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沉默一阵子，继续往前走。　　“想想看，本来有多少种办法可以避免这次事故啊，”凯西说，“维修人员在保养服务出现不正常之后，就应该检查支架的结构性损伤。但他们没这么做。大陆航空公司使用叉式升降车已经出过两次摔坏支架的事，他们本可以告诉美航公司这种操作程序的危险性，但他们没有。道格拉斯公司向美航讲过大陆公司出的问题，但美航丝毫没有引起注意。”　　里奇曼摇摇头。　　“事故发生后，道格拉斯公司还不能就说这是个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因为美航公司是个宝贵的客户。于是道格拉斯公司就不把真相说出来。在所有的诸如此类的事件中，故事总是一样的——真相永远不会暴露，除非传媒把它挖出来示众。但是，事情的真相是极为复杂的，对电视而言并非易事……于是他们只有播放这段录像。这段事故录像显示了左发动机坠落，飞机向左转，然后整个飞机坠毁。这段图像暗示飞机的设计极为拙劣草率，道格拉斯公司事先没能预见到会发生支架故障，没能把飞机制造得能逃脱这种事故。这种暗示是完全不准确的。但道格拉斯公司再也没卖出去一架DC—10型飞机。”　　“好吧，”里奇曼说，“我想你不能责怪传媒的做法。他们并不制造新闻，他们只是报道消息而已。”　　“那是我要说的，”凯西说，“他们并没有报道这条消息，它们只是放了这段录像而已。这次芝加哥空难对我们这行来说是个转折点。这是历史上头一回一种好飞机被新闻界扼杀。事情最后是全国交通安全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它是12月21日发表的。人们当时正忙着过圣诞，没有人有心思注意这个。”　　“所以现在，当波音公司推出他们的新型777飞机时，他们安排了一个完整的新闻宣传活动，时间上和首航仪式相吻合。他们允许一家电视公司拍摄连续几年的研制开发过程，最后形成了在公共电视网上播出的六集纪录片。跟着他们还出了一本书。他们想尽一切办法预先就为飞机创造出一个良好的形象，因为他们下的注太大了。”　　里奇曼陪着她继续走。“我不能相信传媒有那么大的力量。”他说。　　凯西摇摇头。“马德的担心是对的，”她说，“如果传播界有人掌握了545号航班的事，就是说N—22型飞机在两天里出了两场事故。我们就会倒大霉了。”2《新闻线》/纽约下午1时54分　　曼哈顿中心区每周电视新闻特写《新闻线》节目第23层楼的办公室里，詹妮弗·马龙正在编辑台上审看采访查尔斯·曼森的录像。她的助手黛伯拉走进来，在她的办公桌上丢了一份传真，随口说道：“帕西诺不干了。”　　詹妮弗敲了一下暂停键。“什么？”　　“阿尔·帕西诺不干了。”　　“什么时候？”　　“10分钟前。他只跟马蒂简单说声不干了，然后就抬脚走人。”　　“什么？我们在坦吉尔拍了四天外景素材。他这个节目周末就要播出了——他的节目足足有12分钟啊。”《新闻线》是观众最多、收视率最高的新闻特写类电视节目，在《新闻线》上露上12分钟的脸，那是一种花多少钱也买不来的风头啊。好莱坞那些明星们没一个做梦不想着上这档节目亮相的。“发生什么事了？”　　“马蒂在化妆的时候和他闲聊，提起帕西诺已经有四年没怎么轰动过了，所以我猜他大概是给得罪了，于是就跑了。”　　“正在录制的时候？”　　“不，是在录之前。”　　“耶稣啊，”詹妮弗说，“帕西诺不能这么干。他的合同规定他得上这档节目，这是几个月前就定下来的。”　　“是的，不过他还是跑了。”　　“马蒂说什么？”　　“马蒂很恼火。他说，他想指望什么？这是新闻节目，我们当然问那些有劲儿的问题。你知道，典型的马蒂作风。”　　詹妮弗咒骂了一声。“这恰好是大家担心的事。”　　马蒂·瑞尔登是个臭名在外、生硬粗暴的采访者。尽管他两年前就离开新闻部到专题部的《新闻线》来工作——工资比以前高得多——他还是把自己当成个新闻记者，虽然固执己见，但也公平讲理，不受别人摆布——尽管实际上他喜欢让被采访者难堪，喜欢当场问一些纯属私人的问题让他们出丑，即使这些问题和节目本身没有任何关联。没有人愿意用马蒂来做帕西诺这段节目，因为他不喜欢名流，也不喜欢做“吹捧性的小段子”。但是因为通常做名人访谈段子的弗朗西斯正在东京采访公主，只好临时找马蒂凑数。　　“迪克找马蒂谈过没有？我们还能把这个节目抢救下来吗？”迪克·申柯是《新闻线》的执行制片人。只花了三年时间，他就巧妙地把这个夏季临时顶替性的节目，做成了一个扎扎实实的收视率极高的黄金时段节目。所有的重要决策都是由申柯做出的，而且他也是唯一有足够影响力的人，能对付马蒂这种不听话爱虚荣的家伙。　　“迪克还在和厄尔利一起吃午饭。”申柯和电视网总裁厄尔利的午餐总要拖到下午很迟的时候。　　“所以迪克还不知道？”　　“还不知道。”　　“太棒了。”詹妮弗说着看了看手表，现在是下午两点。如果帕西诺不干了，他们就得想方设法把这个12分钟的窟窿填上，只剩下不到72个小时了。“我们还有什么现成的录好的素材吗？”　　“什么也没有。特里萨嬷嬷的节目复映前正在重新剪辑，而米基·曼托还没做好。我们现在只有那个轮椅少儿棒球赛的小段子。”　　詹妮弗嘟哝一声：“迪克不会同意上这个段子的。”　　“我知道，”黛伯拉说，“这种段子没意思。”　　詹妮弗捡起她的助手丢在写字台上的那份传真件。那是一份哪个公关公司发来的新闻稿，每个新闻专题栏目每天都会收到几百份这种东西。像所有的这类传真件一样，这一份的格式也让人看上去觉得像是一个完整的新闻特写，上方还有个标题。标题是：　　因继续存在对适航性的忧虑，欧联航推迟向N—22型宽体喷气客机颁发许可证　　“这是什么？”她皱着眉问。　　“海克特说是给你的。”　　“为什么？”　　“他认为这里头可能有点名堂。”　　“为什么？欧联航是什么玩艺儿？”詹妮弗扫视了一下传真件的内容。里头有很多术语，密密麻麻令人费解。她心想，没画面有什么用。　　“很显然，”黛伯拉说，“这和迈阿密起火的那架是同一种飞机。”　　“海克特是想做一个有关飞行安全的段子吗？祝他走运。所有的人都看过那架飞机起火的录像了，再搞就没什么意思啦。”詹妮弗把传真件朝旁边一扔。“问问他还有什么别的没有。”　　黛伯拉走开了。詹妮弗独自一人凝视着她面前的屏幕上查尔斯·曼森的静像。她接着把图像关掉，决定想一会儿。　　詹妮弗·马龙，今年29岁，是《新闻线》历史上最年轻的分段制片人。她进步很快，因为她干得的确出色。她很早就显示了出众的才华。当她还是布朗大学的本科生时，她像黛伯拉现在那样利用暑假当实习生，工作经常干到深夜，在奈克斯终端机前忙个不停，分析各个通讯社的消息。然后终于有那么一天，她提心吊胆地去见迪克·申柯，建议拍一段那个非洲新出现的古怪病毒和医生在现场奋力抢救的片子。这样就产生了那个著名的有关埃博拉病毒的段子，成为当年《新闻线》节目最大的突破性成果，也为迪克·申柯获得了一项皮伯地奖。然后她马不停蹄地搞了达利尔·斯特劳贝、蒙大拿露天采矿和易洛魁印第安保留地设赌场等几个段子的制作。在人们的记忆里，还从来没有大学实习生做的段子播出过，更别说四个了。申柯宣称他喜欢她的胆识与活力，并主动提议给她正式的职位。她的聪颖美貌和名牌大学背景也没有任何不利影响。第二年的6月，她从大学一毕业，就正式到《新闻线》工作了。　　这个专题节目有15名制片人分别制作小段子。每个人都分派到一名主持人。每个制片人应该每两周就做成一个段子并且播出。平均每个段子要花四个星期的时间才能做好。经过两周的案头研究之后，制片人和迪克会面以获得他的批准。然后他们去现场查看和拍摄素材与背景材料，并且做好间接采访。报道情节由制片人设计确定，然后请一名电视明星来主持讲述。通常这个电视明星乘飞机来，只和摄制组一起呆一天，拍几个现场直播的镜头和直接采访，然后飞到下一个摄制组去拍另一段节目，留下制片人去干剪辑的活儿。有时候，在播出之前，那个明星会来到演播室，朗读制片人准备好的稿本，并且给画面配上画外音。　　当这个段子终于播出的时候，摄像机前的明星会表现得像个真正的记者。《新闻线》节目保护着它的明星们的名声，但实际上制片人才是真正的记者。制片人挑选报道线索，研究材料，设计和确定情节，撰写稿本和剪辑磁带。摄像机前的明星只是按他们说的去做而已。　　这是个令詹妮弗喜欢的体制。她有相当大的权力，但喜欢躲在幕后，自己的名字不为人所知。她发现隐姓埋名是很有用的。进行采访时，她常常被误认为是个无关紧要的人，被采访的人说起话来就很自由放松，即使磁带在转。有时候，被采访者会问：“我什么时候能见到马蒂·瑞尔登呢？”她就会严肃认真地回答说还没定下来，并继续问她的问题。　　事实上，报道是她做的。她才不关心是不是那些明星们得到了声望呢。“我们从来不说是他们做了报道，”申柯会说，“我们从没有暗示说他们采访了什么人，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做采访。在这个节目里，主持人并非是明星，明星是这个报道本身。主持人只是个向导——领着观众深入到报道里头去。他是观众所信任的人，是他们情愿请回自己家作客的人。”　　这一点也不假，她心里想。而且不管怎么说，换种办法做也没有时间。像马蒂·瑞尔登这类传媒明星，他们的时间安排比美国总统还要紧张，而且恐怕名气也更大，在街上更容易被人认出来。你不能指望马蒂·瑞尔登这种人去浪费宝贵时间做那些艰苦繁重的准备工作，在那些真真假假的线索面前迟疑不决，辛辛苦苦地把一篇报道串接起来。　　就是没有时间啊。　　这就是电视：时间永远不够。　　她又看了看手表。迪克要到3点或是3点半才会吃完午饭回来。马蒂·瑞尔登决不会向阿尔·帕西诺道歉。所以，当迪克吃完午饭回来的时候就会大发脾气，臭骂瑞尔登一顿——然后就是心急火燎地要另找个段子堵这个窟窿。　　詹妮弗还有一个钟头的时间来给他找到这样一个段子。　　她打开电视机，然后漫无目的地换着频道。她又看了看办公桌上的那份传真件。　　因继续存在对适航性的忧虑，欧联航推迟向N—22型宽体喷气客机颁发许可证　　等一等，她心里想。继续对适航性表示忧虑？这是不是说一直存在飞行安全的问题？如果是这样的话，这里头就可能会有值得报道的故事。不是空中安全——那已经搞过成千上万次了。那些关于空中交通管制的无休止的报道，他们怎样还在使用60年代的电脑啊，系统如何过时呀等等，像这样的报道只会使人们忧虑不安。观众们不能认同，因为他们对此无能为力。但要是某种特定的飞机有问题呢？那就是个产品安全的内容了。不要买这种产品。不要乘这种飞机。　　那可能会非常、非常有效的，她想。　　她拿起电话，开始拨号。5号飞机库上午11时15分　　凯西找到罗恩·史密斯时，他正在前轮后头的备件舱里。他的电气小组正在四周辛苦忙碌着。　　“罗恩，”她说，“给我讲讲这个故障清单的事。”她随身带来了这份清单，有10页纸。　　“有什么情况？”　　“这里一共有四个AUX的读出数据，它们指的是什么？”　　“这很重要吗？”　　“我还说不上来。”　　“好吧，”罗恩叹口气说，“第一个AUX是辅助发电机，就是尾部涡轮。第二个和第三个AUX是重复线路，用于系统更新之需。AUX COA是客户选购增加件的辅助线路。这是由客户确定是否要加装的，好比快速存取记录仪，但这架飞机上没有。”　　凯西说：“这些线路在单子上登记的是零值，这是否表示它们被用过了？”　　“那倒不一定，暂时设定为零，所以你得检查它们。”　　“好的。”她把数据单折起来收好，“邻近传感器故障是怎么回事？”　　“我们现在正在检查。我们可能会找到什么东西。不过听着，故障数据读出的只是瞬间记录，我们永远不能只用这些瞬间记录就查出来这架飞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需要数字式飞行数据记录仪的资料。你一定要给我们搞到它，凯西。”　　“我一直在催罗伯·王……”　　“催狠点，”史密斯说，“飞行记录仪是关键。”　　她听到从飞机背面传来痛苦的嘶叫声：“见鬼！我真不敢相信！”　　这声音是肯尼·伯恩发出来的。　　他正站在左发动机后的平台上，怒不可遏地挥着胳膊。他身旁的几个工程师都直在摇头。　　凯西走过去。“你找到什么了？”　　“让我先数数，”伯恩说着指了指发动机。“首先，冷却剂的封条装错了。某个维修站的白痴把它装反了。”　　“影响飞行吗？”　　“迟早会的，是的。这还没完，看看这个反向推进器的内藏整流罩吧。”　　凯西爬上脚手架，走到发动机背后，工程师们正在仔细查看反向推力装置打开的整流罩内里部分。　　“让她看看，伙计们，”伯恩说。　　他们用一盏工作灯照亮了一个整流罩的内里表面。凯西看见一个结实的钢质表面，精确的曲面，上面覆盖着发动机里喷出来的细微炭黑。他们把灯靠近普拉特与惠特尼公司的徽记，这是一个靠近金属轴套附近的浮雕图案。　　“看见它了吗？”肯尼说。　　“什么？你指的是部件标志？”凯西问。普拉特与惠特尼公司的商标是一个圆圈，圆圈里头是一只鹰和字母P与w。　　“对，就是那个标志。”　　“它怎么啦？”　　伯恩摇摇头。“凯西，”他说，“老鹰倒过来了，它面对的方向是反的。”　　“噢。”她没注意到这点。　　“你看，普拉特·惠特尼公司会把他们的老鹰弄倒过来吗？这是个冒牌货，凯西。”　　“好吧，”她说，“这影响了飞行吗？”　　这是个关键性的问题。他们已经在飞机上发现了假冒的部件。艾莫斯说过会有更多的假货，他所说的已经无可怀疑地证明是正确的。但问题在于，它们中的任何一件在事故发生时影响了飞机的飞行状况吗？　　“可能的，”肯尼边说，边跺着脚乱转，“但我没办法拆掉这台发动机，老天爷。那至少还要两星期时间。”　　“那我们怎么才会发现呢？”　　“我们需要那个飞行记录仪，凯西。我们必须得到那些数据。”　　里奇曼说：“你要我到数字部那边去看看吗？看看王那边有什么进展？”　　“不，”凯西说，“那不好。”罗伯·王可能会不高兴的。给他加压于事无补。他会愤然出走以示抗议，两天都不回来。　　她的手机响起来，是诺玛打来的。　　“这才刚开头，”她说，“杰克·罗杰斯来电话找你，《洛杉矶时报》的巴里·乔丹和《华盛顿邮报》一个叫温斯洛的也来过电话。还有《新闻线》也要求提供N—22的背景材料。”　　“《新闻线》？那个电视专题节目？”　　“是的。”　　“他们在做这个节目？”　　“我想不是的，”诺玛说，“听起来像是无目的的调查。”　　“好的，”凯西说，“我再给你打吧。”她在飞机库的一个角落里坐下来，拿出她的拍纸本。她开始罗列出一个新闻一揽子介绍中需要包括的文件清单。联邦航空局新型飞机的许可证颁发程序简介；联邦航空局向N—22型飞机颁发的许可证；联邦航空局去年关于飞机安全的报告；公司关于自1991年至今N—22型飞行安全的内部报告——纪录是非常出众的；每年经修订的N—22型飞机宣传材料；联邦航空局关于飞机维修的通告——只有很少几份；单页的飞机特性简介；有关速度与航程、大小与重量的基本统计数字。她并不想一次头发出太多的东西，以上这些材料将包含最基本的内容。　　里奇曼正注视着她。“现在该干什么？”他说。　　她把纸撕下来，交给他。“把这个送给诺玛，叫她准备一套向新闻界提供的材料包，然后把它发给任何索要的人。”　　“好的。”他盯着清单看，“我不能肯定我是不是看得明白——”　　“诺玛会明白的，只须把这个交给她就行了。”　　“好的。”　　里奇曼走了，开心地哼着曲子。　　她的手机又响起来，是杰克·罗杰斯直接打给她的：“我不断听到有关机翼生产补偿的事。我听说诺顿正把生产机翼的装备运往韩国，但最后将从那里转船运到上海去。”　　“马德和你谈过吗？”　　“还没有，我们只是互相在电话上留了言。”　　“和他先谈谈，”凯西说，“然后再去干你想干的事。”　　“马德愿意公开他的谈话吗？”　　“你和他先谈谈嘛。”　　“好吧，”罗杰斯说，“但他会否认这事的，对吧？”　　“和他谈吧。”　　罗杰斯叹了一口气。“听着，凯西。我可不想手里有了消息捂着不报，然后过了两天从《洛杉矶时报》上读到它。你在这件事上得帮帮我。机翼装备的事到底有还是没有？”　　“我什么也不能说。”　　“让我这样讲，”罗杰斯说，“如果我写有几个诺顿公司高级消息来源否认机翼将移往中国生产，我想你不会有意见吧？”　　“我不会的，不。”　　“好，凯西。谢谢你。我会给马德去电话的。”　　他挂断了电话。《新闻线》下午2时25分　　詹妮弗·马龙按传真件上的号码挂了电话，要求找上面列出的联系人：艾伦·普赖斯。普赖斯先生还在吃午饭，于是她就和他的助手威尔德女士讲话。　　“据我了解欧洲方面推迟向诺顿飞机颁发许可证。这是怎么一回事？”　　“你指的是N—22型飞机？”　　“不错。”　　“好吧，这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所以我希望不要正式发表我的意见。”　　“该怎么做？”　　“只提到是背景性材料就行了。”　　“可以。”　　“在过去，欧洲方面接受美国联邦航空局向新型飞机颁发的许可证，因为这种许可被认为是非常严格的。但近来欧联航对美国方面颁发许可证的程序一直持怀疑态度。他们觉得美方的机构，也就是联邦航空局，和美国的制造商们穿连裆裤，有可能降低了颁发许可证的标准。”　　“真的吗？”这太好了，詹妮弗想。无能的美式官僚机构。迪克·申柯喜欢这类故事。况且联邦航空局多年以来一直受到非议，这里头一定有许多不可外扬的丑事儿。“有什么证据吗？”她问道。　　“好的，欧洲方面发现整个体制让人很不满意。举个例子来说，美国联邦航空局自己甚至不保存与许可证有关的各类文件。他们让飞机公司自己来保存这些文件。这似乎太过于草率了吧。”　　“啊哈。”她记下来：　　——联邦航空局和制造商朋比为奸。腐败！　　“不管怎样，”那女人说，“如果你想得到更多情报的话，我建议你直接打电话给欧联航，或者是空中客车公司也行。我可以给你号码。”　　她反其道而行之，先给联邦航空局打电话。她给转接到他们的公共事务办公室一位名叫威尔逊的男人。　　“我听说欧联航拒绝向诺顿的N—22型飞机颁发许可证。”　　“是的，”威尔逊说，“他们相当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拖延着不办这事。”　　“联邦航空局已经向N—22发放过许可证了？”　　“噢，当然。在这个国家里，没有联邦航空局自始至终对设计以及制造程序的批准许可，你是一架飞机也不能造的。”　　“你们保存与许可证有关的各种文件吗？”　　“不，这些文件由制造商自行保管。诺顿公司保管N—22的全部文件资料。”　　啊哈，她心里想，果然是真的。　　——诺顿保存许可证有关的文件，不是联邦航空局。　　——狐狸守护鸡窝？　　“由诺顿自己保存这些文件是否让你觉得不安？”　　“不，一点也不。”　　“你认为颁发许可证程序是恰当的吗？”　　“噢，当然。如我所说，这种飞机五年前就获得了许可。”　　“我听说欧洲方面对颁发许可证的整个程序极为不满。”　　“好吧，你知道，”威尔逊说话中有了一种圆滑的口气，“欧联航是个较晚才建立的机构，不像美国联邦航空局，他们还没有法律承认的权威。所以，我认为他们目前还处在试图决定如何开展工作的阶段。”　　她给设在华盛顿的空中客车公司办事处打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个叫塞缪尔森的销售人员。他很不情愿地承认他也听说了欧联航推迟发放许可证的事，尽管他并不了解更多的细节。　　“但诺顿公司近来出了不少问题，”他说，“比如说，我认为他们和中国谈的这笔生意就不像他们装出来的那样笃定。”　　这是她第一次听说中国生意。她写道：　　——中国生意N—22？　　“我是说，咱们挑明讲吧，”塞缪尔森继续说，“空中客车A—340从任何一个方面来看都是现在最高级的飞机。它比诺顿宽体客机要新，有更长的有效航程，在各方面都更优秀。我们一直在向中国方面说明这一点，他们也开始理解我们的观点。不论怎样，如果要我猜的话，我会推测诺顿向中国出售飞机的事要泡汤。当然，对安全的担忧是做出最后决策的部分原因。请不要公开消息来源，我认为中国人担心那种飞机不安全。”　　——中方认为飞机不安全。　　“我应该和谁谈这方面的事呢？”她问道。　　“哦，如你所知，中国人一般不愿和人讨论正在进行的谈判，”塞缪尔森说，“但我认识商务部的一个人，他也许可以帮助你。他在进出口银行，向海外贸易提供长期信贷。”　　“他叫什么名字？”她问。　　他名叫罗伯特·戈登。商务部总机接线员花了15分钟时间才把他找到。詹妮弗一边等，一边心不在焉地在纸上涂抹。末了，秘书说：“我很抱歉，戈登先生在开会。”　　“我是《新闻线》的，”她说。　　“哦，”片刻停顿，“请再等一等。”　　她笑起来。这一招很灵，屡试不爽啊。　　戈登来接电话。她向他了解欧联航许可证和诺顿向中国出售飞机的事。“这笔生意遇到了风险，这是真的吗？”　　“每一笔飞机销售在完成签约之前都有风险，马龙女士，”戈登说，“不过据我所知，向中国出售飞机的交易目前情况很好。我的确听到有谣言说诺顿和欧联航之间在欧洲市场准入的问题上有麻烦。”　　“那是什么样的麻烦？”　　“好吧，”戈登说，“我确实不是飞机专家，但公司有不少问题。”　　——诺顿有问题。　　戈登说：“昨天在迈阿密发生的事。你也肯定听说过在达拉斯出的事故。”　　“达拉斯是怎么回事？”　　“去年，他们的一台发动机在跑道上起火。所有的人都从飞机上跳下来。不少人从翅膀上往下跳时摔断了腿。”　　——达拉斯事件——发动机/摔断腿。录像带？　　“我不知道你怎么想，”戈登说，“但我不怎么喜欢乘飞机，而且，啊，耶稣基督，人们从飞机上往下跳，这可不是我想乘的飞机。”　　她写道：　　——从飞机上跳下来！　　——不安全的飞行。　　在这两行下面，她又用大写字母写下：　　死亡陷阱。　　她给诺顿公司去电话了解他们那方面的看法。她接通了一个名叫本森的公关负责人。他说起话来拖腔拉调，像是半睡半醒。她决定毫不客气地单刀直入，狠狠给他一击。“我想向你了解达拉斯事件。”　　“达拉斯？”他的口气听起来像是吓了一跳。　　“去年，”她说，“你们发生过一次发动机起火，迫使乘客跳机的事件。有人把腿也摔断了。”　　“噢，对。那是一次与737有关的事件，”本森说。　　——与737有关的事件。　　“好吧，关于这个，你能谈些什么呢？”　　“什么也没有，”本森说，“那不是我们的飞机。”　　“哦，得了吧，”她说，“听着，我已经知道这次事件了。”　　“那是波音公司的飞机。”　　她叹口气。“耶稣啊，得了吧！”这些搞公关的家伙设置障碍的方式是那么单调乏味，就好像一个爱刨根问底的记者永远也发现不了真相似的。他们似乎以为只要他们不向她讲真话，就不会再有别人讲了。　　“我很抱歉，马龙女士，但是那架飞机不是我们造的。”　　“好吧，如果事情果真如此的话，”她说，口气里带有明显的讥刺，“我想你可以告诉我怎样才能确认这一点。”　　“可以，女士，”本森说，“你先拨长途区号206，问问波音公司，他们会帮助你的。”　　咔哒一声电话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