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1910　一岁　悉尼　那双白色的软底鞋1915　六岁　爹爹带我们去一家叫“上海”的中餐馆1920　十一岁　上海的阳光照耀1928　十九岁　永远的中国式服装、永远的英文1931　二十二岁　利西路上的大房子1932　二十三岁　爹爹死了1933　二十四岁　燕京骄傲的女生1934　二十五岁　分离1934.4　二十五岁　美丽的女孩出嫁了　倔强的女孩出嫁了1934.11　爱情故事1935　二十六岁　富家女子的梦想1944　三十五岁　把微笑丢在哪里1945　三十六岁　Easy Come Easy Go1946　三十七岁　波丽安娜1948　三十九岁　美妇人之月的阴面1951　四十二岁　尚不知魏晋1954　四十五岁　再次成为职业妇女1955　四十六岁　戴西穿上了长裤1955　四十六岁　双重的生活1957　四十九岁　吴家花园湖石边1958　五十岁　最长的一天1958　五十岁　微微肿胀的笑容1961　五十三岁　阳台上的风景1961　五十三岁　平安夜1962夏天　五十四岁　煤炉上金黄色的Toast1962夏天　五十四岁　让我们也荡起双桨1964　五十六岁　沸腾的大锅1968　五十九岁　来一碗八分钱的阳春面1969　六十岁　骄傲与坚持1971　六十二岁　光荣退休1974　六十五岁　亲爱的奶奶不同于众1976　六十七岁　再婚六十八岁　私人授课的英文老师戴西1982　七十三岁　英文顾问戴西1983　七十四岁　它能证明“我在工作着”1986　七十七岁　乔治归来1989.9　八十岁　“我今天应该从哪里说起？”1990.4　八十一岁　童年时代的咒语1996　八十八岁　戴西与松林1998　九十岁　上帝这次看见她了，成全她了跋·关于本书1910　一岁　悉尼　那双白色的软底鞋　　There were two gardens,the first was what we called the Rose Garden. At the end of this garden was a trellis which was coverd with a climbing variety of roses. Beyond the trellis was the second garden. It had a lawn in the middle with flower beds surrounding it.　　院子里有两个花园，一个我们叫它玫瑰园，花园的尽头，有一个爬满了攀枝玫瑰的格子架。格子架的另一边是另外一个花园，那里中央有一块草地，花圃围绕着它。　　这是1910年4月2日，这一天是不是澳大利亚那些高高的树，在阳光和大风里落了许多叶子？那里的雏菊是不是早已经在秋天里凋零，就像一支古老的英国民歌唱玫瑰那样？这是大洋洲无数秋天中的一个。可是我不能知道。　　就是这个照片里的小女孩也不能回忆起来了。1998年9月24日，她又看了看这张照片，她伸手摸了摸照片上过周岁生日的自己，说："这是我女儿吧？我真的不能相信这是我的周岁照片。"经历了那么长的生活，经历了那么多的风花雪月和风霜雨雪，她布满细小皱纹的手指轻轻摸了摸照片上小女孩像瓷一样光滑的额头。　　那时的照相店是木头地板吗？那条白色的蕾丝裙子是不是窸窸窣窣地发出响声呢？那时候应该还是用玻璃感光的吧？是不是需要许多时间呢？在等待玻璃片感光的那些时间里，小女孩一直保持着这安详和尊严的样子，是不是不容易啊？这些事，谁都不知道了。开着车带她和妈妈一起去照相店的爹爹，1932年死于上海，那一年她已是一个美丽的少女，还没有从燕京大学毕业。她的妈妈，1947年也死于上海，那时她已是一个美丽的少妇，已经有了两个孩子，这些在悉尼卡贝尔街老宅的事，也就永远被父母带走了。　　在悉尼市的这家照相店里，她穿着白色的蕾丝裙子，在照相。她富有的爹爹妈妈要给这家里第七个孩子留一张周岁照片，为了她将来的回忆，而且也是纪念她这一生光明的开始。那个照相的大人当知道是为了庆祝小女孩的周岁，有没有祝她长命百岁？她很胖，很安详，她穿着白色的软底鞋，那对着照相机的鞋底，没有一点点灰尘，那是因为她还不那么会走路，没有什么可以将她的鞋子弄脏。当时有没有人对她说："笑一笑，戴西宝贝。"要是有的话，这个人是不是她的爹爹？这个从广东中山县出洋，靠水果生意发家，成为华人富商的人，最喜欢的就是第七个女儿，他把小女儿的婴儿房放在自己卧室的边上，晚上亲自照顾她。这些发生在1910年左右的悉尼老家的事，我不可能再知道了。关于悉尼的老房子，倒是在戴西的回忆录草稿里得到了详细的描写。　　大门有一个通道，通向我们家房子的前门。不过，我总是从右边转到花园里，然后去后门。院子里有两个花园，一个我们叫它玫瑰园，爹爹喜欢花，特别喜欢玫瑰，所以我们家的玫瑰园里有许多不同种类的玫瑰花。花园的尽头，有一个爬满了攀枝玫瑰的格子架。格子架的另一边是另外一个花园，那里中央有一块草地，花圃围绕着它。　　进门以后，要穿过一个长长的过道，然后就到了客厅，那是一间巨大的房间，我记得它大得足以放下两套客厅家具。客厅的另一边有两间房间，第一间我们叫它研究室。可实际上在屋子里有一个大桌子，爹爹用来放他的相册，里面都是他好朋友的照片。当他们来我家做客，他们就一起看照片，然后回忆起他们。早年在一起度过的日子。　　在那里，我们的早餐和午餐都是在厨房里吃的，可晚餐要到餐室里吃正餐。我们家的规矩，正餐是西式的，因为我们的女佣是澳大利亚。　　不过，这些描写被戴西放在了对1966年12月她和她的儿子中正被赶到亭子间里住，他们发现那间小屋子的屋顶漏了的记述以后。关于"文化大革命"初他们遭受的暴力，冬天时被净身出门的境遇，戴西在回忆录里点点滴滴地写着，即使是在纸上，我还是能感到她回忆时的痛苦，她几乎不能完整地表达，说得那么片断和勉强。然后，换了一行以后，马上从1966年逃向1910年代，回忆起童年时代的老房子来。也许对戴西来说，那栋老房子是她一生中最安全、最好的地方了吧。　　那时，谁也看不出，这世界到底会有什么能威胁到她。　　那一年，她周围的人，对她抱着对一个孩子祝福的心情。这出身富家、健康漂亮的小孩，会有可以想象到的美好将来。也许当时谁也无法想到，在1972年她退休以后，会独自住在一间非常小的北向亭子间里，她的家产早已被悉数充公，她靠自己每月三十六元人民币的退休金生活，即使是在1972年，它们也只够她买最简单的食物。冬天，亭子间里连她呼出的空气都会很快结冰，夏天，她不得不整夜坐在房门口，希望邻居家朝南的窗子吹过来的南风在路过他们的房间以后，能吹到她这里来。　　1998年9月25日黄昏，她在上海的自己家里安然去世，是上海红十字会和上海医科大学来拿走了她的遗体。因为在1985年她立志愿书将自己的遗体无偿捐献给红十字会，所有的角膜，骨头，脏器，包括有病的心脏和肺，并且不留骨灰。那一年，她儿子一家已去了美国，她的第二任丈夫戴维·汪去世已经两年，她七十七岁。　　1998年秋的傍晚，红十字会的车子带着她已经生活了九十年的身体最后一次路过上海的一些街区。1918年时她跟着全家来到这里，那时她什么也不知道，跟小朋友解释的时候，她说："爹爹要带我们全家到一家叫'上海'的餐馆里去吃饭。"这不是她出生的城市，也不是她的故乡，1949年以后，绝大多数家庭成员都离开这地方，她留了下来，1969年她被送到崇明岛劳动改造，被别人叫作"外国老太婆"。而1990年时，她回到澳大利亚自己的出生地，又回到上海，去到美国，又回到上海，她把自己的身体作为最后的礼物送给了这里。澳大利亚驻上海的总领事，作为她故乡的代表来向她告别。　　她的葬礼就在医学院的解剖实验室里举行。　　她就睡在大圆盘子的无影灯下。明亮柔和的灯光照着她的脸，被剪短的头发下露出了宽的额头，就像一岁时候那样。当九十年的岁月之水流过以后，她的容颜在一岁照片上就已经出现的那种安详和尊严，还像水底的小石头一样湿漉漉地留在那里。无影灯边上的天花板是一些大玻璃，上课的医科学生们就将站在大玻璃前看老师如何解剖她的身体，他们会在意她脸上的那种神情吗？　　在她的葬礼上，代替哀乐的，是莫扎特的《安魂曲》。她穿着生前最喜爱的中式黑色立领小袄。她已经有六十年没有再穿西式衣服了，她觉得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应该穿自己的衣服，就是在二三十年代她最富有、最年轻、最美的时候，她也是穿着中式的衣裙。葬礼上来了侨务办公室的官员，他们抱歉地说直到她去世，他们才知道她是幼年从海外回来的华侨，因为她从来没有说过。　　绿色的方格子瓷砖墙被三十六个用鲜花做的花圈盖住了。小小的冰凉的房间里充满了鲜花的气息，并不是香气，而是那种已经被剪下来的生命的临近死去的喘息。许多白色的百合花，那是因为它的洁白和优雅很配戴西；许多的雏菊，小小的，安静的，张开着没有设防，那是因为她生前非常喜爱雏菊，她的名字戴西，在英文里也就是雏菊的意思，她和这种花同名。鲜花围绕着她和她的照片。　　在24日下午，我去看她，带去一束白色的玫瑰，她用清水把花供在绿色小柜子上，那是很少的几件在1966年被扫地出门的时候从家里带出来的家具，一直跟着她。她整理着花，他说："你知道，我总是喜欢花的，它们多么漂亮。"那天她也很漂亮，她新烫的头发，雪白的短发。这是她的最后一个黄昏，白色的玫瑰在暮色里像一小团云，那天她会想到在澳大利亚的老家院子里，她爹爹种过的那些1910年的玫瑰花吗？她也是一个爱鲜花的人，像她的爹爹一样。　　在最后的日子里，她有时说她能看到一些灰色的人形在房间的天花板上漂浮着，她并不害怕它们，可她知道这是一些灵魂。也许是她的亲人们的灵魂吧，他们来接她了，就像她一岁的时候，他们开着车，领她到一家照相店里去照相一样，现在他们要接她去团圆的地方了。1915　六岁　爹爹带我们去一家叫"上海"的中餐馆　　She used to watch her Dad taking her Mom and elder sister to the Opera.They dressed up so beautifully for those occasions and there was always a box of chocolates. At that time, she was a young girl who felt that there would be numerous operas and boxes of chocolates waiting for her in the future.　　1989年9月，戴西离开上海，去美国看她的儿子中正一家，同时她也去看了分离了三十多年的兄弟姐妹。　　1958年，她的丈夫被捕入狱，被判必须向政府退还六万四千美金。她被迫向所有国外亲人写信，请他们寄钱回来，帮她家还账。她把信写好，交给政府过目。寄出去那么多信，只有她的哥哥沃利一个人寄回了八千美金，那是从前她借给沃利的钱。1962年，戴西去学校教英文，沃利还从美国寄来了许多英文教学方面的资料和最新出版的词典。而"文化大革命"以后，他就再也没有了消息。　　而在从前，沃利总是戴西的领袖，他总是为戴西出各种各样的主意，在全家从悉尼迁到上海的日本邮船上，他们玩了六个星期的"跟着领袖走"的游戏，沃利的领袖地位在那时候就确立了。小时候礼拜天去教堂，爹爹分给每个孩子一个便士，让他们自己投到奉献箱里去，沃利教她用半个便士去买一个冰激凌筒吃，把找下来的半个便士给奉献箱。　　在全家离开澳大利亚时，爹爹妈妈又带他们一起去照相，那时戴西已经长得高过沃利，所以他一定要戴西坐下来，不让她看上去竟然比自己要高。在兄弟姐妹里，他们是最要好的。甚至戴西十多岁的时候学钢琴，后来学开汽车，也都是沃利的主意，因为这是上海淑女个个都要学的时髦。　　乔治1957年从上海经广州偷渡出境，临行前清理永安公司总裁办公室，匆忙之中，突然不知触动了哪里的秘密机关，一只秘密抽屉弹了出来，里面是从前二哥留下来防身的一把枪。1947年在永安公司的一次危机中，宋子文出面帮忙，所以二哥沃利做了总裁；1948年蒋经国要杀他，所以他也是在匆忙中逃往国外，由乔治接了他的班。乔治当晚就要走，他就把那把枪带到戴西家，让她处理。她的丈夫把枪埋在了自家花园的树下。后来，就是这把他们从来没用过的枪，成为她的丈夫吴毓骧判决书上的一条罪行：私藏武器，乔治并不知道后来在上海发生了什么事，戴西再见到他的时候，他陪着太大在夏威夷开美发厅，穿了当地人爱穿的大花衬衣，他老了以后，鼻子越长越宽大，像一个犹太老人了。要是没人告诉，你不会把他与照片上那个坐着的胖胖的小男孩联系在一起。戴西从没有真正具体地告诉过他关于那把枪的事，她说，说什么都已经没有意义了。　　戴西的三姐安慈是上海的第一位"上海小姐"，在这张照片上，虽然她还是一个刚刚发育的小姑娘，已经能看出她日后的醒目与美貌。她和丈夫一起生活在美国多年，仍旧保持着她的美貌和美女那种安适而活泼的气质。她们姐妹从中西女塾毕业时，她已经是一个会骑马、会跳舞、会射击、会一切新鲜花样的小姐，她带着戴西在去阂行的公路上跟人开钊车，最后发现那辆居然与她们争锋的车里，坐着她们的哥哥沃利。在她参加上海小姐选举的时候，戴西已经去了北京读燕京大学的心理学，她还写信回家劝姐姐不要参加这种无聊的游戏。而到了姐姐为了自己爱上的人几乎要从家里私奔的时候，戴西又是第一个表示同情的人。安慈已于1980年在美国去世，戴西去美国的时候没能见上最后一面，而见到了照片上那温顺的大姐。　　1989年在美国，大家都鼓励戴西把自己的一生写下来。于是戴西去大学的老人写作班上了两期写作课程，规范自己的英文。从离开澳大利亚以后，她仍旧上的是英文学校，她这一辈子，说的大多是英文，用的也大多是英文，虽然在中学时代开始，也一点点地接触中文，可总没有真正当成自己的语言用。直到五十年代单位里为老资本家们洗脑，她才被迫认真学习中文。到1971年退休的时候，造反派对老资本家做了最后一次训话，要每个人表态怎么继续改造自己，她对造反派表示一定要更好地掌握中文，学好毛泽东著作，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得到造反派的表扬。到了1989年，她决定要用英文写她的回忆录。她真的从9月开始写自己的回忆录，在她写在电脑里的回忆录里，她回忆到在七十四年前的9月，六岁的时候，她在悉尼上科莱斯泰小学的情形，因为同学乱叫她名字，她逃了学，而且理直气壮地对校长宣布，要是同学不改正的话，她就永远不去学校了。那时她是个眼睛里看不得一点点不公平的小姑娘。　　她回忆了小时候看着爹爹带着妈妈和大姐去看歌剧的情形，他们打扮起来，是那么漂亮，还总有一盒子巧克力。"我是多么希望能够早点长大起来，也能和他们一起出去啊。"戴西在她的回忆录里写着，那时她是个觉得长大起来会有一路的歌剧院、一路的巧克力等着她的小姑娘。　　这是戴西在出生地留下的最后一张照片，1917年，她的爹爹郭标应孙中山的邀请，和兄弟郭杰一起举家回到上海，开办上海当时最新潮的百货公司：永安公司。戴西刚回到上海时，就住在永安公司对面的东亚酒店里，那是她妈妈的家族--马家的产业，马家当时已经在上海开了先施百货公司。她天天在窗前看着永安公司的楼房，在那些粗大的绿色的竹子脚手架里面，一层层地升高起来。南京路上这些华人资本家大百货公司的开张，标志着华人资本在上海的成熟。　　而戴西不知道这些，她有一天发现在酒店的窗外飘着一些白色的东西，她觉得非常奇怪，于是打开窗子，伸手接了一些，握在手里，冲到妈妈房间里给她看，可当她张开自己的手，里面除了几滴水以外，什么也没有。妈妈笑了，告诉她那是雪，在悉尼从来没有看到过的雪。那时她是没有一点点阅历的小姑娘。　　我们的古科罗克叔叔，他的第一任妻子是妈妈的妹妹，当时也一起住在酒店里，他是爹爹永安公司的经理。他有一辆福特车，在那时是很豪华的。有时他领着我们大家开车去郊外，当时我们最远也只到过静安寺，所以我们都觉得开到郊外去，是好远的路了。　　这时，在她的回忆录里，回忆了一个孩子浑然不觉的安宁心境，而实际上，在生活中，一个人将要遇到些什么，是谁也不知道的。她当然也不知道在1967年，她和学校里一些"有问题"的老师一起被送到工厂劳动。有一天，他们用英文说了几句话，有人间她在午休的时候干什么。她告诉他们要去国际饭店买一点面包。"你知道那里的面包比解放前做得好。"戴西说。我想，这是她看到自己桌边还坐着两个工厂的工人而特地说的，因为没有必要为买面包加上这样的评价。　　等午休结束以后，他们被突然集中到楼下的房间里。开始戴西他们还不明白是否他们这些资本家也有资格去开会，后来，当他们试探着下楼去的时候，他们惊奇地发现居然一屋子的人都在等着他们，工人们要求会说英文的人站到前面去，戴西就站到前面去了。然后她发现和他们中午同桌吃饭的那个工人也在，他把同桌另外两个说英文的老师也带到前面去了。　　他走上前来，叫我跪下。我跪下了。他拍打我的头，我很奇怪，就抬起头来看他用什么打我，原来他用了一把扫帚。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就要开始痛打我。可是并不是这样。他要我交代我在楼上工作的时候都说了些什么。我用中文告诉了他。　　他谴责我在说谎："我懂英文。"他说，"你难道没说什么'公园'？你在中午的时候要到公园去。你要到公园去见谁？见面要干什么？"　　我告诉他我要去的是公园饭店，就是国际饭店从前的名字。不是什么公园。　　"哦，是的。"他说，"你还抱怨面包不如解放前好了。你能否认自己说过公园和面包吗？"　　在我的头上又被扫帚打了几下以后，会议结束了，他感到自己已经揭露了一个资本家是多么坏，多么不诚实。　　1915年时的戴西怎么会知道，自己有一天竟会面对这样的屈辱？而且她还能从那些屈辱中活下来，甚至没有成为一个因为心碎而刻毒的老人。1920　十一岁　上海的阳光照耀　　Sometimes it makes one wonder whether or not the character of a person was established since childhood. Probably, a rich and bright life is the best nutrition for the cultivation of a pure and tenacious character.　　这张因为年代太久已经残破了的照片，把1920年照在中西女塾校园里的明亮阳光，固定了下来，要不然，我们是再也看不到这一天的阳光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了。每一天的阳光其实也都是新的，像流过河床的水，一去就再也不会回来了。　　这时，中西女塾已经从原来西藏路上的慕尔堂里搬了出来，搬到经家花园里，作为新校址，到1920年，这所美国基督教女子中学在上海已经有二十八年的历史，从它正式开学，当时上海道台聂仲芳出席的那一天起，它就在当时上海的新式学校里享有盛名。它面对上海上层阶级的女儿，在戴西进入这里读书的时候，国母宋庆龄和中华民国的第一夫人宋美龄都已经从这里毕业。　　学校收取昂贵的学费，有严格的管理，宿舍里六英尺长、四点五英尺宽的小床都必须用白色被褥，每个学生必须把自己的小床整理得一丝不苟。一进学校大门，必须除去所有艳丽珍贵的服饰和珠宝，否则，就作为捐赠被学校充公。在学校里的一举一动，都要按照校规，比如要是在走廊里停下说话，必须让到一边。做教会学校的"标准女子"，任何家庭背景的学生都不能例外。　　它的校训是成长、爱人、生活，它的教育是美国式的，重视体育，英文，音乐，科学，学校的英文演剧是当时最有特色的。用全套美国课本上课，在世界地理课上，她们学到中国是在远东地区。但是在它的大图书馆里，不光有全套的英美文学作品，有最新的英文杂志，有美国当时的流行小说，比如《波丽安娜》。也有英文版的《资本论》。　　它的风格是贵族化的，教会学生怎样做出色的沙龙和晚会的女主人，早餐有中式的肉松和西式的黄油，学生客厅里有沙发、地毯和留声机；并且要秀外慧中，有严格的教养和坚强的性格。　　它对学生的许诺，是要让她们一生年轻和愉悦地生活。　　在当时的上海，像大家应该在西郊有别墅、家里有美国汽车、先生有一抽屉各色领带一样，家里的女儿应该在中西女塾上学。连中等人家，也愿意节衣缩食，把自己的女儿送进这所名校来。有抱负的人家，希望女儿在这学校里接受最好的美式教育。像学校所说的那样，中西的教育，是为了让她们有勇敢的心和有价值的行为，给自己的生活一个最好的建设。没抱负的人家，希望女儿在这学校里开眼界，见世面，将来凭着中西女塾的牌子和西化时髦的淑女作派，能嫁入一个好人家。对这样的人家来说，女儿从中西女塾毕业，就像一份上好的嫁妆一样。　　从照片上看，戴西这时在中西女塾里已经很习惯了，而且过得很好。她甚至参加了学校的演剧团，演出了莎士比亚的《驯悍记》。这张是不是演出后留下来的剧照，戴西已经记不得，她靠在一个扮绅士的女生怀里，头上带着一圈花环，像一个正在愉快地享受着追逐的女子。那么爱娇，那么跃跃欲试，像真的一样。可仔细看她的脸，那种煞有介事的温柔的笑影里，留着女孩子兴奋的、游戏的快乐。于是你就可以知道，这孩子是在扮一个恋爱中的女子，就像更小的时候扮娃娃的妈妈一样。然后她们又一起拍了一张婚礼的照片。扮绅士的女孩做出严正的样子，那应该是一个女孩子从自己的父亲身上找到的样子，她的脸上不懂做出来真正的婚礼照片上的男子的表情：有一些抱得美人归的自得，有一些天降责任的害怕，有一些对单身汉的日子的追悼，有一些成家立业以后的茫然。她生活在一个纯粹女孩子的世界里，对男子知之甚少，扮新娘的戴西，一脸的懵懂，学着别人的样子，把手插在绅士的臂弯里，庄重地站着，挂着长长的、演剧用的婚纱，她也不知道婚姻，可她有一种什么也不怕的沉着，更没有做出小女孩在这时很容易做出的媚态，也不曾飞出不解风情的眼风，她带着一些镇定的勇敢的茫然，这也许是中西女塾的教育给她的吧，对未知的生活，是向往的，也是沉着的。　　大概她们照完相，就笑弯了腰吧，每个人在自己的少女时代，都有这样的经历。　　这的确是戴西一生中快乐的日子。　　她已经从最初在广东学校里的不适应中解脱出来了。在她小时候，要是遇到不适应的环境，她总能抽身而出。1915年，她上了广东小学，可是她不会说一句广东话，也不会说上海话，老师为她起了一个中国名字，但是当她拿着那张写着自己中国名字的小纸条上黄包车回家的时候，一阵风吹掉了她手里的字条，她再也想不起来老师为她起的是什么样的中国名字。她和家里的几个孩子中午在外面吃饭，因为只会说一个中国词"面"，所以天天中午都吃面。但是她不会用筷子，不管怎样学，也学不会用手指就能调度筷子。于是她和哥哥姐姐一起被家里转到了上海的教会学校，在一个简简单单的、有薄薄雾气的上海普通的周末。就离开了筷子和老师要叫"郭某某"起来说广东话回答问题的中文环境。　　直到一个中学里要好的同学，为她拿来了当时走红的作家谢婉莹的名字来做戴西的名字，她才算有了一个正式的中国名字。日后她在北京见到谢冰心的时候，冰心说："你与我同名。"她就对冰心说到了名字的往事。　　她总是这么轻易就遂了心愿，所以，谁都没有想到以后，当她站在菜场里卖咸蛋的时候，当她只能吃八分钱一碗的阳春面当晚餐的时候，当她独自从劳改地回到家，听法院的人来宣读对她丈夫的判决书，接着把她家里所有的东西悉数充公、连她的结婚礼服都不剩下的时候，她能好好地活下来，当有外国人问起她的那些劳改岁月时，她能优雅地直着背和脖子，说："那些劳动，有利于我保持身材的苗条。"她在八十六岁的时候，与三个年轻女子一起出去吃饭，只在一起走了几分钟，那三个女子就感到情形像是三个男子陪一个迷人的美女去餐馆，而不是三个女子陪一个老太太。　　有时候，真的让人怀疑，是不是一个人的品质是在童年生活中就确立了的，而且很可能，富裕的明亮的生活，才是一个人纯净坚韧品质的最好营养，而不是苦难贫穷的生活。　　当她被转到中西女塾以后，她所有的劣势，都一举成为别的女生渴望的优势，那里说的是英文，看的是英文，写的是英文，考试和授课也是英文，她自己觉得是个高人一等的好学生了。到1919年就以全A的成绩升到五年级。在新学校里，她成了一个什么都不缺的快乐的孩子。女孩子多的地方，总是比相貌，她是头挑的，虽然还没有长到让人惊艳的二十岁，但能看出来她已经是一个秀丽的少女了；富家女多的地方，容易比家境，她是头挑的；外国学校，当然比英文，她也是头挑的。学校里常常发生的歧视，对出身的歧视，对学业的歧视，都离她远远的。　　这时，永安公司蒸蒸日上，在公司的屋顶开了花园，那是南京路上的一大时髦。家里搬到了一栋带花园的大房子里，很美的西式大房子，更美的大花园，是从一个瑞典人手里买来的，她的房间还是与爹爹的卧室连在一起，她仍旧是爹爹最心爱的孩子，要是在家里，她在早上会陪爹爹一起去花园种花。他们都喜欢照顾鲜花。　　在别人的眼睛里，爹爹是上海最大的百货商之一，而且还是孙中山的造币厂的厂长，家里有一麻袋作废的铜钱板子，郭家的孩子在花园里玩的时候，也会到麻袋里去挖一把出来，到花园里的小湖上去打水漂。而戴西在爹爹身上学到的，是他对绳子的珍爱。做水果生意起家的爹爹，直到家里孩子出门要用防弹汽车和保镖，还是对每一小段绳子都得小心地捋齐了。缠成一个小团，放在抽屉里备用。戴西和爹爹一样终生保持了收齐绳子的习惯，直到戴西去世，回来为她整理遗物的孩子，在她的写字桌抽屉里发现了许多整理好的绳子团。　　因为怕绑匪，郭家的孩子只有很少的机会公开社交，他们最好的朋友，差不多就是宋家。宋子文天天在郭家吃饭，在宋家管账的宋美龄和在郭家管账的二姐姐波丽好成一团，常常互相交流怎么从家里的流水账里扣出钱来结伙去看新出的美国电影，所以，在学校里有许多同学住在一起，是生性活泼的戴西很丹怀的事。　　那真是些轻车快马的日子，在一个人的少女时代。　　那二十年代的明亮阳光，照耀着戴西年轻的笑脸，她还有点胖，因为在青春期里，有一点像刚刚发起来的发面团一样，那么新鲜，那么不确定，那么香，不可遏制地成长着。她盼望着许多事，可并不着急，生活像阳光下最蓝的大海一样，璀璨晶莹地在她的面前铺陈，随便她是想去游泳，还是想去泛舟。1928　十九岁　永远的中国式服装、永远的英文　　Within the tenderness and purity of a young beauty,who was quite different from a model, there existed something solid and glittering, which also made her dirrerent from Venus. Something lucent and sharp as a gem can be sensed sparkling in her charming eyes.　　毕业典礼前的一星期中，要举行多次宴会，师生互请或学生间、班级间的告别宴会，并且进行"毕业礼拜"，全体毕业生在做这场礼拜时，一律身着纯白绸服。毕业典礼的前一天，称作班日，要举行向全校告别大会。校中各年级皆定有级色，如白底蓝边或蓝底白边服装等等。在告别会前，毕业生部穿上级色，手携手走到校园中各主要建筑物以及风景区唱告别歌。最后来到大礼堂，全校师生都已汇集一堂，舞台上以级花、级旗、级徽布置，在宣读八篇内容不同的临别赠言之后，毕业生唱起级歌，并向全校赠送礼物。记得我代表校方接受她们的告别礼物时，几乎每次都落下眼泪，学生们也一同落泪。　　毕业典礼通常在告别大会后的第二天上午举行。一早便不时有毕业生的家长、亲戚朋友、情人前来，赠送花篮、花束，一直从大礼堂舞台上排至大楼东西两个人口，寒暄声、道贺声四起。毕业典礼在上午九点整正式开始，两列身着特制礼服的毕业生迈着庄重的步伐，由大礼堂中门进入，穿过礼堂通道，缓缓走上前几排座位处，全校唱完毕业颂歌就上台，接受毕业文凭。　　典礼之后，便是毕业生与教师合影留念。许多送来的鲜花被送到医院不知名的病人手中。等毕业生最后含泪离校，低年级同学则留连送别。　　　　　　　　　　 --摘自中西女塾校长薛正回忆录　　1928年，戴西就这样从中学毕业。这时候，她已经成长为一个美少女，在这张已经残破的发黄的照片上，留着她那时的美丽，就像波切提尼画的从贝壳里刚刚诞生的维纳斯那样的美丽。1997年的冬天，我从老年戴西的相册里取来了它，请一个摄影师翻拍，用在我的书里。我们一起在日光里注视着照片上的她，那个摄影师从纽约来，他的专职是拍模特和时装，满眼看的，全是中外时代美女，她们在镜头前露出自己的乳房像露出自己的鼻子一样自然。　　那天，他从镜头里看着1928年的戴西，说："我从来都没有看到过这么娇嫩纯洁的女人。"　　而我看到的，是在美少女不同于模特的娇嫩纯洁里面，还有一些不同于维纳斯的晶莹坚硬的东西，像钻石一样透明但是锐利的东西，这是在从前小女孩子的照片里所没有的表情，闪烁在她娇柔的眼光里。　　戴西最初已经不记得这张照片是什么年代拍的了，她用老式的黑柄放大镜看了一会儿，说："我想是从中西女塾毕业以后，那时候我开始穿中式衣服，而且渐渐开始只穿中式衣服了，"　　在我和她一起一张张翻找照片的时候，我常常需要问她照片的年代，而她总是忘记，总是说："你看一看是穿中式衣服吗？那就是中西女塾毕业的前后。"后来，要是在照片里穿旗袍，就是1949年前，而要是穿着由旗袍改制的紧身小袄，那就是1949年以后，因为不再合适穿旗袍了。　　从中西女塾毕业以后，对戴西来说，就是永远的中式服装了。　　就从这张照片开始。　　但是让我总觉得奇怪的是，为什么是在从著名的西化的教会学校毕业以后，在她的英文更加精到，她的知识更加美式，她的世界观已经在全是英文世界名著的图书馆里形成，甚至她的成长过程中从来没有参加过当时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也没有跟着激进的同学上街去拿竹筒为学生运动募捐，她只是更热衷美国家政课，在那时培养了她一生自己做蛋糕的兴趣。也热衷体育和演剧。在她成为学校的"标准女子"以后，她开始改穿非常讲究的中式衣服，而且努力用中国丝绸做自己的衣服面料。而当时，西方服饰和进口面料正成为上海上层社会妇女的时髦，巴黎和纽约的时尚，正以飞机的速度传到上海。　　事情就这样发生在许多一生说英文多过中文的中西女塾的学生们身上，发生在那些所有的人都认定是中国最西化的女孩子们的身上，宋家姐妹也是在从中西女塾毕业以后，开始终身只穿中式衣服，终身保持中国发髻。　　它也发生在戴西的生活中。　　我曾问她，用的是英文。直到她去世，她还是习惯说英文，在最后的日子里，我给她打电话，她总是说："I am dieing，"当然这么多年过去了，她已经会说中文，包括上海话，可一不小心，她又会回到英文状态去，那是她的土生语言。我问她："你为什么要坚持穿中式衣服呢？"只有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因为中式衣服属于四旧，在扫除之列，她才改穿大众的蓝布衫。　　他说："没什么理由，因为喜欢，所以做了。"她对此说不出什么辉煌的大字眼。　　所有的知识都在培养着一个人的自尊心和对世界更全面和公正的眼光，是不是在中西女塾学习的整个少女时代，那些西方文明里的人类美德，并没有使一个少女成为只仰慕西方而鄙视东方的势利的人，而让她学习了公正，发现了美，肯定了自己，并为自己的一切骄傲？是不是这一切不通过口号，而是一天天消磨在没有中文书的大图书馆里的晨昏，一一晚晚静听电唱机里的不是中国音乐的贝多芬和柴可夫斯基的八年中也可以完成？　　从中西女塾毕业的同学们，总有两条道路可走，一条是订婚和结婚，完成生活中的大事，另一条是去美国留学，走向更广阔的天地。戴西曾希望和许多中西同学，包括她中学时代的好友海伦张一样，放洋去美国留学，可是爹爹不以为女孩子去美国学习有什么好，所以没有去成。在七个星期的伤寒病好了以后，戴西与一个富家子弟订了婚，他叫艾尔伯德，从圣约翰大学毕业以后，去美国留学了。戴西治好伤寒以后，就被接到艾尔伯德在北京的家里去休养，他的父亲和她的爹爹是世交。眼看着一个三十年代秀丽小姐成为窈窕少奶奶的故事就要在戴西身上上演了。　　然而，情况很快改变，她在北京发现了燕京大学，她决定要在北京继续求学，然后，她决定解除与艾尔伯德的婚约。　　这时的戴西，已经不是六个星期都跟在沃利后面玩"跟着领袖"游戏，头上带着只大蝴蝶结的女孩了，她开始表现出自己眼睛里那钻石的一面：独立地，自由地寻找自己想要的生活。　　艾尔伯德从美国回来，拿着枪到火车站去截住准备回家过冬假的戴西，他央告，他解释，她都不允。她不喜欢他，不喜欢他在送她美国玻璃丝袜的时候说："这袜子真结实，穿一年都不坏。"过了许多年以后，她说："我不能嫁给一个会和我谈丝袜结实不结实的男人。No fun。"她不看家里的钱，因为她从来没有缺钱；她也不看留美学生的将来，她周围的人，个个好像都有踌躇满志的将来；她甚至没有特别在意一个人是不是真正喜欢她，在她的社交圈子里，追着她的，当时有许多人，他们只觉得自己高攀不上这个什么都不缺的郭家四小姐；她要和一个人有真正的共同语言，可以有a lot of fun，就像不久的以后，她将要在上海遇见的另一个麻省理工学院的毕业生，她将来的丈夫。可是当时戴西并不知道，她只是不要一个她觉得没什么可谈的男朋友。　　艾尔伯德举起枪，说要杀了她。　　她说："你不杀我，我不愿意和你结婚，你要是杀了我，我也不会和你结婚，因为我再也不能和你结婚了。"　　他又要杀了自己，她说："现在你好好地回家去，只是不和我这样一个人结婚，要是你杀了你自己，你就永远不能结婚，连整个生活都没有了。"　　她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第一个婚约，离开了一段在三十年代循规蹈矩的温j顺富家女中流行的故事。　　她还放弃了已经练习多年的钢琴，因为除了这是上海淑女的时髦和必修以外，她自己一点也不喜欢弹钢琴。那一天，她盖上琴盖，对一直对她说"别人都在学，你也得好好学"的沃利说："现在我就不高兴学了。"这时钢琴的共鸣箱里，还留着振动以后琴弦发出的含糊乐声。她就这样，又从上海淑女的流行队伍里走了出来。　　一切都发生在从中西女塾毕业以后，她成了一个更倔强地听从自己内心声音，更顽强地坚持自己理想的美少女。这种倔强和顽强，在1928年的时候，还让人觉得有着女孩子的娇气和随心所欲，而到了--1961年戴西丈夫死于提篮桥监狱医院，1966年戴西被扫地出门，带着上大学的儿子住进与邻居合用厕所的亭子间，1972年戴西用一只铝锅，在煤球炉子上蒸出带着彼得堡风味的蛋糕，1982年回到原来劳动的农场，为青年学生教授英文，井以工作为荣，1985年签署文件，坚持在自己死后将遗体捐献上海红十字会，1996年，戴西与人交谈的时候，许多人惊奇地发现她脸上的机警淡定里面，还流动着女孩子的活泼和迷人，这样的神情，若不是从内心发出的光芒，所有的人都会觉得很肉麻，但她的神情却感动了看到的人们。1998年戴西去世以后，由她照顾过的孙女媚在葬礼上摸着她的手，惊奇地说："奶奶为什么这么凉？"这时，她已经是拉斯维加斯一家时装专卖店的经理了，她还是不能相信奶奶会有一天去世，在她的印象里，奶奶是与众不同的，什么也打不倒她--这以后戴西大起大落的人生中，这种倔强和顽强已经成为戴西眼睛里不曾改变的明亮光芒，一直闪耀着。　　这种独立的精神，对世事的勇敢，与当年在中西女塾的毕业典礼上女孩子留恋的眼泪和毕业颂歌，又有怎样的联系呢？　　有时，我想，戴西这时候真的很接近一个从富裕家庭跑出来的红色青年，为了理想去亲近了革命。从来都有这样的故事发生在优秀的理想主义者身上，他们与为了吃饱饭、为了逃婚、为了翻身而革命的人不同，他们只是为了从书本上学到的公正和理想能在生活中实现而革命的，但戴西从来不是一个革命者，从来不想这样的大事，她向往着自己美好的人生，她坚持着自己个人的理想，她尊重的是一个人在生活中的权利，她就是那样一个在肩上放着两朵百合花照相的女孩子。　　在抄家的时候，这张照片曾经被人捅了一个洞，扔在地上，后来被戴西的波丽姐姐拾起，混乱中戴西也不知道它是怎么辗转到了新加坡的，由新加坡的亲戚保存下来。戴西1987年去美国探亲以后，顺道到新加坡探望丈夫家的亲人。在新加坡，她收到一个礼物，那是一本亲戚们帮她收集起来的照相册，他们知道她的相册已经完全被别人撕碎了。在那本相册里，她再一次看到了这张照片。1931 二十二岁　利西路上的大房子　　Sitting in front of her worn green curtain, Daisy lightly drew the air towards herself with her fingers. Raising her face with her eyes half shut, she spoke with appreciation:"Can you smell the fragrance of osmanthus flowers in the air? Such sweet aroma!"　　1997年的某一个黄昏，我和戴西坐在她房间的窗前，说着一些零零碎碎的话。她很喜欢她房间的大窗子，还有外面安静的弄堂，被绿树环抱，在秋天时，有隐约的桂花的香气传来。那是上海角落里普通的黄昏，很安静，很好。　　她纠正了我的一些英文，脸上带着鼓励和抱歉的笑意，像是一个妈妈对贪玩太过、在水里摔了一大胶的孩子的表情，让我觉得自己可以大胆地说下去，不过，要注意说得更好。她真的是上学时学了表情表达课的人，让人无法误解她的心意。　　我们吃着一个法国大大送来的巧克力蛋糕，现在戴西住的是与人合用的套间中的一间，戴西的煤气没有烘箱。戴西非常节约，媚每年寄漂亮的东西回来给奶奶，可是她总是收起来不用，冬天时戴西冷得紧紧抱着老式的石英取暖器，以至于烤焦了自己的毛衣毛裤。而过去的戴西，从小和家里人住在那么大的房子里，与亲戚们一起跟从彼得堡皇宫里逃到上海的御厨点心师傅学做蛋糕和带馅的巧克力以及糖渍樱桃，上的是最贵的学校。所以四周的人都为她觉得不平，挺身出来，想要代替生活补偿她的失去。于是，总有人自己做了蛋糕，用锡纸小心包好了送过来；总有人想要带她出去吃饭；总有人在餐馆里小心看着她什么菜式吃得多一些，临走时就再要一份打包，让她带回去晚上吃。　　那该是一种怜惜的心情吧。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上海复旧潮流中，二十年代未戴西全家坐在大房子前的合影又出现在好几种写到老上海的书里，也出现在一些为白领办的铜版纸杂志上，精美的印刷，连照片四周的黄渍都如实地表现出来，一个作家感叹地说，面对这张照片的上海人，不知道该说回到从前，还是说回到未来。　　总之，大家都想赶快把一个破坏的时代擦掉，回到那张合影中去。总之，大家也都以为，回到那里，就是走进那张相片里，自己也住在这样的大房子里，自己也穿着长长的旗袍，自己的侄子也一身英童打扮。把小领带结系得又小又硬挺结实，自己的爹爹也挣大钱，在南京路上数一数二，自己也上燕京大学，夏天时候回来休假，与兄弟姐妹开着黑色的布克车上街去兜风。　　报纸上充满了别墅售楼的广告，淮海路上外国名牌店一家连着一家，连一家新开在淮海路边上的小咖啡馆都要起"1931年"这个名字，表示对那个上海黄金时代的崇敬与憧憬。日子像是西西佛斯手里的石头，看着是越来越远了，可忽然又隆隆地滚下来，回到原处，可就是在这石头滚动的过程中，戴西已经失去了她所有的从前。　　戴西说，实在这世界上是没有一样东西能真正保留下来的。所有的，都像水一样，要是它在流着，它就流走了，要是它存着，它就干了。　　以前，她有一个好朋友，一个美人，要过四十岁生日了，她请戴西去开生日派对，戴西按时到了她的家，可她却不在，等了好久才回来，说是去照相店照相了，那天，这个美人朋友说，过四十岁以后就不再照相了，因为真正的老了。所以要留一些照片下来。"原来以为留一些照片，也能留点东西下来。可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她的照片全被烧了，我的三十多本照相册全被人一张一张地撕光。世界上其实是没有东西能真正留下来的。"他说。　　我记得她那次也是坐在窗前的位置上，她的脸在窗口的天光里微微泛着惊奇的笑意，并没有痛心疾首。　　现在的人们，在为自己也有这样一张合影的梦想奋斗的时候，对戴西的怜惜，是有一点点兔死狐悲的心思吧。清夜们心自问，要是轮到自己的话，自己不一定能受得了生活中这样的失去。　　她说，有一天她做了一个梦，她梦见"文化大革命"又来了，她家在抄家和封门。然后她醒了。她在想，要是"文化大革命"真的又来了，她能再经历一次吗？"我想过了，我觉得自己可以撑得住。然后我想到我的孩子，他们能受得了吗？我想我可以受得了，他们也一定能行。"　　"可是你失去了那么多。"我提醒她。　　"我在这样的生活里学到了很多东西，要是生活一直像我小姑娘时候一样，我永远也不会知道自己的心有多大，能对付多少事，现在我有非常丰富的一生。那是大多数人没有的。"她说。　　这也是事实，是一个人心灵世界里的事实。从那个黄昏开始，我非常喜欢戴西，喜欢和她谈话，喜欢听到她深厚的胸音。她常常在我离开的时候，问我要不要带一些食物回家去，那常常是别人送来给她的，堆在门边的柜子上。她总是说："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老是要送我东西，我用不了这么多东西。还有人要送我钱，我不需要那些钱。"　　常常是我们自己很饿那些华美的物质，就以为她会更饿。　　我们以为人可以从贫贱到富贵，而不能从富贵到贫贱。　　"现在的人，为什么那么喜欢钞票，到处在说钞票。"戴西惊奇地皱起眉毛说，"我是有过的，后来又没有了，我真的不觉得这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从来不觉得钞票就是了不起的事。"　　戴西也喜欢这张照片，这是她家现在能找得到的最好的一张家庭合影了。她曾点着照片告诉我当时她的卧室是哪一扇窗子，那时我知道，那个有白色百叶窗的大房子让她留恋，是因为她在那里度过了一生中最好的日子；她也一一向我介绍照片上她家的那些气度不凡的亲人，那是她所有的家庭成员，我也明白，那些人让她留恋，是因为他们是她最亲的骨肉。她从来就珍爱照片上的这一切，那是因为她是从那里来的。现在，常常有郭家在海外的晚辈回上海来，她就带着他们回到利西路老房子去，现在那里住着三十七户人家。她领着那些晚辈看他们从前种花的玻璃房子，那是因为她希望他们知道自己的老家是什么样子的，就像自己在1990年3月，八十岁的时候回到澳大利亚老家去一样，去看一看自己的根。　　戴西要是因为别人的怜惜而不快，要是在利西路老房子里祈愿物归原主，要是她在说不介意钱的时候，像是阿Ｑ说话时那种干涩的声音，那我就会明白她心里真正的感受，然而她没有。她只是觉得那些怜惜除了好意之外，还有些多余，有些祀人忧天。其实她的天空，又高又蓝，云淡风清。　　有时，我小心翼翼地想到"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这样铿锵的话，但总是踌躇着不愿意用进我的书里来，戴西不合适用这样的句子，把它们和她放在一起，有一一种气质上的差异，就像要把黄芽菜和菠菜放在一锅汤里那样。　　那我应该怎么描绘她呢？　　我总是记得在秋天的那个黄昏里，从窗子外徐徐吹进来的，是暖和的晚风，老年戴西坐在用旧了的绿窗帘前，用手指轻轻把空气划向自己，她仰起脸来，半闭着眼睛，很享受地说："你闻到空气里的桂花香吗？这样甜蜜的香气。"1932　二十三岁　爹爹死了　　郭标突发急病，去世在姨太太家里。因为事出突然，郭标没来得及留下遗书和任何遗产，只留下一大笔遗产。　　郭家按照从前郭标一贯的做法，儿子两份，女儿一份，平静地分了家。当时郭家召回住在外面的姨太太和庶出子，想要给他们一些照顾，可姨太太说，郭标已经对他们做过安排了，所以，不再参加分遗产。想来，郭家对这次出人意料的平静分家一定深感自豪，直到六十六年以后，戴西1938年出生的女儿静蛛还能骄傲地细细道来。　　l月6日，郭标出殡。　　这一年，戴西是燕京大学心理学系的三年级生，对儿童心理学发生了兴趣，成了上海永安公司的股东。1933　二十四岁　燕京骄傲的女生　　Her daughter Jingshu once said that mother's bearing was the result of the education received from Yenching Univertiey. Being together with Daisy, sometimes I felt the urge to plan time for some adult ballet lesson.　　那是1998年的9月24日，这一天，也是一个夏天已经接近尾声的凉爽的黄昏，我在戴西家，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她，第二个黄昏，她与世长辞。这一天她为接待我而化了妆，白发和红唇，她直到最后一天，都是一个精致的女子，不会把一丝口红涂到牙齿上。从我认识她起，她总是为每一个预约好去拜访她的客人化妆，而我们这一代人，只是为重要的场合与自己以为重要的人而化妆，而这个重要的人，常常是男人。我们更多的是取悦，而她则是礼貌。　　那天她的老茶房松林也在，这一段她的身体很弱，松林从家里赶到上海来，住在后面的小房间里，照顾他的少奶。戴西叫松林拿出两样东西来给我看，都是这次松林整理屋子的时候找出来的。一件是一张放大装进镜框的照片，就是这一张，也是毕业回到上海以后照的。　　戴西说到了这张照片。这张照片是在国际饭店边上的一家照相店里照的，过了些日子，戴西路过那里，发现这张照片被店家放大出来，挂在橱窗里。她进去就将橱窗里的照片搬了下来，说："谁允许你们把我的照片放在外面让大家看的？"店家知道理亏，在赔不是以后，顺水推舟，就把照片送给了她。　　戴西把照片带回了家。然而不久，戴西就发现再也找不到它了。　　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戴西大夫家的亲戚从国外小心翼翼地回国探亲，他们回到已经三十年没有开过门的老房子，用三十年没有用过的钥匙居然打开了门。在从前戴西丈夫住过的房间里，他们发现了这张照片，就给戴西送了过来。它是第一张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回到戴西手中的旧照片。　　这时已经七十岁的戴西，才明白过来，当年照片失踪，是因为有人从她家偷了它。那个人将它放在自己房间里。"我真奇怪他的本事，这么大的东西，他是怎么从我家偷出去的呢？我们家的人，包括门房，竟然没人发现！"戴西就着我的手，看着自己奇迹一样在上海留存下来的唯一一张照片，笑着说。她的笑容里还有对那个玩起新花样来聪明透顶的男子的欣赏，当年她就是因为这爱上他，嫁给这个清华大学的学生。1949年整栋房子被锁了起来，这时戴西已经与他有了两个孩子，做了十五年的吴太太。而等她再次看到这张照片，那当年偷照片的男子，已经去世二十年了。　　另一件是戴西当年带回上海来的燕京大学毕业证书和理学士学位证书。　　这两件东西记录了戴西的燕京时代。把照片的故事和燕京的证书合在一起，经过三十年代大学生活的人就会会意地点头，当时，燕京女生嫁清华男生是一种风气。　　戴西一生没有真正从事过与她的专业有关的工作，可四十年代她对自己孩子教育的贴切，别人家孩子对去吴家玩的热衷，九十年代已经也垂老的孩子回忆起童年记忆里天汕一样的安蒂戴西，他们总是说："安蒂戴西是学心理学的啊，她懂得怎样使得我们愉快。"　　到五十年代以后，她独自对付各种各样对她和她的家心怀恶意的人，当她的丈夫被关进监狱，警察局两边对口供，她借口听不懂中文，用把中文翻译成英文的那几十秒钟判断；当她去看唯一和她一起留在上海的波丽姐姐，在弄堂里被等着抄波丽家的红卫兵推搡倒地，可她不能让波丽出来，于是她倒在地上用自己的高血压吓唬红卫兵；当她在退休前知道造反派要最后一次训话，她发言的时候就说自己退休后有了时间，一定要好好学习中文，争取可以看懂毛主席的书，改造自己；当她的儿子中正回忆起戴西的这些故事，他从十一岁起，就跟在母亲身后，看她如何惊心动魄地生活。如今回忆起来，他的眼睛里常常充满了泪水，他大张着眼睛，使眼泪慢慢地流进去，把眼白逼得充血，可他的脸上由衷地笑着说："妈妈是学心理学的，她懂得分析和利用人的心理，来保护自己。她一直说我父亲聪明，其实他只是会玩，而她才是真的聪明。"　　她的燕京时代还是常常被想起来的。她四十九岁的时候和外贸公司所有资方人员一起被送到外贸农场劳动，当时农场里什么都没有，正在盖房子，他们都被送去参加盖房子。当时，这些四五十岁的人中间，没人敢爬上竹子搭起来的脚手架。在这一队人僵在那里，被人嘲笑和逼迫时，戴西走出来，拎了一铁筒和好的水泥，爬了上去。那天她回家，对中正自得地说起这件事，她说："别人不能做到的事，我还是可以做到的。我不怕，我的手脚还是很灵活。"在那些日子里，她总是把这种故事里的"fun"找出来，才告诉独自在家担心的儿子，而中正总是透过那些妈妈骄傲的"fun"，才知道她遇到过什么。中正庆幸地想到她在燕京时曾经是华北女子网球队的队长，她从来都是喜欢运动的。　　戴西一直到去世，都还是一个自理的老太太，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已经八十八岁，那时她还是每天去市场为自己买东西，太阳好的时候，我打电话到她家去，她会不在家，她出去散步了。有一次我陪她散步，她笔直着背，慢而风雅地走在树影子里，穿着平跟的黑色鹿皮短靴子，她的样子，让我想到了清香的、没有放奶的英国茶。她在燕京的时候，为了用英文演京剧《游龙戏凤》，学过戏，学了京剧的表演，她有一段时间，天天拿硬皮书顶在头上练走路。她的女儿静蛛说过，妈妈的仪态也是燕京的教育之一。和戴西在一起，有时我会计划一下，是不是可以找到时间去学一段成人芭蕾。　　路过一家超级市场的时候，戴西告诉我，有一次在这里遇到一个老先生，他叫住戴西，希望和她交一个朋友。戴西说话时的神情有一点点被冒犯的恼怒。她那时的神情，回想起来真的像一个闺中的女孩子。生怕不相识的男人瓜葛了自己。叮我听着搂了一下她的肩膀，为她骄傲得大笑。要是我到八十八岁的时候，一个人在街上散步，还有一个老先生过来和我搭话，我会像得了一个奖章。1934　二十五岁　分离　　She returned to Shanghai from Beijing, and she considered Shanghai to be her hometown. Her love was in Shanghai, and her future home would be in Shanghai, therefore she figured that her paradise would also be in Shanghai.　　还记得他们在离开澳大利亚老家前的那张照片吗?那时戴西还弄不明白"上海"到底意味着什么，沃利还是个喜欢恶作剧的活泼男孩，而安慈虽然已经是个美丽的女孩子了，可到底还没有到以后她当选第一届上海小姐时那么出挑。　　那时，他们兄妹都还是活泼的小孩，每天忙着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从来不多想以后自己会是什么样子。而这，常常是家境优握、童年幸福的孩子会做的。他们就是这样无忧无虑地长大了。　　现在，他们中最小的戴西就要订婚了。她甚至为此已经烫好了头发。她已经从北京回到上海，她已经把上海当成了她的家乡，她的情人在上海，她将来的家也在上海，所以她的天堂也在上海了。在1934年的时候，这才是上海对于她显现出来的面貌，光明的，稳固的，温情脉脉的面貌。当然，她还不知道以后上海将是她的伤心地，在这里她将失去她的家，她将要有一个晚上，从上海东端的农场回到西端的家的时候，因为大累了，在七十一路公共汽车上睡过了站，于是夜班车把她带到终点。她下了车，可是完全不认识回家的路，她一个人在深夜的上海街道上不停地乱走，她一定要回到家，家里只有一个十多岁的儿子在等她回家，这也是她可以不住在农场的理由。后来，她都不知道怎么的，终于找到了家的那条路。一个人，在深夜的上海街头。她更不知道，最后上海成了她真正的家乡，晚年的时候，她不论离开上海到哪里，哪怕是到自己的女儿家里，只要住上几个月，她就想回家，她的生活在上海。　　也许是意识到这次与艾尔伯德的那次不同，戴西认了真，要好的兄妹们一起去照相店照了张相，有血缘的兄妹，总有一天要为了自己的情人与家人分开。天天相处的日子就要结束，他们心里会有一种想要紧紧挤在一起的愿望。他们就单独在一起照相，已经结婚了的沃利没有带上太大。他们把相似的脸对着装着镜头的小木头箱子，在手里捏着一个橡皮快门的摄影师授意下露出相似的笑脸。　　这时，他们应该会想念一些小时候共同经历过的往事吧，当他们从澳大利亚来到东方时，在香港酒店里就闻到一种从没闻到过的气味，后来在上海的酒店里又闻到那种沉重而古怪的香气，后来，他们才知道那就是鸦片的气味。从此以后，他们的人生经验就不再相似了。在上海时最喜欢开钊车的沃利在美国生活得庸常平静，半生波澜不兴。而小时候从不出轨的戴西，在丈夫因为外汇问题被捕以后，还只身去咖啡馆与从香港来的犹太人见面，拿回丈夫的最后一信封钱。她度过了以拥有娘家资本股份的资本家太大，在红色中国的真正惊心动魄的半生。　　这一张合影，是为分离而拍。1934.4　二十五岁　美丽的女孩出嫁了　倔强的女孩出嫁了　　They were those who pursue life, considering happiness as the bottom line. They hold a proud attitude towards life as if playing a game, not willing to compromise, and not willing to bend in front of it.　　戴着大大的珍珠耳环，穿着领子上有四只摩钮的长旗袍，戴西在郭家花园里举行盛大的订婚园会，花园里摆了二百多张桌子。她这就要与自己的有情人成眷属。那个曾将她的照片偷偷从郭宅带回家的人，今天抱得美人归。　　戴西的丈夫吴毓骧，是福州林则徐家的后代，他母亲的奶奶，是林则徐的女儿，到他出生时，他家已经姓了吴，是清寒的书香门第了。这好像也是一种规律，祖上发迹的时候，家中常常没有什么文化，于是，家里的孩子就被大人要求一心只读圣贤书去。常常这样长大的孩子，单纯脆弱，成为真正的文人。于是，这显赫的人家到了下一代，就真正如愿脱尽了官宦气，成了起舞弄清影的书香人家。这样人家的子弟，一双手削长白皙，一颗心全是新鲜主张，由于敏感细腻的过敏气质，许多人还有哮喘，他们往往雅致而不实用，像那种清淡的香烟，气味醇而微甜，赏心娱人多过提神。吴毓骧，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日后吴家的人说起来，都觉得他高攀了郭家四小姐。而戴西自己，从来不曾说过这样的话。　　他十九岁考上庚子赔款的公费留学生，到清华大学的留美预备部读书，刚刚好那时候北京爆发了"五四"学生运动，他跟着清华大学的队伍天天去游行，直到被抓进警察局关了起来。这一年，戴西十岁，在慕尔堂的美国基督教小学里高高兴兴地读着英文书，因为姐姐强迫她戴西式的帽子懊恼不已。　　政府觉得他们这些公费生大忘恩负义，又怕他们在北京学野了，就在1921年提前送这班学生去了美国。吴毓骧被送到麻省理工学院，主修电机工程，副修工商管理。临行时他们在清华大学的留美预备部前照了相，一班年轻的男生，大都穿着北京大学生穿着的那种长棉袍，一身柔软的皱褶，这个年轻的福州青年的国字脸上，还留着"打倒孔家店"的兴奋。　　而到美国东部不久，他已经成为西装笔挺的华人青年。学习之余，他迷上美式运动，对美式棒球的喜爱从那时养成，一直保持了终生，到了五十年代，美国成了中国的头号敌人，偷听美国广播是可以被捕的大罪，他还是忍不住调低声音，高大的身体蜷曲着，把整个脸贴在收音机的喇叭上，透过国家大功率的干扰波，收听棒球比赛的实况。　　他真的像政府所期望的那样，在美国忘记了政治，也许他去游行根本是为了新鲜有趣，而不是政治觉悟。他在MIT毕业时，成了一个不但对一切新鲜流行花样无师自通，而且可以玩得锦上添花的大师，他把自己培养成一个极其有趣的风流惆悦的人，就像能让许多有闲有趣的女子喜欢把玩的情淡娱人的香烟。　　这时候，戴西在中西女塾有着褐色护壁板的礼堂里排练莎士比亚的戏。六十年以后，她到了美国，她在臼天安静的家里写回忆录，在说到自己学习表演的时候，她说："Itwas fun，"　　然后他回到中国，先在清华大学教书，可是他不久就觉得清华的教授太请苦，于是辞职回到上海虹口的家，想要经商致富。他成为一家外国牛奶厂的行政人员，一个一年四季穿笔挺西装、非常洋派的人，不到三更半夜，不会回家睡觉。这时，家里为他找了一门亲事，他拿出三百块钱给来相亲的女子，让她随便上街买自己喜欢的东西。这个女子买回来一堆花布和胭脂粉盒，于是，他回断这门亲事，他说："我怎么能讨这样的女人。"　　差不多同样的时候，戴西在北京因为艾尔伯德说到美国结实的玻璃丝袜的事，而取消了婚约，因为没有fun。　　在这时，我们可以看到一点点这个婚姻的基础：他们两个人都是不把婚姻看成过饮食男女日子的人。他们对自己的婚姻都有着深深的期望，在这一点上，他们真的是志同道合。他们是那种追求生活以快乐为本的人，对日常生活抱着游戏般的骄傲态度，而且总是执意不肯妥协，也不肯被它压弯。所以，到1958年3月15日，吴毓骧最后一个自由的早晨，绝大多数资本家都夹起尾巴来做人，把私家汽车停在家里，改坐三轮车上下班，而吴毓骧还开自家的福特车去上班，在办公室被捕以后，是戴西带着儿子去把车开回家。　　1962年9月，戴西在劳改地接到公安局的通知，要她独自回家等待通知，她的难友害怕她会失踪，再三警告她要及时把自己的行踪通知家里人，她独自上了小船，沿着乡下绿色的小河道回上海。多年以后，她回忆起那个前途叵测的航行时，她说那河道两边真的充满了浓浓的绿色，乡下野地里才有的宁和与自在的绿色，也是夏天热烈的阳光留给植物的强壮的绿色，是那么漂亮。　　你仔细地看他们在1934年的这张订婚照，看他们在1934年的天光下出自内心的笑容。　　到1980年，戴西一个人重新站在当年订婚照的露台边的台阶上，五十多年过去，台阶已经随着上海地面下沉，第一级台阶不复存在，身边人的骨灰都已经在1967年失踪，戴西仍旧是一头卷发和一身旗袍，只是头发的颜色变得雪白。细细地用放大镜来看她的脸，看到她笑容中间的沧桑了吗？　　在戴西年老的时候，她曾说："年轻的时候真的欠考虑。我现在意识到自己当时多重地伤害了艾尔伯德和他的父母，他们曾邀请我去同住了差不多一年。要是他们觉得我很坏，我不会怪罪他们。"1934.11　爱情故事　　Behind her self esteem, behind her grace and restraint, there might behidden some kind of hurt caused by disloyalty. She fell in love with a really amiable husband, who might not be totally satisfied with mere family life.　　有一个年轻的电视制片人，对戴西的故事很有兴趣，想要把它做成一个二十集的电视连续剧，他把用发蜡梳得油光可鉴的头发和脸近近地凑到戴西的婚纱照片上，一边看，一边嘟囔着说："她太漂亮了，所以会不幸。不过红颜薄命的故事会很好看。"当年的葛文斯基照相店，是上海最好的白俄照相店，在照片的右下角上，还留着他们的硬章。　　戴西在照片上，像是那个《罗马假日》里的小公主，那样娇贵，那样无邪，那样庄严而愉快地对待面前的生活，根本就没想到她面前除了金苹果，还会有什么别的。　　除了对第一次早餐的担心。　　戴西曾经这样写下她婚礼以后的第一次早餐：　　自从我们订婚到结婚的六个月里，我一直忙着准备我们的新家，那么多事需要我去做，要订做家具，买一些现成的，还有忙窗上的厚帘子，床上用的亚麻布床单，地毯，厨房用具，瓷器，当然还有要找到可靠的仆人。一个客人名单必须要列出来，发出邀请，还有我自己的衣服，最重要的是我的婚礼礼服。为了这些事，当然我落了磅，到我觉得所有的事都安排停当的时候，我只剩下八十八磅了。　　婚札的前夜，我突然意识到明天我们得在一起吃早餐了。我一点也不知道我丈夫川的饮食习惯，我们在一起吃过午餐和晚餐，在一起喝过茶，但从没在一起吃过早餐，而且我发现我们也从来没在一起商量过这件事。"那么，"我想，"我得准备一下。我不能让他发现我是一个无能的家庭主妇。"　　我脑子开始飞快地转起来。是不是应该准备中国式的早餐呢？稀饭加上肉松，胳黄瓜，花生和松花蛋，还有豆类小菜。或者他会更喜欢西式的？于是我回忆从前我在马尼拉或者香港的酒店里住的时候，吃过的典型英国早餐，我不想出错。　　第二天早上，我起了大早，指挥我家厨子准备我们新家的第一顿早餐。我亲自摆了桌子，然后去叫我丈夫，告诉他可以下来吃早餐了。　　我们坐在桌子前，我着手做新鲜桔汁，然后在麦片粥里加了牛奶和糖，可我什么也吃不下，只是忙着照顾他。好容易等早饭吃完了，我紧张地看着他问："你喜欢吗？告诉我你平时吃什么式样的早餐？"　　"哦，很好吃，"他说，"但是通常我早上只在牛奶里打一个鸡蛋，当作早餐。你平时习惯早上吃什么？"　　"哦，"我回答说，"我只喝一杯咖啡。"　　年轻的电视制片人从发黄的大照片上抬起头来，说；"这样的故事太正经，里面缺少可激起大众窥视热情的内容。你说，这里面会不会有另外的爱情故事，比如戴西爱上过什么别的人？三角四角的关系？"　　我说好像没有。　　"你想想吗，他们这样的家庭，整天吃饱了没事做，饱暖思淫欲，也是很正常的。"他说。　　我想起来戴西有一次说起"文化大革命"中的批斗会。有一个职工站起来揭发她在1949年以前腐朽的生活方式，说她到永安公司去买东西，自己坐在沙发上，一手拿着茶，一手夹着香烟，售货小姐们排成了队，手里捧着新货一一走过她身边，要是她点一点头，她们就去把货包起来。然后她挂上账，跳上新式美国汽车，绝尘而去。她说她那时听着别人这样形容自己，觉得是在听别人说戏里的场景。　　在社会下层的想象里，社会上层的人总是飞扬跋扈，为所欲为的。戴西说，这是她做梦也不敢的事，要是她敢，早被逐出家门了。而且她也从来没想过要这么做。她家的教养和规矩只怕比小户人家要多。　　而且在我的印象里，戴西对男女的事一直很淡，她陆陆续续说了不少自己的事，可很少说到自己的爱情，很少说到自己的丈夫，就是在她的回忆录里，她也只是简单地写了一句："1934年我嫁给了YHW。"有一次我追问，她也只是说："我喜欢我的丈夫，是因为和他在一起，很有意趣。"　　她真的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洋派的女子，到处在人脸上印大红唇印子，追着人叫蜜糖，她是温婉的。　　"那我就会觉得她的丈夫有故事。"他说。　　这也正是我猜测的，她的自尊和婉约后面，也许藏着一些遭负心的伤痛，她爱上的真的是一个人见人爱的丈夫，而她的丈夫是一个无法满足过居家生活的男子，1943年儿子中正出生时，戴西难产，在医院两天生不下孩子来，女儿静蛛正在家里静养肺炎，他还是去俱乐部玩牌到深夜回家，这是一个会让你非常高兴、但不会对你负起全部责任的大夫。　　他是戴西生活中的音乐，而不是粮食。　　像小时候在幼儿园睡不着觉，就用指甲挖墙上的小洞一样，一开始是很小的一个洋钉洞洞，后来挖到能伸进去小指头，最后，突然一大块墙皮酥软着掉下来，露出里面青青的砖头，对戴西感情的探索，也是这样从很不起眼的小洞开始的。　　戴西说起，有一次，爹爹的姨大大到大房子里来找妈妈，戴西不喜欢这个把爹爹从家里抢走的人，就站在自家楼梯上看着她不说话。姨大大什么也没有说，上楼去找妈妈了。戴西等在楼梯上不走，等到姨大大下楼来，她还是那样默默地瞪着她。她就站住了，对戴西说："你妈妈知道的，要防的，就是我一个，而我要防的，却是所有的女人。"　　后来，历经了世事沧桑，戴西已理解了姨太太，与她保持了融洽的关系，并一直与同父异母的兄妹们友好相处。　　中正回忆起小时候爸爸得了病，住在私人的大华医院里，他们和戴西一起去看爸爸，可他们在病房里吵了架，那是父母第一次当着孩子的面不开心，可是为了什么，他不知道，爸爸后来哭了，但妈妈没有。　　最后，戴西婚姻生活里的那堵青砖墙，终于很没诗意地被挖了出来。在四十年代的一个上海的晚上，戴西由波丽的丈夫，吴毓骧在清华大学留美预备部时代的同学陪着，到一个年轻风流的寡妇家里，把丈夫找了出来，并带回自己的家。那个年轻的寡妇，曾是戴西一家的熟人，抗战期间，他们一些朋友曾每星期到各家聚会，吃饭，打牌，聊天。她的丈夫去世时，戴西一家还去静安寺参加了超渡的道场。　　那个晚上，戴西是开着家里的黑色福特车去的，还是坐别人的汽车去的？我们没人知道；她用什么方法知道了那个大夫和别人的秘密，是偷看了他的抽屉，还是跟踪了他，或者是有人向她告密？我们也不知道；看到自己选来的丈夫不光让自己享受生活，也是别人指上醇香的香烟，她要到别人家的房子里带回自己的丈夫，她是不是伤心和自怜？是不是愤怒和屈辱？中正和静蛛也不知道。因为她从来没对人说过这件事，没有说明，没有抱怨，没有揭露。这是因为戴西的体贴，旧式女子的宽容，还是因为戴西对一个永不静心的男子的绝望？或者说，她明白自己选了这么一个永远新鲜的丈夫，就要拿出风筝线的勇敢？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了。　　我的想象里，戴西去按响寡妇家门铃的时候，她会用那眼尾长长的妩媚的眼睛直视那个女子，然后扬着她的下已，说："我要找我的丈夫。"从门厅里泄出来的灯光，会照亮她美丽的脸，像笼婚纱那天一样漂亮的脸。　　到吴家去玩，还是郭家和吴家小孩的节日，直到戴西的葬礼时，头发花白了的晚辈们回忆起那时的吴家，就说："那时候他们这一家人，都那样好看，那样体面，那样幸福，家里那么温馨，家狗那么漂亮，客厅里的圣诞树那么大，福州厨子的菜烧得那么地道，真的像是好莱坞电影里才有的十全十美。"　　他们总是以为要是没有1949年，戴西肯定会一直生活在好莱坞电影里。实在生活不会那么简单，也不像电视剧所喜欢的那样滥情。1935　二十六岁　富家女子的梦想　　She was a modern female who was ambitious to establish her own independent cause, and not a woman whose job was only to wait upon her husband. Thus, for the first time, she showed her own will, striving for the ideal of an independent life.　　1990年，戴西在美国参加了一个大学的写作班，老师在教学生写作技巧的同时，鼓励他们把自己的生活中印象最深刻的事写下来。在一次作业里，她回忆了1935年她在上海的经历：　　我的一个朋友，海伦张，从纽约回来了，我们在高中时代是同学，自从1927年她离开上海，我们就没再见过面，再见时已经是1935年了，我想海伦已经变成一个不那么守规矩的人了，她打扮得不同寻常。她在手指甲上涂了黑色的指甲油，在指甲尖上加了绿色。海伦提议我们俩一起开一个时装沙龙。她在纽约学了时装设计，她设计女式长礼服，我做经理。　　我们在公园饭店（国际饭店）租了一间房间做我们的工作室，我们叫它"锦霓"时装沙龙，它的读音像海伦的中国名字，不过字形不同。我们要全部使用中国纺织品，我们的顾客是外国旅游者。我们确定，我们会为每一个客人单独设计长礼服，所以，不会有两件礼服是重复的。　　我们找遍全城大小丝绸店，我们学会了许多技巧，怎么可以在街头巷尾那些看上去毫不起眼的小商店里觅到好东西。然后，我们决定要去杭州，那是中国的一个出产丝绸的重要城市，我们想到那里买到一些清朝式样的长衫，海伦用它们改装成现代的晚礼服圩良在行。在杭州有许多东西可以买。　　我丈夫川的一个朋友要带他的女朋友去杭州玩，于是，他邀请我们和他们同车去。我很喜欢开车旅行，那真的与良可爱。那辆车左边的前门有点问题，从外面打不开，所以每次我要进去，都抱怨，都告诫他最好要把门修修好。YH认识路，他开车。海伦和我坐在前面的座位上，到了杭州以后，我们和那一对分开，去采购，第二天我们再集合一起回家。　　当我们准备发动汽车回家时，天已经要黑了。当我们就快进入上海时，我们来到一座桥边，当我们的车上到桥顶，我看到有几个人挥手要我们停车。我以为他们是检查车辆的警察，但是我随后就注意到其中有一个人手里拿着枪，而且他们没有穿警察制服。我们的朋友在后座上大叫："快开，他们是强盗！"　　在YH踩油门前，外面的一个人想要打开门，可那扇坏门打不开。谢谢我的幸运星，这门不听使唤，这次我没有抱怨它。我们发动起汽车，强盗们发火了，朝我们开枪。我觉得自己脸上一阵凤过。子弹穿过玻璃，打在车顶篷上，在那里穿了一个小洞。碎玻璃一下子盖满了我的脸。　　我看着海伦，大叫起来："你出血了！"她看看我说："你也在滴血。"这时，强盗们又追过来两枪，可我们已经逃到他们的射程外面去了。我们飞速开回上海，一到上海，马上到离我们最近的一家医院里去，我的脸上有二十三处口子，在清除了我脸上的玻璃碴子以后，发现没有更深的伤口。子弹从我头上飞过，打到了车子的天花板上。　　我们离开医院的时候，大家都觉得饿了，我们就去"吉米厨房"吃东西。这时我灵机一动，这是一个机会，可以让报纸宣传我们的"锦霓沙龙"，所以，我在餐馆里打电话给城里所有的英文报纸，问他们想不想要一个故事，如果他们想要我们的历险故事，就马上派记者到"吉米厨房"来。第二天早上，我们都出现在报上，还配了汽车以及子弹洞的照片，当然提到了在公园饭店（国际饭店）的锦霓时装沙龙。　　1990年戴西去纽约的时候，又见到了五十三年没有见面的中学同学海伦张，这一次，她们是在第五大道上的一家咖啡馆里喝咖啡的老夫人了。她们说了许多话，临走时，海伦知道戴西的旧剪报已经全部遗失在"文化大革命"中，她从自己家带来了一份锦霓时装沙龙的简报送给戴西，甚至包括一张顾客的丈夫写给她们的感谢便条，感谢她们使他的太太如此漂亮。　　现在已经没有人知道她们的锦霓时装沙龙了，当然也没有人知道她们曾在一起创立了中国第一家现代女子时装设计沙龙，用中国的原料设计合适都会妇女穿的长礼服，没有人知道她们的理想是做出合适中国妇女的现代美服，走出一条不同于当年的巴黎也不同于当年的北平的时尚路线。　　戴西把那些小心保留在海伦家的旧报纸去做了拷贝，那是1936年的报纸，记录着她们沙龙开张时举行的时装表演。　　《大公报》报道：　　　　　国际饭店今日起举行时装表演　　国民党元老张静江女公子张菁英女士最近创设一"锦霓新装社"，于静安寺路国际饭店405号，已定于明日起开始营业。张女士为使各界明了该社内容起见，特于今日起至六日止，每日下午五时至七时，在国际饭店三楼举行时装表演，招待各界仕女参观，按张女士为沪上有名之时装设计专家，所出式样，以能合各人之个性为难能可贵，与市上流行之奇装异服，迥然不同，该社除张女士担任技术方面的工作外，尚有郭婉莹女士任营业主任。郭女士为北平燕京大学毕业生。　　《时事新报》记者紫燕报道：　　　　锦霓新装杜茶会席上时装表演一瞥（一）　　天降下了夜幕，霓虹灯光更妖艳了。　　秋之街头的风是凉的，它吹落了街树的叶子，也吹起了穷人的愁思，天凉了，秋衣在哪里呢，　　在国际饭店的四楼上，空气却是温暖的。这时候，这里正展开了一个茶会。　　四壁投射出来的灯光，照在发亮的茶具上，使你忘记了落叶和秋风，盛装了的太大小姐们坐在沙发上，悠闲地喝着茶，抽着烟，这环境和她们的姿势再合适也没有。　　用腥红的寇丹涂过的、修得光光的手轻巧地夹着支烟卷，烟圈轻轻地向上飘，在明亮的灯光下，她们的脸像是蒙上了轻纱，面前小桌子上的咖啡和蛋糕吐出诱惑的香味，使得融和温暖的空气带着种情疲的作用，琴音轻轻地响着，像是给小姐太太们的谈话加上节奏。　　小姐太太们全是打扮得那么漂亮的，用着轻快流利的英语，（虽然她们大半是中国人，相谈的也是中国人。）作着上流社会的问候，见着熟人进来，便亲热地："Oh，Mary,How are You？"　　对方也有她一样的"时装"和"英语"，于是也怪亲热地回答了一个"习惯"的微笑，同时，伸出了修饰得腥红发亮的纤纤的手来，礼貌地彼此握了握。（二）　　茶会的召集是为了张菁英女士新近设立了一个锦霓新装社。据一位胡先生说，创办锦霓新装社的本意，是想推广些国货到中外的上流社会的太太小姐们中去，因为过去的我们的阔太太阔小姐们，制办起新装来，总是喜欢到外商的时装公司去，料子是外国货，价钱也很贵，一袭普通的衣服，总得一二百块钱，现在张小姐却想用中国料子来做时装，价钱方面，自然也可以便宜许多。而且，外国的太太小姐们如果看得喜欢，也可多少赚她们一些钱。其次，则是张小姐觉得我们服装的式样太呆板，而西洋的服装则又太花巧，她想把两者折衷一下，使得既不呆板也不太花巧，而在这两者之间，又不失美丽和大方。　　至于张小姐的履历，据胡君说，以前是中西毕业的，以后又到美国去研究时装过，她的加入那边的什么学校，原意并不是想回国之后创办什么时装公司，只是个人的兴趣所在而已。近来因为她的亲友时常托她设计时装的很多，例如电影明星黄柳霜，也闻名请她设计了好几套衣服，所以她才决心创办这个锦霓新装社。　　她的新装社和其他的时装公司也有所不同的地方，因为她替人家设计时装来，是得看对方的身体的高矮以及个性而定的，因之式样便每件不同，而定价也得随时而定，至于一般的定价，像今天所表演的那几件，大概是五十元至八十元之间，如果采用外国料子，定价至多营业额只在一百元左右，较之外商的时装公司，定价是要便宜得多了。（三）　　在温暖的空气中，时装表演开始了。　　表演的时候，没别的不同，只是放在角上的两架即Spot。'lights亮了起来，给表演者一些点缀。　　模特儿一共是两位，一位是中国人，一位是外国人，表演的新装，一共是八件。当她们出来的时候，一阵掌声欢迎了她们出来，在她们在来宾中间来回地走了一遍以后，又是一阵掌声把她们欢送了回去。　　在这一阵阵的掌声问流淌着的，是咖啡与蛋糕，以及香水香粉的香，是"英语"和琴音，是软洋洋的灯光和带着疲情的富丽的装置，是白色的轻雾，那一层层的烟圈。　　窗外，夜的黑幕加深了，霓虹灯的光显得更妖艳。秋之晚风夹了肃杀或从跑马厅更威猛地扑了过来。　　在字里行间，能看到记者紫燕与1936年11月4H 在国际饭店由戴西组织的时装表演会的格格不入，她觉得在有人连秋衣都没有着落的情形里，锦霓的新装太过奢侈和不近人情，令她无法心平。　　可对戴西来说，她的确在锦衣玉食里长大，从来不知道穷人的生活，也没体会到革命者的心愿。从她的生活出发，她想要有自己喜欢的事业，这是她喜欢的时装；她的心愿是推广对国货面料的认同，和对中西合壁时装的流行，反对上海人看不起国货的理念，在接受时尚记者采访时，她们说："现在的上海时装只是光怪陆离而已，不要把自己的国产品看轻了。"她们想让中国丝绸能够与英国呢竞争，让中国女子的衣服很合适自己，很美。她走的是当年郭家在南京路上开永安公司的路线：用世界流行，做中国市场，建立中国人自己的事业。只是，她们的声音在国际饭店豪华的时装秀上大弱了，她们用英语说出这些话来，让大家全不相信。　　当时报纸上发表的锦霓新装，如今看来却是完全能让人接受的时髦，而且它里面用世界流行的服装语言表达出来的民族特色，会让人想到要在出国时候为自己置买，用来在晚会上强调自己东方式的秀美含蓄的身体。　　在她刚刚从澳大利亚来中国时，在香港码头看到姐姐穿着丝绸衣服，很奇怪，她觉得那不是年轻人穿的东西，那时她穿的是澳洲的天鹅绒裙子。现在她穿着锦霓的中国丝绸新装在《字林西报》上为自己的沙龙做广告，她希望自己是最得体的中国女子。　　这是戴西一生中最美满的两年，她有了自己幸福舒适的家，有了开花的爱情，有了漂亮的客厅和家，她是一个年轻美貌的少奶奶，所有少女时代内心的盼望全都成了美满的现实。而且，她还是一个兴致勃勃建立着自己的独立事业的现代女子，而不只是一个以丈夫为职业的女子，在这时，她第一次展现出自己的希望，要求并争取着独立人生的理想。这种独立的愿望第一次，是展现在国际饭店那记者紫燕不能认同的温暖的空气里，好像是暖房里的花朵，但是在戴西以后漫长的人生中，在六十三年以后，戴西去世前的二十四小时中，戴西最后一次看了从前的照片，她在劳改中变了形的手指从许多照片中找出一张老年时为学生的英语口语课录制录音带时的相片说："要是我死了，我想要这张照片做纪念照片，因为这张照片显示了，我在工作。"　　而在1936年的时候，战争、背叛、灾难以及琐细的日常生活，都还没有来到她的生活里，那时四周的人，像看好莱坞电影里的幸福一样看她的生活。她的脸上有着一生中最妩媚的、最宁静的、最生机勃勃的笑容，连眉眼间的阴影都是甜美的，她的姐姐玩当年新进口的美国汽车，她的哥哥喜欢跳舞，大家都说，四小姐在国际饭店玩新衣服，只要她玩得高兴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