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觉之间雨变小了，须凝目细看方可看出下还是不下。远处传来车轮碾咬沙砾的声响 ——海滨通往宾馆的坡路有车上来了。在前台待命的两个男侍者听得声响，大踏步穿过大厅，到门外迎接客人，一人拿一把大大的黑伞。不大工夫，门前宽大的停车檐前出现一辆黑漆出租车。客人是一对中年男女。男士身穿奶油色高尔夫球裤和咖啡色外衣，戴一顶窄边礼帽，没扎领带，女士一身质地光滑的草绿色连衣裙。男方身材魁梧，已经晒黑到一定程度，女方虽然穿着高跟鞋，但男方仍比她高出一头。一个男侍者从出租车尾部的行李厢里提出两个小型旅行包和一个高尔夫球具袋，另一人打开伞朝客人遮去。男士挥手示意不用伞。看来雨几乎停了。出租车从视野中消失后，鸟们迫不及待地齐声叫了起来。女子好像说了句什么。“对不起？”我说。“刚来的两个人，可是夫妻？”女子重复一遍。我笑道：“这——，是不是呢，看不出。不能同时思考很多人。想再思考一下你。”“我，怎么说呢……作为对象很有趣不成？”我挺起腰，叹了口气。“是啊，所有人都是同等有趣的，这是原则。但有的部分光凭原则很难解释得通，这同时意味自己身上也有难以解释得通的部分。”我试着搜索接下去的合适字眼，但未如愿，“就是这样。解释得有些啰哩啰嗦……”“不大明白啊。”“我也不明白。反正接着来吧。”我在沙发上坐好，十指重新叉在唇前。女子仍以刚才的姿势注视着我。我面前已齐刷刷地排出了五根火柴。我做了几次深呼吸，等直觉返回。不必是举足轻重的东西，一点点暗示即可。“你一直住在带大院子的房子里吧？”我说。这个简单。只要看她的穿戴和举止，就知其有良好教养，而且把孩子培养成一个钢琴手要花相当一笔钱。还有声音问题，不可能把大钢琴放到密集型住宅区。住在带大院子的房子里毫不奇怪。但如此说罢那一瞬间，我有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击中感。她的视线冻僵似的对着我。“嗯，的确……”说到这里，她有点困惑，“住的的确是带大院子的房子。”我觉得关键在于院子这个场所，于是决定试着深入一步。“关于院子有什么回忆对吧？”我说。她默然地看自己的手，看了许久，实在看了许久。及至抬起脸时，她已找回了自己的步调。“这么问怕不公平吧？不是么，长期住带院子的房子，关于院子任凭谁都要有一两个回忆的，是吧？”“确实如此。”我承认，“那就算了，说别的好了。”我再没说什么，头转向窗外，眼望绣球花。连日不停的雨将绣球花的颜色染得甚为明晰。“对不起，”她说，“这点我想再多听一听。”我叼烟擦燃火柴。“不过那是你的问题。这点你本身不是比我知道得更详细吗？”香烟燃烧了一厘米，这时间里，她只管沉默着。烟灰无声地落进烟灰缸。“你能看见什么样的……怎么个程度的情形呢？”她问：“我什么也看不见，”我说，“假如灵感是这个意思的话。我一无所见，准确说来只是感觉，同摸黑踢东西一个样。那里有什么自是晓得，至于什么形状什么颜色却无从得知。”“可你刚才说了自己是行家啊！”“我在写文章，访谈录啦、通讯报道啦，反正这类东西。文章是没什么价值，但毕竟是观察人的工作。”“原来这样。”她说。“那么就到此为止吧。雨也停了，天机也泄露完了。来瓶啤酒什么的吧？也算感谢你陪我消磨时间。”“可是为什么偏偏出现院子呢？”她说，“其他任凭多少都该有想得到的嘛，是吧？为什么单提院子？”“偶然。一来二去之间，有时候是会偶尔碰上真货的。若是惹你不快，道歉就是。”女子微笑道：“哪里。喝啤酒吧！”我朝男侍示意，要了两瓶啤酒。茶几上的咖啡杯和糖壶被撤下，烟灰缸换了新的，随之上来啤酒。玻璃杯冷冻得很彻底，四周挂满白霜。女子往我杯里倒啤酒。我们略略把杯举起，象征性地干杯。冰啤酒通过喉咙时，颈后的凹坑竟针扎一般痛。“你经常……做这种游戏？”女子问，“说游戏怕不合适？”“是游戏。”我说，“偶一为之。不过倒是相当累人的。”“那又何苦？为了证实自己的能力？”我耸耸肩：“跟你说，这算不得什么能力。我既不是为灵感所诱导，也不是讲述普遍真相，只不过把眼睛看到的事实作为事实说出来罢了。就算是有什么比这更厉害的，那也不值得称为能力。刚才也说了，我仅仅是把黑暗中隐隐约约感觉到的变成含含糊糊的话语而已。纯属游戏。而能力是截然有别的东西。”“假如对方并不觉得是纯属游戏呢？”“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我无意间把对方身上某种不必要的什么牵引出来的话？”“啊，大致。”我边喝啤酒边思索。“很难认为会发生那样的情况。”我说，“万一发生了，那恐怕也不能说是什么特殊事件，而是所有人际关系中日常发生的事，不是吗？”“是啊，”她说，“可能真是那样。”我们默默地喝啤酒。差不多该到撤离的时候了。我已筋疲力尽，头痛也逐渐加剧。“回房间躺一会。”我说，“我觉得自己总是多嘴多舌的，每每后悔不已。”“没关系，别往心里去。开心得很。”我点头站起，正要拿茶几边上的账单，她迅速伸手按在我手上。手指很长，滑溜溜的，不凉也不热。“让我付。”女子说，“让你累得够呛，又拿了书。”我略一迟疑，再次确认她手指的感触。“那，让你破费了。”我说。她轻轻抬手。我点点头。我这侧茶几上仍然整齐地排着五根火柴。我径直朝电梯那边移步，那一瞬间有什么拦住了我——是我最初在她身上感觉出的什么。我还没有完全解决它。我停住脚愣了片刻，终于决定把它解决掉。我折回茶几，站在她身旁。“最后问一点可以么？”我说。她有些吃惊地扬脸看我：“嗯，可以的，请。”“你为什么总看右手呢？”她条件反射地把目光落于右手，随即抬头看我，表情仿佛从她脸滑落了似的不知去向。刹那间一切都静止了。她把右手扣在茶几上，手背朝上。沉默如针一样锐利地刺着我。四周空气骤然一变。我在哪里受了挫，但我不晓得我道出口的台词到底什么地方有错，因此也不知道应如何向她道歉，只好双手插兜站在那里不动。她以原有姿势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我。良久，她转开脸，目光落在茶几上。茶几上有空啤酒杯和她的手。看上去她确实希望我消失。醒来时，床头钟针指六点。空调机失灵，加之做了个分外活龙活现的梦，出了一身汗。从意识清醒过来到手脚自如竟花了相当长时间。我像条鱼一样躺在热烘烘湿乎乎的床单上望着窗外的天空。雨早已停止，遮蔽天空的淡淡的灰云到处现出裂缝。云随风走，缓缓穿过窗口，但见云隙不断微妙地改变其形状。风自西南吹来。随着云的飘移，蓝天部分急速扩大。静静望天的时间里，发现其色调已不再那么透明，遂不再望。总之天气正在恢复。我在枕头上弯起脖子，又一次确认时间：六时十五分。但我搞不清是晚上六时十五分还是早上六时十五分。既像是傍晚，又像是清晨。打开电视自然立见分晓，却又没心绪特意走去电视那里。大概是傍晚，我暂且这样判断。上床时三点已过，总不至于睡十五个钟头。但那终究是大概，并无任何证据说明我就没睡十五个钟头，就连没睡二十七个钟头的证据也没有。如此想来，不由十分伤感。门外有谁说话，听那口气，似乎是谁对谁在发牢骚。时间流得极为缓慢。思考问题所花的时间格外之长。喉咙干渴得要命，而得知是干渴竟费了半天时间。我拼出全身力气翻身下床，一连喝了三杯壶里的冷水。杯里的水有一半顺着前胸落地，把灰地毯染成深色。水的清凉仿佛一直扩展到脑核。随后我点燃一支烟。往窗外看去，云的阴影似乎比刚才浓了几分。仍是傍晚，不可能不是傍晚。我叼着烟，光身走进浴室，拧开淋浴喷头。热水出声地拍打浴缸。旧浴缸，到处都像有裂缝，金属件也黄成了同一颜色。我调好水温，坐在浴缸沿上怅怅地看着被排水孔吸进去的热水。不久烟吸短了，便摁进水里熄掉。四肢酸软得什么似的。但我还是冲了淋浴，洗了头发，顺便刮了胡须，心情多少有所好转。之后推窗放进外面的空气，又喝了一杯水，擦干头发，看电视新闻。仍是傍晚，没错。不管怎么说都不至于睡十五个小时。去餐厅吃晚饭，四张餐桌已有人凑了上去，睡前到的那对中年男女也露面了，另外三桌由西装革履的初老男人占据。远远看去，他们衣着打扮大同小异，年纪也大同小异，感觉上似乎是律师或医生的聚会。在这宾馆里还是第一次见到团体客人。但不管怎样，他们给餐厅带来了应有的生机。我坐在早上那个靠窗座位，看食谱前先要了杯不搀水的苏格兰威士忌。舔威士忌的时间里，脑袋多少清爽起来。记忆的残片被一片接一片埋进相应的场所——连续三天雨，早上到现在只吃了一盘煎蛋卷，在图书室遇上一个女子，眼镜打坏了……喝完威士忌，我扫了一遍食谱，点了汤、色拉和鱼。食欲虽然照旧没有，可也不能一天只吃一盘煎蛋卷。点罢菜，喝口冷水把嘴里的威士忌味儿消掉，之后再次环视餐厅。还是没有那个女子的身影。我舒了口长气，同时也颇有些失望。自己也搞不清是不是想再见一次那个年轻女子。怎么都无所谓。接着，我开始想留在东京的女友。同她交往几年了呢？一算，两年三个月了。两年三个月总好像是个不好分界的数字。认真想来，说不定我同她多交往了三个月。可是，我中意她，不存在任何——至少我这方面——分手的理由。也许她会提出分手。想必会提出。对此我何言以对呢？算了，这种事怎么考虑都很傻气。就算我中意什么，那东西也无任何意义。我中意去年圣诞节买的开司米毛衣，中意干喝高档威士忌，中意高高的天花板和宽宽大大的床，中意吉米·奴恩的旧唱片……总之不过如此而已。我足以吸引她的证据却是一个也没有。想到同她分手另找新女孩，我一阵心烦——一切的一切都要从头开始。我喟叹一声，什么都不再往下想。无论怎么想，事情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天完全黑了下来。窗前，海如黑布一般横陈开去。云层已七零八落，月光照着沙滩和白亮亮地摔碎的波浪。海湾那边，轮船的黄色灯光扑朔迷离。衣着考究的男士们一桌桌斜举葡萄酒瓶，或侃侃而谈或高声朗笑。我独自默默吃鱼。吃罢，惟鱼刺剩下。奶油汤用面包蘸着吃得干干净净。之后又拿刀把鱼头刺和鱼身刺分开，平行摆在已变得雪白的盘子上。谈不上有什么意思，只是想这样做。不久，盘子撤下，咖啡端来。开房门时，有纸片掉在地上。我用肩膀顶开门，抬起纸条。带宾馆标记的草绿色便笺上用黑圆珠笔写着小字。我关门坐在沙发上，点上一支烟，开始看便笺：白天很抱歉。雨也停了，不去散步解解闷儿？如果可以，九点我在游泳池等您。喝完一杯水，又看了一遍。一样的语句。游泳池？这宾馆的游泳池我很清楚，在后面山丘上。游是没游，但看过几次。池很大，三面环树，一面可以俯视海。至少据我所知，那并非适合于散步的场所。想散步，海边有几条合适的路。钟指在八时二十分。但不管怎样，事情并不令人烦恼。有人约见我，见就是了。倘场所是游泳池，反正就是游泳池。明天我就不在这里了。我给总台打电话，说有事明天要回去，剩下一天订房请取消。对方说明白了：问题一个也没有。我从立柜和衣橱里取出衣服，整齐地叠好放进旅行箱。比来时少了书的重量。八时四十分。乘电梯下到大厅，走到门外。静悄悄的夜，除了涛声一无所闻，潮润润的西南风迎面吹来：回头往上看，建筑物的几个窗口已透出黄色灯光。我把运动衫袖口挽到臂肘，双手插进裤袋，沿着铺满细沙的徐缓的坡路朝后面山丘爬去。及膝高的灌木丛沿路排开，高大的榉树遮天蔽日地展开初夏水灵灵的枝叶。从温室往左一拐有段石阶。石阶相当长，又陡。大约爬了三十阶，来到游泳池所在的山丘。八时五十分。女子没见影子。我喘了口粗气，打开靠墙立着的帆布折椅，确认不湿之后，弓身坐在上面。游泳池的照明灯已经熄了，但由于山腰有水银灯和月光，所以并不黑。游泳池有跳台，有安全监视台，有更衣室，有饮料亭，有供人晒太阳的草坪。监视台旁边堆着泳道隔绳和爬水板。到游泳旺季还要等几天，却满满灌了一池子水，想必是要进行检查。水银灯和月光各占一半的光亮将池面染成奇妙的色调，正中间漂浮着死蛾和榉树叶。不热也不冷。微风轻轻摇曳树叶。吸足了雨水的绿色树叶向周围散发着清香。的确是个心旷神怡的夜晚。我把帆布折椅靠背几乎水平地放倒，仰面躺下，对着月亮吸烟。女子来时，时针大约转过九时十分。她脚上一双白凉鞋，身穿正贴身的无袖连衣裙，连衣裙的颜色蓝里透灰，带有不近前细看几乎看不出的粉红色细条纹。她是从同入口正相反一侧的树木间出现的。我因一直注意入口那边，以致她已经出现在视野一角，我都好一会没觉察到。她沿着长长的池边姗姗地朝我走来。“对不起，”她说，“来半天了，没想到在那边散步时迷了路，把长筒袜都刮破了。”她在我旁边同样打开帆布折椅坐下，把右腿肚转向我。丝袜腿肚正中间绽了一条线，长约十五厘米。身体前倾时，从开得很低的领口闪出白皙的乳房。“白天真是抱歉，”我道歉说，“没什么恶意的。”“啊，你说那个？那个已经可以了。忘掉好了，也没有什么的。”说着，女子把手心朝上齐齐地放在膝头。“夜色美妙至极，不是吗？”“是啊。”“喜欢一个人也没有的游泳池，静悄悄的，一切都停止不动，像是什么无机质……你呢？”我眼望池面掠过的微波细浪。“倒也是。不过在我眼里有点像死人似的，也许是月光的关系。”“死尸？见过？”“嗯，见过。溺死者的尸体。”“什么感觉？”“像悄无人息的游泳池。”她笑了。一笑，两眼角聚起了皱纹。“很久以前见到的，”我说，“小时候。被冲上岸的。虽是溺死者，尸体倒蛮够漂亮。”她用手指捅了捅头发的分缝。看样子刚洗过澡，头发一股洗发液味儿。我把帆布折椅靠背往上调到和她同一高度。“喂，你养过狗？”女子问。我有点惊讶，目光落在她脸上。稍顷，将视线重新投回池面。“没有，没养过。”“一次也没有？”“嗯，一次也没有。”“讨厌？”“麻烦。又要遛，又要一起玩耍，又要做吃的东西，这个那个的。也不是怎么讨厌，只是觉得麻烦。”“讨厌麻烦啰？”“讨厌那一类麻烦。”她似乎在默然思考什么，我也没作声，榉树叶随风在池面上慢慢滑行。“以前养过马耳他狗，”她说，“小孩子的时候。求父亲买的。父母就我一个孩子，我没有朋友，又不愿意说话，就想有个玩的对象。你有兄弟？”“有哥哥。”“哥哥可好？”“这——，怎么说呢，已经七年没见了。”她不知从哪里掏出烟来，吸了一支，继续讲马耳他狗。“总之，狗全部由我照料，八岁的时候。喂食、收拾粪便、遛、领去打针、抹跳虱粉，全部包揽下来，一天也没断过。同一张床上睡，洗澡时也一起……这样一起过了八年，要好得很。我明白狗想什么，狗也知道我想什么。比如早上出门时说‘今天给你买冰淇淋回来’，那天傍晚它就在离家百米远的地方等我。另外……”“狗吃冰淇淋的？”我不由问道。“吃的，当然。”她说，“那可是冰淇淋哟！”“那是。”“另外，在我伤心或情绪低落时，它还总是安慰我，做各种各样的动作，明白？非常要好，好得不能再好。所以八年后它死时，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如何活下去。我想狗那方面也是同样，假如反过来我先死了，它也会这样觉得的。”“死因是什么呢？”“肠堵塞。毛团堵在肠子里，肚子胀鼓鼓的，瘦得嘎吧嘎吧的死了。痛苦了三天。”“给医生看了？”“嗯，当然看了。但是晚了。知道晚了我就把它领回家，让它死在我膝头。死时一直看我的眼睛，死后也……看着。”她像轻轻抱起看不见的狗似的，双手在膝头轻轻朝内侧弯曲。“死后过了四小时开始变硬。温度渐渐离开身体，最后变得石头一样硬邦邦的……就那样完了。”她盯着膝头的手，沉默有顷。我不知道往下如何展开，犹自眼望池面。“尸体埋在了院子里，”她继续道，“院角的棣棠树旁边。父亲给挖了个坑。五月的夜晚。坑不太深，大约七十厘米。我用自己最珍爱的毛衣把狗包起来放进木箱，威士忌箱或别的什么箱子。里边还装了好多东西：我和狗一起照的相、狗食、我的手帕、经常一起玩的网球、我的头发，还有存折什么的。”“存折？”“嗯，是的，银行的存折。很小的时候开始存的，估计有三万日元。狗死时候太悲痛了，觉得钱也好什么也好都用不着了，就埋了起来。另外恐怕也有通过埋存折来完整地确认自己的悲痛的心情。如果去火葬场的话，想必就一起烧了。实际上也是那样好……”她用指尖揩了下眼圈。“那以后不知不觉过了一年。非常寂寞，就像心里一下子开了个空洞，但还是活了下来。那倒也是，再怎么样，也没有人因为狗死了而自杀。“总而言之，对我来说那也是个小小的转折期。就是说——怎么说好呢——是闷在家里不声不响的少女开始睁眼看外面的时期。因我自己也隐约明白了长此下去是没办法活到久远的将来的。所以，如今想来，狗的死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象征性事件。”我在帆布折椅上坐直身体，仰首看天。几颗星星蹦了出来，看来明天是好天气。“嗳，这话够枯燥的吧？”她说，“很久很久以前，有个沉默寡言的少女——无非这样的故事。”“没什么枯燥的，”我说，“只是想喝啤酒。”她笑了，把搭在椅背上的脑袋转向我。我和她之间相隔不到二十厘米。每当她深呼吸时，其形状姣好的乳房便在帆布折椅中上下摇颤。我重新看游泳池。她看着我，半天没有出声。“总之，”她继续下文，“我开始一点点融入外面的世界。当然一开始并不顺利，后来多少有了朋友，上学也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我只是搞不清：那是由于狗死了的缘故呢，还是说即使狗活着最后也仍要那样呢？试着想了几次，终究都没想明白。“到十七岁那年，我遇到了一点麻烦事。细说起来话长，总之是关于我最要好的朋友的。简单说来，她父亲由于出什么问题被公司解雇了，学费支付不起。她全跟我说了。我上的学校是私立女校，学费相当高。再说你也知道，女校里女孩子向别人说出一切，对方是不能一听了之的。即使不考虑这个因素，我也觉得十分不忍，很想帮她一点，哪怕钱再少。但没有钱……那，你猜怎么着？”“把存折挖了出来？”我说。她耸耸肩：“别无他法。我也相当犹豫来着。但越想越觉得好像该那样做。不是吗？一边是一筹莫展的朋友，一边是死去的狗。死去的狗是不需要什么钱的。若是你怎么办？”我不知道。我既没有一筹莫展的朋友，又没有死去的狗。我说不知道：“那，可是一个人挖出来的？”“嗯，是的，一个人挖的。也不好跟家里人说。父母不晓得我把存折埋了进去，挖之前必须先解释埋的原因……明白吧？”我说明白。“趁父母出门，我从仓库里拿来铁锹，一个人挖了起来。下过雨，土很软，没怎么费力。呃——，前后花了十五六分钟吧。挖着挖着锹尖碰上了木箱。木箱没有预想的那么旧，感觉上就像一个星期前刚埋的。本来觉得埋很久很久了……木板白得厉害，真的像刚刚入土似的，原以为过了一年就变得黑乎乎了呢。其实是怎么都无所谓的事，可是我总觉得应该有点差别才是。接着拿来拔钉器……打开盖子。”我等待着下文。没有下文。她把下巴稍稍向前探起，默然无语。“往下怎么样了？”我提醒道。“打开盖子，拿出存折，又合上盖子，把坑埋上。”她说。接着又是一阵沉默，空漠的沉默。“有什么感觉了？”我问。“六月间一个阴沉沉的午后，雨不时星星点点地落下。”她说，“无论屋里还是院子都悄无声息。虽说下午三点刚过，却像傍晚似的。天光很弱，模模糊糊的，很难把握距离。记得一根一根拔箱盖钉子时，家里电话铃响了。铃一次一次一次又一次——响了二十次。二十次哟！响声就像有人在长走廊里慢慢走动，从某个角落出现，又消失在另一角落似的。”沉默。“打开箱盖，看见了狗的脸，不能不看。埋时包狗的毛衣掀起来了，前肢和头露了出来。因为横躺着，鼻子牙齿耳朵都看见了。还有照片、网球、头发……等等。”沉默。“当时最让我意外的，是自己一点都不害怕。为什么不知道，反正一点都不怕。要是那时多少害怕一点，说不定更好受些，我觉得。也不是说必须害怕，但至少感到难过或伤心什么的也好。但是……什么也没有，什么感情也没有，简直就像去信箱取回报纸，感觉上。就连是不是真的、真真正正做了那件事都说不确切。肯定是因为很多很多事都记得太清楚了，肯定。单单只有气味永远剩了下来。”“气味？”“存折沁入了气味。不知该怎么说好，反正……一股味儿、气味。拿在手上，手也有气味，怎么洗也洗不掉，怎么洗都没用。沁到骨头里去了。至今……是啊……是这么回事。”她把右手举到眼睛那儿，对着月光。“归根结蒂，”她说，“一切都白费劲了，什么用也没有。沁入存折的味儿太厉害了，也没拿去银行，烧掉了。事情就这样结束了。”我叹息一声，不知道该怎么谈感想。我们默然无语，各自看不同的方向。“那么，”我说，“朋友怎么样了？”“最终没有退学，实际上也没缺钱缺到那个地步。女孩子的话都是那样，习惯于把自己的处境想得格外凄惨。傻气透顶！”她又点上一支烟，看着我，“不过别再说这个了。你是第一个听我说这事的，往后我想不会再说了，毕竟不是对谁都能说的事。”“说完多少轻松些了？”“是啊，”她微微一笑，“觉得好受多了。”我踌躇了很长时间，几次想把那个说出口，都转念作罢。又是一阵踌躇。已很久没这么踌躇过了。我用手指肚久久地敲着帆布折椅的扶手。想吸烟，烟盒已经空了。她臂肘拄着扶手，一直望着远处。“有一个请求。”我一咬牙开口道，“如果惹你不高兴，我表示歉意，就请忘掉好了。但我总觉得……恐怕还是那样做好些。一时表达不好。”她依旧手托下巴，看着我说：“没关系，说说看。如果我不中意马上忘掉就是，你也马上忘掉——这样可以吧？”我点点头：“能让我闻闻你手上的气味么？”她以恍惚的眼神看我，手仍然托着下巴，随后合目几秒钟，用手指揉了一下眼皮。“可以的，”她说，“请！”她把托下巴的手拿开，伸到我面前。我拿起她的手，像看手相那样把手心对着自己。气力完全从她手上退去，纤长的手指极为自然地稍稍朝内侧蜷起。我把手合在她手上，不由想起自己十六七岁时的事。接着我弯下腰，把鼻尖轻轻碰在她手心上。一股宾馆里的香皂味儿。我掂量了一会她手的重量，之后悄悄放回连衣裙膝头。“怎么样？”她问。“只有香皂味儿。”我说。和她道别后，我返回房间，又给女友打了次电话。她没接，唯独信号音在我手中一遍又一遍响个不停。一如上次，但这也无妨。我让几百公里外的电话铃反反复复发出响声。现在我可以清楚地感觉到她就在电话机前。她确实在那里。我让铃响了二十五遍，然后放回听筒。夜风摇曳着窗边薄薄的纱帘，涛声也传来了。我再次拿起听筒，重新拨动号码盘，慢慢地拨。去中国的小船悉尼的绿色大街悉尼的绿色大街1悉尼的绿色大街，并不如你从这名字上所想象的——我猜想你难免这样想象——那么漂亮。先不说别的，这条大街上一棵树——哪怕一棵——也没有。没有草坪没有公园没有饮水点，却取名为“绿色大街”（greenstreet ）。至于原因，那就只有天晓得了。天都可能不晓得。直言不讳地说，绿色大街即使在悉尼也是最煞风景的街。狭窄、拥挤、污秽、寒伧、破败、环境恶劣、一股难闻味儿。且气候差劲儿：夏天冷得要命，冬天热得要死。“夏天冷得要命冬天热得要死”这说法是有些奇怪。因为，就算南半球和北半球季节相反，作为现实问题也应该热的是夏天，冷的是冬天。也就是说，八月是冬天，二月是夏天。澳大利亚人都如此认为。但是，作为我却不能把事情想得这么简单，因为这里边有一个大问题：季节究竟是什么？也就是说，是到十二月就是冬天呢，还是变冷了是冬天呢？“那还不简单，变冷了不就是冬天吗！”或许你会这样说。不过且慢，如果说变冷了就是冬天，那么到底摄氏多少度以下是冬天呢？假如隆冬时节一连有几天暖洋洋的日子，莫非就该说“变暖了就是春天”不成？喏，糊涂了吧？我也糊涂。可是我认为“冬天就必须冷”这一想法未免过于片面，所以，即便为了打破周围人的僵化观念，也要把十二月至二月称为冬天，将六月至八月唤作夏天。而这样一来，就成了冬天热夏天冷。结果，周围人都认为我是怪人。不过也罢，随别人怎么看好了。还是说绿色大街吧。2前面也说了，悉尼的绿色大街即便在悉尼也是最煞风景的街，没准在南半球都是最煞风景的。就说现在吧，在这十月里的一个下午，我正从位于一座大厦三楼的事务所窗口，往下打量绿色大街大约正中间那里。看见什么了？看见好多好多。晒得黝黑的酒精中毒流浪汉正一条腿伸进污水沟里睡午觉——或动弹不得。打扮新潮的无赖少年把锁链揣进夹克口袋，弄得“哗哗啦啦”地在街上游来逛去。毛掉了一牛的病猫在寻找垃圾箱。七八岁小孩手持尖锥一个接一个猛扎汽车轮胎。砖墙上千巴巴地沾着五颜六色的呕吐物。所有商店都几乎落着铁闸门。人们早已对这条街忍无可忍，关起店铺逃之夭夭。至今仍营业的只有当铺、酒馆和“查莉”比萨饼店。脚蹬高跟鞋的年轻女郎怀抱黑漆皮手袋，带着“咔嗒咔嗒”刺耳的足音在路上全速行进，就好像被谁追赶似的，但根本没人追赶。两条野狗在街心擦肩而过。一条由东向西，一条由西向东。都边走边看地面，擦肩而过时头都不抬一下。悉尼的绿色大街便是这样一条街。我常常心想，假如必须在地球的什么地方挖一个特大特大的屁股眼儿，那么场所就非这里莫属了——这就是悉尼的绿色大街。3我在悉尼的绿色大街开事务所，当然有其相应的理由的。不是因为穷。这里的房租固然便宜到极点，可是我不缺钱．不仅不缺，简直多得花不过来，足可以一古脑儿买下悉尼繁华大街上的十幢十六层高的新大楼，甚至最新式的航空母舰连同五十架喷气式战机都不在话下。反正钱多得一看都心烦。毕竟父亲是砂金王，两年前给我扔下全部财产死了。钱派不上用场，统统放进银行，这下利息都用不完，所以又把利息也放进去，结果是利上生利，一想都烦得不行。我所以在悉尼的绿色大街开事务所，是因为只要找在这里，熟人什么的就一个也不会找来。正经人断不至于来什么悉尼的绿色大街，大家都怕这条街怕得要命。因此，既没有亲戚来絮絮叨叨说三道四，又没有喜欢指手划脚的朋友来访，眼睛专盯着钱的女孩也不会来。既没有律师顾问来商量财产如何运作，又没有银行行长来寒暄致敬，罗尔斯—罗伊斯（注： Rolls-Royce，英国汽车公司及其商标名。）的推销员也不至于抱着一堆宣传资料来敲门。没有电话。来信一撕了之。安安静静。4我在悉尼的绿色大街开私家侦探事务所，就是说我是私家侦探。招牌上这样写道：私家侦探，收费低廉但只受理有趣之案件招牌用平假名（注：日文字母的一种，原文是用平假名写的。），写当然有其道理，因为悉尼的绿色大街上认得汉字的人一个也没有。事务所是六张榻榻米大小的房间，脏得一塌糊涂，墙壁和天花板到处是令人讨厌的黄斑。门安得差劫儿，开了很难关上，关了又不易打开。门玻璃上写有“私家侦探事务所”字样。门拉手上挂有一块正反两面分别写有“住”与“不在”的牌子，“在”朝外时我在事务所，“不在”朝外时我外出。不在事务所时的我或在隔壁睡午觉，或在比萨饼店一边喝啤酒一边同女服务员闲聊，非此即彼。“查莉”是个比我小几岁的可爱的女孩，有一半中国血统。虽说悉尼城很大，但一半是中国血统的女孩，除了“查莉”没第二个。我非常喜欢“查莉”。估计“查莉”也喜欢我，究竟如何不得而知。别人想什么我哪里晓得。“私家侦探什么的可有得赚？”“查莉”问我。“不赚。”我回答，“有得赚不就是说有钱进来么！”“好个怪人。”“查莉”说。“查莉”不知道我是大阔佬。5挂出“在”的牌子时，我大体坐在事务所的人造革沙发上边喝啤酒边听格伦·古尔德的唱片。我特别喜欢格伦·古尔德的钢琴，光他的唱片就有三十八张。早上第一件事就是把六张唱片放在自动转换唱机上，绵绵不断地听格伦·古尔德，喝啤酒。格伦·古尔德听腻了，有时放平·克劳斯比的《白色圣诞节》。“查莉”喜欢《AC／DC》。6说是“私家侦探所”，但几乎没什么顾客。悉尼绿色大街的居民压根儿没想到要花钱解决什么，况且他们要解决的问题实在太多，给人的感觉似乎与其一个一个解决，还不如相互协调来得快。总而言之，悉尼的绿色大街对于私家侦探来说决不是容易活命的地方。偶尔，在“收费低廉”字样的吸引下也有客人赶来，但大部分——当然是对我而言—— 都是无聊透顶的案件。什么“我家的鸡两天只生一次蛋是怎么回事”啦，什么“每天早上我家牛奶都被偷走请把犯人逮住”啦，什么“朋友借钱不还请跟他好好说说叫他还回”啦，如此不一而足。此类无聊委托我统统一推了事。还用说，我又不是为了照看谁家的小鸡、牛奶和催还几个小钱才当私家侦探的！我所追求的是更富有戏剧性的要案，比如身高两米的镶着蓝色假眼的大管家开着黑漆高级轿车跑来说“为了保护伯爵千金的红宝石您能助以一臂之力吗”，要这等事件才行。可是澳大利亚没有什么伯爵千金，休说伯爵，子爵男爵也没一个。伤透脑筋！这么着，我每天每天都闲得发慌。或剪指甲，或听格伦·占尔德的唱片，或修理已成古董的自动手枪，或在比萨饼店同“查莉”聊天，以此消磨时光。“你别干什么私家侦探了，干点正经事儿如何？”“查莉”说，“印刷工什么的。”印刷工？那也不坏，我想，和“查莉”结婚当印刷工，不坏不坏。但时下我仍是私家侦探。7一副羊模样的小个子男人从门口进来是在星期五下午。羊模样小个子一闪进屋，先确认是否有人盯梢，然后关门。门很难关严，我上前帮忙，两人一起把门关好。“您好！”小个子说。“您好！”我应道，“您是……”“请叫我羊男好了。”羊男说。“初次见面，羊男先生。”“初次见面。”羊男说，“您是私家侦探吧？”“是的，我是私家侦探。”说罢，我关掉唱机，把格伦·古尔德的《创意曲》放回唱片架，收拾了空啤酒罐，把指甲钳扔进抽屉，劝羊男坐在椅子上。“我在找私家侦探。”羊男说。“原来这样。”“但不晓得去哪里才能找到。”“呃呃。”“在拐角那个比萨饼店提起来，那个女的告诉我来这里就行。”是“查莉”。“那么羊男先生，”我说，“请把事情说给我听听。”8羊男身穿羊皮罩衣。虽说是罩衣，但不是用粗纹布做的，而是地地道道的羊皮，尾巴和角都带着，惟独手、脚和脸的部位空缺。眼睛蒙着黑眼罩。我不明白这小子何苦非这副打扮不可。入秋到现在已有很多日子了，这副打扮肯定出汗不少，再说走起路来岂不要给小孩子们取笑？莫名其妙！“要是热的话，”我说，“就别客气，唔——，就请把上衣脱下。”“不不，不客气，”羊男说，“早已经习惯了。”“那么羊男先生，”我重复道，“请把事情说给我听听。”9“其实我是想请您把我的耳朵找回来。”羊男说。“耳朵？”“就是我衣裳上连着的耳朵。喏，这里！”说着，羊男手指脑袋的右上端，眼珠也同时往右上端翻去，“这边的耳朵被揪掉了吧？”的确，他的羊皮衣裳右侧的耳朵——从我这边看为左侧——被揪掉不见了。左耳好端端连着。这以前我还一次也没想过羊有怎样的耳朵。羊耳那东西应该是扁平扁平的，忽扇忽扇地往两边支出，“所以想请您把耳朵找回来。”羊男说。我拿起桌子上的便笺和圆珠笔，用圆珠笔头“橐橐”地敲着桌面。“请谈一下具体情况。”我说，“被揪掉是什么时候？谁揪的？还有，你到底是谁？”“被揪掉是三天前，羊博士揪的。还有，我是羊男。”“得得。”“对不起。”羊男说。“再说详细点儿好么？”我说，“说是羊博士也罢谁也罢，我可是全然摸不着头脑。”“那么就说详细些吧。”羊男说，“在这个世界上，也许您不晓得，生活着大约三千个羊男。”10“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着大约三千个羊男。”羊男说。“阿拉斯加也好玻利维亚也好坦桑尼亚也好冰岛也好，到处都有羊男，但都不是类似秘密结社啦革命组织啦宗教团体啦那样的存在，没有会议没有会刊。总之我们仅仅是羊男，仅仅希望作为羊男过和平日子，希望作为羊男想问题、作为羊男吃东西、作为羊男成家生子。正因如此，我们才成其为羊男。您明白了？”虽然还不大明白，但我还是“唔唔”了两声。“可是也有几个人挡住我们的去路，其代表人物就是羊博士。羊博士的真名实姓、年纪、国籍都不知道，是一个人还是几个人也不清楚。不过，是相当上年纪的老人这点可以肯定。而且，羊博士活着的目的是揪羊男的耳朵来收藏。”“那又何苦？”我问。“羊博士不中意羊男的生活方式，就揪耳朵来作对，还为此欢欣鼓舞。”“这人真是乱弹琴！”“其实倒也不是多么坏的人，我觉得。大概是在哪里倒了霉，性格变得乖僻起来了吧。所以，作为我只要他还回耳朵就行了，不恨羊博士的。”“好的好的，羊男先生。”我说，“把你的耳朵讨回好了。”“谢谢。”“费用一天一千日元，讨回耳朵五千日元。请预付三天费用。”“预付？”“预付。”我说。羊男从胸前口袋里掏出蛙嘴式大钱包，抽出三张折得工工整整的千元钞票，不无悲怆地放在桌子上。11羊男回去后，我按平千元钞的折痕，放入自家钱夹。千元钞上沾满了污斑和怪味儿。然后我去比萨饼店，要了沙丁鱼比萨饼和生啤。我一日三餐都是比萨饼。“总算有人求上门了？”“查莉”说。“是的，要忙啦。”我边吃比萨饼边说，“得找羊博士。”“羊博士不用找的呀，就住在附近嘛。时不时来这里吃比萨饼呢。”“查莉”说。“住在哪里？”我吃惊地问。“那谁知道！自己查查电话号码簿不好？你是侦探吧？”我半信半疑，但为了慎重起见，还是查了电话号码簿的“羊”页。羊博士的电话号码赫然在目。羊男的电话号码也在。这世道也真是匪夷所思。羊男(无职业)…………………363—9847羊亭(酒馆)……………………497—2001羊博士(无职业)………………202—6374我掏出手册把羊博士的电话号码记下，之后喝啤酒，吃没吃完的比萨饼。看来事情将意外快地获得解决。12羊博士的家位于绿色大街的西头，砖结构小房子，院里开着蔷薇花，在绿色大街上算是整洁得很难找出第二家了。当然已相当旧了，也有毛病，但看上去起码像座房子。我确认一下腋下自动手枪的重量，戴上墨镜，一边用口哨吹着《小丑》序曲，一边绕房子转了一圈。没什么特殊之处，里边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音。窗口挂着白色花边窗帘。简直静得不能再静。很难认为里边竟住着揪掉羊男耳朵的人物。我转到房门口。名牌上写着“羊博士”。没找错。信箱里什么也没有，只贴了一张纸，写道“报纸、牛奶等一概谢绝”。羊博士家固然找到了，但拿不定主意往下到底该怎么办。也是找得太容易了的关系。本来应该这个那个费尽周折，绞尽脑汁再三推理之后才勉强找到，不料竟找得如此毫不费力，致使我的头脑一下子运转不灵了。这样子真个伤透脑筋。我用口哨吹着巴赫的《主啊，你意即我愿》，考虑着究竟如何是好。最简单的是按响门铃，羊博士一出来就对他说“对不起请还回羊男耳朵”。简单之极。就这么干。13我按了十二下门铃，在门前等了五分钟。没有回应。房子里依然静悄悄的无声无息。麻雀在院子草坪上蹦来蹦去。正当我转念要回去时，门突然“啪”一声开了，大个头白发老人猛然闪出脸来，样子实在叫人害怕。如果可能，我真想拔腿逃回。但不能那样。“嗷——，讨厌！”老人吼道，“人家好容易睡个舒坦的午觉，你们又……”“是羊博士吧？”我问。“那里不是贴着纸吗？你不认得汉字？听着，报纸、牛奶等……”“汉字认得。我不是报纸或牛奶的推销员，我是私家侦探。”“私家侦探？一路货色！跟你没事。”说着，羊博士就要“啪”一声把门关上。我伸脚顶住。门撞在踝骨上，痛不可耐，但我忍住了没有形之于色。“你没事可我有事。”我说。“还不知趣？”说罢，羊博士用皮鞋尖踢我的踝骨。痛得就好像骨头都碎了，但我继续忍耐。“冷静点谈谈吧！”我冷静地说。“吃你的屎去！”言毕，羊博士拿起手边的花瓶狠狠地砸在我头上。万事休矣。我当即失去了知觉。14我梦见在井边打水。我用吊桶把井水打上来，倒进大盆里。盆里水满以后，鳄鱼赶来 “咕嘟咕嘟”一口气喝干。再次水满，又一条鳄鱼赶来“咕嘟咕嘟”一口气喝干。如此反复不止。我数鳄鱼数到第十一条，随后睁眼醒来。四周漆黑一团。天空星斗闪烁。悉尼的夜空着实漂亮。我倒在羊博士门前。周围鸦雀无声，钱包和自动手枪都在。我爬起身，“啪嗒啪嗒”拍去衣服上的土，把墨镜揣进胸袋。本想再按一次门铃，无奈头痛得厉害，今天只好暂且作罢。我已经做了不止一天份额的工作：听委托人介绍情况、收预付金、把犯人堵在家里、被踢了踝骨、被砸了脑袋。其余明天继续不迟。我顺路到比萨饼店喝啤酒，让“查莉”处理头伤。“好大的肿包！”“查莉”边用冷毛巾擦我的头边说，“到底怎么搞的？”“给羊博士砸的。”我说。“不至于吧？”“真的！”我说，“刚按门铃做完自我介绍，就挨了一家伙花瓶。”“查莉”独自沉思了好一会儿，这时间里我揉着脑袋喝啤酒。“跟我来。”“查莉”说。“往哪里去啊？”我问。“还不是羊博士那里！”15“查莉”一下接一下按了二十六下羊博士家的门铃。“嗷——，讨厌！”羊博士探出头来，“管他报纸牛奶还是私家侦探……”“有什么好讨厌的，你这个傻瓜蛋！”“查莉”吼道。“喏喏喏，这不是‘查莉’吗！”羊博士说。“你用花瓶砸这个人的脑袋了？”“查莉”指着我道。“嗯，是的吧。这、这又怎么说？”羊博士说。“怎么好那么胡来？他是我的恋人！”羊博士一脸困惑，“咔嗤咔嗤”搔着脑袋。“那是我不好，不知道的嘛。要是知道，不会那么干的。”我也不知道，不知道自己是“查莉”的恋人。“啊，反正进来吧！”说着，羊博士把门整个打开。我和“查莉”进到里边。关门时，这回是我自己撞了踝骨。真是倒霉。羊博士把我们领进客厅，端出葡萄汁。杯子脏兮兮的，我只喝了半杯，“查莉”不管三七二十一喝个精光，连冰块也嚼了。“你看你看，我该怎么道歉好呢？”羊博士对我说，“头还痛吧？”我默默地点头。用花瓶狠砸人家脑袋，还有脸问什么痛不痛！“干嘛又砸又打的嘛，简直是！”“查莉”说。“说来也是，近来我讨厌人讨厌得不行。”羊博士说，“再说卖报的卖牛奶的也的确烦人。结果见到生人就忍不住砸了起来。哎呀，都怪我。不过还年轻吧？我可是一不看报二不喝牛奶。”“我一不是卖报的二不是卖牛奶的，我是私家侦探。”我说。“对了对了，原来是私家侦探，忘了。”羊博士道。16“其实登门拜访，是想请您归还羊男的耳朵。”我说，“博士您三天前在超市收款机那里把羊男耳朵揪掉了吧？”“那是。”羊博士说。“请还出来。”“不成。”“耳朵是羊男的。”我说。“现在是我的。”博士道。“那就没办法子。”说着，我从腋下拉出自动手枪。我这人性子急得很。“那么我就要毙了你把耳朵带回去。”“喂喂喂，”“查莉”上来劝阻。“你这人也真是欠考虑。”她对我说。“正是正是。”羊博士说。我火冲头顶，险些扣动扳机。“查莉”慌忙制止，使劲踢了我踝骨一脚，把枪一把夺走。“你也有你的问题，”“查莉”转向羊博士，“干嘛就不还羊男的耳朵？”“耳朵绝对不还。羊男是我的敌人，下次见了还得把另一只揪掉！”“为什么那么恨羊男呢！他不是好人吗？”我说。“哪里有什么原因，反正就是恨那家伙，一看到他怪模怪样还活得那么洋洋自得，我就气不打一处来。”“怨恨情结！”“查莉”说。“哦？”羊博士不解。“唔？”我也讶然。17“实际上你自己也想成为羊男，却又不愿意承认这点，所以才反过来恨羊男的。”“是吗？”羊博士显得心悦诚服，“没意识到呀。”“你怎么晓得？”我问“查莉”。“你俩可看过弗洛伊德和荣格？”“没有。”羊博士道。“遗憾。”我说。18“那么说，我恨的决不是羊男。”羊博士道。“是那么回事。”我说。“那还用说！”“查莉”道。“果真那样，我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十分对不起羊男君的事。”“有可能。”我说。“当然！”“查莉”道。“那意味着我该把羊男君的耳朵还给主人喽？”羊博士说。“啊，那怕是的。”我说。“现在马上还！”“查莉”道。“问题是已经不在这里了呀。”羊博士说，“说实话，早已经扔了。”“扔了？……扔哪里了？”我问。“哎呀，这……”“快说！”“查莉”大喝一声。“唔，其实是放在‘查莉’店的冰箱里。和意大利香肠混在一声。啊，歹意倒是没……”没等羊博士说完，“查莉”就抡起手边的花瓶毅然决然地朝羊博士头顶砸去。作为我就别提有多开心了。19最后，我和“查莉”终于找回了羊男的耳朵。当然，找回来时耳朵已经变成褐色，沾了 “红辣椒”酱油。一位客人点了意大利香肠比萨饼，在那一片即将入口的瞬间我们把它扣了下来。真是险而又险。我们把耳朵上面的奶酪冲洗干净，但“红辣椒”酱油的污痕无论如何也弄不掉。对于耳朵的返回羊男自是欢天喜地，但看到它已变成褐色且沾了“红辣椒”酱油——固然没有说出口——多少像有点失望，于是我少收了两千日元费用。“查莉”用针线把耳朵缝在衣裳上。羊男站在镜前拨动两三下，耳朵忽扇忽扇的，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20顺便补充两句。羊博士幸运地变成了羊男。他每天都穿着羊男衣裳来“查莉”店吃比萨饼。看上去羊男／羊博士甚是幸福，这也全托了弗洛伊德的福。21事件解决之后，我开始和“查莉”约会。我们吃完中华料理，在闹市区的电影院看鲁奇诺·维斯康提的《诸神的黄昏》。黑暗中我想吻她，她用高跟鞋跟使劲踢我的踝骨，痛不可耐，嘴却未能完全张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