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FF ……喂喂,可以了,我已经用麦克风底座打开瓶盖了…… ……唔,好喝…… ……不要紧,不至于打嗝的,你也真是好担心…… ……我说,棒球怎么样了?……其它台正在转播吧?…… ……喂,等一下,为什么广播电台没有收音机?这是犯罪。…… ……明白了,好了好了,这回想喝啤酒了吧,冰凉冰凉的…… ……喂,不得了,要打嗝……… 唔……12 7点15分,电话铃响了。 此时我正歪在客厅的藤椅上,一边一口接一口喝罐装啤酒,一边抓奶酪饼干来吃。 “喂,晚上好。我是NEB广播电台的通俗歌曲电话点播节目。听听广播可好?” 我赶紧把嘴里剩的奶酪饼干就着啤酒冲进胃袋。 “广播?” “对,广播。就是文明孕育的……唔……最好的器械。比电动吸尘器精密得多,比电冰箱玲珑得多,比电视机便宜得多。 你现在做什么呢?” “看书来着。” “咦呀呀,不行啊,那。一定要听广播才行!看书只能落得孤独,对吧?” “噢。” “书那玩艺儿是煮细面条时用来打发时间才看的,明白?” “嗯。” “好——咧,……唔……看来我们可以交谈了。我说,你可同不断打嗝的播音员交谈过?” “没有。” “那么,今天算首次,听广播的诸位怕也是头一遭。话说回来,你晓得为什么我在播音当中打电话给你?” “不晓得。” “实话跟你说,有个……呃……,有个女孩要送给你一支点播歌曲。可知道她是谁?” “不知道。” “点播的歌曲是比齐.鲍易兹的《加利福尼亚少女》,好个叫人怀念的曲子,怎么样,这回该想起来了吧?” 我沉吟片刻,说根本摸不着头脑。 “哦……这不好办。要是猜对的活,可以送你一件特制T恤。好好想想嘛!” 我再次转动脑筋。觉得记忆的角落里似乎有什么东西时隐时现——尽管极为缥缈。 “加利福尼亚少女……比齐.鲍易兹……怎么,想起来了?” “如此说来,大约5年前好像一个女孩儿借给我一张同样的唱片。” “什么样的女孩?” “修学旅行时我替她找到隐形眼镜,作为回报,她借给了我一张唱片。” “隐形眼镜?……那唱片你可还了?” “没有,弄丢了。” “那不大好。即使买新的也要还回才是。在女孩子身上借而不还……呃……就是说有借无还,意思明白?” “明白。” “那好!5年前修学旅行中失落隐形眼镜的她,当然正在听广播,对吧?噢——,她的名字?” 我说出好歹想起的名字。 “啊,听说他准备买唱片送还,这很好。……你的年龄?” “21。” “风华正茂。学生?” “是的。” “……唔……” “哦?” “学什么专业?” “生物。” “嗬……喜欢动物?” “嗯。” “喜欢动物什么地方?” “……是它不笑吧。” “嘿,动物不笑?” “狗和马倒是多少笑点儿的。” “嗬嗬,什么时候笑?” “开心时。” 我突然感到多年来未曾有过的气忿。 “那么说……噢……狗来当相声演员也未尝不可!” “你想必胜任。” 哈哈哈哈哈哈。13 《加利福尼亚少女》: 东海岸少女多魅力, 时装都会笑眯眯。 南方少女多矜持, 走路、说话是组装式。 中西部少大多温柔, 一见心脏就跳得急。 北方少女多可爱, 令人浑身流暖意。 假如出色的少女全都是 加利福尼亚州的……14 第三天下午,T恤便寄来了。15 翌日早,我穿上那件棱角分明的崭新的T恤,在港口一带随便转了一圈,然后推开眼前一家唱片店的门。店内没有顾客,只见一个女孩坐在柜台里,以倦慵的神情一边清点单据一边喝可口可乐。我打量了一番唱片架,蓦地发现女孩有点面熟:原来是一星期前躺在卫生间那个没有小指的女孩。我“噢”了一声,对方不无惊愕地看着我的脸,又看看我的T恤,随后把剩的可乐喝干。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做工的?”她无奈似他说道。 “偶然,我是来买唱片的。” “什么唱片?” “比齐.鲍易兹的《加利福尼亚少女》。” 她不大相信地点头站起,几大步走到唱片架以前,像训练有样地狗一样抱着唱片折回。 “这个可以吧?” 我点下头,手依然插在衣袋没动,环视店内道: “另外要贝多芬钢琴协奏曲第3号。” 她没有做声,这回拿两枚转来。 “格伦.古尔德演奏和巴克豪斯演奏的,哪个好?” “格伦.古尔德。” 她将一枚放在柜台,另一枚送回。 “收有《加尔在卡尔克》的戴维斯.迈尔斯。” 这回她多花了一些时间,但还是抱着唱片回来了。 “此外?” “可以了,谢谢。” 她把三张唱片摊开在柜台上。 “这,全你听?” “不,送礼。” “倒满大方。” “像是。’她有点尴尬似地耸耸肩,说“五千五百五十元”。我付了钱、接过包好的唱片。 “不管怎么说,上午算托你的福卖掉了三张。” “那就好。” 她吁了口气,坐在柜台里的椅子上,开始重新清点那扎单据。 “经常一个人值班?” “还有一个,出去吃饭了。” “你呢?” “她回来替我再去。” 我从衣袋里掏香烟点燃,望了一会她操作的光景,“喏,可以的话,一起吃饭好么?” 她眼皮没抬地摇头道: “我喜欢一个人吃饭。” “我也是。” “是吗?”她不耐烦地将单据挟在腋下,把哈伯斯.彼扎尔的新唱片放在唱机上,落下唱针。 “那为什么邀我?” “偶尔也想改变一下习惯。” “要改一个人改去。”她把单据换在手上,继续操作。“别管我。” 我点下头。 “我想上次我说过:你分文不值!”言毕,她撅起嘴唇,用4支手指啪啦啪啦翻动单据。16 我走进爵士酒吧时,鼠正臂肘支在桌面,苦着脸看亨利。 詹姆斯那本如电话簿一般厚的长篇小说。 “有趣?” 鼠从书上抬起脸,摇了摇头。 “不过,我还真看了不少书哩,自从上次跟你聊过以后。你可知道《较之贫瘠的真实我更爱华丽的虚伪》?” “不知道。” “罗杰.贝迪姆,法国的电影导演:还有这样一句话:‘我可以同时拥有与聪明才智相对立的两个概念并充分发挥其作用。’”“谁说的,这是?” “忘了。你以为这真能做到?” “骗人。” “为什么?” “半夜3点跑来,肚子里饥肠辘辘。打开电冰箱却什么也没有。你说如何是好?” 鼠略一沉吟,继而放声大笑。我喊来杰,要了啤酒和炸马铃薯片,然后取出唱片递给鼠。 “什么哟,这是?” “生日礼物。” “下个月呀!” “下月我已不在了。” 鼠把唱片拿在手上,沉思起来。 “是吗!寂寞啊,你不在的话,”说着,鼠打开包装,取出唱片,注视良久。“贝多芬,钢琴协奏曲,格伦.古尔德,波斯顿。哦……都没听过。你呢?” “没有。” “总之谢谢了。说白啦,十分高兴。”且听风吟17 我一连花三天时间查她的电话号码——那个借给我比齐.鲍易兹唱片的女孩。 我到高中办公室查阅毕业生名册,结果找到了。但当我按那个号码打电话时,磁带上的声音说此号码现已不再使用。我打到查号台,告以她的姓名。话务员查找了5分钟,最后说电话簿上没收这个姓名——就差没说怎么会收那个姓名。我道过谢放下听筒。 第二天,我给几个高中同学打电话,询问知不知道她的情况。但全都一无所知,甚至大部分人连她曾经存在过都不记得。最后一人也不知为什么,居然说“不想和你这家伙说话”,旋即挂断了事。 第三天,我再次跑去母校,在办公室打听了她所上大学的名称。那是一间位于山脚附近的二流女子大学,她读的是英文专业。我给大学办公室打电话,说自己是马科米克色拉调味汁评论员,想就征求意见事同她取得联系,希望得知其准确的住址和电话号码,并客气地说事关重大,请多关照。事务员说即刻查找,让我过15分钟再打电话。我便喝了一瓶啤酒后又打过去。这回对方告诉说,她今年3月便申请退学了,理由是养病。 至于什么病,现在是否恢复到已能进食色拉的地步,以及为何不申请休学而要退学等等,对方则不得而知。 我问她知不知道旧地址——旧地址也可以的,她查完回答说是在学校附近寄宿。于是我又往那里打电话,一个大概是女主人的人接起,说她春天就退了房间,去哪里不晓得,便一下子挂断了电话,仿佛在说也不想晓得。 这便是连接我和她的最后线头。 我回到家,一边喝啤酒,一边一个人听《加利福尼亚少女》。18 电话铃响了。 我正歪在藤椅上半醒半睡地怔怔注视早已打开的书本。 傍晚袭来一阵大粒急雨,打湿院子里树木的叶片,又倏然离去。雨过之后,带有海潮味儿的湿润的南风开始吹来,轻轻摇晃着阳台上排列的盆栽观叶植物,摇晃着窗帘。 “喂喂,”女子开口道,那语气仿佛在四脚不稳的桌子上小心翼翼地放一只薄薄的玻璃杯。“还记得我?” 我装出想一会儿的样子,说: “唱片卖得如何?” “不大好。……不景气啊,肯定。有谁肯听什么唱片呢!” “呃。” 她用指甲轻轻叩击听筒的一侧。 “你的电话号码找得我好苦啊!” “是吗?” “在爵士酒吧打听到的。店里的人问你的朋友,就是那个有点古怪的大个子,读莫里哀来着。” “怪不得。” 缄默。 “大家都挺寂寞的,说你一个星期都没来,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还真不知道我会那么有人缘。” “……在生我的气?” “何以见得?” “我说话太过分了么,想向你道歉。” “啊,这方面你不必介意。要是你还是放心不下,就到公园撒豆喂鸽子去好了!” 听筒那边传来她的叹气声和点香烟的声音。身后传来勃布.迪兰的《纳什维尔地平线》。大概打的是店里的电话。 “问题不是你怎么感觉的,起码我不应该那样讲话,我想。”她一连声他说道。 “挺严于律己的嘛!” “啊,我倒常想那样做的。”她沉默了一会儿,“今晚可以见面?” “没问题。” “8点在爵士酒吧,好么?” “遵命”“……哎,我碰到好多倒霉事。” “明白。” “谢谢。” 她放下电话。19 说起来话长,我现已21岁。 年轻固然十分年轻,但毕竟今非昔比。倘若对此不满,势必只能在星期日早晨从纽约摩天大楼的天台上跳将下去。 以前从一部惊险题材的电影里听到这样一句笑话: “喂,我从纽约摩天大楼下面路过时经常撑一把伞,因为上面总是噼里啪啦地往下掉人。” 我21,至少眼下还没有寻死的念头。在此之前我同三个女孩困过觉。 第一个女孩是高中同学。我们都17岁,都深信相互爱着对方。在暮色苍茫的草丛中,她脱下无带鞋,脱下白色棉织袜,脱下浅绿色泡泡纱连衣裙,脱下显然尺寸不合适的式样奇特的三角裤,略一迟疑后把手表也摘了。随即我们在《朝日新闻》的日报版上面抱在一起。 高中毕业没过几个月我们便一下子分道扬镳了。缘由已经忘了——忘了也不以为然的缘由。那以后一次也没见过。睡不着觉的夜晚倒时而想起她,仅此而已。 第二个是在地铁车站里碰见的婚皮士女孩。年方16,身无分文,连个栖身之处也没有,而且几乎没有乳房可言,但一对眼睛满漂亮,头脑也似乎很聪明。那是新宿发生最为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的夜晚,无论电车还是汽车,一律彻底瘫痪。 “在这种地方游来逛去,小心给人拉走哟!”我对她说。她蹲在已经关门的验票口里,翻看从垃圾箱拾来的报纸。 “可警察会给我饭吃。” “要挨收拾的!” “习惯了。” 我点燃香烟,也给她一支。由于催泪弹的关系。眼睛一跳一跳地作痛。 “没吃吧?” “从早上。” 喂,给你吃点东西。反正出去吧!” “为什么给我东西吃?” “这——”我也不知为什么,但还是把她拖出验票口,沿着已无人影的街道走到目白。 这个绝对寡言少语的少女在我的宿舍住了大约一个星期。她每天睡过中午才醒,吃完饭便吸烟,呆呆地看书,看电视,时而同我进行索然无味的性交。她唯一的持有物是那个白帆布包,里边装有质地厚些的风衣、两件T恤、一条牛仔裤、三条脏乎乎的内裤和一包卫生带。 “从哪儿来的?”有一次我问她。 “你不知道的地方。”如此言毕,便再不肯开口。 一天我从自选商场抱着食品袋回来时,她已不见了,那个白帆布包也没有了。此外还少了几样东西:桌上扔着的一点零钞、一条香烟、以及我的刚刚洗过的T恤。桌上放着一张留言条样的从笔记本撕下的纸条,上面只写着一句话:“讨厌的家伙”。想必指我。 第三个是在大学图书馆认识的法文专业女生。转年春天她在网球场旁边一处好不凄凉的杂木林里上吊死了。尸体直到开学才被发现,整整在风中摇摆了两个星期。如今一到黄昏,再没有人走近那座树林。20 她似乎不大舒适地坐在爵士酒吧的桌旁,用吸管在冰块溶化殆尽的姜汁汽水里来回搅拌。 “以为你不来了。”我坐到她身旁时,她不无释然地说。 “绝不至于说了不算。有事晚了点儿。” “什么事?” “鞋,擦皮鞋来着。” “这双篮球鞋?”她指着我的运动鞋,大为疑惑地问。 “哪里。父亲的鞋。家训:孩子必须擦父亲的皮鞋。” “为什么?” “说不清。我想那鞋肯定是一种什么象征。总之父亲每晚分秒不差地八点钟回来,我来擦鞋,然后跑出去喝啤酒,天天如此。” “良好习惯。” “是这么认为?” “嗯。应该感谢你父亲。” “我是经常感谢,感谢他仅有两只脚。” 她嗤嗤地笑。 “你家一定很气派吧?” “啊,要是气派加没钱,怕是会高兴得掉出泪来。” 她继续用吸管头搅拌姜汁汽水。 “可我家穷酸得多。” “怎么知道?” “闻味啊!就像阔佬能闻出阔佬的味道,穷人也能闻出穷人的味道。” 我把杰拿来的啤酒倒进杯子。 “父母在哪儿?” “不想说。” “为什么?” “正经人决不至于向别人没完没了他讲自己的家,对吧?” “你是正经人?” 她想了15秒。 “想是,而且相当认真。谁都如此吧?” 对此我决定不予回答。 “不过还是说出为好。”我说。 “为什么?” “首先,早晚总得向人讲起;其次,我不会再讲给任何人。” 她笑着点燃香烟。吐3口烟的时间里,她只是默然注视着拼接桌面的板缝。 “父亲5年前死于脑肿,很惨,整整折腾了两年。我们因此把钱花个精光,分文不剩。而且整个家也来个空中开花,七零八落。常有的事,是不?” 我点点头。“母亲呢?” “在某处活着。有贺年卡来。” “像是不大喜欢?” “算是吧。” “兄弟姐妹?” “有个双胞胎妹妹,别的没有。” “住哪儿”“3万光年之遥。”说罢,她神经质似地笑笑,把汽水杯换在肋侧。“说家里人坏话,的确不大地道,心里不是滋味啊。” “不必在意。任何人都肯定有他的心事。” “你也?” “嗯。时常狠狠捏住刮脸膏空盒落泪。” 她笑得似很开心——一种多年久违了的笑。 “喂,你干嘛喝什么姜汁汽水?”我问,“总不至于戒酒吧?” “呃……倒有这个打算,算了。” “喝什么?” “彻底冰镇的白葡萄酒。” 我叫来杰,点了新啤酒和白葡萄酒。 “我问你,有个双胞胎妹妹,你是怎样感觉的?” “噢,像有点不可思议。同样的脸,同样的智商,带同样规格的乳罩……想起来就心烦。” “常被认错?” “嗯,8岁以前。8岁那年我只剩下了9根手指,就再也没人弄错了。” 说着,她像音乐会上的钢琴家全神贯注时一样,将双手整齐地在桌面上并拢,在低垂的灯光下聚精全神地看着。那像鸡尾酒杯般凉冰冰的小手;俨然与生俱来那样极为自然地将4根手指令人愉快地并为一排。其自然程度近乎奇迹,至少比六根手指的排列要远为得体。 “8岁时小拇指挟进电动清扫机的马达,一下子飞掉了。” “如今在哪?” “什么?” “小拇指呀!” “忘了。”她笑道,“问这种话的,你是头一个。” “会意识到没有小拇指?” “会的,戴手套的时候。” “此外?” 她摇摇头。“说完全不会是撒谎。不过,也就是别的女孩意识到自己脖子粗些或小腿汗毛黑些那种程度。” 我点下头。 “你干什么?” “上大学,东京的。” “眼下回来探家?” “是的。” “学什么?” “生物学。喜欢动物。” “我也喜欢。” 我一口喝干杯里的啤酒,抓了几枚炸马铃薯片。 “跟你说……,印度帕戈尔布尔有名的豹子3年吃了350个印度人。” “真的?” “人称打豹手的英国人基姆.科尔贝特大校8年时间里杀死了包括豹子在内的125只老虎和豹子。还喜欢动物?” 她熄掉烟,喝了口葡萄酒,心悦诚服似地望着我的脸: “你这人真有点与众不同哩!”21 第三个女朋友死后半个月,我读了米什莱的《魔女》。书写得不错,其中有这样一节: “洛林地方法院的优秀法官莱米烧死了八百个魔女。而他对这种‘恐怖政治,仍引以为自豪。他说:‘由于我遍施正义,以致日前被捕的十人不待别人下手,便主动自缢身亡。’(筷田浩一郎译)”“由于我遍施正义”,这句话委实妙不可言。22 电话铃响了。 我正用深红色化妆水敷脸——脸由于整天去游泳池晒得通红。铃声响过几遍,我只好作罢,将脸上整齐拼成方格图案的块块绵纱拨掉,从沙发上起身拿过听筒。 “你好,是我。” “噢,”我说。 “做什么呢?” “没做什么。” 我用脖子上缠的毛巾擦了把隐隐作痛的脸。 “昨天真够开心的,好久没这么开心过了。” “那就好。” “唔……可喜欢炖牛排?” “啊。” “做好了。我一个人要吃一个星期,不来?” “不赖啊。” “OK,一小时后来!要是晚了,我可就一古脑儿倒进垃圾箱。明白?” “我说……” “我不乐意等人,完了。”说到这里,没等我开口便挂断了电话。 我重新在沙发上歪倒,一边听收音机里的第一个40分钟节目,一边出神地望着天花板。10分钟后,我冲了热水淋浴,用心刮过胡子,穿上刚从洗衣店取回的衬衫和短裤。一个心旷神怡的傍晚。我沿着海滨大道,眼望夕阳驱车赶路。进入国道前,我买了两瓶葡萄酒和一条烟。 她收拾好餐桌,摆上雪白的碟碗,我用水果刀启开葡萄酒的软木塞,放在中间。炖牛排的腾腾热气使得房间异常闷热。 “没想到这么热,地狱一样。” “地狱更热。” “像你见过似的。” “听人说的。由于太热了,等热得快要发狂时,便被送到稍微凉快点的地方,过一会儿又返回原处。” “简直是桑拿浴。” “差不多。里边也有的家伙发狂后再也回不到原来的地方。” “那怎么办?” “被带到天国去,在那里往墙上刷漆。就是说,天国的墙壁必须时刻保持一色洁白,有一点点污痕都不行,因为影响外观。这样一来,那些从早到晚刷墙不止的家伙,几乎全都得气管炎。” 她再没询问什么。我把掉在瓶内的软木屑小心翼翼地取出,斟满两只杯子。 “冰凉的葡萄酒温暖的心。”干杯时她说道。 “什么啊,这是?” “电视广告呀。冰凉的葡萄酒温暖的心。没看过?” “没有。” “不看电视?” “偶尔。以前常看。最中意的是名犬拉希,当然是第一代的。” “到底喜欢动物?” “嗯。” “我是有时间就看,一看就一天,什么都看。昨天看生物学家和化学家的讨论会来着。你也看了?” “没有。” 她喝了口葡萄酒,突然想起似地轻轻摇头道: “帕斯茨尔具有科学直感力。” “科学直感力?” “……就是说,一般科学家是这样思考的:A等于B,B等于C,因此A等C、Q、E、D,是吧?” 我点头称是。 “但帕斯茨尔不同。他脑袋里装的唯独A等于C,无需任何证明。然而理论的正确已经被历史所证明,他一生中有数不清的宝贵发现。” “种痘。” 她把葡萄酒杯放在桌上,满脸惊诧地看着我说: “瞧你,种痘不是简娜吗?你这水平居然也上了大学。” “……狂犬病抗体,还有减温杀菌,是吧?” “对。”她得意但不露齿地一笑,喝干杯里的葡萄酒,重新自己斟上。“电视讨论会上将这种能力称为科学直感力。你可有?” “几乎没有。” “有好,你觉得?” “或许有所用处。和女孩睡觉时很可能用得上。” 她笑着走去厨房,拿来炖锅、色拉盘和面包卷。大敞四开的窗口有些许凉风吹来。 我们用她的唱机听着音乐,不慌不忙地吃着。这时间里她大多问的是我上的大学和东京生活。也没什么趣闻,不外乎用猫做实验(我撒谎说:当然不杀的,主要是进行心理方面的实验。而实际上两个月里我杀死了大小36只猫),游行示威之类。 我还向她出示了被机动队员打断门牙的遗痕。 “想复仇?” “不至于。”我说。 “那为什么?我要是你,不找到那个警察,用铁锤敲掉他好几颗门牙才怪。” “我是我,况且一切都已过去。再说机动队员全长得一副模样,根本辨认不出。” “那,岂非毫无意义了?” “意义?” “牙齿都被敲掉的意义啊!” “没有。”我说。 她失望地哼一声,吃了一口炖牛排。 我们喝罢饭后咖啡,并排站在狭窄的厨房里洗完餐具,折回桌旁点燃香烟,开始听M.J.Q的唱片。 她穿一件可以清楚看见乳房形状的薄薄的衬衣,腰间穿一条宽松的布短裤,两人的脚又在桌下不知相碰了多少次——每当这时我便觉得有点脸红。 “好吃?” “好得很。” 她略微咬了下嘴唇: “为什么我问一句你说一句?” “这——,我的坏毛病。关键的话总是记不起来。” “可以忠告你一句么?” “请。” “不改要吃亏的!” “可能。和破车一个样,刚修了这里,那里又出问题。” 她笑了笑,把唱片换成马宾.基。时针已近8点。 “今天不用擦皮鞋了?” “半夜擦,同牙一起。” 她将两只细嫩的胳膊支在桌面上,很是惬意地手托下巴盯住我的眼睛说着。这使我感到十分慌乱。我时而点燃香烟,时而装出张望窗外的样子移开眼睛。但每次她反倒更加好笑似地盯住不放。 “嗳,信也未尝不可。” “信什么?” “上次你对我什么也没做的事呀。” “何以那么认为?” “想听?” “不。”我说。 “知道你这么说。”她扑哧一笑。为我往杯子里斟上葡萄酒,而后眼望窗外,仿佛在思考什么。“我时常想:假如活得不给任何人添麻烦该有多好!你说能做到吗?”她问。 “怎么说呢……” “咦,我莫不是在给你添麻烦吧?” “无所谓。” “现在无所谓?” “现在。’她隔着桌子悄然伸过手,同我的手合在一起,许久才收回。 “明天开始旅行。” “去哪里?” “还没定。准备找个又幽静又凉爽的地方。一周左右。” 我点点头。 “回来就给你打电话。” 归途车中,我摹地想起最初幽会的那个女孩。已是七年前的往事了。 整个幽会时间里,她始终一个劲地问我是否觉得没意思。 我们看了普雷斯列主演的电影。主题歌是这样的: 我和她吵了一架, 所以写封信给她: 是我错了,原谅我吧。 可是信原样返回: ‘姓名不详地址差’。 时光流得着实太快。且听风吟23 第三个同我睡觉的女孩,称我的阳物为“你存在的理由”。 以前,我曾想以人存在的理由为主题写一部短篇小说。小说归终没有完成,而我在那时间里由于连续不断地就人存在的理由进行思考,结果染上了一种怪癖:凡事非换算成数值不可。我在这种冲动的驱使下整整生活了8个月之久。乘电车时先数乘客的人数,数楼梯的级数,一有时间就测量脉搏跳动的次数。据当时的记录,1969年8月15日至翌年4月3日之间,我听课358次,性交54次,吸烟6,921支。 那些日子里,我当真以为这种将一切换算成数值的做法也许能向别人传达什么。并且深信只要有什么东西向别人传达,我便可以确确实实地存在。然而无须说,任何人都不会对我吸烟的支数、所上楼梯的级数以及阳物的尺寸怀有半点兴致。我感到自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只落得顾盼自怜。 因此,当我得知她的噩耗时,吸了第6,922支烟。24 这天夜里,鼠一滴啤酒未沾。这绝非好的征兆.他因而一口气喝了5杯冰镇吉姆威士忌。 我们在店铺的幽暗角落里玩弹子球来消磨时间。这玩艺儿实在毫无价值可言:花几枚零市,换取它提供僵死的时间。 然而鼠对什么都一本正经。因此我在6局之中能赢上两局几乎近于奇迹。 “喂,怎么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