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舞！舞!　1　　　 　　1983年3月　　我总是梦见海豚宾馆。　　而且总是栖身其中。就是说，我是作为某种持续状态栖身其中的。梦境显然提示丁这种持续性。海豚宾馆在梦中呈畸形，细细长长。由于过细过长，看起来更像是个带有顶棚的长桥。桥的这一端始于太古，另一端绵绵伸向宇宙的终极。我便是在这里栖身。有人在此流泪，为我流泪。　　旅馆本身包容着我。我可以明显地感觉出它的心跳和体温。梦中的我，已融为旅馆的一部分。　　便是这样的梦。　　终于醒来。这里是哪里？我想。不仅想，而且出声自问。“这里是哪里？”这话问得当然毫无意义。无须问，答案早已一清二楚：这里是我的人生，是我的生活，是我这一现实存在的附属物。若干事项、事物和状况——其实我并未予以认可，然而它们却在不知不觉之中作为我的属性而与我相安共处。旁边有时躺着一个女子，但基本上是我一个人。房间的正对面是一条高速公路，隆隆不息；枕边放一只杯（杯底剩有5厘米高的威士忌）：此外便是怀有敌意——或许单纯是一种冷漠——的充满尘埃的晨光。时而有雨。每逢下雨，我索性卧床不起，愣愣发呆。若杯里有威士忌，便径自饮下。接下去只管眼望檐前飘零的雨滴，围绕这海豚宾馆冥思苦索。我缓缓舒展四肢，确认自己仍是自己而未同任何场所融为一体。自己并未栖身于任何场所。但我依然记得梦中的感触。只消一伸手，那将我包容其间的整幅图像便随之晃动不已。如同以水流为动力的精巧的自动木偶，逐一地、缓缓地、小心翼翼地、有条不紊地依序而动，并且有节奏地发出细微的响声。若侧耳倾听，不难分辨出其动作进展的方向。于是我凝神谛听。我听出有人在暗暗啜泣，声音非常低沉，仿佛来自冥冥的深处。那是为我哭泣。　　海豚宾馆并非虚构之物，它位于札幌市区一处不甚堂皇的地段。几年前我曾在那里住过一个星期。哦，还是让我好好想想，说得准确一点。是几年前来着？4年前。不，精确说来是4年半以前。那时我还不到30岁，和一个女孩儿一起在那里投宿。宾馆是女孩儿选定的，她说就住在这儿好了，务必住这家旅馆。假如她不这样要求，总不至于住什么海豚宾馆，我想。　　这家宾馆很小，且相当寒伧。除我俩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客人。住了一个星期，结果只在门厅里见到两三个人，还不知是不是住客。不过，服务台床位一览板上挂的钥匙倒是不时出现空位，想必还是有人投宿——尽管不多，几个人总会有的。不管怎样，毕竟在大都市占一席之地，且挂了招牌，分类电话号码簿上也有号码赫然列出，从常识上看也不可能全然无人问津。可是，即使有其他住客，恐怕也是极其沉默寡言而生性腼腆的人。我俩几乎没有目睹过他们的身影，也没有听到过他们的动静，甚至感觉不出他们的存在。只是床位一览板上钥匙的位置每天略有变化，大概他们像一道无声无息的影子顺着墙壁在走廊里往来穿行。电梯倒是有时候拘谨地发出“咔嗒咔嗒”的升降声响，而那声响一停，沉寂反倒更加令人窒息。　　总之这是间不可思议的宾馆。　　它使我联想起类似生物进化过程中的停滞状态：遗传因子的退化，误入歧途而又后退不得的畸形生物，进化媒介消失之后而在历史的烛光中茫然四顾的独生物种，时间的深谷。这不能归咎于某一个人，任何人都无责任，任何人都束手无策。问题首先是他们不该在这里建造旅馆，这是所有错误的根源。起步出错，步步皆错。第一个电钮按错，必然造成一系列致命的混乱。而试图纠正这种混乱的努力，又派生出新的细小——不能称之为精细，而仅仅细小——的混乱。其结果，一切都似乎有点倾斜变形。如同仔细观察事物时自然而然地几次歪起脑袋情况下的倾斜度一样。这种倾斜，不过是略略改变一下角度，既无关大局，又不显得矫揉造作。若长此以往，恐怕也就习以为常，但毕竟叫人有点耿耿于怀（果真对此习以为常，往后观察正常世界怕也难免歪头偏脑）。　　海豚宾馆便是这样的宾馆。它的不正常——已经混乱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不久的将来必定被时间的巨大漩涡一口吞没——在任何人看来都毋庸置疑。可怜的宾馆！可怜得活像被12月的冷雨淋湿的一条三只腿的黑狗。当然，可怜的宾馆世上所在皆是，问题是海豚宾馆与那种可怜还有所不同。它是概念上的可怜，因而格外可怜。　　不用说，特意选择这里投宿的，除去阴差阳错之人，理当余者寥寥。　　海豚宾馆并非正式名称。其正式名称是“多尔芬①旅馆”。但由于它给人的印象实在名不符实（多尔芬这一名称使我联想起爱琴海岸那如同砂糖糕一般雪白的避暑宾馆），我便私下以此呼之。宾馆的入口处有一幅非常漂亮的海豚浮雕，还有一块招牌。若无招牌，我想绝对看不出是宾馆。甚至有招牌都全然不像。那么像什么呢，简直像一座门庭冷落的旧博物馆——馆本身特殊，展品特殊，怀有特殊好奇心的人悄然而至。　　-------------------------　　①海豚一词的英语音译（dolphin）。　　不过，即使人们目睹海豚宾馆后产生如此印象，也决不是什么想入非非。事实上这宾馆的一部分也兼做博物馆之用。　　一座部分兼做莫名其妙的博物馆的宾馆，一座幽暗的走廊尽头堆着羊皮和其他落满灰尘的毛皮、散发霉气味的图书资料，以及变成褐色的旧照片的宾馆，一座绵绵无尽的思绪如同干泥巴一般牢牢沾满各个角落的宾馆——有谁会住这样的宾馆呢？　　所有的家具都漆色斑驳，所有的桌几都吱吱作响，所有的带锁把手都拉不拢。走廊磨得坑坑洼洼，电灯光线黯然，洗脸台的龙头歪歪扭扭，水滴滴滴答答，体形臃肿的女佣（她的腿使人联想到大象）在走廊里一边踱步一边发出不祥的咳嗽声。总是蜷缩在账台里的经理是个中年男子，眼神凄惶，指头仅存两个。只消看上一眼，便知此君属于时运不济、命运多饵的一类——俨然这一类型的标本。如同在淡蓝色的溶液里浸泡了一整天之后刚刚捞出来似的，他的全身上下没有一处不印有受挫、败阵和狼狈的阴翳，使人恨不得把他装进玻璃箱放到学校的物理实验室去，并且贴上“时运不济者”的标签。大多数人看见他之后都会程度不同地产生怜悯之情，也有些人会发火动气。这类人只要一看见那副可怜相便会无端地大动肝火。有谁会住这样的宾馆呢？　　然而我们住了。我们应该住这里，她说，此后便杳然无踪，只剩下我顾影自怜。告诉我她已走掉的是羊男。她早就走了，羊男告诉说。羊男知道，知道她必走无疑。现在我也已经明白。因为她的目的就在于把我引到这里。这类似一种命运，犹如伏尔塔瓦河流入大海。我一边看雨一边沉思，命运！　　我自从梦见海豚宾馆之后，首先在脑海中浮现出来的便是她。我不由想到，是她在寻求我。否则我为什么三番五次做同样的梦呢？　　对她，我甚至连名字都不知道，尽管同她共同生活了好几个月。实际上我对她一无所知。我仅仅知道她是一间高级应召女郎俱乐部的就业人员。俱乐部采用会员制，接待对象只限于身份可靠的客人，即高级妓女。此外她还兼做好几样工作。白天平时在一家小出版社当校对员，还临时当过耳朵模特。总之，她忙得不可开交。她当然不至于没有名字，实际上也不止一个。但同时又没有名字。她的持有物——尽管形同虚无——任何持有物上都不标注姓名。既无月票和驾驶证，又没有信用卡。袖珍手册倒有一本，上面只是用圆珠笔歪歪扭扭地记着一些莫名其妙的暗号。她身上没有任何线索可查。妓女大概也该有姓名才是，而她却生息在无名无姓的世界中。　　一句话，我对她几乎一无所知。不知她原籍何处，不知她芳龄几何，不知她出生的年月，更不知她文凭履历和有无亲人。统统不知。她像阵雨一样倏忽而至，遽然无踪，留下的惟有记忆而已。　　但我现在感到，关于她的记忆开始再次在我周围带来有某种现实性。我觉得她是在通过海豚宾馆这一状况呼唤我。是的，她在重新寻求我。而我只有通过再度置身于海豚宾馆，方能同她重逢。是她在那里为我流泪。　　我眼望雨帘，试想自己置身何处，试想何人为我哭泣。那恍惚是极其、极其遥远世界里的事情，简直像是发生在月球或其他什么地方。归根结底，是一场梦。手伸得再长，腿跑得再快，我都无法抵达那里。　　为什么有人为我流泪呢？　　无论如何，是她在寻求我，在那海豚宾馆的某处，而且我也从内心里如此期望，期望置身于那一场所，那个奇妙而致命的场所。　　不过返回海豚宾馆并非轻易之举，并非打电话订个房间，乘飞机去札幌那样简单。那既是宾馆，同时也是一种状况，是以宾馆形式出现的状况。重返宾馆，意味着同过去的阴影再次相对。想到这点，我的情绪骤然一落千丈。是的，这四年时间里，我一直在为甩掉那冷冰冰、暗幽幽的阴影而竭尽全力。返回海豚宾馆，势必使得我这四年来一点一滴暗暗积攒起来的一切化为乌有。诚然我并未取得什么大不了的成功，几乎所有的努力都不过是权宜之计，不过是敷衍一时的废料。但我毕竟尽了我最大的力气，从而将这些废料巧妙组合起来，将自己同现实结为一体，按照自己那点有限的价值观构筑了新的生活。难道要我再次回到那空荡荡的房子里不成？要我推开窗扇把一切都放出去不成？　　然而归根结底，一切都要从那里开始，这我已经明白。只能从那里开始。　　我躺在床上，仰望天花板，深深一声叹息。死心塌地吧，我想。算了吧，想也无济于事。那已超出你的能力范围。你无论怎么想方设法都只能从那里开始。已经定了，早已定了！　　谈一下我自己吧。　　自我介绍。　　以前，在学校里经常搞自我介绍。每次编班，都要依序走到教室前边，当着大家的面自我表白一番。我实在不擅长这一手。不仅仅是不擅长，而且我根本看不出这行为本身有何意义可言。我对我本身到底知道什么呢？我通过自己的意识所把握的我，难道是真实的我吗？正如灌进录音带里声音听起来不像是自己发出来的一样，我所把握的自身形象恐怕也是自己随心所欲捏造出来的扭曲物……我总是这样想。每次自我介绍，每次在众人前面不得不谈论自己时，便觉得简直是在擅自改写成绩单，心跳个不停。因此这种时候我尽可能注意只谈无须解释和评点的客观性事实（诸如我养狗，喜欢游泳，讨厌的食物是干乳酪等等）。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似乎是就虚构的人罗列虚构的事实。以这种心情听别人介绍，觉得他们也同样是在谈论与其自身不同的其他什么人。我们全都生存在虚构的世界里，呼吸虚构的空气。　　但不管怎样，总要说点什么，一切都是从自我说点什么开始的。这是第一步。至于正确与否，可留待事后判断。自我判断也可以，别人来判断也无所谓。总之，现在是该说的时刻，而且我也必须会说才行。　　近来我喜欢吃干奶酪，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不清楚，不知不觉之间就喜欢上了。原来养的狗在我上初中那年被雨淋湿，得肺炎死了。从那以后一只狗也没养。游泳现在仍然喜欢。　　完毕。　　然而事情并不能如此简单地完毕。当人们向人生寻求什么的时候（莫非有人不寻求？），人生便要求他提供更多的数据，要求他提供更多的点来描绘更明确的圆形。否则便出不来答案。　　数据不足，不能回答。请按取消键。　　按取消键，画面变白。整个教室里的人向我投东西：再说几句，关于自己再说几句！教师蹙起眉头。我瞠目结舌，在讲台上木然伫立。　　再说！不说一切都无从开始。而且要尽量多说，对与不对事后再想也不迟。　　女孩儿不断地来我房间过夜，一起吃罢早饭，便去公司上班。她依然没有名字。所以没有名字，不外乎因为她不是这个故事的主角。她很快就会消失。这样，为了避免混乱，我没有给她冠以名字。但我希望你不要因此以为我蔑视她的存在。我非常喜欢她，即使在她了无踪影的现在也同样喜欢。　　可以说，我和她是朋友。至少对我来说，她是惟一具有可以称为朋友的可能性的人。她在我之外有一个相当不错的恋人。她在电话局工作，用电子计算机计算电话费。单位里的事我没有细问，她也没怎么谈起。但我猜想无非是按每个人的电话号码逐一统计电话费，开具通知单等等。因此，每月在信箱里发现电话费通知单时，我就觉得是收到了一封私人来信。　　而她却不管这些，只是同我睡觉。每个月两回或三回，如此而已。在她心目中，我怕是月球人或什么人。“嗯，你不再返回月球了？”她一边哧哧笑着，一边赤条条地凑上身子，把乳房紧贴在我的腹侧。黎明前的时间里我们常常如此交谈。高速公路上的噪音时断时续。收音机中传出“人类联盟”的歌声。“人类联盟”，何等荒唐的名字！何苦取如此索然无味的名字呢？过去的人为乐队取名尽可能取得得体地道，诸如英佩利阿尔兹、施普利姆兹、弗拉明戈兹、法尔康兹、英普莱肖兹、杜阿兹、法·西津兹、“沙滩男孩”。　　听我如此说，她笑了，说我这人不正常。我不晓得我哪里不正常，而以为自己思维最正常，人最正常。“人类联盟”。　　“喜欢和你在一起，”她说，“有时候，恨不得马上见到你，比如在公司干活的时候。”　　“唔。”　　“是有时候，”她一字一板地强调，而后停顿了30秒钟。“人类联盟”的音乐播完，代之以一支陌生乐队演奏的乐曲。“问题就在这里，你的问题。”她继续说道，“我是非常喜欢这样你我两人在一起，但并不乐意从早到晚都守在一起。怎么回事呢？”　　“唔。”　　“不是说和你在一起感到心烦，只是恍惚觉得空气变得稀薄起来，简直像在月球上似的。”　　“这不过是小小的一步……”　　“我说，别当笑话好不好，”她坐起身子，死死盯视我的脸，“我这样说是为你好，除了我，可有说话是为你着想的人？嗯？可有说那种话的人，除我以外？”　　“没有。”我老实回答。一个也没有。　　她便重新躺下，乳房温柔地摩擦我的肋部。我用手轻轻抚摸她的脊背。　　“反正我有时觉得空气变得像在月球上一样稀薄，和你在一起。”　　“不是月球上空气稀薄，”我指出，“月球表面压根儿就没有空气。所以……”　　“是稀薄，”她小声细气地说。不知她对我的话是没听进去，还是根本没听。但其声音之小却是让我心情紧张。至于为什么倒不清楚，总之其中含有一种令我紧张的东西。“是有时候变得稀薄。而且我觉得你呼吸的空气和我的截然两样，我是这样认为的。”　　“数据不足。”我说。　　“我大概对你还什么都不了解，是吧？”　　“我本身对自己也不大了解，”我说，“不骗你。我这样说，不仅从哲学意义上，而且从实际意义上。整个数据不足。”　　“可你不是都33岁了？”她问道。她26岁。　　“34岁，”我纠正道，“34岁零两个月。”　　她摇了摇头，然后爬下床，走到窗前，拉开帘布。窗外可以看见高速公路。公路上方漂浮着一弯白骨般的晓月。她披起我的睡袍。　　“回到月亮上去，你！”她指着月亮说。　　“冷吧？”我问。　　“冷，月亮上？”　　“不，你现在。”我说。时值2月。她站在窗前口吐白气。经我提醒，她才好像意识到寒意。　　于是她赶紧回身上床。我一把将她搂在怀里，睡衣凉冰冰的。她把鼻尖顶在我脖颈上，鼻尖凉得很。“喜欢你。”她说。　　我本想说点什么，终未顺利出口。我对她怀有好感，两人如此同床而卧，时间过得十分惬意。我喜欢温暖她的身体，喜欢静静爱抚她的秀发，喜欢听她睡着时轻微的喘息，喜欢早上送她上班，喜欢收取她计算的——我相信的——电话费通知单，喜欢看她穿我那件肥大的睡袍。但这些很难一下子表达得恰如其分。当然算不得爱，可也不单单是喜欢。　　怎么说好呢？　　最后我什么也未出口，根本想不起词来。同时我感到她在为我的沉默而暗自伤心。她竭力不想使我感觉出来，但我还是感觉到了。在隔着柔软的肌肤逐节触摸她脊骨的时候，我觉察到了这一点，清清楚楚地。我们默默地拥抱良久，默默地听着那不知名称的乐曲。　　“去和月球上的女人结婚，生个神气活现的月球人儿子。”她温柔地说。　　“那是再好不过。”　　月亮从豁然敞开的窗口探过脸来。我抱着她，从她的肩头一动不动地望着月亮。高速公路上，不时有载着极重货物的长途卡车发出类似冰山开始崩溃般的不祥吼声疾驰而过。到底运载的是什么呢？我想。　　“早饭有什么？”她问我。　　“没什么新玩艺儿，老一套：火腿、鸡蛋、烤面包、昨天中午做的土豆色拉，还有咖啡。再给你热杯牛奶，来个牛奶咖啡。”我说。　　“好！”她微微浅笑，“做个火腿蛋，烤面包要加咖啡，可以吗？”　　“遵命。”　　“你猜我最喜欢什么？”　　“老实说，真猜不出来。”　　“我最喜欢的么，怎么说好呢，”她看着我的眼睛，“就是，冬天寒冷的早晨实在懒得起床的时候，飘来咖啡味儿，阵阵扑鼻的火腿煎蛋味儿，传来切面包的嚓嚓声，闻着听着就忍不住了，霍的一声爬下床来——就是这个。”　　“好，试试看。”我笑道。　　我这人决没有什么不正常。　　我的确如此认为。　　或许不能说是和一般人完全一样，但并不是怪人。我这人地道之至，且正直之极，直得如同一支箭。我作为我自己，极其必然而自然地存在于世。这是明明白白的事实，至于别人怎么看我，我并不大介意。因为别人怎么看与我无关。那与其说是我的问题，莫如说是他们的问题。　　较之我的实际，有人认为我更愚蠢迟钝，有人认为我更精明狡黠。怎么都无所谓。我所以采用“较之我的实际”这一说法，不过是同我所把握的自身形象相比而已。我在他们看来，现实中或许愚蠢迟钝，或许精明狡黠，怎么都不碍事，不必大惊小怪。世上不存在误解，无非看法相左。这是我的观点。　　然而另一方面，我心目中又有被那种地道性所吸引的人，尽管寥寥无几，但确实存在。他们或她们，同我之间，恰如冥冥宇宙之中飘浮的两颗行星，本能地相互吸引，随即各自分开。他（她）们来我这里，同我交往，然后在某一天离去。他（她）们既可成为我的朋友，又可成为我的情人，甚至妻子。在某种场合双方也会僵持不下。但不管怎样，都已离我而去。他（她）们或消极或绝望或沉默（任凭怎么拧龙头都不再出水），而后一走了之。我的房间有两个门。一个出口，一个入口，不能换用。从入口出不来，自出口进不去，这点毫无疑问。人们从入口进来，打出口离去。进来方式很多，离去办法不一，但最终无不离去。有的人出去是为尝试新的可能性，有的人则是为了节省时间，还有的人命赴黄泉。没有一人留下来，房间里空空荡荡，惟有我自己。我总是意识到他们的不在，他们的离开。他们的谈话，他们的喘息，他们哼出的谣曲，如尘埃一般飘浮在房间的每个角落，触目可见。　　我觉得自己在他们眼睛中的形象很可能是正确无误的。惟其如此，他们才统统直接来到我这里，不久又纷纷告离。他们认识到了我身上的地道性，认识到了我为保持这种地道性所表现出来的真诚——我想不出其他说法。他们想对我说什么，向我交心。他们几乎全是心地善良的人，而我却不能给予他们什么。即使能给予，也无法使其满足。我总是不断努力，给了他们我所能给的一切，做了我所能做的一切。我也很想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但终于未能如愿以偿。不久，他们远走高飞了。　　这当然是痛苦的事。　　但更令人痛苦的，是他们以远比进来时悲戚的心情跨出门去，是他们体内的某种东西磨损掉了一截。这点我心里清楚。说来奇怪，看上去他们的磨损程度似乎比我还要严重。为什么呢？为什么总是我留守空城？为什么总是我手中剩有别人磨损后的阴影？这是为什么？莫名其妙。　　是数据不足。　　所以总是出不来正确答案。　　是缺少什么。　　一天，谈完工作回来，发现信筒里有一张明信片。信上的图案是幅摄影：宇航员身着宇航服在月球表面上行走。尽管没有发信人的名字，但出自谁手却是一目了然。　　“我想我们还是不再见面为好。”她写道，“因为我想近期内我可能同地球人结婚。”　　传来窗扇关闭的声响。　　证据不足，不能解答，请按取消键。　　画面变白。　　这种事将持续到何时为止呢？我已经34岁，难道长此以往不成？　　我倒并不伤心，但责任明显在我。她弃我而去是理所当然的，这点一开始就已明白，我明白，她也明白。但双方又都在追求一种小小的奇迹，希望出现偶然的契机促使事情发生根本性转变。而这当然不可能实现。于是她走了。失去她以后我深感寂寞，但这是以前也品尝过的寂寞，而且我知道自己会巧妙地排遣这种寂寞。　　我正在习以为常。　　每想到这里，我就满怀不快，仿佛一股黑色液体被从五脏六腑里挤压出来，一直顶到喉头。我站在卫生间的镜前，心想原来这就是我自己，这就是你。你一直在磨损自己，磨损得比你预想的远为严重。我的脸比以前脏污得多，憔悴得多。我用香皂把脸洗了又洗，将洗发水狠狠地揉进皮肤，又慢慢地洗手，用新毛巾把脸和手仔细擦干。之后去厨房拿了罐啤酒，边喝边清理冰箱。淘汰萎缩的西红柿，把啤酒排列整齐，更换容器，开列购物清单。　　天快亮时，我独自呆呆望着月亮，心想这要到什么时候为止呢？不久我还将在什么地方同其他女子萍水相逢吧？并且仍将像行星那样自然而然地相互吸引，仍将渺茫地期待奇迹，仍将消耗时间，磨损心灵，分道扬镳。　　这将何时了结呢？　　2　　　 　　接到她那张月球明信片一个星期后，我要到函馆出公差。这照例不是很有吸引力的工作，但从我的角度又很难对工作挑三拣四。况且轮到我头上的差事，哪一件都糟得无甚兹别，幸也罢不幸也罢，一般来说越是接触事物的边缘，其质的差别越是难以分辨。如同频率一样，一旦过了某一点，就很难听出相邻的两个音孰高孰低，而且不一会儿便什么也听不清楚，自然也就无须听了。　　这次公差的内容，是为一家妇女杂志调查介绍函馆美食店。我和摄影师两人去，转几家美食店，我撰文，他摄影，预计占5页篇幅。妇女杂志这类刊物总需要这方面的报道，也就必须有人去写。这同收垃圾扫积雪是一回事，总得有人干，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　　三年半时间里，我始终在做这种兼带文化性质的工作——文化积雪清扫工。　　在那之前我曾同一个朋友合开过一间事务所，因故停业后，半年时间里几乎无所事事，整天浑浑噩噩。我役心思做任何事。那年前一年的秋冬之间，事情多得不可开交。离婚；死别，死得莫名其妙；情人不告而去；遇见奇妙的男女，卷入奇妙的事件。而当这一切终结之时，我便深深陷入前所未有的静寂之中。一种久无人居的特有氛围充满房间，几乎令人窒息。我一动不动地蟋缩在这房间里，除非购买生存所需最低限度的物品，白天几乎闭门不出。只是在闯无人息的黎明时间里才到街上漫无目的地散步。及至人影开始在街上出现，便返回房间倒头睡大觉。　　傍晚醒来，简单做点东西吃下，再给猫喂点食物。吃罢饭，便坐在地板上，反复回顾自己身边发生的事，并加以归纳整理。或编排序号，或对其中可能存在过的选择填空式试题分门别类，或就自身行为的正确与否苦苦思索。如此一直持续到黎明时分。然后出门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往来彷徨，踽踽独行。　　日复一日，持续了半年之久，对了，是1979年1月到6月。书也没读，报纸也没翻，音乐也没听，电视也没看，收音机也没开。和谁也不见面，和谁也不交谈。酒也几乎没喝，没有心思喝。至于社会上发生了什么，何人声名鹊起，何人呜呼哀哉，我一概不知不晓。并非我顽固不化地拒绝接受信息，只是不想知道而已。我感觉到了世界在动，即使蜷缩在房间里也能真切地感到。但我对其产生不了任何兴致。一切犹如无声的微风，从我身边倏然掠过。　　我一味坐在房间地板上，让过去的一切永无休止地在脑海里显现出来。说来也怪，尽管半年时间里天天周而复始，我却丝毫未曾感到无聊和倦怠。这是因为，我经历过的事件过于庞大，其断面多得不可胜数。庞大，具体，几乎伸手可触，宛如夜空中耸立的纪念碑，而且是为我个人耸立的。于是我将其从上到下检验一遍。我经历过那等事件，自然免不了遭受相当的创伤，不少的创伤。很多血无声地淌出。随着时间的流逝，有些伤痛逐渐消失，有些则卷土重来。但我在那房间里死死独守半年之久，却不是为这创伤之故，我仅仅是需要时间罢了。要把有关那些事件的一切具体地——客观地整理清楚，必须有半年时间。我决不想把自己封闭起来，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拒绝同外界接触。接触只是时间问题。我需要纯粹客观的时间，以便使自己重整旗鼓。　　至于重整旗鼓的意义和将来的发展方向，我尽可能不去考虑。我认为那是另一个问题，届时再考虑也不迟。现在首先是要恢复平衡性。　　我甚至和猫也没有说话。　　好几次有电话打来，我一次也没拿起听筒。　　还有时候有人敲门，我也置之不理。　　信也来了几封，是我过去的合伙人来的，他说很惦念我。信上写道：“不知你在何处做什么事，姑且按这个地址写信给你。如果需要我帮忙，只管吩咐就是。我这里的工作眼下还算顺利。”此外还谈到我们共同熟人的情况。我反复看了几遍，把握住（为此看了四五遍）内容之后，把信放进抽屉。　　以前的妻子也来过信。信上写的几件事都实际得很。最后提到她准备再婚，说对方是我不认识的人。那语气很冷淡，就差没说以后连我也不可能认识了。这无非意味着，她已经和那个同我离婚时交往的男子分手了。故伎重演，我想。那个男子我倒十分了解，因为不是很了不起的人物。会弹爵士吉他，但不具有一鸣惊人的天赋。人也不甚幽默。我实在不明白她为何倾心于那样的男人。不过，这已是他人与她人之间的问题，她说她一点也不为我担心。“因为你无论做什么都万无一失。我所担心的倒是以后你可能打交道的那些人。最近我总是为此心神不安。”——她写道。　　这封信我同样看了好几遍，之后同样塞进抽屉。　　时光就这样流过。　　经济方面不成问题。存款起码可以应付半年吃用，往后的事往后再做打算就是。冬去春来。温煦而平和的阳光朗照我的房间。每天我都细细观察窗口射进的光线，我发现太阳的角度多少有所不同。春天使我的心间充满各种各样往日的回忆。离去的人，死去的人。我想起那对同胞姐妹，我和她俩——三个人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是1973年的事，也许吧。当时我住在高尔夫球场旁边。每当黄昏降临，我们就翻过铁丝网进入球场，只管信步走去，拾起失落的球。春日的傍晚使我想起彼情彼景，都到哪里去了呢？　　入口和出口。　　我还记起同死去的朋友常去的小酒吧。在那里我们度过杂乱无章的时间。可如今看来，却又似乎是以往人生中最为具体而充实的时光。奇怪！酒吧里放的古典音乐也记起来了。那时我们是大学生，在那里喝啤酒、吸烟。我们需要那样的场所。同时说了很多很多的话，但什么话却是无从记起了，记起的只是说了很多很多的话。　　他已经死了。　　已经死了，背负着一切。　　入口和出口。　　转眼之间，春日阑珊。风的气味变了，夜幕的色调变了，声音也开始带有异样的韵味。于是递变为初夏时节。　　5月末，猫死了，死得唐突，无任何预兆。一天早上起来，只见它在厨房角落里缩成一团地死了。想必它本身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身体变得烤肉块般硬邦邦的，毛也显得比活着的时候脏乱。猫的名字叫“沙丁鱼”，它的一生绝非幸福的代名词，既未被人家深深地爱过，它也没有深深地爱过什么。它总是以惶惶不安的眼神注视别人的脸，仿佛惟恐马上失去什么东西。能做出如此眼神的猫恐怕世所罕见。说千道万，它已经死了。一旦死去，也就再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失去。死的好处即在这里。　　我将猫的尸骸装进超级市场的购物袋，放到汽车后座上，去附近一家五金店买了一把铁锹。而后打开久违了的收音机，边听电子音乐边向西驶去。音乐大多不值一提，弗里特伍德·麦克、阿巴、梅里莎·曼彻斯特、比·基斯、KC与阳光乐队、唐娜·萨默、雄鹰、波士顿、“海军上尉”、约翰·丹佛、芝加哥、肯尼·罗杰斯……这样的音乐如同泡沫，漂浮几下便告消失，分文不值，大量消费的音乐垃圾，不过是为了搜刮年轻娃娃们的腰包罢了。　　但转而我还是不由悲从中来。　　时代不同了，如此而已。　　我握着方向盘，试图记起我们青少年时代从收音机中听到的几支无聊乐曲。西纳特拉——噢，这家伙糟糕极了。门格斯也一塌糊涂。就连爱尔维斯也整天价大唱那些百无聊赖的东西。还有个叫陶里尼·洛佩斯的。帕蒂丽大部分歌曲使我想起洗面皂。费彼安、波比·赖迪尔、阿艾特，当然还有“赫曼隐士”，统统是灾难。接下去便是层出不穷的枯燥乏味的英国乐队，个个长发披肩，一色奇装异服。还能想起几多？哈尼卡穆兹、戴夫·克拉克、盖里和韵律创造者、弗莱迪和梦想者……数不胜数。使人想起僵尸的杰弗逊飞机，一听名字就不寒而栗的汤姆·琼斯及其丑角勃特·亨柏迪格，无论什么听起来都像是广告音乐的哈布·阿尔帕托和蒂芙娜·布维斯，假惺惺的西蒙·加丰凯尔，神经兮兮的杰克逊五兄弟。　　统统一路货色。　　一切都一成不变。任何时候、任何年月、任何时代，事物的发展方式都如出一辙。变的只是年号，只是交椅上的面孔。这种无聊至极的破烂音乐哪个时代都存在过，且将继续存在下去，如同月有阴晴圆缺一样。　　如此陷入沉思的时间里，我已驱车跑出很远。途中我打开“滚石”的《褐色砂糖》。听得我不由一阵欣喜，这才是正经音乐，这才叫地道，我想。《褐色砂糖》的流行大概是在1971年——我推算了一会，终于未能算准。不过这无所谓，1971年也好，1972年也好，如今哪一年都没有关系，自己何苦煞有介事地——考虑这些呢？　　差不多车到深山的时候，我驶下高速公路，找一片适当的树林，准备葬猫。在树林深处，我用锹挖了一个1米来深的坑，把包在西友商店纸袋里的“沙丁鱼”投进坑内，往上压土。我对“沙丁鱼”最后说道：对不起，我这算尽了你我相应的情分了！埋坑时间里，一只小鸟不知在哪里一直叫个不止，那音阶竟如长苗的高音部一般。　　坑完全埋好后，我把锹扔进车后的行李箱，折回高速公路，边听音乐边朝东京方向疾驰。　　这回我什么也没想，只是倾听音乐。　　收音机里传出罗德和丁·盖格尔斯乐队的乐曲。之后播音员说播放一首老歌。接下去是查尔斯的《小艇慢慢划》。歌曲哀怨凄婉。“我出生以来便一直失去，”查尔斯唱道，“现在即将失去你。”听着听着，我真的伤感起来，几乎落泪，这在我是常有的事。一个偶然的什么，会突然触动心中最脆弱的部分。途中我关掉收音机，把车停进路旁休息场，进饭店要了一份青菜三明治和咖啡。我进卫生间把沾在手上的土冲洗得干干净净，然后吃了一片三明治，喝了两杯咖啡。　　那猫现在如何呢？我想，那里该是漆黑一团吧？我记起上块碰击西友商店纸袋的声音，不过做到这个程度也就可以了，无论对你还是对我。　　我坐在饭店里呆呆地盯视着装有青菜三明治的碟子，足足盯了一个小时。刚盯到一小时，一个身穿紫色制服的女特走来，客气地问我可否把碟子撤去，我点点头。　　好了，我想，该是重返社会的时候了！　3　　　 　　在这犹如巨型蚁冢般的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找一项工作不算什么难事，当然，我是说只要你不对工作的种类和内容过于挑剔的话。　　开事务所时我与编辑工作打过相当多的交道，同时自己也写过一些零碎的文章，这个行业里也有几个熟人。因此，作为一个自由撰稿人来赚取一人用的生活费，可以说是轻而易举。况且我原本就是个无须很多生活费的人。　　我抽出手册，开始给几个人打电话，并且开门见山地询问有没有我力所能及的事做。我说自己因故闲居游荡了好长时间，而现在如果可能，还想做点事情。他们很快给我找来了好几件事。都不太难，基本都是为广告杂志或企业广告册写一些填空补白的小文章。说得保守一些，我写出的稿件，估计有一半毫无意义，对任何人都无济于事，纯属浪费纸张和墨水。但我什么也不想，几乎机械地做了一件又一件。起始工作量不大，一天做两个钟头，然后就去散步或看电影。着实看了很多电影。如此优哉游哉地快活了三个多月。不管怎么说，总算同社会发生了关系。想到这点，心头就一阵释然。　　进入秋季不久，周围情况开始出现变化。事情骤然增多，房间里的电话响个不停，邮件也多了起来。为了洽谈工作，我见了许多人，一起吃饭。他们对我都满热情，说以后要多多找事给我。　　原因很简单：我对工作从不挑挑拣拣，有事找到头上，便一个个先后接受下来。每次都保准按期完成，而且任何情况下都不口出怨言。字又写得漂亮，几乎无可挑剔。对别人疏漏的地方自己一丝不苟，稿费少点也不流露出任何不悦。例如凌晨2点半打电话来要求6点以前写出20页400格稿纸的文章（关于模拟式手表的特长，关于30～40岁女性的魅力，或者赫尔辛基街道——当然没有去过——的美景），我肯定5点半完成。若叫改写，也保证6点前交稿，博得好评也是理所当然的。　　同扫雪工毫无二致。　　每当下雪，我就把雪卓有成效地扫到路旁。　　既无半点野心，又无一丝期望。来者不拒，并且有条不紊地快速处理妥当。坦率说来，我也并非没有想法，觉得大约是在浪费人生。不过，既然纸张和墨水遭到如此浪费，那么自己的人生被浪费一些也是情有可原的——这是我终于得出的结论。我们生活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浪费是最大的美德。政治家称之为扩大内需，我辈称之为挥霍浪费，无非想法不同。不过同也罢、不同也罢，反正我们所处的社会就是如此。假如不够称心，那就只能去孟加拉或苏丹。　　而我对孟加拉或苏丹无甚兴趣。　　所以只好一味埋头工作。　　不久，不仅广告杂志，一般性杂志也渐渐有事找来。不知何故，其中多是妇女刊物。于是我开始进行采访或现场报道。但较之广告杂志，作为工作这些也并非格外有趣。出于杂志性质，我采访的对象大半是演出界里的人。无论采访何人，回答都千篇一律，无不在预料之中。最滑稽的是有时候管理人首先把我叫去，叫我告诉他打算问什么问题。所以，其答话事先早已准备得滚瓜烂熟。一次采访17岁的女歌手，问话刚一超出规定的范围，旁边的管理人当即插话：“这是另外的问题，不能回答。”罢了罢了，我有时真的担心这女孩儿如果离开管理人，10月份的下个月是几月都不知道。这等名堂驾然算不得采访，但我还是竭尽全力。采访之前尽可能调查详细，想出几个别人不大会问及的问题，问话顺序上也再三斟酌。这样做，并非指望得到特别的好评或亲切的安慰。我之所以如此尽心竭力，只是因为这对我是最大的乐趣，是自我训练。我要将许久闲置未用的手指和大脑变本加厉地用于实际甚至无聊的——如果可能的话——事务处理上。　　回归社会。　　我每天忙得不可开交，这在我是从未曾体验过的。除几项固定的工作外，临时性事务也接踵而来。无人愿意接手的事肯定转到我这里，招惹是非的棘手事必然落到我头上。我在社会上的位置恰如郊外一个废车场，车一旦发生故障，人们就把它扔到我这里来，在人皆入梦的深夜。　　由此之故，存折上的数字前所未有地膨胀起来，而又忙得无暇花费。于是我将那辆多病的车处理掉，从一个熟人手里低价买了一辆“雄狮”。型号是老了一点，但一来跑路不多，二来附带音响和空调，有生以来我还是第一次乘这样的汽车。另外还搬了家，从距市中心较远的寓所迁至涩谷附近。窗前的高速公路是有点吵闹，但只要对这点不介意，这公寓还是相当不错的。　　我和好几个女孩子睡过觉，都是工作中结识的。　　回归社会。　　我知道自己可以和怎样的女孩儿睡，也知道能够和谁睡、不能够和谁睡，包括不应该和谁睡。年纪一大，这种事情自然了然于心，而且知道什么时候应该适可而止。这是非常顺理成章而又开心惬意之事。谁都不受伤害，我也心安理得，没有心绞痛般的震颤。　　和我关系最深的，仍是电话局那个女孩儿。同她是在年末一个晚会上相识的。双方都喝得大醉，谈笑之间，意气相投，便到我住处睡了。她头脑聪明，双腿十分诱人。两人乘那辆“雄狮”，出去到处兜风。兴之所至，她就打来电话，问能否过来困觉。关系发展到这般地步的，只她一个人。至于不能发展到什么地步，我知道，她也清楚。我们两人共同悄悄地拥有人生中某种类似过渡性的时间。它给我也带来一种久违了的静谧安然的朝朝暮暮。我们充满温情地相互拥抱，卿卿我我。我为她切菜做饭，双方交换生日礼物。一同去爵士俱乐部，喝鸡尾酒。而且从未有过口角，相互心领神会，知道对方的欲求。然而这关系还是戛然辄止，如同胶卷突然中断似的，一日之间便一切成为过去。　　她的离去，给我带来意外大的失落感，很长时间里，心里一片空白。我哪里也没有去。别人纷纷告离，惟独我永无休止地滞留在延长了的过渡期里。现实又不现实的人生。　　不过这并非是使我感到空虚怅惘的最主要原因。　　最大的问题是我没有由衷地倾心于她。我是喜欢她，喜欢和她在一起。每次在一起我都能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刻，心里充满柔情。但最终我并未倾心于她。在她离开二四天后，我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是的，归根结底，她在我身旁，而我却在月球上。尽管我的侧腹感受着她乳房的爱抚，而我真心倾心的却是另外之物。　　我花了4年时间才好歹恢复了自身存在的平衡性。对到手的工作，我一个个完成得干净利落，别人对我也报之以信赖。虽然为数不多，但还是有几人对我怀有类似好意的情感。然而不用说，仅仅这样并不够，绝对不够。一句话，我花了那么多时间，无非又回到了出发之地，如此而已。　　就是说，我34岁时又重新返回始发站，那么，以后该怎么办呢？首先应该做什么呢？　　这用不着考虑，应该做什么，一开始就很清楚，其结论很早以前就如一块固体阴云，劈头盖脑地悬浮在我的头顶。问题不过是我下不了决心将其付诸实施，而日复一日地拖延下去。去海豚宾馆，那里即是始发站。　　我必须在那里见到她，见到那个将我引入海豚宾馆的当高级妓女的女孩儿。因为喜喜现在正在寻求我（读者需要她有个名字，哪怕出于权宜之计。她的名字叫喜喜。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详情下面再说，眼下先给她这样一个名字。她是喜喜。至少在某个奇妙而狭小的天地里被这样称呼过），而且她掌握着开启始发站之门的钥匙。我必须再次把她叫回这个房间，叫回这一旦走出便不至于返回的房间。有没有可能我不知道，但反正得试一试，别无选择。新的循环将由此开始。　　我打点行装，十万火急地把期限逼近的约稿——处理完毕，随后把预约表上的下个月工作全部推掉。我打电话给他们，说家里有事，不得不离开东京一个月。有几个编辑喃喃抱怨了几句，但一来我这样做是第一次，二来日程还早得很，他们完全来得及寻找补救办法，于是他们都答应下来。我告诉他们，一个月后准时回来效力。接着，乘机向北海道飞去。这是1983年3月初的事。　　当然，这次脱离战场，时间并不止一个月。　4　　　 　　两天里我租了辆小汽车，在白雪皑皑的函馆街头同摄影师两人挨门逐户地访问起餐馆来。　　我采访一贯讲究系统性和高效率。此类采访最关键的是事先调查和周密安排日程，可以说这是成功的全部。采访之前，我要彻底地搜集资料，而且也有专门为从事我这种工作的人进行各种调查的组织。只要是其会员并每年交纳会费，一般的调查都会协助。譬如我提出需要函馆各家餐馆的资料，他们便会提供相当的数量。就是说，他们利用大型电子计算机从情报信息的迷宫中有效地把所需部分汇拢一起，然后复印妥当，订在文件夹里送来。当然这需要相应地花些钱，但从换取时间和减少麻烦这点来说，费用决不为高。　　与此同时，我还自己走街串巷，独自搜集情况。这里既有旅游资料方面的专用图书馆，又有汇总地方报纸和书刊的图书馆。若将这些资料收集起来，数量相当可观。然后从中选出可能有用的餐馆，事先打去电话，确认营业时间和休息日。如此准备就绪再去现场，可以节省不少时间。还要在手册上排好当天的计划，在地图上标出行动路线，将无把握的因素压缩到最低限度。　　到达现场后，同摄影师两人一路逐家转过去，一共大约有30家餐馆。当然只是浅尝辄止，尽管还有剩下未去的。只是品味儿，可谓消费的集约化。在此阶段不暴露我们是采访的，也不摄影。出门之后，摄影师和我便讨论味道如何，以十分制打分。好的留下，差的甩掉，一般要甩掉一半以上。同时和当地的小型广告性刊物取得联系，请其推荐五六家未上名单的餐馆。接着再转，再选。最后选定后，分别给对方打去电话，道出杂志名称，申请采访和摄影。这些两天即可结束，晚间在旅馆把文槁大致写完。　　翌日，摄影师把餐馆菜式三下五除二地摄入镜头，我则听取老板的简单介绍。这一切用三天完成。当然也有同行完成得更快，但他们根本没做调查，适当挑几间有名的餐馆转一因而已。其中甚至有人什么也没品尝便动手写稿。写是可以写的，完全可以。老实说，像我这样认真采访的人想必为数不多。一丝不苟地作势必吃很多苦，若想偷工减料也尽可蒙混过关。而且一丝不苟也好，偷工减料也好，写出的报告基本相差无几。表面上半斤八两，但要细看则有所不同。　　我说这些并非自吹自擂。　　我只是希望对我的工作的概况给予理解，理解我所进行的消耗是怎样性质的消耗。　　这位摄影师以前同我一起工作过几次，双方很合得来。我们是行家里手，如同戴着雪白手套、脸蒙大口罩、脚穿一尘不染的网球鞋的死尸处理员一样。我们工作起来雷厉风行，干脆利落，不说废话，互相尊敬。双方都晓得这是迫于生计才干的无聊行当。但无论如何，既然干，就要干好。我们便是这个意义上的行家。第三天夜里，我把稿子全部写出。　　第四天是预留下来的休息日。工作都完了，没有特别要干的事。于是我们借了一辆出租车，开去郊外，来个一整天的越野滑雪。晚间，两人就着火锅慢慢喝酒，算是放松了一天。我把稿件托他带回。这样，即使没有我别人也可以接着做下去。睡觉前我给札幌电话查询处打电话，询问海豚宾馆的号码，当即一清二楚。我坐回床边，缓缓吁一口长气。呃，这么说海豚宾馆还没有倒闭，可谓放下一颗心来。那宾馆本来无论何时倒闭都无足为奇的。我深深吸了口气，拨动电话号码。即刻有人接起，即刻——仿佛专门等在那里似的。这使得我心里有点困惑，觉得未免有点过于周到。　　接电话的是个年轻女孩儿。女孩儿？慢着，我想，海豚宾馆可不是服务台有女孩儿的宾馆。　　“海豚宾馆。”女孩儿开口道。　　我感到有些蹊跷，出于慎重，叮问了一遍地址。地址一如往日。莫非新雇了女孩儿？想来也不是什么值得介意的事，便说想预订房间。　　“对不起，请稍等一下，马上转给预约部。”女孩儿用开朗明快的声音对我说。　　预约部？我又困惑起来。看来情况愈发无法解释了。海豚宾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劳您久等了，我是预约部。”传来了一个男子的声音，听起来怪年轻的，语声亲切热情，痛快干脆。无论如何都让人感到这是个训练有素的宾馆专门管理人员。　　不管怎样，我先预订了3天单人房间，报了姓名和东京住所的电话号码。　　“明白了，从明天开始订单人房，3天时间。”男子确认一遍。　　我再想不起什么可说的，便道声谢谢，依然困惑地放下电话筒。放下后我更加困惑起来，许久地呆呆盯着电话机，觉得似乎可能会有人打来电话，就此解释一番。但没人解释。算了，我想，由它去好了。到那里实际一看一切都会恍然大悟。只能动身前去，无论如何都不能不去。此外再没有什么“选择填空”的余地。　　我给所住宾馆的服务台打电话，查询开往札幌方面列车的始发时刻，得知上午最佳时间里有一班特快。随后，给客房服务员打电话要来半瓶威士忌，边喝边看电视里的午夜电影。是一部西部片，有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登场表演。格林特居然一次都没笑，连微笑都没有，甚至苦笑也见不到。我朝他笑了好几次，可他完全无动于衷。电影放完，威士忌也差不多喝光后，我媳掉灯，一觉睡到天亮。半个梦也没做。　　从特快列车窗口望去，除了雪还是雪。这天万里无云，往外望了不多会儿，双目便隐隐作痛。除了我，没有一个旅客向外看。人家都晓得，晓得外面看到的只有雪。　　因为没吃早点，不到12点我便去餐车用午餐。我喝着啤酒，吃着煎蛋卷。对面坐着一位50岁上下的男子，像模像样地扎着领带，一身西装，同样在喝啤酒，吃蛋卷三明治。看上去蛮像个机械技师，实际果然不错。他向我搭话，说自己是机械技师，工作是为自卫队装备飞机，并详详细细地给我介绍起了苏联轰炸机和战斗机侵犯领空的事。不过对这一事件的违法性他倒似乎不甚在乎，他更关心的是鬼怪F-4的经济性，告诉我这种飞机紧急出动一次将吃掉多少燃料。浪费太大了，他说，“要是让日本飞机厂制造，燃料要节省得多，而且性能不次于F-4。不管什么喷气式战斗机，想造就能造出来，马上能！”　　于是我开导他，所谓浪费，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是最大的美德。日本从美国进口鬼怪喷气式，用来紧急出动，白白消耗燃料——只有这样才能促使世界经济更快地运转，只有其运转才能使资本主义发展到更高阶段。假如大家杜绝一切浪费，肯定发生大规模危机，世界经济土崩瓦解。浪费是引起矛盾的燃料，矛盾使得经济充满活力，而活力又造成新的浪费。　　或许，他想了一下，说他的少年时代正是在物资极为匮乏的战争期间度过的，大概因为这点，对我说的这种社会结构很难作为实际感受来把握。　　“我们和你们年轻人不同，对那种复杂的东西一下子熟悉不来。”他苦笑着说。　　其实我也绝对算不上熟悉，但再说下去恐引出不快，便没再反驳。不是熟悉，只是把握、认识。二者之间有根本性差别。归终，我吃完煎蛋卷，向他寒暄一句，起身离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