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厄尔·斯坦利·加德纳】逃尸案-3

“什么要紧事?”  “似乎是验尸官的化学家在赫蒂的尸体里发现了砷,检查官想要质询米日娜。”  “然后怎么样?”  “他们把米日娜带到了检查官办公室。”  “你呢?”  “没把我怎么样,”她说,“他们问我在那儿呆了多长时间,我告诉他们了。他们问了我几个问题,然后就把米日娜带到检查官办公室去了。”  “米日娜怎么对待这件事情的?”梅森问。  “就像她对待所有的事情一样,”莎拉说,“安静得像只小老鼠,她的声音丝毫也没提高。她说她很乐意去检查官的办公室,不过她觉得她应该睡一会儿,还说她为了她丈夫的病整个晚上都没睡。”  “后来怎么样?”梅森问。  “我就知道这么多了,他们把她带走了。不过我开始把事情前前后后联系起来,想起爱德带在他包里的糖果。你知道,梅森先生,她跟我说过每次出去都是她帮他打点行李,她说他什么事都不会做——不知道怎么叠衣服之类的事情。”  “这并不奇怪,”梅森说,“大多数妻子都替丈夫做那类事情。”  “我知道,不过那就意味着她包过那些糖果,所以我在她被带走之后开始四处寻找。我刚刚开始找……”  “你要找什么?”梅森问。  “噢,就是能说明问题的东西。”  “你进她的房间了?”  “嗯,进了。”  “你找到什么了?”  “我在她的五斗柜里找到了爱德旅行时随身携带的那样的糖果——巧克力里头包着樱桃,周围有糖浆的那种。她自己爱吃甜的,我记得起居室里有过几盒一样的糖果,米日娜一直让我帮着她把它们吃光。我并没吃几颗因为我想保持体形。不过,你明白这意味着什么——这个发现的重要性。我的天哪,想想吧,她竟然想毒死我!万一她给我的糖是投过毒的!一定是命运之手把我引向了没有毒的糖果。后来她坚持让我多吃几颗,我为了保持身材说什么也没多吃,不过你能看出来她当时是怎么想的。我觉得当时她太过分坚持让我吃了。现在回头想一想,我才明白那个小女人一直都在蒙蔽我。我能回想起很多当时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事,不过现在它们交织在一起就显出原形来了。她是个杀人凶手、投毒犯。”  梅森考虑了几秒钟,说:“我问你几个问题。根据我的理解,在科兰浦敦时你们两人一直都在一起。你……”  “噢,并非如此。我洗澡的时候她和爱德单独呆在一起。后来医生说爱德已经去世了并且把那个地方锁起来之后,我去给你打电话了。现在我记起来正当我往回走的时候她在和一个男人说话,然后他们俩就分开了。我当时没想太多,因为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房客在向她表示同情,不过现在我知道了,那人可能是她的帮凶。他大概是从窗户进来的,进去之后他麻利地套上睡衣。他一定是把爱德的尸体从窗户放下去,塞进自己的汽车里去了。然后他意识到有人看见他,就跳出窗户,钻进自己的汽车开跑了。”  “你的感觉似乎一下子全变了。”梅森说。  “是呀,是变了,怎么能不变呢?迷雾已经从我的眼前散去了,梅森先生。”  “非常感谢你告诉我这些。”  “你会怎么办呢?”莎拉·安赛尔问道。  “我还不知道。”  “好吧,我知道我要做什么。我要去还自己一个清白,我得保持自己的好名声、好名誉。”  “我明白,”梅森说,“我猜你准备去警察局吧?”  “我不会主动去警察局,不过如果他们来找我的话,我肯定不会回避的。”  “那么你怎么对他们说关于我的事呢?”梅森问。  “你指的是上天堂拿那封信的事?”  梅森点点头。  她阴险地、毫不妥协地迎着他的目光,说:“我将告诉他们真相。”  “我想你会的。”梅森干巴巴地说道。  “我认为你的态度不够合作,梅森先生。”  “我是一个律师,我只和我的当事人合作。”  “你的当事人!你的意思是说你还会代表那个女人,在她如此对待你、使你处于这样的境地、对你说了这么多谎言之后?”  “找会代表她,”梅森说,“至少我将保证她走上法庭,除了在法律面前而不在任何事情和任何人面前认罪。”  “天哪,一群笨蛋!”莎拉·安赛尔愤愤地说。她从椅子上站起来,怒视了梅森一会儿,然后说:“我早该知道自己在浪费时间。”  说着她转身向门口走去。她使劲拉开门,又回过头来说:“我可是来帮你的!”  她进了走廊。  梅森看着门关上,对德拉说:“这就是一个律师接受表面现象所带来的后果。”  “你指的是什么?”  “当事人对律师说的话是保密的,”梅森解释说,“即使律师的秘书在场,谈话也视为保密的,法律承认这一点;但是如果有第三人在场,谈话就不再视为保密了。”  “可是,天哪,头儿,莎拉·安赛尔可是和代文浦夫人一起来的人哪,是她自己带来的而且……”  “我知道,”梅森说,“当时代文浦夫人认为她和莎拉·安赛尔呆在一起是有好处的。我是个律师,我应该坚持和当事人单独谈那封信的问题。”  “既然没有坚持,那会怎么样呢?”  梅森说:“那就不是正式授权。”  “你是说你不能回避回答那次谈话的问题?”  “如果在正确的授权下,由正确的人以正确的方式问问题,就不能回避。”  “否则会怎么样?”  梅森说:“我就什么都用不着回答了。”  “那我们怎么对付巴特郡的检查官?”德拉·斯特里特问。  “噢,我们可以用各种方式跟他谈话,告诉接线员我现在已经准备好接他的电话了。”  德拉·斯特里特忙着打了会儿电话,很快,她冲梅森点点头,梅森拿起听筒,用正常的声音说:“我是佩里·梅森。”  线另一端传过来的声音有点勉强,似乎要极力掩饰某种生疏:“我是巴特郡的地方检查官卓那森·海尔德,我想要问问你和你的秘书有关到天堂的一次造访。”  “当然可以,”梅森由衷地说,“我非常乐意见您,海尔德先生,即使是通过电话交谈。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您想问这些我所认为是例行公事的问题。”  “嗯。可能并不是例行公事,”海尔德说,“我们可以轻松地处理此事,也可以强硬地处理。”  “怎么个强硬法?”梅森问。  海尔德的声音里保持着严厉:“我当然有权利在大陪审团面前提起这件事……”  “哪件事?”梅森问。  “你来过此地以及你的所做所为。”  “我的天,”梅森尽量像对一个老朋友那样说,“不管是什么原因,使您对我和斯特里特小姐在您的郡里所做的事情感兴趣,我们都将非常乐于回答您的问题,您大可不必动用陪审团或者传讯,或者起用什么法律程序……”  “很好,我非常愿意听到您这么说!”海尔德打断梅森的话,他的声音变得平和一些了,“我猜我可能错误地判断了您,这里的人们跟我说你经验非常丰富,非常聪明,说您可能不想被审问,所以我不得不用强,甚至出示逮捕证。”  梅森仰头哈哈大笑,“好哇,好哇,好哇,”他说,“真是人言可畏啊!海尔德先生,您什么时候想见我?”  “我希望尽快见到你们。”  “我现在很忙。”梅森说。  海尔德的声音里又带上了一丝强硬的语气,“这件事情很重要,梅森先生,不仅仅是由于这里的形势,我正在和其他的执法官们合作,我们基本上已经达成了协议,我们想要……”  “当然,当然,我理解,”梅森说,他又一次大声地笑起来,“您在政府部门,他们肯定往您身上加压了。我猜有人对新闻界吹牛,让您感到面临难题了。多半是由于大量的公众舆论使您想让我接受质询。”  海尔德声音完全放松了,说:“您真是通情达理,梅森先生,也许您也做过小地方的检查官。”  “好吧,”梅森说,“我虽然很忙,不过斯特里特小姐和我还是能够去您那里的。让我想一想,我将乘去圣弗朗西斯科的飞机然后……”  “我们这里的飞机服务还不是那么的尽人如意。”海尔德说。  “那好吧,”梅森说,“我太忙了,等不及定点航班了。我告诉您我将怎么做吧,海尔德先生。我将到圣弗朗西斯科去,或者去塞科拉蒙得,然后我租一架飞机,你们在奥罗威尔有飞机场吧?”  “噢,有的。”  “那好吧,”梅森说,“我5点半准时到那个飞机场。”  “噢,您并不必在某个固定的时间赶到这儿,”海尔德说,“我想和您谈谈,当然我希望尽快和您谈,不过……”  “没关系,”梅森说,“您很忙,您有很多事情要做;我也很忙,也有很多事情要做。我们最好还是定死一个时间,双方能够马上见面而不会浪费时间。5点半可以吗?”  “完全可以,”海尔德说道,然后又带着抱歉的口气补充说,“我不愿意打扰您这样忙、时间这样宝贵的人。毕竟,这可能只是一件并不那么重要的事……我的意思是说,您当然有个解释,可是……好吧,我的压力很大而且……”  “我理解,”梅森衷心地说,“别多想了,海尔德,我很乐意这么做。斯特里特小姐和我将在5点30分到。”  梅森挂断电话,对德拉·斯特里特咧嘴笑着。  “头儿,”她说,“你丝毫没有招架就认输啦。”  梅森说:“我们得现实些,德拉。”  “这现实吗?”  他点点头。  “我不懂。”  梅森说:“现在事情对我们来说相当棘手。我希望尽可能地避免被质询。”  “好哇。”她说。  梅森说:“我不想让当地新闻界、当地警察局和当地地方检查官接触到我。我需要一段时间整理一下我的思路,最重要的是,我需要一点时间等我们播过的种子发芽,我想知道德雷克有没有发现什么情况。”  “现在你只好拖延时间了。”德拉说,“在地方检查官那里你当然不敢回答某些问题,否则你就只能引颈待捕了。”  “我现在回答的问题越多我就越容易被套住,”梅森说,“不过,停下来想想我们面对的现实吧,这些问题也会发生到你身上的,德拉。首先我们可以马上离开,而且是匆忙离开,我们没有时间回答任何人提出的问题,我们急着赶飞机去赴一个和巴特郡地方检查官的约会。我们肯定能引起公众舆论的支持,因为我们一知道巴特郡的检查官想质询我们就马上放下手头所有的事情,冲到他的郡去,根本没有使他动用任何强制措施。我们定好了到达时间,这个时间是一个我们既显得匆忙又能轻松到达的时间。我们不需要让任何人知道我们在哪儿。他们不能把这称之为逃跑,因为我们正在应巴特郡当局的要求赶去和他们会面。还有,德拉,我们有一个固定的到达时间,巴特郡的报纸都会急着抢新闻,我们就到那里去制造新闻。由于我们已经定好了时间,新闻记者们肯定带着摄影师在那儿等着呢。”  “我现在明白这有多么漂亮了,”德拉·斯特里特说,“这当中有五六个钟头的间歇。可是到了巴特郡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问题,”梅森说,“我倒希望我能回答。”  “你会回答关于我们在天堂的房子里所做的事情的问题吗?”  “无论如何都不能。”  “那你怎样避免回答那些问题呢?”  “但愿我知道,”梅森对她说,“快点儿,德拉,开始准备吧。我必须得花几分钟查阅一下有关法律,然后我们就动身,我查阅法律条文时你赶紧去订票吧。”    6  他们在塞科拉蒙得租的飞机越过玛丽斯维尔的西部边界,奥罗威尔所依托着的独特的山的形状开始清晰地展现出来。台型山大约比周围的地区高出一千英尺,顶部平坦得像一块地板。一些巨大的史前熔岩流覆盖了整个地区,然后从小的缝隙中渐渐渗透出来,永无止境的腐蚀把小的裂块变成了山谷。现在,整个周围地区的高度已经被腐蚀了几百英尺,使那些曾经有熔岩盖保护的地方变成了真正的平顶山。  德拉·斯特里特看了看腕上的手表,说:“我们肯定会踩着点儿到那儿。”  梅森点点头。  “我们并没有过分匆匆忙忙的。”  “还有,”梅森指出说,“我们还没被质询。到现在为止没人知道我们在哪儿。”  “洛杉矶的新闻界会指责你逃避质询吗?”她问。  “不会的。他们会发现我们正赶往奥罗威尔,当地的记者会把此事写下来然后去发电报,说暂时找不到我们,但却不得不解释说我们正在北上和当地的官方合作。”  飞机向下俯冲,开始降低高度。  “可真快呀,”德拉说,“你必须得想出办法来避免回答问题。”  梅森点点头。  “你怎么办呢?”  “我还说不准。”  “好罢,”她说,“不管怎么说你在飞机上还睡了一小会儿。”  “你怎么样,德拉?”  “很好,不过我太着急了所以没睡着。”  梅森说:“让他们先审问我。如果他们想单独审问你,就告诉他们因为你是我的秘书,所以你觉得所有的问题都应该先让我回答,你只回答与我相同的问题;但是你不能回答那些我想保密的问题。还有,你不是律师,不懂得法律上的差别,所以你希望让我来做决定。”  “我们已经知道的有哪些是不得泄露的?”她问。  梅森略微耸了耸肩,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笔记本说:“在这个问题上没有统一的法律规定。这里有几个案例:在加莱弗尔对威廉姆森的案子里,当事人在有他人在场时所说的话又具备特殊性质,律师必须公开这些话。在公诉利顿赫斯的案子中,不属于保密关系的第三人偷听或无意中听到了律师和当事人之间谈话的人,可以公布他所听到的谈话。在公诉怀特的案件中,当有第三人在场时,律师和他当事人之间的谈话可以泄露。但是,在那起案件里有一个问题,律师和他的当事人是否想使他们的谈话成为不可泄露的秘密。法庭认为律师应该证实他与当事人在有第三者在场时所进行的谈话。更后期的一个案子是公诉赫尔,在此案中,律师和当事人在第三人在场的情况下发生的谈话,不被视为不可泄露的秘密。这样看来,我一直让莎拉·安赛尔在场简直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可是,头儿,你根本不可能预料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  “为什么不能?”梅森反问,“一个律师应该预料到可能发生的事情。其实这两个女人会吵起来并不是什么不可想象的事,在没有真正的理由需要第三人在场的情况下,我不应该……”  “可是,老天爷,她不得不在现场说话呀。米日娜·代文浦不可能告诉你前前后后的情况。”  梅森说:“她会说英语,她不需要翻译。当然了,莎拉·安赛尔喧宾夺主唱了主角。”  飞机滑翔在奥罗威尔上空,飞翔高度如此之低以至于能够看见树荫下宽敞的房屋。  “多美的树哇,”德拉·斯特里特说,“从上面飞过,都能看到它们是那么高大。”  “这儿的夏天很热,”梅森说,“大自然所做的补偿就是把这儿变成了遮荫树木的天堂。无花果树长得极高,提供浓密的阴凉。好了,我们到了,德拉,准备好,降落了。”  飞机突然侧飞,转到一块空地上空,然后滑入机场。  一大群人匆匆忙忙地向飞机靠拢。走在最前面的是举着照相机、已经准备好闪光灯的新闻摄影师。后面的一批人步调更威严但也都在紧跟着,显然他们是有目的而来的。  新闻记者掏出速记本,准备记录这次采访。  其中一个记者挤到前面,问梅森:“能知道您的姓名吗?”  “佩里·梅森。”梅森微笑着回答说。  “您的全名?”  “佩里·梅森。”  “那么您呢?”他转向德拉·斯特里特。  “德拉·斯特里特小姐。”  “您是梅森先生的私人秘书?”  “是的。”  “谢谢。”那位记者说,与梅森握了握手。  “不必客气。”梅森说,然后突然间他脸上的笑容僵住了,他意识到那位记者刚才把一张叠着的纸塞进了他的手里。  梅森匆忙把右手插进口袋,冲着那位正在往前挤的胖乎乎的年轻人微笑着。  “海尔德先生?”梅森问。  “是的。我是地方检查官,这位是郡的警长,我还带来了我的一个副手。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想马上开车到我的办公室去了,梅森先生。”  “乐于奉陪。”梅森说。  “我们有一部车子把您带到办公室,我们会尽快结束会谈的。”  梅森说:“没关系,我的飞行员可以做仪器导航飞行,他告诉我说今晚任何时间都可以回航。”  “我很抱歉使您不得不破费去租用飞机,梅森先生,但是,……好吧,我也没什么别的办法。我们尽量把使用办公室的价钱降到最低。”  “我完全能理解,”梅森轻快地说,“别在意那些了。”  海尔德转向新闻记者,“我很抱歉让你们失望,但是我不希望你们站在这儿一个劲儿向梅森先生提问。我喜欢用自己的方式来提问,不管怎么样我都会向新闻界发表声明,记者们也可以来参加——除非梅森先生不同意。”  “我从不反对新闻界,”梅森和蔼地微笑着说,“我与他们共同分享我的信息,当然了,那些由于某种原因我觉得不便泄露的除外。”  “好的,很好,”海尔德说,“我们非常欣赏您的合作,梅森先生,我真是无法形容我是多么地感激这一点,现在,请您和斯特里特小姐上车吧。嘿,朋友们,在我们会谈之前不要再问什么问题了。”  梅森说:“稍等片刻,我可能有个电报要发。”  他从胸前的口袋里掏出记事本,打开看了一会儿,然后把手伸进侧面的口袋里,拿出那位记者放在他手里的那张纸条,设法在记事本里面展开纸条,上面用印刷体写着:    我是彼得·英格莱姆,《奥罗威尔使者报》的记者。美宝·诺格——爱德·代文浦的秘书失踪了。我整天都找不到她,没人知道她在哪儿。昨天下午她几乎把代文浦存在天堂银行里的钱全都取了出来。不要追问我是怎么知道的,因为这是秘密消息。我告诉你这个消息,是因为我想这对你可能会有用,作为回报,你可以让我抢发独家新闻。  梅森折起记事本,把纸条推进去,放回口袋里,向那一群人望过去,直到他遇见了彼得·英格莱姆询问的眼神。  梅森似乎是向众人但却令人意会地点了点头。  “好的,您要是想发电报的话,”海尔德说,“我们能……”  “噢,我想可以等一等,”梅森对他说,“毕竟我们在这儿不会耽搁太久的。”  “希望不会。”海尔德热切地说。  梅森和德拉·斯特里特进了汽车。警长和海尔德坐在前排,海尔德开着车。地方助理检查官名叫奥斯卡·格兰科,年纪比海尔德大些,他不声不响地坐在左边的座位上。德拉·斯特里特坐在中间,梅森坐右边。  车子迅速启动,海尔德直奔法庭开去。  “如果您不介意的话,”他对梅森说,“我们将在警长的私人办公室里进行会谈。”  “什么地方都行。”梅森高兴地说。  他们下了车,警长带路来到了他的私人办公室,办公室里椅子已经仔细地围绕着办公桌摆好了。梅森观察了一下这个地方,断定这里暗藏了麦克风和录音机。  “好吧,请坐,”警长邀请说,“卓那森,你到那里去坐,开始提问吧。”  “谢谢。”卓那森·海尔德坐在了桌子边的转椅里。  其他人陆续就座,海尔德耐心地等到推拉椅子的声音平息了之后才开始问第一个问题——更加证明了会谈正在被录音。  海尔德清了清嗓子,从口袋里掏出一份折叠着的文件,铺在他前面的桌子上,说:“梅森先生,你和你的秘书斯特里特小姐,昨天晚上在天堂。”  “让我想想,”梅森思考着说,“那才是昨天的事?噢,我想是的,检查官先生。出了这么多事儿,简直就像前天发生的一样。不,我想是昨天,是12号——星期,没错儿。”  “你们进入了位于科莱斯弗车路的爱德·代文浦的房子?”  “噢,现在,”梅森和蔼地笑着,说,“我注意到您在读那些问题,海尔德先生。那样的话我就会以为这是一次正式的质询。”  “那有什么区别吗?”海尔德饶有兴致地问。  “噢,区别可大了,”梅森说,“如果我们只是非正式地随便谈谈那是一码事,但是如果你从事先仔细准备好的表格里宣读正式的问题,我就不得不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小心思考了。”  “为什么?”海尔德问道,他的声音马上变得警觉起来,“真相在什么情况下不都是一样的吗?”  “噢,当然,”梅森对他说,“不过,就拿你的最后一个问题来说,你问我是不是进了爱德·代文浦的房子。”  “那,当然可以用是或不是来回答。”海尔德说,他的态度很警觉。  “不,”梅森说,“并非那么简单。”  “为什么不?”  “我们这么说吧,如果这是一次正式的会谈,我就不得不小心使我的回答百分之百准确。”  “好哇,那就是我想要的,我猜也是您想要的。”  “这样的话,”梅森说,“我就不得不说我进入了一座属于爱德·代文浦夫人所有的房子。”  “等等,”海尔德说,“那座房子是爱德·代文浦打理生意的地方,而且……”  “恰恰是这一点,”梅森打断他说,“我要说的就是这一点。”  “我不懂您的意思。”  “你看不出来吗?如果你非正式地跟我谈话问我是否进入了爱德·代文浦在那儿的房子,我就会随意而轻率地回答说。‘当然了’,但是如果这是一个正式的会谈,你问我是否进入了属于爱德·代文浦所有的房子,我就不得不停下来考虑一下了,有很多因素我都得考虑进去。我不得不对自己说:‘我现在代表米日娜·代文浦,爱德·代文浦的遗孀。如果这所房子是共有财产的话,她在爱德死的时候就获得了它的全部所有权;如果这所房子是个人的财产,但是遗嘱把一切留给了米日娜,那么我的当事人也从爱德·代文浦死亡之时起,只需经过遗产执行就获得了它的所有权。’所以,如果我在一次正式的会谈上说我进入过属于爱德·代文浦所有的房子,那就可能被认为是我承认自己知道有份遗嘱,但是却怀疑遗嘱是否有效,或者被认为是,作为代文浦夫人的律师,我愿意承认那所房子不是共有财产。明白我的意思了吗,检查官先生?”  海尔德似乎有些困惑:“我明白你的意思,梅森先生,可是,我的上帝,你太吹毛求疵了,简直是把头发丝再分成几份。”  “如果你在你所提出的正式的问题之间设置了像头发丝那样细微的差别,”梅森说,“那么,当我认为这些头发丝还能再细分时,除了把它们分开我看不出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梅森的笑容令人根本没法发脾气。  海尔德说:“我希望你能非正式地回答我的问题,梅森先生。”  “那好,”梅森说,“现在问题就出来了。毕竟我是代文浦夫人的律师。我还不知道对她是否有刑事犯罪的指控,就我的理解可能会有,那样的话我就是在刑事案件里代表她的律师了。我也是代表她在她丈夫的遗产执行方面的律师,按推测那包括共有财产,可能还有一些别的财产。有一个丈夫的和妻子的关系问题,遗嘱确定了这种关系。不难想象,如果你此时从准备好的表格中向我提问,那么以后,你所提出的问题随时都可以被回忆起来,以原有的措辞予以重复,到那时候我现在所做的某些回答就可能会危及我当事人的利益。比方说,我可能会遇到她是否谋杀了她丈夫爱德·代文浦的问题。在当前的情况下,我想,这是可能的,是吧,检查官先生?”  “我不知道,”海尔德简短地说,“我拒绝做官方的预测。”  梅森说:“我相信您在电话中说过您面临着一些压力。”  “是的。”  “压力,我想,是来自其他郡的司法机关吧。”  “是的。”  “很明显,给您施加压力不仅仅是因为有人曾经不合法地、未被授权地进入了爱德·代文浦的房子,而是有人觉得爱德·代文浦死了,存在一种可能性——请别介意,检查官大人,我现在完全是在谈论给您施加压力的人的心理状态——有一种可能性是代文浦夫人与爱德·代文浦的死有关联。是这样吗?”  “恐怕我不应该直接回答这个问题,梅森先生。”  梅森温文尔雅地说:“根据我对法律的理解,如果一个人谋杀了另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就不能从被害者那里继承任何遗产。您也是这么认为吧,检查官大人?”  “正是。”  “那么,”梅森说,“假如您问我一个有关对某项财产的所有权的问题——再进一步假设那是爱德·代文浦生前所拥有的财产,他在完全有效的遗嘱里把它留给了他的妻子,在正常情况下,财产权应该已经过渡到他遗孀名下。然后,请原谅我的直率——我在回答中暗示出当时那财产并不属于代文浦夫人,那么非常有可能某个人——当然并不是您,检查官大人。因为我知道您讲道德不会贪图这种小便宜——但是有的人,更为具有专业头脑的某个人,可能会使用我说过的话作为证据,表明我曾经承认过代文浦夫人有谋杀罪行,所以不能享有继承权或者是不能得到所有权。”  梅森向后一靠,微笑着面对着三位困惑的质询者,从口袋里掏出香烟盒。  “有人想吸烟吗?”他问。  屋子里一片沉寂。  梅森抽出一只香烟,在烟盒上敲了敲,点燃香烟,轻轻吹了一口烟雾,正好萦绕在几位审问者面前。  “好了好了,等一等,”海尔德说,“我想要审问你,可是似乎是我一直在回答问题。”  “当然了,”梅森说,“我希望先清清楚楚地摆明这次会面的级别。我现在问您,检查官大人,以律师的身份向另一位律师提问,您认为怎样?我应该说那些会在某种意义上影射我的当事人没有资格继承死去丈夫的遗产的话吗?”  “当然不应该,没人让你那么做。”  “正是这样,”梅森说,“所以当你问我关于所属权问题的时候,我不得不非常小心做出回答。您不这么认为吗?”  “我不便于给你什么建议。”海尔德说。  “没错,”梅森表示同意,“我欣赏您的坦诚,检查官大人。既然您所处的位置使您不便于给我什么建议,那么我不得不提醒我自己。话又说回来,您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我不知道,在当前的情况下,我是否有自由评论什么所有权的问题。不过,请继续您的提问吧,我看看是否能做点什么。”  海尔德低头看着他的纸。“你在那所房子里的时候,”他说,“那所属于爱德·代文浦的位于天堂的房子里,你是不是撬了一张办公桌的锁,打开了一个保险匣,拿走了一封写有代文浦亲笔字‘在我死亡时交给警察局’的信?”  梅森停下来,思考着。  “你不能回答那个问题吗?”海尔德问。  梅森绷紧嘴唇,说:“这个问题包含很多因素,我正在脑子里试着把它们分开。”  “什么因素?”  “首先,”梅森说,“你又一次提到了房子的所有权的问题。”  “好吧,我们可以达成一致,”海尔德说,“每次我提到爱德·代文浦的房子时,我指的只是这个词的一般意义,我们现在不去裁决所有权的问题。”  “噢,不,”梅森说,“这只是一个口头上的指令,说我可以不受在此所做陈述的约束。如果只是你和我之间,检查官大人,就完全没有问题;不过,要是遇到一个——嗯,假设说是一个冷血的、精于算计的、无情的律师,而他可能恰恰代表遗嘱的其他继承人,那麻烦可就大了。”  “哪些其他继承人?”  “嗯,”梅森说,“我还没有全部想出来,不过,比方说吧,有莎拉·安赛尔。莎拉·安赛尔的姐姐嫁给了威廉·迪莱诺的弟弟。现在让我们假设,假设有异议说迪莱诺的遗产不应该允许米日娜继承。”  “为什么不?”  “噢,有很多合法的原因哪,比方说,有个问题——请注意这只是一个假设——就是米日娜·代文浦可能会被起诉谋杀了威廉·迪莱诺。”  “不可能,”海尔德说,“她被控谋杀了赫坦斯·帕克斯顿,但是迪莱诺不是被谋杀的,他本来就快死了。”  “这么说,我是得到了您的亲口保证说米日娜不会被起诉谋杀威廉·迪莱诺,是吗?并且我得到了您的保证,说威廉·迪莱诺不是被谋杀的?”  “我没有义务给你任何保证。”  “你看,”梅森说,“我们又回到开始的地方了。我发现自己处在一个非常奇怪的位置上,检查官大人,我非常热切地想与你们合作,可是……”  “你这是什么意思?莎拉·安赛尔可能是遗产的一个继承人吗?”  “这么说吧,”梅森说,“如果由于被控谋杀,米日娜就不能继承迪莱诺在遗嘱里留给她的遗产,那么就会使安赛尔夫人得以继承迪莱诺留给已去世的弟弟名下的财产——是这样吧?老实说我得承认,检查官大人,我还没有查过有关的继承法。”  “我也没有。”海尔德说。  “噢,我们现在最好就查一下。”梅森说。  “不,不,”海尔德说,“我们把事情搞得没完没了扯不清了,我想使问题简单明了,也希望你能给我简单明了的回答。”  “我当然也很乐于那样做,”梅森说,“可是这已经变成了一次正式的听证会,这使问题复杂化了。”  “我正在试着使它非正式。”  “但你说它是正式的。”  “好吧,那要看你指的正式是什么意思了。”  “你从写好的单子上读问题。”  “噢,我是想事先组织好我的思想。”  梅森责备地看着他:“这是准备那张纸的惟一原因吗,检查官大人?”  “噢,当然,”海尔德说,他突然有些窘迫,“我与其他官员们商量过了,他们提出了一些他们想知道答案的问题。”  “你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就把那些问题写下来了?”  “就算是吧。”  “你看看,”梅森说,“你刚才问我的问题是洛杉矶地方检查官提出来的,他只是想确立他的案子的某些理论。而他能以最专业的头脑来分析我的答案。”  “但是你的当事人没有被控谋杀她的叔叔威廉·迪莱诺,她被起诉谋杀了赫坦斯·帕克斯顿。”  “即使声称有这起谋杀,她也有资格得到威廉·迪莱诺的大部分遗产吗?”  “我是这么理解的。”  “威廉·迪莱诺的尸体还没被挖掘出来?”  “没有。”  “为什么没有?”  “因为他是自然死亡。”  “你是怎么知道的?”  “那个男人已经快死了,他已经病危好几个月了。”  “快死的人对毒药免疫吗?”  “你是在暗指你的当事人毒死了威廉·迪莱诺吗?”  “天哪,不是,”梅森说,“我知道她没有。”  “你是怎么知道的?”  “因为我知道她没有毒死任何人。”  “她毒死了赫坦斯·帕克斯顿,”海尔德说,“她可能也毒死了爱德·代文浦。”  “噢,你在说什么呀,”梅森说,“你这是在毫无道理地指控。”  “好吧,我有证据,梅森先生,请支持我的指控。”  “用我不知道的证据?”  “那当然。”  梅森说:“又使事情复杂化了。”  海尔德恼火地说:“我问你简单的问题,你却一直在兜圈子。”  “这可不是兜圈子,”梅森说,“我请您站在我的角度上想一想,您会回答有关财产所有权的问题吗?”  “我没法把自己放在你的位置上,我不能给你建议,我也有令我自己头疼的问题。”  “正是这样,”梅森说,“所以,既然我不能求助于您的建议,既然您害怕负起责任……”  “谁害怕?”海尔德发难道。  “噢,是您哪。”梅森说。  “我不害怕任何事情,”海尔德说,他的脸涨红了,“我并不欣赏你的态度。”  “好的,好的,”梅森和蔼地说,“让我们不要把工作上的分歧带到我们的个人感情里来嘛,检查官大人,我只是说处在您的位置上您害怕负担起给我建议的责任……”  “我不害怕负任何责任。”  “那么您愿意给我建议啦?”  “当然不是。我的位置不是给你提供建议。我代表的是加利弗尼亚州的人民,我代表的是这个郡。你必须自己决定你的责任是什么。”  梅森说:“当然,检查官大人,在我看来您这么回答我是在逃避问题。”  “我在逃避问题?”海尔德喊道。  “一点没错,”梅森说,“您没有正面回答我作为一名代表米日娜的律师,我是否应该回答您的问题。”  “我不能在任何事情上给你建议。”  “那好吧,”梅森说,他的脸上突然展开笑容,好像有了一个彻底的解决办法似的,“您能否向我保证,如果我直接回答您有关所有权的问题,那么我的回答在任何时候不得适用于我的当事人?”  海尔德犹豫了一下说:“嗯,让我想想……我不明白它们怎么会被用上。”  “但是您能确切地向我保证吗?”梅森问,“您能负起这个责任吗?您敢担保吗?”  “当然不能。”  “你看看你!”梅森说。  他靠在椅子上,若有所思地吸着烟,好像正在竭尽全力地寻找打破僵局的办法。  海尔德看着警长,然后又看着他的助手。突然间他说:“梅森先生,您和斯特里特小姐可否稍候我们几分钟?你们就在这儿等,我想和我的同事们商量一下。您,警长,还有你,奥斯卡,跟我到另外一间办公室里去好吗?”  他们三个人离开椅子,拉开门走进第二间办公室。  德拉·斯特里特转向梅森,说:“嗯,你似乎……”  梅森把手指压在嘴唇上,眼睛环顾着整个房间,然后打断她的话说:“我似乎是身处困境,是吧,德拉?我希望和海尔德先生平等相待,我希望坦诚相见。可是我无论如何也看不出我怎么能够忽略这个事实,就是我必须对有关我当事人的问题负责。现在又提出了所有权的问题,那情况可就复杂了。”  “是啊,”德拉·斯特里特说,“就这么几个初级的问题我就看出来了,事情会变得很复杂的,而且地方检查官有几张打印好的纸。”  “其实,”梅森说,“我当然愿意和他们合作了,德拉,但是我们还有别的事情要做呢,我们不能无限期地呆在这儿,真希望他能加快速度。”  德拉·斯特里特微笑着。  梅森冲她眨眨眼,“吸烟吗,德拉?”  “不了,头儿,谢谢。”  梅森靠在椅背上吸着烟。过了一会儿,他说:“但愿他们不会花太长时间去商量。别忘了德拉,我们还有一架租来的飞机正等着呢。而且我还有必须完成的工作。”  过了一会儿,梅森又冲德拉·斯特里特眨了眨眼,说:“好了,德拉,靠在椅子上睡会儿吧。你也够辛苦的了,一整夜都没睡。”  “是啊,我合过一次眼吗?”德拉·斯特里特装模作样地说。  “是呀,”梅森说,“要是能睡着的话你就尽量睡一会儿吧。”  说着,梅森把手指压在唇上,示意德拉不要再讲话了。  “好吧,谢谢。”德拉·斯特里特说着,出声打了个哈欠。  有几分钟屋子里静寂无声。德拉·斯特里特头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梅森若有所思地吸着烟,不时把烟拿在手里放在面前,注视着缈缈轻烟。  终于,另一间屋子的门打开了,三个人鱼贯而入进了房间,他们后面又跟了第四个人。  梅森看着进来的第四个人,说:“好哇,好哇,悉尼·包姆。包姆先生,您好吗?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他起身与悉尼·包姆握手。  包姆微笑着说:“您好吗,梅森先生?您好,斯特里特小姐。”  德拉·斯特里特与他握手,说:“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谢谢。”  椅子又是一阵吱吱呀呀地推拉。  海尔德似乎已经准备好了新一轮进攻。他开始向包姆提问。  “你是天堂的一名警察吗?”  “是的。”  “是警长办公室之外在这里工作的副手吗?”  “是的,先生。”  “昨天晚上你是否被叫到爱德·代文浦的住宅?”  “您是指在科莱斯弗车路的住宅吗?”  “别问我它在什么地方,我在问你问题。”  “噢,我不确定谁拥有那所房子,除了……啊,对了,我知道了,那个女人告诉过我。”  “哪个女人?”梅森问。  “秘书,美宝·诺格。”  “请等一等,”梅森说,“对这种确定所有权的方法我不能坐视不管,我必须提出抗议。”  “我不是在证实所有权,”海尔德愤怒地说,“我只是想让你面对一些我们所掌握的证据。”  “但是你直截了当地问他谁拥有那所房子,”梅森说,“他告诉你说他惟一证据是美宝·诺格说过的话。现在我得说美宝·诺格不是遗产所有权方面的专家,所以她做的任何陈述都只是非直接证据,而且……”  “好了,好了,”海尔德说,“这里不是法庭,我们不是在讨论所有权。”  “但是你提到了所有权的问题。”  “我只是在形容那所房子。”  “那么为什么不用科莱斯弗车路的门牌号来形容?”  “好吧,”海尔德说,“我们就这么说吧,包姆,你被叫到科莱斯弗车路上的一个地方,它在哪儿?”  “到了科莱斯弗车路,一直走到尽头,右手的最后一处——一座果树和遮荫树环绕的错落着的大房子。”  “你脑子里能分清果树和遮荫树的区别吗?”梅森问。  “我能。”包姆说。  “噢,实际上,包姆先生,果树也可以遮荫啊,比方说这些无花果树吧,我想也有人管它们叫果树,还有……”  “好了,等等,”海尔德打断梅森的话,他的声音里强压怒火,“我在进行提问,梅森先生,我现在正在问包姆先生,我请您保持安静。”  “不管包姆先生说的话是不是准确?”  “别管任何事情,”海尔德说,“我要求您保持安静。”  “很好,”梅森说,“我相信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明白我应保持安静,不管包姆先生所做的陈述是否有什么不确切之处。”  “你去了那所房子?”海尔德问。  “我去了。”  “应谁的要求?”  “美宝·诺格。”  “她是谁?”  “我想她是爱德·代文浦的秘书,我在天堂见过她几次。”  “代文浦活着的时候你认识他吗?”  “是的,我跟他交谈过几次。”  “你应美宝·诺格的要求去了那所房子?”  “是的,她打电话报警。”  “你发现了什么?”  “我发现门没锁,灯开着,梅森先生和斯特里特小姐就像是在家里。”  “还有什么?”  “美宝·诺格要求我找一封代文浦先生留给她的信,信是代文浦本人写的,并且留下指令说在他死亡时打开。”  “你做了什么?”  “我找到了那封信——是这样的,我找到了一只保险匣里面有一封未拆封信件,信封上有代文浦先生的字体,写着在他死亡以后把信交给警察局。”  “你怎么处理了那封信?”  “我把它带走监管了。”  “你把信带到这里来了吗?”  “信在您那里。”  “噢,你把它交给我了,对吧?”  “是的。”  “我把它放在桌子里了,再见到那封信时你能辨认出它吗?”  “当然了。”  “你怎么识别呢?”  “因为我把名字写在上面了。”  “还有日期?”  “还有日期。”  “然后你把它怎么样了?”  “我把它交给您了。”  “我们谈论过怎么处理那封信,对吧?”  “是的。”  “放在保险匣里?”  “我相信是的,您告诉我您把它放在保险匣里了。”  “然后今天早上我们又到了一起?”  “是的。”  “我们决定最好看看信里面是什么?”  “是的。”  “我们把它打开了?”  “是的。”  “信里面除了几张白纸之外什么也没有?”  “是这样。”  “然后我们开始检查信封,认为信似乎被开封过?”  “是的,先生。”  “所以我们请来了一位此类问题的专家,他告诉我们说树脂、或者是别的什么,总之是原来附着在信封口上的粘合剂被弄湿过:信封盖被蒸汽熏开,然后又用胶水封了起来,这一切都是发生在过去24个小时之内的事?”  “是的。”  “好,”海尔德说,他转向梅森,“你对此有什么可说的?”  “我要说你问问题速度相当快,”梅森说,“包姆不加思索地回答了它们。”  “不不,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问你对他所做的陈述的准确性有什么可说的?”  “噢,我的天哪,”梅森说,“你太让我吃惊了,你特地告诉我当他的陈述不正确的时候什么都不要说。”  “我的意思是你不要打断我们说话。”  “我相信您当时不是那么说的,您特别地告诉我要保持安静。”  “好吧,那么我现在请您谈谈。”  “从哪方面说?”  “请评论一下包姆的陈述。”  “我非常肯定它们是不正确的,”梅森说,“等一等,包姆先生,请别生气,我想您觉得它们是正确的,但是我认为它们是不正确的。”  “什么地方错了?”海尔德问。  “啊,很多地方。例如,我相信您说过,代文浦在信封上用他的笔体写着当他死亡后把信交给警察局。”  “是说过。”  梅森转向包姆,“代文浦活着的时候你认识他吗?”  “是的。”  “你不知道他死了?”  “我就是现在也不知道他死了,我被告知他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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