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吕”型炸弹 c.“波”型炸弹 d.“仁”型炸弹 e.“宇”型炸弹 f.“宇治”型炸弹（老式） g.“宇治”型炸弹（50式） h.“宇治”型炸弹（100式） i.“加”型炸弹 附录（四） A“伊”型炸弹细菌液实验弹 (根据石井四郎中将提供的示意图整理) I2型信管 生产：1937年约300枚 褐色火药（TNT) 重量：20公斤 螺丝组装 容量：2升 黑色火药 信管：12年型“投下即发” 钢制弹壳 炸药：黑色火药约30克 褐色火药（TNT)50克 B“吕”型炸弹细菌液实验弹 (根据石井四郎中将提供的示意图整理） 12年型信管 生产：1937年300枚 黑色火药 重量：20公斤 褐色火药（TNT) 容量：2升 钢制弹壳 信管：I2年型“投下即发” 炸药：黑色炸药约30克 褐色火药（TNT）40克 C“波”型炸弹炭疽粉碎型实验弹 (根据石井四郎中将提供的示意图整理） 12年型信管 生产：1936年，300枚 褐色火药 重量：40公斤 传爆药 容量：细菌液700毫升，钢球1500个 榴霰弹 信管：12年型“投下即发” 细菌液 炸药：褐色炸药（TNT)约3公斤 褐色火药 有熔接缝 褐色火药 传爆药 12年型信管 D“宇”型炸弹喷雾型实验弹 (根据石井四郎中将提供的示意图整理） 12年型触发信管 生产：1939年，20枚 多孔喷雾弹头 重量：30公斤 I2年型触发管 容量：约25升 TNT炸药 信管：12年型“投下即发”及全部 安全线 3秒延发信管 2升压缩空气 炸药：褐色火药（TNT）400克 延发装置信管 自动计秒表 E旧式“宇治”型炸弹细菌液陶瓷制实验弹 (根据石井四郎中将提供的示意图整理） 螺旋盖（注入口） 生产：1939年，约300枚 填密片（薄板状填充物） 重量：25公斤 陶瓷弹体 容量：约10升 导爆索 信管：定时信管（由炮弹5型复合信管改造而成） 赛璐珞尾翼 定时信管 炸药：导爆索约4米 安全栓 F“加”型炸弹玻璃制实验弹 (根据石井四郎中将提供的示意图整理) 螺旋盖（注入口） 生产：1940年，50枚 玻璃制弹体 重量：35公斤 导爆索 容量：约10升 赛潘珞尾翼 定时信管 信管：定时信管（由炮弹用5型复合信管改造而成） 安全栓 炸药：波导线约3.5米 G50式“宇治”型炸弹，细菌液用的陶瓷制改良型实验弹 (根据石井四郎中将提供的示意图整理） I型触发信管 赛璐珞尾翼 褐色火药（TNT) 定时信管 陶瓷制弹体 安全栓 导爆索 “吕”型炸弹、旧式“宇治”炸弹以及“加”型炸弹均为细菌炸弹，大致有三类： ①将活的鼠疫跳蚤、老鼠投下去； ②撒布细菌溶液，使之发生烟雾； ③让附着细菌的榴霰弹四散。 50式 生产：1940～1942年，约500枚 重量：25公斤 容量：约10升 信管：弹头信管——I型触发（延时） 弹尾信管——定时信管（由5型炮弹用的复合信管改造而成） 炸药：导爆索约4米，褐色火药（TNT）500克 100式（设计同50式） 生产：1940～1942年，300枚 高：约1600毫米 宽：约300毫米 重：50公斤 容量：约25公斤 信管：和50式相同 炸药：导爆索约12米，褐色火药（TNT）500克 本书收录了“002号”文件，此外还有一份“003号”文件，但后者的内容和前者大致相同，反映着报告人的意见和态度在细节上有微妙的差别。两者都是美国国务院与盟军总司令部之间往来的官方电报记录，现全文译出，内容如下。 731部队存有的疫苗、血清的种类与数量 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本部根据关东军部队长的命令，对部队、军队的民间雇员，“满洲”及东北、朝鲜关东军管辖下的部分居民储备和提供疫苗和血清，其主要种类与数量如下：附录资料二 关于“旧少年队史” 731部队为了培养未来的骨干，从全国各地物色少年文职人员。这些头衔为“少年见习技术员”的少年们，在731部队内接受基础教育之后，即配属于该部队的各个研究班。 这里收录的是第一期少年队员整理出来的旧少年队史、少年队概要和房友会，第一期队员的人数、日薪、培养期结束后取得的资格和撤退时的情况等。 关于少年队员的生活，在本书的姊妹篇《恶魔的饱食》（第一集）（中文版第九章）巳做了叙述，不同的是，“队史”是记述第一期少年队员的各内务班的编成、少年队长、班长姓名等的宝贵资料。 “房友会”是原少年队员组成的战友会。战争结束时徘徊在青春期入口的少年，如今也巳是近六旬的人，由于担心今后这些资料会散失，原班长A出于好意，提供了这些资料，现就照原文发表在这里。 少年队员是在不了解731部队性质的情况下入伍的。战后，仍被该部队的枷锁束缚着，其人生受到很大的压力。毋宁说，他们是处于受害者的处境。所以在这里发表了他们的姓名。 少年队，不仅在这一期间，在1939年以前也编成三个班，共80名，在部队中为“初期少年队员”。1939年夏季至秋季期间是在现地召集的，所以自然消亡了。 1938年11月由生存者编制的名单中，在战争末期死于南方的队员居绝大多数。初期少年队员作为日本陆军的私生子，连出生时的哭声都没有，就从战史中消失了。 少年队概要 部队名称沿革：440军邮转659部队、731部队、25202部队（别名）加茂部队、石井部队、防疫给水部、东乡部队 部队长 石井四郎 1936年～ 北野政次 1942年～ 石井四郎 1945年3月～ 教育部长 (第五部长）园田 1942年9月～ 西 1943年1月～ 少年队队长 田部 1942年4月～ 阿部 斋藤 1943年11月～ 薮本 1945年～ 教官：长屋、有木、羽野、久保田、伊藤、高木、堀内 班长：浦山、大屋、杉原、武田、大淹、细矢、小林、乾、长谷川、山下、高阶、熊谷、井上、西泽 第一期生内务班编成（入伍时）原姓 第一班：生田、石川（昭）、宇佐见、江崎、金田、金尾、片冈、後藤、佐藤（仪）、贞政、樱井（富）、铃江、高木、田野、永野、内藤、中山（正）、野泽、藤井(幸）、高味、前川、山本（祐）、和田、石原、笠松、西原、林第二班：天野、小仓、小川、松冈、小口、越川、樓山（辰）、须永、砂场、细川、立川、吉本、谷泽、森下（干）、佐佐木、中込、长沼、中山（德）、浓野、平林、福松、宫一、宫岛、三浦（久〉、森下(正）、吉川、佐藤（义） 第三班：赤泽、岩泽、木村、杨庐木、山崎、大马、神永、小板、小林（义）、小池、小林（勇）、佐藤（秀）、斋藤、铃木(郁）、铃木（保）、濑户口、近兼、出仓、手塚、广田、福丼、松本、宫崎、三角、三浦（昌）、金谷、市川 第四班：儿岛、福井、鹈饲、榊原、樱井（三）、岛田(精）、岛田（岩）、神谷、谷奥谷、常世田、中山（安）、长野（昭）、崎藤、中林、砂田、森田、山本（清）、吉田(太）、吉田（博）、芳金、吉田(政）、渡边（照）、小田、矶村、设乐、日好解说松村高夫（庆应义塾大学教授） 731部队（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是日本现代史上难以抹去的污点。《恶魔的饱食》于1982年出版，把它的内幕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给许多人以强烈的冲击。接着，根据从美国方面取得的资料出了第二集。后根据在中国的实地调查出了第三集，构成三卷本。尔后又出了修订本。迄今，这套书产生了种种影响，它对历史学的贡献是极其重大的。一位推理作家通过“两人协作”，投入莫大的能量，进行采访和挖掘从未问世的资料，填补了历史的空白，这种做法迫使历史学家对自己以往采取的研究方法和分析视角做出深刻的反省。 本书（第二集）主要是根据美国方面的资料来揭露731部队内幕的。第一章描写了1945年8月日本战败前夕，731部队为了消灭证据，炸毁平房的建筑，屠杀全部在押的“马鲁太”的事实。第二章是从1947年美国和苏联围绕着获取该部队细菌战研究成果展开争夺战开始的。美国采取了以免除部队长石井四郎等人战犯的罪责为代价，垄断全部人体实验研究成果的方针。盟军与美国之间往来的秘密文件，生动地显示出美国对苏联提出的审讯石井等人的要求百般阻挠，企图独占研究成果。这样，到1947年秋，美国成功地进行了“排除苏联参加的”审讯，（1947年12月12日）提出了一份调查报告，被称作“费尔报告”。作者在追查的过程中，发现诺伯特·H·费尔曾经访日，对部队人员进行过调查，是一位“重要人物”，接着又追查出调查时的翻译。进而，第三章在底特律克堡发现“汤普森报告”（审讯石井四郎的报告），收录了其大部分内容，并附上了详细的解说……不断挖掘出资料的过程，一直吸引着读者。 美国对731部队的调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就开始进行。到1947年11月为止，断续进行调查达四次之多。来日本进行调查的负责人，从第一次开始，其顺序为：马里·桑德斯、阿沃·T·汤普森、诺伯特·H·费尔、埃德温·V·希尔。他们在盟国占领军司令部麦克阿瑟和威洛比（第二参谋部部长）的全面协助下，审讯了有关人员，并将调查结果（除桑德斯外）报告给美国国防部化学战部部长。其中，记录有关活体实验的都在I947年以后，即第三次调查的“费尔报告”（1947年6月20日）和第四次调查的“希尔报告”（1947年12月12日）。在此之前的“桑德斯报告”（1945年11月1日）和“汤普森报告”（1946年5月31日），由于被审问的部队人员彻底隐瞒，就活体实验问题没有提出报告。 可是，本书（第二集）是作者沿着挖掘美方资料的过程写成的，所以各种报告，是按照希尔、费尔、汤普森顺序出现的，实际上和报告形成的顺序恰好相反。另外，由于作者判断“桑德斯报告”没有“汤普森报告”那么重要，所以没有提及。当然，关于“费尔报告”的内容，本书出版时，尚未查清，所以未做记述。于是，在这篇解说中，我想把后来查明的事实补充进去，以完整地显示美方资料并说明这些资料在其中所处的地位。 1945年8月配属于菲律宾化学战部队的马里·桑德斯，奉麦克阿瑟总司令的命令调查731部队。同年8月下旬，他作为美国陆军太平洋部队科学技术顾问团的一员访问日本，和哈利·扬格斯一起着手开始调查，在九、十月间先后审讯了陆军军医学校、参谋本部、陆军医务局以及731部队有关人员，但是，由于石井四郎（1936～1942年、1945年3月至战争结束任731部队长）正在潜藏中，而北野政次（1942年～1945年任部队长）尚未回到日本，所以未能对他们进行审讯。调查报告，以“日本科学情报调查报告1945年9月、10月第5卷细菌战”为题，于1945年11月1日提出“桑德斯报告”的附录中有对9个人的审讯记录。在这些记录中，部队有关人员虽把活体实验这个最重要的部分隐瞒了，但是，却详细供述了731部队的组织机构和实验内容。 审讯时的翻译是在美国留学的内藤良一。后来，在接受朝日新闻记者采访中，桑德斯对“何时同731部队人员首次接触”的提问回答说：“开始调查后，不久，内藤博士来当翻译，开始时，我不知道内藤曾是731部队的干部。现在回想起来，是谁叫他来的，真不可思议。后来，内藤博士当了绿十字会的社长。”（《朝日新闻》，1983年8月14日）接着，桑德斯这样说道，“深夜，趁内藤不在，731部队的干部及年轻的士兵们悄悄地到我这里来，有的人送来了细菌炸弹的设计图，大家都要求我不要把他们当作战犯。（内藤）不太合作，反而在试探我。大约一个月左右以后，我告诉他说： ‘这样，我不得不委托别人来进行严厉的审讯了。’于是，当天，他彻夜赶写出报告，送到我这里。根据这一报告，我才掌握了整个情况，并能依照名单逐个审讯部队的干部们”。 彻夜赶写出来的这份报告（只写1945年9月写，没有日子）交给桑德斯保存下来了（《每日新闻》，1985年12月7日晚刊）。报告的一开头，内藤写道：“为了对阁下的调查做出真挚的努力，我把我所知道的有关细菌战的全部情况都告诉你。作为一名科学家，我认为这是我的义务。”他介绍了部队以天皇为首的组织机构示意图，石井、北野部队长的姓名以及构成哈尔滨部队的八个部及其任务等。他向神林浩（军医中将、陆军省医务局局长）谈到提供这些情报一事，神林说：“我曾努力争取参谋本部的批准，但是尚未批下来。”他又写道：“我非常害怕我的这一行为，也许会同我们参谋本部发生对立。我希望阁下阅读后，立即销毁。我还希望这些情报不仅对参谋本部，而且对神林也要保密，并希望阁下能够理解，我提供这些情报，是冒着生命危险的。如果有人知道我提供了这种情况，我必会被害无疑。我唯一的希望在于拯救这个可怜的战败国家。”由于他感到本身有危险，所以提出了希望销毁的请求，但是，桑德斯并没有这样做，所以，这份报告作为资料而保存了下来。内藤的这份秘密报告，恐怕是向美方供出731部队组织系统最早的一份资料。在报告的附录中写道：“桑德斯问内藤博士是否把俘虏当作实验用‘土拨鼠’使用过，内藤发誓说，从没做过那种事。没有进行过活体实验，是虚假的回答。后来，知道了这种情况以后，桑德斯说：‘内藤对我多次发誓说没有进行过活体实验，我相信了他的这种说法。谁知道，近来我弄清楚了这件事，受到很大的冲击。内藤已经死去，但是，他背叛了我。’”（《朝日新闻》，1983年8月14日）桑德斯真不知731部队搞过活体实验。 在活体实验问题上受到欺骗的桑德斯，是通过内藤的报告首次掌握了731部队的全貌，才可能陆续地审讯部队的干部。9月9日在盟军总司令部，对陆军兵器行政本部的新美清一就化学武器问题进行审讯。同月27日，在陆军军医学校的审讯中，取得了芥子气和路易士气等毒气治疗法的报告（《每日新闻》1984年8月16日）。同月20日，在军医学校审讯了出月三郎（防疫室室长）和井上降朝（细菌学教室室长）。得到的回答是：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负责防卫方面的任务，配置在哈尔滨、北京、南京、广东和新加坡的固定防疫给水部的任务，如同招牌上所写的是防疫给水。而对于细菌战武器及其研究，一无所知。对桑德斯来说，“这虽是关于细菌战问题最早的审讯，但这种回答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出月等人不仅没有供出日本军医学校与哈尔滨(平房）731部队的关系，而且连进行过攻击性细菌实验也未交代。10月1日再次审讯细菌战防御负责人井上降朝时，他说，军医学校的研究记录在遭受空袭中90%以上业已烧毁，巳不可能找到。但是，到了11月，新潟支部送来了记录的复制件，弄清了遗留下来的问题。1988年8月，山中恒先生发现了《陆岸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报告》中的第二部10号至947号，共61册（《朝日新闻》，1988年8月21日）。报告包括大量培养霍乱、鼠疫菌以及大量提炼河豚毒等内容，揭露出隐藏在731部队后面的防疫研究室的真实情况。此外，《研究报告》中包括了石井四郎于1940年3月30日在军医学校召开军医药物学会议上所作的演讲记录（第99号）。据此，认定固定防疫机构是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哈尔滨部队长石井四郎，在编人员为1836人，1936年8月11日组成），除此之外，还有五个机构：华北防疫给水部（北京）、华中防疫给水部（南京）、华南防疫给水部（广东）以及“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给水部研究室”（部队长石井四郎，东京在编人员310人，1933年4月1日组成），从而弄清了东京防疫研究室和防疫给水部的关系。另外，还有22支机动防疫机构，其中一支就是参与诺门坎事件的加茂部队（部队长石井四郎，在编人员为995人，1939年6月21日组成，已复员）。 由于对陆军军医学校有关人员的审讯“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桑德斯又审讯了陆军省医务局局长神林浩和海军省医务局局长保利信明。在9月25日的审讯中，神林给桑德斯留下了“非常合作的强烈印象”。事实上，10月2日他提供的731部队的基本资料：即部队的规模（本部、支部的驻地）、命令系统图、部队任务、本部组织机构图（731部队（平房）各部部长姓名以及牡丹江、林口、孙吴、海拉尔、大连各支队的支队长姓名），还有疫苗和血清的生产能力等，给人的印象是“在整个日军中细菌研究只不过是没有价值的小规模”而已。没有提出超过防御性实验的资料。内藤良一在10月6日的审讯中最早说“平房研究所的任务，从一开始就是将细菌战武器作为实战武器来研制的”。同时，结合示意图说明在平房建立这支部队的经过，以及“宇治”型炸弹、“波”型炸弹、“吕”型炸弹和母子炸弹等细菌武器的种类，桑德斯评价说：“这是初次揭示了日军细菌战计划的规模”，“今后的课题在于能否取得这些资料”，从而产生了获取这些资料的积极性。10月7日又就各种炸弹详情审讯了金子顺一。金子是一个到1941年为止在平房工作了三年半，后来又调至东京军医学校工作的人物。 1945年10月8日，增田知贞从哈尔滨回到东京。审讯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开始摸到部队的核心部分。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增田是石井四郎的心腹，如果日本没有战败的话，继石井、北野之后，他会成为731部队的第三代部队长，是一个了不起的干部。10月9日，增田在接受桑德斯审讯时交代说，“在731部队秘密地进行细菌战的研究”，“研究攻击性细菌战的部门为了保密，相互之间是不能进行协作的”。从增田的经历来看，在军医学校任教官（1931-1932年，1941-1943年）和在731部队（1937-1939年，1945年4月至战争结束）工作，是交叉在一起的，说明平房的部队和东京的军医学校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由于增田患急性疟疾，使第一次审讯陷于中断。三天以后的10月11日和16日又进行了审讯。增田本人吹牛说：“只有石井和我，才了解有关细菌战活动的全貌。”（10月8日）增田的口供成了“桑德斯报告”的核心。也就是说，他详细地供述了在平房用于实验的病原体种类、培养基、大量生产的方法、生存能力的研究、水井污染、动物实验、细菌喷雾（烟雾剂）、从飞机上直接撒布以及部队感染事故等有关情况和在实验中使用的病原体肠伤寒菌、副伤寒菌、赤痢菌、霍乱菌、鼠疫菌、炭疽菌、马鼻疽菌、破伤风菌等，以及在炸弹的野外实验中，使用了灵菌和炭疽菌两种等情况。另外，还供认在炭疽菌的研究中，两年内共使用了100匹马、500只羊。他初次供称，平房的研究费，1944年度为600万日元；部队人员数1939-1940年期间，最大规模时多达3000人，1945年部队崩溃之前为1500人。这样，于11月1日提出了“桑德斯报告”。 “桑德斯报告”总结了上述两个月审讯的情况。报告说，细菌战的中心机关设于平房，最多时拥有3000名部队人员，其重点放在制造实战用的细菌武器，研究过8种特殊炸弹，尤其彻底研究了“宇治”型炸弹，曾在野外进行过2000多枚的实验。但是，在这里没有交代在安达进行野外活体实验的事实；同时，报告的“结论”中认为，日本细菌战计划未能制造出实用武器，而且还指出，即使手中掌握了细菌、化学武器，但由于担心美国用细菌、化学武器进行报复，所以，没有用于攻击（作战）。 桑德斯生病回国以后，盟军总司令部查到了潜伏在千叶县的石井四郎，把他带到东京。1945年底至1946年初，石井和盟军总司令部之间进行交易（所谓“镰仓会议”），以换取细菌战情报为条件，盟军司令部免除731部队有关人员的战犯罪责。关于这件事，石井本人曾向若干人说过。免除战犯罪责一事，早在1945年秋麦克阿瑟、威洛比和桑德斯三人就巳做出决定。桑德斯在接受记者采访，回答“你是否知道免除战犯罪责的交易”的提问时说：“是的，那是1945年秋天，我和盟军总司令部的上司威洛比少将进行商谈之后，两人一起来到了总司令办公室。我们坐在麦克阿瑟两旁。我清楚地记得当时交谈的内容。威洛比说，如果不保证不追究他们的战犯责任，就不能顺利地查明731部队的情况，是否可以由桑德斯中校出面做出这一保证呢？麦克阿瑟回答说：‘可以这样做。’威洛比问：‘桑德斯中校可以说是您的意思吗？’麦克阿瑟（默不作声地点了点头）。”为了接办桑德斯的调查工作，底特律克堡的阿沃·汤普森来到日本。他从1946年1月11日起至3月11日为止，进行了两个月的调查。这就是第二次调查。汤普森的调查，瞄准在石井的审讯上。对石井的第一次审讯是1946年1月17日在东京进行的，直到2月25日，期间断断续续地进行了审讯。1月9日，另一个部队长北野政次独身从上海乘美国飞机回国后，对他每周进行一次审讯。对石井的审讯，作为“关于日本细菌战活动的报告”，于1946年5月31日提交给化学战部队长。这个“汤普森报告”收录在本书第三章和资料一中，已有详细说明，在这里予以省略。但是，石井四郎和北野政次都不仅隐瞒了进行活体实验的事实，而且有关731部队的其他情况，也作了谨慎的供述，使之不超越“桑德斯报告”的内容。这一点有必要加以注意。 对731部队进行活体实验的调查，是以1947年初苏联要求允许审讯原部队人员开始的。国际检察局1947年1月7日打电话给盟军总司令部第二参谋部说，苏联代表要求批准他们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进行关于细菌战的审讯。过了两天，乌西里耶夫（苏联副检察官）发出了致威洛比（第二参谋部）的“备忘录”。这份备忘录说，731部队进行细菌研究，其实验的结果杀害了许多人。为了就这一问题提供证词，希望审讯石井四郎、菊池齐（第一部细菌研究部部长）、太田澄（第二部实战研究部部长）等三人。1月15日9时起，在东京陆军省召开了包括来自美国和苏联和翻译在内的7人会议。在会上，苏联斯米洛诺夫内容充实的说明，使美方惊叹不已。他说在平房的731部队中，进行过细菌战的大规模实验，杀害了2000人，还说在安达有一个野外活体实验场。这一情报是关押在苏联的两名原731部队人员提供的。斯米洛诺夫这样说道：“在平房，他们把人关押在监狱里。为了提供研究所制造的各种培养菌效力的数据，以各种方法使这些人感染——或者以密封汽车送往安达，把他们捆在木柱上，以种种方法让他们暴露在从飞机上投炸弹和通过喷霁扩散撒布的细菌之中；为了对牺牲者进行观察，又把他们带回平房……日本人杀害了2000名满洲人和中国人，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这些都同石井将军、菊池大佐和太田大佐有关系。” 提供这一证词的是拘留在苏联的两名原部队人员川岛清和柄泽十三夫。川岛是该部队第四部细菌制造部部长，柄泽是第四部细菌制造班班长。斯米洛诺夫说：“我们原来以为这一证词的内容是毫无道理的，所以请苏联的细菌武器专家（对川岛和柄泽）再次进行了审讯，并对平房废墟进行调查，确认了这一情报。” 以川岛和柄泽等原部队干部的口供为契机，苏联向美国提出了审讯石井等人的要求。美国开始对活体实验进行调查，这一点极为重要。因为在1949年12月苏联举行的哈巴洛夫斯克审判的公审记录上留下了川岛、柄泽等12名被告的审讯记录和法庭上的证词。正像在本书第一集中描写的那样，他们生动地供出了731部队进行活体实验的实际情况。哈巴洛夫斯克法庭的公审记录，是苏联非公开的审判（实际上是公审，有许多市民进行了旁听。《朝日新闻》1989年10月4日、1990年2月5日）。有人对被告的证词内容的可靠性提出疑问，但是，美国的第三次和第四次审讯，完全证实了哈巴洛夫斯克审判记录。不消说，美国并非意识到这一点才进行调查的，也并不是为审判石井等人的战争犯罪而进行调查的。历史的事实恰恰相反。美国免除石井等人的战犯罪责，是为了以此换取731部队活体实验的全部技术成果。其目的在于：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而收集细菌、化学战的情报。因此，“费尔报告”、“希尔报告”中的审讯内容极其详细。这些详细的报告，结果有力地证实了哈巴洛夫斯克审判中被告证词的内容，这可以说是历史的讽刺。本书第一集使用了哈巴洛夫斯克审判的记录，又根据美方的资料写了第二集。如上所述，两者具有国际上相互论证的关系。 但是，根据斯米洛诺夫的报告，则不得不说美国在以往的桑德斯和汤普森进行的两次调查中，在活体实验问题上完全受骗了。感到十分困惑的盟军总司令部和美国本国（华盛顿陆军部联合参谋总部）之间，围绕着如何对付（苏联提出的）审讯石井等人的要求频繁来往秘密电报。如上所述，美国的想法是，如果可能的话，不让苏联审讯石井等人，而由他们自己再次进行审讯，以独占活体实验的成果，这是自不待言的。麦克阿瑟于1947年2月10日再次致电陆军部参谋总部，要求就是否应允许苏联审讯石井等人问题做出判断。尽管苏联连日进行催促，但是（美国）本国一直没有复电，处于无法答复苏联的状态之中。至3月21日美国才把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决定发给麦克阿瑟（W94446）。同时，威洛比于3月30日发出致撒克斯顿上校的文件。4月10日约翰·B·克里上校发出了致对日理事会苏联代表德尔毕扬柯的电报，通知说，不能把石井、太田交给苏联。 这样，诺伯特·H·费尔于1947年4月16日抵达日本，开始进行为期约两个月的关于“731部队”进行活体实验的调查。到1947年2月为止，盟军总司令部和第二参谋部（G2）收到了主要是原731部队人员的许多匿名信，也有人通告他们在平房进行过活体实验。费尔抵达日本以后，同意盟军总司令部第二参谋部的看法：即认为这些信件可靠，有必要再次审讯原部队的干部。于是，立即开始进行调查。在四五月间，费尔在审讯中，当然包括苏联要求审讯的石井、菊池和太田等人，此外，还包括了龟井贯一郎、荒卷广户、增田知贞、金子顺一、内藤良一、村上隆、碇常重、若松有次郎等人。在本书中，据审讯石井时担任翻译的U·U先生说，在1949年6月左右（无准确的月日记录）费尔于5月8日、5月9日两日审讯了石井，把龟井称作是一位全面协助调查的一位“有影响的日本政治家”。其间，让19名细菌战研究骨干用英文写出了细菌、化学方面的人体实验报告。这一报告共60页，记述了利用炭疽菌、鼠疫菌、肠伤寒菌、斑疹伤寒菌、赤痢菌、霍乱菌等进行活体实验的情况。编写这份报告花费了1个月的时间。历时9年之久的灭绝谷物研究问题，由八木泽和滨田提出了10页的报告。此外，还有细菌炸弹、利用喷雾撒布细菌的报告（可能是在安达进行的实验），对对于中国人进行的12次野外实脸、气球炸弹，对家畜进行的细菌、化学研究也进行了调查。 费尔回国以后，于6月20日由底特律克堡向化学战部队长提交了一份“关于日本细菌战活动的新情报概要(英语写成，共11页）”。这相当于“费尔报告”的概论部分。迄今，尚未找到这个60页的英文报告，也未找到“费尔报告”。也有人认为，只要未找出这一报告，就无法依靠美方的资料来弄清活体实验的情况。但是，这种看法显然是错误的。顺便说一下，四次报告的形式都是有相当于总论的部分，接着是分论，包括单个调查、审讯记录或附录补遗。相当于总论的部分，是分论的要点或者概要，有的还包括了结论。费尔在6月20日的报告中写道：“凡没有加以特别说明者，本报告所列资料，全部都来自对人体的实验。60页英文报告的摘要，详细地介绍了对上述炭疽菌、鼠疫菌等问题的审讯结果。对石井四郎的审讯，是在5月8日、5月9日进行的。让石井在上述60页英文报告之外另写一个报告，说明石井将军20年来在细菌、化学领域中的经验概要，估计7月10日可以取得。”但是，这个报告实际提出与否，现在无法确认。同样，20名原部队人员正在写有关驻长春的“100部队”（关东军军马防疫厂）的报告，原定8月底可以取得，但是究竟结果如何，也未得到确认。 在“费尔报告”中说，获得了8000张显微镜用标本。细菌战用的病原体是利用200多名死者制成的。这些标本秘藏在寺院或日本南部的深山里。我们看到并巳经取得了这些标本印刷品。同时，盟军总司令部第二参谋部麦克尔上校已将它装船，“在极为良好的状态下运抵美国”（费尔6月22日信函）。在制作这些标本时，请来日本病理学专家，让他们从事整理标本内容、实验说明以及病历等方面的作业。“费尔报告”的结论是：“……恐怕在分析了各种报告之后，我们能够进行得到解答的特定审讯。在大量生产、气象学研究以及实战用武器方面等，我们显然比日本高出好几档……然而，活体实验方面的资料，如果把它同我们及联合国动物实验的资料联系起来使用的话，那将是非常有价值的。病理学研究和人类疾病方面的其他情报，对于研制炭疽菌、鼠疫菌、马鼻疽菌等真正有效疫苗的尝试也许很有价值。” 为了扩大费尔对活体实验调查，“分析各种报告之后进行特定的审讯”，埃德温·V·希尔和约瑟夫·维克托于同年10月28日抵达日本。希尔从10月29日至11月25日进行了审讯调查。其结果于1947年12月12日向华盛顿国防部化学战部队长奥尔顿·C·维特提出了“关于细菌战调查的概要报告”。正如报告中记载的那样，先后审讯了研究喷雾的高桥正彦、金子顺一和研究斑疹伤寒的笠原四郎、北野政次和石川太刀雄以及另外两人，还就25种细菌审讯了石井四郎、太田澄和增田知贞等共22名医生。报告中写道：“被审讯者主动地提供情报这一点是值得注目的。在审讯中，没有人提出免除战犯罪责的要求。对于石井四郎同美国的交易——即如果美方用文件保证石井及部队人员免除战犯罪责的话，他们就详细地供述细菌、化学战研究计划，围绕着细菌战情报是否作为战犯的证据问题，最终美国本国于9月8日致麦克阿瑟的电报中，传达了下述事实：‘为了安全保障，不应追究石井与有关人员的战犯罪责，也不应留下许诺，而应按照以往的方法，一个不漏地获取全部情报，务必继续进行工作。’” “希尔报告”在“各项结果”的项目中一开头说：“在日本细菌战报告中，我们不仅获得了有关以前提出的主题追加情报，而且还收集到日本彻底研究过，但尚未报告的许多有关多种疾病的情报。”强调不仅获得了费尔调查的追加情报，而且还收集到了许多费尔没有报告过的关于利用细菌进行活体实验的新情报。本书虽然没有收录在内，但在费尔的调查中，“业巳报告过的”有炭疽、喷雾（烟雾剂）、霍乱、马鼻疽、鼠疫植物疾病、沙门氏菌、孙吴热、破伤风、肠伤寒、副伤寒；“没有报告过的”有肉毒杆菌、布鲁（杆）菌、消除毒气、河豚毒、瓦斯坏疽、流行性感冒、髓膜炎、粘蛋白、天花、森林壁虱脑炎、肺结核、野兔病、恙虫病等。在总论之后，还附有相当于分论的按细菌分类的69页审讯记录，本书巳将其部分要点收录进来。这些单个的审讯记录中，有的还记录了在活体实验中死亡的人数。在审讯记录中技术上的详尽程度令人吃惊。美国究竟为什么要做如此详细的审讯，那就不言而喻了。 本书在第二章中指出的问题，集中体现了对活体实验审讯调查的目的，这一点尤为重要。也就是说，“希尔报告”是作为“由注射细菌性传染病的病原菌而显示的人体患病率的结果而得出的”情报，“关于活体实验受到的良心谴责，我们在实验室里是没有的”，“获得这些数据所花的费用为25万日元”，而“日本科学家们花费了数百万美元和数年的研究才能取得。我们以极为便宜的‘零头’就取得了”。这样，通过美方的调查，731部队活体实验的研究成果一点不漏地全部到了美国人的手里。 以上证明了出现在《恶魔的饱食》（第二集）中的美方资料在美国整个调查中的地位。同时，再次确认本书在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研究工作受到制约的条件下，挖掘和选择出了极其超前的资料，并进行了卓越的分析。本书通过731部队人员的供述，说明活体实验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而美国方面以免除石井等干部的战犯罪责为条件，为获取活体实验的成果不遗余力。这已为庞大的美方资料所证实。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本书对历史学家也提出了忠告。他们首先必须向许多读者说明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的恐怖，同时让他们重新下定决心，必须防止它的重演[本稿的出处全部省略，但可参阅松村高夫、金平茂记著《〈希尔报告〉——关于731部队活体实验的美方调查报告》（上），《三田学会杂志》，1991年7月号]。序：写作第三集的意图 终于迎来了执笔写《恶魔的饱食》第三集的时刻。本来，我打算更早一些时候进行这项工作。 这是由于突然发生了笔者预料不到的《恶魔的饱食》（第二集）误用照片的问题。为了查明事实真相，应付这一事态，同想以这件事为借口，趁火打劫“搞垮《恶魔的饱食》”者进行斗争，出于无奈，把开始执笔写第三集的时间大大推迟。在这里，向各位读者深表歉意。 关于误用照片问题的原委，已在《文艺春秋》月刊（1983年1月号）上发表。由于这一事件，不仅成为“问题”的第二集，甚至第一集也不得不停止发行了。另外，预定出版的演讲、论文等的汇编集《不再重演恶魔的饱食》也无限期地延期出版了。 这一切都是在作者不知道的情况下发生的。我集中精力写《恶魔的饱食》的意图是：揭发日本军国主义所犯下的过错，把战争的真实情况告诉不了解战争的下一代，以防止重蹈那些悲惨而又愚蠢的覆辙。但是这一意图被歪曲了，《恶魔的饱食》成了那些不乐意揭发日本军国主义，企图复活军国主义势力的攻击目标。 由于我借《赤旗》报发表这部作品，加之我的秘书兼合作者下里正树又是《赤旗》报记者的关系，有人就说《恶魔的饱食》是日本共产党的政策宣传。事实上，《恶魔的饱食》是根据我既不“左”也不“右”的个人信念写成的。 支撑我写作《恶魔的饱食》的信念是希望在反对军国主义、维护和平与民主而努力的基石上添加一块石头（堪称是夙愿）。这同“左”、“右”的影响毫无关系。 对一个作家来说，为重新唤醒一时不得不停止发行的《恶魔的饱食》而写完第三集，比澄清误用照片问题责任更为重大。 虽然一时处在难于同读者再次见面的困境之中，但是，在此开始执笔写第三集，又有机会同各位读者再次见面，作为笔者来说，内心无比軎悦，感慨无限。 本书即将付梓时，《恶魔的饱食》第一、二集也会以新的面貌出版。 通过执笔第一、二集，想去看看731部队的根据地——平房的心情更加强烈。 以原部队人员的证词和航空照片为基础，通过原部队人员绘制的精密的“全图”，在我的脑海里已形成了一张731部队设施想象图，甚至连做梦我都看到了它。 但是，想象图终归是脱离不了想象的范围。731部队最早设置在哈尔滨市近郊背阴河的附近是1933年。从1938年6月开始，在哈尔滨以南约20公里的地区划出了约6平方公里的大规模军事特区。这一地区当时被称作滨江省平房。在这里，他们花费了一年多的时间建成部队的各项设施。 然而，关东军“划定”军事特区的这一地区是别国的领土，并不是日本固有的土地。在平房原来就没有居民吗？如果有的话，这些人到哪里去了呢？征用土地和房屋时，日军是否进行过补偿呢？这些人现在怎么样呢？有人说731部队为当地的医疗、防疫做出过贡献，当地人对731部队留下的记忆和印象又是怎样的呢？ 本书第一、二集是根据加害者一方有勇气的证词写出来的。但是，731部队是一支规模庞大的部队，组织内部的分工很细，每个部队人员分工的范围很狭窄，是很专业化的，因此，原部队人员中就有人怀疑，说“731部队真的干过那么残酷的事情吗”？“仅靠听说就能写出《恶魔的饱食》吗”？ 为了确认731部队的所作所为，最可靠的方法就是实地调查。如果731部队没有犯过任何罪行的话，那么，就不会留下任何痕迹；如果731部队对当地的医疗做过贡献的话，那么，也许当地的居民会有所感谢。 只收集加害者一方的证词而不听取受害者的呼声，那等于是车子少了车轮，太片面了。 到当地去，能否听到受害者真实的声音呢？据传闻，“马鲁太”全部被屠杀，没有一个幸存者，但果真是如此吗？即使没有幸存者，难道没有遗族吗？无论如何我要亲自去确汄731部队的“现场”。 1982年9月，中国大使馆正式发来了同意入境的通知。我们是在这一年春天申请入境访问的，由于下里是《赤旗》报记者，所以，中国方面的答复来得晚一些。 中国方面的条件是：下里先生不以《赤旗》报记者的身份，而是作为我的秘书随我赴《恶魔的饱食》现场采访。此外，可带一名翻译随行。 我向中国政府提出了希望调查的项目和访华的条件。希望调查的项目如下： 一、设施（遗迹）： 1.哈尔滨市内及近郊731部队有关的各种设施、建筑物，尤其是日本领事馆（1936年前）哈尔滨宪兵队本部、731部队第三部遗迹； 2.平房的遗迹及附近的农村； 3.长春：孟家屯第100部队遗迹； 4.沈阳：中国（原满洲）医科大学北野政次(1942-1945年任731部队部队长）的足迹； 5.北京军事博物馆； 6.如果日程允许的话，访问孙吴、海拉尔、牡丹江、林口等731部队各支队及安达实验场的遗址。 二、采访受害者、遗族及有关人员。 三、战争结束时，731部队撤退以后，可能遗弃在当地的实验标本、记录、照片、实验器具和其他一切有关资料以及听说中国政府公安部保存着的原部队人员的口供记录和名单。 四、平房设施遗迹在战后的发展情况，目前利用状况，测量记录，平房当地历史及解放后的照片。 五、据传，朝鲜战争时美军在中国领土内使用了细菌武器，当时的调查记录以及据传当时从事细菌战的美空军士兵俘虏的口供记录及录音带等。 我们大致提出了以上“贪婪”的要求，访华的条件是： 1.访华的全部费用由我负担； 2.日程全部根据我的想法来拟定，变更自由； 3.对采访事项的执笔内容不加任何限制； 4.翻译随我同行。 我们提出上述要求以后，中国方面全部应允。在实现访华计划之前，我多次同中国大使馆进行沟通，并得到了中国蔡子民和张玉良两位先生，还有野村礼平先生和多和辉雄先生以及其他希望匿名的各位人士的热心帮助。 另外，中国作家协会提供了访华期间在各城市内采访用的车辆，在这里向各位表示诚挚的谢意。 我们一行，除我之外，还有下里正树和翻译，共三人（翻译是东京女子大学中国语讲师德永淳子）。1982年9月14日，在期望的访华出发前夕，我们抑制着首次访华的激动心情，住在成田机场的旅馆，准备翌日早晨出发。第01章 北京的早晨——同朝鲜战争的关联自行车的洪流 那天夜晚——1982年9月14日晚11时左右，我在成田机场的旅馆里接受了日本经济新闻记者的突然采访，才知道误用照片的事情。 为了准备翌日清晨的出发，我刚刚躺下。这一突发事件对我和下里先生来说，简直如同晴天霹雳。 此后，这一事件的原委各媒体都做了报道，正如在《文艺春秋》杂志发表的那样，所以在这里不再赘述。面临这一问题，必须做出选择的是：是按预订计划出发，还是延期访华呢？中国方面等待我的访华并已做好了一切接待准备。明天的访华，是两国许多有关人士的协助和好意的结晶。 如果无视这一切，那么，就会前功尽弃，失去中国方面的信任；如果错过这个机会，就无法再次到731部队遗迹进行现场采访。据说中国方面为了我，在平房收集了许多珍贵的资料，还找到了一些证人，正在等着我呢！ 当天晚上我们已处于箭在弦上的状态之中，中止出发，事实上已不可能。我们不顾在日本即将蔓延的火种，迫切希望尽快赴731现场进行调查。 从成田机场起飞不到5小时，我们降落在北京国际机场。这里比东京时间仅慢1小时，气温比较高，令人有一种“秋老虎”的感觉。9月至11月期间，北京连日放晴，据说是全年中最适于旅行的时间。 这里湿度低，天气晴朗，候机室里穿短袖白衬衣的人很多。在候机室入口处，有一男一女来迎接，女的用日语说：“欢迎光临，我们正等着你们呢！” 这两位是我们访华期间的全程陪同，负责照顾我们。他们当中一位是中国作家协会对外联络部办公室主任林绍纲，一位是翻译李梅子。 林先生是一个高个子，略瘦，肤色浅黑，表情严肃，但使人感觉和蔼可亲。林先生走起路来稍微有些驼背。我没有问过他的年龄，估计50多岁，英语会话水平和我差不多。 李梅子看上去20几岁，作为中国妇女来说，个子比较高，身材苗条，短发童颜，脸上长着一些雀斑，一副十足的稚气，但听说她巳是有一个孩子的30多岁的母亲。她和所有的中国妇女一样，完全不化妆打扮。 互致寒暄之后，我们乘上来接我们的小面包车驶往市内。由于中国作家协会的关照，免去了过海关的手续。从机场到市中心约48公里，乘车需1个小时。 汽车快速地急驶在笔直的大道上，道路两侧全是一望无际整齐的杨树和榆树。在日本东京近郊像这样伴随着绿地的笔直大道是没有的，令人产生了一种确实来到了中国的感慨。 马路上汽车和自行车逐渐增多。汽车从郊区驶往市中心。骑自行车的旁若无人的姿态，令人吃惊。他们堂皇地行驶在马路中间，即使遇到红灯，或者汽车逼近，也毫不在乎地穿行过去，似乎马路是专为他们修的。随着驶近市中心，自行车成了群，汽车在自行车群中快速穿行，有好几次我觉得“快碰上了”，不禁闭上了眼晴；司机习以为常，巧妙地躲着，但仍然保持着一定的速度。 经过城市的主要道路长安街、天安门，一直向西行，抵达了我们下榻的旅馆“燕京饭店”。这里好像是外国人专用的旅馆。在中国，中国人和外国人用的设施是截然分开的。除林主任、李女士这种负责“对外联络”工作的以外，一般中国人是不能同外国人自由接触的，即使使用同一饭店、餐厅等设施，中国人和外国人也是分开的，甚至连流通货币的设计也分为中外两种类型。 住在这家旅馆的客人，绝大多数是日本人，其次是美国人。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就开始商量从明天开始的行程。由于发生了误用照片的问题，不得不大幅度地变更原来向中国方面提出的旅行日程。 为了准备我的访华，中国作家协会最大限度地满足了我的要求，他们同希望访问的地区取得联系之后，编制了周密的日程。我们提出从根本上做出变动，大幅度地压缩日程，不受预定的束缚，而且要流动地进行采访，对此，林主任大吃一惊也是不无道理的。中国的社会体制和日本不同，不轻易变动或取消预定旅程的计划，而且，我们要采访的海拉尔和杜丹江地区还没有向外国旅行者开放，为此，中国政府还给予了特别的照顾。 但是，林主任在了解了情况之后说，一切都按照我希望的那样安排，最大限度予以照顾。后来在访华期间采访的成果，是同林主任、李梅子女士以及当地的有关人士的努力分不开的。美国造的细菌炸弹 北京的清晨，自行车的铃声唤醒了我：从早上六点左右开始响起来，高潮是在七八点左右。我站在旅馆的窗口往下看去，自行车的洪流自西向东，像银色的河流流向城市的中心。由于过分密集，自行车群之间几乎没有间隙。到了黄昏时，这个洪流又反过来流动。绝大多数自行车是坚固的载重型的，轻便型的自行车为数极少。听说上海产的自行车比北京产的更受欢迎，要买上海产的自行车，得等上几个月才行。不仅自行车，电视、手表等工业产品，都是上海的质量好。 由于17日下午4时才有飞往哈尔滨的航班，在等候飞机期间，我们决定前往市内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参观。这座博物馆坐落在复兴路上。我们主要的目的是参观在这里展出的“细菌炸弹”。这里的馆员都是军人。博物馆是一座有宽敞庭院的高大建筑。参观者多数是一家人或学生团体。由于事先巳进行过联系，我们在大门口受到秦兴汉副馆长的欢迎。 在秦先生和女馆员的引导下，我们在馆内匆忙地转了一圏，来到了陈列细菌炸弹的展拒前。细菌炸弹在馆内一个不显眼的角落里，如果不是特别注意的话，就会忽略过去。 在照片上早就见过的“宇治式炸弹”，现在静悄悄地陈列在破璃拒里。在照片上多次见过它，但是，见到实物还是第一次。陶制品似的茶褐色弹简上刻有发夹状1厘米宽的垂直导爆槽，在弹筒的中央，水平地安着一个铁箍与导爆槽垂直地交叉着。那是为了压进导爆沟内的导爆线吧！弹头部有一个螺旋式的陶瓷盖。没错！这就是石井部队研究发明的“宇治式50型”炸弹。在它旁边陈列着压扁了的铁制捕鼠器和发着黑色光泽的玻璃碎片似的东西。捕鼠器显然是装带有鼠疫细菌老鼠用的。黑玻璃的原形是什么呢？说明上这样写道：“抗战时期，日本不顾国际法，公然在我国长春市建立了细菌工厂，对我根据地军民进行细菌战。这是日本培养细菌装老鼠用的笼子和使用过的细菌弹及部分残片。 “黑玻璃”也许是“加”（ga）式炸弹——玻璃制细菌炸弹的残片。关于玻璃制的细菌炸弹，在本书第二集中已做了介绍。但是，仅看到黑色玻璃的外形，并不能确认。 我们要求把“宇治式50型”炸弹及其他有关细菌战的展品从展柜中拿出来进行直接观察和摄影。 秦副馆长表情有些为难，拒绝说：“这需要经上级的批准，所以不能这样做。”从展柜外摄影，也是让一般参观者让开之后的一种“特殊照顾”。 对细菌炸弹进行直接观察和摄影的要求，暂时被搁置起来，我们来到“抗美援朝”展区。这一展区的一角，陈列着一个形状奇怪的炸弹残骸。 铁板制的细长弹体，约1.5米长，弹体的一半被剖开。弹体内由三块钢板隔成四个槽，尾部装有四个铁制的尾翼。“东北地、安东、编安”的标识，说明了回收地点。 “这是美军在朝鲜战争中投下的细菌炸弹。各个槽里装满了蜘蛛、苍蝇等毒虫。”秦副馆长这样介绍。 在同一展柜的上方陈列着许多小黑虫的标本，在放大的照片一旁注明了说明： Hylemyza 粪蝇 Hylemyia 黑蝇 采集地：朝鲜 汲川郡里 1951年2月5日 在这里，再次交涉能否将展品从展柜中拿出来，但是，秦副馆长仍坚持说：“需要上级批准。”这样，唯一的办法是通过中国作家协会做工作了，但是，给予我们的时间至多只有明天上午了。 我对美军的细菌炸弹产生了比“宇治式50型”炸弹更大的兴趣。因为在朝鲜战争中，731部队干部是否协助美军进行过细菌战还是一个很大的谜。 陈列着的美军细菌炸弹是在什么地方制造的呢？从外表看，其结构很简单。另外弹体内塞满“活炸药”——有毒的苍蝇和蜘蛛是特地从美国运来的呢，还是在日本“制造”的呢？ 弹筒的外壳上写有这样的字样和数字： BOMB LEAFLET 600LB T3 100 DEX 1—4G—45 在观察炸弹的过程中，我回想起了一件事。那是在某文献中读到的一段记录： 带有可变定时空中爆炸雷管的传单炸弹 这种炸弹的形状，是在朝鲜和中国发表的所有细菌战说明中最常见的一种。这是两国当局收集的炸弹中最普通的一种。委员会的成员都多次看到过这种型号的样品。这种炸弹与一般美国造的500磅HE炸弹的尺寸和形状大致相同，其重量约为150磅左右，用手就可以往机枪里装栽。这种炸弹有一个圆锥形尖嘴，其尖端就是定时信管。尖嘴里面有一个小空槽，在它的下达连着圆筒形炸弹弹体。弹体内用三个钢板间隔成四个槽，围壁上有竖缝连接在合叶上的另一半，打开后可以在指定的时间投下装在里面的东西。最下层槽床的下面，围壁逐渐缩小，形成圆推形的空槽，空槽的外侧伸出4片尾翼。在它的下面装上降落伞时，开有一个降落伞能够出去的圆孔。公布的炸弹尺寸，各不相同（NCNA/85、SIA/13、ISCC/4等）。委员会看到的和被俘驾驶员所说明的炸弹样本，全长约4呎，直径1.2呎，围壁是用厚1吋的钢板制成。四个空槽的总容量约为14.5加仑。定时信管长约3吋多，标识是“传单炸弹，500磅，M105组，美制定时（信管）无内容”。据被俘飞行员的说明（附录37～40），炸弹的扇门大致在100呎高度就被打开，能在直径300呎的地面的土地上散发传单。 “美军细菌战，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1952年9月15日”（资料引自晚声社出版的《细菌战》一书）。 这是否就是“带信管的传单炸弹”呢？从弹体上的文字来判断，可能是“传单炸弹，500磅，G45组”的意思，“T3 100 DEX 1—4”的意思不清楚。 该报告称，据传此外美军在朝鲜战争中使用过的细菌炸弹还有：空中爆炸的带螺旋桨的传单炸弹、带推进器开扇传单炸弹、落地开扇及侧面传单炸弹、带纸降落伞或硬纸简、纸降落伞纸容器（自毁式）、土制或陶器制的炸弹型容器、人造蛋壳容器以及装有其他啮齿目动物用的金属网筐及木箱等。 其中似乎与731部队有关的土制和陶制的炸弹型容器，有如下记载： 土制或陶制的炸弹型容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细菌战部队在哈尔滨附近的特殊工厂中至少生产了两种不同尺寸的“陶制”（实际上是土制）炸弹型容器。委员会在沈阳调查了它的样品：一种大的长约2.6呎，一种小的长约1.6呎。在上述论文中（附录17），正像榊先生所说的那样，这种容器虽然在日本曾被推荐为培养细菌使用，但是，委员会1952年没有发现在朝鲜和中国使用过这种容器的证据。这种容器比任何容器都精巧，而不易被发现，作为“蛋壳”容器的先行者占有一定的地位。 在中国作家协会的帮助下，第二天情况有了好转，终于得到了“上级的批准”，展品可以从展拒中拿出来，自由地进行观察和摄影了。美国空军军官的证词（一） 关于美国在朝鲜战争中进行细菌战的问题，1952年1月13日，美国空军一架B-26型轰炸机在朝鲜安州上空被击落，同年5月5日，该机的飞行员K·L·易诺克中尉和驾驶员约翰·库尹中尉做了一个很长的供述。北京发表了供述的全部内容。 1953年《人民中国》杂志发表了“19名进行过细菌战的美国空军俘虏的供词”。 在供词的序文中说道：“美国借助日本细菌战战犯石井四郎等人的帮助，继承了日本军阀进行细菌战的实施方法的研究，发展制造了各种细菌武器。”这些供词约230份，共51页（每页400字），现将我感兴趣的部分摘要如下： 首先是美空军第58战斗轰炸机联队副队长安德烈·丁·爱文斯上校（34岁）于1953年8月18日做的如下供述： 我在第49联队工作期间，负责管理第5空军器材的副参谋长厄普莱特上校常常来K-2基地。他来访时，多次和我谈话。从谈话中我了解到细菌武器补给与保存方面的若干事实。 据他讲，听说油箱式容器、细菌炸弹的弹壳和雷管都是在美国制造的，从美国运到朝鲜。但是，细菌本身是在东京附近的某工厂生产的。这些细菌装入容器之后，空运到朝鲜的两个细菌武器库：一个在釜山，另一个在大邱。 记得有一次厄普莱特上校对我说，在釜山的细菌武器库负责供应第17、第3、第474和第18联队；大邱方面负责供应第49、第58、第8和第51联队。 我对参加过美国空军的细菌战计划感到羞耻。这是对人类的一种犯罪。在各国的武器中，(细菌武器）是应该永远被禁止的。我知道，今后无论置身于何种环境之中，绝不再参与这种事情。 爱文斯上校的供述，回答了美军所使用的细菌武器是否是日本造的这一疑问。 其次是美国空军第4战斗截击机联队第4大队大队长沃克·M·马菲林上校于I953年8月10日做的如下供述： 梅因逊上校在讲话的最后说，细菌炸弹是一种内部有分格型的炸弹，里面装有疟疾、肠伤寒、鼠疫菌感染的蚊子、跳蚤和苍蝇等。细菌炸弹的操作方法和往飞机上装的方法与油箱式细菌容器相同。我们必须努力尽快地把这种炸弹装上飞机。每次执行任务之前，梅因逊上校都会让他们从大邱空运适当数量的细菌炸弹来。 再就是美空军第58战斗轰炸机大队第311战斗轰炸机中队作战军官兼驾驶员约翰·A·奥斯本上尉于1952年12月4日做的如下供述： 我们携带的武器是，每架飞机有一枚装有液体物的细菌炸弹和一枚500磅的普通炸弹。其他8架飞机都各携带2枚1000磅的普通炸弹。夏雷在传达命令时说，第2队的目标是安东附近的飞机场。在出发执行这项任务的前一天下午，我 们的联队长华·福特上校在，第5航空队情报部来的布朗温中尉也出席了我们的下达命令仪式。一般命令传达之后，第1队的飞行人员都分别返回自己的中队，听取中队下达命令。布朗温中尉向第2队人员传达了第5航空队有关在安东地区逃脱和回避的指示。 我们正在横越鸭绿江时，遭到米格飞机的攻击，于是，我们就在安东上空投掷细菌炸弹和普通炸弹，这才好容易开始将航路转向南方。 马菲林上校和奥斯本上尉的供词，同陈列在北京军事博物馆美军投下的细菌炸弹是相呼应的。美国空军军官的证词（二） 另外，关于美国进行细菌战的理由，美空军第4战斗截击机联队第4战斗截击机大队第336战斗截击机中队驾驶员温斯·R·布里克少尉，于1952年10月9日供述了该大队情报军官里德兰德中尉所做的细菌战讲解的内容： 接着，他继续讲道：“为了成功地尽早结束战争，在北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进行细菌战是必要的。敌人的补给线是由中国的东北地区一直通向朝鲜。我们必须利用一切手段阻止补给物资送往前线。我们必须极大地损伤敌方的人力，使敌人无法把补给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朝鲜。务必要挫伤中国和朝鲜人民的决心，应要求他们停止战争，以免遭受到轰炸。我们必须杀伤送往朝鲜的补充部队，使他们丧失作战实力。在这种轰炸之下，人民和军队都会丧失战斗的意志。这样，战争将会结束。” 该联队的大队第334战斗截击机中队查尔斯·M·卡少尉于1952年5月23日在内华达州纳里斯空军基地听取了细菌战讲解。他供述称，训练中队长、教官杰姆斯·马克因泰亚少校所讲的内容如下： 根据他的讲话，其主要目的是：和上次战争中对日本使用原子弹一样，使用细菌炸弹，为的是尽早地结束战争。他说，如果使用细菌武器，必定会发生传染病，无论前方后方都会缺乏人力，使人民的士气低落，结果人民就会要求停止战争。我们在将要取得战争胜利的时候，中国人介入了战争。对此，作为报复将使用细菌炸弹。 他说，炮兵虽然也可以和普通炸弹混在一起发射细菌炮弹，但是，细菌战大部分将由空军来实施。他继续对我们说道，各位作为F86驾驶员的主要任务是同米格战斗机进行战斗和掩护战斗轰炸机。但是，各位在朝鲜工作期间，必须参加细菌战。 美国联合参谋总部显然是要进行这样一种作战：即在朝鲜战争时要制造一种横断朝鲜半岛中部的“有菌地带”，称为“纹杀计划”，企图切断北朝鲜和中国之间的补给线。 关于这一点，在该供词的“序文”中有一个全面的介绍，其内容如下： 为了实现这一计划，美国空军动员了极大的力量，同时进行了精密的分工。第一飞行联队负责这一目标的左翼，即负责新安州和军隅里地区。空军负责自军隅里至距东海岸约30里处这一地区；海军负责右翼。1952年，美国空军第3轻轰炸机联队、第17轻轰炸机联队、第4截击机联队、第51截击机联队、第8战斗轰炸机联队、第18战斗轰炸机联队、第49战斗轰炸机联队、第58战斗轰炸机联队、第474战斗轰炸机联队、海军陆战队第1飞行联队等先后都参加了细菌作战。用于细菌战的飞机机种有：B-29轰炸机、B-26轻轰炸机、F-51、F-80、F-84、F-86以及海军陆战队的夜间战斗机等，还有同型或与他们相类似的战斗轰炸机和战斗机。撒布细菌的方法也越来越阴险巧妙。经常是撒布细菌的任务和投掷普通炸弹的任务同时完成，以使朝鲜和中国人无法察觉。美国空军撒布细菌时选择了“更加有效”的方法。例如把细菌撒在人口密集地区或军队的集结地区；把细菌武器投掷在交通要道、公路和铁路桥梁；在破坏公路和铁路之后撒上细菌，使修复铁路或公路的工人感染传染病，从而阻碍或延缓公路或铁路的修复；或者把细菌撒布在江河和饮用水中，污染水源，直接一举杀害大量的中国人和军队。 美国空军俘虏们摆出了难以否认的证据，供述了(美国）进行细菌战的事实。朝鲜和中国方面对俘虏一贯采取宽大政策，说强迫他们坦白交代完全是荒谬的。他们只不过是执行上级的命令而巳，并非是细菌战的主要负责人。结果，由于美国空军俘虏们坦白承认了自己的罪行，所以中国方面决定将他们全体释放，遣送回国。历史逆缘的见证 由于航班的原因，我们在北京住了两天，所以有机会在市内多进行了一些参观。 在去军事博物馆之前，我们访问了著名的“故宫”(旧紫禁城）。这里是明清两代王朝的皇宫遗迹。故宫本身就是具有500年历史的博物馆。 穿过成为北京象征的天安门向北走，就来到了故宫博物院的正门——“午门”。故宫整个占地面积为72万平方米，屋宇达9000余间。据说这里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而且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建筑群。 虽说是平日，但由于休息日采取轮休制度，游客仍很多，外国人也比较多。解放后，中国政府对故宫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建，从全国收集了大量文物，在故宫内展出。 听着李梅子女士的介绍，我们来到了太和殿。这里堪称故宫的核心宫殿，是皇帝举行即位、庆典、颁布政令等重要仪式的地方。显示着昔日王朝的富丽堂皇的装饰和陈设，令人瞠目结舌。我望着那些涂着耀眼的金箔和油漆的柱子，紫檀的宝座，金鼎，烛台……这些惊人的财富，不禁令人哑然。后来，我靠着笔记又逐一地回忆起来。 无论在哪个国家的王宫里，每当我看到统治阶级集中在那里的大量财宝时，就感到似乎听到了那些变成泡沫消失在历史的海洋中的无数民众的怨恨和恸哭声。为了收集如此众多的财宝，多少民众付出了牺牲啊！这些陈列品似乎在呼喊：看一看凝聚在财宝中的怨和恨，听一听劳苦大众的恸哭声吧！ 翻译李女士说道：“这些财富和艺术都是为一部分统治者而存在的，和老百姓是无缘的。”我边听边想：不能说无缘，这些财富绝不会给老百姓带来幸福，毋宁说，会使他们更不幸。但是，今天，这些财富服务过的统治者死了，这些财富却作为历史的见证而传了下来。从这种意义上来看，难道不是一种“逆缘”吗？ 离开沉淀中国历史的宏伟故宫，我进入公厕，大吃一惊：“小便”姑且不论，“大便”周围没有任何围墙，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满不在乎地排便；在日本是面向里面，而在这里是面向外侧，同外边的人形成面对面。 公共厕所的外观，是一座很漂亮的砖砌建筑，而里面却是开放式的结构，使人大吃一惊。后来听说，女厕所的结构也是一样的。 好在我是小便，得了救。那些不服水土、坏了肚子的外国人和妇女们想必感到很窘吧！除了北京、哈尔滨的旅馆以外，我进入的公共厕所全都是同样的结构。有了这种经验之后，外出时，我都事先做好准备。 我担心这种公共厕所是否会使人误解现代的中国。我认为中国首都的“名胜”——故宫的公共厕所采用的这种开放式的结构是不好的。在日本则不同，“有臭味的东西要加以掩盖”。有人说这是由于中国人性格所致，但是，厕所本来是具有很强的隐私性，而且人们对自己发出臭味向外散发就有抵触。用很少的费用加以改造，是有利于改善中国的形象的。 其次，使我感到吃惊的是服务行业的服务人员态度不好。顾客站在前面，服务员们却满不在乎地仍在与同事闲聊，多次招呼才搭话，好像照顾你似的来接待，毫无笑容。 在中国第三产业领域里，很少看到年轻女性的微笑。中国的妇女五官端正，皮肤白净，腿细长，没有萝卜腿。她们虽然具备美人的条件，却不知把女人最重要的素质——殷勤忘在哪里了。服务员不服务 在北京的购物中心王府井，我们曾经去过那里的新华书店。 这座书店坐落在王府井与长安街的拐角处，恐怕是北京最大的书店。在中国的书店里，顾客是不能直接拿书看的，而必须委托服务员把引起自己兴趣的书拿过来看，是一种“闭架式”的方法。 年轻的服务员当着顾客的面把书扔在拒台上。那一剎那，我大吃一惊，而顾客一点也不生气地拿起扔过来的书看起来。顾客一再招呼，佯作不知的服务员为数不少。 不仅在北京，而且在我们所到之处看到服务部门服务员的态度都是不好的。他们似乎不知道所谓“服务”是何含义。我曾短期在旅馆里工作，吃过服务行业的饭。看到中国服务人员的态度，我为他们捏了一把汗。 当然，也有态度很好的服务员，但是，那是在逗留期间，与他们相互产生了感情所致，并不是专业训练出来的服务态度。我获得的深刻印象是：并非职业服务教育落后，而是根本没有进行过这种训练。 不过，也许是由于我有过从事服务行业的经验缘故，没有这种经验的人也许不会那么在意。 北京的夜晚比较暗，不仅路灯少，而且由于节省能源，总体看来，灯光照明都比较暗。 这在美国的街道也是如此，夜晚路灯比较稀疏。从国外旅行回来，为日本街道夜晚灯光之明亮而吃惊，不仅大城市，而且地方城市也是灯明如昼，在马路上能够看书的恐怕只有日本吧！ 日本的资源大部分不得不依赖别国，而消费却如此可怕。对此，使我不得不感到担心。 在王府井暗淡的灯光下，许多人在步行，这是人们吃过晚饭之后出来散步。这里并没有为方便购物设置的“橱窗”，也没有鳞次栉比的餐厅、酒吧和弹子房，人们只是散散步，散步成为一种消遣。 有人说这里是“北京的银座”，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它是一个昏暗的银座。街道两侧虽然都是北京著名的商店，但商店本身也很暗，从外边看去，弄不太清楚里边是卖什么的。 在昏暗的灯光中，随着许多人的移动，扬起蒙蒙的尘埃，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气氛。虽然灯光暗淡，但是却没有忧郁，人们边走边高声谈笑，从昏暗中涌出一种生气勃勃的气氛。 我们走进路旁的一家餐厅。样品拒里只陈列着二三种饭菜。餐厅内方桌边坐满了顾客，几乎座无虚席。整个餐桌都是面对面的席位，也看不到服务员。这里似乎并不像是自助餐厅。由于没有空座，也不懂得订菜的方法，无奈我们走出了餐厅。肚子饿起来，心中有些不安，如果晚上八点不回到旅馆，食堂就关门了。 习惯于东京“日夜服务”的我们，一下子还不适应昼夜分明的中国。第02章 平房的落日731部队的旧址 在北京逗留了两天之后，我们一行于9月17日下午4时乘中国民航601航班飞往哈尔滨。这是一架和YS-11相似的苏制伊柳辛型双引擎螺旋桨飞机。 满机的乘客大部分是中国人。包括我们在内，日本人一共只有7位。 我们预感到，如果不出现误用照片问题，这次似乎将是一次愉快而成果丰硕的旅行。 飞行约一小时三十分钟之后，飞机到达了哈尔滨上空。从机上向下望去，透过云海的缝隙可以看到辽阔的平原，弯曲的河流在夕阳的照射下闪闪发光。乘火车需要17小时的旅程，乘飞机只用了不到两小时的时间。 云海下面的大地，就是昔日的“满洲国”，是日军侵略最严重的地区。这块深深地铭刻着侵略伤痕的大地，在云海下面苍然地迎来了黄昏。 飞机降低了高度，地面逐渐显露出来，我刚想飞机会不会在小米、高粱地里着陆时，前方巳出现了跑道。 一阵轻轻的振动，飞机着陆了。这时是下午5时40分，飞机是准时抵达的，恰好是夕阳刚刚落到地平线上的时刻。 走下飞机，迎面袭来一阵寒气。在机场大厅的入口处，我们受到了中国作家协会黑龙江省分会副主席关沫南先生和该会的张浪先生还有诗人中流先生的欢迎。看上去他们是衷心欢迎我们访问的。给人的印象是，中国作家协会是以北京为中心的一个非常统一的组织。听说作家也是公务员，根据各人的业绩来确定他们的地位和薪金。 日本的作家很少到哈尔滨来。来迎接我们的三位人士，作为中国的作家，对《恶魔的饱食》都表示非常的关注。 机场距市内约42公里，到我们下榻的旅馆所在的市中心，约需一小时的时间。 我们分乘两辆中国制的“上海”牌轿车离开机场。汽车行驶在广阔农田中的道路上。这里并不是平原，而且到处都经过耕耘，根本没来到“满洲”的感觉。 几乎看不到人家，没有擦身而过的汽车，也没有行人，只有偶尔几辆运货的马车。视野所及的辽阔原野，被沉落在地平线上的夕阳余辉柔和地染红，气温相当于日本10月中旬左右。 我心中产生了一种终于来到了这里的感慨。虽然心中担心着日本的情况，但是，既然已来到了当地，就决心专心致志地进行采访。由于这种缘故，平安无事地踏上了这块土地，产生了一种异常的紧迫感。 我们的车里坐着关沫南先生。在车中再次相互介绍之后，通过德永君的翻译，双方进行着交谈。 关沫南先生身体比较瘦小，乍一看似乎像有病在身，有些纤弱。他语气稳重，说话的表情柔和，很有风度。作为共产党作家，他参加过抗日运动。他在东北地方从事抗日地下活动，曾被日军逮捕，差一点被送往731部队。在车中的交谈中我了解到了这一点。 “如果无妨的话，能否讲一讲您的抗日活动和被日军逮捕后的体会呢？” 对于我的希望，关沫南先生既不争强，也不勉强开口，而是毫不在意地像回忆往事般淡淡地讲了起来。 抵达哈尔滨伊始，就遇到了一位最希望找到的活证人。查证731部队现场，从这位抗日作家提供的生动证词揭开了帷幕。抗日作家的证词（一） “1941年12月31日深夜，两个日本宪兵把我逮捕了。他们将灯火管制时用的外黑里红的窗帘蒙在我的头上，架着我上了车，走了大约30分钟。这天夜晚，哈尔滨市所有的左翼作家同时都被捕了，所以将这次事件称作‘12.31事件’，又称‘哈尔滨左翼文学事件’。 “被捕以后，我被监禁在松花江附近挂着‘松花塾’招牌的秘密监狱里（位于今天哈尔滨中央大街和友谊路的拐角）。从外表看，它是一幢极其平常的、屋顶略高些的普通平房。市民谁也不知道这里是监狱。 “被关的房间中，在很高的墙上有一个嵌着铁栏杆的小窗户，踮起脚尖或跳起来也看不到外边。附近有一幢白俄的教堂，地面有电车终点站。从传来的阵阵钟声和电车进站的轰鸣声和回头电车的发车转辙器转换声，可以判断出监狱的位置。 “我们进行活动时，有三个特务（机关人员）钻进了我们内部。他们在三年中间一直在监视我们的活动，掌握内情。在我们被捕、接受审讯时，他们事先已进行了调查，日方巳详细地了解我们的活动情况。三个特务中的一个是其他县的共产党员。他们被捕后转向，背叛了党。另一个人是他的妻子，是共青团员。还有一个人伪装进步的态度，接近我们。我们将他们作为同志和他们交往了三年。其间他们完成了对我们活动的调查。 “被捕的另一个理由是我们在东北（满洲）报刊上发表的文学作品。他们已经翻译出来，作为证据。” “我从十六七岁开始进行创作活动。二十一岁被捕时巳写了四十多篇短篇和两篇长篇，并正在报上连载。” “被捕的人大多是左翼作家和游击队员，其他还有满铁的左翼刊物《满洲评论》的编辑和建国大学的教授。被关进‘松花塾’的人，下场都没有定。从写在‘松花塾’墙上的血书看，估计他们几乎都是进行绝食而饿死或被毒死的。包括我在内，一部分人被遣送至长春，得以活了下来。还有的人被送往731部队，没有一个人生还。” “我得以生还的原因，听说，对当时的日军来说，共产党作家很稀罕，是为了进行观察。” “我被捕后，被他们用竹剑乱打。我还遭受了拳打脚踢等暴行。‘12.31事件’前被捕的人，受到灌凉水、电刑等拷问。结果，有两个人在某种程度上做了自供。半年之后，我们被捕了。” “我虽受了拷问，但我说：‘我是一个个人，写了些基于共产主义精神的作品，是利用文学这个手段宣传共产主义，同共产党没有关系。’一直坚持到最后，我都这么说。” “被捕的人去处多种多样，除‘松花塾’以外，还有日本领事馆、宪兵队本部等，市内设有许多监狱。哈尔滨宪兵队、哈尔滨市警察局特高科和特务机关之间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我被送进了长春监狱，后来和狱中相识的一位妇女结了婚。她也从事抗日运动，被捕之后受到了同样的拷打。后来查明我（和共产党）没有关系才释放出来。” “被捕时和释放时都是用灯火管制用的布蒙起眼来，并用汽车在市内转来转去，所以无法判明监狱的位置。” “把我们出卖给日军当局的两个人，叫大内隆雄和藤田菱花。这两个人把我的作品翻译之后，作为我的罪状证据。大内原来是个左翼作家，叛变之后来到‘满洲’。据我所知，藤田是个特务，也是满洲的土匪。伙伴们并不知道他是日本人——汉语讲得十分流畅，毛笔字也写得特别好，而且，很喜欢中国的古诗和唐诗。他还吸鸦片。谁也不知道他是日本人。日本占领东北以后，藤田作为作家出现在长春。” 关沫南先生以低沉的语调淡淡地这样说道。从他那稳重的风貌完全看不出他是一位经受过残酷镇压风暴的人，但是，支撑纤弱身体的毫不动摇的姿态，却令人感到他有一种经历过长期抗日斗争锻炼而养成的坚强意志。 关沫南先生的话将要结束时，汽车驶进了市内。天巳经漆黑了，许多自行车行驶在没有路灯的街道上，自行车也是无照明的。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城市里，自行车都特别多，这是一个特征。道路像是专为自行车修建的，汽车得让着自行车行驶。不过，汽车和自行车相撞的事故也比较多，我们访华期间多次目睹了这种事故。 突然汽车急剎车，有许多人聚集在黑暗中，车灯灯光中升起了蒙蒙的尘埃，情况显得有些异常。车灯照在前方，一匹马流着血倒在地上，人也倒下了，这又是一次交通事故。 听说是汽车和马车发生冲撞，我们唯恐是前边的汽车发生了事故。 不一会儿，汽车绕过马匹，离开了事故现场。晚上六点半左右，比预定的时间稍晚了一些，汽车驶进了此后五天下榻的宿舍——“和平邨宾馆”院内。七点开始举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黑龙江省分会副秘书长张积智主办的欢迎宴会。 作者注 关沫尚：1919年11月14日生于吉林省永吉县小兰屯。从上初中起受鲁迅和高尔基的影响，立志从事文学事业。1937年由于家境贫困，高中退学到邮局工作。后来参加了哈尔滨马克斯主义文学研究小组，从事左翼文艺活动。在《新青年》和《小说人》等刊物上发表了40余篇小说和散文等。 1941年在哈尔滨报纸上发表连载《沙地之秋》、《落零时节》时被捕，连载中断。在监狱中被监禁三年以后释放，加入长春的东北人民解放同盟，任杂志《新群》总编辑、东北作家联盟执行委员。1946年1月起任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文学科科长、《北方文学》杂志总编辑等职。30余年来，主要执笔创作小说和文学评论，也写过不少剧本和散文。 （摘抄自《中国文学家辞典》）不战的圣地 9月18日清晨，我们一行“进入了平房”。这是我们访华旅行最重要的一站。中国作家协会的张浪先生和中流先生以及哈尔滨市地方史学会的佟振宇先生陪同我们访问。 平房就是731部队的根据地，是《恶魔的饱食》的核心，是铭刻着被杀害的“马鲁太”无数的怨恨和日本侵略战争爪痕的地方。经历了37年的岁月，这里究竟会以什么样的表情来迎接我们呢？ “我们是为祖国而战，是为了日本，才把‘马鲁太’作为实验材料的，有什么不好？你们这些家伙没有参加过战争懂什么呀！” 由于愤慨而拒绝采访的原731部队的老队员，每当谈到平房这个地名时，总是显露出一种百感交集的表情。 原731部队年老的护士，谈到平房地名，总是把布满皱纹的双手合起来为牺牲者祈祷冥福。不仅仅是原部队人员，平房这个地名使日本人心中回忆起痛苦的过去。与其说是日本人过去在“圣战”美名下犯下罪恶的本身，不如说是要隐瞒过去的错误，而借口这是因为战争没有办法而支吾搪塞的做法更是野蛮。然而，虽说这是被军国主义的疯狂所迷惑而犯下的错误，但是访问铭刻着祖国犯下的错误，洒满牺牲者鲜血的大地，作为一个日本人来说，我的心情是很沉重的。 虽说如此，《恶魔的饱食》的作者我和下里先生不得不访问平房这个地方，这是令人产生像圣地耶路撒冷那种乡愁的矛盾心理所促使。这里应该是日本人发誓不再重犯战争罪恶的圣地。 天空云很高，阴天，黎明前一场雨使路面变得湿漉漉的。由于昨夜下了一阵暴雨，我们担心今天不能去平房了。听说，迄今有几个日本团体访问过平房，但每次都遇上暴风雨。我突然想到，是否是“马鲁太”的灵魂不喜欢日本人访问这里呢。 但是，到出发时，天气逐渐变好。市内正是自行车高峰的时刻，我们的汽车穿过自行车群，向平房驶去。没有自行车的人们，站在货运卡车上，被分别送往工作单位。这里上班时间通常比较晚，但采取轮班制，错开上班的时间。 汽车行驶了20分钟以后，就看不到一排排的居民房屋了，而是进入了广阔的农田。视线所及，都是种有高粱、土豆、大豆、小麦和青菜的农田，在地平线处种着许多白杨之类的树木。 穿过绿色的农田，通往平房的道路是笔直的。道路两侧都种满了白杨树，货车和自行车也大大减少，偶尔有几辆运货的马车，悠闲地行走着。 田野虽然很宽阔，但都耕种得很整齐。这里和我印象中的“满洲”荒野相距甚远。令人担心的天气完全放晴，明亮的阳光照射着碧绿的平原。这同731部队阴森森的印象相差十分悬殊。 再向前行驶三四十分钟之后，在原野的尽头，出现了一群砖瓦的建筑群。不一会儿，汽车进入了市区，自行车和行人骤然间增多起来，街上几乎看不到独幢的住房，多半是三五层的砖造公寓。道路很宽，两侧种植着浓密的白杨树。 同日本的城镇不同，这里是公寓、工厂、仓库、牲口圈、马棚、货车、工地和绿化区混杂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熙熙攘攘的活跃气氛。 731部队的根据地——平房区，现有人口为142523人，是哈尔滨市的一座卫星城。这里的经济是以生产农机具和木材工业为主，城市处于发展中。第五十一个年头的握手 汽车在看似市区中心的一座横的细长的像学校式的三层楼前停了下来。这里是平房区区政府兼区议会、警察署和共产党的办事处，是平房区行政机关的中枢。 我们的访问事先已通知了当地，因此，受到了十几个人的欢迎。几乎所有的人都穿着长统雨靴。 附近楼房的窗户里露出了许多人脸，街上的行人也围扰过来。从欢迎的人群中走过来一位目光和蔼可亲、充满信心的人，和我们紧紧地握手。 “欢迎来平房访问，我们恭候巳久了。”这就是平房区人民政府副区长王学琴。接着，又走过来一位面孔晒得黑黝黝、表情淳朴而魁伟的人，他是韩晓先生。 我们早就听说过韩晓这个人的名字，他的正式头衔是“平房区友协街道办事处主任”。作为当地研究731部队的人员，对该部队多少有些关心的记者、作家和学者大都知道他。 韩晓先生读过《恶魔的饱食》。在我们之前，日本记者团访问平房时，他做过向导。在我们访华前10个月，韩晓先生通过日中有关人士给我来信，表示希望在哈尔滨市翻译《恶魔的饱食》，并保存731部队的遗迹，以免淡化战争的记忆。因此，我觉得像见到了老朋友似的。 过去对日本只有厌恶和憎恨的平房人和日本人，现在沭浴在和平的阳光下紧紧地握手。此时，充满秋日馨香的微风，轻轻地拂过绿色的杨树林。这时候，我突然想起了狄更斯的名著《双城记》末尾的一段话，那是主人公为替自己受刑的人写的： 我看见他带了一个又以我命名的孩子来到这里。那时这里已是一片美景，全没有了今天的扭曲与丑恶。那孩子长着我所熟悉的前额和一束金发。我听见他告诉孩子我的故事，声音颤抖，带着深情。 我现在将做的远比我所做过的一切都美好，我将获得的休息远比我所知道的一切都甜蜜。 在平房留下无数的怨恨而死去的许多“马鲁太”一定会想，不久，和平将重新到来，雨过天晴的明媚阳光和一片绿色在微风之中，日中两国人民相互握手的日子将会到来。 在特设监狱的墙壁上留下血书而死去的中国“马鲁太”，如果灵魂有知的话，对于现在这种情景，将会产生怎样的感慨呢！ 恰好是1982年9月18日上午10时，正值关东军对沈阳郊区柳条湖（柳条沟）的满铁线路进行阴谋性破坏并以此为侵略中国的借口，制造“满洲事变”的第51个年头的早展。 作者注 关于爆发满洲事变的地点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柳条湖，另一种说法是柳条沟。迄今，在日本通常是说“柳条沟”。 关于这一问题，辽宁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九一八事变史》作了有关的记述，现介绍如下：迄今，关于九一八事变炸毁铁路地点的地名问题，众说纷纭，如柳条湖、沟、桥、湖沟等，其根据是《沈阳县史》、《承德县志》、《满洲帝国行政区划便览》和《沈阳十年》等地方史的记栽。 但是，清朝、民国、伪满、国民党统治时期和解放后该地的地名一直是“柳条湖村”，另外，居住在该地区的老人也把它叫做柳条湖村。 在事变前后，满洲铁路一直使用“柳条湖保线区”地名，关东军也称之为“柳条湖分遣队”。关东军参谋部在1931年7月发行的《奉天（沈阳）近郊地图》记栽为“柳条湖”。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在9月18日的日记里，写为“柳条湖事件”。1938年关东军在爆炸地点修建的纪念碑上刻的是“柳条湖纪念碑”。那么，怎么会把“湖”错叫成“沟”呢？可以认为其可能性是：朝日新闻奉天（沈阳）通讯局局长武内文彬于9月19日发往东京朝日新闻总社的第一次电讯中把爆炸地点错写成“柳条沟”。从那以后，日本的媒体都使用“柳条沟”了。本书统一采用“柳条湖”的说法。战争罪恶的思想基础 我们被从拉有电线的白灯罩路灯的大门引进了区政府建筑内，来到了二层像是会议室的大房间里。室内没有什么装饰，仅在白色的墙壁上挂了几幅中国画。房顶很高，室内摆着一些木制桌子，桌子背后放着的沙发呈口字型摆放着。 我们被安排坐在靠窗边中央的沙发上，然后大家围着我们而坐。首先是王学琴副区长代表平房区致欢迎词： “今天是9月18日，正值日军开始侵略中国的51周年。在这个日子里，迎来了森村先生一行，我们来共同回顾历史是很有意义的。” 王学琴先生的讲话在高大的室内引起了回声，翻译李梅子女士紧张地进行翻译。不足之处，由德永女士进行补充。在整个旅程中，她们两人相互帮助，配合得很默契，很好地给我们进行了翻译。 “森村先生在《恶魔的饱食》中尖锐地揭发了日本军国主义731部队的罪行，对于保卫和平、反对军国主义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在礼节性的致词之后，王先生开始具体地讲述了731部队与平房区的关系。 “731部队强硬地让居住在平房区的人们搬走，之后，在这里修建了一座制造细菌的工厂。731部队在这里利用各种动物进行细菌战实验。不仅使用动物，还利用中国人的人体进行各种实验。日军通过各种残酷的实验杀害了许许多多中国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前夕，他们把作为犯罪证据的工厂设施全部炸毁。从中心设施里逃出了许多动物，被细菌污染的动物多数逃跑了。战争结束后，曾以凶猛的势头流行了鼠疫。1946年在义发源、东井子、后二道沟等村子里有100多人因患鼠疫而死亡。这些都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侵华中犯下的罪行。（日军的）这些极其残暴的罪行，至今仍记忆犹新。近来，日本文部省正在篡改侵略中国的历史，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然而……杀害中国人民，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犯下的罪行，日本人民同样也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今天，为了维护和平，反对军国主义复活，应共同展开斗争。日本和中国人民之间有着漫长的交流历史，我们必须让这种交流的历史发展下去，让中日两国人民的子子孙孙友好下去，我再次表示衷心欢迎森村先生一行的访问。” 在热烈的掌声中，王先生结束了致词。 访华期间，不仅王先生，而且所到之处都听到了“必须把日本军国主义者和日本人民区别开来”这句话。随行的林绍纲主任和李梅子女士也这样说。日本军国主义者和日本人民真的能够区别开来吗？对于中国方面的这句话，我们日本人可以心安理得吗？ 的确，过去是军事立国的法西斯主义统治着日本，并由法西斯主义发动了侵略战争。这场战争是由一小撮军国主义者垄断了政治权力而发生的。由于政治权力全部交给了擅长集体催眠术的独裁者，所以才把全体国民驱赶进了战争这个集体疯狂的状态之中。 但是，这并非仅仅是由于独裁者的催眠所致，是否也因为“日本人”具有一种容易被催眠的思想基础呢？那就是由单一民族构成的日本民族在岛国封闭的环境中培养出来的忠君爱国精神。这些使（日本）容易统一舆论，并把日本置于世界中心的地位，沿着侵略战争的轨道狂奔下去。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民都有爱国心，只要没有国家的独立与自由，就谈不到个人的人格和自由。但是，过度的爱国心，就会把本国以外的国家看做是支撑本国富裕起来的“基础”，从而陷入只要本国好，不管别国怎么样的自以为是的状态中。在日本，这种状态和激进的军国主义结合在一起，使日本加入了殖民者的行列。 在日本出版的有关太平洋战争的记录中，绝大多数是日本受害的记录。 日本的战争是在“用亚洲人的手保卫亚洲”这一类防御性的口号下开始的。揭露日本侵略真相的人，遭到“卖国奴”、“那还算日本国民吗”的咒骂。这也是基于日本民族的集体归属意识。 对《恶魔的饱食》最多的共同批判谴责是说“有儿子揭露老子罪行的吗”？也就是说他们把国家和领导比喻为父母，而把国民比喻为儿子。本国“战胜”的成果，是建立在对别国和其他民族的侵略加害的基础之上的。受害的伤口，相互舔舐，而对于加害，则相互掩盖。这在日本巳成为一种默默的倾向。破坏这种倾向者，就被看作是叛徒，是“非国民”。 对家比个人更重视，集体受到尊重。个人归属于强大的集体，并企图把这种权威和力量变成自己的东西。通过向集体献出忠诚，把自己埋没在集体之中，谋求安身立命。为了集体抛弃自己，毋宁说有一种快感。日本人的使命感，多半发自对集体的忠诚。 当想到日本的这种思想“基础”时，我们不能认为过去侵略中国和东南亚地区的行为和战争罪行是和一般的日本国民毫无关系，不能和一部分军国主义者犯过的错误分割开来。 731部队真正的可怕之处，并不仅仅是活体实验等犯罪行径的本身，而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也站在731部队的延长线上。 他们并不是职业军人，而是极为普通的日本市民，他们绝不是中国所说的军国主义者。在“为了国家”这个免罪券（中世纪欧洲天主教用）的保护下，也许能够免除个人的责任，但是，我们日本人具有一种如果处于同样状态之下，会多次重演相同罪行的危险“基础”。这一点是绝不能忘记的。为了不忘记这种“基础”，我才写了《恶魔的饱食》。 王学琴先生的致词包含着对我们日本人访问平房的一种“照顾”吧！ 在中国各地听到的同样措辞中，存在着一种希望同历史上、地理上有着密切关系的日本友好相处的意识吧。 中国方面这种有所“照顾”的措辞，使我因想起了蒋介石于1945年8月15日向全中国国民的广播讲话，他强调采取以日本军阀为敌，而不以日本人民为敌的方针：“我们绝不企图进行报复，尤其不能对敌国无辜的人民加以侮辱。如果以暴行回答敌人过去的暴行，以侮辱来回答他们过去的错误的话，则是以恨报恨，那就永无止境……” 这次广播讲话，使在中国的日本人深受感动。 然而，至今原731部队上层人员依然认为“石井部队在当地为医学防疫做出了贡献”。“搞过活体实验，但那是为了国家而搞的”。不少人不是悔恨，而是抬出为集体行动是合理化的歪理。 在王学琴先生讲完欢迎词之后，我站起来，首先对他们的欢迎表示感谢。接着讲道： “我并不是为了激起中国国民的旧恨才写《恶魔的饱食》的，而是为了使对战争的记忆不致淡化，防止重犯同样的错误才写的。我希望评价创作《恶魔的饱食》的不是中国人，而是日本人。作为一个国民来说，对于祖国犯下的错误总想尽可能地予以掩盖，但是，一方的国家在侵略另一方的国家之后，为了恢复两国真正的友好关系，侵略一方的国家应该做出诚挚的反省。这部书也是曰日本国民反省的书。如果把《恶魔的饱食》作为桥梁，平房人和原731部队人员之间忘却旧怨而进行交流，进而成为支撑两国友好的一块基石，那么，我将感到荣幸。” 讲话结束之后，双方进行了座谈。“1978年7月的一天，一位高龄的日本人在儿子的陪同下来到了平房区，他在口字楼（原731特设监狱）前献上了一束白色的鲜花之后，口中念念有词。附近的人感到很奇怪，询问老人的姓名。他说叫上坪铁一，现年87岁，伪满时代曾任原安东县宪兵队长。战争时期，他曾把22名‘马鲁太’送进731部队。他从日本来到这里是忏悔自己过去的罪行。”席间，平房的人谈了这样的一段故事。 中方的这一证词，和原关东宪兵队司令部第三课课长吉房虎雄中佐的下述手记是一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