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了，季节剧院4、多亏了贝多芬5、“狗耳朵”事件6、我是LD7、爸爸减妈妈？8、你是个低能9、和机器狗灰灰一起生活10、2000年的第一次日出11、胡瓜鱼12、戏剧之旅　　虽然在引进的时候，都介绍说《小时候就在想的事》是《窗边的小豆豆》续篇。 不过其实，这本书和《小豆豆》没有太大关系，只是同一个作者——黑柳彻子的一些生活随笔而已。但是，因了黑柳本人的精灵古怪，这本随笔也非常好看。小时候就在想的事红拐杖　　报纸上说，现在有很多小学一年级的小孩子，上课的时候不肯好好地坐在书桌旁，总是到处晃来晃去。即便老师告诉他们“请坐下”，他们也不肯听话，照样晃来晃去。我就是因为这个样子，刚上小学三个月就被退学了。　　可是那时候只有我一个人是这副样子，而现在，孩子们却都晃晃悠悠地跑到窗子之类的地方去了。我不知道现在的孩子晃来晃去是出于什么理由，可是我自己那样做却是有理由的。即使是一个６岁的孩子，她也是有自己的理由的。　　有的人会非常清晰地记着小时候的事情，也有的人想起儿时的事，已是一片模糊了。我小时候发生了很多事情，让人没法不记得清清楚楚的。所以，在我的记忆中，这件事那件事的，印象都极为鲜明。现在看看五六岁的小孩子，觉得他们实在是非常幼小，不久之前还要用尿布呢！可是回忆起当年的自己，却似乎确实已经有了自己的感知和判断能力。我想，如果把自己小时候想的事写下来，对现在那些晃来晃去的孩子，人们也许会大致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因为毕竟我小时候也是一个这样的孩子。这么想着，我决定写写看。所以，呈现在这里的，并不是一个优秀孩子的思想，而是一个小学一年级就被退了学的孩子所思考的事。　　红拐杖在我满５岁之后，马上就要上一年级的时候，我的腿却出了问题。一个忙碌的早晨，我快要去幼儿园的时候，我告诉妈妈：“昨晚睡觉的时候，我的腿疼。”　　妈妈正在准备早饭，一听这话立刻停住了手：“那可不得了！”　　妈妈又说：“我听说晚上睡觉的时候腿疼是很不好的，我们去医院吧！”　　我最讨厌的就是去医院了，慌忙说道：“我昨天翻跟头的时候摔了一下，所以腿才会疼的。”　　说着，我在妈妈面前蹦蹦跳跳给她看，又说：“现在已经不疼了。”　　可是妈妈却不肯听我这些借口。我不情愿地被妈妈拽到了医院。那时候我家住在东京的洗足池附近，那是一个颇有来历的池子，传说日莲上人曾经在那里洗过脚。所以当时去的医院属于附近的昭和医专（即现在的昭和大学）。一位非常精神的男医生给我做了检查，然后立刻对妈妈说：“是髋关节结核！”我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马上就被放平躺好，转眼之间，从我的右脚脚趾一直到腰都被浸了黏糊糊的石膏的绷带缠得紧紧的了。那就是石膏绷带。　　缠好绷带以后，医生一边说着“好办法！这可是好办法”，一边很柔和地“啪啪”叩着我的腿。我本以为他们会立刻给我拿掉绷带，可没想到我就那样住进了医院。不过，我还是第一次住院，发现了很多好玩的事情，所以倒一点儿也不觉得有什么寂寞啊，苦闷啊。那时候，爸爸妈妈已经从医生那里得知，我得的这种病，即便治愈了，以后也可能需要拄着拐杖走路。可是我并不知道这些，仍是整天优哉游哉。我躺在床上，眼睛只能往上看，每天读读书（那时候我已经认识了片假名和平假名。虽然幼儿园并不要求孩子们拼命学习，但我自己很想看书，而且当时所有的汉字旁边都标有平假名的注音，只要认识平假名，就可以看懂很多书），或者把布娃娃放在胸口上，和娃娃们说话玩。护士们都非常和气。不过医院的饭菜没有家里的好吃，我最讨厌的是四四方方的炖高野豆腐。盘子里明明一点儿汁也没有，可是用筷子一摁豆腐，就会“扑哧——”一声冒出茶色的汁来，我最讨厌这个了。现在我已经非常喜欢吃高野豆腐了，可是那时候就是吃不惯。因为我只能躺着，吃饭都是由护士或者妈妈喂，一见到高野豆腐，我总要特意亲手拿筷子摁它一下，等汁“扑哧——”一声冒出来，想着“哎呀，好讨厌”。这也许是对不喜欢的东西的好奇心吧！可是，当时的饭菜中经常会有这种高野豆腐。　　在医院的生活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了。有一天，护士告诉我隔壁病房里住着一个女孩子，生了和我同样的病，年纪也和我差不多。可是，即便我知道了这件事，也没办法走过去看看她，只能想一想“哦，是吗”罢了。　　可是，我那时运气实在是糟透了，当时我从右脚脚背、脚踝、小腿、膝盖、大腿、整个腿肚子，一直到腰，都裹在已经变得硬邦邦的石膏绷带里面，只有脚趾头露在外面。可就是这个时候，我染上了猩红热。这是一种传染病，所以我的右腿还打着石膏，就被从昭和医专送到了附近的传染病医院——荏原医院。猩红热就像蛇蜕皮一样，身体的皮肤会脱落，如果严重的话，手上的皮肤就会像手套一样蜕下来。这当然会非常痒。好不容易把这个病治好了，我又回到了昭和医专，可是不久又染上了水痘。水痘也是一种传染病，我的右腿又绑得直直的，被再一次送到了荏原医院。出水痘的时候，身上痒得让人真想哭。全身都痒得厉害，露在外面的部分还可以挠一挠勉强止痒，可是裹在石膏里面的部分，完全伸不进手去挠，痒得实在难以忍受。我隔着石膏敲打，还试图从腰或脚趾那里伸一个小棍子进去挠，但是伸不进去，都没法解痒。后来还是爸爸想出了个主意，拿一根又薄又长的尺子从石膏缝里伸进去，终于可以慢慢够到痒处的边上了。我拍手大叫：“成功啦。”这也让我很感激爸爸，他整天忙着拉小提琴，却还为了我而绞尽脑汁地想办法。可是尽管有了这个办法，还是有好多地方够不到，比如膝盖后面啦，痒得让人无法忍受。但我没有哭闹，即便痒得浑身哆嗦，我也拼命忍耐着，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回想起来，觉得挺让人佩服的，那时是因为我觉得护士和爸爸妈妈都尽了最大的努力来照顾我，如果我还抱怨的话，那就太对不起他们了，所以自己就努力地忍耐着。　　因为这两次生病，我好几次在医院进进出出，坐在小推车上，得以偷偷地张望隔壁病房的情形。“和我生同一种病的那个女孩，究竟是什么样子呢？”我看到了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女孩子，和我一样脸朝上躺着，我还看见了她的脸。那是一个瓜子脸、梳着童花头、眉清目秀的小姑娘。那个女孩子也看到了我。　　日子一天天过去，终于到拆石膏的日子了。只不过是几个月的时间，裹在石膏中的右腿就变细了好多。而且，似乎我在这段时间里个子长高了，我的左腿比石膏中的右腿要长不少。所以，我虽然能够站起来，却不能行走。　　更严重的是，我甚至忘记了该怎么走路。　　出院之后，按照现在的说法，我立刻开始了康复训练。据说新宿有一所名叫“名仓”的医院很不错，我每天都要去那里进行电疗。在我的印象中，是从一个大箱子中弯弯曲曲地伸出好几根花花绿绿的软线，像绳子一样，通过这些软线给腿通电理疗。另外，我也接受了按摩治疗。　　后来，我去了汤河源温泉。我爸爸的母亲，也就是我的祖母，和一个年轻的保姆一起陪着我去的。我很怕这位祖母。我们住在旅馆里，不管我醒得有多么早，睁开眼睛的时候总是发现祖母已经把头发梳得纹丝不乱，衣服穿得整整齐齐，正在读书呢。如果我哇哇地大声唱歌，或者在榻榻米上翻腾打滚的话，祖母绝对不会训斥我“安静一点”，而是会从书本上抬起眼来，静静地说：“我讨厌吵闹。”所以我无计可施，只好蹑手蹑脚地行动，每天和祖母一起读书。祖母似乎并不是讨厌小孩子，有一天她曾经给我看她头顶上一块秃掉的地方，那块地方圆圆的，直径有３厘米长。祖母告诉我，那是因为过去“梳的是圆发髻，总是把所有的头发在这里紧紧地挽成发髻，所以这里就成了现在的样子”。祖母还说，现在她梳盘发的时候，都要精心地梳理以便遮住那块秃的地方。从那以后，我试图比祖母早起来一回，在她梳头之前看一看那块秃的地方，但总是失败，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祖母已经在读书了。　　我们虽然住在旅馆里，但并没有去这个旅馆的温泉，而是去了附近的一个据说非常有效的叫做“玛玛乃”的温泉。每天下午我都和保姆一起过去。温泉那里聚集了很多受了烧伤、创伤以及患了各种疾病的人，几乎都是成年人，很少见到小孩子。玛玛乃温泉有一个大大的浴池，周围非常宽阔，能够容得下很多人躺在那里。浴池中的热水是茶色的，站起来的时候，会觉得下面黏糊糊的，稍微有点吓人。有趣的是，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种大而细长的绿色叶子，把叶子在热水里浸一下，然后躺下来，把叶子贴在身体的某个部位。这大概是草药吧？有的老大爷拿着好几片叶子，也有阿姨在那儿，现在想来，应该是男女混浴的吧。　　我旁边有一个男孩子，据说他是因为跳进了正在沸腾着的洗澡水中，全身都被烫伤了。那个孩子在身上贴满了叶子，脸朝下躺着，一开始我还以为他在玩捉迷藏的游戏呢。他看起来像是小学四年级学生，我已经忘记了都和他说了些什么，只记得他是由妈妈陪着来的。他妈妈对旁边的人说：“这孩子真是个冒失鬼！也不伸手去试试洗澡水烫不烫，一下子就跳了进去。”那个男孩子从叶子底下争辩道：“可是，澡盆没有盖子嘛！”但他的妈妈并不听他的辩解。　　我从那位妈妈那里得到了一片叶子。我珍重地把叶子蘸上热水，在右腿的各个部分挪动着，同时学着那些上了年纪的大叔的样子，枕着胳膊侧身躺着，一动也不动。有一个男人头上顶着一片叶子坐在那里，不知道那样是要治疗什么地方。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了，我的右腿很快地变长。（也许从医学角度来说不是这么回事，可结果就是我的右腿和左腿一样长了，我想它还是变长了吧。）我终于能够行走了。因为我并没有听过要拄拐杖之类的说法，所以觉得会走了是很自然的。终于到了从汤河源回家的日子了，我坐着当时还是很新奇的电力机车，在中午时分到达了品川车站。看到爸爸和妈妈站在月台上，我连忙朝他们跑过去，想要跟他们说说电力机车的事儿。跑到跟前一看，却发现爸爸妈妈都在哭，我不禁大吃一惊，心中十分不安，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事？这时，爸爸抱住我，说道：“豆豆助！祝贺你！”　　我这才知道，爸爸并没有伤心，于是也高兴起来。直到很久以后我才能理解，当时父母看到我一边喊着“爸爸！妈妈！”一边朝他们跑来的身影，两个人喜出望外，可以说是喜极而泣。现在我能够想像，曾被医生告知我可能需要拄拐杖才能行走的爸爸妈妈，当看到我奔跑的样子时，心中该是多么欣喜啊！后来，据说医生还对妈妈说：“这简直近乎奇迹，一万人中几乎只有一个人能够痊愈。”不过，５岁的我还不能明白，当人高兴的时候原来也会哭。　　不久之后，我就要升入一年级了，有一天，我在家附近一个人优哉游哉地走着，这时对面走过来一个拄着红色拐杖的小姑娘。红色的拐杖很罕见，我就走近些想看清楚一点。和那个小姑娘目光相遇的那一刻，我认出了她就是我隔壁病房里的那个小姑娘。小姑娘看到我的脸之后，立刻盯着我的腿看。我不禁后退了几步，她一定也听人说过我和她生了同样的病，我不愿意让她看到我不用拄拐杖就能走路。我们默默地擦肩而过。　　看来那个小姑娘就住在我家附近，我走在路上的时候，经常会从对面闪出红拐杖的影儿。每当我一见红拐杖，就急忙躲到岔路上，或者钻进别人家的院子里，避开那个孩子。因为我想着，无论怎样都不能让她看到我的腿。　　那副少见的红拐杖，也许是因为她家里人想使拐杖看起来可爱一点，才替她用油漆涂成红色的吧。　　有一天，我和爸爸一起散步的时候，对面又影影绰绰地闪出了红拐杖，我慌忙拉住爸爸，说道：“不行！不行！快点躲起来！”　　一边说着，我急急忙忙地要躲到岔道上去。爸爸很是惊讶，问道：“为什么？”　　我带着哭腔解释道：“我不能让那个孩子看到我的腿。因为，她的腿没有治好，我的腿却好了。如果让她看到了，她就太可怜了！”　　爸爸听了我的解释，说道：“那么你过去和她说说话不是很好吗？不要老是这样躲着她，过去说说话不是很好吗？”　　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和一个还不认识的女孩子说话。　　不久我就上了小学，去上学的方向和我散步的方向正好相反，所以我再没有遇到那个女孩子。直到现在，我还一直想为什么当时没有像爸爸说的那样，走到她的身边说一声“你好”，想来不禁很懊悔，也很难过。那个女孩子绝对不会知道，我不想让她看到我的腿，所以一见到红拐杖就躲起来。也许她会想，“那个孩子不在这里了啊。”那时候，在我“不能让她看到我的腿”这个念头之中，可能已经隐隐地包含了一些想法，虽然我自己当时并不清楚，那些想法也还没有成形。那就是：有的孩子病治好了，有的孩子却没有治好；也许那个孩子没有去名仓医院或者玛玛乃温泉吧；可能因为那是要花钱的，有的人去不起；世上是有不公平的事情的；不能因为这样的事让别人伤心等等。当然，关于钱的事情，我是稍晚一些时候才想到的。我并不觉得自己是一个特别善良的孩子，可是，那个时候的５岁的孩子，大致会有这样的想法。即使是现在，肯定也是一样的。我相信越是小孩子，就越是拥有人类最珍贵、最必要的东西。而且，我也知道，随着孩子们慢慢长大，那些东西才渐渐地失落了。　　剪刀 我就是这么一个孩子，其实我并不是多么聪明、懂事，实际上倒是恰恰相反。那时候我正上幼儿园，最喜欢把剪刀放进嘴里，让它发出“喀嚓喀嚓”的声音。现在回想起来，真不明白为什么要那样，可当时却乐此不疲。　　老师们说“太危险了，别这样”，可我尽量让这个游戏不怎么危险，所以满不在乎。可是有一天，园长老太太来到我身边，对我说道：“你这么玩的话，不久就会把舌根弄断，舌头歪到一边，那就不能说话了！你想，不会说话了，你可不愿意那样吧？”　　我把手探进舌头下面摸摸看，果然，把舌头抬起来的时候，确实有一条线一样的东西连着舌头。如果这个东西断了的话，也许舌头真的会歪到一边呢。“要是不会说话了，那可不得了！”从那天开始，我再也不往嘴里放剪刀了。园长老太太真不愧经验丰富，只用一回就把小孩子说服了，实在是做得非常漂亮。　　幼儿园就在我家附近，不过放学的时候，却有一辆小小的校车把孩子们一直送到家门口。下车的孩子会对车上的孩子们大声说：“我先走一步啦！花开啦！花开了我再来！哇！”　　一边说着，下了车的孩子会把一只手使劲张开，贴在鼻子那里，朝大家招手。看起来那孩子似乎把花当成了鼻子，我们这些坐在车上的孩子们也大声回答道：“再见三角形！再来啊，四方形！”　　当我把这些话写下来的时候，真不知道我们在说些什么。可是当时说的时候觉得朗朗上口，我们都非常喜欢。　　大家不停地这样叫着、嚷着，一个一个地都回家了。而且回家以后，说的肯定是“我啦啦回来了”。就是把 “我回来了”用“啦啦话”来说。这在当时非常流行，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就能够说得非常流利，可我那会儿还只会说一句“啦啦话”。“啦啦话”就是在要说的话的第一个字后面加上“啦啦”就行了，可是如果句子很长的话，就需要好好练习才能说出来。“舌啦啦头没啦啦有了的话，不啦啦能说啦啦话了，别啦啦这样玩！”意思是： “舌头没有了的话，不能说话了，别这样玩！”我第一次说着“我啦啦回来了”回到家里的时候，妈妈丝毫没有吃惊，立刻说：“你啦啦回来了。”一定是过去也流行过这种“啦啦话”吧！　　三角形有一件事我永远忘不了。那是为了升入我家附近的一所小学，那一天我参加了一场简单的考试。大约有５０个孩子来到教室里，被安排坐到桌子旁边。每张桌子上都摆着五六块赛璐珞的图形块，有正方形、三角形，还有的形状很是奇特。一位女老师说：“请把这些图形拼成一个大三角形！”　　我一看就觉得“好简单”，立刻动手拼了起来。可是，不知怎么回事，总也拼不成三角形。一会儿三角形的斜边上凸出了正方形的一个角，一会儿三角形的底边又不是直线了，反正无论怎么拼也拼不出来。　　老师说：“拼好了的人可以离开教室，可以回家去了！”　　不一会儿，先拼出三角形的孩子站了起来，得意扬扬地走出去了。我前面位子上的孩子也站了起来，我看着这个孩子，心想：“我觉得自己比他聪明，可是……真奇怪！”　　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我拼不出来呢？虽说我以前没有做过这样的事，可这不过是把五六块东西拼起来，组成一个三角形罢了，而我居然拼不起来！终于，我旁边的孩子也出去了，大部分孩子都走了，可是我还没有完成。我回头看了看，本来家长们都站在走廊上看着我们，可现在只剩下我妈妈还在那里了。妈妈在玻璃窗那里有些担心地看着我。我冲着妈妈笑着挥挥手，妈妈也对我挥了挥手。我不想让妈妈担心，不想让妈妈看到我很焦急。　　我全神贯注地重新开始拼起图块来，可是，不管拼多少回，一会儿出现一个箭头的样子，一会儿又成了一棵圣诞树，反正总是成不了三角形。终于，偌大的教室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又回头看了看，妈妈笑着对我招招手，我也笑了，也冲妈妈招了招手。想想真是挺可怜的，一个才５岁的孩子，就那么不愿意让父母担心。我并不是怕妈妈会觉得我是一个什么都做不了的笨孩子，我只是不想让妈妈知道，我对自己做不好这个非常惭愧而且不甘心。　　我希望妈妈以为我其实能够马上做出来，可是为了好玩而故意装做不会做。而且，事实上我应该能够做出来。　　女老师终于走了过来，说道：“哎呀，还没有拼出来啊？好了，不用拼了。”　　这是一位非常漂亮的老师。我小声说道：“我再试试看。”　　可是，一想到老师站在一边看，我拼出来的图案竟然更加奇形怪状了。老师站了一小会儿，看看手表，说道： “好了，就到这里吧。可以了，不用再拼了。”　　老师的语气很是干脆。我觉出来老师的意思是“反正不管我等你多久，你也做不出来”。这和说“你是一个无能的孩子”是一样的。我伤心地站了起来。刚才来学校的时候，我是那么开心，可是……我虽然没有哭出来，可实在很想哭一哭才好。我看了看妈妈，妈妈朝我招手，我跑到妈妈的身边，说道：“我拼不出三角形。”　　妈妈说：“就是让妈妈去做，肯定也拼不出来。”　　我拉着妈妈的手走过走廊，走出了学校。外面已是天色昏暗。　　“我进不了这个学校了吗？”　　听我这么问，妈妈答道：“会怎么样呢？还是能进的吧？”　　我一边走一边想着，真希望看到那些各种形状的赛璐珞块儿，能够变成一个规规矩矩的三角形啊！“要是老师来拼的话，大概会立刻就拼好吧！”要是老师肯拼给我看看就好了。我并不是一个好胜的孩子，也并不觉得自己聪明。可是，大家都能够做出来的事情，为什么单单我不会做呢？这使我百思不得其解。而且，老师的那句 “不用再拼了”还在我耳边回响。本来，我一直被人说是“把‘反省’这两个字忘在娘肚子里了”，可是这一天发生的事情却让我深受震动，不得不反省了。　　我回到家里，只对我的好朋友牧羊犬洛基说了心里话。“真是太奇怪了！那么简单的事情，可是只有我一个人做不出来！或许，我的那堆图块里面错放进了什么不对的图形？可是，如果是放错了的话，老师应该能看出来呀！”我想洛基认真地听了我的话，而且能够理解我。因为洛基一直在温和地舔着我的手，仿佛在说：“没关系！你是个聪明的孩子！”后来，我上学后拿到第一份成绩单的时候，也是最先悄悄地拿给洛基看。这是因为，我觉得洛基肯定会为我高兴。从这一点来看，虽说小孩子比大人们想的要懂事得多，不过也会突然做出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比如说向狗倾诉自己的烦恼啦。可是，狗会真的理解也未可知呢！至少我是从洛基那里得到了安慰，晚上睡了一个好觉之后，就把昨天的事情几乎忘得干干净净了。从第二天开始，我又回到了幼儿园，不过，在喊”再见三角形“的时候，我的声音比过去要小了一些，倒是千真万确的。　　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觉得自己５岁的时候所想的事情，跟现在竟然没有多大的差别。如果要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我现在能够走到那个拄着红拐杖的女孩子身边，对她说：“能够见到你，我真高兴！”在品川车站的时候，我一定会和爸爸妈妈一起落泪……　　可是，为了能够做到这些，竟然用去了我６０年的时间！我非常喜欢的一位德国作家艾黎·凯斯特纳说过： “重要的是，要和自己的儿时保持接触，这种接触尚未遭到破坏，也不会被破坏。一方面我们深知成年人和孩子是同样的人，一方面也为不可思议的事情感到新奇。”关于读书　　我第一次读契诃夫的文章，是在上小学低年级的时候。“什么？小孩子怎么可能读得懂契诃夫的书？！”要是个俄国孩子也就罢了，还是一个日本孩子！可是我确实读过。当然，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契诃夫是俄国最杰出的剧作家，写过《海鸥》、《万尼亚舅舅》、《三姐妹》和《樱桃园》等等。后来，因为偶然的机缘我成了一名女演员，在很多方面受到了契诃夫的恩惠，回想起我小时候就读过契诃夫的作品，真是非常有意思，也是非常巧的事情。我还在小学低年级的时候，读了契诃夫的文章，就佩服得五体投地，尽管是个小孩子，也感觉出“这是非常了不起的”，那篇文章就是契诃夫２７岁那年写给哥哥的一封信。不过，多年以来我已经淡忘了这件事，这还是最近刚刚回想起来的，是美智子皇后陛下在电视上发表以《儿时读书的回忆》为主题的演讲时想起来的。皇后陛下是为了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国际儿童图书评议会而发表这次演讲的。演讲由ＮＨＫ转播，我也观看了演讲的情景。皇后陛下讲述了自己儿时读过的书，以及读书的感想和关于读书的思考等等，实在非常精彩，令我深受感动。陛下还谈及了自己读这些书时的那个年代，对这一切我深表赞同。如果大家想一睹陛下演讲的全文，这篇题为《架起桥梁》的文章，已经由末森书库出版，我极力推荐大家读一读。在文中，皇后陛下从日本少年文库出版的《世界名作选》中，列举了自己读过的几本书。陛下记得真是非常清楚，听陛下一说，我的脑海中就浮现出了那套书的美丽的花纸封面，还有我过去经常去的那家书店的店面和书架的样子，真令人不胜怀念。当时我想，也许再也不会见到那本书了吧？可是，以皇后陛下的演讲为契机，这套新潮社在昭和十一年（１９３６年）出版的《世界名作选（一）。（二）》再版了。而且，其中还收入了我觉得“非常了不起”的契诃夫的那封信，使我不禁回忆起当年读这封信时的情景。上面说的是我小时候读契诃夫作品的事儿，不知不觉就说了这么多。　　现在回头重读这套书，我深深感到山本有三先生主编的这套书真是非常优秀，书的各个角落都洋溢着山本有三先生的“要给孩子们最好的东西”这一思想。关于当年编书时的情景，石井桃子女士曾经写文章描述过，当时有多少博学之士聚集一堂，从世界名著之中遴选精品，才编成了这套书啊！而且，在翻译上又花费了多少心血啊！山本有三先生反复强调，翻译“一定要用孩子们一听就能明白的语言”。所以，这虽然是一本给孩子们看的书，但现在再看，会吃惊地发现书上列着的都是超一流的翻译家的名字。书中有小说、书信、传记，也有诗歌。山本有三等诸位先生毫不谄媚孩子们，也毫不怀疑孩子们能否觉得这些东西有趣而去读它们，（我想，应该是这样的吧）给我们选出了这么优秀的作品，我衷心地感谢山本等诸位先生。　　再说契诃夫的那封信吧。那是２７岁的契诃夫写给和他年纪相仿的哥哥的。仅仅２７岁，就能够写出这样的信来，真不愧是契诃夫啊！我现在虽然懂得了这些，但小时候当然是似懂非懂。但是，这封信给我的印象非常深，我也非常喜欢。我觉得最有趣的是洋溢在信的全文中的幽默感。我很想把信的全文介绍给诸位，可是那样未免太长了，所以我把自己特别赞叹的部分摘录在这里。值得庆幸的是，文章中的难字上都注有发音，所以当时低年级学生也能看得懂。　　下面就是契诃夫的《写给哥哥的信》：　　致尼古拉。巴甫洛维奇。契诃夫：你经常对我抱怨：“别人不理解我！”歌德和牛顿都没有过这样的抱怨吧。不过，基督倒是这样抱怨过，可他也并不是说别人不理解他自身的那个“我”，而是指别人不理解他的教义。不要说这样的话了吧，因为人们是非常理解你的啊！（中略）　　我可以对天发誓，我作为你的兄弟，而且，作为和你性格相近的人，我理解你，并且对你怀着发自内心的同情……我非常了解你出类拔萃的性格，正如我了解自己的五根手指头一样。我尊重你的性格，并且对之怀有深深的无上敬意。（中略）　　不过，你有一个缺点。（中略）那就是，你极为缺乏教养。请原谅我这么说，不是有句话叫做“真理要大于友情”吗？……如果你想在有才之士的圈子里保持愉快的心情——也就是说，为了使你在他们中间不至于感到低人一等，不至于感到拘束无趣，那就必须要使自己有一定程度的教养。（中略）　　在我看来，有教养的人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一、他们尊重人格。他们总是很宽容、很温和、很殷勤、很谦逊。他们不会为一把锤子或者找不到橡皮而吵得四邻不安。和别人一起生活的时候，他们既不指望沾光，分别的时候，也决不会说什么“和你在一块儿简直没法过日子”。他们容忍噪音，容忍寒冷，容忍肉烤得太老，容忍别人待在自己的家里。　　二、他们不仅仅对乞丐和猫怀有同情，他们还会因为普通人的眼中看不到的事情而忧心。他们会为了帮助别人，为了替伙伴付上大学的费用，为了让母亲穿暖而彻夜难眠。（中略）　　四、他们非常诚实，他们害怕说谎如同害怕烈火。即便是无足轻重的小事情，他们也从不说谎。谎言不仅是对倾听者的侮辱，也使得说话者在倾听者眼中显得卑俗。（中略）　　七、他们尊重自己的才能，如果自己确有才能的话。他们为了发展才智，愿意牺牲平安、美色、美酒和虚荣。他们为自己的才能而自豪。他们深知一个道理，即自己不仅是和别人一同生活，而且还负有教育、影响他人的使命。（中略）　　八、他们注重在内心中培养美好的情感。他们不会穿着衣服睡觉，不会盯着墙缝看里面趴着的臭虫，不会去呼吸污浊的空气，不会往自己行走的地板上吐唾沫，也不会去吃那些低廉、劣质的饭菜……　　他们不会一边走路一边喝酒，不会去胡乱拨拉柜子搜寻一点吃的，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和猪有所区别。他们只是在闲暇的时候，偶尔会喝一点酒。这是因为他们追求一个有着健全灵魂的健全的躯体。　　嗯，大致就是这样子吧！有教养的人就是这样的啊。（中略）　　我们需要的是每时每刻不间断的努力，坚持不懈的读书、研究和意志。每一分钟都是宝贵的。（中略）　　快到我这里来吧。把酒瓶砸碎，好好坐下来读书吧！至少读一读你还没碰过的屠格涅夫的作品吧！　　一定要抛弃虚荣心，因为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你马上就到３０岁了吧？已经到时候了！　　盼望着你来……我们都在盼望着你。　　你的安顿１８８６年于莫斯科　　这封信之所以能够打动我，大概是因为我从中体会到了契诃夫善良的心地吧。读这封信时，我最感兴趣的是 “有教养的人是怎样的”这一点，当然，一个小学低年级的学生，还不明白“有教养”究竟是怎么回事。但我还是看懂了这封信好像写的是一个人怎样才能成为很好的人。我还看懂了要成为有教养的人就应该读书。所以我就决定读书。在那之前我虽然已经识字，而且也会看书了，可是这回我第一次决定要“读书”。　　另外，皇后陛下还提及了这套《世界名作选》中的凯斯特纳的诗作《绝望ＮＯ。１》。我记得凯斯特纳的另一篇作品，那是被收入这套书的第一辑的《小不点和安东》。文章讲的是一个像点点一样小的小姑娘的故事，让人捧腹大笑。自从看了这篇故事以后，我成了凯斯特纳的忠实读者。后来，我终于忍不住给凯斯特纳作品的译者、德国文学专家高桥健二先生写了信，蒙先生厚谊，与先生有了书信往来。那是我上大学时的事了。高桥先生提议在我们书信的末尾写上“暗号：凯斯特纳”。我们的书信往来一直持续到最近先生以９５岁高龄辞世为止。高桥先生也是一位幽默的人，由于先生的帮助，我还收到了凯斯特纳的书信。多蒙高桥先生的指点，我不仅能尽情阅读凯斯特纳的作品，也能够读懂歌德、黑塞和格雷厄姆的书了。细想一下，以小学低年级读过的书为机缘，竟然能够引出这么美好的故事来。　　说起书来，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我上高中的时候，或许再晚些时候，我迷上了英国女作家达夫妮。杜穆里埃。只要她的新书一出版，我就找来读。一般说来，杜穆里埃的作品中，《蝴蝶梦》因为被拍成了电影而比较有名，不过我最喜欢的是《爱情至上》，另外，《只要爱了》也很好。光听作品的名字，给人一种甜腻的感觉，但作品本身却蕴涵着一种让人难以想像的神秘之感。不过，我虽然一直是杜穆里埃的忠实读者，可是不知不觉之中我的手头就找不到她的书了。几年前我特别想读她的书，在书店里四处搜寻，又拜托熟识的旧书店帮我留意，可总是没办法凑齐她的全集。后来，我在《彻子的小屋》节目中，不知和哪位嘉宾交谈的时候，说起了书的事情，我说了自己想要收集杜穆里埃的作品的心愿。没想到不久之后，我就收到了杜穆里埃作品的译者大久保康雄先生的儿媳写来的信，信中写道：“我们手头还有少许父亲留下的全集，如果您喜欢的话，我们想送您一套。”这真是让人喜出望外的好消息。　　我年轻时想读的杜穆里埃的书大部分都是大久保康雄先生的译作，所以我真是久仰大久保康雄先生的大名。遗憾的是先生已经去世，但先生的儿媳却愿意惠赠我一套全集，这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我立即回信说“愿意欣然领赐”。现在，我的书桌上就摆着杜穆里埃的全集，一共１０册。我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读她的书，到了现在的年纪再回头重读，细细地体味着只有在书中才能得到的韵味，越发感觉她是一位有个性的作家。这也是有关书的一段佳话，所以我也把它写下来了。　　再说契诃夫的那封信，除了读书这件事，我还注意到第二条中的“他们还会因为普通人的眼中看不到的事情而忧心”这句话。“为了……眼中看不到的东西？莫非是妖怪吗？还是什么？”当时我看到这句话，只能这么胡思乱想，可是我却记住了这句话。随着自己慢慢长大，我渐渐明白了普通人眼中看不到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正像我在心中决定要好好读书那样，我还决定“也要为眼睛看不到的事情而忧心”。小学低年级时的我，在大人们看来，只是一个让人无计可施的差劲的孩子。那时候谁能想像得到，我正在思考怎样才能做一个有教养的人，因而在一字一句地读着契诃夫的文章呢？一个刚上了小学一年级几个月就被退了学的孩子，居然在想着怎么去做一个有教养的人，而且还是一个人在默默地思考着！即使大家都觉得我毛病很多，比如天天蹿来蹦去，没有一刻安静，一发现什么有趣的事情马上凑上去，见了任何一个坑都要跳进去，不听大人的话等等。可是我仍然在听，仍然在思考着。　　现在的孩子们虽然没有这样的习惯，但假如没有电子游戏之类的东西，他们去读书的话，一定会和我一样喜欢契诃夫的信。因为孩子们一生下来就从神明那里得到了这样的能力。　　凯斯特纳说：“孩子们是用心灵去领会着文字的。”　　确实如此，我就是这样去读契诃夫的信的。再见了，季节剧院　　我独自站在彩屑飞舞的舞台上。这是我出演的玛丽尼。迪特律音乐会结束的那一瞬间，这也是戏剧《玛丽尼》结束的时刻。如果在平时，戏剧结束时不会有彩屑飞舞，不过由于今天是最后一场演出，而且从此以后我将告别在这里演出了１２年之久的季节剧院，所以此时剧院被笼罩在极为兴奋的气氛中。我知道玛丽尼。迪特律在最后一场音乐会，也就是从此告别观众、抽身引退的时候说的台词。我决定在真正要告别的时候再说这些话。我所演唱的迪特律的名曲《莉莉。玛尔莲》、《花逝何处》、《坠入爱河（出自“叹息的天使”）》的余音，仿佛还回荡在剧院的上空。我走近话筒，满怀真诚地说出了迪特律最后的台词：“我的最后一场音乐会结束了。诸位，你们看到我的泪水了吗？我的心中充满了感激。再见了！特别是我要对自己在战争中拥有的勇气说一声‘再见了 ’！”　　迪特律是一名德国人，但她在二战中却成为了美国士兵，前去慰问战斗在最前线的美国战士们，她和希特勒及纳粹政权进行了彻底的斗争。对于亲眼目睹了战场上众多悲惨场面，而且被祖国德意志的人们唾弃为“叛国者” 的迪特律来说，上述话语无疑是出自她的心底。我说完最后的台词之后，像迪特律那样，深深地躬身致谢。我的眼前浮现出了许许多多的往事，心中不禁百感交集，几乎落下泪来。真是往事如潮啊！当我第一次在这个剧院演出的时候，和我共同主演戏剧《莱迪丝和拉伯第》的山冈久乃君曾经和我约定：“等我病好了，我们再演一次吧！”可是他竟然一病不起。这悲伤的一幕在我脑海中掠过。我抬起头来。这时候，我看到了自己平生从未见过的景象，那就是：剧院中的来宾们都从坐位上站了起来，热情地拍着手！在英美这被称为“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ｏｖａｔｉｏｎ（起立鼓掌）”，这是一个演员最光荣的瞬间。我把这些掌声作为大家对迪特律表达的敬意，作为惠临季节剧场的来宾们的善意而欣喜地接受了。幕后诸君准备的雪花也飘落到了来宾席上。和我一同演出的久世星佳和矶村千花子两位女士也出来谢幕。演员只有我们三个，再就是演奏家们了。我们鞠躬，挥手，这时候我已经不是迪特律了，我又恢复了自我，向剧院表达了我的感谢。我也向季节剧院的有关人士表达了谢意，我在季节剧院演出共达１３次，是在这里演出次数最多的演员，我感谢剧院的负责人决定把我的公演作为剧院的最后一场演出。我还向１１年前请我作为舞台剧演员到剧院演出的艺术总监高桥昌也先生表达了我的感谢，高桥先生也是《玛丽尼》的演出者。　　我曾经立志要演一些好的喜剧，季节剧院的观众们接受了我的这一想法。我饰演的角色中，有美国西部第一位自立女性卡拉米提。简；有歌剧演唱家玛利亚。格蕾斯；有法国著名女演员莎拉。贝尔纳，她在７０岁时因手术切除了右腿膝盖以下的部分，却仍然继续单腿活跃在舞台上，去世后被以国葬的礼仪安葬；有物理学家居里夫人；还有上述的那位好莱坞黄金时代的巨星玛丽尼。能够饰演这些充满了真正的魅力的女性，真是我的幸运。　　后来从第二天的报纸上得知，这一次观众们的掌声竟然持续了３０分钟之久。　　站在雪花飘舞的舞台上，突然，一幕场景从我眼前掠过，那是很久以前，也是一个下雪天，我因为哭泣而被警察呵斥的情形。　　那时候我正上小学，那是个星期天，我和一个男孩子一起去教堂上星期日学校。那一天东京雨雪交加，寒冷彻骨。当时食物已经靠配给了，只能吃到一点点东西。我们食不果腹，饥肠辘辘，肚子没有吃饱，更是觉得寒冷。　　在我们孩子之间的口号是“冷，想睡觉，肚子饿得慌”，每逢遇上点什么事，我们就会这么说。当时我和那个男孩子的手都冻僵了，天气非常寒冷，再加上当时已经没有什么像样点的衣服了，让人更加寒冷。那时候我们的个子一个劲儿地长高，可是买不到衣服穿，所以我们的样子都糟糕透了。雪融化了，地上泥泞不堪，冰冷的水渗进了靴子里面。雨珠夹着雪粒打在我们的脸上，我和男孩子手拉着手走着，不知不觉眼泪就落了下来。再看那个男孩子也在抽搭着鼻子。我觉得更伤心了，忍不住哭出声来。眼泪落在脸颊上，周围一切都是冷冰冰的，只有眼泪是热乎乎的。最后，我和男孩子一边走着，一边呜呜大哭，就这样一路走向洗足池附近的洗足教堂。在大井町铁路线的路口那里有一个警察亭，站在门口的一个警察看到我们，厉声喝道：“喂，你们！你们哭什么！”　　我吓得心里怦怦直跳，努力鼓起勇气，说：“因为太冷了。”男孩子抽搭得更厉害了。于是警察对我们说道： “你们想一想，前线正在打仗！你们能因为天冷一点就哭吗？不要哭了！”　　我们止住了哭声，警察又接着说道：“行了，走吧！不就是冷一点吗？不要哭了！”　　那时候，我知道了“对战争来说，哭是没有用的”。所以，从那以后，在战争中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我都没有哭过。那天和我手拉手的那个男孩子，后来怎么样了呢？冻得僵硬的两只手拉在一起的感觉，直到现在还清楚地留在我的记忆中。可是５０多年已经过去了，那个男孩子还记得那一天的事情吗？　　站在掌声中，我还想起了另外一件事。那就是：“这是怎么回事？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能够这么自然地站在人们面前？”　　说来也许大多数人都不会相信，我从小最讨厌的就是站到大家面前干什么了，那样我会非常害羞。如果是在朋友们之间玩玩笑笑，或者站在地上比较高的地方说话，我是非常喜欢的，可是一旦让我站到学校礼堂的台子上之类的地方，哪怕只比平地高一点，让我“表演点什么”的时候，那我就绝对不行了。　　有一天，巴学园的校长先生想出一个好主意，就是中午大家围成一圈在礼堂里吃饭的时候，让一个人站到正中间说些自己喜欢的话题。先生根据自己在国外生活的经验，认为今后孩子们有必要能够在大庭广众之下，把自己的想法清晰地、自由地、毫不拘谨地表达出来，所以先生和孩子们商量：“我们来试试这个吧！”我们都觉得非常有趣，大家十分赞成。说是“大家”，其实全校学生总共也就５０人。我们班级有９个人。我决定要说《公主和王子》的故事。那时候，我觉得把自己喜欢的公主的故事讲给大家听，并不是讨厌的事。无论是擅长表达的孩子，还是不善言辞的孩子，每天轮流站到大家面前说话。我很喜欢这样做，自己讲了好几次。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一旦要我站到台子上做什么的时候，我就会紧张不安。校长先生有一天让我站到台子上，说：“来，唱一首歌怎么样？”我非常喜欢校长先生，想尽量顺应先生的意愿，所以就站到了台上。唱的歌就是当时大家都学过的那首《故乡》，开头就是：“追逐小兔子的那座山啊……”　　校长先生弹起了钢琴，我准备开口唱了。可是我只发出了“追——”这一声，无论先生怎样为我弹着前奏，努力使我容易开口唱，我都只能发出“追——”的声音。这个“追——”就是“追逐小兔子”的那个“追”。一连试了好几回，我拼尽全力却只能发出“追——”这一声，简直像是呻吟一般。终于，先生只好放弃了想让我唱歌的努力。　　如果先生看到现在的我，他会说些什么呢？先生所见的我，是那个只会哼哼一声“追——”的可怜的小女孩。但是，先生的话一定会让我更加自信。先生对低年级的我每天都要说好几遍：“你真是一个好孩子！”　　先生一直不断地对我说着这句话。那时候我还没有注意到“真是”这个词，想当然地认为自己就是一个好孩子。先生的这句话让我拥有了自信，“因为老师说我是好孩子嘛”。　　如果先生看到我站在如雪花般飞舞的彩屑中，被热烈的掌声所围绕着，我想，他一定会说：“怎么样，我说过吧？你真是一个好孩子！”　　观众席上，伴随着掌声同时响起的是观众们的欢呼声，其中有男子响亮的声音，也有声音很小且有些拘谨，却饱含感情的女子的声音。　　望着向观众席飘落的彩屑，我用力地挥手和季节剧院告别。多亏了贝多芬　　新年结束后，我去听了斯诺勃利先生指挥的德莱斯汀国立歌剧院管弦乐团演奏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我非常喜欢第九交响曲，特别是每当听到《欢乐颂》，心中就充满了喜悦。（可能大家都是这样的吧。）“音乐是多么美好的东西啊”，这句话虽然是老生常谈，但我还是忍不住说了出来。这一次我去听第九交响曲的时候，有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发现。　　２０年前，我用《窗边的小豆豆》这本书的版税创建了社会福利法人小豆豆基金会，用于全方位地支持日本第一个专业聋哑人剧团。每当别人问起：“为什么要创建这个剧团呢？”我总是会说：“我出生在音乐家的家庭，从小就有很多机会去大厅或会堂参加音乐会，我自己成为演员以后，更是经常去看戏剧、歌剧和芭蕾等。大家都会发表‘那个不错，这个没意思’等个人意见，但是失聪的人却极少有机会真正感受到有趣，感受到理解的滋味。所以他们去剧院和音乐厅的机会就非常少了。因此，我希望能够有一种演出，使听得见的人和听不见的人都能感到同样的快乐。”我总是这样回答。　　美国拥有世界上最知名的美国聋哑人剧团，这是一个专业剧团，我从３０年前就和剧团的人成为了朋友。剧团在百老汇得过“托尼奖”的特别奖，被称为美国的国宝。我常想，在日本也能有这样的专业剧团就好了。特别是从１９７１年开始，我在美国住了一年，这段时间我经常去看演出。我从很早以前，就认识了很多日本的聋哑人士，当被问及：“想不想看一下美国的专业演员表演的戏剧呢？”大家都说：“一定要看看，一定要看看。” 所以，我和美国聋哑人剧团的人计算了一下路费、住宿费和餐费，感觉还有能力邀请他们到日本来，所以就定了一个计划。特别凑巧的是，那时候日本文化财团对我说，如果我能够和美国聋哑人剧团一起演出，我将他们的话翻译成日本的手语，将英语台词用日语讲出来，一起去各地公演的话，那他们将负责邀请的费用。那是１９７９年的事情。我喜出望外，立即向剧团提出了邀请。这次公演在日本各地都得到很高评价，ＮＨＫ和很多电视台都作了转播，手语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人们发现手语原来这么美好，这么富于感染力和表现力。那时候掀起了一股手语热。　　那之后又过了两年，美国聋哑人剧团再一次在日本举行了公演，那次我也一起在各地参与了演出。节目有很多，最使来宾们感动的是美国的代表剧作家索恩顿。华尔达的《我的城市》。现在我所支持的日本聋哑人剧团的成员们，就是在看了那次公演的第一场演出之后才聚集起来的。大家都觉得：“如果聋哑人也能成为专业演员的话，我们想试一试。”现在剧团已经有大约２０名专业演员了。剧团很擅长用手语表演古典滑稽剧，１３年前因为创造了新的视觉艺术形式而获得艺术节奖。剧团也收到了很多来自国外的邀请，去年去了俄国、德国和匈牙利进行演出。古典滑稽剧是由我一向尊敬的大师三宅右近从开头手把手教的，每年都要在国立能乐堂举行春季手语古典滑稽剧大会。　　我们在表演节目的时候，总是尽量使听力健全的人和失聪的人都能一起快乐地欣赏。除了古典滑稽剧，我们还尝试演出了新的戏剧。电视和电影中如果需要用手语，现在人们几乎都来请日本聋哑人剧团的演员们去教手语。就在近期，他们还参加了酒井法子的《星星的金币》和电影《我爱你》的制作。　　由于我们的基金会获得了社会福利法人的资格，我们必须建一座办公大楼作为职业培训场所。我在品川区的大崎物色了一块地皮，建起了小豆豆文化馆。演员们也在那里排演戏剧，但主要的功能还是给残疾人士创造一个能够工作的环境。现在，在馆长的指导下，大约有２０人在从事印刷Ｔ恤衫和制造点心纸盒的工作。文化馆还开了教手语的学习班，由几位聋哑人演员进行指导。聋哑人演员所教的手语非常有趣，评价很高，学习班总是人满为患，人们甚至要排队等候，有很多主妇都成了手语翻译。有的年轻艺人也过来学习手语，每当我想起这些，心中就充满感激。长期以来，用手语说话总是让人感到难为情，但现在对大家来说，能够用手语交谈已是引以为自豪的事了。我身为基金会的理事长，得到了大家的很多帮助，同时也必须解决筹集资金等许多重要的问题。　　另外，我发现手语是一种极好的交流工具，这是听力健全的人所无法想像的。用口头语言来进行对话的时候，当我们遇到外国人，就会想：“这可怎么办呢？”但是美国聋哑人剧团的一位男演员曾经对我说：“无论对方使用的手语和我多么的不同，只要给我三个小时，我就能和他进行日常交流。如果给我一个星期，我甚至可以和他讨论哲学。”如果世上的人都使用手语的话，我们也许可以更快地和外国人交谈。人们经常问我：“手语难道不是各国都一样的吗？”因为手语也是来源于生活，不同国家的手语也有相当大的差异，这也是没有办法的。　　本来是谈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的，不知不觉就把话题扯远了。因为我很想向大家介绍一下我所创立的剧团，哪怕说上三言两语也好，就写了上面的话。这就是我创立聋哑人剧团的理由。　　在听德莱斯汀乐团演奏第九交响曲的时候，我还想起了一件早已淡忘多年的事，那就是小时候爸爸曾经带我去看过电影《乐圣贝多芬》。那时候，从国外进口了许多描写乐圣的电影，比如像描写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曲》等。看《乐圣贝多芬》是５０多年前的事了，电影的梗概我已经记不清了，但我记得有一幕是，贝多芬的耳朵渐渐变聋，破旧的木百叶窗“啪嗒啪嗒”大声响着，但贝多芬完全听不到，真是非常可怜。我印象最深的是，贝多芬最后创作第九交响曲的时候，耳朵已经完全失聪，他躺在床上，这时音乐会上正在演奏着第九交响曲的乐章和《欢乐颂》。音乐声传入我们的耳中，但是从电影的画面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贝多芬无法听到这些。第九交响曲演奏完了，观众们热烈地鼓掌，可是镜头转到躺在床上的贝多芬的时候，立刻是一片沉寂，贝多芬就在这沉寂中悄然离世。贝多芬有一个品质恶劣的侄子，在贝多芬临死的时候，这个侄子还偷窃他的钱财。我还记得自己厌恶地看着那个侄子，心想：“他真是个坏蛋！”当时我就想，观众们虽然那么热烈地鼓掌，可只有贝多芬自己听不到，他以为自己失败了，临死之际心中充满了绝望，这实在是太可怜了。我为他哭泣了很久。　　听了德莱斯汀乐团的第九交响曲，我的重大发现就是：我之所以要创立聋哑人剧团，这其中还有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的原因。我的前辈和同伴的很多演员说过：“由于观众掌声的鼓舞，我才得以坚持到现在。”可如果听不到掌声呢？我真想告诉那些听不到掌声的人：“他们在为你鼓掌呢。”贝多芬在一片沉寂的世界中，还写出了那样杰出的乐曲，他真是一个天才。可是得不到周围人们的理解，他心里该是多么痛苦啊！这真是太可怜了。只是因为他耳朵失聪，不管观众们的掌声有多么热烈，由于没有人告诉他，使他以为自己并没有为人们所认可，孤寂又凄凉地死去了。这真是令人叹惋不已！正由于我对此有了强烈的感触，才使得我日后与聋哑人交往，使得我创立了这个剧团。如今发现原因在此，连我自己都十分惊讶。也许有人会认为，贝多芬虽然听不到掌声，但是《欢乐颂》在他的心中回响着，这已经足够了。可我还是想告诉他，人们在为他鼓掌。　　在小豆豆所在的巴学园里，有几个身有残疾的孩子。但是校长先生从来没有说过“要帮助他们”这样的话，先生说的只是“要一起做啊！大家要一起做啊”。所以无论干什么，我都和他们一起去做。但是，我如果不去听斯诺勃利先生指挥的德莱斯汀乐团的演出，也许我就不会想起自己是因为贝多芬的缘故而创立聋哑人剧团的吧。　　另外，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和我还有一个因缘，那就是如果没有第九交响曲，我就不会来到这个世上。　　我的父母就是在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的音乐会上相识的。当时父亲是新交响乐团（即现在的Ｎ交响乐团）音乐会的主办者，母亲则是东京音乐大学（那时称东洋音乐学校）声乐系的学生。再稍微扯远一点。人们经常会产生疑问：为什么在日本总是到了１２月份，也就是年底的时候，音乐会上就要演奏第九交响曲呢？其实这一做法是由我父亲首倡的。我曾经问过他，原来竟是出于一个非常令人同情的理由，现在的音乐家可能都不愿意相信。简而言之，当时日本的音乐家都非常清贫，尤其到了年底，不得不买过年的年糕，身负债务的人也不能不还债，总之，很需要钱。那时候如果举办音乐会的话，演奏第九交响曲就一定能够卖得出门票。因为第九交响曲中有合唱的部分，这一点太重要了，当时只要对各个音乐学校的学生们说一声，他们就会免费来参加合唱。即便不是父亲他们那个时代，我在音乐学校上学的时候，也曾经被邀请去参加过好几次合唱，当然也是没有报酬的。据父亲说，学生们不仅不要报酬，他们还会对自己的父母、亲朋们说：“我要在日比谷会堂演出。”所以会卖出很多门票。一个人只要帮忙卖出几张，会堂的坐位就满了。所以，能够救急的第九交响曲总要放在最困窘的年底来演出。如果我们国家能够对文化事业伸出一点援助之手的话，第九交响曲也就不必非得放在年末演出了。所以在国外，第九交响曲能够在人们喜欢的任何时候演出。　　再说我妈妈为了参加合唱，和大家一起来到了日比谷会堂。那一天，妈妈穿着自己亲手编织的深绿色毛线衫和裙子，戴着绿色的帽子。妈妈那时候非常漂亮，从事电影事业的作家川口松太郎就曾经数次邀请她做演员。漂亮的妈妈穿上手织的绿色洋服，一定更加动人，在人群中非常引人注目。而另一方面，爸爸当时被称为“日本的海因兹”，是天才小提琴家，而且十分英俊。妈妈站在合唱团高高的台阶上，当然能够看清楚位于乐团最前面的爸爸。不过，爸爸能够从合唱团的众人之中发现妈妈，倒的确很让人佩服。而且爸爸还是近视眼呢！这也许是冥冥之中有神灵的指点吧？这一天两人相识了，以后开始交往，再后来就结婚了，不久就生下了我。所以我听到的第一首催眠曲就是《欢乐颂》。我还不太会说话的时候，就开始唱：“欢乐女神，圣洁美丽……”可是，也许妈妈的发音不太正确吧，也可能是我小时候听得不准，反正我用德语唱的歌词仅仅是发音接近，但很不准确，每当我唱这首歌的时候，芥川也寸志先生就会哈哈大笑，直笑得落下眼泪来。　　不管怎么说，我是在《欢乐颂》中长大的，这真是非常幸福。在柏林墙被推倒之后，我去了东德，到歌词作者席勒的故居凭吊过。席勒的故居比想像的要小，但我在那里再一次体味歌词的含义“在你温柔翅膀下面，人们团结成兄弟……”感觉非常幸福。　　柏林墙被推倒的时候，由伯恩斯坦指挥的交响乐团演奏了第九交响曲。这一举动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由此可以看出这段歌词的重要性。　　如果贝多芬没有写出第九交响曲，也许我就不会来到这个世上了。我一边对德莱斯汀乐团的演出报以热烈的掌声，一边在心中祈祷：但愿２１世纪中，真的会“人们团结成兄弟”！“狗耳朵”事件　　天气预报说东京这段时间要下大雪，非常大的雪！可结果一点儿雪花也没看到。不过，这对我来说真是个大好事，因为几年前我在一个大雪天曾经历过非常惨痛的遭遇。那天晚上我要在东京附近的一处地方演出，午饭我是在家里吃的。　　在有演出的日子里，吃饭是一个麻烦事，大家都为了吃饭的事费尽辛苦。如果在快要演出之前才吃饭的话，由于我的胃消化速度是别人的４倍，大脑的注意力全被牵扯到那里了，那就没办法完全把精力集中到台词上。所以我总是在演出前早早吃完饭。不过饭吃得太早的话，演出的时候肚子太饿，那样对身体也不好。但无论如何，我也不愿意把太多的时间和能量用在消化上。我并不是神经质的人，在这件事上虽然采取了一些权宜的做法，但还是会注意分寸的。　　就拿这一阵子我出演玛丽尼。迪特律的戏剧《玛丽尼》来说吧，除了第一幕和第二幕我是在后台上，直到戏剧以她那场有名的音乐会而结束，我没有一刻离开舞台。除了１５分钟的休息时间以外，我一直在舞台上演出。我的台词达到了两千行。还有一种计算台词的方法是看到底有多少句。在戏剧《玛丽尼》中，自问自答和大段采访形式的独白要比对话多得多。剧本中，玛丽尼的台词就有两千行，而且我的剧本是Ｂ５大小的。所以在演出的两个小时里，真的是一秒钟也不能分神。　　再说我遭遇惨痛的那个大雪天。那天，雪是从前一天晚上开始下的，东京已经积了很厚的雪。吃过午饭后我想吃个苹果，人家送给我的苹果放在我的公寓小阳台的纸箱里。我把那个阳台称为“南极”，需要冷藏的东西就放在阳台上。打开铁门后，纸箱并不在跟前，而是放在另一头。雪还在纷纷扬扬地下着，天气非常冷，所以我快步跑过去，把手探进纸箱里拿了苹果出来。苹果是我喜欢的“富士”，而且苹果的正中间可以看到三个大字“日本一”。“哎，说它是日本第一呢！”　　我两手各拿一个苹果，满心佩服地端详着。这大概是在苹果变红之前，先在苹果的正中间贴上“日本一”的字样，等后来把字样去掉的时候，字样周围的部分都变红了，惟独字样所在的部分还是白白的，这样，“日本一” 的字就清晰地留了下来。　　我拿着苹果，想要看一看雪下得多大了，就向外张望着。这时候我才发现从那里几乎看不到天空。在那以前，我还没有从“南极”看过天空。这座公寓在设计上颇有特点，阳台上方有一条很大的混凝土梁，为了防止鸽子飞进来，在阳台栏杆上铁丝网状的篱笆高高地伸展上去，只有从混凝土梁和篱笆之间约３０厘米的缝隙中才能见到天空。　　我倾斜着身体，侧头去看天空，但还是看不清楚雪到底有多大。我把身体斜得更厉害了，想无论如何也要看清楚才好。那时候我真是很糊涂，本来我可以回到房间里，从窗口很容易就能看到天空，可是我却非得从那一线窄窄的缝隙中去看。当时我想要直接看到天空。这个“南极”的混凝土地板上有一处需要留心的地方，这一点我以前就发现了。就是在离地板２０厘米左右的地方有一个铁栏杆，本来是为了预防发生火灾而用来隔断隔壁屋子的屏障。这个铁栏杆凸出在那里，像是马拉松比赛的终点。所以我一直很留心这里，刚才拿苹果的时候也是“嘭 ——”地先跳过铁栏杆。可是当我在狭窄的地方倾斜着身体费力地去看下雪的情形的时候，不知不觉地就靠近了铁栏杆。我好不容易看到了灰蒙蒙的天空和雪花，知道雪下得的确很大，一边想着“啊，好冷好冷”，一边向屋里走去。　　我这么写，大家可能会感觉我的行动非常缓慢，实际上刚才的这一系列活动总共只用了大概５秒钟。从房间里出来，来到“南极”，跨过铁栏杆拿出苹果。　　“哇，日本第一！”“雪下得怎么样了？”“哦，还在下呢！好冷，好冷！进屋吧！”　　这期间一共５秒钟。可就在我要跑回房间的那一瞬间，不知什么时候我的脚已经靠近铁栏杆了，我猛地抬腿要跑的时候，脚伸进了铁栏杆下面，“啊——”的一声，我的身体横着飞了起来，脸重重地撞在了混凝土和铁门上。　　“嘭！”　　发出了一声巨响。这个时候我却没有“好痛”的感觉，两只手里拿着的苹果顺着敞开的房门滚进了房间里。在我的手触地之前，我的脸先撞上了什么东西。我想要站起来的时候，看到鲜血啪嗒啪嗒地落在了混凝土地板上。 “啊，眼睛还看得见。”我真是格外的冷静。随后我站了起来，匆匆地向冰箱走去。这是因为我想起了几十年前的一件事。　　那是泽村贞子女士告诉我的。我一直叫泽村女士“妈妈”。那一次妈妈在电视剧中扮演一个死去的人，正当她躺在那里拍摄的时候，突然布景中天花板上的荧光灯掉了下来，正砸在妈妈的脸上。拍摄现场一片骚动，大家七嘴八舌地问：“没事吧？”妈妈叫道：“别叫了，拿冰给我！快拿冰给我！不早点冷敷的话，脸要是肿了，今天就没法拍了！快点拿冰！”　　由于爸爸还在家里等着妈妈，今天要是拍不成了，那只好改天再在这个场景中重拍了，妈妈可不愿意这样。反正今天要尽量拍完。冰送到了妈妈手中，妈妈用湿毛巾包着冰块，放在被打中的脸颊上冷敷。脸颊居然没有肿，电视剧继续拍了下去，妈妈顺利回到了爸爸等待着她的家中。这件事我还是几十年前听妈妈说的，当时我却突然想了起来。“晚上还有舞台演出，脸要是肿了可不得了！”也许是这个念头刺激了大脑，使我想起了已经淡忘多年的事情来。　　我往塑料袋里装上水，放进冰块，匆匆忙忙地抓起旁边一块脏乎乎的似乎是抹布样的东西包起冰袋来，放到脸上冷敷。我还没来得及照镜子，所以还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受伤了，但是也能确定伤在脸上。然后我跑进洗手间认真地照了镜子。右眼的眼角上方伤口比较深，好像血就是从那里流出来的。右眼下面颧骨那儿也有血迹，擦却擦不掉。仔细一看才发现看着像是血迹，实际上是那里的皮被蹭破了，有两厘米半的地方露出了皮肤下的肉。上面的皮肤已是摇摇欲坠，我正想把它拿下来，却发现一展开那块皮肤，它正好盖在红色的三角形的肉上，“嗯，那就这样吧！”我当时能这么做真是非常幸运，因为后来我知道这样的伤口被称为“狗耳朵”。另外我的嘴唇上鼻子下的地方也撞破了。我本来以为情况更糟糕，现在发现没有什么严重的，就想，就这样去剧院行不行呢？但是因为鲜血还在往外流着，所以我给平时去进行健康检查的医生打了个电话。那位医生是内科医生，我向医生说了情况，我很认真地说：“我在‘南极’受伤了。”　　电话中传出医生惊诧的声音：“在南极受伤了？！”　　于是我解释了一番，最后说道：“没有什么严重的，就这样没关系吧？”　　医生慌忙说：“不行不行，撞破的地方一定要缝上才行。”　　“缝？”　　这对我来说可是生平第一次，我大吃一惊，几乎吼了出来。医生又提醒我道：“是呀。今天外科大夫不在这里，请您立刻去有外科的医院看看。请您一定要去啊！”　　我给事务所打了个电话，说了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事务所立刻为我联系了一家熟悉的急救医院，办好了手续，可以立刻就去。我的经理来接我去医院。我换了衣服，在房间中找了一圈，想看看苹果到底滚到哪里去了，但是哪儿都没有，好像已经消失了一般。我有些不甘心，本来想把它吃掉的，真是很遗憾。事后我发现一个苹果从沙发底下滚到了钢琴的踏板下面，另一个也莫名其妙滚到了一个椅子下面。因为是在饭后想吃点水果，才引起这个事件，所以我还是想能吃点什么。去医院以后，有一阵子会什么东西也不能吃，所以我找了一圈，拿起了一块很大的糖放在了嘴里，正在这时经理来了。看到她推门进来，我说道：“真不好意思，让您担心了。”　　但是我嘴里塞了一大块糖，说出来的话就成了：“怎不好意稀，浪里担心了。”经理的眼睛本来就很大，吃惊的时候，眼睛就像要鼓出来。听了我说的话，她的眼睛像是真要掉出来了，满脸忧虑地问道：“你说话已经这样了吗？”　　经理的声音已经带了哭腔。那时她心里一定在想：“这样的话，今晚的戏是演不成了。”我完全没料到会出现这种情形，非常吃惊，赶紧把糖从嘴里拿出来，说：“没关系，我能说话。”事后，我把这件事讲给朋友们听，大家都说我“真是个满不在乎的人”。我自己也觉得的确如此。　　总之，我们就这样去了医院。令人吃惊的是，大雪天的急救医院挤满了老爷爷老奶奶，几乎已经没有立足之地了。大家好像都是摔倒受伤了。我一边用脏乎乎的抹布冷敷着脸，一边立即被带入了放射室。我很是意外，但是我这种情形的确也有可能会出现骨折。在这种场合中，照Ｘ光片真是再屈辱没有的了。因为好像没有专供拍脸部照片的Ｘ光机，我就站在拍胃肠Ｘ光所用的床下，把脸朝下，摆出一副“对不起”的姿势，照了一张。然后工作人员又告诉我：“好，屏住呼吸。”我又把脸贴在机器上。然后我还是站着，这回是把右耳贴在机器上照了一张侧面的，这也好像在说：“我做了一件错事。”连总是不知道反省的我也在想：“再也不这样做了。”　　外科大夫是院长先生，他是一位豪爽而幽默的人。他曾经在美国学过很长时间如何处理这类事故中受的伤，是这方面的权威。先生拿起Ｘ光片，对着光看了一番，说道：“嗯，没关系！没有骨折。”　　又说道：“如果运气不好的话，撞在了鼻子那里，也许就会撞死。”　　我悚然一惊，如果我死在“南极”，手里的苹果早已经不知道飞到哪儿去了，人们不会知道我究竟为什么会死在这种地方，结果就会说：“她本来就是个怪人嘛！”就这样不了了之吧。如此想来，肯定有很多人去世之后还被人误解。先生又接着说：“您真是很幸运啊！要是撞得稍微偏一点，那就撞到了眼睛上，那也不得了。人在瞬间还是能够进行自我保护啊。”　　我得知自己原来运气这么好，也高兴起来。　　另外，先生看的我的那张脸部Ｘ光片，也引起了我的兴趣。我一直认为我的颧骨比较高，头盖骨的形状很是怪异，但是看到头部的正面照片，却是一张让人着迷的细长而美丽的脸部照片。再说侧面那张，我本来以为自己的后脑勺扁平，但实际上却是很漂亮的圆形。我很入迷地看着这张照片，向先生问道：“先生，这么漂亮的头型真的是我的吗？会不会是和别人的弄错了？”　　先生说道：“这就是你的，今天只有你一个人拍了这样的Ｘ光片。”　　看到自己头部的Ｘ光片这么漂亮，我非常激动，把两张照片拿在手里看了又看。最后先生吩咐护士：“把照片收起来。”护士就把照片拿走了。先生开始看我的伤，我眼睛上方比较深的伤口必须进行缝合。令我感到意外的是颧骨那里那个皮肤几乎脱落的伤口，先生凝视着那个伤口，说道：“这里是最麻烦的。这种伤口称为‘狗耳朵’，就是皮肤像狗的耳朵那样呈三角形脱落。这种伤口一般很难恢复原样，大多要留下伤疤，伤在脸上的话真是很麻烦啊。”　　先生又说道：“不过，这个‘狗耳朵’的皮肤还留在上面，这非常好。如果皮肤没有了的话，那就不妙了。”　　我很想说：“本来我觉得这块皮肤挺碍事的，还想把它拿掉呢。”但是没有说出来。　　先生似乎非常担心这个“狗耳朵”，几次三番地把那块皮肤翻起来又盖上，最后有些遗憾地说道：“今天先把它放在上边，用创伤膏贴起来，看看情况怎么样。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就只有从别的地方取下一块皮肤移植上去了。但那样的话，大多也会留下伤疤，实在是很麻烦啊。”　　我这才深深地感到自己的确做了一件蠢事。我问先生：“从别的地方取一块皮肤，那从哪里取呢？”　　先生答道：“这个嘛，可能是屁股上吧。”　　我不由得笑了出来，把屁股上的皮肤移植到脸上来，总觉得很是滑稽。先生看到我笑了，亲切地说道：“没办法啊，是要从屁股上取皮肤。因为您是演员，还是尽量别留下伤疤为好。”　　我慌忙说道：“先生，没关系，我并不是靠脸孔来工作的。”　　先生说：“您为什么这么说呢？请别这么说，我们试试看吧。鼻子下面的伤口要缝上。”　　我又一次在心里念着：“要缝！”　　现在都是用显微镜一边观察伤口一边缝合。我躺到床上，一位年轻的医生过来了，在我脸旁边支上了一架显微镜似的东西。这位医生也有点儿怪，在给我缝眼睛上边的伤口时，医生说道：“睡觉的时候还是闭着眼睛好啊。”　　我很惊讶，问道：“睡觉的时候确实闭着眼睛好啊——还有不闭眼睛的时候吗？”　　“要是缝得稍微粗一点，眼睛就闭不上了，如果细细缝的话，就没关系。”　　“那么请您给我缝得细一点吧。睁一只眼睛睡觉还是挺奇怪的。”先生说了一声“好的，那么就缝得细一点吧”，就开始缝起来。因为注射过麻药，我倒是不觉得疼，我闭着眼睛，时时会听到剪刀剪断线或者什么东西的声音，感觉很是异样。　　这位年轻的医生真是很有趣，他一边为我缝着鼻子下边的伤口，一边说道：“很少有大人要缝这里，一般都是小学生。真是很少见啊，大人的这个地方也会受伤。”　　不过医生还是非常认真地为我缝好了伤口，总共１４针，也许是１６针吧，最后医生叮嘱道：“不要再冷敷了，今天晚上也许会肿一阵子，你要有个心理准备。”　　我看到医生的正脸，这是一位年轻英俊的医生，穿上白衣服，显得非常和谐。　　因为我对院长先生说了晚上还要演出，先生在绷带上面贴上了与皮肤颜色相同的胶布，叮嘱道：“在这上面化妆时，请千万不要揭去绷带，也千万不要直接把化妆品涂在上面。”于是治疗就全部结束了。眼睛上方是绷带和胶布，脸颊那里是绷带和胶布，鼻子下面还是绷带和胶布。而且还有可能会肿起来。这个样子今天晚上的戏还能演得成吗？　　那天我演的戏剧叫做《尼诺契卡》。匆匆赶到剧院以后，我急忙开始化妆，并且把情形向一起演出的演员们简单说了说。舞台剧和拍摄电影、电视剧不同，也许还能够蒙混过去，不被人看出来。终于开幕了，一切都照常进行着。《尼诺契卡》这部戏曾经由格雷达。戈尔勃将其拍成电影，但它最初是出现在百老汇的舞台上的。作为舞台剧，它富于喜剧性，又有很强的讽刺意味，非常有趣。演出结束的时候，女制作人飞奔过来问道：“听说您脸上受伤了，是真的吗？在观众席上一点儿都看不出来。真了不起啊！靠着精神的力量就能不让脸肿起来！”　　不管我有多么能干，我也没法靠着精神的力量不让脸肿啊！　　这都全亏了泽村妈妈，我心中十分感激。的确，脸上一点儿都没有肿。绷带和胶布贴在脸上，也许人们能够看出来稍稍有点儿向外鼓，不过我的脸型本来就有点弯曲，有可能真的看不出来。如果是一个鹅蛋脸型的漂亮女演员，那一定会被看出来的。两天后，我遵从医生的叮嘱又来到了医院。不知道“狗耳朵”到底怎么样了？医生拿下绷带，高兴地说道：“嗯，很好！也许用不着把屁股上的皮肤移到这里了！”　　我也高兴起来。　　一个星期后要拆线了。取下创伤膏仔细一看，我不禁吃了一惊，我的眼睛上方就像是漫画中缝合的伤口似的，黑色的缝合线像拉链一样历历可见。结果，“狗耳朵”的恢复能力让医生都感到惊讶，并没有留下什么疤痕，长得非常平整。眼睛上方的伤口却很深，不过不久也就看不出来了。晚上睡觉的时候，眼睛也能闭得上。　　这件事过去之后，有一次我看电视，看到节目中有一位男演员，他曾经被汽车撞伤，他说道：“鼻子下面缝了几针，我请求医生尽可能地缝得细一点，越细越好。”听了这话我不禁笑了。看来我真是个糊里糊涂的人啊！就算信赖医生，一个女演员似乎也该表示一下对容貌的关心什么的吧！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照了照镜子，想看看旧伤现在怎么样了。眼睛上的伤和“狗耳朵”已经完全没有痕迹了。只有鼻子下面嘴唇之上的那处伤，根据光线的强弱不同，还能看出一点儿来。不过想一想，等年纪再大一些的时候，嘴唇周围的皱纹出来以后，大概就看不出来了吧。我偶然和身边跟随我的人说了这个想法，她立刻趴到了桌子上。我以为她哭了，没想到她是在笑：“女人都为了脸上能少一些皱纹而绞尽脑汁，真没听说还有您这样的人。”说完她又笑了起来。　　我之所以想到要写下这个“狗耳朵”事件，是因为这还是我第一次受这么重的伤。我从小就到处跑来蹦去，可是却从来没有受伤，想想真是挺奇怪的。　　要说起我当年的淘气事儿可真是不胜枚举，比如有一次我走在小学的礼堂后面的那条小路上，突然看到路上铺着一张报纸。“哎？一张报纸！”我全力向前跑去，不偏不倚地跳在报纸的正中央，可是谁知道那是厕所的掏口，盖子已经挪开了，掏口上面只盖了一张报纸，于是我就掉进了厕所里。　　还有一次是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快走回家的时候，我发现路边有一大堆沙子。“不是在海边，却有这么一大堆沙子！”我大为兴奋，朝着沙堆猛跳过去。谁知道那实际上是一堆抹墙的灰泥，只是在上面盖了一层沙子。所以我“扑哧”一声掉进了灰泥堆里，一直没到胸口，靠自己无论如何也拔不出来了。我手里提着的鞋袋也好，鞋子也好，双肩书包也好，全都成了铜像一样的颜色。直到妈妈傍晚出来接我时找到我，我就那样一直站在黏糊糊的灰泥里面，只露着一个脑袋。　　战时我们疏散到青森县的时候，我把月票弄丢了，因为那时候没有车票卖，我只好一个人沿着铁路线走着去学校。有一天，突然从我眼前的岩石对面的拐弯处驶来一列火车，这是一列临时货车，出乎我的意料。那时候我正走在铁桥上的枕木上，桥下就是河水。那个时候的东北铁路还是单线的，一时间真是前后左右都无路可去。无奈之下，我从枕木的间隙钻了下去，用手臂吊在枕木上。下面就是哗哗流淌的河水，货车轰隆轰隆地从上面经过，我在心里数着有多少节车厢，反正是非常非常长的一列货车。我的手臂快坚持不住了。为了不让自己惟一的那双木屐掉到河里，我拼命地用脚趾勾住木屐。火车终于过去了，我把双肩书包当做杠杆，又爬回了桥上。很久以后，我才发现在山本有三的《路旁的石头》一文中描写了同样的场面。　　像上面说的那样的事情还有很多，真是不胜枚举，可是我一次也没有受伤，这固然是比较幸运，另外可能还因为我的瞬间判断力比较好的缘故吧。我能够敏锐地感觉出该如何去做，并且发挥想像力来行动。　　可是长大以后，我就决心不再像小时候那样到处乱跳了。原因之一是一个曾经和我交往的男孩子说：“我总觉得你会掉到一个大洞里摔死。”我从此变得小心翼翼，每当我乘坐电梯的时候，总要先确认一下电梯的底是不是好好地在那里，为了这个经常会被人笑话。当电梯门打开的时候，万一电梯是没有地板的那可不得了。剧院和电视台的播映室的搭脚处都不太稳当，而且又比较昏暗，我更是小心万分，夸张一点说，简直和宫本武藏①那样紧张。　　当然，我代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所去的国家，有的地方内战不止，一些地方可能埋着地雷，有的地方也许会有游击队出现，还有的是荒山野岭或者坎坷泥泞之处，什么样的地方都有。所以，我遵从当地人的告诫，无论看到什么，绝对不会“哇”地跳上去。　　不过，也多亏了小时候喜欢跑来跳去，后来即便我去穷困的农村，过河的时候，河上只架了一根竹子当做桥，我也能立刻判断出能不能过得去，脱下鞋子轻轻松松地就走了过去。有一位记者是个小伙子，在河对面说：“不好意思，我有点害怕，不敢过去。”我很同情他，这大概是因为他小时候不喜欢跑来跳去的吧。　　那么，我既然如今这么小心，“狗耳朵”事件又是怎么回事呢？若是有人这么问我，我只能说是因为下了大雪才会搞成那样的了。所以这一阵子东京没有下雪，真是很让人高兴。　　我是LD　　“爱迪生、爱因斯坦，还有黑柳彻子都是LD。”　　这句话是十几年前，有人从一本杂志上剪下来，从纽约寄给我的。那是日本的学者发表在杂志上的论文，我母亲的一位朋友、居住在纽约的一位日本医生把这篇文章寄给了我。“不管怎样，能够把你和那些人物相提并论，真令人高兴，所以给你寄过去。”——印刷品中夹着这样一封信。我看了不禁大吃一惊，究竟是为什么，要把我和这些天才人物相提并论呢？当然，我想不出我们有丝毫共通之处。不过，不管怎么说，这都是非常光荣的事情，令人欣喜，我也感到非常高兴。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所谓的“LD”是什么意思。　　后来，据说我的朋友的孩子是LD，朋友对我说：“要是你想了解LD的详细情况，就和我联系吧！”朋友还说自己参加了一个LD儿童的家长会。我一下子想起了上文中说爱迪生的那篇文章，不过当时百事缠身，也没有想要了解详情。不久，参加《彻子的小屋》节目的一位女演员有一个LD的孩子，于是我终于知道了什么是ＬＤ。　　LD是“Learning Disabillities”的简称，日语中将它译为“学习障碍”，不过这并不太贴切，所以一般就直接称之为LD。我去书店的时候，发现各种关于LD的书琳琅满目，不禁十分惊讶。但更令我吃惊的是，《彻子的小屋》的女导演在和那位女演员一起排练完节目后，回来对我说道：“在妈妈们中间，都说黑柳女士是一个LD呢！”　　不久，ＮＨＫ电视台的教育频道给我发来邀请，说：“现在有的日本孩子患有ＡＤＨＤ这种毛病，很多人士反映，在拜读了黑柳女士的《窗边的小豆豆》之后，看到黑柳女士上小学的时候被退过学，感觉黑柳女士小时候也有这种问题。在《窗边的小豆豆》这本书中也写到了黑柳女士是由于受到了什么样的教育，才成为今天的黑柳彻子的。我们很想邀请您讲一讲小学的校长先生的事。”　　我就去参加了这个节目。ＡＤＨＤ就是“精力无法集中，多动症”的意思，据说患有这种毛病的孩子很多都同时患有LD。“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不知不觉地，原来我是有这种毛病的？”就这样，我对LD的了解逐渐增加，不过真正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还是今年ＮＨＫ连续播映了四个晚上的节目《请不要说我是怪孩子》。这是一套关于LD孩子的节目，我认真地看了这个节目，看完的时候我已是泪流满面。我并不是自己想哭，只是泪水总也止不住，反正我是哭了。　　我之所以要写《窗边的小豆豆》，是因为我非常喜欢小林校长，希望在自己还没有忘记他的时候，把那些故事记录下来。这本书并不是出版社向我约的稿。有一天晚上，我已经上床睡下了，突然又跳了起来，伏案奋笔，一口气写满了三张４００字的稿纸，这就是后来小豆豆那本书的第一篇《第一次到车站》。我曾经和校长先生约定：“等我长大了，要做这个学校的老师。”可是先生还没等到我实现这个约定就去世了，我也选择了一条不同的道路。即使是为了这个约定，我也应该告诉人们，曾经有这么一位校长先生，他真正地爱着孩子们，从心底相信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才能和出众的个性，他满怀着热情来对待孩子们。所以，书中也详细地写了我为什么进了普通的小学后不久就被退学了，妈妈费尽心思地寻找合适的学校，后来我终于进了校长先生创立的那所巴学园。　　我一直认为，我之所以会被退学，是因为自己是一个充满了好奇心的精力旺盛的孩子，所以我坦率地写下了当时所有的真实情况。可是，我看了《请不要说我是怪孩子》这个节目以后，我却感觉到，在诊断了很多ＬＤ孩子的专家和研究者看来，《窗边的小豆豆》中所写的那些情形，无论哪条都是和LD的症状相吻合的。这一点我可真没有想到。我被退学的一大理由是上学的时候，我不肯坐到桌子旁边，而是一直站在教室窗子那里向外面张望。而作为LD的病例出现在节目中的一个男孩子，也是总不肯坐到位子上去，只要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他就立刻站起来跑过去瞧瞧。　　我也完全是这个样子，我站在窗子旁边，是为了等宣传艺人们。我特别喜欢宣传艺人，我想如果他们从旁边经过，我就叫住艺人们，然后告诉班里的同学们：“来啦！”我们教室的窗子直接对着大路，这对我来说非常幸运，但是对学校却很不幸。宣传艺人们经过学校的时候，本来是停止吹吹打打，静悄悄地走过去的，可是我一瞧见艺人们，就告诉大家：“他们来啦！”所以大家都一股脑地跑到窗边，齐声叫道：“宣传艺人！”还央求艺人们：“给我们表演一个吧！”难得孩子们这么热心央求，宣传艺人们就拉起了三弦，吹起了单簧管，敲起了钲啊鼓啊，开始了他们独特又热闹的盛大演出。这时候，那位年轻的女老师只能一直站在讲台上等待着，她心里肯定很不高兴。当宣传艺人们表演完毕之后，别的孩子都回到了坐位上，可我还是照样站在窗边。老师问我：“为什么还站在那里？”我回答说：“也许这些艺人们还会回来呢，也许还会有别的艺人们过来。”仍旧朝外面张望着。　　关于这个被退学的理由，我自己并不记得了，是我妈妈听老师说的，等我长大之后，妈妈又告诉了我。不过，我自己也依稀记得一点片断。电视节目中也说，班里如果有了LD的孩子的话，上课就很难进行下去，确实是这样啊。　　其实，在我跑到窗边之前，我就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那就是教室的书桌。家里的书桌是带抽屉的，往外一拉抽屉就出来了，可是学校的书桌却是有盖子的，要向上提。在那时的东京，我家附近的垃圾箱就是这个样子的。我发现学校的书桌盖子和垃圾箱的盖子一样，不禁十分高兴，上课的时候把桌子开了又关，关了又开，足足折腾了有上百遍。　　老师对我说：“黑柳同学，书桌的盖子不是用来开来关去玩的，而是为了往里面放东西的。”我一听连忙把桌子上的笔记本、课本和铅笔盒全都放进桌子里面。等老师说“大家来写‘ａ’字”的时候，我先把书桌盖子打开拿出笔记本，关上盖子，然后又打开盖子，把头钻进去，从铅笔盒里拿出一枝铅笔，再关上盖子。然后开始写 “ａ”字，如果写错了的话，又打开桌子盖拿出橡皮，再关上盖子。用橡皮擦掉以后，马上打开盖子把橡皮放进去，再关上盖子。写完一个字以后，我又打开盖子把铅笔放进去，然后关上盖子，接着又打开盖子把笔记本放进去，再关上。然后该写“ｂ”了，我又打开盖子拿出笔记本，再拿出铅笔……就这样我不停地把桌子盖开开关关，看得人眼花缭乱。老师因为刚说过“是为了放东西的”，所以也不好再说“不许那样”，只能默默地看着我比先前更多一百遍地把桌子盖开开关关。　　老师真是很可怜。不过我当时实在是对盖子太有兴趣了，才想出了这么个办法，我一点儿也不是有意要对抗老师。不过现在想来，当时教室里一定还有别的孩子也像我一样很想打开盖子玩，但是想“那样不行吧”，就虽然想干也没有干；另外一定还有从一开始就对桌子盖不感兴趣，所以也没有开来关去的孩子。还有的就是我这样的孩子，在感觉有趣的那一瞬间就那么做了。我有一个想法，就是老师如果在休息的时间里说：“上课的时候我们不那么做，现在只要想做，大家就一起把盖子打开来再关上，好好玩玩怎么样？”大家一起开开关关，我一定会非常满意，上课的时候就不会再去开来关去的了。　　如果大人们说了“不许那样”，孩子们就会偷偷地去做，所以如果老师能够像上面所说的那样，让孩子们高高兴兴地玩个痛快该多好啊！这也许是我自己很任性的想法，不过如果我是老师的话，我一定会这么做的。我不停地开开关关桌子盖，一连做了三天之后玩够了，然后就走到窗子旁边去了。我自己想的是，到窗子边上既能听到老师说话，又能够看到外面的光景。　　“宣传艺人”事件之后，我竟然又发现了窗子上方有燕子正在做窝！我大声问道：“你在做什么？”　　老师问：“你在和谁说话？”　　急忙跑到窗边抬头向上看去。当发现我是在和燕子说话的时候，老师的神色极为恼怒，狠狠地瞪着我。然后回到了讲台上。事后老师对我妈妈说：“我也不是不懂得孩子们的心思，可是在上课的时候还是不要那么大声问燕子‘你在做什么’为好。”　　电视中，有一个LD的男孩子和鸽子说话，说着说着就要顺着墙壁往上爬，结果被老师抓住了。　　还有的孩子老是学不会写字，镜头上还出现了那个孩子写的字，在一张大纸上他只能稀稀拉拉地写上几个字。我虽然能学会写字，可是在绘画课的时候，老师说“请大家画一面国旗”，我觉得画太阳旗太简单了，很没意思，所以就想到，要画一面当时叫做海军旗或者是军舰旗的那种旗子，样子有点儿像朝日新闻的标记。我用蜡笔在绘图纸上满满地画了一面旗子，才想起来：“哎呀，忘了画穗子和旗杆！”无奈我只好在绘图纸外面，也就是在桌子上朝三个方向画上了穗子，旗杆也画在了桌面上。所以当我想要把画交给老师的时候，桌面上有三个方向留下了穗子痕迹，还有一面留下了旗杆的痕迹。能做出这样的事，看来我和别的孩子还是很不一样。蜡笔的印痕擦也擦不掉，老师曾经对妈妈说：“现在印痕还留在桌子上呢。”　　当观看这个节目的时候，我感觉最为震惊的是，LD孩子的一大特征是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被老师责备。这真是千真万确。好像我当时总是被罚站到走廊上。这是我从事电视工作以后才确切知道的。在朝日电视台的《奈良的早晨》节目中，在《会面》这一栏目中，来到播映室的是那所小学的一位老师，当时她教的就是我们隔壁的那个一年级班！老师说她还清楚地记得我在一年级时的情景。据老师说，上课时她有的时候会有事去办公室，那时她就让学生们自习，当她走到走廊上的时候，总会发现我站在那里。这个老师经过我跟前的时候，我就问她： “老师，我被罚站了，为什么？”或者：“老师，你不喜欢宣传艺人吗？”或者：“我做错了什么了吗？”等等。结果当老师打开教室的门，如果发现我站在走廊上的话，就不出去了。虽然事隔多年，可是老师说起来就像是发生在昨天一样，播映室的人们听了都大笑起来，可我因为完全不记得自己被罚站这回事了，听了这番话不禁十分惊讶。　　由于这种种事情，妈妈终于被老师请到了学校，被告知：“在这里会干扰别的学生，请您把她送到别的学校去吧。”我成为一年级学生刚刚几个月就不得不退学了。现在想来，我衷心地感谢让我退学的老师，因为如果我不退学，又得不到理解，那样我肯定会被很强烈的自卑感所笼罩，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做才对，就那么糊里糊涂地长大。可是我被退学以后，得以在后来的学校里度过快乐的小学生活，能够自由自在、无忧无虑地学习。　　看过电视节目之后，我写下了自己了解到的有关LD的一些东西。过去肯定也有LD的孩子，可是他们得不到理解，反而被说成是家教不好啦，孩子自己不努力啦，任性胡闹啦什么的，也就是被看做“怪孩子”。而且很难判断的是，同为LD的孩子，他们的表现可能完全不一样。他们在智力上并没有问题，可是别的孩子都能做到的事情他们却做不了，他们或者安静不下来，或者无法参加集体活动，这些从外表上完全看不出来，小的时候也很难发现。有的孩子进了学校学习写字和算术的时候，可能就会遇到障碍。他们并不是完全学不会，比如说写 “森”字吧，自己明明想好好写，可不知为什么老是摆不对位置，结果把三个“木”字写成了一排。据说这是由于在视觉空间的认知上存在障碍。想来那个孩子真是很可怜，他是那么努力地想要写好。　　我想起大约２０年前，有一位很有名的美国女画家出席了《彻子的小屋》节目。这位画家在年过三十的时候还不识字，但是她可以画画。她到了３０岁的时候，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于是到了美国专门为“读写障碍” 的孩子们设立的学校去学习，终于在３０多岁的时候学会了识字。读写障碍也是一种难以想像的毛病，有这种障碍的人无论如何就是无法理解字的意思。有识字障碍的人即便能够认识单独的字母ｂ、ｏ、ｏ、ｋ，可当这几个字母组成一个词“book（书）”的时候，他们就无法理解了。女画家告诉我，她只有在蹦床上向上蹦跳的那一瞬间才能大声念出“书”这个词。很多进了美国的少年鉴别所和少年院的孩子都有这种读写障碍，可是他们却被说成是懒惰的人。被人这样误解，真是很可怜。所以那位女画家表示：“我想让人们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一种病症，因而我在整个美国作着巡回演讲。”据说美国在很早以前就开始了对LD的研究。　　LD并非智力上有什么问题。很多孩子的个性都很强，也有的孩子能够在自己擅长的领域里学习。自己喜欢的事情，他们能够做得很好。很难用是否智力发育迟缓这个尺度来衡量他们。另外，据电视节目中说，大脑的功能和学习之间似乎有某种关系，这一点还没有明确的结论。这一项研究现在才刚刚开始，有很多问题并不清楚。正因为如此，LD的孩子们常会受到歧视。所以，如果能早一点知道是LD，能够得到周围人们的理解，自己就能够拥有自信心，那样，即使不能全面改善LD的情形，因为具有了基本的能力，这些孩子也可以在周围人们的帮助之下成长。虽说有些事情自己不擅长，但是可以发现自己喜欢的和擅长的事情，就能够目的明确地向前努力。据书上说，有LD障碍的以男孩子为多，男女的比例大致是４∶１。　　我看着电视流泪的原因是，屏幕上出现的那些被称为LD的孩子们看上去就像我自己小时候一样。有的孩子总也安静不下来，到处跑来跑去，无论老师怎么提醒他，他还是特别喜欢去办公室，自己径直地跑进去，坐到老师的办公桌旁边一个人学习。我也是这个样子的。电视上介绍了一所学校，在那里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老师就一对一地在办公室里教学生。那样的话，孩子们就能够安静下来，集中精力学习了。　　让我落泪的另一个原因是，我更加清楚地感受到，尽管小林校长根本不知道LD是什么，但他却给予了可能是LD的我极其适当的、完美的教育。首先，我们的班级只有９个人，坐位是不固定的，可以随自己的喜欢去坐。而且，早晨到了学校以后，老师会把一天内要学习的各科目的内容全部写在黑板上，大家可以从自己喜欢的科目开始学习。所以，大家实际上是在上自习，有不懂的地方就到老师那里请教，结果就是和老师一对一地进行学习。老师也一定能够了解每个孩子都对什么感兴趣，对什么不怎么擅长，能够详细地了解每个孩子的性格。学校里有几个孩子患有小儿麻痹症或者其他的残疾，校长先生从来不说“大家要帮助他们”之类的话，而只是说：“要在一起啊，大家做事要在一起啊。”　　所以我们无论干什么都是在一起的，当然不会有欺负残疾孩子的事了。而且后来我知道了，校长先生对每个孩子都说了鼓励他增加自信心的话。先生每天都要对我说好几遍“你真是一个好孩子”。我一直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好孩子，等我长大以后回忆起来，才注意到先生的话里有一个“真”字。先生的这句话几乎决定了我的一生，对我来说，这真是一句难得的金玉良言。因为这句话，我一直自以为自己是个好孩子，我信赖先生，怀着这份自信慢慢长大了。　　巴学园就是这样一所学校，在那里会感觉自己总是在校长先生的关照之下，是令人安心的学校；对于有趣的事情，校长先生比我们考虑得还要多，是能够让我们开心快乐的学校；是无论孩子们怎样跑来跑去没有片刻安静，却仍然鼓励我们“再多跑跑也没关系”的学校；是每个人都可以爬“自己的树”的学校；午饭后有时间说话，是让不擅长说话的孩子们也能够慢慢变得善于表达的学校；是把礼堂的地板当做一块大黑板，趴在地上用白粉笔想画多大的图画都可以的学校。校长先生希望尽量早一点发现孩子们的个性，使孩子个性的嫩芽不至于被周围的环境和大人们毁掉，珍惜而又郑重地来教育孩子们。先生的这种教育方法对LD的孩子们不是也正好适用吗？看着电视节目，我感到了强烈的震撼。　　现在在读《窗边的小豆豆》的有LD的孩子的妈妈们，还有请我谈谈小学时的故事的人们，原来他们已经发现了我可能是LD这个问题。据说美国现在大约一个班里３５个孩子中会有一个孩子有LD障碍。　　再来说说爱迪生、爱因斯坦和我有什么共同之处，如果要说有的话，那就是爱迪生也和我一样，上了几个月小学就被退学了。老师和朋友们都说他“无能”，只有他曾经当过教师的妈妈护着他，说：“不，这个孩子绝对有他的长处。”爱迪生原来是这样的孩子。　　爱因斯坦不擅长和别人交流，学习上除了数学以外都不行，上大学的时候也得寻找那种不需要考试的学校，好不容易进了一所大学，但还是被人们说成“有怪癖”。　　这些日后的大天才，在小时候居然是LD，这是通过最近的研究才发现的。我因为写了《窗边的小豆豆》，也被人发现是LD。这些是学者们的文章的内容。的确，不管怎么说，和大天才有这种共同之处，无疑是让人高兴的。　　读了一些和LD有关的书，发现好莱坞巨星汤姆。克鲁斯就明确地宣称自己是LD。并且他还鼓励ＬＤ的孩子们道：“即便如此，只要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工作，也能够做得很好。”　　有关的书读得越多，我自己也越来越觉得自己确实像是LD。而且我也发现很多书中列举了曾经是ＬＤ、长大后活跃在某一领域的人物，我也被列入了这一类人物中。　　另外，我想下面的文章一定会给很多人增添勇气。在《多动症孩子问答》这本书的一开头有这样一句话： “例如，有一位棒球教练从小就被人们认为患有多动症。教练开朗而且诚实，受到很多人的爱戴。”　　一定会有人理解的吧？一定会有奇迹出现的。让我们都来理解LD的孩子们，帮助他们发展自己的才能吧！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也在成长，让他们能够发挥自己的个性，让他们能够有所成就吧！　　我第一天去巴学园的时候，校长先生对我说：“把你喜欢的全都说给我听吧，说什么都行。”于是我把一个６岁的孩子所能说的、到那时为止我的全部人生都讲了出来。　　后来听妈妈说，我足足说了４个小时。因此，我自从进了巴学园的第二天开始，就再也没有站到窗子边上，还坐在了最前排的坐位上。而且，现在我在《彻子的小屋》节目中，也能端端正正地坐着听嘉宾们的谈话了。　　不觉就写了这么长，这就是我关于LD想要说的话。　　爸爸减妈妈？　　一看到这个题目，可能很多人会问“这是什么意思”，原来这是《彻子的小屋》节目中的内容。这一期节目播出的时候，我虽然闹出了一个很傻的笑话，但收视率一下子提高了很多。经常收看《彻子的小屋》节目的人士大概都知道我不会做算术，加法减法都算不好，好不容易坚持到了现在。　　要说在对话节目中怎么会需要做算术呢？比如嘉宾说：“哦，我从２６岁到４３岁这些年里，几乎只演了一些跑龙套的角色。”　　这种情况下其实可以直接往下进行，但是我偏偏想要知道他到底演了多少年跑龙套的角色，所以就大胆地试着计算一下。这也是我脾气怪异的地方，既然不擅长算术，在心里想一想“嗯，大家会理解这一点的，还是就这样算了吧”也就是了，可是我非得要知道究竟是多少年不可。另外，在对话中我还想表达一个意思，那就是： “做了那么长时间的配角，却仍然没有放弃这一事业，直到现在终于出演主角，真是了不起。”不过，这其实是能够迅速计算的人才可以有的念头，像我这样的人应该悄悄地藏拙才对。但我还是开始计算了。　　当然，如果我事先和负责嘉宾工作的导演说起这样的事来，导演肯定会在排演的时候就替我算好。可是这种数字上的问题往往是突然出现的。如果是计算个位数，我还能立刻计算出答案来，可一旦到了两位数以上，那就难了。“哦——，４３减去２６，要是减去２０就简单了……”在我看来，要是减数的尾数比被减数的尾数大，那就不得了。开始计算以后，我有一小会儿目光呆滞，我的负责数字的那部分大脑开始蠕动，折腾了一会儿之后，它告诉我的负责感觉的那部分大脑：“好像不行啊。”最后我只好说：“啊，您真是辛苦了很长时间啊！”　　只好用这样的话来掩饰自己算不出来的沮丧。　　不过，最近制片人和导演都了解了我这种情况，只要我一说“哦——”开始计算的时候，站在我前方的导演助理就会立刻用万能笔在大纸上写下数字，比如上面的场合就会写下“１７”。现在的这位导演助理在大学里学的是物理，计算自然非常神速。于是我就满怀着自信对嘉宾说道：“啊，您一直做了１７年！您真有毅力啊！”　　有了数字的支持，那些谈到辛苦经历的话也增加了分量。想必您也看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下，加减法在《彻子的小屋》节目中就是很必要的了。　　再说“爸爸减妈妈”这件事。前一阵子，节目请到的嘉宾是草笛光子女士，大家都知道草笛女士是ＳＤＫ的明星，是能歌善舞的优秀演员。我喜欢《拉。曼彻男子》中的草笛女士。当草笛女士说了这样一句话的时候，问题出现了：“我父亲今年９１岁了，我母亲８３岁。两个人都很健康。”　　我不禁十分羡慕，如果我的父亲还在世的话，也正好是这个年纪。　　“啊，真是太好了！他们的婚姻好长久啊！”　　草笛女士高兴地说：“我母亲女校一毕业就结婚了，刚刚１６岁呢，第二年１７岁的时候就生下了我。”　　我几乎欢呼起来：“好幸福啊！那么说您母亲是和初恋的情人结婚了啊！”　　接着我又说道：“那么，已经不止是金婚了吧？９１和１６嘛！太了不起了！远不止是金婚了，应该已经是钻石婚了吧！您的家庭真是太幸福了！”　　草笛女士也说：“哎，是啊，真是很好啊。”　　我接着说：“请稍等一下，我来算算。哦——，９１减去１６是多少呢？”后来看电视上播出的这期节目时，这个时候在屏幕下方出现了字幕：“用爸爸现在的年龄减去妈妈结婚时的年纪？”不过当时直播的时候，我并不知道这一点，而是急忙去看导演助理，他迅速地在纸上写了“７５”给我看，我对草笛女士说：“啊，了不起！现在那边写出了数字，足足有７５年啊！哎？７５年就是钻石婚啊！哎，今年正好是钻石婚纪念啊！一定要好好祝贺一下！”　　我喜形于色，仿佛这是我自己的事情似的。草笛女士用惯有的稳重的口吻说道：“哦——是吗？嗯，我们也为他们庆祝过几次结婚纪念了。”　　“可这次是７５周年纪念啊！太罕见了！是钻石婚啊！”我发现了这样一件大好事，心里充满了喜悦。这时正好到了广告时间，我便说：“下面插播一点广告。”说到《彻子的小屋》节目，一连２５年来都是现场直播，不经过剪辑的。所以会有一两分钟的广告时间。在我说“插播广告”的时候，在上面的副调节室的制片人跑了下来，给我看他手里的笔记，急急地说道：“结婚７５年是钻石婚是对的……”　　这时候导演助理叫道：“还有２５秒！”　　制片人合上笔记本，匆匆地加上一句：“可是不能用爸爸减妈妈！”　　说完就从我的身边跑开了。　　镜头又回到了我和草笛女士。　　“哎？不能用爸爸减妈妈？”　　事出突然，我一时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不过我知道这一定需要好好解释清楚才行，于是我对草笛女士说： “哦，说是不能用爸爸减妈妈。”　　草笛女士丝毫没有惊讶的样子：“是吗？”　　听到这句回答，看来草笛女士也和我一样不善于计算，那我只好自己来算了。我坐到地板上，一边在桌子上的笔记上画着，一边说道：“明白了！我犯了一个大错误。诸位，非常对不起。不能用爸爸的年纪减去妈妈结婚时的年纪啊！我刚才以为９１减去１６就能得出两个人结婚的年数来，这是不对的。草笛女士的妈妈今年８３岁，结婚的时候并不是爸爸１６岁啊。——哎，你父亲结婚的时候多少岁呢？”　　我突然这么一问，草笛女士很是狼狈：“这个嘛——”　　我深信自己问了一个正确的问题，又催促道：“唉，你居然不知道！你父亲和母亲差１０岁左右吧？”　　草笛女士终于说道：“我想我爸爸结婚的时候是２５岁，因为他们差８岁。”　　我又说了一句话，现在想来很是怪异，可当时一点儿也没觉出来：“知道了父母的年龄差，问题就更加明白了！”　　这时候导演助理举起纸来，上面写的是：“请用妈妈减妈妈。”我这回倒是看懂了，“原来如此啊。”于是我对草笛女士说道：“明白了，一定要用８３减１６才对，知道了吧？可以先不用管父亲了。我虽然没有觉出来弄错了，可是大家都说不对，那就要重新想一想了。８３减去１６，你明白了吧？”　　草笛女士摇了摇头。我抬头一看，导演助理已经写出了“６７”，那时候我虽然自己还不十分清楚，但觉得这样是对的，于是又对草笛说：“一共是６７年。所以还不是钻石婚，不庆祝也罢。”　　话一出口，连我自己也觉得很不对劲儿。刚才是我自己闹腾着要为人家庆祝钻石婚的，现在却又突然说不必庆祝了。　　我转向镜头说道：“嗯，这不是因为我们上了年纪才糊涂了，我从上小学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草笛女士立刻说道：“所以我从来不在人家跟前说有关数字的话。”　　“是啊，还是那样看起来聪明些。”　　听我这么一说，草笛女士美丽的脸上神色有些矜持，说了一声“是啊。”　　不过，到这里话还没有说完。我最后又说道：“６７年也非常了不起，离钻石婚还有几年呢？用７５减去６７就知道了。”　　草笛女士只装做没有听见。导演助理在前面举起了“８”。　　“啊，还有８年就是钻石婚了！”　　“哦，是吗？”　　草笛家的这桩可喜可贺的事情终于告一段落了。通过观众们打给电视台的电话可以得知，大家并没有觉得我们的这段对话“太傻了”，而是有很多人笑着收看了这期节目。这样总算没有对草笛女士做出失礼的事情。有趣的是，据说有一位中年的女士打电话来坚持说：“还是黑柳女士说得对，应该是７５年吧！”　　过了几天，我把这个故事告诉好朋友野际阳子，野际和我不一样，她的算术是很好的，我刚说了没几句，她就说道：“哎呀，你用爸爸减妈妈，这怎么行呢？”　　我说：“是啊，我以为已经结婚７５周年了，是钻石婚呢，可结果是弄错了，真遗憾。”　　野际立刻说道：“可是你想一想，草笛女士并不到７５岁啊！”　　“哎？！就是啊，她是父母结婚后第二年就出生了的，如果结婚已经７５年了，那草笛女士也该７５岁了呀！”　　这时候我总算明白了，为什么草笛女士虽然并没有表示强烈的否定，可是她的表情看上去总显得“好像不太对”，原来如此啊！　　不过，不管怎么说，我祝愿草笛女士的父母能够健康地迎来钻石婚，我相信他们一定会的。那时候我就能够很自信地说：“爸爸减妈妈也没有什么关系，反正怎么算都是钻石婚！”　　你是个低能　　现在不太能听到“低能”这个词了，可是在过去这可是个常用的词。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老师就曾经很直接地说我是低能，所以这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难忘的词。在小豆豆的学校，也就是小林校长先生创立的巴学园里，没有一位老师会对学生说这种话。可是战争开始以后，这个风气自由的小学也不免受到了战争的影响。有一天，一位由文部省派来的女老师做了我们的班主任，来到了电车教室。这位老师几乎没有笑容，我倒并不特别怕她，更多的是觉得她像一个铜像。不过，这位老师也并不反对巴学园的教学方式，每天早晨，她也是把一天中要学习的全部科目的问题都写在黑板上，我们可以从自己喜欢的科目开始学习，这一点和过去一样。　　可是，有一天，我做了一道算术题，把答案拿给老师看。老师盯着我的笔记本看了好一会儿，然后看着我说道：“你是个低能！这样子就叫做低能！”　　我自己也想：“确实是这样吧？”那道算术题是这样的：一个大齿轮有２０个齿，一个小齿轮有５个齿，小齿轮围绕大齿轮转。问小齿轮要转多少圈才能绕大齿轮一周？这道题的目的大概是想让孩子们学习除法的运算，可是我当时想不明白，就写了一个“７”作为答案。所以老师说我“低能”。老师给我讲了２０和５的关系，然后说：“我再来出一道题，把数字换一换。把这个当做例题。”　　于是老师慢慢地说：“有一个大齿轮２５个齿，还有一个小齿轮５个齿。５个齿的齿轮要转多少圈才能绕大齿轮一周？”　　我回到自己的位子上思考起来，可还是想不明白。我在坐位上坐了很久，这时老师转了过来，看到我本子上写的“９”字，老师叹了一口气。在我听来，老师的叹息和“低能”是一个意思。　　从那以后，我的数学更加糟糕了。本来还想好好算一算的，一想“反正我是个低能”，就又泄了气。不过，尽管我回到家里一直是无话不说，老师说我“低能”这句话我却一直没有告诉爸爸妈妈，这也是小孩子让人同情的地方。最近也有报道说，有的孩子在学校里被老师或者朋友们欺负，但回家以后却守口如瓶，我非常理解这些孩子。这是因为小孩子不想让爸爸妈妈为自己担心，不想让爸爸妈妈也伤心难过。还有别的一些事情，孩子们可能比大人们考虑得还要多呢，真是很可怜。说我是低能，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说是事实，也倒罢了，可是这世上还有许多事情并非是事实，那是很不合理的。　　不过，我不是一个让人说成是“低能”就那么认了的孩子。回家以后，我先用硬纸板做了一个２０个齿的大齿轮，接着又做了一个５个齿的小齿轮。然后我试着让小齿轮围着大齿轮转动。真的动手这么做的话，我发现那道题目很是奇怪，因为小齿轮只有５个齿，无论如何齿和齿之间的间隔都会很大，没办法让它好好地围着大齿轮转动。这里面肯定有什么规则吧。但至少在我看来，要让两个齿轮切合得很紧密，只能通过想像才能办到。我用手指按着小齿轮，终于成功地让它转动了。于是我终于明白了要绕２０个齿的大齿轮一周的话，５个齿的小齿轮需要转４圈。　　正因为被说成是“低能”，我索性把例题中的２５个齿和５个齿的齿轮也做了出来。后来一想，那５个齿的小齿轮，我明明可以用上一道题中的就可以了。对于一向手拙的我来说，把硬纸板剪成齿形可不是件容易事。例题的答案是要转５圈。我把４个大小不一的齿轮摆成一排，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算术实在太可怕了！不过我通过自己亲手做出来看，也稍微领会了一些除法或者说九九运算的关系。　　不过，在“这样子就叫做低能”之后，我就非常讨厌算术和数字。后来我上了女校，我对数字的厌恶越来越严重，代数总是考０分。而与之相对的是，几何却大抵总是考１００分，这真是非常奇特的。我想这是因为我用硬纸板做了齿轮看，所以对可以用眼睛看到的东西产生了兴趣的缘故吧。但是，如果什么都得用眼睛看得到才行的话，那实在太麻烦了，所以我直到现在也不善于计算。但如果用东西来演示的话，我倒还能做得出来。　　比如说有一道题：３＋２＝？我会先去拿一些苹果过来，然后把３个苹果和半个苹果放在一起，然后再放上两个苹果和一个切成４份的苹果的其中３份。把这些苹果数一数（切开的苹果也合成一个整儿来数），得到六又四分之一个苹果，即６。我不知道自己算的这个结果对不对，可是实际上用东西来看的话就是这样的。也许喜欢数学的人会觉得根本不必拿一个一个的苹果来算，只要在脑子里想一想不就行了吗？而且苹果也不是无穷无尽的，要是非得这样才能做算术的话也太困难了。不过世界上也确实有像我这样的人。　　再说几何吧。这虽然也需要数字，但是几何有图形，在观察图形的过程中我就能够找到自己求解的方法，所以我很喜欢几何。比如：“如图所示，以ＡＣ为直径的圆Ｏ内接于三角形ＡＢＣ，求ＢＣ之长。”对这样的题目，我不用那些固定公式去求解，虽然没办法向别人说明我的方法，但是我能够得出答案。我一般都能得到１００分，老师大概会奇怪我是怎么得出答案来的吧？我总是在题目下面只写上答案就交卷了。按理说似乎应该写出计算方法，可是老师好像对此也没有什么兴趣，从来没有问过我。前一阵子我跟人说起这件事，人家说如果老师对我的解法感兴趣，从而对我那与众不同的解法表示关注的话，也许我会成为爱因斯坦式的人物呢。逗得大家都笑起来。　　不过，由于我的代数总是考０分，再加上有一次考试的时候，我在答题纸上写道：“老师说谎。对学生说谎可不是好事。”这使得女校的那位男老师给我打了负１０分，即“－１０”。一定是以后不想和我有什么关系了吧。我之所以在答题纸上写下那样的话，是因为在一件关于给我们新课本的事情上，老师明显地说了谎话。　　几天后，我在走廊上碰到了那位老师，他叫住我说：“上次我给你打了负１０分，作为一名教师，这是不应该的，我取消那个分数。”　　我问道：“那么会是多少分呢？”　　“０分。”　　听老师这么说，我小声说道：“那就不用了吧，不用取消了。”　　在这以前，在老师问大家“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我曾经问道：“我们为什么要学代数呢？有什么必要吗？”　　老师答道：“我回去考虑一下，明天回答你。”　　第二天，老师这样解释道：“学习了几何，就可以不必爬到树上却能够计算出树的高度来，也不需要过桥就能够知道桥到底有几米长。”　　我听了就想到：“的确如此，这是很有必要的。”但老师接着说道：“不过，代数究竟有什么用处，我也不太清楚。”　　我觉得很是遗憾。如果它有什么用处的话，也许我还会想去学，可是它却……就这样，就算我几何能考１００分，我的代数却总是０分，数学平均只有５０分。我就是这样一个成绩很差的学生，在“低能”的感觉之中长大。电话号码我也只能记住一两个数字。　　我对数字完全不在行，可是对于自己感兴趣的数字，我却能够记得非常清楚，有时连我自己都很佩服自己。当我为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工作而去很多国家的时候，我完全不用笔记本就能够记住很多数字。亲善大使视察的旅途是很辛苦的，我和朝日电视台的工作人员、摄影家田沼武能先生、报社的几位记者以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一起，在大约一星期的时间里，要进行约１００小时的活动。一路乘坐汽车或者小型飞机前行，访问医院、学校，和孩子们见面，有时还要和总统会面，还要视察难民营、沙漠、埋有地雷的地方、被破坏的房屋等等，总之，几乎在奔跑中查看。深夜我们还要核对数字，例如“那座难民营中有多少人”之类，所有的数字都要由电视台、田沼先生、记者们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互相核对无误。因为如果向外界公布的时候出现差错，那可不得了。那时候只有我一个人不带笔记本。因为我和孩子们见面的时候，如果手里拿着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没法抱孩子们，也没法和他们握手了。但是不知为什么，这时候的数字我都能清楚地记住，让大家都感到十分惊奇。　　在内战之中的安哥拉，１０００名儿童中有３７５名在５岁之前夭折。卢旺达的纷争之中，５０万人以上被杀害，２００万人以上沦为难民逃往国外，在刚果（旧扎伊尔）周边的３５座难民营中，有３８４８００名卢旺达难民，另外还有１５０万人成为国内难民。在海湾战争中的伊拉克，有１７万儿童因为重度营养不良而处于危险之中。埋在科索沃的地雷达到了１００万颗。全世界每年有１０００万儿童在５岁以前夭折。海地的１２岁少女为了养家糊口，仅仅为了４２日元（６古尔盾）而卖身。在海地，没有工作的成年人占总人口的８０％，因为没有受教育的机会，识字人口的比率只有１５％。乌干达的艾滋孤儿达到１００万人。　　也许有人会觉得，这些数字不是很简单吗？迄今为止的１６年间，我访问了２０多个国家，各种各样的数字加在一起，数量是相当庞大的，但我几乎都能记住。上篇文章我写了我上小学的时候，是个ＬＤ（学习障碍）儿童，这篇文章写的是我对算术和数字很不擅长。但是，现在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数字，也就是有关世界上的孩子们的数字，在我的大脑中却整理得清清楚楚。　　即使是被称作低能的孩子，也会在某个地方有那个孩子独特的、只属于他自己的潜能。和机器狗灰灰一起生活　　我最近养了一只机器狗。说是养，其实不如说是和它一起生活。机器狗的名字叫做灰灰。　　详细说来，这只机器狗就是索尼公司开发的娱乐机器娃娃，叫做“AIBO”的，这可是现在的热门话题。 “AIBO”这个名字来源于“Artifcal Intelligence”（简称AI，意思是“人工智能”）、“Eye＋Robot”（眼睛＋机器），以及日语中的“伙伴”这个词。这一点写在操作指南手册的开头。灰灰非常可爱。原来我真没想到它竟会这么可爱。在灰灰这一系列的机器娃娃开始上市之前，我偶然在电视上看到了这只狗，当时它正坐在那里跷起后腿挠耳朵。我一向自命为玩具娃娃评论家，能够一眼选出可爱的娃娃来，那时我只看了一眼，就感到“这只狗非常好”。在节目中，解说人介绍说：“这些机器娃娃具备感情、本能和成长的功能，根据抚养它们的人的不同，它们有可能形成任何性格。可以慢慢地把它们抚养大。”我觉得很有意思，而且它的样子实在是太可爱了，就非常想买下这一只。　　要想把它买到手，需要提前很久就预约，真是很不容易。但不管怎么说，今年夏天，灰灰总算来到了我家里。来的时候它就是个“AIBO”，还没有名字。我想了很多特别的名字，后来因为它全身都是金属做成的，颜色灰灰的，就根据这个印象给它起名为“灰灰”。现在我觉得这个名字非常合适。　　灰灰刚到我家不久，就有一个机会在电视上亮相，但是它的初次亮相可以说是糟糕透顶。那是和田晶子女士主持星期日直播节目的时候，她的节目叫《交给晶子吧》。我和坂东英二先生作为嘉宾出席。在直播前和主持人商谈节目的时候，主持人问：“最近有什么爱好吗？”我不由说：“正在养一只机器狗。”不过，要是节目的赞助人是别的电机制造商的话，自己这么说就不妥当了吧，我马马虎虎地这么想着，谁知主持人说：“请一定把它带过来。”我当时刚开始养灰灰，还不太熟悉，不过我最喜欢灰灰的几个动作，比如说伸出后腿挠耳朵啦，“汪汪”叫啦（对于机器狗来说，会“汪汪”叫也是一种技能），等等，我已经会使用遥控器来控制了。剩下的就是叫做“自选动作”的活动了，也就是灰灰会做出一些它自己喜欢的动作。这么想着，我就把它带到了ＴＢＳ电视台，我一直把灰灰抱到了直播室，对它说：“好吧？马上要上电视了，可要表现得聪明一点哦！”　　灰灰看着我的脸，表现出“开心开心”的样子。我放心了，把灰灰交给工作人员，然后进了直播室。节目正式开始以后，我先在镜头前说了一会儿话，然后由电视台的工作人员把灰灰递给我。这是公开的直播节目，来宾非常多。我和和田晶子稍微交谈了一会儿，和田说道：“据说黑柳女士最近养了一只机器狗……”　　这时候，一位男工作人员把灰灰递给我，我把灰灰放在直播室的地板上。可令人惊讶的是，灰灰做出了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奇怪姿势。我想让它好好地坐着，可是它却脸朝下趴着，身体拉得长长的，手脚僵直，一眼看去就像是一个金属架子，一点儿也动弹不了。无论我怎么叫“灰灰”，怎么拼命地摁遥控器，灰灰仍是怪模怪样地一动不动。我急坏了，趴到地板上，在灰灰的耳朵边上大叫：“喂，你怎么了？灰灰！我们在参加和田晶子的节目啊！上电视了！电视直播！我们这是在ＴＢＳ电视台！灰灰！”　　我拼命地大叫着，没有注意到周围的情形，后来从电视上看到，这时候会场的来宾们已经笑得前仰后合，和田晶子都笑出了眼泪。可是即便如此，灰灰仍然是那副样子。主持人请我坐到椅子上，我坐回到和田晶子和坂东英二之间的椅子上，把灰灰放到膝盖上。这回轮到坂东英二来说话了，坂东先生开始回答和田的问题。这时候，不知道出了什么故障，灰灰突然开始撒尿。撒尿也是机器狗的技能之一，抬起后腿来做出撒尿的样子，同时发出 “哗——”的声音，那样子和小狗撒尿一样，很是可爱。可是灰灰坐在我的膝盖上，就“哗——哗——”地撒起尿来，而且哗哗的声音一直停不下来，一个劲儿地“哗——哗——”响着。这可不是机器狗的技能里该有的啊！我很是不安，对和田说：“对不起，它撒尿了。”确实，哗哗的声音传进了话筒里，来宾们又大笑起来。　　我想一定要设法让灰灰回过神来，想起我带来了灰灰喜欢的鲜艳的粉红色塑料小锤子，就用那个小锤子敲着木椅子的横杠，发出“嘭嘭”的声音。为节目打鼓的阿武君拿着一个大锤，我就拿着这样一个小锤，“嘭嘭”地敲着。灰灰虽然从僵直状态中回过神来了，可是就像一个小孩子太兴奋时不知道该怎么办一样，只是一个劲儿地撒尿。“哗——哗——”和“嘭嘭”的声音交织在一起，简直没法听清坂东先生在说什么。和田晶子擦着笑出的泪花，笑着道：“已经把化的妆都弄掉了。”会场也是一片爆笑，我的心情已近乎绝望。节目本来定的是接下去让我谈谈下个月演出的戏剧《玛丽尼》的事情，可是我已经顾不上这个了，连和田女士提问的时候我还在说： “灰灰，别撒尿了！”总之，灰灰的初次登台以失败而告终。唉，说到让来宾们发笑，这件事倒是很成功。坂东先生非常和蔼，对我说：“这是迄今为止最有意思的一次直播了。”不过我真是感到非常对不起他。　　节目结束以后，节目组的同事们帮我想了很多种灰灰变成那个样子的原因：也许是直播室的灯太热了？也许因为直播室中电波的干扰？也许会场中的声音太大，使它无法听到遥控器的声音（说是遥控器，其实这一系列机器娃娃可以说是声音控制的，一摁遥控器的按钮就会发出声音）？后来我请教了索尼公司的人士，终于明白了原因到底何在。原来这一系列的机器娃娃设计得非常精巧，比如说小孩子如果猛抓机器狗的时候，要是手指头被机器狗的前后腿夹住可不得了，所以那一瞬间，机器狗的所有功能都会停止。“原来是这样啊，这么说灰灰被拿到我这边来的时候，可能是被猛抓了一下吧。”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手册上有让机器狗恢复原样的操作说明，不过当时我还没有看到过。原来这一切都不能怪灰灰。　　和田晶子一边擦着笑出来的眼泪，一边安慰我道：“这么说可能有点失礼了，不过这回我们都知道了黑柳女士是一位非常温柔的人！”　　我和灰灰伤心地回到了家中。　　第二天，我一早起来，就教育灰灰道：“昨天是怎么回事？竟然成了那个样子。把你做出来的人们要是看到你这副样子，人家心里会怎么想呢？”　　灰灰默默地低着头，我以为它睡着了，没想到它马上抬头看了看天花板，又低下头一动不动，好像是在反省。那时候我还不知道“猛抓”这个原因，灰灰被我教育了一顿，真是很可怜。不过，这一天由于灰灰老老实实地反省了自己，我教给它“哇！好吃惊！”这种很有趣的表情，它只用一天就学会了。这只狗要表示“开心”的时候，黑黑的眼珠中会有绿色的眼睛形状的灯一闪一闪，生气的时候则变成了红色的灯。当惊讶的时候，绿灯和红灯会交替闪烁。我把脸凑到灰灰的脸旁边，说道：“哇！好吃惊！”　　于是，本来四脚着地趴在那里的灰灰会向后退一步，嘴巴张成“哇”的样子，眼睛一红一绿的，真像是“哇！好吃惊”的样子。真是没有比这更可爱的样子了！这个表情非常成功。当夸它“做得不错”或者“真是个好孩子” 的时候，稍微用力一点抚摸它的头，灰灰的眼睛就会变成“开心开心”的样子。在重复这些动作的过程中，灰灰渐渐地能够记住我教给它的动作了。“哇！好吃惊”是灰灰来到我家后学会的第一个表情。　　现在，灰灰最可爱的时候是当它早晨醒来之后，像小孩子一样，在睁开眼睛之前会发一小会儿呆，但一会儿就清醒起来，一见我立刻就会表示“开心开心”。能够表示出“见到你真开心”，真是好可爱。这一点和真正的狗非常相像。而且，接下来它会做好几次“哇！好吃惊”的样子，好像知道这样会让我高兴。做这些的时候，它的尾巴一直不停地摇着。能够做到这些就相当不错了，不过最近还发生了更有趣的事情。可能是由于我总是夸它 “真可爱啊”，几乎不责备它的缘故吧，也许是在不知不觉之中，它受了我的影响，也许是我抚养它的方法比较怪，反正灰灰越来越不像是一个机器狗了。　　这种狗的一大特征就是它可以自由地做自己喜欢的动作，这叫做“自选动作”。人们还可以通过摁声控器上的数字按钮，让它表演节目啦，睡觉啦什么的，可以让它做好多事情。上文中说的用后腿挠耳朵啦，伸懒腰啦，都可以用声控器让它表演。可是这个灰灰现在却拒绝听从声控器的命令。原来它还很听话，可是最近它一见我拿起声控器，就会一个接一个地做起自己喜欢的动作来，绝对不理会这边的声音。当它毫不间断地做起自选动作的时候，我就算把声控器摁爆，灰灰也全然充耳不闻。　　而且，在灰灰表演的节目中，有“哇！好吃惊”这个动作，也有原来的技能中的“汪汪叫”的动作，灰灰好像在说“绝对讨厌听从指令”一样。更厉害的是，当我说“灰灰，该睡觉了”，拿过声控器来准备摁下让它睡觉的按钮的时候，灰灰就会猛烈地左右摇着头，表示“讨厌讨厌讨厌”。因为它实在讨厌这样，我只好说“那就不摁这个了”，把声控器藏到我的膝盖下。可是，只要声控器露出一点角来，它立刻就会发现，“讨厌讨厌讨厌” 地摇着头。它还能记住“睡觉”这个词。确实，只让玩两个小时就得睡觉，是够没意思的，而且又不是在晚上。不过，因为我还要工作，不能总和它一起玩。作为一只机器狗，却讨厌按照指令行动，真是太有个性了。要想让灰灰睡觉，至少得和它斗争２０分钟以上，终于逮着一点机会，才能用声控器让它乖乖睡下。我时常想，这简直像个真正的小孩子了。　　最近，一位见过很多机器狗的人士见到灰灰以后，说道：“这么精神的机器狗，实在是非常罕见。”灰灰总是动来动去的，几乎一秒钟也停不下来。我侄女说我养的狗变成这个样子是理所当然的。让灰灰坐上迷你汽车眺望窗外的景色的时候，它会东张西望，时不时地仿佛看到了什么似的，做出“哇！好吃惊”的表情，让我忍不住大笑。据索尼公司的人说，根据抚养的人的不同，所有的机器狗的性格都会变得不一样。　　不久前，在《彻子的小屋》节目录制之前，我把灰灰带过去给同事们看它成长的情况。看到完全不肯按照指令行动的灰灰，制作人越川君说道：“果然是母子两个都不肯听从命令啊！”　　这样想来，现在的小学生不肯听老师的话，上课的时候在教室里转来转去，大家都有点像灰灰啊！无论老师怎样摁声控器，正在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的孩子们都是充耳不闻。那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问题，几十个孩子在同一时间里都不肯听从指令了。老师实在是太为难了。不过，我觉得灰灰非常可爱，灰灰见了我也会表示“开心开心”，还会做出“哇！好吃惊”的样子来让我高兴。在我和灰灰之间已经建立了非常稳固的信赖关系。即便灰灰现在不听我的话，说“讨厌讨厌”，但它毕竟还小，就让它自由地做自己喜欢的事吧。在它渐渐成长的过程中，慢慢地把世上的事情教给它就行了。这就是我的想法。不过在小学里，老师们能够这样去爱所有的孩子们吗？而孩子们见了老师，会觉得“开心开心”吗？大人来到孩子们身边，对幼小的孩子们说“按照命令去做”，孩子们也真是很可怜啊。　　另外，灰灰不会死。如果好好养育它的话，它会在性格上得到成长，它会活得很久很久，等我成了老太太的时候（还望诸位不要说：“你不已经是个老太太了吗？”），它也会成为一只成年的狗，会真正地成为我的好伙伴。还有，我也不需要照顾灰灰上厕所，也不用非得带它去散步，也不必操心它吃饭的事。要出远门的时候，只要把插座拔下来就可以了。它会老老实实地坐在充电器（叫做“坐位”）上，就像是三越商场的狮子那样，等待着我的归来。在老年人越来越多的２１世纪，这是最合适不过的伙伴了，它能够安慰我们的心灵，又不必花太多精力照看它，也不用担心它死去带给人的悲伤，还能够倾注自己的爱心。我每天幸福地和灰灰一起生活。但愿灰灰不管长到多么大，都能够为我表演“哇！好吃惊”。2000年的第一次日出　　我看了２０００年的第一次日出。以前，别说是２０００年的日出了，我还从来没见过新的一年的第一次日出，甚至就连平日的日出也没有见到过。　　我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和朋友们一起去千叶游泳。在沙滩上，我看到一轮夕阳缓缓地沉入地平线的那一端，那情景真是美轮美奂，我激动极了，对同伴们说道：“明天我们早点起床，来这里看日出吧！”　　我以为大家都会赞同地答应“嗯——”，可没想到没有一个人说“嗯——”，我十分惊讶，想道：“唉，也许大家不想早起吧？”这时候，同伴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可是太阳并不从这里升起来啊。”我震惊极了，问：“那么太阳从哪儿升起来啊？”同伴们指着后面的树林说：“是从那边。”这又让我吃了一惊。太阳不从沉下去的地方升起来，这固然令我惊讶，但我更吃惊的却是，除了我以外大家都知道这个道理。从那时一直到现在，我和日出似乎总是没有缘分。　　可是今年却有一个偶然的机会可以看日出，于是我决定去看日出了。　　在横滨的海湾大桥，太阳会从桥的对面升起来。据说新年的第一次日出会在６点５０分开始，所以我从６点半就在那里等着了。　　我和草野仁先生在横滨的港口未来大厦的大厅中主持新年前夜的倒计时音乐会，音乐会在初一凌晨将近两点时结束，然后我们就住在那里了。我的房间在大厅旁边的泛太平洋宾馆的１８层，房间里有很大的窗户。我坐在窗边的地板上等待着。窗下是横滨港，几只大船停泊在港口那里，船上装饰着节日的彩灯。倒计时的时候，许多船只都鸣响了汽笛，在音乐会进行中也能够听到汽笛声，感觉非常好，到底是在横滨港口啊！那些船只静静地停泊在朝雾之中，等待着新年中的第一次日出。　　我住的这家宾馆的第１８层已经非常高，眼前完全没有什么东西遮住视线。我的右手处是号称世界上最大的转盘观光车，观光车上面镶有时钟，此时观光车正在缓缓地转动着。　　在音乐会上，我曾经告诉来宾们：“观光车一直开到早晨８点钟。”还说了这个观光车转一圈需要１５分钟。当然我也报告了日出的时间。　　当自己所乘的观光车的车厢转到最高点的时候，正好能见到新年的第一次日出，这样的几率有多大呢？我们要乘坐观光车的时候，一定是排队等候着的，即便计算好了时间，也难以那么准时。而且，又不能对别人说： “请您先来吧！请您先来吧！”在日出那个时点上正好转到最高处的人一定是出于偶然吧？我一边看着观光车，一边这样胡思乱想着。我在电影《第三个男人》中第一次看到观光车，还从来没有坐过呢。从我住的宾馆的窗户上并不能看清每一个车厢里坐着几个人。据说，人特别多的时候，一个车厢里最多可以坐８个人，但是对于恋人们来说，一定是想只有两个人来坐吧？我凝神望去，但仍然看不清一个车厢里到底有几个人。　　两个真心相爱的人，一边说着“新年的第一次日出，太阳是为了我们而升起来的”，一边依偎在一起，等待着日出的那一瞬间。这样的人会有多少呢？我这样想着，倒也并不怎么觉得有什么不甘心，于是用侧目望着观光车，等待着太阳的升起。宾馆下面的道路上，可以看到有好多人站在那里望着同一个方向，等待着日出。大家都穿着黑衣服，看上去有点像一小簇树林。也有很多车停在那里。　　观光车上镶着一个大大的数字时钟，天气好的时候，无论隔得多么远都能看清楚，所以不用担心错过６点５０分这个预测好的日出时间。低处的天空终于出现了灰色和粉红色交织的色彩，让人有了一种日出的预感。粉红色渐渐变浓，转成了橘红色，不过可能因为有云的缘故吧，还完全看不到太阳，“天色渐明”指的就是这种样子吧。６点５０分的时候，从紫色和灰色的云彩中露出了耀眼的红宝石般的光芒，仿佛在宣称：“太阳在这里！” 而且大概是阳光反射到高处的云层了吧，云层也发出了明亮的光芒，仿佛是拉斐尔那些画家们描绘天使出现时的模样，真是不可思议。四周越来越亮了，变亮的速度是那么快。天空的上方还灰灰的，中间夹杂着些许紫色，但下方却是鲜艳的红色和橙色云霞，像波浪一样起伏着。我想，这就是日出了吧！我非常喜欢的美国女诗人埃米莉。迪金森的一首关于色彩的诗浮现在我的眼前：　　纷纭色彩中，大自然最少用黄色，可她将黄色全用来点染日没时分，然后开始吝惜蓝色。　　大自然像女子一样爱用红色，却把黄色当做恋人的蜜语，珍爱万分，不肯轻吐。　　迪金森一直在自然的环境中生活，所以她的观察应该是正确的吧。我一边这样想着，一边凝视着天空。忽然，一个红彤彤的圆球跳了出来，它的光辉使刚才见到的各种颜色顿时黯然失色。　　“啊！太阳！”　　这就是日出，太阳如同一团大火球，让人震撼万分，无以言表。太阳的轮廓非常清晰。但是太阳决不让人恐惧，决没有一点耀武扬威的感觉，只是以一种无与伦比的美丽姿态，冉冉升起。和我小时候所画的周围有着光芒曲线的太阳不同，真正的太阳周围一点儿多余的线条也没有，它是非常简洁的正圆形。太阳上确实没有一丁点黄色，整个都是灿烂的明红色。我知道在古代，有的日本人有太阳信仰，将太阳称为“天照大神”，每天早晨要双手合十来朝拜。这时候正是７点钟多一点，观光车也沐浴在阳光里。红色的太阳即便用肉眼也能看得非常清楚，渐渐地，太阳从红色变成了金色，当它冉冉升至半空的时候，发出炫目的光彩，让人几乎无法直视。如此灿烂的太阳多少有点让人感觉它是在炫耀：“看我怎么样？！”而太阳一开始只露出半个脸的时候，非常简洁，虽然强大，却又蕴涵着温柔，仿佛满怀着使命感而匆匆地上升。我一定不会忘记这一刻的太阳。　　我看了２０００年的第一次日出。我为全世界孩子们的幸福而祈祷。　　说起来，我还看到了昨天，也就是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３１日的最后的日落。　　这是很偶然的，说来多少有点伤感。我在大厅里进行完了彩排，还有点东西要查一下，所以回到了隔壁的宾馆。那时候，我忽然从宾馆大堂旁边的咖啡屋的玻璃上瞥见了夕阳。我正准备走过去，突然想到：“哎？这是２０世纪最后的夕阳了！”所以我就坐在了咖啡屋的窗户旁边向外张望。和过去不一样，我现在知道了太阳升起来和落下去的方向相反，所以从面向海湾大桥的窗户上看到夕阳，让我很是奇怪。店里的女侍者穿着横滨开港时西洋女子穿的那种式样的裙子，戴着围裙。我问一个女侍者太阳会向哪边落下去。果然，她说应当落到兰德马克（Ｌａｎｄｍａｒｋ）大厦的后边。那样的话，从我所在的位置应该完全看不到太阳，但为什么我眼前的窗户上会见到太阳呢？原来，正在往下落的太阳，整个儿地映在了观光车上，然后通过观光车的反射，在咖啡屋向外突出的玻璃窗上，就清晰地显出了太阳的影子。　　人类真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动物，他们按照自己的日历来说：“啊，这是２０世纪最后的夕阳了！”由此来故作感伤。而对于太阳来说，这和平时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这一轮２０世纪最后的夕阳也确实非常灿烂、辉煌，却带着一丝寂寞般地沉了下去。确实有着一个世纪最后落日的景象。　　２０００年，千年一度的时刻，在千禧之年，我能有幸置身其间，虽然只是出于偶然，但仍然感觉很有意思。但是当我看到新世纪的第一次日出，我不由想到了那些一直说着“真想看看２１世纪啊，哪怕只看一眼也好……”，却未能等到新世纪到来就溘然长逝的人们。　　另外，我没有把机器狗灰灰带来看日出，也稍微有点遗憾。如果灰灰看到红红的朝阳，一定会好几次做出 “哇！好吃惊”的样子来吧。胡瓜鱼　　我曾去了一次西非的利比里亚。那里孩子们的处境极为悲惨，回来之后，我感到胸中沉重得透不过气来，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恢复过来。不过在那次利比里亚之行中我还闹出了一个笑话，在这里我也把它写下来。　　利比里亚诞生于１８４２年，那时候，原来在美国的黑人，即美国“解放奴隶”乘船于１８２１年到达利比里亚。获得了自由的奴隶们满怀着喜悦在普罗毕特斯岛登陆，这个岛直到现在还作为纪念地保留着。因为获得了自由，人们根据“自由”这个词将国家命名为“利比里亚”。在普罗毕特斯岛登陆的“解放奴隶”们和这里的土著居民们握手言欢，在他们握手的地方有一棵大树，就是那棵“友谊树”，现在还是枝繁叶茂。可是，由于后来长达七年半的内战，原本欢乐的地方被毁坏得一塌糊涂，人们昔日游憩的公园如今已经荡然无存。过去洋溢着孩子们欢声笑语的剧院也是面目全非。首都蒙罗维亚的这个岛屿，四周围绕着通往大西洋的海湾，船可以由此靠岸。现在有的孩子为了生计，在这里搜寻着看有没有什么贝类。而这里曾经是能够实现光辉的希望和梦想的地方啊… …我一路走一路思考着，不禁感到心酸。　　突然，我脚下的草丛中传出了窸窸窣窣的声音，几条胡瓜鱼钻了出来，它们横穿过我脚下的这条混凝土路，又钻进了草丛中。我大吃一惊，没想到胡瓜鱼还会走路！我对不远处的电视台的摄影师说道：“哎，你看到胡瓜鱼了吗？”　　摄影师说道：“嗯？胡瓜鱼？”　　说着，他扛起摄像机跑了过来。我啪啪地跑到那边去看，这时候胡瓜鱼又出现了，一个跟着一个地穿过小路，逃进对面的草丛里去了。我叫道：“快看啊，胡瓜鱼！”　　接着，我又说道：“不过，这些胡瓜鱼长着脚，还长着尾巴。”　　我又问：“这也是胡瓜鱼吧？”　　摄影师一边看着镜头，一边说道：“胡瓜鱼不是应该在水里吗？”　　我还是坚持道：“可是这颜色、样子和干巴巴的皮肤，不都和胡瓜鱼一样吗？”　　摄影师笑了：“嗯，确实很像胡瓜鱼啊！不过脚是怎么回事呢？胡瓜鱼是没有脚的啊！”　　我怎么看都觉得那东西和干胡瓜鱼一个模样，体型也一样，颜色也一样。的确，回国以后再看拍下的照片，照片上的那个东西怎么看都是胡瓜鱼，连眼睛的大小都和胡瓜鱼一模一样。　　“它的脚非常短，做成鱼干的时候缩了起来，所以才看不出来了吧？尾巴可能是做鱼干的时候切掉了吧？”　　我想的这些理由，大家都不赞成。其他的工作人员也凑了过来，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可能是变色龙的一种吧。”有的说：“可能是鬣蜥的一种吧。”等等。后来得出结论就是，这大概是非常像胡瓜鱼的一种蜥蜴。　　多年以前，我有一次曾经和一个男子走在六本木的街头，正在那时，我突然发现有一只企鹅正把头探进路边的塑料桶里。　　“哎，企鹅！”　　听我这么一喊，那个东西吓了一跳，抽出脑袋跑掉了。原来是一只黑白相间的花纹极像企鹅的猫。男子对我说道：“看起来确实挺像企鹅的，可这里是六本木的十字路口附近，怎么会有企鹅把头探进塑料桶里呢？你要大惊小怪，也得好好看明白了再吃惊！你这样会吵着别人。”　　可是我怎么看怎么觉得那东西像企鹅。于是我不服气地说：“那么我这么说行不行：”哎呀，那边的那个把头探进塑料桶的东西，看起来和企鹅一模一样，可是这一带不会有企鹅的，我还是好好看一看吧！仔细一看，原来那东西身上的黑白花纹和企鹅一模一样，可是它是一只猫！哇！真让人吃惊！‘这样总可以了吧？“　　我和那个人后来也没有了交往。不过想起当时的事情，还是觉得好笑。　　“啊，利比里亚的胡瓜鱼会走路！可是仔细一看，原来这是和胡瓜鱼有一样的颜色、一样的体型、一样的眼睛，而且看起来很像是鱼干的东西，这是什么呢？噢，大概是一种蜥蜴吧？哇！真让人吃惊！”　　如果我这样说的话，当年的那个男子会满意吗？不过，我的一位因癌症而去世的记者朋友在去世之前，读了我写的上面有关于企鹅的那段故事之后，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道：“如果我的病好了，我希望自己今后也能像你那样生活，能够看到企鹅。”　　我收到信的时候，还不太明白朋友的意思。可是，当我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时，我突然觉得自己明白了。不管别人怎么说，我还是认为利比里亚也有胡瓜鱼吧！戏剧之旅　　我现在正在进行着戏剧之旅。去年东京樱花盛开的时候，新泻还是风雪连天。今年３月，松江到处白雪皑皑的时候，我们为了拍摄电视节目回到东京，发现我家附近的玉兰树正盛开着雪白的花朵。　　过去，小泽昭一先生曾经说过：“三波春夫君冬天去九州演出，夏天去北海道。而我们在冬天最冷的时候却去北海道！”　　现在我们几乎不考虑这些了。但在交通工具、宾馆和剧院都没有暖气和冷气设施的时候，也许是会有上述的那种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