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说，王树，虽然我一辈子都待在书斋里，但外面的世界，我还是知道一些的。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在外面什么都没有，没工作，没地位，她怎么混呢？我爸看了看我说，我看她的样子有点妖冶：我知道我爸话里的意思，他怀疑方静不是个正经女人，知识分子特有的含蓄让他不好意思直接把话说出来。我说，她是个演员，演员是这样的。我爸意味深长地看着我，过了好久他才说，你想好了？我点了点头。我爸说，那我就不说什么了，你好自为之：说完，他转过身说，我看会儿书，你去陪陪小方，她一个人人生地不熟的，会不自在。从我爸的书房出来，儿子已经做完了作业，我妈正在给他削苹果，苹果皮还连在苹果上，成一条直线。方静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我妈没有和她说话，她们之间也没什么好说。睡觉时，方静问我，你爸和你说什么了？我说，没说什么。方静说，真没说什么？我说真没有。方静转了个身说，他们好像都不喜欢我。我说，没什么，知识分子都这样的，骨子里谁都看不起，见了皇帝也热情不起来，他们对你算好的了。在家里待了几天，见了几个朋友，喝了几次酒，我们把结婚证领了。我们不准备办酒，这个年龄结婚已经是挺尴尬的事情了，再办酒，那就更尴尬了。更重要的是，我爸妈似乎也没有办酒的意思。领证那天，我们一家人出去吃了个饭，算是庆祝。方静给我儿子买了件衣服，红色的。儿子接过衣服时，什么都没说。我妈摸了一下儿子的头说，还不谢谢阿姨？儿子冷淡而温顺地说了声，谢谢阿姨。方静说，不用。说完，想伸手摸一下儿子的头，儿子躲开了。和朋友一起时，方静显得自在了一些。在北京待了那么多年，她身上多少有点京城的味道。吃饭时，他们经常问起老那。我说，老那现在红了，说不定过几年就大师了。他们就笑，说，就他？老那的《祭奠孔子》他们都听说了，很有些不以为然。用他们的话说，那是瞎鸡巴整。一般都是如此，一起混大的哥们儿，我们是难以想象他是大师的，他在我们的心目中始终是个俗人，不管他名气多大。在黄城，哪里都能让我想起老那来。走过以前我们常去的那间酒吧，我还能想起小美和小丽。她们都嫁人了吧。老那表面很油滑，油滑得让人感觉有点流氓，但实际上，老那大概也算是个单纯的人。我是见过老那哭过一次的。说起来也是多年以前了。是啊，多年以前，现在我说起什么都是多年以前。老那很少回黄城，实际上也跟他哭的那次有关。那会儿，老那还年轻，二十多岁，头发长长的。客观地说，老那算是个漂亮小伙子，大腿长长的，肩膀宽阔，鼻子有点像新疆人。老那有一个漂亮的女朋友，他从小学美术教师的位置上辞职后，女朋友没有随着他辞职而更换。我见过那个姑娘，姓杨或者姓张，具体我忘了，我们就叫她小杨吧：小杨刚刚从师范毕业，教语文，正是充满幻想的年龄，热爱艺术家。在别人看来，老那也许是不成器，是个浪荡子弟，在小杨眼里，那全是艺术家气质。他们好得跟一团漆似的，化都化不开。这个都没关系，那时候的黄城虽然并不开放，但也不至于容不下一对小情侣。问题是，喜欢小杨的不仅仅是老那一个人。学校还有一个教数学的，据说是教办主任的儿子，也喜欢小杨，问题就大了。小杨喜欢老那，不喜欢数学老师，这让数学老师很没面子。他死缠烂打非要喜欢小杨，小杨越不情愿，他追得越紧。老那没把这事放在心上，甚至，他多少还有点骄傲。你有工作怎么着？你教办主任的儿子怎么着？小杨就不喜欢你，她喜欢我！你失落了吧，你挫败了吧？我保证老那当时就是这么想的，他得意忘形了。突然有一天，谣言就出来了，说老那耍流氓。那事要放在现在，根本就不是个事。老那说，他其实没耍流氓，就是让小杨脱光了给他做模特。对学美术的来说，画裸体模特根本就不是个事，正常的练习而已。在当时的黄城，这件事像长了翅膀一样，越传越离谱，传到最后几乎成了日本三级片的版本。小杨当时刚从师范毕业，她父母觉得老那让小杨的声誉受到了巨大的影响，他们在黄城简直抬不起头来。你想想，一个不到二十的小姑娘，什么都让人看了，说不定还干了，以后还怎么嫁人？其实背地里干了也不要紧，问题是如果人人都知道这个女人被人干了，而且干得据说还很变态，这个女人的道德就很成问题了。老那不知道这事是怎么传出来的，但他肯定是数学老师传出来的。他咬牙切齿地骂道，他妈的小畜生肯定跟踪我们了。我说，老那，别说了，说什么都没用。出了这事，小杨就不肯和老那约会了，一直躲着老那。这事还没完。小杨的父母找到老那家，要老那赔偿损失，说老那强暴小杨了。老那觉得冤，但这冤是没地方说的，他和小杨是发生过性关系的。小杨的父母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得惊天动地。老那他妈拿着扫帚追着老那打，老那一边跑一边喊，我没有强暴小杨，我们是自愿的！如果老那不喊那么一嗓子，这事闹一闹可能就过去了。老那这么一喊，全世界都知道小杨和老那上过床了。小杨父母找到老那家哭闹，可能也就是想找个说法，让老那还小杨一个清白，如果老那打死不承认他画过小杨的裸体，甚至干脆说他和小杨什么关系都没有，这事也就完了。他这么一喊，小杨父母就下不了台了。老那后来说起这事，狠狠抽了自己两个耳光说，我怎么就这么笨呢，我怎么就这么笨呢！发展到最后，这事几乎成了一场闹剧。老那，小杨，小杨父母，老那父母坐在一起对质，要搞清楚到底是小杨自愿的，还是老那强暴的。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小杨作为一个年轻姑娘，无论如何说不出口她是自愿的？她说：是老那骗我的！骗虽然比强暴好一点，但起码说明小杨不是自愿的，她给自己的理由是年少无知。小杨一说完，老耶轰的一下就跳起来了，他看着小杨，像不认识小杨一样。最后，他克制住了。他说，那你想怎样嘛！小杨没说话，小杨她爸说，你们赔五千块钱，摆酒道歉！老那心灰意冷地说，随你们的便吧！五千块钱，赔得老那他妈哭了四五天，她一边哭一边骂，那孟北，你是个畜生啊！五千块钱啊，老娘辛苦一年，你打几炮就没啦！我操你妈呀!哭归哭，骂归骂，钱最后还是赔了。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老那有些消沉。他说，王树，我是不敢再相信爱情了。过了几个月，小杨结婚了，嫁的是追她的数学老师。他终于还是得手了。小杨出嫁那天，老那找我喝酒。喝到一半，老那说，王树，小杨前天找我了。我愣了一下。老那说，小杨跟我说，她不爱数学老师，她爱我。我说，老那，有意思吗？老那说，没意思。我说，算了。老那说，我跟小杨上床了。我说，我知道。老那说，你不知道。不是以前，是前天。我有些惊讶。老那接着说，小杨找到我说，你恨我吧？我说不恨，我只是不明白。小杨说，不明白算了。小杨说，你想和我上床吧？我要结婚了。我说，想。小杨和我去了酒店。一进酒店，小杨就把自己脱光了。小杨躺在床上说，老那，我知道你恨我，你觉得我负了你。我说，没，怪我自己。小杨说，什么都别说了，你操我吧，怎么解恨怎么操。我说，你操了？老那说，操了，我操了她一个晚上，早上起床，小杨连路都走不好。临走时，小杨对我说，老那，我不欠你的了。我负了你，现在你操了别人老婆了，你给我老公戴绿帽子了，这账算是扯平了。我说，这他妈算什么事！老那没说话，拿起杯子喝酒。喝着喝着，老那说，王树，我想哭。刚一说完，老那就哭了起来，他哭得那么大声，浑身都在抽搐。我送老那回家，路上他都在哭，他哭得肆无忌惮，路边的人看着我们。我说，喝多了，喝多了。哭完那场，老那很长时间没提小杨，直到我们去了北京。老那偶尔回黄城，回到北京，他必须汇报的内容之一是小杨。小杨离婚了，小杨又结婚了，小杨生孩子了。关于小杨的内容总是在变化，唯一不变的足，我和小杨做爱了。每次回黄城，老那都会和小杨做爱，似乎成了一个仪式。他们大概是通过这个仪式来表达着什么，或者抗议着什么。他们的抗议是无力的，他们唯一能抗议的是他们的身体。老那有时候很迷惑地对我说，王树，我真的已经不爱小杨了，她胖了，老了，一点也不能吸引我。但我为什么每次回来还要和她做爱呢？5我们回到北京，天已经很冷了，虽然已经是春天。我不喜欢北京的春天，本该万物发芽的季节，依然是灰蒙蒙的，没有一点复苏的迹象。这个城市太大了，太大的城市，人是渺小的，小得连一颗尘埃都不是。在北京那些年，我见过多少流浪艺术家，见过多少夸夸其谈怀才不遇的“天才”？我不记得了。我唯一记得的是它的冷，干瘦，冷得空洞而没有任何内涵。我喜欢丰富的城市，有细微的变化。 我和方静住在我租的房子里。结婚前，方静和我说过，希望结婚后我们能换一个城市生活。我想也是。我们拿出中国地图，由北至南地逐个筛查，好像我们是整个中国的主人，好像所有的城市都张开了双臂等着欢迎我们，就像在高速公路出口看到的那样“××人民欢迎你”。那段日子，我和方静在地图上画了很多圈，那都是我们考虑过的城市。我们一开始希望那个城市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不要太热，也不要太冷，生活成本不要太高，最好风景优美，如果还能有良好的人文环境，那就更好了。后来我们沮丧地发现，这样的城市大概在天上，我们是没有那个福气的。经过大半个月的讨论后，我们选了海城。对海城我们是满意的，它并不符合我们所有的条件，但也行了，我们也不是什么杰出人士，轮不到我们挑三拣四。打定主意后，我们开始收拾东西，准备搬家。其实我们没什么东西需要收拾的，除开几件衣服，其余的东西都可以让旧货店的人来搬走，全部搬走估计也值不了一千块钱，行啦，够买两张车票就行了。我给老那打电话说，老那我要走啦！老那说，你不是刚回来吗？我说，我要离开北京了，我要去海城。老那说，决定了？我说，决定了。老那说，那好吧，我来看看你吧，也算给你送行。我们约好周末见面。老那过来时，我和方静正在想怎么处理我的那些画。我说，扔了算了。方静严肃地说，那可不行，你画的呢。我说，我算个球，这画送人都没人要。方静说，王树，我不喜欢你这么说。方静把那些画看得很重，这让我很欣慰，至少说明它们在方静的心巾还有点价值。老那推门进来，看到方静，有点尴尬，还是说，嫂子也在啊。老那说，天冷，我们找个地方吃火锅吧。我说，好。我们找了家火锅店，要了个小房间。天冷，房间里热气腾腾。我坐在中间，老那在我左边，方静在我右边。喝了点酒，气氛慢慢就缓和了一些，不像刚才，礼貌得有些生分。老那不停地拉着我说话，好像要把一生的话一个晚上说完一样。他一直在那里发感慨，回忆我们初来北京的不易。对我离开北京这事，老那很不理解，他说，王树，苦了这么多年，我们现在总算好点了，总算能想吃点什么吃点什么，想喝点什么喝点什么，想泡个小姐也不怕没钱了，你却要走了。我不想跟老那讲大道理，我也没什么大道理。我说，我腻味了。真的，我确实在这里待腻了，看起来充满希望，实际上多数是又肥又大的肥皂泡。真正的幸运儿不是没有，但我显然不是。方静很少插话，主要是听老那和我说。吃到中途，我想起了什么。我对老那说，老那，我那些画放你那儿吧。老那说，好，你放我那儿，有机会我帮你卖了。我说，也别老想着卖了，放你那儿我放心些。想了一下，又补充道，能卖就卖，别勉强。我们喝了两瓶白酒，我是彻底高了，老那可能比我好一点，他还记得去买单。出门后，老那抓着方静的手说，小方，王树可就交给你了。他说得很认真，没有一点调侃的意思。方静说，你就放心吧。一说完，可能是感觉太严肃了，方静笑了出来。老那转过身，背对着我挥了挥手，说，走啦！老那一边走一边不成腔调地唱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那一瞬间，我是真的有点感动了，我很想冲上去，抱住老那说一声“谢谢”。把画送到老那那里后，我们很快就离开北京去了海城。海城的生活比我想象的要简单一些，至少没有我想象的那么艰难。这么些年，我手里攒下了一万多块钱，方静手上也有八千多，加在一起有两万多了。两万多块钱，在海城够我们撑上一阵子的了。到了海城之后，方静开朗了很多。我们偶尔也会想起我们相遇的那个夜晚。我说，方静，你说，要是那天晚上我没碰到你，我现在干吗呢？方静说，在北京，跟老那泡在一块儿。过了一会儿，方静说，王树，我有时候也想，要是我没碰到你，我还真不知道我在干吗！这样的对话，让我们感到很温暖，好像我们都找到了我们想要找的人，好像我们漂到北京就是为了碰到一块儿。这样的日子，安静而闲适二我还没找到什么事情可干，从民间艺术社辞职后，我一直没上过班，现在去上班，我肯定已经不能适应了，也不现实。我偶尔会为我们的生活发愁。到海城后，我们交了半年的房租，买了一点简单的必需的旧家具。我重新买了画架，颜料画布这些都是不小的开销。我们只剩下一万多块钱了，我想，等我们这一万多块钱用完了怎么办呢？方静在这方面比我想得开多了，她说，总有办法的，还能饿死我们不成？我每天都睡到很晚。起床后，有时候会看到方静在阳台上晾衣服，她一边晾衣服一边唱歌，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上小书包？她那么开心，我的心情也随着方静明亮起来。我偶尔会拿方静和前妻比较，她的开朗和乐观是前妻所没有的。只是偶尔，方静也会沉默一会儿，她说她想女儿了。女儿的照片她一直带在身上，那是一个美丽的小女孩，有苹果一样的脸庞。方静很快找到了工作，在文化官教舞蹈。我不知道方静在舞蹈方面有多高的造诣，但一想到她专业舞蹈演员出身的背景，我想做个舞蹈老师对她来说应该是容易的，也是合适的。我们为方静找到工作庆祝了一下。方静说，王树，你专心画画，我养你，有我在，你饿不着。方静还想学化妆，顺便学美甲。我以为她说着玩的，但很快我就知道，她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她报名参加化妆师培训，去美甲学校学美甲。我说，方静，你这个年龄学这个是不是晚了？方静说，不，一点也不。你看，现在娱乐业这么发达，过几年，化妆师肯定吃香。你别小看美甲，你是不知道女人愿意在手上花多少钱。等我学好了，我这张脸，加上我的手艺，我就是资深化妆师、资深美甲师了。她可能想得太天真了，但她的热情却是我没有的。我得说，方静的出现，深刻而实在地改变了我的生活。我们在海城过了几个月的安稳日子。直到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个陌生的号码。电话一打通，老那的声音就传了过来。王树，老那在电话里兴奋地说，我到海城了．你在哪儿呢？和老那碰上头，我问老那，你怎么到海城了？老那说，我被遣送原籍了？我一愣说，怎么了？老那看着我说，王树，你真不知道？我说，我知道什么啊？老那指着我说，王树，发生那么大事你都不知道？你还把真把自己当个小市民了。老那说得我有点莫名其妙。是的，到了海城之后，我确实有点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意思，除开画自己的画，我觉得我跟艺术已经没什么关系了，更没有心思关心艺术圈的八卦。我到海城时间还不长，不认识几个人。老那看着我，像是看着一截朽木，老那说，王树，你太让我失望了，我一直以为你是个艺术家，但你现在确实已经是一个小市民了。我说，算了吧，我又没有说我是个艺术家。老那终于还是忍不住了。他说，王树，我又做了一个行为，牛逼的行为。老那详细地给我讲了他做的行为。这次，老那把自己脱了。由于是在公众场合，警察把老那当盲流给抓了，说有伤风化。说到这，老那几近傲慢地说，他们哪里懂什么艺术！警察是不懂艺术，但人家认定老那是耍流氓了：关进去后，老那外面的朋友想尽了办法，还是没能把老那给捞出来，老那最终被遣送回原籍。老那说，反正回家了，就顺便过来看看你。听老那说完，我觉得老那主要意图不是来看我，而是炫耀他取得的辉煌战绩。他做了个行为，然后被遣送回原籍了。遣送回原籍，在一般人看来，是件丢人的事。但在老那那儿，不是件坏事。他是因为艺术被抓的，他是为艺术献身的。在这个八卦的时代，这会成为一个事件，成为一个事件意味着受到了更多的关注，而老那所表现出来的姿态，可以理解为先锋艺术的困境，不知道会让多少艺术青年热血沸腾呢！老那，我亲爱的老那，恭喜你终于混出头了。老那说，王树，下半年我要去日本，参加一个艺术节。我说，好啊，你都国际了。老那点了点头说，也不能说是国际了，我得让老外知道，中国也有真正的先锋艺术家。老那说的时候语气非常肯定，他特别说到“先锋艺术家”，从他的神态看，你会觉得中国先锋艺术的希望就在他身上了。我看着老那，有些恍惚？尽管如此，我还是尽量配合着老那。多少人还没红就变脸，老那算是不错的了。我说，老那，什么时候回北京呢？老那说，在海城玩几天，就回北京，一堆事等着呢。我说，那是。也是奇怪，这些年来，我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凡是从外地去北京的，如果回家，再去北京，他们都不会说“去北京”，而是说“回北京”，好像北京是他们家似的。而且，几乎凡是在北京待过的，去了别的城市，总是带着权威和不可一世的表情。北京，像一只巨大的胃，把他们都消化了，成为那个巨大躯体的一部分。老那在海城玩了几天就走了。那几天，他带我见了一批海城的艺术家。大概是老那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震住了他们，或者老那“北京著名先锋艺术家”的光环过于耀眼，他们看老那的眼神充满了崇拜，带着虔诚的表情听老那讲北京艺术圈的八卦。老那见人就说，这是王树，我最好的哥们儿，他现在在海城，你们多关照他。老那说话的口气像个领导。老那走的时候，我送他去车站。临上车，老那像想起了什么似的说，对了，王树，你那些画我在想办法帮你卖，卖了我直接把钱给你汇过来。老那如果不说，我儿乎忘了这事了。我说，你放着吧，没什么的。此后大概有一两年时间，我没有见过老那。关于老那的消息却不断传到我的耳朵里，几乎所有先锋艺术网站上都有老那的名字。现在，除开《祭奠孔子》，老那的行为艺术代表作还有《婴儿》系列。留言明显分成两派，一派说老那变态，另一派则坚决支持老那，认为老那是真正的、有勇气的先锋艺术家。《婴儿》系列分为输血、哺乳、睡眠、疾病等，几乎涉及婴儿生活的各个方面。老那给婴儿输血，打扮成女人的样子给婴儿哺乳，抱着婴儿睡觉，给婴儿打针。那些眉眼还没有长清楚的婴儿，穿着鲜红的小衣服，都是死的。看到这些图片，我觉得我没什么说的。我和方静的生活过得有些规律了。按照方静的说法，我们已经具备把儿子、女儿接过来的条件。方静是个不错的化妆师，如果那时你在海城，如果你看过海城举办的汽车展、服装展，那么你会看到那些漂亮的模特，她们中最好的那些便是方静化妆的。生活真像一个梦，我们总是看不清楚。方静已经不跳舞了，她说化妆更来劲一些，人人都需要一个面具，优秀的化妆师其实是优秀的面具制造家。方静说，王树，如果从这个角度看，我也是个艺术家。我说，是，报纸上说了，人人都是艺术家。我们的开销主要靠方静赚钱，我是一个吃软饭的男人。方静一点嫌弃我的意思也没有，相反，这些年她对我的爱简直与日俱增。冬天时，早餐都是方静端到我床边的。那会儿，我觉得特别不真实，我怀疑我一直生活在梦里，我用另一种语言和世界交谈。方静对我说，你画画吧，反正你喜欢画画。那两年，我大概画了二十幅画，不算多，但也不算少。那些画放在家里，像一只只忧郁的眼睛。6老那把我惬意的生活打乱了。老那回北京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和老那失去了联系。我一直关注着他的消息，他混得是越来越好了，是著名的先锋艺术家了。行为艺术不能拍卖，但一个人有名气了，做什么事都会方便一些。我在网上看到老那的照片，他的简介上写了一大串外国艺术节的名字。看到这个，我有点气短，我连国门都没出过呢，老那不说走遍世界，起码也是去过欧美了。我觉得我们的差距越来越大。由于这个原因，我从来没有主动联系过老那，他和我已经没什么关系了。老那也没有给我打过电话，我想他大概把我给忘了。这没什么奇怪的。就在我认为我这一辈子大概不会再和老那发生什么关系时，他的电话像鬼影子一样打过来了。电话一接通，老那说，王树，找你可真不容易。我一下子没听出老那的声音。这两年，我电话换了几次号码，知道我电话的人寥寥无几。我说，你是？老那说，操，我都不认识了，老那！我说，老那啊，好久没你消息了。老那说，我还好，活着呢。我说，知道你活着，还活得挺带劲的。老那在电话里“哈哈”笑了，就是电视里伟人那种爽朗的大笑：笑完了，老那说，王树，有好事告诉你。我说，你说吧。我以为老那又有什么值得炫耀的事情了，而且肯定是特别值得炫耀的，否则他不会特地打电话给我了。老那说，你那画我帮你卖了。我愣了一下，马上明白过来了，说，卖了？老那说，卖了，你猜多少钱？我说，几千块钱吧。老那又笑了起来说，王树，我就说你是个小市民嘛，一点想象力都没有。你再猜。我又想了想，我留给老那的画，大概有十来幅吧。几万块钱吧。我懒洋洋地说，内心充满了期待，几万块钱，对我来说也挺大一数目了，再说也是意外之财。老那说，王树，三万，没想到吧。我的心跳得有点快了，三万，挺好的了。我赶紧说，谢谢你啦，老那，真是麻烦你了。老那说，王树，看你说哪去了。老那停顿了一下说，王树，我再补充一句，你心可别跳出来了。这下我笑起来了，我说，老那，我心理素质不至于这么差吧！三万块钱就能把我吓到啦？老那说，王树，我告诉你吧。老那压低声音，很神秘地说，是一幅三万块！老那一说完，我感觉我的心狂跳了起来。拿着电话的手也有点颤抖了。一幅，三万块？这太出乎意料了。我的画从来没卖过一万块呢。我一下子有点说不出话了，老那说，王树，激动了吧？我连忙说，是是是，是有点了。老那说，你先别激动，等后面的画卖了，你就有钱了。后面的画，我不指望它们全部卖出去了，要是按这个价格，能卖两三张我就知足了：老那说，王树，把地址给我，我把钱给你汇过去。方静回来后，我想着要不要把这个消息告诉她。老那的话把我的心搞乱了，我愿意相信他说的是真的，但我更怕老那在和我开玩笑。我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围着方静转：过了一会儿，方静像感觉到了什么一样说，王树，你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跟我说？我说，没有。方静说，好了，你就别骗我了。我一回来你就像条哈巴狗似的围着我转，以前哪见你这样。方静坐在沙发上，关了电视，拍了拍沙发说，坐过来说。在方静身边坐下，我脸色庄重地看着方静说，我的画卖了。方静有点摸不着头脑，她说，什么画啊？我没见你出门啊，什么时候卖的？我说，不是现在的，以前的，我们离开北京的时候留在老那那儿的。老那帮我卖了。方静说，好啊，卖了好啊。方静的表情很平静，好像那是在她意料之中的，她甚至没问一下卖了多少钱。她大概觉得也卖不了多少钱。方静的态度让我有点受伤，我装作漫不经心地说，卖了三万块呢，一幅二听我说完，方静睁大了眼睛说，一幅？三万块？我说，老那是这么说的。方静从沙发上跳了起来说，王树，我们发财啦。方静嚷着要出去吃饭，庆贺一下。晚上，我们有了一次高质量的性生活，方静和我都很兴奋，身体也变得协调了。金钱是最有力的伟哥，让我们激情澎湃。那几天，日子过得特别漫长，我主动给老那打了电话，问钱大概什么时候汇出来。我反复跟老那解释，不是我催你，最近刚好确实非常需要钱，不然的话，我才懒得问呢。我越说越心虚，老那比我干脆多了，他说，王树，你就是有点臭清高。终于，六天之后，那张可爱的草绿色的汇款单到了我手上。我看了一遍又一遍，三万块，没错，老那没有和我开玩笑。我以最快的速度冲到邮局，把汇款单换成了温暖的人民币。三万块钱让我对生活有了新的设想。既然我的画可以卖到三万块钱，那么说明我其实还是一个不错的艺术家。这个想法让我激动起来，画画的热情也高涨起来。我的状态让方静很满意。她说，王树，你本来就是一个很好的画家。手里有了点钱，我对方静说，我想租一个房子做画室，在家里画还是不方便。我雄心勃勃，觉得前途一片光明。方静对我的想法表示支持，她鼓励我说，你画吧，是金子总会发光的。那一年，老那时不时给我打个电话，告诉我又卖出了一张，然后又卖出了一张。很快，老那说，王树，画都卖完了。老那前后给我寄了三十七万。到后来，我的喜悦越来越少，似乎这一切都是我应得的。拿到j=万块时的那种喜悦荡然无存。但金钱的刺激是有力的，这一年，我画了十六幅画，超过我以往任何一年的产量。我对自己的工作成果表示满意，对我的新作充满了信心。这些画肯定比以前的好了。我没想到的是我怎么去卖它们？老那告诉我画卖完了，我还傻不拉叽地说了句，这么快？好像我留了无数幅画给老那一样。看着满画室的画，我有点手足无措了，它们摆在那儿，一分钱都换不了。没有人找我买画，在海城几年，我一张画都没有卖出去，根本就没有人知道还有个叫王树的在画画：方静回来后，我对方静说，我的画卖完了。方静说，你不是有新画吗？我叹了口气说，我哪里知道怎么卖。方静想了想说，王树，我们有多少钱？我说，四十多万吧。方静咬了一下牙说，我们开个画廊吧。开画廊？这个想法我以前有过，但一直没有实现。我们开个画廊，就卖你的画。方静说，我就不信在海城你的画就卖不出去了。在方静的鼓动下，我们开了一间画廊。方静从来都是一个行动力强悍的人，从有开画廊的构思，到画廊开张，我们前后用了不到两个月。画廊开张后，方静对我说，王树，我们的将来就看你的了。我点了点头。画廊里挂的都是我的画，《幽灵·猫》系列，这是我一年的劳动成果，也是我喜欢的画。猫是有灵性的，我喜欢画面上那些神秘飘逸的女人体，还有隐藏在暗处无所不在的幽灵般的眼睛。画廊开张两个月，一幅画也没有卖出去。看画的人也不少，但没有一个人买的。他们进来时都充满好奇，站在画前面仔细端详，像进了美术馆那样，他们大概没有在海城的画廊里见过这样的画。他们见过的画我是知道的，仿制的风景和亮晶晶的水果，以及美丽的少女。看完画，有些人会好奇地问，这些画都是你画的？我点点头，他们就用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我，好像看着一个怪物。开画廊让我发现，进画廊买画的几乎没一个懂画的。他们需要的是那种具有装饰性的仿制品。这让我很失望。两个月后，我感觉到，我的画在海城也许一幅也卖不去，永远都是。我给老那打电话，我说，老那，你帮我卖一下画吧！老那说，你不是开了画廊吗？我说，在海城我的画一张也卖不出去。老那似乎有些为难地说，王树，不是我不帮你，但我总不能帮你卖一辈子！我说，我明白。你就再帮我卖一次吧。我的语调有些低声下气。老那想了想说，王树，要不这样吧，你这些画我先买下来，找机会再帮你卖了。我说，那怎么好呢？老那说，谁让我是你哥们儿呢。想了想，老那说，这样吧，我先一幅给你两万块钱，你先给我寄五幅过来。我说，这不好吧！老那说，你就别跟我假客气了。我给老那寄了五幅画，以前画的。《幽灵·猫》系列我想让它在我手里多待一会儿。老那收到画后，很快给我寄了十万块钱。收到画后，老那打电话给我说，你这些画就算我的了。我说，随便你吧，你爱怎么处理怎么处理。老那说，好。在这件事情上，我挺感谢老那的，觉得他实在是一个仗义的人。换了是我，我是做不出这样的事情的。遗憾的是，我把老那想得太简单了。画廊的生意虽然清淡，还是得坚持下去。白天，我在画廊看店，发呆，也看看书。我拒绝画仿制品，那是对我的侮辱。我把《幽灵·猫》系列藏起来了。方静说，画廊里挂那些画确实不合适，我们还是亲民一点吧。方静用肯定的语气说，《幽灵·猫》是拿来拍卖的。我对拍卖没有信心，我从来不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我只希望日子能过得好一点，衣食无忧。你大概已经看出来了，我不是一个胸怀大志的人。如果我胸怀大志，我就不会离开北京到海城了。我画了一些静物，还有一些风景：画那些画的时候，我依然很认真，就算亲民我也得亲得有点立场，不能变成媚民。画卖得好一些了，一个月下来，大概能卖出四五幅，价格不算贵，简直可以说是便宜，一般三四千的样子。除开成本，也算能赚点钱了。方静安慰我说，王树，一切都是暂时的，总有一天，我们会好起来的。方静说得那么肯定，仿佛她已经看到了未来。画廊的处境，包括我的处境在方静的努力下，很快发生了转变。事情来得那么突然，让人猝不及防。我记得那天有很好的月光，海城是难得见到月光的，那天却奇怪地有了明亮的月光。我正在家里看书。大概十点多的样子，方静电话我说，王树，你赶紧把《幽灵·猫》搬出来。我说，干吗？方静电话里的语气很急促，你赶紧搬出来就行了，我半小时内到家。我预感有些事情要发生，而且是关于我的。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还是出乎我的意料。和方静一起回来的，还有一个香港的歌星，他太出名了，我就不提他的名字了，我们称他为×先生吧。看到×先生，我愣了一下，我不明白方静想干什么。方静热情地对×先生说，这是我先生，他是个画家。×先生和我握了一下手说，很高兴见到你。说完，饶有兴趣地看着我的画，我跟在后面，有些莫名其妙。看完画，×先生说，王树先生，我很喜欢你的画，我觉得你是一个了不起的画家。我说，谢谢。方静大方地说，你喜欢哪幅，我们送给你。×先生说，那怎么好意思！方静说，你能喜欢，是我们的荣幸。我正想说点什么，方静转过身望着我，眼里充满暗示地说，是吧？我只能点点头说，是的，是的。×先生的眼光落在我最喜欢的一幅上，我的心跳得厉害。方静看出了×先生的意思，她说，要不这幅？×先生说，太谢谢了，我很喜欢这幅，我要把它挂在我家里。接着，×先生对我说，王树先生，你完全可以去香港搞一个匦展，我的公司也做一些文化的。把×先生送回酒店后，我生气地对方静说，你干吗呢？你怎么可以把我的画随便送人？方静说，王树，很多东西你不懂。你的画卖不动不是你画得不好，而是没有人欣赏你。我说，他欣赏有什么用，他懂画吗？方静冷静地说，他可能没有你懂，但他有影响力。再说了，他以前也学过画画的，他是真的爱画，不然也不会跟我过来了。我还是不明白。方静看着我说，过段时间你会明白的。×先生的个唱在海城开得很成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先生说，我很高兴来到海城，这里有热情的歌迷，我有回家的感觉。记者问，你对海城有什么印象？×先生说，我觉得海城是一个很有文化的城市，我喜欢有文化的城市。记者问，你平时有什么爱好？×先生说，你们可能都不知道，我小时候学过画画，我一直很喜欢画画。记者问，那你喜欢哪些画家的作品？×先生突然说，你们海城有一位叫王树的画家，我很喜欢他的作品。记者愣了一下说，王树？×先生接着说，我觉得他是一个了不起的画家。看到新闻，我终于明白了方静的意思。她通过这个渠道，让海城知道了我。×先生离开海城后，我接受了一系列的采访，我的照片和《幽灵·猫》系列占据了文化版大量的版面。很快，我的各种八卦消息也出现在报纸上。我一转眼成了海城的文化名人。让我感动的是，×先生在别的城市很多场合也说，我喜欢画画，我喜欢王树的作品。方静敏感地抓住了这个机会。她说，画廊里的那些静物和风景可以撤下来了，现在到了把《幽灵·猫》系列和其他的画挂上去的时候了。标价时，方静果断地标了十万一幅，并且请了工人。她说，你现在不适合坐在画廊里了。她还在画廊里装了自动报警系统，煞有其事的样子。方静说，王树，一切才刚刚开始？直到这个时候，方静才告诉我，她约到×先生完全是一个意外。她给×先生补妆，×先生很满意，便和她聊了会儿天。方静告诉×先生，我先生是个了不起的画家，我受了他的影响。然后客套地说，如果你有时间，我可以带你去看看他的画。她以为×先生肯定不会去的，他那么忙，一堆采访在等着。没想到×先生吃完饭后，主动打电话给她，说想看看我的画。方静说，他可能是真的喜欢画的。至于×先生后来对记者说，我喜欢王树的画，则属于意外中的意外。我忙了起来，忙不是我喜欢的状态。几乎每个晚上，方静都拉着我出门，认识各种各样的人，在各种场合说着言不由衷的话，我们握手，吃饭，互相恭维。方静对我的衣着也注意起来，她说，你现在得像个艺术家。她给我买了石楠根烟斗，那种带过滤嘴的卷烟公众场合不抽了。然而，我记不住那么多人的名字和样子。有些人前几天碰到过，再碰到时，他们热情地和我打招呼，我却一点印象也没有。这太尴尬了。让我想不到的是，我的健忘却造成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他们笑哈哈地说，没关系，没关系，艺术家都是这样的。世界太荒诞了，大家都像优秀的演员，过着不知所终的生活，、我记得读过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国家电视台的播音员。她和丈夫出门时遭遇了车祸，丈夫轻伤，儿子重伤，她一点事也没有，在医院她哭得死去活来。但一回到电视台，她换上了另一副面孔。丈夫在电视里看到的妻子，语速正常，从她的脸上看不到哪怕一丝悲伤。丈夫产生了极度的迷惑，他不知道他究竟活在妻子的哪幅面具里。他们最终还是离婚了。此时，我觉得我也戴着厚重的面具，方静也是。方静说过，其实优秀的化妆师也是艺术家，他们是面具制造家，给了我们另一幅面孔。回到家，看着我的那些画，我时常有沮丧感。这些画从来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它们一直在那里，但几个月前，它们连五千块钱都卖不到，现在，可能值几万了．再以后，谁知道得多少钱？这太荒诞了。我需要的真的是艺术？这是不是一个幌子？我画那些画时干净的心态已经没有了。喧哗让我产生焦虑，我需要钱，但我不喜欢生活中过快的变化，过快的变化让人产生不真实感，轻浮，像一片树叶，无法控制方向。对这些变化，方静是满意的。她说，好日子就要来了！即使这样的生活也没有长久。有一天，方静回来的时候怒气冲冲，我说怎么了？方静说，怎么了？你被人骗了。我说，谁骗我了？方静把一本杂志扔到我面前说，你自己看吧。那是一本时尚杂志，经常有些关于先锋艺术的报道。我翻开杂志，看到了老那，还有两幅我熟悉的画。我明白了。方静气愤地说，老那怎么可以这样，他怎么可以这样？是的，老那是有些过分了。他把我寄给他的画归到了他的名下。方静说，王树，这事不能就这样算了。我说，那你想怎样？方静说，我要告他！他骗了你的画，他拿那些画卖了大把的钱。想了想，我说，算了吧！方静说，王树，怎么能算了，他骗了你。我说，我知道，但他也帮过我。方静看着我说，王树，我越来越不能理解你了。那天晚上，我在书房待了很长时间，关着门。我在书房里抽烟，抽得满屋子的烟雾，弥漫的烟雾把我的眼泪都呛出来了，这让我舒服了一些。我心里说，老那，我们的友谊到此结束了。想到这个，我有些难受。老那，我们有那么多共同的过去，然而，就这样结束了。你让我还能相信谁？这太残忍了。出了这件事后，方静当了我的经纪人，我所有的画都由她处理。她整天很忙，利用她的交际圈介绍潜在的客户。她的努力取得了效果，我的画价明显地上去了。方静对画廊的业务充满了信心，并且将业务范围进一步扩大。她签了六个刚从美院毕业的年轻画家。她一年给那些年轻的画家五万块钱，拿十幅画。对刚从美院毕业的年轻画家来说，这个条件不算太苛刻。起码，他们可以安心画画了，而不用担心生活。五万块钱，一年的生活是绰绰有余了。合同签了三年。为了签这些年轻的画家，方静费尽了心思。她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各大美院举办毕业画展的时问，从一个城市飞到另一个城市、我跟在她身边，提供技术指导。我选好人后，方静就通过美院的老师打听这些学生的消息，然后找人，看画。遇到合适的就签下来。方静说，王树，如果我们一年签三个，十年就是三十个。我们会有几百幅画。这三十个人，只要有一个人成名，我们所有的投资一幅画就可以赚回来了。方静的梦想不是没有依据。那时候，如果你手上有二百万，几乎可以把艺术圈稍微有点名气的画家整个买一遍。几年之后，艺术市场的疯狂是谁也没有想到的，二百万，别说买一遍了，买一张名家草稿都难了。实际上，就算这些年轻的画家都没有成名，也可以以一万一幅的价格把这些画卖出去。方静的精明是我没想到的，也许她一直如此，只是我没有发觉而已。我越来越不习惯这样的生活，这不是我想要的。你们都知道，我是一个胸无大志的人。对我来说，只要吃饱喝足也就行了。太复杂的事情，我干不来的。在方静的驱使下，我觉得生活太复杂了，复杂得让我不想参与其中。然而，我们两人是一个系统，我是连在其中的一个零件，方静在疯狂地转动，我不可能真正地停下来。后来我拒绝参加方静的活动，她在活动中如此自如，似乎她生来就是属于那里的，我不行：他们是一条条的鱼，我只是一个陆地动物，进入他们的水域，我会被淹死。事情的发展已经不是我能控制的了，我只能控制我自己。方静出门后，我也会出门，换一身衣服，在海城，我没什么朋友，但这有什么关系。我会随便找一个路边的烧烤店坐下来，喝两杯啤酒，看着周围和我一样的人。他们吃韭菜，烤鱿鱼，大声说话，光着膀子二他们的脸红红的．带着满足的神情。我能想象他们的生活，不会太富足，但游刃有余：活到这个样子也就行啦。在他们看来，我大概也一样。喝多了后，我会加入某一张桌子，挨着他们坐下来。奇怪，我从来没有被人驱逐过，更没有发生报纸上说的那种暴力事件，他们都豪爽而和善。这样的生活让我觉得轻松一对不起，方静，我大概不是一个可以上台面的人，所以我成不了老那，我也当不了大师，你就让我当一个小市民吧，你就让我无所事事吧！就在那些酒桌上，我还交了一个朋友，他是个火车司机。熟悉后，我还邀请他到我的画室看我的画。火车司机对我的画一点兴趣也没有。他说，王树，你这些画太不好看了，你画点好看的嘛！我说，要怎样才好看？火车司机的眼睛闪亮起来，他说，你看过A片没？你就画那种，肯定好多人喜欢的。我看电视上那些画家都是画那种的，你这种不行。火车司机说得非常肯定。看完画，火车司机说，你会画人不？你要是会画人，你给我画一个吧！我说，你想画什么样的？光屁股的？火车司机连连摇头说，那可不行，挂在家里，儿子老婆看到了不好，你给我画个像吧，我请你喝酒：我说好。给火车司机画像那段日子，我的积极性彻底调动起来了？火车司机隔天打个电话给我，问，像画好了没？我说，没呢。火车司机就说，老王，你水平太差了，街上那些画像的半个小时就画好了，你都折腾几天了。我说，那是，你等等嘛！给火车司机画像，让我觉得快乐。大概忙了半个月，我给火车司机打电话说，像画好了。火车司机说，好，那好，我晚上过来拿，我在开火车呢。我说，不用你拿了，你回来了电话我，我给你拿出来。火车司机说，那好，我请你喝酒！等火车司机回来，约好地方，我抱着画像就出门了。方静问我，王树，你抱着画干吗呢？我说，出去喝酒。方静说，喝酒你抱着画干吗？我说，我给一朋友画的。方静眉头皱了一下说，朋友？没听说你在海城有朋友啊，他干吗的？我笑了起来说，他开火车。方静也笑了起来，她大概以为我说的是假的。赶到火车司机说好的地方，已经有了六七个人。见我到了，火车司机热情地站起来，给大家介绍道，这是我朋友，画家。我有点不好意思。火车司机对他那些朋友说，他给我画了个像。说完，用鼓励的眼神看着我说，老王，你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嘛。我把画拿出来，举了起来。他们看了一会儿，用疑惑的眼神看着我。我说，怎么了？他们说，不像，不像。火车司机看了看画像，突然笑了起来说，老王，我就说你嘛，你不会画人，画得都不像我嘛！火车司机又说，老王，你是个什么画家嘛，搞不好是个水货。一桌子人都笑了，他们说，老王都来了，喝酒嘛！我把画放在边上。喝了一会儿，火车司机突然对我说，老王，我觉得你这画有名堂。我说，什么名堂？火车司机想了想说，我说不大清楚。你说这画像吧，乍一看，是不像。仔细一看，那神态，越看越像。火车司机揉了揉眼睛说，我不是喝得眼花了吧。说完，火车司机对桌子上的人说，你们再看看，看画得像不像嘛！桌上的人扫了一眼，都说，不像，不像，哪里像嘛，耳朵都画偏了。喝完酒，火车司机抱起画说，老王，我要拿到我家里挂起来，我死了，当遗像。我笑哈哈地说，那哪里当得起！那段日子，方静也没有闲着，她策划了我的展览，在香港。我对方静的能力是越来越佩服了，她的交际范围和视野迅速地扩大。海城，已经不在她的视野之内了。她说，先进香港，然后走向国际。她拿我的画参加各种展览，她说，这是一个眼球经济的时代，你只有获得更多的关注，才可能有更广大的市场。香港的展览搞得很成功，方静找到了×先生。在我的展览上，×先生再次表达了对《幽灵·猫》的赞美，他说那些画体现了人类灵魂深处的孤独。展览搞完，方静没有经过我的允许便把《幽灵·猫》系列卖给了×先生。方静告诉我消息时，我有些气急败坏，我说，方静，你越来越过分了，你知道我喜欢那些画。方静说，王树，你还可以画，我说，你卖那些画，你能卖多少钱？方静说，王树，你太天真了，这不是钱的问题。以后你会明白的。我说，我不明白！方静摸了摸我的脸说，王树，你太单纯了，你像一个孩子。你知道我为什么爱你吗？你太干净了。过了一会儿，方静又说，王树，你必须有个人帮你，这个人是我。说完，亲了亲我的嘴。我的那些画，很快出现在了香港一间著名的拍卖行。成交价让我目瞪口呆，单我送给×先生的那幅就拍到了二百四十万港币。方静给我看新闻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那画还是我画的吗？方静用鼠标拉了一下“二百四十万”得意地说，王树，看到了吗？二百四十万。我说，疯了，全世界都疯了。方静笑了笑说，没疯，只是你不明白。说完，问我，你知道谁买的吗？我说，我怎么会知道。方静嘴里吐出一个名字，是×先生。我更不明白了，我说，那画不是送给他了吗？方静伸出手，打了一个“V”字形的手势说，王树，这叫双赢，很快你就明白了。中国大陆画家在香港单幅拍出二百四十万的消息很快传播开来，各大报纸都在疯炒这个消息。二百四十万现在已经不算什么了，在那个时代却是个了不起的事。那会儿，徐悲鸿、张大干也才三四百万呢：动不动上千万，那是后来的事。我在海城的生活也被彻底改变了，全国各地媒体的电话不断打进来，问我有什么感受？我能有什么感受，我能说什么？难道我有勇气告诉他们，那幅画其实是我送给×先生的，然后他找人拿去拍卖，然后自己又买回去了？我什么都不能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幅画被吹得天花乱坠，而我却无能为力，实际上，它和我已经没什么关系了。方静说的没错，我很快就明白了。×先生拍下那幅画不久，那张画就进了另一间拍卖行，拍出了更高的价格，这次买主不是×先生。他们是在做一个局，一个“天价骗局”，而我只是这个骗局中最开始的一环，也是最不重要的一环。画画原本是一种享受，但现在，对我来说，是一种折磨。我不想画画了，觉得画画一点意思也没有．进了画室，我不知道干什么好。方静说，王树，你再画一些《幽灵·猫》吧，你要画出自己的风格来。风格，什么叫风格，再画一些《幽灵·猫》就是风格？我不相信，那不过是一个符号罢了。然而我知道，艺术一旦进人市场，很多时候风格就等同于符号。比如，徐悲鸿的马，齐白石的虾，黄胄的驴，对大多数人来说，对他们的了解仅限于此。我不想做一个符号化的画家，那一点意思也没有。方静说，王树，你要让人记得你，你的作品中必须有个性化的符号。这个想法让我觉得艰难：我不是不能画那样的画，如果愿意，我可以复制出一大堆来，这有什么难的呢？但有意思吗？生活不是有不有意思的问题，问题是我们必须妥协，如果不妥协，就要承担后果，承担后果是要有勇气的。我拿着画笔，面对画布，想找到以前的感觉。但是，真的，已经找不到了。拍卖的成功也让我失去了火车司机。他再次打电话给我时，语气客气起来了，他说，老王，不，王老师，你有没有空，我想请你吃个饭，看你有没有时间。我陡然觉得悲凉，我说，有事吗？他说，也没什么事，就是想请你吃个饭。你看，我也看过报纸了，以前我不知道你是个大画家，你看，你看——他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我说，我请你吧。他坚决要请我，而且选了海城最好的酒店。我说，我们去烧烤就可以了。他连忙说，那怎么可以，你这样的人怎么可以去那样的地方。约好时间地点，我一进房间，他就恭敬地站了起来说，王老师，你来了。我一坐下，他把烟就递过来了。那顿饭，吃得我很难受，火车司机说在报纸上看到我的报道了，知道我是个大画家，以前他是有眼不识泰山。吃饭时，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完全没有以前的感觉，他很紧张，而我很别扭。快吃完时，火车司机说，王老师，我有个请求，我知道不合适，但是……我说，你说吧！火车司机说，你看，你不是送了一幅画给我吗？你想，我要说那幅画是你送我的，肯定没人相信，你能不能在画上给签个名？我说，好。接着，火车司机又说，王老师，你能不能写张条子，说明这画是你送给我的，是真品。我身上有点凉，还是点了点头。火车司机连忙拿出画，一边打开一边说，实在不好意思，实在不好意思。我看了看画，画面有点脏了，有烟熏火燎的痕迹，这画已经废了。但我还是在画布背面签上了我的名字，给他写了一张纸条。从酒店出来，我知道我和他之间的友谊也完了。7还是说说苑城吧，我愿意说说苑城。苑城是一个沿海的小城市，有常青的树木。我喜欢苑城的冬天，这里的冬天也是温暖的，有弯曲的海岸线。我们离开海城后，就到了苑城。这是一个新的城市，充满活力，却又是安静的。一到傍晚，路上的行人就少了，灯光亮了起来。我写了一系列的苑城故事，通过这些故事，我发现我依然年轻，单纯得像个孩子，我总是在做梦。而我的身体却在不断地衰老，我的头发和胡子白了。我养了一条狗，叫它“西卡”。我养它的第一天，它已经很大了，具体多大，我不知道。我给西卡讲过很多故事，它可能听懂了，也可能没有。艾丽看过我写的故事，她在电话里对我说，老王，你应该是一个挺好的作家，我觉得你比我还小。我写了这些故事，故事里的苑城不是我生活的苑城，它有黄城的影子，我不喜欢那个城市，但也没办法忘了它。如果你有兴趣，不妨读读这些故事，如果没兴趣跳过去就行了。苑城故事一：阳光灿烂的下午雅戈在吃一只牛奶雪糕的时候突然想起了那个死去的男人，她拉了拉帽子，试图把嘴巴挡住。雪糕奶白的乳汁从雅戈的嘴唇上流了下来。她有点想哭，于是看了看身边的那个男人。他在看一本很厚的杂志，封面是一个很大的女人，乳房露出了大半。她本来想告诉他，请不要在她的面前欣赏另一个女人的乳房，即使这个女人在他的生活中并不存在。但没有说出来。一个和生活无关的乳房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呢？雅戈不太明白。这个男人是她的男人，她的丈夫，一个记者。总是很忙，习惯在雅戈睡着的时候爬上她的床，然后将充斥着汗味的身体慢慢地贴过来，然后伸手，把雅戈抱住。一个下午，雅戈就那么坐着，想一些事情，比如那个已经死去的男人。如果他还活着，应该有三十五岁了，正是壮年。雅戈想起他的脸，淡淡的，跟一根烟丝的味道相似。雅戈低头看了看自己，夏天的裙子很薄，赤裸裸的大腿在裙子的掩遮下也略微显得有些肥硕，但感觉还是很均匀。作为一个成熟的女人，雅戈对自己的身体没有太高的要求，她觉得她的皮肤还是很紧，摸起来手感很好，大大胜过那些青涩的少女。那些骄傲的少女们，她想，大概还算不得女人的，她们甚至还没有了解女人的身体。不过，他大概是不会喜欢的吧？他的记忆永远停在了过去，那个时候，雅戈也是一只青苹果。雅戈想，但他已经死了，什么也看不见。整个下午雅戈都在想这个事情。二十年前，她十四岁，情窦初开，她看见一个男人向她走过来，伸出一只手，她把她的手放在那只手上，那只手很柔软。就像一只面包，雅戈想。她把手放在那个男人的手里，六年或者五年，雅戈自己都觉得有些模糊了。她有点想哭，她曾经那么热烈地爱过那个男人，但是现在她居然连他的样子也想不起来了，或者说已经模糊了。她想起了一本书上说的，有很多的信丢失在路上，因此邮路上有着无数的已经死亡的秘密，而这些秘密从来无人知晓。那个死去的男人，就像一封在她的少女时代寄出的一封信，这封信还没有到她的手上就已经丢失了，她的秘密也随之死亡，她有无数的秘密在时间这条长长的邮路上丢失了。雪糕都化了。雅戈看见她的男人抬起头看了看她，然后把手里的书合上。他走过来，摸了摸雅戈的额头说，你又在想事情了，想什么呢？雅戈说没什么，真的，什么都没有，就瞎想想。他说，我去给你倒杯茶吧。雅戈说不用了，就这样坐着就很好。停了一会儿，男人说，晚上吃什么呢？雅戈说，随便，你想吃什么呢？男人说随便。雅戈皱了皱眉头说，那就随便好了。男人拿起书，继续慢慢地看。雅戈看见阳光的影子慢慢地挪了过去。能够用一个下午的时间来想点事情，这样的机会对雅戈来说并不多。丈夫很忙，却从来看不见他到底在做点什么。有一天，雅戈对丈夫说，你整天都干了点什么呢？你似乎什么都没有干。丈夫笑了笑，然后很认真地想了想，说，我好像是什么都没干，但又似乎干了很多事情，我都不知道干了点什么。丈夫笑的时候露出洁白的牙齿。这个和他很像，雅戈记得他是有洁白的牙齿的。雅戈喜欢牙齿洁白的男人，包括牙齿的背面。在很多年前，雅戈曾经遇到一个很风趣的男人。整个晚上，他都在给雅戈讲笑话，说实话，他的笑话讲得实在不错。他们喝了很多红酒，还有啤酒。后来，那个男人说，我带你去兜兜风吧。雅戈说好。他们把车子开出城区，在一个湖边停了下来。风很凉，星星似乎还很多。那个男人朝雅戈一步步地走过来，他的眼睛闪亮着。雅戈能读懂他眼睛里的意思。不过，在这样一个晚上，来点顺理成章的艳遇也不错。那个时候雅戈还没有结婚，一个没结婚的女人，还完全属于自己，她有支配自己的权利。男人走过来的时候，雅戈是带着笑的，然后她感觉到了热烈的呼吸。接着，她看见了那个男人的牙齿，有些发黄，看到牙齿的背面的时候，雅戈果断地终止了这次未遂的接吻。即使在并不明亮的月光下，雅戈依然看见了这个风趣的男人牙齿背后黑色的污垢。她想，她是断然不会跟牙齿发黑的男人接吻的，即使这个男人再有趣。回来的时候，男人一言不发。分手的时候，男人问“为什么呢”，雅戈笑了。他坚持问“为什么呢”，雅戈低下头说了声“牙齿”，转身就走了，她听见车门“哐”的一声关上了。想起晚餐，雅戈感觉有些无味，她不知道自己想吃点什么，而她的男人也说随便，这使得晚餐的计划无所适从，也许吃点面条也不错。雅戈想起来，前天她买回来的，大堆大堆的面条，很细，很均匀，应该味道很好。既然是下午，还是享受一下阳光吧。雅戈把裙子下摆收拾了一下，以便尽量遮住她裸露的大腿，然后躺了下来。闭上眼睛，那个死去的男人的模糊面孔又浮现上来。苑城故事二：猜火车的少女雅戈在苑城念书，结婚，她的生活一直是以苑城为中心，用一个不大的半径画圆。初中，雅戈在一个普通中学读的，学校外面总有卖陈皮和雪糕的小贩，有时候晚上还有卖炸土豆的。雅戈很喜欢其中一个小贩的陈皮，那是一个女人，脸上皱巴巴的，她的陈皮很软，却很有韧性，甜里带着复杂的酸。雅戈喜欢这种味道。后来雅戈看过一个牛奶的广告，广告词写着“和初恋的味道一样”。雅戈想不起来那种牌子的牛奶的味道了，如果要给初恋一个味道的话，雅戈愿意说初恋是一块陈皮，而且是初中时学校门口的那种。雅戈现在不吃陈皮了，那是小孩的食物。在雅戈读书的初中后面，是一条铁路，上课的时候经常听着火车“喀哒喀哒”地开过去。雅戈上课常常走神，她喜欢火车“喀哒喀哒”的声音。初中是经常不上课的，雅戈就顺着铁路回来。铁路上总是有黑黑的煤渣，还有在铁路边上捡煤渣的女人。少女时代的雅戈想如果有一天，我也开始捡煤渣了，我宁愿把自己杀了。雅戈家里是有人捡煤渣的，她的妈妈。她家里烧水做饭都是妈妈捡的煤渣，雅戈因此有些看不起妈妈，她觉得妈妈是一个不幸福的女人，爸爸是一个窝囊的男人，一个男人连自己的女人都照顾不好真丢脸，雅戈也看不起爸爸。每天雅戈洗澡的时候，都有些别扭，甚至觉得水都是有些黑的。雅戈的妈妈经常得意地对雅戈说，你看，我又捡了两口袋的煤渣，又可以烧半个月了。雅戈家只在晚上烧煤，因为洗澡洗脸都要很多水。雅戈不喜欢妈妈用黑黑的手去洗菜做饭，所以她吃饭的速度一直很快。雅戈经常一个人顺着铁路走，铁路那么长，怎么走都走不完。雅戈想我总有一天要走到尽头去，看看那里到底有些什么。苑城的少女雅戈没想过北京或者上海，那太遥远了。初三的时候，雅戈的爸爸死了，这个老头死于酗酒，他喝了一辈子的酒，终于死了，死的时候身上还充斥着浓烈的酒气。对于爸爸的死，雅戈并没有觉得很难过，这让她觉得自己很没有良心。爸爸活着的时候，喝醉之后就抱着妈妈亲，也不管雅戈在不在。有一次，甚至还当着雅戈的面脱妈妈的裤子。这样一个酒鬼，死去或者活着，雅戈都不在意。妈妈却一直哭，很快就老了。爸爸活着的时候，雅戈睡觉从来都把门关得很死，她不知道她是在害怕点什么。雅戈，你快点长大，找个有钱的人做老公，你爸爸就天天有好酒喝了！爸爸常常对她这么说。十四岁那年，雅戈洗澡的时候，爸爸醉醺醺地冲进来。雅戈害怕得缩成一团，她一动不敢动，甚至连叫都不敢。雅戈洗完澡的时候回房间，听见爸爸咬牙切齿地对妈妈说，他娘的，雅戈的奶子跟你的差不多大了！都不晓得哪个小狗日的有福气啃。雅戈的脸刷地就红了，跑回自己的房间，心还“怦怦”地跳。她认定爸爸是个流氓。爸爸死后，雅戈又因为妈妈而变得难以安宁。十五岁的雅戈不喜欢做作业，不喜欢小动物。她喜欢火车，火车“喀哒喀哒”地开过去，还呼着大白气，雅戈觉得很神气。常常在小站停车的火车司机很喜欢雅戈，那是货车，黑乎乎的，车厢里装的都是煤。火车司机是在偶然的情况下知道有个女孩一直在看自己的。他对雅戈说，丫头，看什么呢？雅戈惊讶地说，你会开火车吗？火车司机笑着说，我是司机，我当然会开火车了。雅戈的眼睛里就生出很多崇拜来。后来，火车司机邀请雅戈参观了火车头：火车司机告诉雅戈他们这趟车是从苑城到北溟的，就是把苑城的煤运到北溟去。雅戈问他北溟在什么地方，司机说北溟离苑城有一千三百公里，开火车要开两天。开火车都要两天，这是雅戈连想都想不到的地方。雅戈问火车司机你能带我去吗？火车司机说等你长大了，你自己就可以去了。火车司机告诉雅戈，北溟是一个很美丽的城市，有世界上最美丽的海岸线。不过，火车司机挠了挠头说其实他也没有去过海边，他只是听北溟的人说北溟有世界上最美丽的海岸线，他的火车在北溟只停一天，一般他都在睡觉。雅戈说要是我，我就不睡觉，我做梦都梦见过海呢。火车司机不好意思地说，我和你不一样，你还小。雅戈想，这和大小有什么关系呢？认识火车司机之后，雅戈常常去站台。每隔大约半个月，雅戈就可以看见火车司机一次。后来，火车司机还给雅戈带了一个粉红色的海螺。他把海螺送给雅戈的时候说，我还是没去海边，原来海离北溟还有很远．不过海螺在北溟的街上到处都是，他就买了一个回来。那该是一个怎样的城市啊，街上到处都有海螺。最后一次见到火车司机的时候，火车司机对雅戈说，小丫头，我要走啦，我要离开苑城了，我去北溟！雅戈说那你就可以看到海了。火车司机说，嗯，我想我是会看到海的。火车司机抱了抱雅戈，还在雅戈的额头上亲了一下。雅戈看见火车司机的脸一下子红了，雅戈突然发现火车司机其实很好看，眼睛很大，炯炯有神，眉毛都是飞扬着的。火车司机走了之后，雅戈就再也没看到火车司机，连苑城到北溟的那趟火车似乎都消失了。火车开往远方，雅戈生活在苑城。8画廊门口有两棵高大的梧桐树，叶子茂密，一到春天，到处飘着黄褐色的绒毛，落到衣服里，或者眼睛里，很痒。如果是夏天，茂密的树叶把道路完全遮盖了，道路变得甜美。从画廊里走出来，看到的梧桐树就不是两棵，而是很多棵，这一条路上都是梧桐树。道路不宽，这是一条悠闲的街道。顺着这条马路出去，是著名的使馆区，有很多三十年代的建筑。到了晚上，这条路热闹起来。现在还是白天，我坐在画廊里，什么都没干，也不想干。画廊里挂的画都是方静签的那些年轻画家的，我的画很少出现在画廊里了。看店的人已经换了，现在是王约，我儿子。他高中毕业，考了一个三流大学。他不想复读，他说，就算再读一年考上好大学了，我也不读的。我爸给我打电话，他说，王树，你管管你儿子吧，这么多年了，也该你操操心了。为了这事，我回了黄城。儿子坐在我对面，看着他，我觉得很陌生。我不可能不陌生，从三岁那年起，我一年见过他几次？儿子看着我，没一点惭愧的表情。我说，王约，你是不是真不想读书了？你要是想读书，我把你带到海城读。他说，读不读就这么回事吧。他说话的样子懒洋洋的。我爸看着我说，王树，儿子我替你养那么大了，剩下的事我不管了，我老了。我爸对王约不读书这事是有意见的。以前，他对我失望，虽然我画画他不反对，但从心里说，他还是希望我成为一个知识分子，做一个画家在他看来，有点不务正业。他把我放弃了，希望落在了王约身上，没想到王约比我更不成器。等我爸出了房间，我对王约说，王约，这就我们俩了，你有什么想法说出来吧。王约看了我一眼，带着挑衅的口气说，我能抽根烟吗？我愣了一下，说，行！说完，从口袋里掏出包烟，抽出一根递给他。王约看了一眼说，我不抽你的，我抽我自己的。王约拿烟的样子很笨拙，他用拇指和食指捏着烟，吸了一口，然后长长地吐出来。他努力想让自己表现得成熟一点，具备和我对抗的能力，至少在姿态上如此。他毕竟太年轻了，等他抽了两口，我说，现在可以说了吧？王约说，上不上大学不就那么回事，你上大学了，还不是分配去画灯笼？我说，我那年代和你现在不一样，你现在不上大学，寸步难行。我说得那么假，连我自己都不相信。王约说，我不这么觉得。我和王约说话很少，他对我的态度一直是冷淡的。他长这么大，我从来没有这么严肃地和他说过话，气氛也让我不习惯。我能说什么呢？行使我作为父亲的权力，要求王约考一个好大学，考清华，上北大，然后出来找个漂亮媳妇？这有意思吗？没意思，既然没意思，那也就这么回事了。王约说得也不错。想到这，我说，你不读书也行，那你想干点什么？王约还是懒洋洋的，他说，我哪知道。我笑了起来，一把把他手上的烟夺过来，扔在地上说，你跟我去海城吧！和王约回了海城。屋子里多了一个人，我们三个人都觉得不自在。王约是我儿子，但和我在一起的时间太少了，实际上等于是个陌生人。对方静来说，王约的出现也打乱了她的生活。以前就我们俩时，她上厕所都不关门。洗完澡，穿着内衣就出来了，有时候还是裸的。现在，这些习惯都得改，不改不行。王约很少出房间，偶尔出来也是上厕所，或者走到我面前说，给我包烟吧！他连“爸”都省了。我觉得不对劲，想和他深入交流一下。我想对他说，王约，我是你爸，我们在一起得像一家人。然而，一站到王约面前，我什么都说不了。我说，王约，干吗呢？王约头都不抬一下。我在他房间里溜达一圈，就出去了，没趣得很。一直到了第四天，还是第五天，王约终于主动找我说话了，他说，你喜欢方静吗？我说喜欢啊。王约摇了摇头说，我觉得你不喜欢她！我说，怎么说？他说，你们俩看着别扭。你太不实在，她太实在。我心里“咯噔”了一下，这才几天，他就说出这样的话来了。我以为这几天，他什么都没干，原来他是在观察我们。我说，这也没什么，人和人是不一样的。王约“哦”了一下。我说，王约，你说，你到底想干吗？王约在我面前坐了下来，他从我的烟盒里拿了根烟说，我也不知道我想干吗，真不知道，我骗你是小狗，我觉得生活挺没意思的。我皱了一下眉头说，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他说，真有意思吗？我咬着牙点了点头说，挺有意思的。他说，那是你觉得有意思，我觉得没意思。我说，那你也太不积极了，年轻人得积极点。他说，那是不是老了就可以不积极了？我说，老了就没那么积极了，看淡了。他说，那还是没意思。我觉得再这样讨论下去，就真的没意思了。我换了个话题，我说，你总有喜欢的东西吧？王约想了想，很艰难地说，写字吧！我说，写文章？他说，不是，就是写字。说完，做了个写字的手势。我说，书法？他说，也不是书法，就是随便写写。我觉得写字还有点意思。我说，那也挺好的，有喜欢的东西总是好的。想了想，我说，要不你去学书法吧，我给你找个老师。他说，那就没意思了，我只是喜欢写字，写得好不好看，那就另说了，要当个专业去学，那就没意思了。我感觉这对话没法进行了，还是硬着头皮说，你喜欢写毛笔字不？他说，写，都写。我说，那我看看你写字吧。家里没有宣纸，我找了几张报纸，倒了墨水，找了根毛笔说，你写几个字给我看看。王约说，真写？我说，写字嘛．还有真写假写的。王约拿起毛笔，蘸了墨水说，那我真写了。我说，你写吧！他说，你可别失望。我说不失望。王约提笔写了几个字，他写得太难看了，完全没经过任何训练。说实话，小学生写的字也比他写得漂亮。他写了“无欲则刚”四个字，四个字紧紧地挤成一团，横不是横，竖不是竖的，活像四团黑糊糊的牛屎。王约看了我一眼说，失望了吧？我老实地说，有点。王约说，我都说了，我只是喜欢写字，写得不好。我说，也好，有点爱好总是好的。尽管如此，我还是给王约买了上好的宣纸和毛笔。我把纸和笔给王约时，王约看了一眼说，浪费了。此后很多天，王约一直在家里写字，他写得很投入，没日没夜的。遗憾的是，他写得真的不好。他写他的，他喜欢就行了。我没去看王约写了什么。看过他的“无欲则刚”，我知道他这辈子不可能在书法上有什么造诣。王约除开写毛笔字，还写钢笔。用的是A4的打印纸，他拿铅笔在上面划格子，画得方方正正。格子很小，王约的字更小，猥琐地缩在格子里。方静似乎有些忌讳王约，她说，王树，王约没问题吧？我说，小孩子，总有段别扭的日子。