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北大的“小联合国”——勺园的那些事儿（5）..我精心策划的“特殊工作”，取得了还算成功的结果。下面我想多花些笔墨来谈谈勺园。我们的宿舍勺园简直是个“小联合国”，它由一到九号楼组成。五到九号楼是“新”而“贵”的，除了留学生宿舍功能之外，它们还起着接待外宾的酒店作用，住一晚上需要200—300元，一般都是来自欧美、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的自费学生住在那里，基本上是一人一间。一到四号楼则是简陋而相对便宜的，住一个晚上大概30元，一个月不到1000元，两个人住大概15平米的小房间，宿舍管理方提供一张床和一张带着书柜的桌子。每一个房间容纳着两张床和两张桌子，就几乎没有踩地的空间了，显得很小。许多来自第三世界或发展中国家——比如非洲、中东、拉丁美洲、朝鲜以及东南亚、东欧等国的公费生住在这些楼里，毕竟是拿着中国政府奖学金上学，不可能允许享受那么豪华的待遇。肯定的是，一号楼到四号楼才是真正的勺园——小联合国。许多来自世界各国的“牛逼”学生基本都住在这里，他们往往是有背景而又有前途的。我在勺园建立了对我影响深远的深厚人脉，交了很多朋友，其中包括某国首相的儿子、某国驻华大使的女儿、某国著名政治家的儿子、某国著名记者的老婆等等，这些都是留学北大获得的财富。如果我记得不错，勺园应该是上个世纪80年代建造的，我许多曾在北大留学的日本长辈们——外务省高官、著名学者、著名商社老板、大银行总裁等——都是曾经住过勺园一号楼到四号楼的，有一批人目前常驻北京，作为公司管理层、领导层回到当年的留学地点——北京。我经常跟他们边吃饭边聊天，勺园则是不可或缺的切入点，因为，它是我们跨时代的共同的记忆，美好的记忆。我们都很感恩北大和勺园，把它视为我们的第二故乡，对它有着家园般的亲切感和绵长的情意。虽然处在中国境内，但勺园这一小联合国也有外人不知道的小隐私的。如前所述，勺园的管理制度规定，必须是两人分享一间，否则房间数量远远不够。每年开学时期，许多留学北大的新生只能申请在勺园一到四号楼住。然而，它永远是供不应求的，因为北大太受欢迎了。为了缓解供求矛盾，北大已经在中关村地区建立了外国留学生和外国专家宿舍，似乎是公寓式的现代化建筑。但即使北大人也不太清楚究竟何时搬到那边去。由于勺园房间严重不足，包括日本学生在内的许多留学生被迫选择在校外，比如离清华大学、成府路很近的“韩国村”——五道口，寻求租房，大多是留学生一起合租，一个人每月大约分摊1000—1500元，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好在，那边的环境比勺园清洁、优美，缺点是要承受难以享受勺园特色的人脉和资源这一巨大代价罢了。正文 北大的“小联合国”——勺园的那些事儿（6）..造成勺园住房供不应求的另类原因显得比较“黑道”，因为住在勺园多年的老勺园们，尤其韩国留学生刻意借用住在校外学生的姓名，在名义上两个人登记住宿，实际上是一个人独住。其实，这一现象早就被校方看破，成为所谓“公开的秘密”了。我无法统计到底有多少学生是用这一名义借用的方式一个人住，但粗粗估算一定不少。我也无法知道校方对此问题的真实态度和立场如何，是要“打黑”，经过精心的调查清理这一违规行为，还是默认而不予追究。我估计，校方很可能更倾向于采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因为至今也没有看到管理方有什么行动，这种现象已经成为勺园内部一些人奉行的潜规则，要去触动这些潜规则，校方会考虑值不值。毕竟利用这一方式的绝大多数都是老北大或老勺园，他们太了解北大了，校方如果下手整治，一定不可能风平浪静，校方一定会考虑，把潜规则转变成明规则。对管理方又有什么好处呢？众所周知，在中国办一件事，有时前者比后者还重要，还根深蒂固。勺园也有着同样的困扰。根据2007年10月的统计，北京大学有本科学生14125人，硕士研究生11224人，博士研究生5442人。有来自80个国家的长期外国留学生2400多人，其中攻读学位的留学生1757人。北大已同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所高校建立了校际交流关系。即使一到四号楼收费相对较低，但其费用比中国学生的宿舍仍然昂贵得多，当然，这也是天经地义的。据我所知，中国学生目前四个人住一个房间，费用一年1000多元。对我个人来说，北大基本可以满足生活所有方面的需求。美丽的未名湖给我提供了最佳跑步场所，它周围的空气比城市里面要好很多，早晨和傍晚的湖畔极为漂亮，令人心旷神怡。除了跑步，未名湖畔还适合做两件事：一个是看书，我有时候在未名湖畔看书度过一天的时光；另一个是谈恋爱。我每天在未名湖畔跑步时无一例外地都能看到恋人手拉手散步，有时他们亲吻、拥抱，深夜甚至有更深入、更过火的举动。我当然不会这样，我一直认为在公共场合随便亲吻、拥抱是不文明的，顶多能接受拉拉手吧。我谈恋爱的经验不多，谈的对象从出生至今只有三个。未名湖也曾见证过我表白或被表白，我也曾在晚上跟师姐或师妹散散步、聊聊天。只是我从没有做出任何令人想到野蛮主义的事情。我只是喜欢跟异性聊天，这样可以让自己放松下来，在交流中产生心灵的共鸣，激发出思想的火花。正文 北大的“小联合国”——勺园的那些事儿（7）..在北大校园里，中国学生与外国留学生的关系有很微妙而复杂的一面。彼此之间交朋友也好、谈恋爱也好，刚开始似乎大多本着实用主义，即前者渴求通过与后者交流提高外语水平，培养国际视野；后者渴求通过与前者交流提高中文水平，以便于扎根中国。我认识的勺园“同胞”里面，有日本的、韩国的、印度的、美国的、法国的、南斯拉夫的、巴西的、奥地利的、瑞士的、赞比亚的……数不清的朋友曾跟中国同学谈过恋爱。他们刚开始还是很浪漫的，不乏中国女生到勺园做客聊天，恋人一起到距离不远的未名湖散步，吃完饭回到勺园，甚至留宿。不过，勺园对中国女生来说绝不是容易进来的地方。因为，除了住在勺园的外国留学生之外，外人，尤其中国人进宿舍是需要登记并提交身份证的，管理方以这样的方式进行控制。但大家都知道，这样做确实带来很大不便。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办法是人想出来的，所谓办法无非就是下面几条：第一条，也是最常用的一条，是悄悄地让女生假装住在这里的外国人混进来，第二条是靠公关，跟看门儿的保安先生，叔叔阿姨搞好关系，甚至搞点感情投资，以此换取他们网开一面，让女朋友（我很少看到外国女生交中国男生，一般都是外国男生交中国女生）能顺利地进来，共同度过青春美好时光。中国女生到外国男生宿舍虽然不容易，但外国男生到中国女生的宿舍更难，甚至根本不可能，因为那里是四个人一间，男生很难混进去，而且外国人目标太大，如果被发现了也较麻烦。总的来说，在北大校园里所展开的跨国恋爱没那么简单，空间的限制是一个很令人困扰的问题。常常是，两个恋人在平时苦苦忍耐，到了假期一起出去旅游，好好解放一下。这是北大学生跨国恋爱的常见模式。那么，恋人的某一方毕业或回国之后，双边关系走向何方呢？实际上有短命的，也有长寿的。但一般维持起来很困难。一个现实的问题是，绝大多数留学生在北大完成学业后不会留在中国，而要回国工作。除非他的工作与中国关系非常密切，有机会经常来北京出差，或“中方”毕业后也到对象所在国留学、工作，否则来自不同国度的两个人，交往很难持续下去。至少据我所知，至今没有走进结婚殿堂的成功案例。在北大勺园经常引起热议的是韩国留学生。北大校园里，韩国学生随处可见，而且特征一目了然。他们有自己独特的集团主义或民族主义，往往只在韩国学生之间打交道，甚至呈现出一种排外主义的特征。据不完整的统计，北大留学生里面大约一半为韩国学生。正文 北大的“小联合国”——勺园的那些事儿（8）..坦率地说，很多韩国留学生的素质相对来说很不高，这几乎成为大家的共识。我当年读04级国际关系学院本科，一共130多个学生中，外国人大概占四分之一左右，其中韩国学生占外国学生数的一半以上。许多韩国学生经常一起上课，考试之前相互“勾结”、分享笔记、勉强过关的情况相当普遍，也有因作弊被迫退学的。“韩国学生作弊”曾成为一种流行现象，我当然不会以面盖点，我认识的许多韩国学生也是很优秀的，也有到三星、LG等大企业发展、成为跨国人才的朋友。但总体而言，在本国无法应对国内激烈的竞争，寻求出路，到中国自费留学，试图借北京大学这一学历品牌，再回国应聘，寻求出路的学生占多数。韩国学生们一般不愿意正视这些现状。他们经常放学之后集体到五道口这一“韩国村”（因为那块地区到处都是韩国人，满耳都是韩国语，所以大家称之为韩国村）喝酒、打架，时常闹到凌晨才回宿舍。周围人对韩国人的评价，实话实说，是极低的。作为一个日本人，我还经历过一件深感震撼的事情。2006年6月12日，北京时间21时，德国举行的世界杯足球比赛，日本VS澳大利亚，我在勺园跟其他日本同胞观看这场重要比赛的直播。上半场26分时，著名球员中村俊辅进球，我们以为日本队赢定了，处于乐观和兴奋中。到了下半场最后一刻钟，39分、44分、47分时，澳大利亚队连续三次进球。每一进球，整个勺园建筑就像发生了地震一样动荡着，原因是韩国留学生渴望澳大利亚队打败日本队。结果日本一比三输了，韩国学生特别亢奋，通宵喝酒庆祝。我们日本学生当时在宿舍里真没面子，我跟同胞们说：“如果韩国队对澳大利亚队，咱们肯定支持韩国队是吧？毕竟同样是东亚的队伍，更是邻国。他们怎么会这样呢？”那场比赛让我清楚看清了他们心底的秘密，并感觉到，韩国人的反日情绪根深蒂固。谈到反日情绪，我就必须谈到北京大学从2004年开始举办的著名国际交流活动——“国际文化节”。国际文化节是北大各国（包括中国）、地区（包括中国的港澳台）的学生们以展台表现的方式向全校学生以及在华外国使节代表、企业，国内机构、媒体、民众等展现各自的独特文化，提倡世界各国、各民族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的精神。我在来华的第二年参加了首届文化节，那个时候，日本展台表演了茶道，受到了参与者们的好评。正文 北大的“小联合国”——勺园的那些事儿（9）..第二届我是以北京大学日本人协会会长的身份参加的，是有责任率领250名左右的日本留学生，争取在华的日本大使馆、基金会、企业等机构支持文化节的。我参与了全部过程。那是2005年10月22日，蔚蓝的天空，清凉的空气，热闹的气氛。“第二届北京大学国际文化节”在校内校外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作为日本展台的负责人，我想由衷地感谢校方对本届文化节付出的一切努力以及各国留学生的积极参与。在这里，我想回顾一下那届文化节的筹备过程，并给大家透露一些不为人知的内幕。北大人都知道，国际文化节一般是在春夏之交的时候在百年讲堂广场及其附近主办的。2004年4月24日首届文化节圆满成功之后，校方、各国留学生都为第二届文化节做准备工作。时间定在2005年4月30日。我们日本留学生为筹备工作付出了许多血汗。校方、其他国家的留学生也如此。结果，举世瞩目的文化节被延期了。为了说明文化节被延期这一决定和其原因，北大国际合作部通知各国留学生，开了个内部会议。校方很遗憾地面对着我们，给出的原因类似于“那段时间校内外的行政、事务工作很繁忙，无法完整地组织国际文化节所需要的资源”。但在座的各国留学生代表们都很清楚，校方给出的理由是表面的，他们真正害怕的是到时候现场会混乱而失控。说得白一些，就是怕出乱子。那么，当时怕什么呢？2004年第一届在4月份这个最好的季节里举办，并取得了圆满的成功。后来的各届也都办得有声有色，到2010年，已办到第六届了。那么，为何只有2005年的时候如此谨慎，如此害怕“乱”呢？背后的担忧是反日情绪。之前4月9日在北京发生过规模巨大的反日游行，早上八点从中关村海龙大厦出发的游行队伍经过北大西门、清华西门，最后到达位于建国门的日本驻华使馆，最终扩大到一万人的游行队伍向大使馆投扔石头、鸡蛋、塑料等，也波及了日本餐厅、日本企业所在的建筑大厦等。一周前，4月2日，四川成都的华堂被民众袭击，几乎同一时间在广东地区，反日游行从深圳开始蔓延。一周后，在沈阳、上海发生了更大规模的反日游行。上海那天游行的规模最大，游行消息通过因特网和手机短信，大范围地流传……正文 北大的“小联合国”——勺园的那些事儿（10..在北京游行的那一天，我还做了回“特务”，就是一方面绝对不让北大日本留学生参加游行，同时，自己“潜伏”在游行队伍里面，了解游行队伍的动向，并及时汇报给日本使馆的有关人士，以便让他们及时掌握信息，提前采取措施，保护在华日本法人的安全，这是理所当然，何况我是留学生会长，与日本大使馆是有联系渠道的。这样做，我认为不仅符合日本的利益，也是符合中国利益的，毕竟，两国都不希望发生不可挽回的重大损失。我的工作，可以悄悄起到保险阀和预警器的作用。不必讳言，2005年3月到4月那段时间，包括北京在内的中国国内充满着反日、厌日、嫌日情绪，举办跟日本有关的活动，几乎100%可能受到中国愤青们干扰。国际文化节是对校外开放的，谁都可以进来，自然谁都可能来凑热闹、搞热闹的。校方最后下决心决定延期，自然，这个决定也一定不是校方的擅作主张。虽然这一决定让我们日本学生感到难过，当时许多日本留学生，尤其是作为我的伙伴一起参与策划、筹备工作的经济学院的师姐（她毕业后去《朝日新闻》当了记者）今村优莉很伤感，流了很多眼泪。开完会后她坚决不接受校方决定，我就冲过去劝她冷静下来：“你先别这样，校方有校方的考虑和担忧，这也是为了保护我们日本留学生。这不是取消，而是延期，理解一下好么？”她很愤怒地对我说：“你这样说是背叛我们，别屈服校方了，日本原因导致文化节延期，你怎么对得起其他国家的学生呢？以后再也不相信你！”哎……女孩子就是这样，总是情绪化，虽然我也理解，毕竟，那年是她的毕业年，延期对她来说就等于是取消，她对文化节有着很深很厚的感情。那天以后，我们几个月也没有说话。后来和好了，她毕业典礼那天，我向她表示了祝贺，直到今天，我一直对她的记者工作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2005年9月份，新的学期开始了。9月26日，我接到了国际合作部直属，促进国际交流的最大学生社团SICA（Student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ssociation）学生的电话。她说：“10月22日主办第二届文化节，9月29日校方开第一次协调会。”这条消息对我来说太突然了。我还记得我在电话里对那位学生说：“我们马上要放假，不是国庆节吗？大部分的学生都要离开学校去旅游，只能节后才开始准备，不到两周的工作时间，物质上不可能准备好，我要求改变文化节的日期，其他国家的留学生也一定会这么想的。”正文 北大的“小联合国”——勺园的那些事儿（11..9月29日，通过第一次协调会了解到日程安排之后，我开始思考应该怎么开展今后的筹备工作，并马上向我们的支持机构——日本驻华大使馆和日本国际交流基金通报了这条消息。放假期间，虽然没有顺利地和校方、志愿者、日本留学生保持联系，但为了开学之后能够顺利、迅速地着手，我和一位日本留学生会的助手放弃休假，留在学校进行前期的筹备工作，为放假后大约两周左右的集体筹备进行充分讨论，预作准备。10月13日，在第二次协调会上递交展台计划之后，我们日本留学生（这次专门为本届文化节建立了执行委员会）也开了第一次会议，并充分地讨论了展台内容，决定当天在展台里面表现“日本的节日（JapaneseFestival）”。在日本，每个地区都有独一无二的风俗习惯，定期主办“祭”（“节日”的意思）是从过去流传下来的传统文化。我们很兴奋，因为，“祭”是每一个日本人从小都很期待的，如果我们能够在中国主办“祭”，就能和中外的朋友们共享日本的文化。第一次执行委员会会议之后，我们的工作很顺利。虽然日本留学生之间的沟通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对大局没有丝毫的影响。此外，我和国际合作部的老师、学生代表以及日本大使馆、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沟通也很充分。他们作为日本展台的负责人，对文化节的期待越来越高涨，对我们的表现越来越有信心。10月22日文化节当天，我们从早上五点钟开始搬运东西、布置展台。太阳还没升起来，天气特别冷，手都冻得没感觉了。不过其他国家的留学生以及校方组委会也很认真地准备着，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7点半，差不多布置好了，女生和男生已经把和服穿好了，我没有穿，因为很害羞。广场上的人越来越多。为了把日本传统和现代结合起来的“祭”表现出来，我们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都准备好了。日本人相信一个哲理——“充分的准备高于一切”。当时我对日本展台充满着信心，除了“一件事”之外。天气越来越暖和。举行开幕式的同时，我们日本展台的第一个节目“茶道表演”也开始了。这是从第一届继承下来的节目。穿着和服的男生和女生一对一地表演。这些茶道工具、传统游戏工具、装饰品、几千本资料都是日本大使馆和国际交流基金免费借给我们的。展台里面充满着日本茶道文化的气息。很荣幸地说，表演大受欢迎，日本展台前被观众挤得水泄不通。我们的精彩表演引起了中外朋友们的热烈关注。正文 北大的“小联合国”——勺园的那些事儿（12..快到11点的时候，节目进入了“抹茶品尝会”，也就是一边表演茶道，一边请中外朋友们品尝抹茶，还为大家准备了一些茶点。展台里外都挤满了人，因为太挤了，致使活动没法进行下去！怎么办？我们趁机推广起了日本的“排队文化”，现场逐渐恢复了秩序。接下来，我们进行了托球、套圈儿等日本传统游戏，当然有精美的日本奖品作为奖励。这些游戏都是我们日本人从小就玩的，是“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外朋友们看到了日本式的灯笼，就兴奋地跑过来，对这种独特的灯笼和其他的日本风味产生了浓厚兴趣，在展台里面人们高高兴兴地游戏，加强了彼此的理解。客人们游戏过后，领着有关日本的丰富资料，带着灿烂的笑容满意地离开我们的展台。每当看到观众发自内心的笑容，我就感到放心。我是很不善于表达感情的人，文化节当天也尽量理性地管理我们的展台。不过，看到中外朋友们对日本展台的喜爱和认可之后，我还是表现出感激之情。我一定要谈一谈“一件事”，这件事也是我们这次准备活动过程中一直担心着的。大家都知道，虽然上半年的反日舆论已经有所缓和，中日关系也有所回暖，两国交流的实态是积极的，但气氛仍然不太好。一衣带水的中日两国有两千年以上的悠久交往历史，两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日新月异。不管是经济上的合作、留学生的往来、现代文化的传播还是学术交流，重要伙伴之间的交流程度，都是史无前例的。但由于一些政治原因，重要伙伴之间的交流气氛往往受到阻碍，并且往往很不容易达到相互理解、相互信赖的高度。那次文化节突破了“实态好，气氛不好”的恶性循环的魔咒。说实在话，作为日本展台的负责人，我一直担心日本留学生和中国观众在现场发生摩擦，甚至“肉体冲突”，但最终这些都没有发生。彼此之间始终保持着和睦的交流态势。我的焦虑被证明是杞人忧天。没有人对我们展台采取任何不友好的言行，反而有许多中国朋友特意过来向我们主张中日友好。一位北大学生的家长对我说：“我觉得你们今天办得特别棒。我们共同努力！共同实现真正的中日友好。”我们握了手，大概握了30秒吧。那位家长离开之后，受到现场气氛的感染，我变得感性化了，人都是有感情的嘛。不管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都是有感情的。我通过这种近距离的接触，再一次加深了自己对中日两国交流最根本的基础的认识和理解。我在勺园或校园里其他场所遇到过像那场足球比赛那种没有尊严、没有面子的场面，也经历过国际文化节那样令人紧张的场面。这些真实的故事让我不得不反思日本人如何在东亚地区生存下去这个严肃话题。然而，勺园这一学习外语、培养国际视野的天堂对我的留学生活、对我的世界观的形成无疑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一点是肯定的。正文 北大的“小联合国”——勺园的那些事儿（13..2008年4月，我一直以来有交往与合作的凤凰卫视“文道非常道”节目要做一个“聚焦两代中国通：老一代反共，新一代亲中”的专题。梁文道那边缺乏后者，即新一代中国通的画面，我常去做客的资讯台“时事辩论会”的主持人、助理台长、专题部总监黄海波大哥给我打电话，让我帮忙，以“凤凰卫视特约记者”的身份采访几位从北大勺园走进社会的未来中国通，时间很紧，第二天就要画面。拜托，真是太急了……我迅速开始思考哪些话题可以讨论，哪些留学生可以采访，我开始跟勺园的同胞们密切接触。既然我在国际关系学院，这里是中外结合的学堂，就干脆从我同学里找人。第二天早上，导演加藤嘉一将采访地点安排在未名湖畔、博雅塔下，采访者和被采访者在大石头上坐着聊天，摄影师由我的一个师弟担任。以下是梁文道那边使用画面的文字实录，我顺便再配上一些简单的介绍文字，用括号标明：梁文道：我们看下面一条片，是我们在北京拍到的，很多外国留学生，看看他们对在北京的留学生活有什么样的想法。解说：随着来华留学的人数和学历不断提高，未来活跃在外国政坛、商界和学术界的中国通也将越来越多，这一批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外国学子，他们在观察了解和思考中国的过程中，有什么体会呢？高兴（印度男生，博士生，应该是在华的印度人里面中文最好的，数一数二的中国通，也是我在勺园最好的朋友之一）：对留学生，我会推荐，就是一定要读《毛泽东选集》，这个可以帮你了解中国的过去怎么样，然后现在可以看《邓小平文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还是因为要走出学校，要多跟中国人沟通，“沟通”两个字在中国是很重要的，多请客，多吃饭，这是我的一种个人体验。周游（奥地利男生，硕士生，帅哥，比我大一岁，是我很好的朋友，虽然学中文的时间不长，但很流利，基础打得很好，除了中文，英文和俄文也很流利，法文、德文则是母语）：刚来到中国的时候，就是肯定有些偏见，尤其是对中国政治方面有一些偏见，后来在中国待了一两年以后，我跟中国人一起上课，一起上政治学的课，国际关系学的课程，我就感觉现在也能从中国的角度来思考很多问题。后来就把我以前的那个片面的分析角度，跟中国的分析角度放在一起，就是让它融合气息。正文 北大的“小联合国”——勺园的那些事儿（14..吉尤姆（贝宁男生，博士生，上面已经解释过了，我在中国第一位、也是最好的朋友，我总有一天要超越的人生导师）：非常非常重要，要多让外国人去学中文。武黄河（越南女生，我的同学，很可爱，中文很好，学习认真，人很和气，她爸爸是当时的越南驻华大使，现在应该职位更高了吧）：毕业以后就继续学习，就增加我的知识，之后就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了，在中国和越南，增加两国，或者更多国家的关系，这样子。加藤嘉一：我们今天是生活在全球化的社会，多元化社会，我个人认为，21世纪，我们要回答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是全球化和多元化，（二者）是不矛盾的，全球化从某些方面是不断同一的过程。但我们的世界是非常多元化的。那我们怎么去组合？我们今天在中国观察事务，我认为这是我们最好的平台。（可以思考）中国的模式、国外的模式到底怎么结合，到底怎么沟通，到底怎样中外结合。外国留学生：祝愿奥运圆满成功。正文 北大学子是“精英”吗？（1）北大学子是“精英”吗？对于我永恒的母校——北京大学，感受很多，思考很深。不过，我犹豫了半天儿：要不要写母校？我写了北大，至少会间接地得罪北大，这样以后的许多事情也许会不好办了，中国是讲究面子的社会，北大也应该不例外。得罪是最不应该犯的“错误”，但我对北大似乎总想说点什么，既然要说，就不可能只是赞扬，势必会涉及到它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和所陷入的困境，如果不涉及这些，在我看来就没有任何建设性意义了。我不能违背自己的原则，要写，我绝对不会写那种拍马屁的官腔文字。既然要写，我就写我该写的，写我想写的。一个知识分子无法去追求真理，甚至害怕表现真实，那在我看来是莫大的耻辱。我深知，在中国社会里生存，必须要说服自己向上级机构和领导靠拢，这也是中国特殊国情下的游戏规则或潜规则。不过，规则也是可以改变的。在这个复杂的社会里谋生的知识分子，很需要也有责任向全社会发出独立的、理性的声音。这里我就冒一个险，写出我对北大的真实想法，因为我爱北大，因为爱，才会求全责备，才会希望它更好。我自认我的批评是出自善意，从内心深处，我是期待北大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以及和谐发展的。进入正题之前，先弄个开场白。北大的好处、长处、优点等已经不用展开了，因为大家都明白。它在中国的地位深入人心，这是中国父母亲和众多学子的梦想所在。在国际上，北大的地位也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深化和综合国力的提高而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在北大，师生们能够接触到世界赫赫有名的重要人物，各国首脑、政要、著名学者、文化名流，是这所大学的常客，这里是拓宽视野的绝佳之地。2003年以来，北大给予我的太多，它是我的中国记忆中最重要的部分，我的在华生活和北大密不可分，没有北大，绝对没有今天的我。我接触到的北大老师都很热情、高尚，随时会向我伸出援手，提出建议，提供帮助。北大的学生都很聪明、优秀，与他们没完没了的政治、学术讨论深化了我的思考，丰富了我的知识结构。结识北大师生是我的最大幸运，但愿我们能够持续性地相互学习，共同进步。在北京，与我关系最深的是北大，在中国，影响我最深的是北大，在世界，给我成长最多营养的，也是北大。北大无疑是至今影响我人生的最重要的场所。对于她，我永远抱着感恩之心，并激励自己一辈子做好北大人，以无愧其伟大的历史。正文 北大学子是“精英”吗？（2）下面，我想谈谈我对北大学子的观察与思考。首先，我想说说我对“精英”一词的理解。“精英”（elite）一词无疑很好听。无论是哪一个国家、社会还是哪一种行业，都有所谓“精英”，也都需要精英的支撑。精英对一个社会的发展很重要。不过，对究竟什么是精英，我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我来到北京七年，接触了中国与日本的很多精英——政治家、政府官员、媒体记者、商人、智囊、律师、银行家、投资者、运动员、艺术家、作家、北大学子、东大（东京大学）学子，在与他们的接触中，体验并思考着精英的内涵和意义。我认为，“精英”必须具备两个方面的素质。第一，潜能。这一点不言而喻，你是精英，没有潜能行吗？肯定不行。我说的潜能包括一个人的基本素质、理解能力、知识面、思考力、分析能力、判断力、创新精神、沟通能力、语言水平等等诸多方面，这些能力与所谓的学历是没有直接对应或因果关系的。潜能是一个人能够主动判断形势，理解现状，掌握知识与获取经验，寻找机会，调节自己，摸索可能性，改变现状等的能力。当然，如果要罗列，还有很多。一个人除非有这些能力，否则很难称为精英。第二，公共意识。一个人生下来，为自己所在的、所生活的国家、社会做点事，在我看来，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事。一个人做任何一件事的时候，除了考虑这件事对自己有什么样的意义和利益，同时还要想着对整个社会有什么样的意义和利益，从人类社会进化，甚至生存的角度看，能够站在全人类的角度考虑问题，把地球作为一个村庄，把自己看作地球村里的一员，自己的生存和他人的生存是休戚与共的。唯有拥有这样的自觉意识，一切才有价值。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的基本素质，这一标准，是不分国籍、不分民族、不分行业、不分性别的。当然，对幼儿园的小孩儿提出公共意识的要求是苛刻的，也是不现实的。但对一个成年人来说，无论这个成年人是获得博士学位的，还是大学毕业的、高中毕业的，乃至初中毕业的，要求他们具备公共意识，都是顺理成章的，没有谁可以自外于这个标准。我始终认为，只要初中毕业（中国的义务教育包括小学和初中），你就完全应当具备最基本的公共意识。更何况作为社会中坚的精英们呢？比如，韩寒很不错的，在我眼中的80后里，韩哥是最具备精英姿势的人，不管他自己有没有意识到，主观上愿不愿意去承认和担当，韩寒已经扮演着社会精英的角色。正文 北大学子是“精英”吗？（3）他在与新浪签约的独家博客中时时刻刻向全社会发出的声音，对权威的挑战和批判，客观上体现着精英的精神。韩寒也就像美国总统奥巴马那样带着开放的思想、清晰的头脑以及帅气的外表，广为公众瞩目。而这三种条件，必将使他成为更有突破力、渗透力和影响力的精英。在日本，像韩寒那样的年轻人恐怕很难出现，因为，日本就像我在前面的章节里分析的那样，是排斥突出，攻击另类的社会。我不说自己是个精英，肯定的是我在中国更有可能做到精英这一高度，这是客观环境决定的。日本恐怕至少在现阶段无法让我成为精英。按照我的标准，我感到在今天的中国和日本，都缺乏真正的精英。有本领的人在两个社会里还是有的，而且数量不少。有本领的人可以称为“人才”，“人才”和“精英”，在我看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人才只不过是为自己归属的公司、单位、机构服务、贡献。而精英则可以超越自己归属的小空间，为更高的目标服务。中日都得好好培养精英，尤其是年轻的精英。从哪些人中间培养呢？最好的培养对象是大学生。因为大学生具备基本的文化修养，而且还处于可塑的年龄段，大学生即将走上社会，他们的作为，将对社会产生影响。在北京大学，我周围的很多学生很有能力，他们的聪明超出我的想象。但他们能称为精英吗？不能！他们中大多数人包括最优秀的学生普遍缺乏公共意识，他们只为自己着想，只考虑将来能赚多少钱，能谋取什么职位，能过上什么样的日子，工作中能得到多大好处。当然，这些意识都有合理性，在一个物质时代，生存和发展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一个年轻人不可能完全不考虑这些。精英们也会考虑这些，但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除了这些，他们还会替社会思考，并且尽可能把个人价值的实现和整个国家乃至世界的需求结合起来，把个人发展和社会整体进步结合起来。我希望自己能够朝向成为精英的方向努力，而不仅仅成为一个成功人士。正文 北大学子是“精英”吗？（4）就北大学子而言，99%以上的人的潜能不成问题。今天，北大清华也许是全世界最难进的大学。也许你会说，哈佛更难上，但在我看来，上北大比上哈佛难多了。所以，能考入北大的，绝对是人中精华。平心而论，我的天资绝对不如北大绝大多数中国学生，他们的聪明和优秀时常让我感到压力，不管是记忆力还是计算能力，辩论能力还是逻辑思维能力，演讲水平还是学习语言的能力，我都自愧不如。坦白地说，我在北大国关学院读本科的四年期间，很多的痛苦和焦虑都源自周围同学所形成的无形压力。但也正是这种压力，激发了我的危机感，使我加倍努力，广泛阅读，培育自己的潜能。否则，我也许连毕业都很困难。根据我的观察，北大最聪明而优秀的学生是本科生，高考进来的本科生才是真正的北大才子。从其他大学考进来的硕士生和博士生，论天资远远不如从北大保送上去的研究生。至于那些在职的研究生或进修生，水平就更没可比性了。但可能因为北大太牛了，那些在职研究生或官员博士生都很愿意张扬自己的北大人身份：“噢，我也是北大的，咱们是校友啊！”我想，北大的师生内心深处也许从来不把这些“北大人”视为校友。因为来路不一样嘛！北大学子身上所缺乏的不是潜能，而是成为精英的第二个必备条件——公共意识。问题出在哪里呢？出在教育！在中国的大学生，当然也包括北京大学在内，政治课的课时是得到充分保证的，这是所有中国大学的必修课，不修这些课就不能毕业。我属于国际关系学院，对“国关”的学生来说，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专业必修课。除此之外，还要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等政治课。这些课程之所以还在设置完全是基于国家政治体制的需求，这些课程在学生中的受欢迎程度非常低，经常是要靠点名来维持上课人数。问题就出在这些课程的授课内容和现实需求之间存在极大的脱节，这就造成了青年学生的疏离。而现实迫切需要的公共意识的培养，却没有相应的课程来担当。老师也知道学生对政治课没兴趣，来到课堂也只是应付点名，心灵在别处，考试时突击一下，考完试就全都还给了老师。政治课上的情景可以拍一部情景喜剧：睡觉，聊天，上网，玩手机，看英文“红宝书”（GRE）等，不一而足。上课难得认真的，大多是从农村出来的同学，他们不光老实听话，而且对什么都好奇，什么知识都希望抓住。这么好的学习时间，就这样被蹉跎，真的令人感慨。正文 北大学子是“精英”吗？（5）和天下所有女孩子一样，北大女生也迷恋打扮，在生活方式上，逛街、谈恋爱一样都不少。我所观察到的女生，从大一到大四期间形象的改变是令人吃惊的。相比之下，北大男生并不十分注意外在形象，大大咧咧的才子型男生占绝大多数。他们进入北大后，改变更多的是思想。可惜，没有人在公共意识上对他们多加提醒。这是北大政治课最失败的一个地方。它没能很好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使命。在北大的氛围里，在各种知识交汇的背景下，北大学生很容易接触到各种中外思潮，那种西方式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理性主义等思潮，在北大学生中很有市场。但北大学生的问题是，思想归思想，行为归行为。知识、专业、能力都没有问题，观念也没有问题，但涉及到可以转化为行为的公共意识，始终是他们综合素质中的弱项，这影响了北大学子成大器。根据我的观察，北大学子的价值观念有两个极端（当然也不排除中间地带，北大也有许许多多“沉默的大多数”），一个是所谓“崇洋媚外”，越了解西方的文化、制度、观念，越喜欢它们，就越排斥本国文化中那种落后的东西，进而彻底排斥本国文化，这批人绝大多数都渴望出国留学，留学不仅是为了求知，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尽早离开祖国，去他们所向往的自由、民主的“天堂”，比如美国、欧洲，至少也要到澳洲、新加坡，即使是中国的香港，也是一个可能的选项。即使留在国内，他们也更青睐高盛、摩根斯坦利、麦肯锡等外资企业。另一个是“遵从体制”型，这类人越了解西方的文化、制度、观念，就越觉得“中国模式”靠得住，有生命力，尤其当金融危机爆发，放任式的资本主义遭到怀疑之后。这批人希望能缘着国内体制的阶梯往上走，其中的一些人毕业后，有留校在共青团等工作岗位上落脚，寻找机会徐图发展的，有考国家或地方公务员的。需要说明一下，考公务员或保研的学生里，有相当多的人是为了“保身”，即就业形势不好，未来走向不明朗，所以暂时搁置就业或依靠铁饭碗把日子过下去，当然这些学生也不排除出国留学的机会，要看他们在国内能不能找到发展机会，他们愿意在国内谋求发展希望依托现有体制发展自己，但一旦希望落空，他们一样会观念大转向，转而向国外寻找发展机会。北大并无多少真正的精英，但几乎每个北大人都自认属于精英。那些应试教育的优胜者们进入到北大这样相对自由的环境后，加上了解了西方的东西后，心理所承受的冲击可想而知，许多人都经历了一个迷失方向的阶段。到了大三，面临选择毕业之后的出路，他们加速向现实低头，当然理想的选择也有两条，一个是靠体制吃饭，一是出国留学，再图长远发展或暂时委身外资企业赚几个钱。从这个角度看，被认为个人主义的北大学子实际上是最典型的从众主义者，他们很害怕与众不同，担心只有自己跟不上其他学生的成绩、就业、工资、地位等。北大学子们自以为是的精英意识不支持他们选择那种无足轻重的、非常不稳定的、普普通通的单位，他们还是尽可能谋求走高端的、非凡的，无愧于北京大学这一招牌的人生之路。正文 北大学子是“精英”吗？（6）问题在于，从政的也好，赚钱的也好，绝大多数学生只是从谋生、私利、地位等角度去看待社会和自己。从小被舆论、教师、家长压抑，一举一动都被监视的孩子们已经无法或无力真正开放心态和姿态，深思那种攸关国家与人民的大问题，如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社会与制度的关系、世界与中国的关系等深层问题，并没有多少人有兴趣去研究和关心。“为这个社会，我能做点什么”；“从我个人的优势看，从事什么行业最有利于社会进步”，这种深层而本质性的思考，在今天的北大学子，甚至老师中已很少能看到，即使有，也是凤毛麟角。我看到的则是师生为了获取自己的利益、地位、名声而不遗余力，乐此不疲。一位我非常尊敬的国关学院的老师曾说，他们上学的1980年代，北大真的是充满着朝气，在开放和自由的氛围中，师生们碰撞思想，指点天下大事，当时著名的“三角地”，成为当时校园各种思潮的集散地，也是各种创意、思想火花、生活时尚的集散地。大家都有自己的梦想，并为之奋斗。我知道，虽然那一年代的青年有些简单或极端，但他们的心中有燃烧，那燃烧绝不仅仅是为了个人的一己私利，不仅仅为了功名利禄、锅碗瓢盆。至今令人钦佩。相比之下，今天的学生已变得很现实，很实用，很功利，很有城府，没有思想，没有理念，只关心个人的利益、个人的出路，才华都耗费在了这些方面，这可能和市场经济的大背景有关吧，生存变得严峻了，但不管怎样，这不是真正精英分子的思维状态。2008年北京奥运前夕，“三角地”被改造，学校给的原因似乎是为了把它电子化，让校园设施更加先进，环境更加优美。学校有学校的政治正确，其他人也许改变不了。但令人沉思的是，当对北大来说具有标志意义、催生过一代代北大人思想的著名场所被改造、拆除的时候，学子们是漠然的，打开北大BBS，也有人发出几声唉声叹气，如此而已！我不是鼓励谁去做出过激的反应，我只是有感于一种对自己历史、对思想的冷漠，凸现出当今北大学子身上一种严重的精神缺失！说了这么些，有些悲伤、抑郁了。能全怪学生吗？不能！今天的学生的各种行为也都是由多种力量所决定的。他们“被学习”、“被上进”、“被出国”、“被就业”；老师也“被上课”、“被教育”、“被考试”、“被老师”。在国家处于这样特殊的时期，生存问题是任何人都不能不面对的，任何学生都想找个能说服自己的去处，可是难呐！因为难，所以大家都提早上心，考证书，做兼职，一切为了将来发展。热情、精力甚至体力都已被耗尽，哪里还有多余的时间和热情去过问其他和个人生存无关的事？北大的精神，已经打上了实用主义的深深的烙印！我相信，绝不仅仅只有一所北大如此。正文 北大能不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1）北大能不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我来中国之前有个担心，现在看来这些担心很幼稚——中国是不是特别封闭、特别单一化？很少有外国人去那里，即使去了也会受到限制……这些印象的形成和从小接受的关于“红色中国”、“共产中国”的宣传有关。我来华前对中国的核心印象就是封闭、“单一性”，离自由、民主、多样化、国际化、全球化等十分遥远。当时，我还担心到了中国会不会丢掉英文。到中国之后，我才发现，我当初的印象，有些是正确的，有些是片面的，有些则是完全错误的。其中，最大的错误判断就是“中国是单一性，很少有国际化成分的国家”这一点。我来华后不久就发现，中国其实是很具多元性的社会。这既指每一个地方都有其独具特色的风俗和文化，有丰富到数不过来的方言，有风味不同各有妙处的美食；思维的结构，行为的规则，做事的方式等等也都各有不同。北方人与南方人；汉族与少数民族；有钱人和没钱人；白领和蓝领；市民和农民；大学生与农民工；蜗居和蚁族；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左派和自由派；激进派和渐进派；改革派和保守派；60后和80后；70后和90后……中国就像万花筒般丰富多彩。中国按民族分，是56个民族，如果按照以上标准来分，不知要分成多少“族”呢！“族”这个词这些年在中国也十分流行，“追星族”就是其中一例。不同的“族”的涌现，正是社会多样化的一个象征，也是一种活力和生机的体现。我来华前对中国几乎什么都不知道。对于“改革开放”，“走出去，引进来”，“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农村包围城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外汇储备”等等，我是一无所知，连词汇都不知道，更何况其意义与内涵。“国际化”是我在认知上改变对中国实况认识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从国家方略到北京人的包容心态，从企业战略到大学建设，从知识分子到大学生，“国际化”的影响无处不在。“国际化”无疑是描述当今中国发展趋势的最重要概念之一。既是表象，又有实质，难能可贵。北京大学则是中国国际化的一个缩影。且不说师生走出去、引进来的大手笔，也不说其教学内容的设置体现出来的面向世界的特征，单是世界顶级政治家、各领域的精英、名流频繁光顾燕园，就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国际化的气息：克林顿、希拉克、麦克因、赖斯、普京、李明博、福田康夫等世界级的政治家，还有众多举世关注的名流都在北大留下了自己的足迹，他们的到来，并不是一种形式，他们的思想与智慧，都对这所大学的文化积淀贡献了各自的养分。正文 北大能不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2）对我来说，2008年北大110周年校庆之际受到***主席接见的场面，至今令我难以忘怀。那是一场直接、亲切、朴实的接触与对话。那次接见以后，我当天写了一篇博文，北大官方网站也转载了，现在，我就节选一部分在这里：今年（2008年）是我母校北京大学成立110周年，明天5月4日是北大校庆。今天上午，中国国家主席***来到北大，看望了北大的老师与学生，祝贺北大110周年校庆。我前几天接到北大留学生办公室的电话，让我今天一定要把时间空出来。今天早上9点钟在北大留学生宿舍勺园与老师见面，才知道我的“任务”，原来是作为留学生的代表之一，迎接***主席来北大。除了我之外，还有学校领导、国际合作部的老师、另外几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国留学生，还有美国耶鲁大学的交换生。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始终跟我们在一起。与胡主席见面的地点是北大学生宿舍42楼。能有机会见到胡主席，我感到很兴奋。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跟各级领导、明星、名人接触很多，但却第一次有机会见到胡主席。我以平静而期待的心态等待着见面时间的到来。感谢北大的老师给我这么宝贵的机会。等了大约一个小时左右，门口的气氛变得热烈起来，胡主席在校领导的陪同下走进房间。和平时在电视上看到的画面一样，只不过今天不是看电视，而是身在现场。我既有点紧张，又感到兴奋。我跟胡主席握手大概有十秒钟，在这样的场合，是很长的时间了。我自我介绍了一下，胡主席知道我是日本留学生时，十分的亲切和蔼。胡主席大后天即将访问日本，我祝愿主席访问取得圆满成功。虽然我们没有时间说更多的话，但我能感受得到他对一个日本留学生的关心和期望。我相信，他对日本的访问，一定会进一步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促进两国人民间的相互了解。我在内心默默地祝愿：“胡主席，您本次对日本的国事访问，一定会产生不平常的意义，为今后中日关系长期、健康的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胡主席亲切地对我们说：“留学生是各国之间交流的使者，也是文化交流的桥梁。希望你们能够与中国学生一起勤奋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提高，为世界的和平作出贡献。我们一定会成功举办一届有特色的奥运会。祝愿北大老师与同学们身体健康、生活愉快。”正文 北大能不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3）胡主席的每一句话，我都听得真真切切，我由衷敬佩他在讲话中体现出来的思想内涵，还有这种面对国际学生时语言尺度、语言方式的把握，我仔细琢磨之后，真的感觉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实在很精彩，对我这个研究国际政治的留学生深有启发。我不知道，需要多少磨炼才能达到这样的气度和这样的境界。现场的更多的情况我就不介绍了，请读者朋友们见谅。不管怎么说，毋庸置疑的是，一个外国留学生能够在留学的地方见到所在国的国家元首，是一件令人惊喜令人感到荣耀的事情。这里我还想补记一件事情，那是2007年12月28日，福田康夫前首相访问北大并作演讲，我参加了陪同工作。福田首相向在异国他乡学习、生活的我表示问候，他关切地问我：“在中国怎么样？学习习惯吗？”因为北大，我见到了***和福田康夫——所在国的最高领导人和祖国的政府一把手，够高端了吧？我要感谢北大给我的机会。正是这些机会，让我了解了什么是国际化，什么是国际交流，什么是国际人才的互动。但愿北大的国际化越走越好，国际化之路越来越宽广。从国际化与国际交流的层次、水平、频度来看，北大毫无疑问是世界一流的。我希望大家不要盲目相信那些什么权威机构公布的世界名牌大学排行榜之类的数据（西方说的凭什么一定就是权威、准确、客观的？），虽然哈佛、斯坦福、耶鲁、剑桥、牛津、东京、早稻田等在排名和名气上位于北大之前，但以我的感觉和判断，北大已经完全可以跟这些世界著名大学平起平坐了，在有些方面甚至超过它们了。这里稍微解释一下，位于北大旁边的清华大学是跟北大齐名的中国最高学府，在国内排名上已经超过北大，这我知道。但我毕竟是北大人，对清华大学了解并不深入，因此在这里就不随便评说它了，清华大学的校友们不要误会，我不是盲目推崇北大，也不是要在北大、清华之间分出高下来。北大和清华都是可以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甚至代表亚洲的著名高等学府。北大很厉害吧！好，我的表扬工作做得差不多了。“中国目前没有世界一流大学。”2010年4月12日晚，做客华中科技大学“科学精神与实践”讲座的北京大学原校长许智宏如是说。许校长认为，世界一流大学主要有3个标准：一是有从事一流研究工作的国际知名教授；二是有一大批影响人类文明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三是培养出一大批为人类文明作出很大贡献的优秀学生。“如果满足这三个条件，才能称之为世界一流大学。”正文 北大能不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4）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提法源于1998年5月4日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典礼；这也是“985工程”名称的由来。据报道，“以当年财政收入测算，‘985工程’如果完全兑现，总投入在300亿元以上。”许校长回顾当年的日子说，“我们在进步，国外的大学也在进步。我没听过哈佛大学校长讲，哈佛就是世界一流大学。”他认为，“985工程”的建设有些急功近利的味道。“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甚至都不是一代人、两代人就能完成的”。许校长介绍，现在的北大与耶鲁相比，论文数量上的差距不是那么大了。但中国整个大学的软环境建设，都没法和国外一流大学比。中国在这方面和世界一流大学相差“很远，很远”。“一流大学是拿钱堆出来的。”许校长提出核心观点，大学最关键的，是应该培养更多优秀学者，培养更多优秀学生，一所大学何年何月成为世界一流并不重要。“如果大学的土壤变得非常肥沃，总有一天诺贝尔奖会在中国出现”。作为北大人，接下来，我也想从另一个基准描述一下“北大难以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理由。北大有各种各样的学生。城市的、农村的，富裕的、贫穷的，有背景的、没背景的……反正什么学生都有。北大的老师，跟日本的老师也很不一样。下面，我从两个方面来说说今天的北大面临的问题以及陷入的危机。首先是师生缘崩溃问题。据我观察，中国高校的老师与学生之间越来越疏远，既是空间上的也是心理上的，引用中国外交方针里的一句话，就是彼此之间坚决贯彻互不干涉原则。在课堂上，每一个老师都按照教育部的规定去“考”学生，包括点名、作业、小测验、期中论文、期末考试等。因为对于学分和分数抱着极大需求，每个学生也就尽可能应付老师的考验。问题是，两者都是“被”动的，被考试、被点名、被学分、被上课、被老师、被学生……课堂之外，老师与学生各忙各的，没什么实际的交流。老师忙出差、开会、应酬，学生忙考GRE或TOEFL，忙社团、忙实习，而真正在学术上的交流已经少而又少了。我明白，对一位学者来说，参加国际会议，或在媒体上发表文章或者出书都很重要。我也明白，对一位学生来说，参加社团和实习丰富简历，好好准备GRE考试很迫切。但尽管如此，是不是也不应该忽视课堂内外师生之间的沟通与交流？那个地方，毕竟是个大学，是教书育人的地方。正文 北大能不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5）就我个人经验而言，最困惑的一点是：学生找不到老师。由于许多老师都忙于出差、开会、应付媒体什么的，学生不好意思找老师，实在有事要去找老师，心里也感到有压力，担心增加老师麻烦，会不会引起老师反感，恶化师生关系。思来想去，越想越被动越想越消极，最后只好打消念头。当然，我就读的国关学院也有很热情、很负责任的老师。他们跟我们也保持着朋友式的关系，可以发短信，随时约会交流。我邀请老师参加我国官员主办的宴会、活动，有些老师也会很给面子。所以，我在这里说的师生缘崩溃也好，找不到老师也好，都是相对的，并不是人人如此，时时处处如此的，但是，只要存在这种情况，就是会损害学校形象，影响长远发展的。我想说，有些老师真的不把学生当回事儿。我觉得，对于大学教师而言，教师的本职工作和个人研究起码是同样重要吧，写论文和教学生同样有价值吧。我曾经跟一位美国著名大学的教授讨论过北大老师的问题。那位教授说：“如果在美国的大学，对于学生发来的电子邮件，必须是立刻回复的，绝对不能耽误，认真对待学生的请求比什么都重要，最好在一个小时内给予回复，这样学生才感到放心，有安全感，老师也才算尽到了责任。”我深有感触，北大有些老师确实不把学生的邮件当回事儿，懒得回复。我知道，老师们都很忙，院内、校内、校外都面临许许多多的任务。但再忙也不该冷待学生，因为教师毕竟是你的主业。学生需要的不仅仅是在开学、过年等具有象征意义的时刻走个形式，关心一下，慰问一下，讲讲话，拜拜年，这些都是表面功夫，学生更看重的是平时的交流。那种真诚的、坦率的、轻松的、自由的、水乳交融的交流。其次是大学行政化问题。我要表达的情感与师生缘问题一致，就是请大家不要忘记一个基本事实：大学这个地方，就是个大学，不是企业，也不是政府机关。大学是为一个民族培育未来的地方。不管是老师、学生还是校领导，本质上都有资格，也有理由在相对自由、民主、开放的学术环境里求知、做事。课堂民主非常重要，它是激发创造力的重要条件，有是天经地义，没有则后果不堪设想。但据我考察，今天中国的许多大学离这一“根本”越来越远，大学与自己的本质也越来越背离。学生去一次教务处办手续心里很紧张，还要花很多精力、时间甚至金钱，简直与在行政机构办手续一模一样。围绕各部门和老师的贪污腐败的事情也屡见不鲜，随处可见，学生和老师之间从前那种单纯的关系已经被拍马屁式的请客送礼所污染……这还不过是冰山一角，局面已经高度僵化。至于所谓官方网站，只好令人想到行政部门的网站。拜托了，大学的网站不是简单的宣传阵地，而应该是思想交流的场所，能不能搞得有趣一点，轻松一点，而不要弄成没有人看的自言自语？正文 北大能不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6）就我的个人体验而言，有几个场面我至今印象深刻：大四的第二个学期，毕业在即，我要到学校教务处办理申请毕业证书、学习成绩单等相关资料的事项。那是件看似简单却很费劲儿的事情，什么时间去申请合适，交多少钱，申请后多长时间才能拿到……这些细节都没有任何的通知和布告可以参考。我问了许多老师和同学，结果一无所获，去了教务处才获得相关信息。教务处有的工作人员没有任何的服务意识，不热情，不严谨，不靠谱，办事效率低到让人心中着火的地步。此外，教务处和财务处等相关部门之间的协调状况也相当落后，对同一件事的解释，每个部门的说法都不一样，因此大大增加了办事的难度。事情难道真的非得弄到这么复杂吗？不知为什么，我很害怕每个学期到院系的教务处去询问相关情况，包括学分的、考试的、报到的、成绩的、论文的、毕业的……相信，抱着紧张而不安的心情去教务处办事的人绝不仅仅只有我一个，我经常听到中国学生和留学生在抱怨，说明这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普遍而严重的问题。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在大学的行政部门处处存在，和报纸上批评政府机关的情况如出一辙，不过听说，经过了改进，在机关里，情况已得到了改观，那么大学呢？难道真的是改革触及不到的死角？下面是我最大的抱怨。在北京奥运会之前，北大几个留学生骨干聚在一起讨论过，“为了办好奥运会，对乒乓球馆以及马拉松路线附近，进行一些管制，是可以的，甚至应该的，但是，行政部门为什么没有提前与校内的学生商量一下，事先打个招呼？管制措施对北大学生的正常生活、学习来说，无疑造成了一些影响，引起了一些抱怨，如果先打个招呼，决策细腻一些，会不会少一些抱怨呢？”我知道，在奥运期间行政部门为什么不采取这样的措施，那是因为一旦采取这样一个比较民主的措施要走许多过程，增加许多工作环节，会增加决策的时间成本和其他成本，进展就会变得较为缓慢，而且商量不商量，结果都是一样的，那是国家的正当要求，既然如此，时间又很紧张，就直接实施管制，这样做是最有效率的。我们首先要理解领导们的压力和无奈。他们也没办法，只好这样做，因为这是国家利益的需要。即便如此，我们也有权提出应有的、合理的质疑，因为一个决策，虽然结果有合理性，但过程、程序不合理，这也是有悖民主精神的。中国不是也在倡导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吗？正文 北大能不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7）决策过程的民主化并不是洪水猛兽，虽然表面看起来，民主决策的成本很高，但从整个社会的长远和综合效益来说，民主决策是成本最小的，风险最小的。因此，无论从什么角度来说，我都不能认同这种决策模式、做事方式，这难道不是渴望进步的北大人应有的态度吗？依正常的思路，行政部门可以提前把这一管制措施通知给老师和学生，至少让他们有心理准备，同时让他们有时间和机会对此措施提出问题和疑问，释放一下对管制措施的某些情绪。无论如何，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一定不是件坏事。这个征询意见或提前打个招呼的做法，虽然是一个过程甚至是形式，但有没有大不一样，做比不做好。虽然结果不可能改变，但有了过程的合理，结果的合理性、合法性就大大增加了，何乐而不为呢？还有，作为奥运的安全措施之一，学校规定进北大必须凭学生证。奥运都过了一年半了，这个措施还没废除。那不是临时措施吗？为什么“临时”了这么长时间？当时和现在，学校方面对学生没有任何交代。奥运早就过去了，至今凭什么还继续采用奥运期间的“超规”措施呢？究竟是决策的人忘了这回事，还是学校有关领导人和部门的“傲慢”呢？北大是国立大学，可以称之为公共财富。它应该是具有开放性的，既然这样，外面的人为什么不能自由出入呢？世界上那些一流大学，有几所是这样门岗森严的？这种现象下面，其实包含了管理者将大学私有化的秘而不宣的心理。我认为，如果北大不解决目前大学行政化和大学私有化的问题，还有师生关系变异这一最为核心、最为根本的软件问题，恐怕会阻碍自己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脚步。至此，我想再次申明一次，以上意见，纯是一个北大人对自己的大学的爱之深、责之切的言论，作为一个热爱北大并以它为荣的学子，我由衷希望北大越来越好，真正做到可持续发展，以无愧于中国一流大学的美誉，并尽早真正成为世界性的一流大学，在世界范围内受到由衷的尊重。正文 我的人生规划（1）我的人生规划我不信教，但信命运。我相信，我这一生中该做什么，这一命题早就被老天定下来了，即天命。我第一次觉悟到自己的天命是五岁的时候。那段时间我的生活特征有三：一，遭到大交通事故之后，恢复正常生活，开始思考与年龄不相称的较深的哲学问题——人为什么活着？二，作为刚刚培养的爱好，每天看世界地图，初步想象国际关系和民族问题，基本背下了世界各国首都的名字，大致知道了它们的位置关系。我后来攻读国际关系学院，许多记者曾经问过我为什么会有这个选择，对我来说，这根本不是个问题，一切仿佛都是命中注定的；三，逐步怀疑在我身边发生的事情，即学会怀疑主义和批判主义。比如，看到周围人相互客气，委婉地交流，似乎等于什么都没谈成，对此提出怀疑：为什么？看到孩子盲目服从大人所灌输的生活方式，对此提出批评：应不应该？看到老一辈不接受与众不同的观念和做法，过于警惕外来文化和外国产品，对此提出怀疑：凭什么？或许（只能说“或许”，没有“一定”），这三点让加藤幼年突然迎来一个命运：我必须要从与大家不一样的立场和角度看待问题、观察社会，然后加以引导和影响，建立新的秩序。这是当时突然而来的觉悟，迄今为止，我的这一“意识形态”始终没变，相信，以后也不会大变，否则就不能叫做命中注定。后来，我在上小学的时候学会了一个词叫“政治”。这个词语似乎是跟我五岁时的觉悟有些相关，只是不确定。到了初中、高中阶段，我已经确信了，我要做的确实和政治有关。高中毕业，我到中国留学，又学会了在中国很流行，也与祖国的现实有联系的一个词汇叫“从政”。我也顺便了解了政治家和政客的区别，前者对公益遵命，后者对私益遵命。我的人生规划从伊豆到北京有多远是的，我的命运是从政，我告诫自己，必须慎重当政治家，而不轻易当政客。我没有显赫的家世，没有“太子党”们的幸运，我是农村出身，家里没有任何背景，也跟有背景的家族没有任何关联。我是彻底的草根出身，从底层一路走来的普通老百姓。我知道，我这样的人要从政，是困难重重的。从政不易，这条路并不平坦，不是想从政就能从政，想从政就能走好的，它需要做好物质上、精神上、知识上、思想上、人脉上、国内、国际、大众、精英等各个方面的准备。我16岁的时候迎来了第二次觉悟。我从小尝试过很多事情，在体育项目上，练过游泳、足球、柔道、棒球、田径（中距离和长距离），在学校正常学习，成绩也不差，只是认真从事体育项目之后顾不上学校的学习，成绩一度受到影响而已，后来还是补回来了。不过，我那个时候很深刻地意识到，或认知到：我这个人，光靠一个项目、科目是无法获得第一名的高度和唯一性的深度的。这一觉悟让我痛苦了一段时间，之后，我终于清醒了，既然光靠一个不行，就靠几个呗。我确实能适应多个项目，那就好好培养多方面的能力，依靠综合能力提高自己的实力，走进社会。这样怎么样，可行么？正文 我的人生规划（2）后来，我一向信任16岁时的人生觉悟，并把它落到了具体行动上。到北京之后，我确实做了许多事情。在2008年3月3日，我在凤凰网开设的博客第一篇，做自我介绍用的标题就是“Who s加藤嘉一？”后来，“百度百科”也引用了这个介绍（不是我编辑的）。加藤嘉一的10种面孔一、加藤嘉一的英文名是KatoYoshikazu，1984年出生，日本伊豆人。二、加藤嘉一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作为日本公派留学生在国际关系学院就读本科，将继续读硕士研究生。获2006年留学生学习优秀奖本科生奖。曾经担任过北京大学日本人协会会长，现任顾问。三、加藤嘉一在2003年“非典”高峰时来到中国。当着陆到北京机场时，处于一句中文都不会，一个中国朋友都没有，一分人民币都没有的“三无”状态。从“零”开始在北京生活。四、加藤嘉一是制作人、策划人、主持人。他曾经参加过70多个国际、中日文化交流活动、学术研讨会等，如东京大学—北京大学“京论坛”、中国人民网—日本一桥大学“中日产学论坛”、人民网“强国论坛”、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留华网”、东京女孩展演（TokyoGirlsCollection）等。五、加藤嘉一是媒体评论员、专栏作者。他曾经参加过100多个中外媒体活动，接受过300次以上的采访，如凤凰卫视“全球连线”、“华闻大直播”、“文道非常道”，CCTV9“DIALOUGE”，CCTV新闻频道“新闻调查”、“实话实说”，CCTV2“对话”，CCTV4“同乐五洲”，北京电视台“国际双行线”，日本NHK、北京卫视共同制作加藤的纪录片“纪实天下”，中国国际广播电台“CRI会客厅”、“PeopleintheKnow”，搜狐直播室，博客中国访谈，千龙网“网上大讲堂”；《瞭望东方周刊》“东游记”，《南方周末》，《南都周刊》，《法制晚报》“老外说事”，《环球时报》，奥运盛典，中日传播网，英国《金融时报》，日本媒体NHK，周刊《东洋经济》，《朝日新闻》“AERA”、“论座”，共同网“MyOpinion”等。他是中日关系、中日交流的热心观察家和参与者。六、加藤嘉一是图书作者。他曾经出版过《七日谈——来自民间的中日对话录》（合著，新华出版社，2007年8月）；《产学联合之路——中日产学论坛》（编委，论文作者，海洋出版社，2006年9月）。《红楼飞雪——海外校友情忆北大1947—2008》（作者，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天天读书网（www.book.d78i.com）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