且当时所有的日本人都高举着“为了国家”这面锦旗，究竟是为什么呢？无数的士兵在战场上临死时，不喊母亲的名字，却高喊“天皇陛下万岁！”在日本漫长的历史中，在日本人的意识里，天皇不仅高于骨肉亲情之上，而且是日本国民价值体系中至高无上的象征。 日本军国主义者就利用了这一点。一切只要以天皇的名义，日本人就会盲从。上级向下级下达命令时，使用天皇的名字；军部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以军人为中心的国家），利用天皇作为工具，违背政府的方针，接连不断地发动侵略。日本军国主义的特征，不仅军队脱离中央的文官控制，陆军中央也控制不了派往满洲的关东军，而关东军司令部又控制不了当地的部队。 由此可以看出日本军国主义疯狂的模式。就连最低级的下士官，也用天皇的名义下达命令，其部下不得反抗。同时，还将奇怪的疑似家族式的关系搬到军队里来。陆军的内务班，就是所谓的“军人家庭”。“生死与共的军人家庭”的大家长，就是“朕依汝等为股肱，汝等仰朕为首领，其亲至深”的天皇，上级、班长是父母，老兵是兄长。 利用天皇作工具建立起坚固的军国主义体制，在“军人敕诏”和“战阵训”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军人敕诏”中一开头就颂扬“我国军队世世代代由天皇统率”。 在“战阵训”中更是反反复复地拥戴天皇：“第一，大日本是皇国。有万世一系的天皇在上；第二，军队在天皇的统率下，体现神武精神；第三，皇军军纪的精髓，在于诚惶诚恐尊奉大元帅陛下，在于绝对顺从的精神；第四，军队要尊奉至高无上的天皇陛下为首领。” 尽管如此，他们却无视应是天皇命令的政府或上级部门的方针和命令而为所欲为。 这就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特殊结构。它与德国纳粹党或意大利的法西斯不同，日本军部领导人不是依靠独裁者的才能和魅力来统一舆论、掌握政权的，而是利用日本人对天皇的忠诚和尊重来实现的。 由同一民族构成的“日本村”的居民——日本人(大和民族）是很愿意从属于组织或团体的国民。“个体”的传统比较薄弱，日本民族往往以一切均从属于某团体来谋求安心立命，这个民族由此产生忠君爱国的精神。只要是为国家、天皇、首长、上级或公司而献身，就会感到一种英雄式的喜悦。 虽然太平洋战争的宝贵经验和牺牲使我们争取到了自由和民主，但是，我们不应忘记：“个体”的历史短浅，愿意从属于统一行动，从属集体，并为其献身的日本人的这种秉性，是容易被法西斯主义所利用的。疑似家族体制下的家长 前边巳经叙述，日本侵略中国，是和解决日本资本主义的矛盾以及军部狂妄的野心分不开的。最能代表当时军部想法的是有“关东军智谋”之称的石原莞尔中住写的扭转国运的根本国策——“解决满蒙问题的方案。” 石原在这个方案中说，“解决满蒙问题是日本生存下去的唯一途径。其积极的解决办法（日本进行统治），不仅是日本的需要，而且也是大多数支那（中国）民众最应高兴的事情。也就是说，为了正义，日本应断然付诸实施。从历史的关系来看，满蒙不应属于汉民族，而应属于日本民族。为实现上述目的，应准备对美战争。一旦对美战争的准备完成，应立即开战，果断地将满蒙政权归属于我。通过合理开发满蒙，日本的元气自然得以恢复，有识的失业者应得到救济。适时，支那本部之要部也置于我领有之下；通过我方武力铲除妨碍支那民族前进的障碍，给其经济生活以旺盛的生命力，确立东亚的自给自活的道路，有力地指导长期战争，以达成我方之目的。” 这仅是其中的要点，总之，他的意思是，由于中国缺乏对现代国家的经营能力，由日本代而统治满蒙，对中国民众来说，是最幸福的。从历史上来看，由于满蒙距日本比中国更近，所以，这样做是正义的。另外，通过武力铲除中国的障碍，确立起亚洲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制。他的想法最清楚地表现出了当时日本和日本人的傲慢情绪。 他把侵略满蒙任意确定为日本唯一的活路，说这是“正义”行动，闭目不看它所面临的矛盾，说要用武力铲除中国的障碍，这完全是多管闲事，妄图把本国推崇为亚洲盟主的地位，并使之正当化。 石原这篇论文写于1929年这一事实，是值得注意的。论文中的矛盾和自我陶醉暂且不谈，石原这时也想到了对美战争。正像石原所预想的那样，在日中战争的延长线上，爆发了太平洋战争。 有人说，在太平洋战争中，日本没有侵略美国的任何领土，所以不是侵略战争。这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太平洋战争的结构和发生的原因。 当军队为权力者所拥有时，民众就被强制性地作为军队的人和物的补给来源。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有人的自由与民主的。拥有武力的军队自然凌驾于非武装的民众之上，军队本身就是权力。这种体质结构的军队，是不会为保护民众而存在的。并不是为了民众才有军队的，而是由于军队的需要才有民众。职业军人的领导人下达命令，将穿军装的民众编成精锐的军团，还必须有精神支柱。基于至诚的忠君爱国的精神，就产生了日军轻视人命、精神力量第一的非人性。那么，在失去了作为精神支柱的天皇以后，以什么作为军人伦理的基础呢？作为自卫队的精神教育，提出了“爱国心”。 “我们日本人，自古以来就有一颗火热的忠诚心。所谓武士道就是这样哺育起来的。明治维新以来，国家实现了真正的统一，形成了以皇室为中心的民族国家。武士道所倡导的忠诚心也就成了爱国心，把国家视为至高无上而热爱，为国家牺牲视为最高荣誉。这成了国家发展的动力。……” 但是，被视为爱国心基点的武士道一“习武者之常，乃惜名也”，它是从尊重战场上的名誉产生的，个人性极强，其战术从单个较量发展到集体作战，因此，武士道成了武士集体的规范，集体成了个人生活保障的基础，对集体（君主）的忠诚，优先于其他一切价值。 忠君思想和爱集体（爱国）思想，是表里互为一体的。它被利用来加强军国主义国家体制。也就是说，需要这样一种理念：即只要一声命令，士兵就能够高兴地为自己所属的军队（国家、君主）而战死。这种理念把民众变成强兵，在命令面前，被驱赶到失去人的思考与判断的战争疯狂之中去。如果他们有思想的话，那么，就是用战斗理念被统一染成一种颜色的思想。对自卫队过分的要求 军队的真心话，是希望把天皇那样的坚固的支柱，灌输进士兵的理念之中。失去了天皇这个支柱以后，日本军队存在的理由是“国防”。自卫队不是为了进行侵略而是为了保卫国家而创建的。它是否违反宪法，暂且不谈，自卫队究竟能在何种程度上保卫国家呢？这里，有军事评论家小山内宏先生的一个宝贵的意见，让我们来引用其中的一段： 万一发生问题时，自卫队将保卫我们免遭侵略。这种说法甚嚣尘上。对此，我必须尖锐地指出，这种看法完全是一种利己主义，是毫不负责的，而且对现代战争是毫不了解的。(中略）对日本来说，几乎没有防御空间。也就是说，它是赤棵棵地同“假想敌国”相毗邻。我认为，这些人在高谈军事国防之前，有必要先计算一下：日本的地形南北长，和遥遥相对的大陆之间的空间距离，若发射导弹的话，只需几分钟，高速战斗轰炸机只需几十分钟。（中略） 从结论来说，日本的所谓“自卫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时的情况完全不同，是一场马上就进入“本土决战”的战争。太平洋战争时，在距日本本土2000～3000公里的外洋设置了外层防卫圈，在距日本本土1000～1500公里的海上设置了内层防卫圈（绝对防卫圈），然后展开兵力进行战争。可是，今天却没有这样的纵深防线。即使有自卫队的存在，但必将迎来一场日本本土立即成为战场的战争。（中略） 那么，以攻击作战来弥朴这种被动的不利因素，如何呢？如果对方是军事大国的话，那么必将遭到更加猛烈的“报复”，实际上，马上就会超过战略起草者所设想的限定型“局部战争”的范围，而落个更加悲惨的结局。 有人说“万一发生战争时，没有自卫队的话，那……”我认为，万一发生战争时，自卫队可能会全力应付战斗，但是与万一的同时，整个国土、全体国民都将卷入“战争”，立即出现本土决战型的战争。凝固汽油弹和子母弹从天而降时，这些人会说什么呢？他们站在屋顶上观看时会说，自卫队保卫我，所以很安全吗？万一发生自卫战争时，国民必须用自己的双手来保卫自己，免受敌人的攻击，这是自明之理。自卫队本身不得不竭尽全力和敌人进行战斗，根本无暇来顾及每一个国民的生命。 自卫队的确是能够进行防卫“战斗”的，但是，它并不能完全防止脆弱性极大的日本国受焦土化之害，并无法保证在“战争”中取胜，而且，那并不是自卫队的责任，而是决策者的罪责，因为他们把过重的任务作为幻想授与了自卫队。如果要彻底保卫日本的“安全与和平”的话，就不能发生“万一”有战争等情况。如果冷静地进行军事分析的话，那么，万一发生战争时，将防卫全面托付给自卫队的这种国防思想，实在是一种苟且偷安依靠别人的思想。这不仅是强加在自卫队身上的苛刻要求，而且是一种依赖自卫队、设想战争的危险思想。 (引自《这就是自卫队》一书，黑体字是原文） 专门防卫的自卫队也加入集体防卫体系，可以进行攻势作战，但无法保证那时不会遭到猛烈的报复而出现“万一”的事态。 日本国民根据自己的意志，拿起武器来进行战斗，只不过是“农民暴动”而已，它与作战的水平相距甚远。国民常常被当政者强迫拿起武器，送往战场，在“保卫国家”、“正义战争”的名义下侵略别国领土，把枪口指向别国的民族。 日本人抛弃了战争理念，发誓永不再战，获得了自由和民主。我们绝不能淡忘这一誓言，时刻不能放松旨在维护和平与民主的努力。无论什么方法，都不得不受到时代的影响。宪法前文中阐明的理念，是永恒的，当不能接受这一理念的时候，时局就巳恶化。 如果说731部队有理念的话，那就是恶魔的理念，在此之前，已经失去了作为医学者和人的理念。 我打算通过第一集到第三集，以731部队作为标本来解剖战争的罪恶。《恶魔的饱食》一书，写到这里暂且搁笔。但是，只要继续淡忘战争的记忆，那么，本书就不会完结。 把731部队作为日本人的债务，作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原罪①，永远背着这个沉重的十字架，这才是赎罪和防止重蹈覆辙的唯一途径。 ①原罪：基督教教义之一。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偷吃了禁果，这一罪过就成了人类的原始罪过。这成了人类一切罪恶和灾祸的根由，即使初生的婴儿，虽未犯任何罪，但因有与生俱来的原罪，故仍是罪人，需要基督的救赎。——译者“一生一次相会”的纪实 最后，谨向协助完成这部纪实作品的多数原731部队人员、中国方面的证人、日中有关人员、全程陪同的翻译以及回国后帮助笔译的德永淳子等各位先生深表谢意。这部作品是靠他们的证词和热情协助才得以完成的。731部队亲手销毁他们的全部罪证之后，如果没有这些证人的证词，本纪实是无法问世的。 如果本书能够告慰因731部队犯下的罪过而牺牲的许多不幸者，并对日中友好有所贡献的话，我将感到无比荣幸。如果读者有机会去平房访问，希望到“特设监狱”旧址去看一看，体会一下死难者留在那里的无限怨恨以及战争与和平的鲜明对比。 如果日本人从前在“满洲”修建的纪念碑还存在的话，那就是赎罪的十字架。 第三集和前两集一样，是我和下里正树先生两人合作的。我们两人无论缺少谁，恐怕都不能完成这部纪实作品。发生了误用照片问题之后，我们受到了严厉的责难，但是，我认为如果不写完《恶魔的饱食》，死难者是不会瞑目的。 支撑我们完成《恶魔的饱食》一书的，是死难者的遗恨和“绝不能重演恶魔的饱食”的理念。 各位读者，我们还会相逢。这部纪实能够成为与读者“一生一次的相会”，我感到非常高兴。虽说是一生只有一次相会，但作为作者来说，这是一次重要的相会。 承蒙各位长时间对这部纪实作品的厚爱，我表示衷心的感谢，并以此作为告别之辞。第10章 误用照片的原委误用照片问题的原委 关于误用照片的原委，迄今我巳三次会见记者并发表过一些片段的文章做了说明，但是，一部分报道与事实有出入，而且流传着种种揣测，作为作者来说，必须尽早查明真相，澄清事件的整个过程。 我在《恶魔的饱食》一书中，严正地揭发了日本军国主义所犯的罪行。我本人也是一名战争受害者，憎恨军国主义，反对复活军国主义，这就是我写这部书的动机。在执笔的时候，我预测到厌恶这种揭发的人士会加以严重的阻挠和干涉，可是令人出乎意料的是，在误用照片问题表面化之前，没有发生任何阻挠，这倒使我感到意外。 但是现在回想起来看，那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平静。对一部分日本国民来说，本书是个极其痛苦的存在，他们是否一直在伺机进行反扑，这一点，我有所感觉。 《恶魔的饱食》现已超出了“误用照片问题”的范围，已成为涉及日本言论和表现自由的重大问题。如果《恶魔的饱食》不能继续公开发行的话，那么，今后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写作和出版，将会明显减少。 这种情况，将会加速日益发展中的右倾化，成为复活军国主义的土壤。这样，我的责任就不仅仅是个“误用照片”问题，责任就更加重大了。 从上述意义出发，我一直在为澄清“误用照片”的真相而努力，然而事态是反复不定的。在新闻媒体的包围下，提供无关照片的A先生的心理发生了动摇，所以，为了得到确凿的证词，我们耐心地等待事态平息下来。 1982年10月24日下午2时，在东京千代田区新大谷饭店，终于会见了A先生。我用了5个小时左右的时间，详细地询问了事情的经过。结果，我认为这件事已真相大白，便借用《文艺春秋》杂志，予以发表。 迄今，A先生几次推翻他的证词。为了确保证词的可靠性，决定在极其可靠的证人列席的情况下进行会见。住在千叶县船桥市经营商业的冈本进先生（49岁）是A先生的挚友，他是站在保证A先生话的可靠性，以及我们（我和下里）不对A先生加以诱导性提问，以保护A先生的权利和利益的立场上而列席的。 冈本先生与A先生约定，这次谈话不要有任何谎言。我们是以相信A先生的谈话内容真实可信为前提进行了会谈。A先生不善于逻辑性的谈话，寡言少语，有些情况又记不清，让他开启这张嘴，唤起他的记忆，说出事实真相，是一项很需要耐心的工作。 我和协同我采访的下里正树先生提出问题，A先生对问题的回答都收录在大小两台盒式录音带里。在会见期间，冈本先生始终在座，从未中途离开过。 事件起因于1982年9月14日晚11时左右。我和下里先生第二天要出发去中国采访旅行（为写《恶魔的饱食》第三集），住在成田机场的成田旅馆。就在这时，接受《日本经济新闻》记者牧作树先生等人的采访，我们才知道《恶魔的饱食》（第二集）使用的35张照片中，有20张与本书中的731部队完全无关，是明治45年发行的《明治四十三、四十四年南满洲鼠疫流行志附录照片集》（满洲日日新闻社发行）中收集的照片。为什么会发生这样“误用照片”的事件呢？得到有问题的照片是1982年2月上旬，一个自称读过《恶魔的饱食》第一集的读者“竹内”（据光文社的电话记录），给光文社打电话说：“有人保存着大量有关731部队的资料和照片。”从光文社得到通知后，我立刻让下里先生去会见此人。他就是提供“无关照片”的A先生。但那时A先生的住处和姓名是保密的，只留下了第一个通报者的电话号码。 2月20日，下里先生通过竹内先生（后来得知此人是A先生的儿子）的介绍，见到了A先生。A先生出示了石井四郎的亲笔信、日记、731部队人员给石井的信件以及长靴、军帽、医疗器械、地图、石井与家属的合影等，共约60件。同时，A先生还拿出了包括20张（当天交给8～10张）“无关照片”在内的26张照片（后来合计）。其中也包括了在《恶魔的饱食》（第二集）中刊载的照片，即①～④的731部队设施的航空照片（实物）。发生问题的与本书无关的20张照片是翻印的，文字说明的地名、年号及其他能辨别出与731部队无关的红十字记号都用墨水涂掉了。 当下里先生问及有没有原版照片或底片时，A先生始终回答说：“有，但是与石井三男（石井四郎的胞兄）夫人约定，不能出示实物。” 因为这些无关的照片是和石井四郎的日记、石井家族的大量信件、家属的照片、731部队设施的航空照片等一起拿出来的，所以，下里先生对其真实性深信不疑。当他要求A先生请求提供时，A先生不肯应允。为此，我打电话劝说A先生。他终于答应提供给我们。但是A先生说，新闻媒体不可信，要求由他在场的情况下复制照片。于是，A先生在20日晚与下里先生一起在《赤旗》报编辑部摄影室里进行了复制，然后将照片退还给A先生。 在A先生向我们提供包括“无关照片”在内的一系列资料时，很怕公开自己的身份。他向下里先生提出，他的住址和姓名要绝对保密，除下里先生以外，连我也不能告诉。因此，下里先生推断A先生是石井家族的一员，他的背后可能有复杂的人事关系。为了对A先生的身份保密，我们就说他住在鹿儿岛。下里先生对于A先生的约定，一直信守到10月3日，第二次会见记者的前夕。在此之前，我本人没有直接和A先生接触过。 下里先生和我商量，在会见记者时，是否公开A先生的身份。我和下里先生商定，考虑到应该信守提供资料时的约定，决定仍对A先生的住址和姓名保密。 有些新闻媒体巳公开了A先生的姓名和住址，但我们决心始终坚持使用A先生这一称呼。 听说发生了“误用照片”问题，新闻界人士蜂拥到原731部队人员那里，但我对队员的住址和姓名始终是保密的。原部队人员的住址和姓名是新闻界自己打听出来的。 以上是A先生提供“无关照片”的大致经过。下里先生把这些照片拿给7名原731部队人员看过（其中有两名是通过电视看的），都认为是731部队有关的照片。我也对这些照片进行过检查，考虑到A先生提供的一系列资料是从石井四郎的胞兄、731部队动物房负责人石井三男的妻子敏子那里得到的，所以认为是真正的731部队的照片。 关于让原731部队人员确认无关照片的问题，也是有争议的。由于当时，我对这些照片信以为真，所以没有抱着让他们“确认”和“鉴定”照片的态度，而只采取了“我们得到了这些照片，请看一看”的方式。看过照片的原731部队人员也没有意识到这是请他们进行“确认”和“鉴定”。 即使请求他们进行确认和鉴定，也绝没有转嫁责任的想法，也没有推卸作者责任的意思。但是，我只听说原731部队人员也已看过，就放心了。 关于“无关照片”的说明文字用墨涂抹的问题，在战争时期，一些涉及军事机密的照片说明都是釆用用墨水涂掉的方法，所以，反而更使我确信它是机密照片。 后来，《赤旗》报修版人员误认为一张照片中第号人物脸上的墨迹是照片上的污点而进行了修整，从而使其错上加错，导致了愈加激烈的纠纷。其实，这只不过是校对、修版上的一个失误而巳。 我们对误用的照片上附加说明被看做是“篡改历史”而遭到责难，有的人甚至说这是日本共产党的政治性谋略。其实，只是在采用照片时，由于我确信这些照片是真实的，才附加说明。问题是这些误用的照片，全都是照应第一集的内容。因此，针对第一集的有关部分附加了说明。除此之外，别无他意。 所有的采访，并非完全委托下里先生一个人，而是我们两人一起四处奔波获取材料，并且是经过我的检查才决定取舍的。所以，最后判断和责任，始终在我。 10月3日晚，对于我和下里先生的提问，A先生坚持说，照片从石井三男夫人那里得到的时候就巳涂抹过了。可是，第二天会见记者时，他推翻了前一天所说的证词，说是“自己用墨水涂抹的”。但这究竟是何理由，当时没有弄清楚。 10月24日，在新大谷饭店和A先生会见时才弄清事实。除重复部分以外，会见约谈了5小时。在A先生的证词中，家属的人名仍隐匿起来。 一、与石井三男夫人的关系：大约10年前，由花匠的哥哥介绍去她家的，后来逐渐熟悉起来。 二、到夫人家去过的次数：从10年前算起，直到三男夫人去世前一年（即4年前），至少去过十七八次。 三、什么时候用墨涂抹照片的：去年12月至今年1月期间。 四、用墨涂抹的动机：金钱和收藏家的虛荣心。 五、幕后关系：绝对没有，都是自己个人的意志。 六、儿子失踪与事件的关系：毫无关系。儿子是因私事而出走的。 七、“无关照片”的出处及A先生弄到这些照片的情况：在石井家走廊里和旧书堆放在一起，和三男夫人熟悉以后，她陆续拿出来的。他发现其中有一本破烂不堪、装订线已脱落的相册。 八、向下里先生提供照片时，是否已知道它们与本书无关：知道。 九、是否向下里先生暗示过是“无关的照片”：绝对没有。反之，还努力让他相信照片是真的。 十、实物的处理：9月15日至17日晨在我家水池里烧掉了。 同A先生的问答记录就省略了。A先生讲述无关照片和一系列731部队资料的出处，以及与巳故石井三男夫人的关系都过于冗长，限于篇幅，只能概括地写一写： ——请你谈一下与石井三男夫人的关系。 A：我有收集古物和古书的兴趣，常到名门世家去转转。我的哥哥横紫是个花匠，经常出入名门或有钱人家。我早就托他给我介绍一些那样的门第。 距今约10年前，我在哥哥家看到一副旧蜡台，问他是从哪里弄来的。他说是在芝山町石井四郎的老家得到的。于是，我请求哥哥和嫂嫂带我去石井家串门。初次见到遗霜敏子。她在石井家孤身一人，穿着一件下摆已经磨破发白的和服，屋里很脏乱，厨房的水池里堆满了没洗的餐具。我实在看不下去，便和同去的兄嫂一起清扫了房屋，洗刷了餐具，并给老太太做了饭。 从这开始，我常到老太太家去，渐渐地熟悉起来，因此，得到了石井四郎的遗物。 ——有问题的照片是放在哪里？ A：在走廊里边，和旧书堆在一起，是从装面条的袋子里拿出来的。与老太太熟悉了，她就陆续地拿了出来。 ——这些东西是买的吗？ A：开始时，是我哥哥从老太太那里拿来以后，再转让给我。我分两次付了钱：一次是1万日元；一次是5千日元。后来，我和老太太渐渐熟了，常给她做饭，照料她的日常生活，老太太说，不要钱了，作为答谢吧。她还说，反正这些东西都打算烧掉的。 ——石井四郎的长子说：“在伯母（三男夫人）那里，没听说过，也没看见过那样的照片，是否有人为了隐匿出处而使用了石井家的名字？伯父家里遗留下来的东西，在伯母死后，都由我和母亲亲自过目之后处理的，没有发现那些有问题的照片和遗物。我是石井家唯一的后代，不可能不通过我而把遗物外流出去。伯母将认为没有用的东西送给别人的可能很小。伯母于三年前夏天去世，去世前三个月，住在千叶县的医院，由我们看护。但是，在我们的记忆里根本没有A先生与伯母接触一事……” A：我没有去过医院。 ——和老太太最后见面是什么时间？ A：她去世前一年多，不，或许是更早些（A先生已记不清楚）。总之，遗物没有了，自然也就不去了。由于好久没有见面，老太太给我哥哥打电话说，让我有时间去玩。 ——石井四郎的长子说：“即使有父亲的遗物和照片，事先未经我们的同意，伯母随便托付给别人的可能性极小。我的结论是：父亲和伯父不会保存着书（《恶魔的饱食》）中刊载的那些照片。” A：只要问问老太太的邻居就会知道。我乘坐一辆浅蓝色的轿车出入老太太家的。还有老太太的守墓人砂泽也认得我。我去老太太家时，从未见过他的长子，即使是亲戚，如果不关心的话，也不会注意到那些陈旧的遗物和照片。 ——据采访石井的长子的新闻报道说，他怀疑A先生持有的照片和资料，是出自石井家的。 A：从石井家得到的，这一点是没有错的。石井的长子对旧东西没有兴趣，所以没有注意到，这并不奇怪。 ——遗物的出处发生了争论，如果提交法庭去辩论，你能出庭证实你所保存的资料是从石井家拿出来的吗？ A：肯定能够作证。 以上关于资料出处问题的对话，是根据与A先生会谈时的录音带整理出来的。 A先生在接受《读卖周刊》记者采访时，为了隐匿自己的身份，曾否认他是照片的提供者，编造了“他与下里先生10年前就相识，曾寄放在下里先生那里一纸箱东西”的谎言，这就使情况愈加混乱。2月上旬A先生的儿子向光文社提供信息之后，A先生与下里先生才初次见面。 我也可以控告A先生，在这期间，我和光文社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以及在社会和国际信用上的损失之大，是非金钱所能计算的，而且，给支持《恶魔的饱食》一书的各方面人士带来的损失和麻烦也是不可估量的。但是，控告A先生也推脱不了我的责任，反而会把责任转嫁到A先生身上。因此，在A先生把真实情况告诉我，并保证不推翻证词的前提下，我暂且不向A先生要求赔偿损失和控告其诈骗罪。 被彻底蒙骗了的是我。但是，我还是决定相信在应该信赖的冈本进先生作证的情况下A先生所说的话。 有一种猜测的说法，认为《恶魔的饱食》（第一集）的资料可能是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事先准备好了的，只不过是利用我的名义发表出来而已。还有人猜测说，这次误用照片事件，大概是为搞垮《恶魔的饱食》一书的一种谋略。但这些猜测都落空了。 众所周知，我在《赤旗》报星期日版上刊载推理小说《死器》（责任记者为下里正树先生）执笔中，有的地方涉及到了731部队，有一位原部队人员指出记述中有不准确的地方，并提出若作者愿意，需要详细了解731部队的情况，可以联系面谈。 我立刻派下里先生到他那里去。在采访过程中，得到了《恶魔的饱食》（第一集）的附录要图。这就是撰写《恶魔的饱食》的契机。下里先生是我10年来的朋友，我很早就注意到了他的能力，希望有朝一日能在工作中得到他的帮助。在《赤旗》报委托我撰写连载小说《死器》时，实现了这个愿望。我又同《赤旗》报交涉，把《恶魔的饱食》以《死器》副产品的形式，作为它的延伸强行取得了版面。 当时《赤旗》报对731部队的认识还很肤浅，对于刊载《恶魔的饱食》的态度是消极的。当时，我提出，在《恶魔的饱食》执笔期间，请下里先生做我的责任编辑。这个条件被接受了。下里先生是以我的秘书的身份参加有关《恶魔的饱食》的工作的。 关于《恶魔的饱食》误用照片一事，与《赤旗》报和光文社没有任何关系，两者也没有任何责任。 在前些时候，关于误用照片问题，我遭到攻击是很自然的。作为作者，我应当首先承担责任。然而，部分新闻界人士却把对我的攻击偷换成对日本共产党的攻击。一些并不是我的读者，他们恐怕迄今连我写过的书一本也没有读过，有的甚至根本没有看过《恶魔的饱食》，此时，他们以误用照片为口实，来攻击日本共产党及其机关报《赤旗》，企图借此掩饰731部队的罪行和战争责任。 这是明显的偷梁换柱。《赤旗》报只不过为《恶魔的饱食》提供了发表的版面而已。《赤旗》报没有购买包括照片在内的任何资料，采访的全部费用是我筹措的。采访的总指挥是我，作品是我写的。如果我是傀儡的话，那么，采访费用不会由我来负担，下里先生的名字也不会出现。追究“误用照片”的责任是应该的，但是绝不能把它作为“左右”（政治上）之争的武器，并利用它来掩饰731的罪行。 如果攻击的话，应当只把我作为攻击对象。我声明：我绝不是“左右”之争的工具。对言论自由的限制 追究731部队罪行的书籍及宣传，并非仅仅是《恶魔的饱食》。企图全盘否定《恶魔的饱食》而提出反证词的人们，必然否定迄今发表的一切揭发或涉及731部队罪行的书籍和宣传。 那些攻击《恶魔的饱食》的人们，最终和我爱国的方法有所不同。他们谴责我过分夸张了日本的阴暗面，寡改了历史。可是连他们自己也承认日本存在着那些阴暗面。 是把那些对国家不利的一切全部掩盖起来呢，还是坦率地承认国家过去所犯的错误，立足于深刻的反省之上，以免重蹈覆辙呢？在两者选择中，我选择了后者。 误用照片的责任的确是重大的，我已深切地感受到。但是，对于那种全盘否定《恶魔的饱食》，企图掩饰过去所犯错误的做法，我是绝不屈服的。他们一贯的论调是，日本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国家，应当把国家利益置于国民之上来考虑。 这是令人吃惊的时代错误，是一种把日本视为世界孤儿的危险的爱国主义。那些攻击《恶魔的饱食》是夸大日本的阴暗面，篡改历史的人们，却不知他们掩饰日本的阴暗面，不正是对历史的篡改吗？ 太平洋战争是日中战争的延长，确实是一场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日本国民有义务将对其他民族所犯的罪行告诉我们的后代。国家的罪过和家长的罪过不同。那是国家在统治者的错误指导下，驱使国民集体疯狂中犯下的罪行。如果将这种过错掩盖起来，那么，不了解过去的新一代人，将会多次重蹈覆辙。这一时期，到我这里采访的外国记者，异口同声地提出这样的疑问：即日本人为什么不亲自去追究战争罪犯的责任呢？ 对于过去的战争，全体日本人都是共犯，由于教育不断灌输，从而使人们相信那是正义的而参加了战争。我们绝不能再次成为恐怖的共犯。原731部队人员、K大学教授植村肇先生说：“因为是战争，所以没有办法。”然而，我们却不能说因为是战争而没有办法。 发生误用照片问题后，连日来在我工作地方的周围出现了攻击我的宣传车，他们用违反防止噪音条例的高音喇叭，骂我是国贼、非国民和卖国贼等。每当发生这种情况时，政府就出动大批警察来保护我。 宣传车上的人们，要求和我面谈，我表示拒绝。因为要求同不相识的人面谈，毋须穿着迷彩战斗服或行动服，更不必乘坐宣传车进行谩骂。我要求同意见对立的人面谈时，绝不穿战斗服，也不乘坐宣传车，而事先取得联系，必要时带上介绍信。这是会见不相识的人时所必需的程序。 人们有不同的信仰和主张，能够自由地讨论问题，这就是民主。在和平的法治国家里，意见发生对立时，有什么必要让警察来保护呢？在民主主义国家里，本来就不必要保护。这证明日本在言论和行动自由方面还存在着制约。 我对在我身边保护的许多警察表示深切的感谢；同时也希望当信仰和主张发生对立时，确立正确的真正的言论自由，而不需要那样的保护。 我还接到了许多右派分子的来信和电话，其共同的特点几乎都是匿名的。从其言行、订阅的报纸以及所属团体名称，就可以判断他们是右翼。发表意见时，不讲明姓名和住址，我只能认为是对自己的言论不负责任。这次发生如此重大的误用照片问题之后，我估计写第三集将会遇到极大的困难。由于误用照片，整个《恶魔的饱食》的内容都会遭到怀疑，这是不得巳的。但是，如果因这件事而抹杀《恶魔的饱食》全书，使其陷于窘境的话，那么，在731部队屠杀的无数灵魂是不会瞑目的，而且迄今向我们提供重要证词和资料的证人及合作者的努力，也将化为乌有。 我一不留神，陷入了写作前隐藏的可怕的陷阱之中，但是，为了由于日本的侵略非法地被夺去生命和财产的人们，为了不重蹈覆辙，今天，作为作者，我必须全力以赴地捍卫《恶魔的饱食》这部作品。 《恶魔的饱食》第一集和第二集，主要是根据加害者的证词和受害的证词写成的。现巳完成。 加害者想对自己所犯的罪行尽量加以掩盖或缩小，而被害者对所蒙受的损害存在着夸大的倾向。以加害者的证词为主体写成的《恶魔的饱食》第一、二集凝聚着加害者的胆量和赎罪意识。它不是将已经发表过的资料汇编或借用、分析、综合他人的资料，而是基于本人体验的历史证词。根据加害者和受害者双方的证词就能够揭发军国主义，不能因为误用照片问题就将一切化为乌有。 教科书问题，被认为是由《诸君》（月刊）和《文春周刊》等误报。根据两杂志的报道，不存在由于审定而把日军对中国的侵略改写为“进入”的事例，但是，日本对中国的所作所为，是不折不扣的侵略，文部省迄今在相当长的期间内企图在教科书里不引人注目地去除侵略字样，这也是事实。 严重的并非何时误报，而是在国民不知不觉之间把“侵略”调换成了“进入”这一事实。《产经新闻》立即发表了误报的谢罪消息，获得了一部分新闻界人士和文化人的赞赏。这种谢罪不是向读者，而是向文部省和政府吧！如果真向读者道歉的话，与其说是就误报问题，毋宁说应该道歉的是在此之前没有注意到文部省巳花时间把“侵略”巧妙地改写成“进入”的事实。 关于这次误用照片问题，我接受了许多记者的采访。从他们的报道中可以看出两种倾向：一种是就误用照片追究我作为作者的责任；另一种是以此作为绝好的突破口来攻击共产党，并企图掩盖日本犯下的战争罪行的事实。 追究我本人的责任是完全可以的。但是，把矛头指向别处，我绝不接受这种记者的采访。这是对特定的新闻界人士拒绝采访的理由。 所谓历史，是由体验者的证词或记录积累而成的。包括记忆的出入、不准确之处等的综合，构筑了历史的金字塔。 误用照片和说明文字，都是由于相信照片的真实性而发生的。虽然我们对照片的验证，缺乏充分的注意，但这绝不是故意的。 作者有重大的过失，也不是故意的，不能以这种过失来洗刷日本过去蓄意犯下的罪行。 我们绝不允许搪塞说，那不只是日本犯的罪行（只要是战争，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可能犯同样的罪行）。这种托词是他们为了使犯罪正当化而经常使用的手段。只要加害者不进行反省，战争的悲剧就会重演。把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说成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这种自以为是的，而且是时代错误的爱国主义，最终只能使自己的国家在世界上孤立起来，并导致灭亡。“国家利益”、“大和民族”、“大东亚共荣圈”、“八纮一宇”、“圣战”等想法，导致随意地将中国的领土满洲当做日本的生命线，驱使全体国民进行侵略战争。这些事实，我们是不应忘记的。错误的爱国主义曾酿成一场战争的噩梦。一旦再次爆发战争，被驱赶上战场的将是那些尚未得到国家一点恩惠的年轻人。战争的指导者是不会自己拿起武器上战场的。正是由于我充分认识到日本是个非常美好的国家，为了不再重蹈覆辙，所以才从加害者的角度将(过去的）这种错误记录下来，传达给下一代人。我们并不是不反省的民族。 在这里，我谨向读者及支持者表示深切的歉意，并表示我的决心，希望大家今后仍能给予支持。（本文系摘要，原载1983年1月号《文艺春秋》月刊）附图 关东军防疫供水部总部设施全图（点击看大图）作者后记 《恶魔的饱食》出版后巳过了10年。在那以后，对731部队的研究有了进展，发现了不少新资料和新事实。通过加害者的手，勾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纳粹的奥斯威辛集中营相并列的罪行，而销毁罪迹和隐瞒证人的做法，使战后在一段时间内，它的全貌一直被封锁在黑暗之中。 在《恶魔的饱食》中，我虽自负“已迫近了731部队的本来面目”，但是，由于后来的研究进展，越发使我期待它更加准确。在庆应义塾大学教授松村高夫的协助下，得以在这位教授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出版了修订版，这是笔者莫大的喜悦。 为了不让战争的罪恶重演，要把战争的实际情况正确地传达给下一代。为了实现永久的和平，加害者真挚的反省和坦白，是必要的。 受害者尽可能地夸大，加害者尽可能地缩小，这是人的心理。部队的所作所为，是日本可耻的战争犯罪，而对这一问题坚持不懈进行研究的事实证明，日本人是有良心的。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恶魔的饱食》对希望不愿重犯这种过错的人们来说是共同的财富。对迄今由作家和记者挖掘出来的历史事实，再通过学者的手加以补充，进一步完善，我感到格外的幸运。今后，一有机会，我会继续加以补充，希望使之更加接近于真实。 森村诚一出版者的话 森村诚一所著《恶魔的饱食——日本细菌战部队揭秘》中译本的全集（共三集）即将付梓，诸多感慨，欲一吐为快。 虽然十多年前读过非正式出版的这部作品，以后又看过同样题材的影视剧，当时被震撼的感觉一直梦魇般刻在脑海中，但这次重读修订本的书稿，我仍然陷入深深的压抑、悲愤之中。因为书中所记述的日寇兽行，那一桩桩对中国人残忍、血腥的蹂躏，它所反映出的日军在“为了国家”的幌子下对人类和道义的蔑视和践踏，令人不寒而栗。 森村诚一先生是日本著名的小说家。他的许多小说我都读过，而且喜爱。因为他的小说情节曲折，构思巧妙，文字畅快，而这几点恰恰是绝大多数日本小说所稀缺的因素。但是他在创作高峰时段毅然放弃小说创作，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搜求揭露日本细菌战部队罪行的人证、物证，包括挖掘日本军方和政客以及美、苏政界极力遮掩、毁灭的档案材料，耐心说服731部队成员吐露真相。在此期间，理解、支持他的人少，不理解、反感甚至憎恨他的人多，但他锲而不舍地完成了这部令世界震撼的纪实作品。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他在书中写道：“揭露祖国（军国主义）犯过的错误是伴随着痛苦的，我们忍受着痛苦把这些错误的事实告诉下一代，使他们不要随记忆的淡薄而忘掉老一代人通过宝贵的牺牲而应该学到的教训。” “我执笔写作《恶魔的饱食》的真正原因，并非仅仅暴露侵略军的残酷性，并揭露其罪行本身，而是要把真相传给不了解战争的下一代人，以防日本人重蹈覆辙。我相信这就是战争体验者的义务。” 这是一个有良知的正义之士的心声，我深感敬佩。 由此我又想到前些年里我社出版的《战后补偿的思考》、《战后日本遗族透析》、《帷幕后的奸雄》、《小泉纯一郎面面观》、《中国人眼里的日本人》、《强掳·诉讼·和解——花冈劳工惨案始末》几本著作的作者本泽二郎、内田雅敏、田中宏、田中伸尚、波田永实等几位日本作家。他们与森村诚一先生一样，为了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和右翼政治势力对和平、人类的危害，为了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为了中日人民和民族世代友好，奋力奔波，大声疾呼，甚至不惜在国内遭到孤立和迫害。这几位日本作家，无一例外地热情支持我社出版中译本，并慨然放弃版税。在与他们的接触中，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什么是正直和勇敢。 同样，我想到全力帮助我社将这些日本作家的正义之作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读者的骆为龙、张碧清、陈耐轩、闵曾瑜、陆建元、陈俊英、张锁柱、刘孟州、颜锡雄等先生。看到日本右翼势力日益猖獗地抹杀侵略历史真相和为军国主义罪行涂脂抹粉，看到中国的青少年正在淡忘、漠视中华民族屈辱、苦难历史的现实，这几位先生痛心疾首，拍案而起。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正义和爱国的精神和品格。 《恶魔的饱食》第一集中译本在2003年巳经付梓，第二集和第三集也分别在2004年、2005年译完，但一直没有奉献给读者。原因在于：尽管我社想尽一切办法与森村诚一先生联系版权的授予事宜，但是，可能出于日本国内的某些压力，这个问题一直未能明确解决。其间，张碧清先生不幸病逝，我感到愧对为中译本的出版弹精竭虑的诸位先生！几经踌躇，我决定将《恶魔的饱食》中译本出版，免费赠送给一些学校的图书馆，让广大青少年朋友阅读。哪怕为此承担一切责任。 作为出版者，让尽可能多的中国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了解历史，记住历史，不让历史重演，难道不是我们应尽的义务吗？ 这是我社一直在做的。这是我社将一直做下去的。 学苑出版社 孟白 2007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